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制衡：“印太”變局下澳大利亞的外交戰略

【內容摘要】??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推進，澳大利亞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中澳關系也自2016年以來經歷了重大波折和結構調整。澳大利亞認為，中國的崛起和美國領導能力及意愿的下降，對澳大利亞所處的國際環境帶來了結構性挑戰。安全挑戰的加劇、國際秩序的變化、經濟依賴的失衡，均給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亞試圖在調整其與中國和美國關系的同時，強化與其他域內國家的關系，通過多元制衡的方式應對風險挑戰。在安全領域，澳尋求強化以美澳同盟為核心、以亞太盟友體系為支撐的多元威懾能力；在政治領域，澳試圖以“志同道合”國家的小多邊倡議為主要機制、以“基于規則的秩序”為核心發揮多元領導作用；在經濟領域，澳在穩定中澳經貿關系的同時，追求以亞洲國家為主要經貿合作伙伴的多元融合目標。同時，澳外交戰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對美依附慣性下戰略獨立性尚有不足；二是外交政策受制于國內政治斗爭。對中國而言，需要在正視中澳分歧的基礎上，探索雙方利益的交匯點，同時也需將澳納入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改革進程中，緩解澳方戰略焦慮，促進中澳關系行穩致遠。

【關鍵詞】??中澳關系??美澳同盟??澳大利亞外交??中等強國??亞太地區秩序

【作者簡介】??李彥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上海??郵編：200233）

【中圖分類號】?D822.36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2-0047-18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2003

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推進，澳大利亞在國際政治特別是中美關系中扮演的角色正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澳大利亞既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關鍵盟友，也與中國貿易關系密切，同時也是在亞太尤其是南太地區極具影響力的中等強國，其對外戰略的演變具有顯著的外溢性影響。

從1973年愛德華·高夫·惠特拉姆（Edward?Gough?Whitlam）訪華開始，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經歷過多次波折。但總體而言，澳大利亞在維持美澳同盟關系的同時，加強了自身作為中等強國的政策獨立性，并在經濟和安全之間、在西方意識形態和亞洲地理身份之間尋求平衡。?進入21世紀后，澳大利亞進一步加快了融入亞洲經濟的進程，與中國的關系也進一步升溫。2012年吉拉德政府發布的《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白皮書強調，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澳大利亞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機遇。?2014年，習近平主席應邀訪問澳大利亞并在澳聯邦議會發表演講，此后中澳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然而，近年來，澳大利亞逐漸改變了在中美之間“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的立場，積極迎合美國開展了一系列敵視中國的行動，致使中澳關系急劇惡化。澳大利亞重新激活了美日澳印“四國機制”（Quad），并與英、美建立了“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機制，成為美國亞太盟友體系重塑進程中的關鍵支點。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Albanese）領導的工黨政府執政后，盡管通過積極務實的外交政策著力修復中澳關系，并成為自2016年以來首位訪問中國的澳大利亞總理，但在對外戰略的整體思路上其基本繼承了聯盟黨。澳方專家普遍認為，中澳關系的基礎已經發生結構性改變，兩國已無法回到過去。

既有研究主要從如下方面分析、解讀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變化。一是以美澳同盟關系作為分析起點，基于同盟理論考察不同戰略環境下澳大利亞在“依附”與“自主”之間對美澳同盟的經營。?二是著眼于中澳雙邊關系，分析梳理了國內政治、外部環境、意識形態等不同因素對中澳關系演變及其前景的影響。?三是對澳大利亞與特定國家或地區關系的發展變化進行研究。?這些研究為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視角。但僅從美澳同盟或中美澳三邊關系的視角解讀澳大利亞外交戰略的變化，將澳大利亞簡單概括為美國的追隨者或弱勢盟友，恐難以全面理解澳大利亞對外戰略的轉型和變化。本文基于澳大利亞對國際環境多重風險的認知，對其新時期的外交戰略進行梳理和分析。

一、澳大利亞對當前國際環境的感知

澳大利亞《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書》（2017?Foreign?Policy?White?Paper）的發布，標志著其對國際環境的判斷開始出現轉向。白皮書序言明確指出，中國的崛起正挑戰美國自二戰以來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莫里森政府2020年的《國防戰略更新》進一步指出，澳大利亞所處的戰略環境快速惡化，“印太”地區形勢正發生自二戰以來最徹底的變化，并成為大規模戰略競爭的中心。?工黨政府執政后，對澳大利亞的國防政策進行了全面審查，并在此基礎上推出了2023年《國防戰略評估》報告。?2023年4月，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Penny?Wong）進行了外交政策演講，指出戰略競爭正在多維度進行，并列舉了澳大利亞面臨的多重安全挑戰，指出澳大利亞在這一變動環境中積極作為、實現地區戰略均衡的重要性。?2023年12月，澳總理阿爾巴尼斯也在洛伊研究所（Lowy?Institute）的演講中強調，澳大利亞政府正面臨“根本性的地緣政治挑戰和激化的戰略競爭”。

從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澳大利亞對其國家利益所面臨風險的認知具有多元性，其內容涵蓋國防安全、國際秩序、自由貿易等不同議題。?中國崛起與中美在“印太”地區的競爭，使澳大利亞感受到日益復雜的挑戰，這種挑戰一方面源于澳對中國“運用實力改變現狀”的擔憂，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澳對美國這一關鍵盟友在領導既有國際秩序的能力與意愿上的疑慮。

（一）對國防安全環境的憂慮不斷加深

國防安全是澳大利亞對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內容。這一安全利益不僅限于澳大利亞本土，也延伸到周邊海域及其關鍵的?？蘸铰飞?。澳大利亞《國防戰略評估》指出，作為澳大利亞關鍵盟友的美國已經不再是“印太”地區的單極領導者，地區軍備競賽和軍事沖突的風險加劇，使澳原有的安全環境面臨極大變化。

第一，澳大利亞認為其被卷入地區沖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隨著地區國家軍事現代化速度的加快及先進軍事技術的發展，澳大利亞因其獨特地理位置在國防安全上的時空優勢正在消失，其過去的國防政策所依賴的“十年預警期”已顯著縮短。?同時，澳大利亞強調其國防戰略的首要威脅已從地區中小型國家的低烈度沖突轉變為“大國競爭及其可能帶來的沖突”。?此外，盡管工黨政府致力于降低外交聲調，避免炒作中澳戰爭風險，但仍明確提及中國軍力的快速增長、“不透明的”戰略意圖、“強制性戰術”的使用等問題，無疑將中國視為其國防安全的主要假想敵。

第二，澳大利亞對中國周邊海域局勢的升溫表示關注。隨著中國海洋維權能力和決心的上升，以美國海上霸權為核心的既有海上秩序松動。中國對2016年所謂的“南海仲裁案”的回應雖然符合自身在締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的保留條款，卻仍被澳視為不尊重國際法的表現。中國在南海、東海維權活動的增加，更使澳將中國視為“憑借實力改變現狀的破壞者”。2022年，隨著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及臺海局勢的惡化，澳國內對臺灣問題的關注也進一步升溫。洛伊研究所2023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4%的受訪者將中美圍繞臺灣問題發生的軍事沖突視為對澳大利亞安全的關鍵威脅。

第三，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影響力的加強表示擔憂。澳大利亞長期將南太平洋地區視為其“海上疆域”，與南太島國在安全、政治、經濟、人文等多領域建立了特殊聯系，并作為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成員國之一，在地區議程的設置中享有特權。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對外援助與投資的增長，以及與南太平洋國家政治關系的升溫，使澳大利亞認為其正在失去對島國的控制。?尤其是在坎貝爾（Kurt?Campbell）于2022年拋出所謂南太平洋“戰略意外”的論調以來，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南太地區的安全存在更為敏感，擔心中國借機建立海外軍事基地。?中國與所羅門群島于2022年簽署的警務合作協議更被澳視為中國試圖擴大影響力的重要例證。

第四，澳大利亞國內對美國捍衛亞太盟友利益的能力與意愿的質疑也在不斷加深。特朗普執政后，提出重新考慮與盟友分擔成本。2019年，休·懷特（Hugh?White）就發出提醒，輕信美國將無條件保護澳大利亞將會付出慘重代價。?拜登政府執政后，盡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與盟友的關系，但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域外事件也不斷沖擊澳大利亞對美國的地區承諾的信心。澳大利亞前外長加雷斯·埃文斯（Gareth?Evans）認為，未來澳大利亞或許不能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

（二）對既有國際秩序的變革感到憂慮

作為英聯邦國家和美國的親密盟友，澳大利亞在意識形態上與英美高度一致，并作為冷戰后國際和地區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充分享受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收益。然而，隨著中國不斷堅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美國國內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思潮的興起，澳大利亞對其所處的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感到擔憂。

第一，在國內政治層面，澳大利亞大力炒作所謂“中國影響力”滲透問題，將此視為對澳大利亞價值觀和政府獨立性的嚴重挑戰。2017年，借所謂中國商人對澳國會議員行賄事件，澳媒體高調炒作中國“影響力滲透”問題，并在2018年通過《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涉）法案》和《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要求代表外國委托人開展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實體進行申報，澳情報和執法部門據此開展了多次突襲搜查，吊銷部分中國商人、記者和學者的簽證，并借機打壓對華友好人士。盡管事后一些媒體報道的真實性受到了批駁，但所謂“中國對外干預”問題卻在澳國內不斷發酵。澳媒及右翼智庫還極力炒作所謂“虛假信息”問題，認為中國運用社交媒體等途徑對其國民開展宣傳攻勢，并可能對其國內政治造成影響。

第二，在國際秩序方面，更加“奮發有為”的中國被澳視為是既有秩序的“挑戰者”。2016年以來，“基于規則的秩序”逐漸成為澳大利亞對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澳大利亞認為，其作為中等國家在與大國互動時天然處于劣勢，因此需要與其他中等國家共同維護國際規則，以防止其國家利益受到大國的侵害，并塑造大國的國際行為。?基于此，澳大利亞將中國在南海的所謂“灰色地帶”行動、對澳經濟制裁、獨立開展的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項目都視為一種“改變既有規則”的行動，認為應通過國際體系予以制衡。然而應該指出的是，任何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建立都是對當時國際權力分配的一種體現。澳大利亞對國際秩序的理解具有顯著的西方中心主義特點，并將美國的存在和西方民主價值觀視為這一秩序的必要組成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說，澳大利亞希望通過對“國際秩序”概念的強調，維護其在冷戰后國際體系中享有的特權。

有學者指出，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價值觀層面的威脅感知的根源是其對國內民主價值和國際規范的不確定導致的身份焦慮。?這種焦慮的一大根源無疑是以“特朗普主義”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在西方世界的廣泛興起。特朗普執政時期，不僅在國際上采取了一系列“退群”“毀約”的行動，而且在國內政治中不斷突破常規制度對總統權力的限制，2021年1月的“國會山騷亂”更動搖了澳大利亞對美國的信心。澳大利亞學者沃爾普（Bruce?Wolpe）就認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意味著美國民主制度的終結，并將對美澳同盟的意識形態基礎產生巨大的沖擊。?在此背景下，盡管澳大利亞對美國在安全上的依賴仍難以改變，但其與美國同盟關系中的價值觀因素正不斷受到質疑。

（三）對經濟全球化的前景感到擔憂

冷戰結束以來，貿易立國的澳大利亞充分享受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并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中維持最長經濟增長周期的國家。澳大利亞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出口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0%以上，且主要出口對象集中在亞太地區。2022年排在澳出口前五位的分別是中國（27.6%）、日本（17.9%）、東盟國家（12.7%）、韓國（8.1%）和印度（5.2%），美國僅占4.6%。?然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面臨新的變化，澳大利亞對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的不安全感也在不斷上升。

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中澳貿易在澳大利亞貿易中的占比不斷擴大，使澳逐漸感受到不對稱相互依賴帶來的風險。尤其是在中澳關系惡化及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沖擊的背景下，澳大利亞對其貿易結構的擔憂也進一步上升。如何應對與中國這一最大貿易伙伴國之間可能發生的貿易沖突，成為澳大利亞國內激烈爭論的議題。

另一方面，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對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澳大利亞帶來負面影響。拜登政府執政后，雖然宣稱“美國回來了”，并努力修復與盟友的關系，但其推行的“中產階級外交”及供應鏈“去風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重商主義邏輯。盡管“印太經濟框架”（IPEF）為美澳在關鍵礦產和數字經濟等新領域深化合作帶來希望，但美國的經濟承諾及其可靠性仍令澳大利亞極為不安。?澳學者也認識到，“大國寡民”的澳大利亞與美國在國內市場規模與經濟結構上存在顯著差異，無法通過自給自足的方式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的經濟特點使澳對國際局勢的變化更為敏感。

從澳大利亞的視角看，中國的崛起和中美競爭的加劇，對澳大利亞所處的國際環境造成了結構性的挑戰。安全挑戰的加劇、國際秩序的變化、經濟依賴的失衡，給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風險感知促使澳大利亞的對外戰略逐步出現轉型。

二、當前澳大利亞的外交戰略及其特點

自特恩布爾政府以來，澳大利亞的對外戰略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而逐步轉型，中澳關系也在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降至建交以來的歷史最低點。雖然阿爾巴尼斯政府消除了前政府外交政策中的非理性因素，但在對外戰略的整體思路上保持了延續性。一方面，與許多東南亞國家在中美競爭中避免選邊站隊的“對沖”（hedging）策略不同，澳大利亞堅持將美澳同盟作為其對外戰略的基石，并試圖借此對中國崛起進行“制衡”（balancing）。另一方面，在對美國維護聯盟的能力和意愿產生疑慮的背景下，澳大利亞針對不同議題領域，與不同域內行為體開展積極互動，促進其伙伴關系的多元化。這使澳大利亞的對外政策呈現出“多元制衡”的特點。

（一）安全領域：以美澳同盟為核心的多元威懾

在安全議題上，澳大利亞繼續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視為維持地區力量均衡的關鍵要素，尋求通過強化以美澳同盟為核心的亞太同盟體系，加強威懾能力，維持地區穩定。在工黨政府執政下，美澳同盟的合作議程進一步深化，與其他盟伴的合作水平也進一步提高，呈現出多元威懾的特點。

第一，安全合作的整體水平進一步提高。在軍事方面，工黨政府繼承了莫里森政府拓展美國在澳軍事部署的方針，增加對美開放的軍事基地，并進一步明確了在海陸空軍、維護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合作。?在核潛艇采購方面，澳大利亞不僅與盟友商定了執行路線圖，開展了技術人員培訓，還承諾對美國造船廠額外提供30億美元以提高其潛艇產能，使潛艇采購案得以在美國國會通過。?在先進技術方面，美澳不僅加強了在太空技術、網絡安全等新疆域的技術合作，還通過AUKUS協議的第二支柱確定了人工智能、先進網絡和電子戰等軍事技術的聯合研發和試驗目標。

第二，安全合作的區域性目標更為聚焦。澳2023年發布的《國防戰略審查》報告明確強調，從東北印度洋經東南亞海域至太平洋是澳大利亞的周邊地區，應成為其國防安全的重點區域。?澳大利亞需在該區域內采取“全政府”行動并加強與盟友的合作，強化對地區國家的威懾能力。在東南亞地區，澳大利亞逐漸轉變了其避免卷入“航行自由行動”的原有立場，逐漸增加了在南海爭議海域的軍事活動，并于2023年11月與菲律賓在南海開展了首次聯合巡航。但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對其周邊以外地區安全議題的關注興趣顯著下降，避免過度卷入美國等盟友在其他地區的行動。例如，2023年12月，美國針對也門胡塞武裝在紅海的活動發起了“繁榮衛士”行動，號召西方盟友開展聯合軍事行動，但澳大利亞并未派出軍艦，僅象征性地派出了軍事人員參與。面對媒體質疑，阿爾巴尼斯強調，澳大利亞將專注于“印太”地區，這一角色定位已經得到美國的理解。

第三，與美國其他盟伴的聯動關系更為密切。在美國的地區盟伴中，澳大利亞與日本、韓國、印度、印尼、新西蘭等均建立了“2+2”對話機制，安全合作逐漸深化。其中，澳日安全合作尤為密切，合作議題逐漸拓展至人員交流、武器采購、聯合研發等多方面，2022年1月正式簽署的《互惠準入協定》和2022年10月更新的《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已使兩國的雙邊安全合作具有了準同盟性質。在2023年的美日澳三邊防長會議上，三方還提出了進一步加強三邊安全合作的路線圖。?澳印于2020年6月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并簽署了《軍事后勤支持協定》《印澳海軍合作指南》等安全協議。2023年3月，阿爾巴尼斯宣布與印度在互操作性、海上態勢感知、國防工業、反恐、網絡安全等領域深化合作。?澳大利亞還與越南、菲律賓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并將防務安全合作確立為優先領域之一。

第四，重視發揮外交作用以穩定關系。工黨政府執政以來，在繼續加強威懾能力的同時，強調通過外交活動設置護欄、避免沖突，為局勢降溫。2023年2月，澳大利亞廣播公司以“中澳戰爭將意味著什么”為主題邀請澳多位專家進行了筆談，對澳被迫卷入中美軍事沖突的可能后果進行了反思，在澳公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后出任澳大利亞駐美大使的澳前總理陸克文也撰文指出，在訴諸軍事力量前應首先窮盡外交手段，以防陷入“本可以避免的戰爭”。?工黨執政以來，澳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Richard?Marles）出席香格里拉峰會并與中方代表交流，中澳國防部工作會晤也于2023年3月重啟，顯示出澳大利亞政府希望與中國加強外交對話的意愿。

（二）政治領域：以小多邊倡議為特點的多元領導

在政治議題上，澳大利亞以“志同道合”國家的靈活性小多邊機制為主要抓手，尋求通過對國際議程的塑造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發揮自身在國際尤其是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降低因美國領導能力和意愿下降帶來的風險，維護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工黨執政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對地區國家的外交投入，進一步呈現出多元領導的特點。

第一，政治議程上的泛安全化。在南海、臺海等問題上，澳大利亞頻繁發聲，強調尊重既有秩序，反對“改變現狀”。在與地區國家開展合作時，澳大利亞積極配合美國，推動海上態勢感知、網絡安全、打擊虛假信息、供應鏈韌性等議題。尤其是在南太地區，澳大利亞不僅與美國共同開展基礎設施投資，阻礙中國在當地的網絡基建尤其是海底電纜項目的推進，而且試圖在與南太島國更新安全協議時加入限制其與中國開展安全合作的條款。

第二，以小多邊機制作為合作平臺。澳大利亞通過美國引領的小多邊機制推進相關政治議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日澳印“四國機制”的升級?！八膰鴻C制”于2017年重啟，并在拜登政府執政后升級為年度領導人峰會。從合作議題看，“四國機制”呈現出相對松散和靈活的特點，先后在疫苗、關鍵新興技術、氣候變化、網絡、太空、基礎設施等領域設立了工作組，并就海上態勢感知建立伙伴關系，其議程設置作用大于其行動的實際效果。正如2023年的《領導人愿景聲明》所強調，“四國機制”的目的在于“作為良善力量為地區利益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此外，澳大利亞積極參與了美國主導建立的“藍點網絡”（Blue?Dot?Network）計劃、“印太經濟框架”、“藍色太平洋伙伴關系”倡議（PBP）、“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等倡議，試圖與美國的其他盟友共同推進相關議程。

第三，以溫和外交話語爭取地區國家支持。澳大利亞深知大多數亞太地區國家并不愿意在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也不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因此，在處理與地區國家的關系中，澳大利亞試圖以更溫和的外交話語展現積極的形象。在與東盟的合作中，澳大利亞在重申支持東盟中心地位的同時，也強調其“基于規則的秩序”理念與東盟國家在多邊主義、貿易制度、海上安全等領域訴求的共性。?在對華政策表述上，澳大利亞政府則提出了“在可合作處合作，在須反對時反對，妥善管理分歧”的指導思想，這一表述與美國提出的對華“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相比顯然更為溫和。黃英賢指出，中國追求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是正當的，澳“不應為此感到震驚或憤怒”，而應專注于發揮自身的特殊優勢。?可見，盡管澳大利亞不會改變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地區影響力競爭中的立場，但在外交實踐中更趨于理性。

（三）經濟領域：以亞洲國家為目標的多元融合

在經濟議題上，澳大利亞在正視對國際貿易尤其是中澳貿易高度依賴的同時，尋求貿易伙伴和產品的多元化發展，為澳大利亞繼續融入全球尤其是亞洲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提供保障，呈現出多元融合的特點。

第一，追求貿易對象的多元化。澳大利亞與印度于2022年4月簽署《澳印經濟合作與貿易協定》（ECTA），這被澳視為進入這一新興市場的重要機遇。兩國正在此基礎上推動談判升級版的《澳印全面經濟合作協議》，并計劃在關鍵礦產、衛生、關鍵技術、科技和農業等領域繼續推進合作。澳英自貿協定于2023年5月正式生效，同時，英國也成為首個獲準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新成員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強化則是澳大利亞的另一個外交政策重心。2021年10月澳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并將綠色經濟轉型、數字經濟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確立為合作的重點領域。2023年9月，澳發布了《至2040年的澳大利亞東南亞經濟戰略》，指出東南亞經濟增長潛力巨大，與澳經濟結構高度互補，未來的雙向投資具有巨大增長空間。?澳大利亞也承認，其貿易對象多元化的努力仍難以改變中國在澳大利亞貿易中的中心地位?；诖?，當前澳大利亞政府將中澳經貿關系的正?；糜谄渫饨还ぷ鞯闹行?，阿爾巴尼斯更是將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作為其訪華行程的重要內容，強調中澳兩國都在貿易相互依存中獲益。

第二，追求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工黨政府執政后，澳大利亞將可再生能源作為其拓展對外貿易的新領域，提出利用澳大利亞自身的地理和資源優勢，打造“可再生能源超級大國”。澳大利亞與美國建立了氣候、關鍵礦產與清潔能源轉型合作關系，并將其視為繼國防、經濟之后美澳雙邊關系的“第三大支柱”。?清潔能源合作也成為澳大利亞與日、韓、印及東盟國家經貿對話的重點議題。但與美國試圖將中國排除在新興產業鏈之外相比，澳大利亞對與中國的產業合作顯然更為開放。澳大利亞更新的關鍵礦產投資戰略僅提出了創建多樣化、有彈性和可持續的供應鏈的目標，并未過度強調意識形態問題。?澳貿易部長唐·法雷爾（Don?Farrell）也表示，澳大利亞對中國在關鍵礦產領域的投資持開放態度。

總體而言，崛起的中國是澳大利亞對外戰略的主要防范和制衡對象，但中澳在經貿領域也相互依賴。美國作為澳大利亞的關鍵盟友，在軍事安全和意識形態領域扮演的角色仍然重要，但其政治經濟領導力的下降已成為事實。加強與中、美之外其他國家的伙伴關系，通過小多邊路徑塑造戰略環境，成為澳大利亞對外戰略的重要選擇。有學者指出，澳工黨政府對亞太地區多極秩序的期待意味著其也不希望美國繼續成為該地區的霸權力量，這或許意味著澳大利亞在對外戰略中將更具獨立性。

三、澳大利亞外交戰略的局限性

阿爾巴尼斯政府執政以來，澳大利亞外交政策更趨于冷靜、務實，其針對不同議題開展多元制衡、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點也更為明確。盡管如此，澳大利亞的對外戰略仍受到內外兩方面因素的制約，其政策穩定性仍將面臨挑戰。

（一）難以擺脫對美依附的政策慣性

許多澳大利亞戰略專家聲稱，追隨美國尋求對華“均勢”是澳大利亞基于自身國家利益而作出的自主決策，將澳大利亞視為美國的亞太“副警長”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概括。然而，澳大利亞在安全和政治領域對美澳同盟的過度依賴仍對澳外交戰略的獨立性造成制約。

第一，維系美澳同盟的需求迫使澳付出成本。正如學者艾倫·金格爾（Allan?Gyngell）所指出的，對“被拋棄”的恐懼長期主宰著澳大利亞的安全政策。?而在美澳同盟這組“不對稱”關系中，澳大利亞顯然是更弱勢的一方。特朗普政府時期澳大利亞主動增加對維持同盟關系相關成本的分攤，并積極配合美國推進網絡安全、新冠病毒溯源等議題，導致中澳關系降至歷史低點。在AUKUS協議的談判進程中，澳也被美國不斷要求提供額外的資金和政策支持。而在美國退出TPP、影響WTO爭端解決機制正常運轉的情況下，澳大利亞也僅能“禮貌地”表達其不滿?？梢灶A見的是，一旦美國隨著國內政局變化在對華政策上采取更為激進的立場，澳大利亞的外交戰略選擇空間將不可避免受到壓縮。

第二，對美國的長期追隨也削弱了澳大利亞戰略思維的獨立性。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澳大利亞需要重塑對安全和秩序的理解。如休·懷特就指出，對美澳同盟的盲從可能使澳大利亞“夢游進入一場戰爭”。?邁克·克拉克（Michael?Clarke）也認為，輕易接受“戰略競爭”是時代主題的邏輯將嚴重限制澳大利亞的外交選項。?山姆·羅格文（Sam?Roggeveen）則批評澳大利亞潛意識中對美國將永遠留在亞太，并扮演國際秩序和意識形態領袖的假定是非理性的。?但這些反思之聲尚未成為澳戰略界的主流。

澳大利亞對美國依附程度的加深也對其與第三方關系的發展形成掣肘。為了與英、美簽署AUKUS協議，澳大利亞廢除了與法國簽訂的潛艇采購合同，這對澳法關系的傷害至今未能完全修復。而在南太平洋地區，澳大利亞與美國過度強調戰略競爭、試圖通過排他性安全協議維持地區特權的做法也被南太地區國家的一些學者稱為“另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這些做法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瓦努阿圖等國家甚至成為國內政治動蕩的誘因。

（二）國內政治競爭對理性外交政策形成掣肘

國內政治競爭也對澳大利亞理性務實地執行其對外政策形成制約。以《反外國干涉法》為例，盡管其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打擊腐敗的初衷具有一定正當性，但隨著澳保守派政客及反華勢力借機渲染“中國威脅論”，并對中國在澳學者、記者、商人等群體進行廣泛的騷擾和打擊，甚至在澳國會要求作證的華裔學者進行宣誓，這一政治議題逐漸演變為一場“獵巫運動”，對中澳正常的人文交流造成嚴重沖擊。時至今日，一些澳高校和企業在與中國伙伴開展合作的過程中仍心有余悸，恢復聯系的進程緩慢。

2022年大選期間，澳大利亞時任國防部長彼得·道頓（Peter?Dutton）為挽回選情頹勢大肆炒作臺灣問題，并宣稱應作好追隨美國對華“開戰”的準備。盡管這一策略未能避免聯盟黨的敗選，但國內政治對澳外交尤其是對華政策的影響是深遠的。隨著選后聯盟黨內部管理層的調整，以道頓和參議員詹姆斯·帕特森（James?Paterson）為代表的對華鷹派進一步得勢，并將批評工黨政府對華軟弱作為主要策略之一。例如，2023年11月，澳炒作的其潛水員被中國海軍聲吶震傷事件發生后，反對黨在事件真相并未完全明晰的情況下，批評阿爾巴尼斯政府應對不力，且未借APEC峰會向中國提出嚴正交涉。?這一趨勢不僅制約了工黨管控中澳關系的政策空間，也對未來進入新一輪選舉周期后中澳關系的走向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同時，阿爾巴尼斯和黃英賢領導下的工黨在競選期間及勝選后也并未對莫里森政府的對外政策遺產進行充分評估和反思，而是將強調外交政策的“兩黨性”和延續性作為主要策略。競選期間，阿爾巴尼斯團隊一方面批評莫里森政府夸大中國威脅獲取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也高調炒作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的警務協議，稱其為對澳安全的重要挑戰和莫里森政府的“重大外交失敗”。?阿爾巴尼斯政府執政后不僅公開反駁了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Keating）對AUKUS協議的批評，而且對基層工會對AUKUS表達的不滿保持了彈壓之勢。?這也意味著，澳大利亞兩黨之間對美澳同盟和未來世界秩序的走向始終缺乏真正深入和實質性的辯論。未來一段時間內，澳大利亞仍難以跳出美澳同盟和“戰略競爭”的既有框架，這將制約中澳關系在穩定基礎上更進一步的空間。

四、對推動中澳關系發展的幾點思考

在百年變局的歷史背景下，澳大利亞作為既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面臨權力結構失衡、國際制度失效、經濟全球化失速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其選擇以“多元制衡”的方式降低風險、促進自身利益。盡管其政策選擇不可避免地受到美澳同盟歷史慣性和澳國內政治的影響而存在不成熟和不穩定的特點，但這一對外戰略的形成具有合理性和一定的延續性。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亞外交戰略的調整仍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將隨著未來國際和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而進一步演進。在后美國霸權時代的亞太地區，澳大利亞應如何實現自身安全和發展？澳大利亞對地區秩序的終極目標是什么？這些問題都將在澳政界和學界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論。

對中國而言，澳大利亞不僅是重要的貿易伙伴國，也是在地區政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行為體。隨著中國日益崛起，與地區中等國家尤其是美國盟友的關系逐漸發生變化是在預料之中的。更為重要的是，在明確兩國已無法“回到過去”的基礎上，中澳關系如何“面向未來”，基于新的地緣政治經濟現實調整預期、促進雙邊關系和地區秩序發展，形成新的、健康的和公正的穩定狀態。這既需要務實審慎的外交風格，也需要高屋建瓴的戰略謀劃。

首先，中國需要正視和妥善管控中澳的利益分歧。在百年變局的歷史背景下，中澳在意識形態和周邊安全上的立場差異必然會被逐漸放大。對此，一方面，中國應繼續明確自身的核心利益，適度展示自身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能力與決心，促使美、澳等國理性思考操弄相關議題的成本與風險，調整其言行和預期；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繼續疏通與澳大利亞進行戰略對話的渠道，促進相互理解，避免戰略誤判。

其次，維護和擴大中澳共同利益，增強中澳經濟相互依賴的韌性。經濟合作不僅是中澳關系的壓艙石，也是推動中國高質量發展、保證國家長期競爭力的現實需求。在穩定中澳關系基本盤的同時，也需在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調整中尋求中澳經濟關系新的增長點。一方面，中國應繼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與澳探索在服務貿易、數字經濟、清潔能源等新業態上進一步合作的空間；另一方面，中國也可依托《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在促進與東盟國家的產業鏈融合升級的同時，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增強與澳大利亞經貿關系的韌性。

再次，積極加強中澳人文交流，擴大澳大利亞國內的對華友好力量。一方面，鼓勵智庫、商會、高校等機構開展文化交流，并盡量為澳各界人士來華訪問交流創造便利條件，促進澳普通民眾對中國的了解；另一方面，中國企業與機構在澳開展活動時，也應尊重當地法律和習慣，避免授人以柄，避免成為澳國內右翼勢力攻擊的對象。

最后，從長遠的角度看，中國需將澳納入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改革進程中，緩解澳方戰略焦慮。應該注意到，在澳大利亞的國際秩序觀中，其對多邊主義和國際規則的追求具有一定合理性，與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并不相悖。中國需要通過話語和行動向澳方表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并非意圖顛覆既有國際秩序，也并不尋求與美國“爭霸”，澳大利亞的合理利益訴求可以得到保證。同時，中澳在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發展援助等全球治理議題上也擁有充分的對話空間，可以共同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成為多極世界中的積極力量。

[責任編輯：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