國有經濟如何影響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

劉長庚,黃 妍,王宇航

(1.湘潭大學 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湖南財政經濟學院 經濟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一、引言

勞資分配是收入分配研究領域的重要方面,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可能會帶來居民消費不足,人力資本投入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1]113-126不利于經濟社會健康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梢?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是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增進全體人民福祉,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都出現明顯下降,[2]879-907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也從1990年的53.42%下降到2007年的42.86%,(1)數據來源:依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省收入法GDP數據計算所得。這一現象引發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現階段,學者們主要從產業結構、[3]609-632經濟全球化、[4]22-31,[5]1189-1210技術進步、[6]781-809金融發展[7]29-42等視角對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原因展開研究。此外,所有制結構也是影響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重要方面。在微觀方面,學者們發現,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有更高的勞動收入份額,且隨著國有股權比重的上升,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也隨之提高。[8]24-33對于這一現象,杜鵬程等(2022)認為,優厚的福利待遇可能是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更高的原因。[9]85-110而國有企業改制會降低勞動者議價能力,造成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下降。[10]69-82相反,王藝明等(2021)認為,勞動生產率提升是國有企業改制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11]27-43在宏觀方面,學者們發現,國有經濟比重與地區勞動收入份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12]34-49國有經濟比重下降是造成我國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事實上,如果存在國有企業有更高勞動收入份額的特征,無論其微觀機制如何,都可以直接加總到宏觀層面,得出國有經濟比重與宏觀勞動收入份額呈正相關關系的結論,但該推論可能忽視了國有經濟通過影響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進而改變地區勞動收入份額的路徑?有鑒于此,本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從城市-行業層面檢驗了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及其傳導機制。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是對所有制結構與勞動收入份額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探索。當前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所有制性質及其變化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地區國有經濟比重與勞動收入份額的關系等,尚未有文獻探討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第二,明確了國有經濟比重對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路徑,對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本文研究發現,國有經濟能夠通過其工資溢出效應和效率損失效應共同提高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當國有經濟比重較低時,其工資溢出效應是提高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主要方面。當國有經濟比重較高時,國有經濟帶來的效率損失效應在提高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第三,系統檢驗了不同條件下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差異。在國有經濟的基本特征方面,當國有企業有更高工資或更低效率時,國有經濟比重上升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作用會增強。在市場環境特征方面,當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或市場化水平較高時,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效果會下降。

二、機制分析

勞動收入份額是指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微觀層面來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主要由企業勞動收入和勞動生產率兩部分的相對變化來決定。當勞動生產率增長快于勞動收入時,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呈現下降趨勢。當勞動收入增長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長時,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將呈現上升趨勢。參照王雄元和黃玉菁(2017)的研究思路,本文將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分解為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收入的影響這兩部分,分別闡述其傳導路徑和作用方向。[13]135-154

就勞動生產率而言,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可能存在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國有經濟比重上升可能會通過擠占資源降低非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其原因在于,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國有企業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為保證國有企業的正常運營,作為企業出資人的政府往往會通過金融或財政補貼等方式來增加對國有企業的資金支持。[14]17-27而對國有企業的大量低息貸款卻加劇了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扭曲,使民營企業長期面臨著嚴峻的外部融資約束,進而抑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15]603-618.同時,政府對國有企業財政補貼的增加也會擠出對民營企業和社會公共服務的投入,惡化了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造成民營企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16]21-32另一方面,國有經濟也可能會通過市場需求效應來提升非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能夠提升對民營企業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擴大民營企業的市場空間。馬駿(2013)的研究發現,政府在大飛機、液晶面板和新能源等領域的戰略投資,顯著促進了產業鏈相關民營企業的發展。[17]157-161洪陽等(2022)研究發現,國有經濟發展能夠推動市場規模擴大,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18]101-112同時,與民營經濟相比,國有經濟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因此,國有經濟的發展可能為國民經濟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降低民營企業的經營風險,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19]12-19

就勞動收入而言,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同樣具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國有經濟能夠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溢出效應提高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其原因在于,與多數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往往有更大的用工需求和更高的福利待遇。[20]28-39隨著國有經濟比重的上升,國有企業擴張帶來的要素需求沖擊將改變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價格。同時,在同一勞動力市場中的非國有企業要獲得同樣素質的勞動力時,也需要以同樣的價格雇用勞動力,產生國有企業勞動力工資的溢出效應,提高了非國有企業員工的勞動收入。另一方面,國有經濟也會通過信貸競爭抑制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相關研究表明,融資約束會降低企業對員工工資的支付能力和意愿,抑制企業勞動收入的提升。[14]17-27隨著國有經濟比重的上升,正規金融機構對國有企業的偏向性貸款將使非國有企業面臨嚴重的外部融資約束。此時,為保證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非國有企業可能會通過降薪或者裁員等方式減少流動資金支出,降低對勞動力要素和原材料的需求,造成勞動收入水平的下降。羅長遠等(2012)、祝樹金等(2016)研究發現,融資約束問題顯著降低了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7]29-42,[21]55-62因此,國有經濟比重的上升也可能通過信貸競爭增大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降低企業勞動收入。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取決于其對非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收入影響的凈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實證數據來源于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全部國有企業和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的經營數據,詳細記錄了企業的工業增加值、雇用員工數、經營利潤、員工工資和福利費用等經營狀況指標,具有數據規模大,代表性強的優勢,能夠很好地降低國有企業統計遺漏帶來的估計偏差。借鑒楊汝岱(2015)的做法,本文對實證數據進行如下處理:①剔除職工數小于30人、總資產和經營收入小于500萬元、總資產小于固定資產凈值、總資產小于流動資產的企業樣本;②剔除注冊類型編碼錯誤的企業樣本。[22]61-74在此基礎上,針對本文所研究的問題,進一步對實證樣本做出如下處理:①考慮到正常經營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應該在0～1之間,因此剔除勞動收入份額小于0或大于1的企業樣本;②本文主要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因此剔除按照實收資本分類的國有企業樣本;③為排除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水平上進行了縮尾處理。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釋義

為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實證模型:

Lsit=α0+α1State-ownedc-h,t+α2Controlit+enti+yeart+indh+cityc+city×indc-h+εit

(1)

其中,下標i、t、h、c分別代表企業、年份、行業和城市,c-h表示城市-行業單元。被解釋變量Ls為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解釋變量State-owned代表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經濟比重,Control為一系列控制變量,ent、year、ind和city分別代表企業、年份、行業和城市固定效應?？紤]到本文解釋變量為城市-行業單元層面變量,因此在模型中進一步控制企業所在城市和行業固定效應的交互項city×ind。ε為隨機誤差項。

被解釋變量。本文被解釋變量為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F階段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計算勞動收入份額的研究主要借鑒白重恩等(2010)提出的要素增加值法,該方法遵循宏觀層面收入法GDP計算勞動收入份額的思路,[23]3-27具體公式為:勞動收入份額=勞動報酬/企業要素增加值,其中,企業要素增加值包括勞動報酬、營業盈余、固定資產折舊和生產稅凈額四個部分,勞動報酬以企業工資總額與福利費總額之和來衡量,營業盈余以營業利潤來衡量。同時,也有文獻認為,要素收入分配的核心在于勞資收入分配,企業增加值中的生產稅凈額不屬于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而是政府收入,在勞動收入份額的計算中應予以剔除,[24]31-41,188得到勞動收入份額=勞動報酬/(勞動報酬+營業利潤+固定資產折舊)。因此,本文使用剔除生產稅凈額的要素增加值計算的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Ls1作為主要回歸變量,使用增加值計算的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Ls2進行穩健性檢驗。

解釋變量。本文解釋變量為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經濟的比重。借鑒吳振宇等(2015)的做法,首先根據企業實繳資本金中國家資本金比重來識別企業是否為國有企業,然后在城市-行業單元內加總國有企業的總資產和所有企業的總資產,最后計算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企業資產占所有企業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經濟的比重。[25]12-16本文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全樣本數據計算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經濟的比重。

控制變量。本文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采用企業總資產的對數值來衡量;資產負債率(Lev),采用企業負債在總資產中的比重來衡量;凈資產收益率(Roe),使用企業利潤總額與凈資產的比值來計算;融資約束(Finc),使用企業利息支出與負債的比重來衡量;[26]83-98出口(Export),使用企業是否出口的虛擬變量來衡量,出口企業=1;資本產出比(Ky),使用固定資產凈額與營業總收入比值來衡量;企業年齡(Age),用調查年份減去企業成立年份來計算。表1匯報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匯報了模型(1)的回歸結果,各列均包含上述控制變量和企業個體、年份、城市、行業的固定效應,以及城市和行業固定效應的交互項,以控制各層面因素帶來的影響。列(1)中State-owned的估計系數表明,當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經濟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平均上升1.27個百分點。在此基礎上,本文將非國有企業按照企業實繳資本金性質分為民營企業、港澳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列(2)～(4)分別匯報了國有經濟比重對各類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影響的檢驗結果,結果顯示國有經濟比重對民營企業、港澳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都顯著為正,且國有經濟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民營企業、港澳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分別上升0.82、2.36和1.26個百分點,表明國有經濟比重提高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結論穩健存在。

表2 基準回歸

(二)穩健性檢驗

1.調整指標測度方法

為排除解釋變量測量誤差帶來的干擾,本文借鑒文強等(2019)的方法,使用企業從業人數、營業收入、實收資本等指標來測度國有經濟在城市-行業單元內的比重。[12]34-49借鑒裴長洪(2014)的方法,使用城市-行業單元內國家資本在總資本中的占比來衡量其國有經濟比重。[27]4-29,204另外,由于選擇不同的行業分類方法也會影響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經濟比重的測算結果,因此本文進一步將行業分類標準精確到3位和4位數行業代碼。表3 Panel A報告了不同國有經濟比重指標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Ls1的估計結果,估計系數顯示不同指標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都顯著為正,可見調整解釋變量并不影響本文結論。同時,為了排除被解釋變量測量誤差帶來的干擾,在表3 Panel B中再次檢驗了不同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Ls2的影響,Panel B中估計結果表明本文基準回歸結論是穩健的。

表3 調整國有經濟比重和勞動收入份額指標的測算方法

2.其他穩健性檢驗

①考慮國有資本特殊性帶來的影響,在指標定義時,本文使用國家資本在企業實收資本中比重的大小來識別國有企業,但由于部分非國有企業中也存在國家資本,如果作為非大股東的國有資本金同樣能夠提高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則上述結果可能存在被低估的風險。因此,本文僅使用不包含國有資本的非國有企業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②考慮本文選取的城市單元既包括地級市也包括直轄市,而直轄市為省級行政單位,其在行政權力和資源配置方面與地級市有顯著差異。因此,本文使用剔除直轄市企業的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③考慮到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在時間跨度上的限制,本文進一步使用2011—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和2000—2022年上市企業數據進行穩健性檢驗。表4列(1)～(4)匯報了相應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在剔除潛在干擾樣本和使用替代數據后,國有經濟比重提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結論依舊穩健。

表4 其他穩健性檢驗

(三)內生性處理

1.增加行業和地區層面宏觀變量

為了更好地緩解遺漏行業和城市層面因素帶來的影響,本文在已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增加一系列行業和城市變量,具體包括行業集中度、城鎮化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金融發展水平、人均GDP和經濟增長等。估計結果表明,在控制行業和地區層面變量后,本文結論依舊穩健。

本文使用滯后一年的省級國有經濟比重(IV1)和滯后一年的各行業國有經濟比重(IV2)作為城市-行業層面國有經濟比重的工具變量。就相關性而言,在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和漸進性特征,使得當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過去國有經濟比重存在正相關關系。從外生性來看,在控制一系列企業特征變量和各層次固定效應的條件下,省際層面和行業層面過去的國有經濟比重很難通過其他途徑影響當前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綜上所述,本文使用滯后一年各省國有經濟比重(IV1)和滯后一年各行業國有經濟比重(IV2)作為城市-行業層面國有經濟比重的工具變量具有合理性。表5列(2)和(4)中一階段回歸結果顯示,工具變量IV1和IV2與城市-行業層面國有經濟比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滿足相關性要求。同時,工具變量回歸對應的一階段F統計量分別為347.05和472.48,有效排除了潛在的弱工具風險,表明上述工具變量選取具有合理性。二階段估計結果表明在剔除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后,國有經濟比重提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結論依舊穩健。

表5 內生性處理

(四)機制檢驗:工資溢出抑或效率損失

為檢驗國有經濟比重影響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傳導機制,本文通過檢驗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人均勞動收入的影響來識別國有經濟的工資溢出效應,檢驗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人均產出和人均利潤的影響來識別其效率損失效應,估計結果如表6列(1)～(3)所示。[28]116-129列(1)中結果顯示,在城市-行業單元層面,國有經濟比重與非國有企業人均勞動收入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國有經濟能夠通過其工資溢出效應提高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水平。列(2)～(3)的估計結果顯示,在城市-行業層面,國有經濟比重與非國有企業人均產出和人均利潤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表明國有經濟降低非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機制也存在。綜上所述,國有經濟能夠提高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是國有經濟工資溢出效應和效率損失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

表6 機制檢驗:工資溢出抑或效率損失

五、拓展分析:異質性檢驗

(一)異質性檢驗:勞動力供給、工資差距、市場化水平與國有經濟效率差異的影響

1.勞動力供給的異質性分析

理論分析表明,國有經濟的工資溢出效應來自國有經濟擴張在勞動力市場引發的需求沖擊,且主要集中在高人力資本群體。[12]34-49當勞動力市場中高人力資本較為豐富時,國有經濟擴張對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沖擊較小,工資溢出效應較小。反之,工資溢出效應較大。據此,本文以各省加權平均受教育年限為地區高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通過構建國有經濟比重與人力資本水平的交互項來檢驗上述猜想。下表列(1)中State-owned×humancapital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與人力資本較豐富的地區相比,在人力資本供給較低的地區,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作用更大。

2.市場工資差距的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工資溢出效應存在的條件是不同所有制主體間的工資差距,兩者差距越大,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作用越明顯。據此,本文使用城市-行業內上年度國有企業員工平均勞動收入與非國有企業員工平均勞動收入比值來衡量兩者的工資差距,通過構建國有經濟比重與工資差距的交互項來檢驗工資差距的異質性。列(2)中State-owned×paygap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間較大的工資差距能夠顯著提升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

3.市場化水平的異質性分析

市場化是降低資源配置扭曲的有效方式。在市場化水平更高的地區,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損失效應更小,提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越弱。本文使用樊綱等(2011)計算的1998—2007年中國各省市場化指數作為市場化水平的代理變量,[29]265通過構建國有經濟比重與市場化水平的交互項檢驗不同市場化水平下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差異,列(3)中State-owned×marketindex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較高的市場化程度確實能夠降低國有經濟帶來的效率損失效應,抑制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作用。

4.國有經濟效率的異質性分析

除政府干預外,國有經濟帶來的效率損失效應與自身經營效率有關,當國有經濟經營效率較高時,其引發的效率損失效應可能較小,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升效應更弱。對此,本文使用LP法計算的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企業經營效率,將城市-行業內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均值作為單元內國有經濟經營效率的代理變量,通過構建國有經濟比重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交互項來檢驗上述機制。列(4)中State-owned×TFP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提升國有經濟效率能夠降低其對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損失效應。

(二)異質性檢驗:國有經濟比重差異的影響

從已有文獻來看,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有經濟的作用并非單向的,存在一個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合理區間。如戚聿東等(2002)在探討我國國有經濟規模的合理區間時指出,在市場經濟不完善時,國有經濟比重較高更有利于政府協調經濟發展。[30]47-50當市場機制不斷完善時,較高的國有經濟比重將影響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在不同比重下,國有經濟通過工資溢出效應和效率損失效應共同提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可能存在差異。依據上述猜想,本文通過在模型(1)中加入國有經濟比重平方項的方法,檢驗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人均勞動收入、人均產出和人均利潤的非線性影響,并識別使國有經濟工資溢出效應和效率損失效應達到整體最優的合理區間。

表8列(1)～(4)報告了相應的估計結果。列(1)和(2)的估計結果顯示,國有經濟比重顯著提高了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和人均勞動收入,但國有經濟比重平方項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表明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和人均勞動收入影響程度在不同比重水平上沒有明顯差異。列(3)和(4)的結果顯示,國有經濟比重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國有經濟比重平方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在國有經濟比重較低時,國有經濟比重上升能夠提高非國有企業人均產出和利潤水平;在國有經濟比重較高時,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會降低非國有企業人均產出和利潤水平?？梢?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影響的兩面性主要在非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方面。

表8 國有經濟比重差異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繪制列(2)和(3)的回歸函數圖,結果發現隨著國有經濟比重上升,非國有企業人均勞動收入呈現線性上升趨勢,而非國有企業人均產出以0.2744為界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隨后,用列(2)對應的函數式除以列(3)對應的函數式得到國有經濟比重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非線性函數圖,發現當國有經濟比重在0.2744以下時,國有經濟比重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呈現線性正相關關系,此時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主要由國有經濟的工資溢出效應主導;當國有經濟比重超過0.2744時,國有經濟比重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之間呈現非線性正相關關系,此時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主要由國有經濟的效率損失效應主導。

圖1 國有經濟比重與非國有企業人均勞動收入、人均產出和勞動收入份額的關系圖

六、結論與啟示

所有制結構是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重要因素,但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了國有企業自身改制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或國有經濟比重對地區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尚未有文獻從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影響的視角展開研究。對此,本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實證檢驗了城市-行業單元內國有經濟比重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結果發現,國有經濟比重上升能夠顯著提升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國有經濟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平均上升1.27個百分點。從機制檢驗結果來看,國有經濟影響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工資溢出效應和效率損失效應同時存在。當國有經濟比重較低時,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主要由其工資溢出效應決定,當國有經濟比重較高時,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主要由其效率損失效應決定。并且,當國有經濟比重低于27.44%時,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有利于非國有企業生產與分配的帕累托改進。異質性檢驗發現,當國有企業有更高工資或更低效率時,國有經濟提升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會增強。當勞動力供給充足或市場化程度較高時,國有經濟對非國有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效果會下降。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啟示:(1)保持適當的國有經濟比重有利于實現非國有企業生產與分配的帕累托最優。研究發現,當國有經濟比重較低時,過低的市場需求使得非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報酬都處于較低水平,國有經濟比重上升能夠實現非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勞動報酬的同步增長。當國有經濟比重大于27.44%時,非國有經濟的勞動生產率隨著國有經濟比重的上升而下降,產生效率損失效應。因此,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依據實際情況,使國有經濟在行業和地區中保持適當比重。(2)提升國有經濟的經營效率能夠在更高水平上優化非國有企業的生產與分配。研究發現,經營效率更高的國有經濟比重上升能夠降低對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損失,從而在提高國有經濟比重的同時提高非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報酬。因此,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升國有企業經營績效,能夠從根本上打破“國進民退”的市場“魔咒”,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3)更高水平的市場化程度有助于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共同發展。研究發現,在市場化水平更高的地區,國有經濟比重上升帶來的效率損失更小,對于非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勞動報酬都存在積極影響,因此,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制,更有利于維護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