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

于宏源 任康華

【內容摘要】??隨著全球范圍內極端天氣事件頻發、環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日益喪失，地球面臨空前的生態危機。環境治理領域的國際政治博弈長期處于無政府狀態，面臨集體行動困境、參與主體治理地位不對稱等一系列治理挑戰，難以形成統一的制度目標，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邊合作治理機制?；诖?，中國提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改革，這也構成了中國對外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其中制度對接是中國與國際社會共謀全球生態文明發展的關鍵要素。從制度對接的角度出發，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一是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制度對接；二是與雙邊、區域合作機制的制度對接；三是與中國自主提出的國際倡議的制度對接。中國的綠色領導力則是推動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重要基礎與核心動力，并提升了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國際貢獻。最后，在新形勢下，中國應把握戰略機遇，深化生態文明制度對接，推動全球生態文明發展。

【關鍵詞】??全球生態文明??綠色領導力??制度對接??全球治理

【作者簡介】??于宏源，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與創新政策研究所研究員（上海??郵編：200233）；任康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碩士研究生（上海??郵編：200233）

【中圖分類號】?D822???X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2-0103-18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2006

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大國，中國正在以生態文明理念引領全球生態文明發展。中國正在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程，?對外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共享綠色發展成果。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回答了涉及環境治理、綠色發展、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實現了對生態文明建設深層規律的發掘?！吨腥A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強調，推動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立體化的對外工作布局；也強調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氣候治理，加強綠色低碳國際合作，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物質能力、外交能力及政治領導能力顯著增強。在國際秩序發展過程中，如何推進制度和規范的合法化始終是主要大國競爭的焦點。?為此，本文基于制度對接邏輯，著眼于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三個維度的生成、發展與影響，提出正確運用和不斷提升中國綠色領導力是實現對外關系中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基礎、動力，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如何優化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思路。

一、全球環境治理中的制度對接

在全球環境治理的實踐中，雙邊、多邊、區域合作是主要形式。治理模式從國家中心主義向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廣泛參與轉變，治理課題也從單一環保議題向高質量、可持續、公平的復合議題轉變。然而，全球環境治理面臨著集體行動困境和脆弱性群體治理地位不對稱等挑戰。在此背景下，全球環境治理中制度對接的嘗試開始出現。

（一）全球環境治理的實踐與挑戰

全球環境治理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不斷演變和發展，世界各國圍繞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大氣污染、土地荒漠化及水污染等問題開展了密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合作。

全球環境氣候治理的框架構建經歷了較長的發展歷程，在挫折與困境中不斷前進。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開始，1997年《京都議定書》、2007年“巴厘島路線圖”、2011年“德班增強行動平臺”、2015年《巴黎協定》、2017年波恩氣候大會“促進性對話機制”、2023年“阿聯酋共識”等協議和成果共同構成了當前以聯合國框架為主體的全球氣候治理方案。然而，這一治理框架在實踐中受到了挑戰。一是集體行動困境成為全球環境治理面臨的主要問題。治理中各方參與公共產品供給的意愿偏低，“搭便車”行為比較普遍；?同時，在履行非強制性的國際環境協定時，合作與不合作的凈收益差距縮小會影響成員國對環境責任的履行，并造成環境問題上的集體行動困境。?二是脆弱性群體在治理中的地位與受影響程度不對稱。脆弱性群體始終處于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邊緣，每當氣候危機爆發，該群體首當其沖，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有效且公平的氣候變化解決方案。全球層面的治理框架無法細化或公正地嵌入到具體國家、地區的氣候轉型進程。為此，由不同行為主體自主發起的治理制度與國際多邊制度、區域合作制度以及自發倡議制度對接成為解決集體行動困境、落實聯合國環境公約、應對外來制度規范沖擊的重要選擇。

（二）制度對接的理論演進

全球氣候、環境等領域的國際政治博弈處于無政府狀態，?并對環境合作構成干擾。缺乏有效治理機制和領導力的現實情況使得理性驅動下的國家難以采取集體行動。?以讓·莫內（Jean?Monnet）為代表的新功能主義者提出，應該發揮國際制度的“超國家”功能來管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以避免國家主體陷入沖突之中。?現實中，如何通過大國協調、多邊治理來推進生態安全治理，如何平衡全球治理中綠色方案、領導力競爭等問題，都需要相應的理論解釋。

隨著全球性議題的規模和內在復雜程度空前提高，治理需求與治理體系間的供需矛盾愈發凸顯，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逐漸出現了權勢轉移和擴散態勢。?與此同時，國際制度的權威缺位對生態文明建設造成影響，?隨著治理議題的快速拓展和利益攸關方的增多，現存的生態文明制度難以凝聚國際行為體的共識，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缺乏目標與理念的一致性。崛起的新興大國出于對制度非中性?的不滿和獲得與國力相符的治理話語權的需求，均致力于推動現有制度向本國利益偏向，或在相同議題上重復安排效能相同的多邊機制以取代原有機制，導致平行狀態的制度重疊、相互競爭，引發了“制度復雜化”?和制度一致性問題，即新建立的制度如何與已有制度共存。

制度選擇理論基于有限理性，認為決策者往往會選擇其更為熟悉的政策方案，并依次采用選擇、改革和創建來彌補現存制度的缺陷。?競爭性多邊主義則認為，當體系成員對現存制度不滿但同時缺乏外部選項時，將會轉向業已存在的其他制度或建立替代性制度以挑戰現有制度。?如何防范制度競爭態勢愈演愈烈，國家間由制度創建路徑向制度接觸、制度互動轉變，進而實現制度對接，這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

行為體的制度對接并不是一種對既有制度架構的附和與跟隨，而是一種出于自主選擇的戰略與對策。?議題的差異性、政策的適應能力、劃分任務的清晰度等都會影響制度對接的具體效果。制度對接理論較早來源于奧蘭·揚（Oran?R.?Young）的制度互動理論，該理論描述了由行為體的趨利性引起的主動關聯制度差異性的現象。此外，他提出制度聯系的水平互動，如在國際層面不同制度之間的互動，包括嵌入式、嵌套式、群集式以及重疊式四種不同的類型。在此基礎上，部分學者對制度復雜性做了進一步研究，用于分析同一領域處于共存狀態的多個國際機制，它們具有嵌套、重疊、并行且無等級的基本特征。?這些研究揭示了國際制度的碎片化分布樣態：在同一功能下產生互動的多個制度并無等級之分，而當幾個制度內具有相同成員時，它們就更容易受到彼此的影響。這些影響途徑包括制度間對話、模仿行為、競爭管制等。在此基礎上，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和大衛·維克多（David?G.?Victor）在研究全球氣候治理機制時發現，同一議題領域往往充斥著不同行為主體在不同歷史階段構建的功能相似的制度結構。由于主體的利益訴求、互動關系有諸多不同，上述機制的治理目標往往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且其所涉議題界域較為狹窄、形式構架模糊，被稱為“連續體”（continuum）中分散的各類制度安排，這種現象為制度對接奠定了邏輯基礎。最后，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balancing）理論?指出，國家間可以通過制度進行合作，以應對外在壓力或威脅，而制度對接理論就是研究其具體實施路徑的學說。

制度對接的提出可以回應制度競爭所帶來的治理壓力。拜登政府執政以來，將回歸國際制度、對華展開國際制度競爭作為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拜登政府借助對國際議程的控制、制度身份的排斥以及干擾議題屬性等方式?構建“去風險”的排華小多邊機制，中國往往被美國的國際制度規則的替代行為所牽制。作為國際制度建設的后來者，中國為參與全球治理事務、融入國際制度體系付出的成本遠高于制度制定者。因此開展制度對接，消除“排華俱樂部”帶來的影響，基于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相關領域的規則和技術標準等制度對接舉措，在國際政治實踐中亦有顯著意義。

二、中國積極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

制度競爭可以分為國內、國家間與國際體系三個層次。?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有三個維度：一是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制度對接，二是與以雙邊、區域合作為場域的制度對接，三是與中國自主提出的國際倡議的制度對接。近幾年，中國積極參與并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穩步推進“雙碳”（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切實履行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的承諾，主動在對外關系中形成全球維度、雙邊和區域合作維度以及自主倡議維度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

（一）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多邊制度對接

聯合國是全球氣候環境治理進程中的主導性平臺，聯合國環境大會已成為各國尋求共識、采取循序漸進措施的全球環境問題的最高決策機制，?為《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濕地公約》等的簽署提供了法理基礎、資源整合平臺和程序協調平臺。?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巴黎協定》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為引領，有助于推動各國轉型發展和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為國際發展合作提供新動能。以《巴黎協定》《生物多樣性公約》等為代表的國際環境公約盡管可以為全球環境合作提供機制保障，但在各締約方國內法層面未必都具有強制約束力。實際上，聯合國系統的全球氣候、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制度都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在相關領域的制度對接。從2015年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到2021年“領導人氣候峰會”，再到202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領導人峰會，習近平主席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同時，也逐步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與聯合國多邊環境治理的系統銜接。

第一，生態文明建設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制度對接。聯合國參與并推動了全球性環保行動，如《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通過制定可持續發展目標，聯合國鼓勵各國為打造世界更加繁榮和公正的未來而努力。中國不僅重視自身的自主貢獻目標的落實，也重視同各方共同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開展合作，建立可持續發展伙伴關系，注重可持續發展經驗分享和綠色文明互鑒。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的重要引領者，并樂于基于“授之以漁”的發展合作取向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有效提升發展能力，成為促進全球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的重要貢獻者。

第二，生態文明建設與《巴黎協定》的制度對接。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的《巴黎協定》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實施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成果，旨在加強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也高度重視綠色經濟發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把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目標納入生態文明建設中，?以生態文明理念指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推動《巴黎協定》后續的落實。中國應當堅持互利共贏的原則，將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獲得的發展經驗向世界推廣，以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并積極貢獻中國方案。

第三，生態文明建設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制度對接。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世界各國共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和生態的協調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聯合國作為世界上最具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2021年10月，以“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為主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舉行。在主席國中國的努力下，《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通過“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簡稱“昆蒙框架”），中國還推動通過了《“昆蒙框架”的監測框架》《規劃、監測、報告和審查機制》《能力建設與發展和科技合作》《資源調動》《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等成果。COP15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達成兼具雄心和務實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都作出了積極貢獻，并開啟了更加公正合理、各盡所能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新進程。

（二）以雙邊和區域合作為場域的制度對接

自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以來，中國廣泛參與并一直致力于雙邊和區域合作。?在實踐中，中國主要在有客觀需求、制度對接可行性較高的雙邊和區域層面開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

第一，中國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多邊、雙邊關系發展中，從而推動制度對接。截至2023年11月，中國已與39個共建國家簽署了48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文件。?截至2020年底，中國已與100多個國家開展了生態環境國際合作與交流，與60多個國家、國際及地區組織簽署了約150項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文件。?中國還與全球100多個國家、地區開展廣泛的能源貿易、投資合作。?全球綠色雙多邊合作為中國參與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基礎。從實際效果來看，中國生態文明制度對接主要集中在全球南方國家。西方發達國家致力于通過綠色發展實現綠色治理和跨越式發展，從而獲得未來競爭優勢和占據國際道義高地。發展中國家謀發展面臨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這也要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從雙多邊層面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第二，中國通過區域合作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中國加強與東盟、瀾湄次區域、上海合作組織之間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進而促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效果的最大化，為更多發展中國家提供推進保護生態環境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驗和方案，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共建地球生態家園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也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綠色發展戰略的合作或對接，特別是加強與歐盟《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Green?Deal）的對接，深化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

（三）以中國國際倡議為中心的制度對接

隨著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參與程度日益加深、貢獻力度日益增大，中國正逐步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導者，開始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始終堅持以自身綠色發展為全球綠色發展提供動能，以自身的示范性作用提高生態文明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加速綠色低碳轉型，為世界樹立了榜樣，并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走向綠色現代化的道路。中國提出的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在內的多項國際倡議，推動中國方案走向世界、影響世界。在推動這些倡議實踐的過程中，中國將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有力、更具針對性的支持，以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并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一，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中國始終踐行以生態文明為內核的“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理念，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全球生態安全。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落實“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底層要求。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平臺，中國加大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綠色援助力度。中國宣布實施“一帶一路”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計劃，并與全球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達成了務實合作協議。特別是隨著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不斷深化，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耙粠б宦贰背h已經成為中國開展氣候合作的重要理念傳播平臺與實踐舞臺，還是中國推動氣候治理與發展合作協同共進的新平臺。

第二，通過全球發展倡議推動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全球發展倡議包含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內容，目的就是要推動國際社會聚焦可持續發展問題、加強國際發展合作。中國提出的“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全球發展倡議有助于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也為各國制定可持續發展政策提供了思路和啟示。截至2023年9月，全球發展倡議已獲得世界半數以上國家與重要國際組織的支持，“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機制不斷發展。?在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的框架下，中國不斷深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合作。中國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級為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提升與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計劃的對接程度。

三、中國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基礎與動力

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主要動能在于中國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意愿和能力持續加強，綠色領導力同步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實現由全球環境治理的參與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實現由實踐探索到科學理論指導的重大轉變。

（一）中國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意愿和能力持續加強

習近平主席指出，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展現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要加強南南合作以及同周邊國家的合作，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資金、技術支持，幫助提高環境治理能力。?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重大理論、實踐問題，?中國系統性、富有創意地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在國內取得顯著成就，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典范，而且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了獨特的智慧和可行方案。該方案不僅高度關注國內的生態文明建設，還激發了國際社會加強全球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對接。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也是中國元首外交和主場外交的重要領域，其影響力與地位不斷上升，隨之產生的示范性治理效果也不斷擴散，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生態文明相關制度建設的廣泛關注。

《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三》顯示，2013—2021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8.6%，超過七國集團貢獻率的總和，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中國采取更具可行性和本土化的形式構建生態文明治理范式，為其他國家提供參考，從而更好地在兼顧民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基礎上走上高質量發展道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多次發布中國“建設美麗中國、守護青山綠水”的案例與報告。此外，“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前景廣闊?！耙粠б宦贰本G色發展國際聯盟、生態環保大數據服務平臺陸續建立，表明中國是全球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的積極參與者和引領者。在后疫情時代，中國主動將深化生態文明建設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推動國際社會全面均衡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2022年世界環境日，中國發布《支持綠化保護地球，助力中國貢獻全球環境治理》倡議。COP15大會也注意到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已超過24%，受到國際社會的贊譽。在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中國作出“力爭在10年內種植、保護和恢復700億棵樹”的表態，?展現了中國履行大國承諾、全力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積極追求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堅定決心。在經濟復蘇乏力的國際背景下，國際環境合作面臨復雜和艱巨的挑戰。

（二）中國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動力

黨的十八大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黨章，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并做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由此可見，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即“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

第一，生態文明建設與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為應對氣候治理問題提供的答案，也是應對氣候危機的金鑰匙。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中國在現代化強國建設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清潔、低碳、安全和高效的大規模能源體系革命，也伴隨著清潔能源、綠色環保、循環經濟等產業的發展，還伴隨著將全球環境治理與國內環境制度相協調的治理體系的建設。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海外投資也在轉向綠色、低碳、循環經濟等領域，并通過自身可再生能源裝備、電動汽車、清潔發電、新型電力系統和能源互聯網技術等來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

第二，生態文明建設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內容，又是中國式現代化取得的成就。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生態文明建設都已經融入中國治國理政的宏偉藍圖中。環境治理、綠色低碳發展和能源轉型既是政治責任，也是頂層設計和制度規劃，推動實現“雙碳”目標已經被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布局當中?！?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正在加速構建“1+N”政策體系，中國的化石能源消費結構也在逐步調整，消費總量和強度都受到了調控，能源低碳化效果彰顯。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大國擔當，生態文明建設就是這一擔當的集中體現。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指出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堅持行動導向。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對接可以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知識外溢。中國先后發起了包含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金融等系列綠色行動倡議，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制度合作，持續造福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就。一是中國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持續推進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合作，推動了《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全面落實，促進世界形成了綠色低碳發展潮流；二是《瀾滄江—湄公河環境合作戰略（2018—2022）》的實施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建美麗家園的重要成果；三是深化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減碳方面的質疑，中國也為中亞地區和海灣國家提供可行性更高的清潔能源轉型方案；四是強化與氣候脆弱國家、地區的合作，建設“非洲綠色長城”、低碳示范區和適應氣候變化示范區等。當前，全球治理改革困難重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推進保障了全球綠色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并為其注入新的動力。

（三）綠色領導力在中國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中的作用

在氣候危機、世紀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疊加的影響下，加之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全球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全球安全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持續加劇，迫切需要大國發揮綠色領導力。大國綠色領導力是協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治理的關鍵，也是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從全球環境制度體系發展來看，中國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貢獻者、引領者，也是共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者。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中國注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發展、能力建設等提供可借鑒的中國經驗。中國的綠色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進綠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強，完善綠色發展市場機制，加快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化綠色發展國際合作的現代化；?是在遵循世界現代化一般規律的基礎上，超越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的新探索、新道路、新經驗；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理論、新范本、新選擇。?生態文明理念也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以此實現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正向外溢效應，也為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注入新動能。

在生態文明制度對接過程中，中國借助結構性力量和體系性影響力，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同時，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中國也實現了對領導力的塑造和對制度進行改革的利益訴求。展望未來，“南升北降”和“東升西降”的趨勢將持續，綠色轉型的趨勢也將持續，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將與大國競爭、國際秩序轉型的聯系更加密切，這都要求中國加強全球綠色領導力建設，積極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四、對外關系中生態文明制度對接思路的優化

生態文明建設依托多種類型的國際制度平臺，已經形成了雙邊和多邊的國際制度對接體系。隨著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進入新的階段，且面臨新的復雜形勢，我們有必要在新的背景下優化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方法。

（一）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持續完善

氣候、環境問題的治理需求與低碳、綠色發展的內在導向正在塑造未來的全球秩序。?大國在全球綠色制度創建、機制運行方面發揮著引導作用，在理念塑造、議題設置、資金和技術支持等方面是主導性力量。大國權力競爭深刻影響著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進程，而大國在以環境治理為代表的各領域的制度競爭必然會制約生態文明建設。2019年12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歐洲綠色協議》，聚焦清潔能源、循環經濟、碳中和等問題，涉及工商業、交通、能源等領域的綠色發展，該協議成為指導歐洲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性戰略。歐盟正積極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新的綠色發展制度和理念，特別是碳中和、“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等，并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多邊平臺塑造歐盟的領導力。美國拜登政府也尋求成為全球氣候、環境和能源治理的領導者，通過重返《巴黎協定》和實施《通脹削減法案》（IRA）等“綠色新政”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在全球能源轉型背景下，大國競爭的手段更趨綜合，競爭的焦點雖然圍繞著國際秩序展開，但競爭的實質則是國家治理能力的競爭。?可以說，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能力來源于全球治理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另外，隨著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日益細化，以氣候、環境、資源等為代表的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在實踐中走向專業場域的建設。

（二）堅持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全球環境問題的多層治理（multilevel?governance），即超國家層次、國家層次、社會層次的治理主體相互聯系，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治理網絡。在這個治理網絡中，主權國家的權威受到非國家行為體的諸多挑戰，各行為主體共同承擔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職能，分享政治權威，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多層治理特征將更加突出。國際環境制度的碎片化、重疊化現象突出，?新的環境制度層出不窮，這也讓治理權威更加分散化和多中心化。當前的全球環境治理中存在權威分配失衡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主權國家權威過大，國際環境組織的權威有所缺失，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的權威不足。此外，當前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呈現出多領域與多部門交互作用的特點。全球環境治理不僅是一國外交部門、環境部門的事務，而且與商務部門、能源部門、交通部門、農業部門等都息息相關。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等政府間國際組織也直接或間接參與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這些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規則、條款往往涉及國家間在環境領域的合作。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國際組織、其他民間組織等各種主體進行廣泛磋商，共同制定應對全球生態危機的行動計劃和政策，也應通過國際交流，在全球范圍內共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此外，中國也應推動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各個層面的協同配合。通過上述行動和舉措，中國可以在堅持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贏原則的基礎上，共同應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各類挑戰，同時加強國內、國際多方主體的合作與協調。

（三）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創新

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時代，環境治理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2020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隨著人類和地球進入“人類世”，各國亟須基于新的時代背景選擇發展道路，從而保護地球家園。?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2016年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指出，新興環境問題正嚴重威脅經濟發展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人類世”時代的全球治理需要摒棄碎片化的治理邏輯和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路徑，以更為系統、全面的思維去推動全球治理的發展。?奧蘭·揚指出，“人類世”的到來要求創新全球環境治理機制。?總體上看，環境問題在全球治理進程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創新也在加速進行。同時，隨著民眾對生態環境問題的廣泛關注以及通信和交通技術的快速發展，參與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門檻和成本都在持續降低，這使得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進一步夯實。在“人類世”時代，隨著人與自然的密切互動，人類對自然的認知能力也在不斷提升。

（四）積極主動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對接

2008年金融危機后，新興大國成為全球治理的關鍵參與者。與此同時，西方民粹主義不斷蔓延，加上西方國家的逆全球化思潮和單邊主義行動，給全球治理帶來了多重挑戰，也進一步削弱了西方的影響力，使其制度優勢、發展優勢和價值觀優勢逐漸減弱。當權力在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加速轉移時，戰略競爭也在持續加劇，從而使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多中心化趨勢更加明顯。以中美為代表的大國戰略競爭正在推動國際秩序發生深刻變革，而新興大國對國際秩序的變革作用更加明顯，?來自非西方國家的理念和方案使構建新型的國際秩序成為可能。?在國際秩序面臨諸多挑戰以及推動國際秩序實現根本性變革的方式發生變化的歷史背景下，一個更為多元的“復合世界”正在形成。

在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下，歐盟國家與美國均強調利用傳統西方伙伴關系來增強自身對全球氣候和環境治理的領導力。?在這一背景下，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可能會繼續受到現實主義的干擾而陷入困境。另外，以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為目的的國際合作難以逆轉大國在戰略層面的競爭，甚至由于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對未來經濟發展具有引領作用而被廣泛關注，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大國權力競爭。當前，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關鍵轉型期，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生態文明發展的引導力與影響力不斷增強。隨著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推進，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動力不斷增加。一方面，中國國內的環境治理與全球氣候治理之間相互作用。在國內層面，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環境問題也逐漸得到了改善。?從全球層面來看，生態環境議題是新興國家提升制度性影響力、制度性收益的重要選擇。圍繞生態環境問題，各國可以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更多新理念和新方案。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責任與國際角色互動。隨著中國在全球治理進程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其為國際社會所作的貢獻也日益增加。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中國致力于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新的方案、作出積極貢獻，特別是在以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的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國際影響力和實踐能力也持續增強。中國提出了碳中和、碳達峰目標，積極推動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發展，堅定不移推進綠色絲綢之路建設。這些舉措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據此，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深化并創新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也為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綜上所述，隨著世界進入新一輪動蕩變革期，傳統安全議題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相互疊加，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和治理議題的不確定性顯著上升，中國在共謀全球生態文明發展中的角色、作用不斷凸顯。制度對接是中國與國際社會共同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方式。以生態文明為內核的中國綠色領導力是推動對外關系中的生態文明制度對接的重要基礎，并提升了中國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國際貢獻。著眼于實現全球碳中和與建設清潔美麗世界的目標，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扮演著共同領導者的角色?；诖?，中國在引導全球治理進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未來還需要繼續以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為旗幟，強化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在生態文明制度對接中體現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責任編輯：楊??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