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傳統安全挑戰下的準軍事力量安全角色重塑

【內容摘要】??準軍事力量是民族國家概念與西方現代軍事制度的早期實踐產物，是一種在組織結構、文化甚至職能上與軍隊類似的半軍事化力量，并擁有顯著的政治屬性。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的脆弱民族國家雛體和激進的民族主義，共同拓展了非正規武力的使用空間和暴力的道德尺度，強化了軍事精英群體在國家政治生活與議程中的影響與作用。這構成了一種準軍事主義的社會性文化土壤，直至冷戰末期都被鐫刻并保留在一些國家的制度記憶與民族身份的象征符號中。21世紀全球性非傳統安全挑戰的上升推動了不同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使準軍事力量獲得了新的安全角色轉型契機。通過對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不同準軍事力量的形成、演變和當代角色調整的比較，可以發現三國的準軍事力量的模糊性在制度和規范影響下弱化，且在軍隊與警察之間獲得更清晰的角色定位，并從原先的文化產物轉變為制度產物。

【關鍵詞】??準軍事力量??非傳統安全??烏克蘭?波蘭?土耳其

【作者簡介】??王思羽，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上海??郵編：201620）

【中圖分類號】?D815???E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2-0141-20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2008

安全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存需求之一，而內部和外部安全、警察和軍隊之間的區別則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原則。但隨著冷戰后低強度沖突（LIC）、恐怖主義等國際安全威脅的增多，國內外安全、民事與軍事沖突間的邊界日益模糊且難以明確區分。?為應對這一安全格局的變化，一些介于內部和外部安全力量之間的機構被賦予了愈加重要的意義和地位，從而引發了學界對于這種交界領域力量及其相關政治制度轉型的關注。為什么一些國家會使用準軍事力量作為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的輔助手段，而這些準軍事力量為何具有不同的安全角色與發展形式，都仍是尚待研究的議題。

一、問題的提出

學術界對準軍事問題給予了較高關注，但文獻成果多以揭示國別特定準軍事現象的單一案例研究為主。在準軍事現象普遍性規律探討的多案例比較分析中，可以根據其特征分為以下幾種。第一種是熱點問題導向型，研究側重于對一些面臨嚴峻安全挑戰和準軍事現象突出的脆弱國家、動蕩國家進行案例選取，因此更多集中于對非洲、西亞地區活躍的武裝民兵組織、武裝動亂與內部戰爭問題進行探討。?第二種是身份類別導向型，通過選取在模式和職能上較為接近的準軍事部門作為案例，例如對海地的“通頓馬庫特”組織與北愛爾蘭共和軍的比較，是基于二者均為效力于非國家政治行為體的民間武裝組織；?或對巴基斯坦卡拉奇警察部隊與信德游騎兵隊的比較，?則基于二者均為巴基斯坦內政部下轄的地區治安武裝。第三種是區域導向型，這是基于某一地理符號空間內的準軍事力量案例比較，如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原華沙條約組織空間?等準軍事主義現象較普遍的區域。

本文將采用兼顧三種案例選擇方式的折中方案，對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的準軍事力量進行案例比較，并基于以下幾個考量。一是三國在近10年間均面臨著較大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壓力，可視為熱點問題導向型。二是三國的準軍事力量均為“國家控制”產物，在類別和職能上較為接近，符合身份類別導向型的特點。三是三國在軍事體量和地理空間屬性上較為接近，均位于歐洲的東部邊緣地帶，同時也是北大西洋伙伴關系體系的前沿門戶，在歐洲安全格局中的地緣角色也較為相近，兼顧了區域導向型特征。同時，三個國家也具有差異性，如土耳其有較強的反恐訴求，烏克蘭長期受到境內分離主義的困擾并與俄羅斯進行著武裝沖突，波蘭不是沖突當事方或參與方，但將應對“混合戰爭”威脅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任務。這些相似性和差異性將有助于提高多案例比較的說服力和科學性。綜上所述，本文聚焦面臨非傳統安全挑戰形勢下準軍事力量角色的再定位與制度化安排，通過波蘭、土耳其和烏克蘭的多案例比較，分析準軍事力量角色、類別與模式差異化（或同質化）的政治因素與動機，為準軍事領域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參考與啟示。

二、準軍事力量的概念、特點及起源

準軍事力量作為一種介于軍隊和警察之間的安全力量，其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由于始終與國家、政治、權力和安全等問題緊密聯系，準軍事力量在諸多國家歷史發展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準軍事組織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在不同國家甚至相同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都存在多種類別與形態，并根據其名稱和相關政治安排發揮著不同功能。這種定位的模糊性與易變性，使準軍事力量像是存在于國家和武裝力量關系中的幽靈。

（一）準軍事力量的概念

軍事組織或軍事編制是軍事武裝力量的主要形態，其人員完全采用國家兵役征募與退伍制度，擁有相應的軍事化訓練管理體系，并根據國防政策需要提供相應軍事能力。準軍事力量（Paramilitary?Forces）是一種在組織結構、戰術、訓練、亞文化甚至職能上與職業軍隊類似的一種半軍事化部隊，一般可分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兩種。?前者是處于內部和外部安全、警察和軍隊之間的國家中間機構，?并稱為憲兵型、軍警型或準軍事安全部隊；而后者多為民兵或非制度化的社會武裝團體。侯賽因·阿利耶夫將這兩種準軍事力量類型分別對應劃分為“國家控制”與“國家平行”模式；而根據凱·塞勒提出的國家與武裝團體間的授權、贊助和自治三種不同關系類型，?則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正式、半正式和非正式準軍事力量。在不同國家，準軍事力量的結構、職能及其在國家安全事務中的角色，會隨著安全威脅、安全態勢、國家能力、成本控制和軍政關系制度安排等要素的動態變化而發生調整。?例如，利比亞地方武裝團體與親政府民兵的制度化，?美國警察部門在面對復合安全威脅結構挑戰下的軍事化，?或是像印度一樣自始至終都致力于維系其規模龐大且在管理、組織制度上與軍隊大致相似的中央憲兵力量。

（二）準軍事力量的一般特征

第一，準軍事力量是一種非軍隊但類軍隊或半軍隊化的武裝力量，并擁有政治屬性。從最基礎的屬性角度來看，準軍事力量不是軍隊，但在組織架構上仿效或類似于軍隊的組織和管理運行模式，擁有垂直的命令和控制體系，從事或執行武裝暴力任務。其中，制度型或正式準軍事力量是國家政治權力的直接延伸，通常是被賦予合法地位的特殊執法部隊或民兵部門，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靠制度體系和國家權力維持其結構存在，有相應的職業規則和信仰體系，包括法規、誓言、準則、目標與使命。

第二，準軍事力量相較正規軍隊更機動靈活，更適應低烈度沖突環境，一般充當正規軍（國防軍事力量）之外的輔助武裝力量或安全角色。?從資源配置和行動范疇角度來看，準軍事力量在兵力、火力和裝備結構方面通常相當于輕步兵或特種部隊，其職業技能（如醫療救治、野外搜救、拆除爆炸物）和操行戰術（如城市巷戰和近距離作戰）與其任務目的、行動范疇相兼容，通常配備國防軍事資源中的輕型防御裝備（如輪式裝甲車、近海巡邏艇、多用途直升機），不配備大口徑火炮、彈道導彈、固定翼作戰飛機、大型水面艦艇等高強度戰場條件下的進攻型武器。

第三，準軍事力量的安全角色介于軍隊和警察之間，可以應對國家內部或外部的威脅，其任務行動范疇的界定相比軍隊和警察更為“灰色”和模糊。在和平時期，準軍事人員常被用來保護重要的公共資產和設施，如政府機構、機場、海港或邊境，并可能承擔保護重要人物或反恐的任務，協助警察進行執法或應對騷亂。在戰爭時期，準軍事力量通常會被納入軍隊指揮系統，與其共同作戰或有權使用其資源，充當國防力量的一部分。

第四，準軍事力量根據各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情況、環境而擁有不同的形態，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階段及安全任務需要是影響該國準軍事力量發展和演化的常量。一些準軍事力量是在民族解放運動或暴力革命中誕生的，一些因領土擴張、城市化、移民發展而來，準軍事力量還可能與政府在特定時期的社會和政治狀態下是否有能力或有意愿回應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有關。社會、政治和歷史因素是準軍事力量出現與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三）準軍事力量出現的根源

準軍事部隊的術語可追溯到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時期頻繁的軍民混合武裝暴力行動，其現象與概念的出現成為拿破侖戰爭（1803—1815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整個19世紀，國家與合法性暴力組織之間的關系在普遍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思潮交叉影響下發生了劇烈變化。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聲稱擁有暴力使用的壟斷權，國家軍隊和全民征兵成為常態；?另一方面，當時歐洲反帝國殖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往往是由民族軍事精英發起和推動的，如19世紀20年代的希臘革命軍、朱塞佩·加里波第的意大利武裝，以及在霍亨索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的領土上不斷涌現的民族解放斗爭。這些沖突都是低烈度且由小型武裝組織參與而非龐大的國家軍隊實施的，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間達到了巔峰狀態。因此，準軍事組織作為政治權威的象征性功能的出現，可以被視為是當時雛形期民族國家的平民社會與現代軍事制度在進一步接觸后對傳統制度型軍隊地位和作用影響的結果。

民族國家概念、國家權力與現代軍事制度（或警察制度）是準軍事力量的相關制度和概念出現的先決條件。雖然在民族國家概念出現之前，在一些地區就存在古典的準軍事規則或習俗，且這些古典的準軍事組織（或政策）傳統在國家與職業軍隊概念被引入之前就已經存在。但是，由于古典時期的傳統準軍事行為體（亦軍亦警的武裝機構）存在于王朝、貴族的統治結構當中，效忠于個人或家族，且由于缺乏與現代軍隊與警察概念的劃分，從而很難將其與中世紀時期廣泛的私人治安維持團體或半合法的烏合之眾（包括暴徒）區分開來。因此，古典的行為傳統雖然對準軍事力量的出現存在一定的影響，但近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啟蒙、傳播及民族運動精英們對西方現代軍事制度的實踐是準軍事力量的概念、職能與角色得以確立的關鍵條件。

三、準軍事力量的演變與當代角色

全球的準軍事力量類別與現象是一個十分龐雜的體系，但該體系自誕生至今在世界歷史上的總體演變過程、發展階段及其主要影響都具有一定普遍性和相通性，這有利于明確影響準軍事力量周期性轉型的主要因素，也證明了準軍事安全力量的出現、傳承與轉變有其自身必然性。在21世紀國際安全秩序變遷的背景下，一直以來在角色定位上模糊、與軍隊和警察都存在一定職能重疊的準軍事力量在當今國家與國際安全事務中正扮演新的角色。

（一）準軍事力量的演化階段

第一，準軍事力量產生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帝國之間的戰爭并得到初步發展。這一時期歐洲帝國及其代理人之間的大規模戰爭與戰后的帝國瓦解，為準軍事力量的第一輪興起和發展提供了土壤。首先，在歐洲的“帝國破碎地帶”上，伴隨廣泛的原帝國內部民族解放意識的覺醒和蓬勃發展，民族主義一度成為當時最突出的身份符號，并導致了廣泛的族群矛盾。其次，舊的帝國中央權威消失導致出現力量真空，新生的脆弱民族國家處于新舊秩序交替的風險中。最后，大量戰后失去效忠對象的前歐洲帝國的軍事人員試圖在政治上和情感上努力重新融入新的國家權威構建進程或相關權力體系，加劇了軍事文化在政治領域的蔓延與傳播。這導致行政當局必須控制前軍人群體可能造成的危害，又需要將部分人員納入安全系統進行適度利用或安撫。在這一背景下，武力帶來的懲戒和控制力，在經濟、文化和政治領域產生了異常豐厚的回報，因此受到極高重視。正如前文所述，這使得民族軍事精英與現代軍隊在歐洲“帝國破碎帶”創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扮演特殊角色。前帝國遺留的民族軍隊與機構，成為新生民族國家在混亂秩序中依靠的群體；而掌握一支武裝力量或擁有軍事領導經驗，則成為承擔民族建國運動核心領導角色的重要條件。一批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并抱有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現代軍事精英融入民族國家安全機構和領導層，以及大批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幸存的軍人群體開始重新在政治上融入體制并參與公共政治活動，這對準軍事力量在歐洲的廣泛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二，準軍事力量和準軍事主義在二戰后的全球反殖民浪潮與冷戰格局影響下進入全面興盛期，催生了準軍事現象向全球的蔓延和發展。先軍思想、軍事文化與民族主義軍事精英群體在諸多經歷二戰后的反殖民運動國家中都代表著實用、有序、進步和安全感，?并促使一大批效仿軍隊而組建的武裝團體和組織迅速出現。其中一些準軍事力量曾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的武裝力量，被新生的執政當局廣泛用于對抗所有的外部和內部敵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量非正規軍隊，?或在哥倫比亞進行曠日持久的暴力活動的民間軍事力量。?還有一些武裝團體則是大國進行海外軍事干預或軍事援助的產物，例如英國在北愛爾蘭開展的準軍事警務活動，?美國中情局在冷戰期間開展的“黑色行動”所借助的代理人武裝等。?這造成了準軍事力量的類別分化與規模擴大，以及更為普遍的準軍事暴力場景的出現。這些準軍事力量的一部分是引入軍事制度的非政府武裝團體或半正式的親政府軍事組織，還有一些是國家下轄的正規安全力量。?這些準軍事組織在國家安全制度中處于中心或邊緣的位置，一般取決于它們和民族國家、執政當局間的動態關系。在這一時期，準軍事主義文化成為描述一種象征實用主義的“灰色”詞匯。無論政治精英還是大眾，都傾向于信任、默許或是要求那些親國家的非正規軍武裝組織或強力機構擁有軍事屬性，亦可被執政當局或政治組織運用于那些在正規軍隊職能和規則約束之外的武力行動場景，一系列被賦予政治訴求或安全任務目標的附屬產物由此形成。?準軍事主義文化具備特有的亞軍事文化和類似軍隊卻又異于軍隊的角色符號，并與二戰后在全球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反殖民浪潮深度融合在一起，而這幾乎可以說是此類現代準軍事行為體及其制度成為全球性現象并延續的必要條件。

第三，準軍事力量在冷戰后進入重塑期和規范期。國際安全局勢和主要風險更多轉向內部與外部的混合性危機，恐怖主義、種族沖突、政治動蕩、經濟危機以及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帶來的新挑戰層出不窮，且難以用傳統軍事手段應對。除此以外，由于美國在全球的過度軍事擴張，造成南亞、中東地區的持續動蕩，以及頻繁軍事干預所導致的人道主義災難和難民危機，均加快了各國在應對低強度沖突方面的戰略、理論、概念的整體轉型。一方面，傳統且缺乏專業規范的準軍事力量已不足以應對挑戰。尼日利亞、乍得在邊境地區部署的臨時準軍事志愿組織參與反恐的失敗教訓，?土耳其村守制度庇護下的犯罪問題，?以及俄羅斯在車臣地區艱難的平叛努力，?這些問題都表明，全球準軍事力量面臨新的考驗，對其專業性、系統性、科學性的要求超越了對其規模和屬性的強調。這要求制約并改變準軍事力量在軍事制度和職能空間外的運作趨向，強化國家與這些機構、人員之間的控制和監督關系，以便于優化國家指揮控制鏈、提升國家間的跨境合作和軍際間互操作水平。另一方面，國際輿論開始影響網絡空間，武裝沖突類開源信息情報的迅速發展，對半正式和非正式準軍事單位的行動合法性、道德約束和法律依據構成了巨大壓力，大量定位模糊、缺乏制度約束或處于隱秘安全議程中的準軍事“幽靈單位”或被撤銷建制，或被整編改組向制度型轉變，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在敘利亞支持叛亂的準軍事代理人在遭遇丑聞后被迫收斂，?以及波黑塞族“家鄉軍”向特種警察部門的改革過渡。

（二）準軍事力量在當今國家安全事務中的角色

• 準軍事力量逐步成為許多國家應對后冷戰時期非傳統安全挑戰的行動主體，其在組織模式、行動規則和管理制度方面正變得更加專業化、功能化。冷戰之后，隨著各國對打擊全球性有組織犯罪、販毒網絡以及恐怖主義的復合安全需求日益增強，各國國家安全政策所需兼顧的內部和外部之間的關系變得愈加復雜，準軍事力量越來越多地轉型成為各國政府執行特殊治安任務和管控境內外危機的主要工具。在此背景下，國家政策和制度對傳統準軍事部門的角色定位變得更加清晰，并為了能夠使其更好地應對復合安全威脅和低烈度沖突威脅下的緊急情況，準軍事力量開始建立并擁有更體系化、專業化的行動指南、組織制度與硬件，絕大多數在冷戰前仍定位模糊的準軍事組織被進一步透明化和規范化。國家間開始就準軍事領域開展合作，并給予準軍事部隊更多的境外活動權限，使其能夠在海外危機管理行動或軍事干預行動中執行警務治安任務。例如，由歐盟7個成員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葡萄牙、波蘭、羅馬尼亞和西班牙）的軍警和憲兵部隊組成的歐洲憲兵部隊是全球首個多國準軍事力量組織，其在阿富汗戰爭期間曾向阿富汗當地派遣人員開展警務訓練活動，也曾被部署至海地協助做好災后安全工作。
• 多數國家對準軍事部門的總體改革設計思路和角色職能安排向著國土安全輔助部隊與特種警察部隊這兩個方向劃分，形態各異的準軍事力量在重塑過程中殊途同歸。第一種是國土安全輔助部隊模式，或稱之為國家憲兵與國家制式民兵模式，是一種類似美國國民警衛隊、歐洲國家的憲兵部隊、印度中央武警部隊的職能和角色定位類型，其軍事屬性更強，在職能上往往被用來應對低烈度戰爭和大規模騷亂，靈活調動和機動部署能力較強，核心任務一般是維護國家基本秩序和國土安全，并在特殊情況下充當正規軍與國防武裝部隊的輔助力量。第二種是特種警察部隊模式，這種模式雖然具備一定的應對低烈度武裝沖突的能力，但其管理模式和人員仍為民事屬性而非軍事屬性，任務包括打擊有組織犯罪、協助執法、保障特殊設施安全、城市反恐等，或者在非戰區的邊境地區承擔執法職能，如維護人道主義通道暢通、打擊跨境走私軍援物資、抓捕具有通敵叛國及間諜行為的嫌疑人等，?但一般不負責在面對外部軍事威脅時進行國土防衛。特種警察部隊模式的軍事屬性相較國土安全輔助部隊模式偏弱，警察職能和民事管理能力更強，特殊執法部隊、邊境警衛隊、海岸警衛隊等都屬于這一類別，如美國聯邦保護局執法部隊或加拿大皇家騎警下屬編隊。

總體來看，21世紀后非傳統安全威脅與風險的加劇，提升了世界各國在相關領域開展國際合作的意愿與安全戰略關切度，進一步強化了國家應對低烈度沖突和危機的理論、概念以及政策方面的全面系統性調整。這種系統化的改革和實踐過程要求將原有的準軍事部門轉變為更符合國際合作要求和制度框架約束的力量，即一種規范的、制度化的、能夠適應國家間、軍際間制度與技術互操作性的力量。這要求有效提高文官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效率，確定更透明、清晰和正式的組織運轉機制與職能范疇，保障更具專業度與職業化的人員構成，還要確保其能夠繼續充當軍事與民事安全的有效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準軍事主義文化傳統的作用與影響力被大幅削弱了，或者說被制度化的要求所取代。準軍事力量的安全角色進入了一個規范化時代，涉及的領域包括：政府的監督與控制，建立針對其人員的專業化選拔、培訓系統，立法組織和司法框架的保障，確保其能力的技術與裝備的采辦和研發，以及國際輿論和國際制度的約束等。在此過程中，受到民族主義、先軍主義和軍事精英群體所影響的傳統準軍事主義文化正在新的文官控制制度標準要求下消解，從而使準軍事力量不得不放棄傳統的裙帶關系、權力架構與社會土壤，走向規范與透明。

四、對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準軍事力量的演化比較

在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的歷史中，盡管不同的國家組建了諸多準軍事機構，但對三者準軍事力量從創立到初步發展乃至當代改革過程進行比較分析，可發現三國的準軍事現象在以下幾個階段呈現出較為同質化的特征。

（一）準軍事主義文化：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的準軍事力量興起

“坦齊馬特”時期的奧斯曼帝國、?華沙公國和“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分別代表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歷史上的最早具有民族國家屬性與特征的政治實體。在三國的現代史中，第一支在其民族國家誕生后出現的準軍事力量都是由其執政當局創建的。例如，1839年6月，以“扎布蒂耶”（Zabtiye）為名成立的一支確保內部安全和秩序的軍事警察力量是土耳其準軍事力量的先驅，“扎布蒂耶”自創立之初就是一個擁有軍事屬性的執法機構，是在古典的奧斯曼帝國“蘇巴西拉爾”（Suba??lar）和“塞爾哈德庫魯”（serhad?kulu）等民事治安衛隊概念基礎上，借鑒了當時歐洲國家憲兵隊的組織模式與標準化方案所建立的奧斯曼憲兵部隊。在波蘭，古典的準軍事概念可追溯到1609年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的“戰地憲兵”（?andarma?polowego），但拿破侖于1812年協助華沙公國建立的憲兵隊是首支真正隸屬于波蘭民族國家雛形的準軍事單位。烏克蘭與前兩者略有不同，現代烏克蘭準軍事部門雖未明確追溯其更久遠的組織起源，但早在15世紀和16世紀活躍于烏克蘭地區的哥薩克階層本身就是一種在當地社會安全秩序中亦警亦軍的古典準軍事組織，這些輕型的非正式騎兵部隊負責把守邊境的城鎮和前哨，并負責維護當地草原和城鎮的公共秩序。?1917年于茲韋尼哥羅德省集結的“自由哥薩克”兵團就是烏克蘭民族國家歷史中的首支準軍事力量，以其為主體建立的國家憲兵隊充當了“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執法和治安部隊。

由此可見，這幾個現代民族國家早期的準軍事主義現象的出現，一部分源于古典傳統，或是一種對安全訴求的自然選擇行為，即準軍事行為體可以為其當局（或政權）提供額外的軍事力量資源，或者可以通過向領導層或正規軍隊進行“貌似合理的推諉”來補充或擴大其暴力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律和道德限制的模糊地帶，從而對暴力實施者或行為進行懲戒。

另一部分準軍事主義現象則源于西方現代軍事制度與文化。民族國家概念和現代軍隊概念的引入以及民族運動思潮和軍事精英群體的結合，推動了三國早期的準軍事力量的興起。例如，波蘭的國民衛隊、公民衛隊?是經分治當局默許而自發成立的半正式民族主義武裝團體，?土耳其聯合進步委員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創立了半正式“特別組織”（Te?kil?t-??Mahsusa）與民兵武裝“國家軍隊”（Kuv?-yi?Milliye）?，F代軍事精英和軍事文化與民族國家、民族解放斗爭高度有機地捆綁在一起。例如，奧匈帝國的烏克蘭裔指揮官葉夫根尼·科諾瓦列茨在烏克蘭短暫建國過程中成為政治領袖，比他更成功的是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以及波蘭軍團的最高領導者約瑟夫·畢蘇斯基，他們不僅是帝國時期的軍事精英，也是各自新生民族國家準軍事力量興起的推動者。

（二）文化留存：準軍事力量在三國國家變遷中延續

在冷戰末期至蘇聯解體后的一段時間里，國際格局、國家制度和安全環境劇烈變化，準軍事力量再次作為一種“輔助”部隊，被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用來解決其正規軍無法應對的安全問題。

一方面，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政體的安全結構中本身就有著濃厚的準軍事主義傳統，并一直將準軍事力量及其制度作為國家安全戰略設計與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烏克蘭擁有規模驚人的原蘇聯內務部隊與克格勃安全部隊，波蘭人民共和國則有國土防衛軍（Obrona?Terytorium?Kraju）與軍事內務局（Wojskowa?S?u?ba?Wewn?trzna）等。

另一方面，宗教極端主義、激進的左右翼沖突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土耳其境內引發廣泛且嚴峻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導致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武裝部隊發動了軍事政變，對國家文官系統進行全面取締，并開始了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攝政與凱南·埃夫倫政府在內的長達9年的軍人政府管制與改革期，土耳其雖然不是波蘭和烏克蘭那樣的轉型國家，但執政當局的文武交替對國家的準軍事制度也構成了直接影響。

如表1中所示，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政府都出現了非正常變革，但新當局都不同程度保留了其準軍事組織模式或增加了準軍事力量職能。其中，波蘭全面恢復了波蘭第二共和國時期的舊準軍事組織名稱與職能，實行“波蘭化”。凱南·埃夫倫的軍人政府及其政治支持者在新一輪凱末爾主義復興思潮影響下，擴大正式和半正式準軍事部門在應對庫爾德問題中的效能和作用。烏克蘭為了保護新生國家，?選擇保留蘇聯準軍事力量遺產在其國家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

在波蘭和烏克蘭，蘇聯模式下的安全戰略已經建立了準軍事部隊與正規軍之間的互補關系，?既有的準軍事文化基因為新政府將準軍事部門納入新的安全議程創造了條件。在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游擊隊化趨勢，?使掌控土耳其國家權力的軍人領導層普遍認為國家當局“正在迅速失去對一場未宣戰的戰爭的控制”，?迫切需要準軍事組織協助其應對傳統正規軍在戰略和戰術上的不足，以應對庫爾德工人黨的崛起。

對于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這三個在體制上存在差異的國家而言，在新生國家面臨威脅的背景下，三國均傾向于繼續借助準軍事力量與相關制度維護國家權威。當國家暴露出內部安全脆弱性時，軍事文化和民族主義就會結合起來，影響這幾個國家的準軍事主義文化。因此，準軍事主義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鐫刻在國家制度記憶與民族身份的象征符號中的產物。

（三）超越文化：三國準軍事力量的制度與規范重塑

如表2所示，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的國家準軍事主義文化與組織盡管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但在進入21世紀后的20多年轉型過程中，三國的準軍事部門與組織在應對低烈度沖突和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的技術能力，以及在職業化、制度化與制式化水平方面的提升效率，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烏克蘭在2015年后依靠新設的國民警衛隊和領土防御部隊，逐步將因頓巴斯沖突兵力匱乏而臨時拼湊組建的志愿民兵（共32個領土防衛營、56個特殊任務巡邏警察營和1個特殊連隊）進行了整改和收編，對原先角色界定不清晰的民兵編隊予以裁撤和取締。按照2014年后新簽署的戰略防御計劃文件指引，?烏克蘭對國內準軍事部隊的角色、分工和職能范圍進行了進一步界定和區分。波蘭經歷了相類似的轉型方式，以波蘭軍事憲兵隊替換原先的國土防衛軍，并在2016年的《領土防御概念》基礎上重新建立領土防御部隊（Wojska?Obrony?Terytorialnej）作為第五大軍種，?即國家制式民兵。土耳其在半正式準軍事力量的透明化和法制化方面作出了努力，當時的土耳其政府頒布了第668號緊急狀態令，將憲兵部隊和海岸警衛隊的軍事指揮部門轉為警務單位，使二者在整個制度系統上被徹底歸入土耳其內政部民事服務機構。

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對各自準軍事部門在不同時期的管轄權、指揮權均按照“戰時軍管，平時警管”模式進行安排和設計，解決了和平時期和特殊時期（包括戰爭時期）國防部門和內務部門圍繞準軍事部隊隸屬產生的權力爭奪問題，保證了在戰時準軍事力量作為正規軍輔助角色參與聯合行動的效率，消除了政治和軍事精英圍繞準軍事部隊隸屬展開博弈的可能。土耳其憲兵總司令部、海岸警衛隊根據1983年的《憲兵組織、職責與權力法》、1934年的《警察職責與權力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賦予的職責，在戰爭動員的情況下，服從土耳其武裝部隊指揮。波蘭的軍事憲兵隊和國土防御部隊在戰爭期間服從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調度指揮。烏克蘭在2017年通過“關于確保烏克蘭在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臨時被占領土的國家主權的國家政策要點法案”?及《烏克蘭最高統帥令》。這兩份文件規定在特殊時期，烏克蘭武裝部隊和其他軍事編隊服從烏克蘭總統，由總參謀部指揮。

整體來看，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在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出現的形態各異的準軍事力量，在進入21世紀后已向更職業化、專業化的國防軍事和民事警務方向聚攏。任務交錯和職能重疊的部門得到徹底剝離，“灰色”、模糊的屬性正在被明確的準則和制度所取代，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交織形成的準軍事主義文化作用已經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對準軍事部門在軍隊與警察之間獲得更清晰的角色定義。

結?束?語

通過對準軍事力量的分析和梳理，以及對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國家案例中不同類型的準軍事部隊及其應對沖突的不同技能和能力的比對分析，能夠證明這幾個存在一定共性和差異的歐洲東部中等國家的準軍事力量的角色變遷過程存在一些較為趨同的影響因素，并基本反映出了全球制度化準軍事力量及其現象出現與演化過程中的共性。

一是現代準軍事力量的出現和發展土壤存在于不同的民族國家發展階段與歷史環境，三國最早的準軍事力量都是國家吸收西方軍事制度后的下屬機構，這至少證明了最初的準軍事力量誕生是基于最初的國家概念或民族國家之上對西方軍事制度的實踐產物。

二是從不同時期準軍事力量的安全角色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對于準軍事力量角色變遷影響最大的文化因素逐漸被制度因素所取代，這亦可以被視作一些準軍事部門和組織在一些中等國家經歷漫長轉型周期的普遍趨向。在19世紀至21世紀經歷過多次獨立建國或政權非正常更迭的波蘭與烏克蘭，及長期飽受內部族群沖突和分離主義困擾的土耳其，其準軍事安全力量的出現、傳承與轉變有其獨特必然性。脆弱的國家雛形和激進的民族主義共同拓展了對非正規武力的使用空間，模糊了準軍事組織及其暴力的道德尺度，強化了軍事力量、軍事精英群體在國家政治生活與議程中的投影。然而這一社會性文化土壤催生的準軍事組織傳統角色越來越難以適應21世紀后的國際環境與非傳統安全挑戰，系統性制度規范的作用愈加凸顯。

三是當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相關戰略與學說在成本、專業化、技術、合法性和國際合作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轉變時，國家對準軍事力量的相關架構即進入一個全新的系統重建過程，這些受不同意識形態影響的準軍事組織與國家政治間的關系（包括其架構或管理模式、作戰思想、控制方式等方面）亦朝著趨同的方向發展。至少土耳其、波蘭和烏克蘭受此影響，最終都采用了重視制度結構約束的統一集中領導模式，并嚴格按照軍事與警務的二分法進行了全面區分。同時，三國以文官政府的行政權力與立法權力對準軍事力量的行動、能力、權限、資源和潛在隱患進行必要的制度約束，從而使準軍事力量很難再度成為民族主義與先軍主義思潮影響下的一種準軍事主義文化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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