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系的羈絆：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互動邏輯

【內容摘要】??在亞太地區格局深刻變化的背景下，美國主導的亞太“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進行了多邊化調整。當前以戰略動機為導向的理論難以解釋為何這一聯盟體系的多邊化能夠導向小多邊安全合作。因此，需要從聯盟體系內部，即美國與盟友的關系以及聯盟體系與外部安全伙伴的關系來討論三方在兩個層次的互動邏輯。在聯盟體系的等級制結構下，盟友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以及體系相對于戰略自主國家的封閉性，對其多邊化產生了羈絆作用。一方面，聯盟體系內部因盟友間深入的安全合作而弱化了其單向性，而議題參與的“臨界數量”則凸顯了體系的封閉性，從而形成了整合型小多邊安全合作；另一方面，聯盟體系與外部安全伙伴通過廣泛的安全合作而使封閉性弱化，但也因安全伙伴的戰略自主而繼續維持著安全依賴的單向性，從而形成了拓展型小多邊安全合作。通過分別考察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的特點，這兩類合作的互動邏輯得以驗證。

【關鍵詞】??小多邊安全合作??“軸輻式”聯盟??羈絆作用??安全依賴??戰略自主

【作者簡介】??李德杰，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郵編：100091）

【中圖分類號】?D815.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2-0121-20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2007

近年來，為應對亞太地區格局的新變化，美國及其盟友著力推動現有“軸輻式”（hub-and-spokes）雙邊聯盟體系的多邊化。其結果是，以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TSD）、美日澳印“四國機制”（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為代表的小多邊安全合作呈現出日益增多的趨勢。目前看來，這種小多邊安全合作并沒有發展為類似于北約的多邊聯盟體系，而是有著自身的特色，如參與國數量較少、以議題合作為基礎、聯盟體系外的安全伙伴難以參與等。本文聚焦美國亞太“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在向多邊化推進過程中所受到的其自身固有的羈絆，從美國及其盟友和安全伙伴三方互動的視角出發，旨在解釋該體系為何沒有發展為多邊聯盟體系，而是向著有自身特色的小多邊安全合作演變。

一、問題的提出

二戰結束后，與美國在歐洲地區與多個國家簽訂集體防御協定（如《北大西洋公約》）不同，其在亞太地區通過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等國家分別簽訂雙邊安全條約，建立了以美國為核心的“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冷戰期間，美國利用這一聯盟體系與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蘇聯進行對抗，基本保持了在亞太地區的權力優勢。當前，面對亞太局勢的深刻變化，特別是中國的崛起，美國及其亞太盟友認為，原先的雙邊聯盟體系已經難以適應這一新變化，因而試圖整合這一體系，推動其向多邊化方向發展。

不過，這種整合并未向著多邊聯盟體系發展，而是采取了“小多邊”（minilateralism）的安全合作方式，包括“四國機制”、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以及美日韓情報共享等數個機制。這類小多邊合作方式主要有三個重要特點。一是參與合作的成員國數量以3—4個為主，而沒有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所有盟友以及潛在合作伙伴都組織起來；二是小多邊的合作范圍以現有盟友為主，在個別機制中融入安全伙伴，但并非擴展到所有盟友和安全伙伴，其合作有明確的門檻，更傾向于“俱樂部式”的合作；三是小多邊合作的領域和內容未達到安全同盟的水平，更未出現構建類似于北約的多邊聯盟體系的趨勢。這些特點決定了這種小多邊安全合作既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軸輻式”雙邊聯盟不同，也與跨大西洋地區以陣營對峙為導向的多邊聯盟體系不同，而是一種獨特的安全合作方式。這種小多邊安全合作既在實踐中深刻地改變著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也在理論上沖擊著現有的以雙邊和多邊聯盟為主的安全合作形式。

關于美國主導的亞太雙邊聯盟無法形成多邊防御體系的原因，學術界已有諸多的闡釋，如亞太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薄弱，?東亞在冷戰中的地位不如歐洲，亞太盟友之間的安全共同體意識淡薄，?等等。但時過境遷，美國在亞太地區主導的雙邊聯盟體系已呈現出克服這些阻礙而向多邊化演進的趨勢。不過，這種演進并沒有發展為類似于北約的多邊聯盟體系，而是導向具有自身特色的小多邊安全合作。由此，本文試圖解決的問題是，美國亞太雙邊聯盟體系的整合為什么會導向小多邊安全合作？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美國及其亞太盟友只能維持小多邊而難以發展為多邊聯盟體系？美國及其盟友、安全伙伴在這一合作中是如何互動的？

二、概念界定與文獻回顧

（一）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概念界定

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是冷戰后出現的新概念。理論上，它來自冷戰結束初期國際關系學者對于后冷戰時代亞太“軸輻式”聯盟體系三邊化調整的討論。?實踐中，它來自美國政府1998年《東亞戰略報告》中首次提出的東亞安全框架的小多邊形式。?在當前的大國戰略競爭時代，這一概念由于亞太地區不斷出現的小多邊合作而變得更為流行?？傮w而言，這一概念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首先是目標指向。為了應對當前亞太地區的格局變化和安全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對傳統“軸輻式”聯盟體系進行整合和拓展。這是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主要動力。因此，聯盟體系既需要實現美國盟友之間的優勢互補，也需要納入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來進行體系外動員。這種多邊化具有明顯的競爭性，?是服務于大國競爭時代的特殊產物。

其次是形式特點。在參與數量上，小多邊安全合作遵循“臨界數量”（a?critical?mass）原則，以3—4個成員國為主。?在體系架構上，亞太地區的數個小多邊安全合作的核心仍然是美國。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基礎是美國與各盟友之間的雙邊同盟關系，而且其他參與國都與美國保持著良好的安全伙伴關系。?因此，作為以美國為核心的雙邊安全關系的延伸，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具有很強的依附性。它是亞太聯盟體系的整合與拓展，而非這一體系的替代品。

最后是合作內容。不同的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內容有所區別。體系內部盟友之間的小多邊合作以有針對性的議題為主，甚至僅僅是主要針對某個議題的安全立場之間的協調。但是，在有體系外安全伙伴參與的情況下，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內容則更為廣泛，且更具有戰略意義。?即使在沒有美國直接參與的小多邊合作中，如印法澳三邊機制，這種廣泛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文獻回顧

關于亞太“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多邊化的動因，一般將其理解為美國及其盟友為了應對亞太地區格局變化而對聯盟體系進行的調整。但是，在這一最大公約數之下，聯盟體系的整合為何朝著小多邊安全合作方向發展，而不是朝著參與國更多、安全合作更具戰略性的多邊聯盟體系方向發展，學界當前仍有爭議。

一是美國整合論。這類解釋將小多邊合作歸因為美國利用其主導地位對亞太雙邊聯盟體系進行整合與強化。威廉·托（William?T.?Tow）認為，在亞太地區，小多邊的排他性保留了美國在“軸輻式”聯盟體系下習以為常的控制權。因此，它一方面能夠更有針對性地維護共同戰略利益，另一方面則可以緩解“軸輻式”聯盟體系下美國與盟友的不對稱緊張關系。?薛亮、鄭先武也認為，美式“安全小多邊”走向深入，是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推進下實現的。?這種說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美國在亞太聯盟體系整合中維持主導地位的意圖，但并沒有闡述盟友及安全伙伴為何也有推動小多邊合作的意愿。例如，美日澳印“四國機制”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日本安倍政府的“亞洲民主安全菱形”論，明顯早于美國的官方政策。

二是盟友對沖論。這種解釋側重于分析美國亞太盟友在小多邊安全合作中的動機。布卜辛達爾·辛格（Bhubhindar?Singh）等人認為，由于特朗普政府對聯盟安全承諾越來越不確定，盟友通過尋求小多邊安全合作，以確保該地區國家之間存在其他對話與合作渠道。?佐竹知彥（Tomohiko?Satake）則進一步將小多邊合作理解為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也參與維持亞太地區穩定和多元力量平衡的更大平臺。?盟友視角補充了小多邊安全合作對美國整合論的依賴。但事實上，即使是在特朗普時期，美國仍然是選擇性地重視多邊機制。例如，如果沒有特朗普政府的推動，其他參與國很難在“四國機制”的重啟和深度建設上做得更多。

三是體系擴展論。這類觀點將美國主導下的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理解為聯盟體系在功能和范圍上的擴展，如梅森·里奇（Mason?Richey）將亞太小多邊合作稱之為“準聯盟”——不僅要在亞太雙邊聯盟之間建立功能上的聯系，而且要進一步與不結盟國家建立聯系。就此而言，“軸輻式”體系中的節點之間能夠實現直接互動，而不僅僅是通過美國來進行互動。?這種解釋一定程度上符合當前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功能性特點以及聯盟體系與印度開展安全合作的現實，但也難以回應一個事實，即為何體系外的大多數亞太國家仍然未對聯盟體系有實質性的戰略接近，而是在中美之間保持“安全中立”。

總體而言，現有理論盡管解釋了不同國家在合作中的戰略考量，但難以解釋這些不同動機是如何能夠形成合力，從而導向小多邊安全合作的。事實上，我們的大多數乃至所有的行動都是內在的心理過程/動力與外在的社會約束的混合產物。?因此，在討論各方推動聯盟體系多邊化的不同動機如何實現時，要考慮它們之間的行為互動及其所受到的體系自身的約束。就此而言，正是現有聯盟體系下已經形成的三方兩個層次之間的互動，即聯盟體系內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互動以及聯盟體系與外部安全伙伴之間的互動，影響著這一體系演變的方向。這種體系的演變受體系結構影響的情況，可以稱之為“體系的羈絆”。本文結合“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對推進多邊化的羈絆作用，來理解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形成，并分析兩類不同的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互動邏輯，然后結合不同的小多邊安全合作案例來論證這一邏輯。

三、體系羈絆下的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

在亞太地區格局變化的背景下，美國及其盟友努力推動亞太“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的多邊化，以整合體系內盟友間的利益，并動員體系外安全伙伴的參與。因此，從體系內外互動的視角來觀察，首先要探究“軸輻式”聯盟體系自身的特點，再理解這些特點所形成的羈絆作用是如何將多邊化進程導向小多邊安全合作的。

（一）等級制聯盟體系的特點：單向性與封閉性

在亞太聯盟體系中，美國是“軸”，居于主導地位，為盟友提供幾乎全方位的安全保障；盟友是“輻”，處于依附狀態，配合美國的安全行動，?從而形成了以等級制為核心特點?的“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這種結構在聯盟內部關系上體現為盟友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在聯盟與外部關系上則體現為體系自身的封閉性。

在戰后70多年的外部安全保障中，亞太盟友習慣于通過搭乘美國的安全“便車”來生存和發展。盡管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改變，盟友會根據自身利益訴求做出改變，但是這種改變始終圍繞美國進行著“向心”與“離心”運動。?因此，即使盟友之間開展戰略與安全合作，也仍然將美國作為安全支柱，如日澳兩國分別于2007年和2022年簽署的兩個《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都強調雙方要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系。這種安全合作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雙方對于美國的單向安全依賴，也就使得亞太盟友之間難以形成類似于北約的共同體性質的多邊聯盟體系。盟友對與美國雙邊安全合作的依賴性，既降低了盟友之間開展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也形成了美國主導雙邊關系的慣性。因此，即使在美國的協調下，盟友之間也會有關于某些議題的臨時性多邊磋商，但是這種磋商難以發展為正式的、機制化的多邊安全合作。

從西方殖民體系中獲得民族獨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亞太地區大部分國家都比較珍視自身的主權，堅持不結盟的外交政策。而亞太地區在冷戰后的長期和平以及中國在安全上的睦鄰政策和審慎戰略，使得該地區的大部分國家在安全方面并沒有加入聯盟以尋求安全保障的迫切需求。因此，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形成并保持了戰略自主外交的歷史傳統，傾向于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而非在安全上尋求某一方的庇護，更難以接受等級制聯盟體系下的不平等關系。例如，冷戰后，盡管美越之間在南海地區的防務目標趨同，但越南長期奉行“三不”安全政策，?不希望進入任何大國的戰略軌道，這成為其與美國安全合作深入的基本底線。?聯盟體系外部安全伙伴的戰略自主與內部等級制結構之間的矛盾為這些國家參與聯盟體系設置了門檻，導致該體系在客觀上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從而降低了其向外部進行多邊拓展的可能性。

從體系內外互動的視角來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和體系內部的封閉性維持了亞太“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的等級制結構（見圖1）。這兩方面的特征使得體系內部盟友之間的合作意愿不足，美國缺乏推動多邊化的動力，并且與體系外國家開展安全合作的難度較高。

（二）體系羈絆下的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

在亞太地區格局變化的背景下，原有亞太雙邊聯盟體系架構不足以應對新形勢，美國及其盟友不得不推動雙邊聯盟體系的多邊化。?在這一需求下，聯盟體系的安全合作出現三方在兩個層次的互動：一是聯盟體系內部進行整合，發揮美國盟友之間的優勢互補作用；二是聯盟體系與外部安全伙伴開展戰略性合作，以實現對后者的動員。但是，等級制聯盟體系所固有的單向性與封閉性，使得亞太盟友難以完全擺脫對美國的單向安全依賴，體系外的安全伙伴也不會在與聯盟體系的合作中放棄戰略自主。這就對亞太聯盟體系的多邊化產生了羈絆作用，從而形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小多邊安全合作。

第一，體系內整合下的小多邊安全合作。在多邊化的需求下，美國主導的亞太聯盟體系的最先反應是對聯盟內部盟友之間的關系進行整合，發揮盟友之間的優勢互補作用。例如，在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中，英國在核技術方面的優勢與澳大利亞的地緣位置和大規模試驗場所等方面的優勢結合，使得兩者之間在互補性合作的基礎上，提升了各自應對威脅的能力，在客觀上也弱化了它們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

但是，受到地緣政治現實與歷史認知等矛盾的影響，即使同為美國主導下聯盟體系的一員，盟友之間的合作信任度也較低，安全合作可能面臨國內較為強大的反對輿論，如日韓之間的情報合作進程就受到了兩國歷史爭議的強烈影響。?因此，聯盟體系內的小多邊合作難以離開美國的軸心協調作用。例如，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的興起，離不開美國在核不擴散政策和反恐問題上協調日本和澳大利亞兩國關系的努力。?正是美國在這些合作中的協調作用，使得聯盟體系內部合作的弱單向性能夠繼續支撐這一等級制結構。

與此相對應的是，參與合作的盟友數量越多，針對某一特定議題的既有矛盾就越多，從而使得美國協調盟友間安全關系的難度加大。因此，聯盟體系內的小多邊安全合作遵循“臨界數量”原則，即只包括與議題最相關或能夠對議題產生最大影響的國家。這意味著小多邊安全合作“往往通過在志同道合的相關伙伴之間進行臨時的、主要針對特定問題的談判來追求國際合作，而非追求系統性與普遍性”。?例如，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亞核潛艇建設，而將其他軍事高技術合作作為遠景目標來看待。議題合作對參與者數量的限制，使得3—4個成員的規模成為這一聯盟體系多邊化的常態。因此，小多邊安全合作“比真正的多邊主義具有更強的等級性和排他性”，?也使其能夠維持聯盟體系較強的封閉性（見圖2）。

在上述小多邊安全合作中，盡管亞太聯盟體系的單向性受到弱化，但美國在合作中所發揮的軸心協調作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問題；而在參與議題合作的“臨界數量”原則下，聯盟體系保持了其封閉性。因此，在維持聯盟體系相對弱化的等級制結構的前提下，整合型小多邊安全合作得以形成。

第二，體系外拓展下的小多邊安全合作。滿足聯盟體系多邊化需求的另外一個選擇是，與同樣有安全保障需求的體系外安全伙伴強化合作。這種合作既使聯盟體系與外部伙伴在安全領域上的互動增加，也使聯盟體系尤其是美國的盟友有了體系之外安全合作的選項，從而削弱了聯盟體系的封閉性。

不過，由于戰略自主與體系內的等級制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安全伙伴即使與聯盟體系開展安全合作，其合作深度也是有限的，而不是以正式盟友的身份參與該體系，這就增加了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協調難度。一方面，安全伙伴靠近聯盟體系、參與小多邊安全合作需要克服較多的內外限制，如戰略自主的傳統和國內反對黨的限制；另一方面，安全伙伴對戰略自主的堅持，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盟友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特別是盟友和安全伙伴之間的合作，實際上增加了聯盟體系內外合作的渠道，從而挑戰著聯盟體系內的等級制結構。因此，一個合作機制一般只能包容一個體系外的安全伙伴，從而使這種合作對封閉性的削弱程度最小化（見圖3）。

在這種情況下，體系內外的各方難以專注于安全議題的深入合作，而主要是從廣泛性、戰略性的視角出發開展小多邊安全合作，甚至將安全合作外溢到其他更多的領域，以尋求克服上述限制。當前的“四國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吸取了之前的經驗教訓，議題設置更加多元，目的在于全方位平衡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合作的全面性和戰略性已經遠超安全領域的范圍。這種合作盡管滿足了安全伙伴戰略自主的訴求，但無法取代盟友與美國之間進行深入、實質性的安全合作的需求，聯盟體系內部的安全依賴仍然保持著較強的單向性。因此，安全伙伴的戰略自主界限使得聯盟體系的等級制仍然能夠得以基本維持。

在這類安全合作中，聯盟體系內外之間的互動使得其封閉性被削弱，但由于安全伙伴的戰略自主訴求，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一般只容納一個體系外伙伴，客觀上又將封閉性的被削弱程度最小化。而盟友與安全伙伴的合作也無法削弱其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強單向性。因此，在維持聯盟體系內部的等級制結構的同時，聯盟與安全伙伴形成了拓展型小多邊安全合作。

由此，在亞太“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多邊化的進程中，其內在的單向性和封閉性對該體系產生了羈絆作用。聯盟體系為了在應對體系壓力的同時維持等級制結構，不得不有限度地弱化其封閉性或單向性：當有限弱化單向性、保持封閉性時，整合型小多邊安全合作得以產生；當有限弱化封閉性、保持單向性時，則形成了拓展型小多邊安全合作（見表1）。這兩類合作是參與亞太聯盟體系多邊化的三方，在體系內外兩個層次互動的結果。在聯合應對聯盟體系外威脅的同時，美國及其盟友的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也反映了美國維持聯盟體系的領導權與發揮盟友互補優勢和動員體系外安全伙伴參與之間的微妙平衡。

四、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案例比較

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形成受到當前聯盟體系自身羈絆作用的影響，其中具體的合作機制及其發展只是各方互動的表現。因此，本文不以某一個特定的安全合作機制為案例進行介紹，而是分析參與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各方之間的互動邏輯。當前，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類型可以分為整合型小多邊安全合作和拓展型小多邊安全合作（見表2）。

在上述兩類安全合作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日韓安全合作和美日澳印安全合作。前者充分凸顯了聯盟體系內小多邊合作的議題導向，后者則主要體現了體系外安全伙伴參與合作的廣泛性特征。本部分以這兩個小多邊安全合作為案例，從體系內外各方互動的視角來闡述聯盟體系的羈絆與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因果關系。

（一）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的互動

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的突出特征是在情報、經濟安全兩大議題領域分別建立小多邊機制，彼此之間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這一合作方式對現有雙邊聯盟體系的單向性和封閉性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形成了美日韓三國在小多邊安全合作中特有的互動邏輯。

第一，議題導向與單向性的弱化。美日韓三國間的小多邊安全合作起源于1999年成立的“三方協調監督小組”（TCOG），目的是協調三方對朝鮮核武器計劃的反應。但由于韓國時任總統金大中的對朝“陽光政策”以及韓日兩國間無法跨越的歷史恩怨、領土爭端和對朝核問題的不同看法，使這一合作很快歸于沉寂。?不過，2014年三方簽署《韓美日關于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的情報交流協議》，用于在各方同意的范圍內，共享與朝鮮核武器和導彈威脅相關的情報。這標志著三國情報合作機制的建立。盡管上述原因的存在仍然使得日韓之間的相關合作一波三折，但這一協議所確立的機制并未遭到完全破壞。此后，三國在情報共享領域不斷開展新的合作，深化了情報共享機制。此外，2023年初，在前期峰會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美日韓高官在美國舉行首次經濟安全對話會議，旨在努力加強供應鏈韌性和新興技術的開發，在量子技術、生物和太空等新興關鍵技術領域進行合作。

從應對朝鮮核計劃的小組協調到情報合作的機制化，再到經濟安全成為新的合作議題，美日韓之間的安全合作凸顯了三方在議題合作上的逐步深入，對于發揮各自的優勢以更有效地應對威脅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特別是日韓之間通過強化情報等領域合作，實現了在對朝方向上情報信息間的互通有無和安全功能上的優勢互補，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兩國對朝核問題等威脅的制衡，客觀上也降低了對美國的單方面安全依賴。

第二，參與局限與封閉性的凸顯?；诘鼐壍泥徑鼘野踩J知的影響，?以及與威脅來源的距離不同，美國亞太地區盟友主要安全關切在冷戰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實際上并不一致，因而難以形成較高的威脅共識度。美國其他盟友與日本、韓國所處的地緣位置不同，決定了它們針對“朝鮮威脅”及其嚴峻程度、假想事態的認知會得出并不完全相同的判斷。因此，它們的安全立場很難與直面“朝鮮威脅”的韓國和日本相提并論，也就難以在這類議題中開展深入的安全合作。即使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也有針對朝鮮問題的立場協調，但與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相比，這一合作遠未達到后者在情報等方面合作的深度。這種合作議題的針對性導致了合作參與者的“臨界數量”，使得參與合作的成員國局限于與共同地緣威脅距離更相近的美日韓三方，從而凸顯這一小多邊安全合作的封閉性。

朝核問題等共同安全議題使韓日兩國都有動力突破之前的合作障礙，但三國的小多邊安全合作能夠展開，仍然離不開美國的協調。就此而言，美國在聯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仍然是無法替代的。尤其是在面對歷史、主權等方面的矛盾時，如果美國缺席，韓日兩國的雙邊合作是難以為繼的，這也是兩國在情報領域的雙邊合作時常受阻的主要原因。例如，日韓雙方2016年簽署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與2014年美日韓三方簽署的情報協定相比，由于沒有美國參與，其談判過程一波三折，而且在達成之后也由于雙方對歷史問題的分歧而被中止多年，?直到2023年3月才開始恢復。反觀美日韓三方合作，基本上未受到兩國爭議的影響而一直有效運行，而且還持續推進更深層次的合作。?在美國的協調下，日韓雙方在相關議題領域的直接互動渠道增加，將之前以美國為主導的“由點到線”的“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推進為“由線到面”的美日韓小多邊安全合作，增強了以美國為核心的美日韓戰略關系體系的內聚力。

因此，在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中，日韓雙方在安全議題方面的合作客觀上弱化了各自對美國的單向安全依賴。但是，參與國數量上的局限性和合作方式上對美國協調的依賴，仍然使得這一合作具有較強的封閉性。而其中所凸顯的美國的軸心地位，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單向性的弱化趨勢，使得聯盟體系能夠在基本維持其等級制前提下開展小多邊安全合作。

（二）美日澳印之間在安全合作中的互動

近年來，印度作為亞太聯盟體系之外的安全伙伴，與聯盟體系內部開展小多邊的互動，全面加強印度與聯盟體系之間的安全關系，弱化了該體系的封閉性。同時，由于印度對戰略自主的堅持，聯盟體系內部的強單向性在客觀上得以維持。

第一，全面合作與封閉性的弱化。自“四國機制”重啟以來，印度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從合作領域和合作對象兩個方面全面加強了合作。

一是合作領域的廣泛拓展。在“四國機制”重啟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聚焦于四國之間關于“印太”地區秩序的一系列安全挑戰。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規定，“四國機制”的合作領域不僅包括來自朝鮮半島和東南亞的安全威脅，還包括地區經濟秩序和人權、法治等領域。?而在首次“四國機制”峰會上，四國領導人更聚焦于防疫合作、關鍵和新興技術、網絡安全、太空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當前，“四國機制”的主要合作領域涵蓋地區反恐和防擴散、海上安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地區治理等方方面面，?其合作領域之廣充分反映了聯盟體系與印度開展安全合作的全面性和戰略性。

二是合作對象的全面接觸。印度與亞太聯盟體系的接近，并非僅僅以美國為核心，而是同時接近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重要盟友，保持融入西方聯盟體系的網絡化而非美國領導下的垂直化。例如，從2021年開始，印度與日本的外長、防長“2+2”戰略對話機制開啟，這被視為緊隨美印“2+2”的步伐。除了“四國機制”內的“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印度與日本還有“達摩衛士”、日印海上聯合軍演（JIMEX）等機制化的陸上、海上軍事演習。此外，印度近年來還加強了被視為“木桶短板”的印澳關系。2022年4月，《澳印經濟合作與貿易協定》（ECTA）的簽署，被視為“十多年來印度與發達國家簽署的首項此類協議”。?印度與日本、澳大利亞關系相對獨立的發展，保證了印度在美國之外擁有戰略緩沖的空間，使得印度能夠相對扁平化地參與到美西方的戰略體系中。

印度與美日澳安全合作的全面開展，使其日益接近美國亞太聯盟體系，并與后者保持越來越一致的戰略協作。尤其是在“印太”問題上，自印度外交部《2018—2019年年鑒》（Annual?Report?2018-2019）從官方層面正式接受“印太戰略”?以來，通過“四國機制”的合作以及印度與美國亞太聯盟體系各成員國之間的雙邊合作，印度與該體系在地緣戰略、對華制衡以及融入西方“小院高墻”的產業鏈等方面達成了高度一致。而近年來，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安全戰略報告也將印度作為重要的新興安全伙伴。以首個《美國印太戰略框架》為例，在已解密的內容中，共有22次點名提到9個不同類型的伙伴國，其中印度的頻次最高，共被提到14次。這一數字略高于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日本，遠高于韓國、澳大利亞。?這一詞頻的對比凸顯了印度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主要伙伴地位。

由此可見，在美國及其亞太盟友看來，印度已經成為其主要的安全伙伴，這就從客觀上弱化了這一體系的封閉性。但由于印度的特殊地位，亞太聯盟體系與印度的關系并沒有延伸到聯盟體系與其他安全伙伴的關系中，所以這種弱化也是有限度的，使得合作能夠以小多邊的方式進行。

第二，戰略自主與單向性的維持。印度雖然出于國家利益需要而選擇與特定大國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但同時也要維持戰略自主以體現其不結盟的核心目標。?因此，印度參與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具有明顯的局限性，更無法接受美國領導下的等級制聯盟體系，否則印度就失去了成為“有聲有色大國”的立足之本。印度外長蘇杰生（S.?Jaishankar）將“四國機制”定位為“存在共同訴求的國家之間外交磋商及協調的論壇”。?很明顯，印度不會接受作為美國亞太聯盟體系一員的立場，而是會保持一定程度的戰略自主以實現自己的大國目標。尤其是在諸如烏克蘭危機、中印邊界問題等方面，印度仍然保持著相對獨立的外交立場。因此，印度靠近美國及其亞太聯盟體系、加入“四國機制”，并非僅僅想要充當“制衡性大國”，而是要爭做“主導性大國”。?此外，從國內政治的層面來講，印度在與美國及其聯盟體系強化安全合作時，也會面臨在野黨和國內輿論的巨大壓力。例如，在美印簽署《后勤交流備忘錄協定》（LEMOA）之后，印度國大黨認為這是印人黨政府對長期軍事自主的徹底背離，印共（馬）則指責其既“損害國家主權”，又“出賣戰略自主”。

在堅持戰略自主的前提下，印度與美國亞太聯盟體系的靠近，并不意味著其與體系內成員之間深入的、實質性安全合作就能夠順利開展。因此，美國聯盟體系內的成員也無法將印度作為實質性的安全伙伴來看待。在日本最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僅僅2次提到印度：一次是強調要強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另一次是計劃加強包括印度在內的8個國家和地區組織間的安全關系。這一數字不僅不能與該文件提到美國的次數相提并論，甚至也明顯低于韓國（提到5次）。而且，文件明確將日美同盟作為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合作的基石。?可以看出，盡管印度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覆蓋的領域較廣，但更多地體現在戰略性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尚不能代替盟友與美國之間的安全關系，也就無法改變現有體系下盟友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

總體而言，印度與美國及其亞太盟友安全合作的加強，弱化了美國亞太聯盟體系自身的封閉性，但由于印度擁有與其他安全伙伴不同的特殊地位，這一相對較弱的封閉性仍然能夠以小多邊的方式維持。而印度對戰略自主的堅持，則使得聯盟體系內盟友無法改變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從而使得亞太聯盟體系的等級制結構在小多邊安全合作中仍然能夠基本維持。

結????論

在亞太地區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美國及其盟友為了應對中國崛起，推動傳統的“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多邊化。不過，這一聯盟體系在戰后70多年的進程中所形成的等級制結構，在體系內外三方的互動中有著自身特點，即盟友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和聯盟體系相對于外部安全伙伴的封閉性。這兩個特點對聯盟體系的多邊化產生了羈絆作用，從而形成了整合型和拓展型兩類小多邊安全合作。在聯盟體系內部，深入的議題合作削弱了安全依賴的單向性，但能夠依靠美國在體系中的軸心協調作用而得以緩解；聯盟體系的封閉性則由于議題合作對成員參與數量的限制而得以維持。而在聯盟體系與外部安全伙伴的合作中，封閉性受到削弱，但由于安全伙伴的戰略自主訴求，封閉性被削弱的程度是較小的；而體系內外之間的安全合作也無法取代盟友與美國之間進行深入安全合作的單向性需求。

本文通過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分別作為整合型和拓展型小多邊安全合作的案例證明了上述結論。在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中，日韓雙方在安全議題方面的深入合作弱化了各自對美國的單向安全依賴。然而，參與國數量上的局限性和合作方式上對美國協調的依賴，使得這一合作仍然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并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單向性的弱化趨勢。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雖然弱化了聯盟體系自身的封閉性，但印度的特殊地位使得體系的弱封閉性仍然能夠以小多邊的方式維持，而印度對戰略自主的堅持，則使得聯盟體系內盟友無法改變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單向性。因此，在基本維持聯盟體系的等級制結構的基礎上，兩類小多邊安全合作得以形成。

從當前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的進展來看，傳統“軸輻式”雙邊聯盟體系對多邊化的羈絆仍然作用于美國與盟友、聯盟體系與體系外安全伙伴之間的合作。在可預見的未來，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可能會繼續加強，而且不排除新的合作機制和合作形式的出現。但是，在體系羈絆的影響之下，亞太小多邊安全合作仍難以演變為北約式的多邊聯盟體系。中國安全與外交政策的制定，需要持續關注美國亞太聯盟體系的這種發展態勢，既不能低估其多邊化發展的決心和前景，也不宜對這些小多邊安全合作做出過度反應。中國應當保持戰略定力，在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的基礎上，吸引更多國家參與“全球安全倡議”的實踐，進而推動亞太地區國家達成關于構建“安全共同體”的共識。

[責任編輯：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