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交叉學科的范式建構與行動路徑

朱小平 張家軍

摘要：交叉學科是基于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而產生的以復雜性知識生產為邏輯起點，以知識生產、學術組織、制度體系和文化形態四維度協同為邏輯表征的新生學科。交叉學科范式建構應依循“知識—組織—制度—文化”四重邏輯向度，著力推進知識融合創新、組織跨界協同、制度共建共享和文化彌合認同，構建具有跨學科知識體系、超鏈接學術組織、立體化制度形態和多元化文化共在的學科范式，使交叉學科成為一個多主體參與、多維度協同、多層次交叉、全方位發展的學科共同體。

關鍵詞：學科；交叉學科；范式建構；行動路徑

作者簡介：朱小平，西南醫科大學研究生院黨總支書記、人文與管理學院副研究員，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研究生，瀘州 646000；張家軍，西南大學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學部教授，重慶 400715。

基金項目：教育部2023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背景下的超學科建設機制研究”（編號：23YJA880090）

以數字化、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深刻改變著知識生產方式和學科發展形態，知識生產模式從模式I向模式II和模式Ⅲ轉型發展，促使學科形態由單一學科向多學科、交叉學科和超學科演變。交叉學科作為學科發展的一種新型形態，已成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復雜問題的重要行動路徑。我國已經設置交叉學科門類和一級交叉學科，截至2022年6月，各學位授予單位經教育部備案設置二級交叉學科700余個[1]。交叉學科建設雖日益受到重視，但在實踐過程中仍然存在“重設置、輕建設”等問題，學界對交叉學科的范式建構仍然不夠明確。因此，探尋研究交叉學科的范式建構和行動路徑，有利于推動交叉學科建設與發展。

一、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理論邏輯

學界圍繞學科論、學科群論和綜合論三個維度對交叉學科進行了概念界定。從學科論維度，認為交叉學科是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存在，是不同學科領域相互交叉和融合滲透所形成的新生學科。錢學森[2]、王續琨[3]、孟偉[4]、李欣欣[5]等學者持該種觀點。從學科群論維度，認為交叉學科是學科集合體或者學科群落，包含諸多類型。劉仲林[6]指出交叉學科包含比較學科、邊緣學科、綜合學科、超學科等學科，趙紅州[7]、金薇吟[8]等也提出了相類似的觀點。從綜合論維度，認為交叉學科是一個綜合概念體系。袁廣林指出交叉學科是一種綜合學科，是將已有研究對象的各個部分、各個層面依據其內在邏輯加以聯結整合，有機合成、重構知識體系而形成的一門新學科[9]。從學科群論和綜合論兩個維度看，交叉學科也涵蓋了超學科這個類型，交叉學科具有跨學科和超學科屬性，交叉學科除了整合學科知識外，也需要借助非學科領域的相關知識，整合政府、產業、公眾的力量以創造性地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因此，不管從哪個維度看，交叉學科均具有超越傳統單一學科的范疇，是經多學科領域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新型學科，它不是原有學科的簡單疊加，而是在深度交叉、融會貫通之后產生的具有與母體學科不同特點的學科。

范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理論體系或框架模型。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認為，范式是一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意指特定“科學共同體”從事科學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學科基質”，包括共有的“符號概括”、信念、價值、范例等的總和[10]。范式為“科學共同體”提供概念框架、理論方法和“解題范例”[11]。在交叉學科范式建構中，我們應當遵循交叉學科本體構成及其生成邏輯，探尋其生成的方法技術和模型范例。學科的本體構成是學科范式建構的理論根基。學科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不同學者持有不同觀點，多數學者認為學科是規范化、專門化的知識體系和學術組織、規訓權力的組合[12]。學科還承載著傳承創新優秀文化之功能，在學科演進過程中不斷積淀起本學科發展特有的文化形態。學科的構成囊括了“知識生產、學術組織、制度體系和文化形態”四個維度的內容，交叉學科是以學科為基礎演化生成的新型學科，同樣也要遵循這四個維度的邏輯架構，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基本單元應包括特定的知識生產、學術組織、制度體系和文化形態，即由“知識—組織—制度—文化”四個維度所組成的邏輯結構，其邏輯起點為復雜性知識生產，邏輯表征為四維度協同。

1.邏輯起點：復雜性知識生產

在復雜系統的生成整體論視域下，交叉學科的知識生成來源于復雜性、異質性的知識生成元[13]，交叉學科具有復雜的知識生成體系。換言之，交叉學科是由多元知識生產主體協同鏈接、交互倚輔，以復雜性、非線性思維方式，促使知識生產在多個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相互作用而生產出系統化、綜合化知識體系的學科形態，復雜性知識生產是交叉學科的本質內涵和質的規定。之所以如此認為，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交叉學科研究對象具有復雜性。交叉學科所要求解的問題是異常重大而復雜的綜合性問題，唯有建立跨越時空界限、跨越學科邊界的交叉學科組織，由多元組織共同探討、共同研究，建立整合性知識體系，方有望達致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交叉學科知識體系具有復雜性。由于研究對象和研究問題的復雜性，現成的知識體系難以應對，由此產生了以知識生產模式Ⅱ、模式Ⅲ為特征的交叉學科組織模式，這種模式以復雜性、異質性的知識系統和理論體系建構為核心，通過交叉滲透、融合創新、裂變重整等方式，實現原理知識、方法知識和關系知識的有機聯結[14]，編碼知識、緘默知識等多元知識共存，將原本分散的單學科知識，轉化為聚類學科群知識，完成知識體系從知識點到知識鏈再到知識圈的發展轉變過程，以此應對和解決復雜世界中的重大問題。

2.邏輯表征：四維度協同

復雜性知識生產是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邏輯起點。復雜性知識生產是在不同學科領域之間對復雜問題進行分析解構、系統重構復雜性知識體系的過程。交叉學科始終以知識體系優化整合為導向，以解決復雜性問題為旨歸，其問題解決方案需要教育創新系統中多學科、多領域、多維度的系統化合作，復雜性知識生產始終貫穿于交叉學科建設過程中。

學術組織是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空間場域。交叉學科的系統化合作模式是一種現代化的大科學組織模式，需要構建大規模、超鏈接的學術組織作為空間場域，這種場域是由大學中的科學群體、政府、業界等多元利益主體基于學術基礎、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而形成的學術組織系統。交叉學科通過知識生產、知識傳播和轉化應用，實現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社會需求之間的統一，確保復雜性問題得到解決和公共利益得以實現。從這個維度看，交叉學科學術組織范式是一種群體參與程序、參與過程和研究秩序的有序重構，吸引不同背景、不同學科的利益相關者加入共同的研究議題中，通過有序的協調機制將他們重新整合[15]。

制度體系是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內外規約?！皩W科”一詞本身帶有“規訓”蘊義，蘊含規則或規范之意，由制度進行規約。交叉學科亦是如此，交叉學科建構除了知識本身和組織建制外，它也是一種以制度為規約，為知識領域確立內部規則和外部規范的活動。交叉學科制度是由內在制度與外部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交叉學科與大學、政府、產業等多元主體之間有著聯系，需要在多元主體之間建立起保障交叉學科研究的外部保障制度，同時也需要在學科知識生產主體內部建立共同的規則體系，以確保交叉學科內外制度協同發展。

學科文化是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深層表征。交叉學科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和學科認同等，是交叉學科在深層次對學科文化的內在表征，是交叉學科成員價值體認和身份認同的文化成因和精神歸宿[16]。交叉學科由不同學科、不同文化所操控的“學術部落”所組成，其學科文化具有多元性、彌散性和泛在性等特征。為避免不同文化的疏離區隔和相互掣肘，交叉學科建設需要統籌駕馭、協同整合多學科文化為交叉學科文化，使學科成員能自覺地內化、認同并接受，實現學科文化傳承與創新，賦能交叉學科建設的實際行動。

二、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理論模型

交叉學科形成的關鍵在于范式的建構，而范式建構遵循“知識—組織—制度—文化”四維度邏輯協同?；谶@四個要素的邏輯理序，可建構“融合創新的知識生產、跨界協同的學術組織、開放共享的制度體系和互融共生的文化形態”四維一體的交叉學科范式，使交叉學科成為一個多主體參與、多維度協同、多層次交叉、全方位發展的學科共同體。交叉學科范式的建構囊括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多個主體、多個層次和多個要素，組成一個跨越學科界限和時空限制的協同創新、共生共享的理論模型。具體如圖1所示。

1.知識生產：從同質超越到異質創新

交叉學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傳統單一學科所不能解決的復雜的、異質性問題，須建構復雜性、異質性的學科知識生產范式。這有賴于多學科專家會聚并利用好各自學科領域的知識，經過融會貫通生成新的知識體系方可解決。因此，交叉學科突破傳統單一學科同質知識的學科界限和時空限制，穿越多層知識譜系，將多學科知識進行聯結聚合，使其知識發展模式從“知識點”向“知識鏈”和“知識圈”轉化，生產出解決現實問題的多維知識集群。

交叉學科的知識生產呈現出跨學科會聚和異質創新特征，是從同質到異質的飛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跨學科會聚。從知識生產方面看，交叉學科突破已有學科知識生產的框架界限，面向復雜問題域生產知識集群，使知識聚合和知識創新相互作用、相互統一。從知識使用方面看，交叉學科關切社會重大、復雜問題，知識創新從純科學的學術性到跨學科問題導向性，追求知識的立體多維建構。例如，現代醫學以整合生命科學為新范式，知識生產突破傳統的生物醫學知識生產模式，融注生物醫學、物理化學、技術工程等相關學科知識，建立起觀照生命整體的大健康、大醫學知識生產模式，超越了原有醫學學科的范疇與范式。二是異質創新。異質創新是指交叉學科突破傳統的同質創新線性模式，以異質的非線性創新模式將知識生產的不同模式進行整合，將學科知識進行解構，與相關學科知識相互聯結，與政府、產業等異質系統相互聯系，構成新的創新聯盟，進而實現不同知識領域、知識組織的協同創新，生產出系統化、綜合化的知識體系。交叉學科是對傳統“單一性”知識的再選擇、再分配和再組合，即“再語境化”過程，是關于復雜性、異質性知識的流動性集成創新。正如曼紐爾·卡斯特指出的，當代社會因流動而建構，知識流動、信息流動、符號流動等各種流動成為所有事物的基本特征和最終宿命[17]。由此，形成了知識體系的流動空間，在空間的流動過程中實現知識從同質領域向異質領域的創新發展。

2.學術組織：從有限協同到無限鏈接

交叉學科為了生產復雜、異質的學科知識，須突破學科之間知識組織的結構限制，將眾多的知識生產主體進行超級鏈接，跨越組織邊界實現學科的同向同行。異質創新的知識生產范式決定了交叉學科的學術組織必須跨越傳統學科的有限協同而向超越學科的無限鏈接、無限參與知識生產的方向發展，在多維跨界和多元協同的基礎上，生成超鏈接的學科共同體。

交叉學科產生的過程，也是學術組織從有限協同轉向無限鏈接的過程，是從有限向無限的發展。它通過跨界協同將學科新舊領域、差異化領域進行有效聯結，產生新的戰略聯盟，表現出超鏈接性和自組織性特征。一方面，交叉學科的學術組織具有超鏈接性。超鏈接性是指將大學中多學科的研究人員、企業科研和實踐人員、政府管理人員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或個人，以多種手段進行虛實結合，將多維創新要素進行會聚，集成一個開放性、流動性的組織共同體，建立起強大的學術組織。另一方面，交叉學科的學術組織具有自組織性。自組織性是指交叉學科的知識生產主體為了共同的利益取向而進行合作的自主選擇性和自主建構性。交叉學科共同體是由不同學科的利益相關者組成的耗散結構，這種結構具有自然性特征，具有靈活自由的知識形態和泛在的學術結構。自組織性意味著交叉學科學術組織從混沌無序的離散狀態走向協同有序共同體的動態過程。交叉學科通過非線性、超鏈接的自組織，促使學科組織結構由縱向層級式向橫向鏈接式轉型，創設更多的合作交流空間，彌補學科知識的有限理性，實現有限向無限、無序向有序的統一，提升知識嵌入、融合和迭代的邊際效應。

3.制度體系：從封閉區隔到開放共享

制度是由社會符號、社會活動和規則規范等組成的多層次穩定結構，既包括正式的規則規范，也涵蓋了“一種指導人類行為的意義框架符號系統和慣例習俗”[18]。長期以來，學科單一化發展固化了學科邊界，阻礙了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不同學科之間的強分化和學科外部制度的弱整合使交叉學科陷入了制度性困境[19]。因此，交叉學科制度體系亟待突破傳統學科的制度化區隔，通過廣泛的實踐活動和規則塑造，生成維系多向度信任關系的社會結構，實現制度的開放共享。

交叉學科的制度體系具有開放性和共享性。首先是開放性。交叉學科的發展是學科主體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過程，交叉學科制度開放性體現在學科及非學科利益主體之間。從社會服務功能看，交叉學科的四重螺旋動力主體突破大學和學科邊界，吸納政府、產業和公眾等作為共享主體，將社會公益性彌散于各個螺旋領域，使學科發展與社會公共利益緊密相連形成動力循環[20]。從學科建設性質看，交叉學科建設受到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和產業行業發展需求的影響，需要集合多元制度體系，統籌做好交叉學科制度的目標規劃與頂層設計。其次是共享性。制度體系作為交叉學科成員共同行動的規則規范和約定俗成的慣例習俗，必然由交叉學科成員共同制定和遵守。制度的權威性、制約性和關聯性特征，能夠實現制度主體的友好合作和共建共享，使交叉學科制度主體具有較強的主體間性，幫助行動主體交流互動、期望趨同并共享愿景[21]。因此，應當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以大學和學科為主體、產業行業和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制度聯盟，形成協作機制，共同參與制定交叉學科制度。

4.文化形態：從彌散多元到互融共生

學科文化能夠潛移默化地濡化學科成員和凝聚學科共同體。在傳統學科的分化中，由于每個學科均形成了具有獨立性和特殊性的學科文化，學科之間產生了文化區隔。然而，交叉學科多元知識主體的共存決定它是不同文化形態的多元共在，須消解不同學科間的文化隔閡，由多樣性和差異性的無序文化，走向整體包容、互融共生的有序狀態，進而形成學科自覺和學科凝聚力。

在范式建構過程中，交叉學科文化形態從彌散多元到互融共生發展，具有包容性和共生性。其一是包容性。交叉學科組織成員來源構成不同，文化底蘊和文化觀念等具有多元樣態，它既包括大學場域中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知識文化，也包括多元知識主體交流的彌合文化，或者與產業行業和社會公眾共同交往形成的雜然文化。因此，交叉學科要注重消解不同文化之間的疏隔，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包容、接納交叉學科成員的文化樣態，形塑兼容并包、整體和諧、協同并進的交叉學科文化共同體。其二是共生性。學科文化生成具有歷史發展性，交叉學科體系理想的建構范式應該能夠融合多元文化，從彌散多元的雜然樣態走向互融共生的整體共態。因此，交叉學科文化范式建構的核心在于凝聚多向度文化，從理念共塑、價值認同和整體包容等方面下功夫，強化對學科交叉的價值引領，共同建構以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核心、以利益共享為目標的共生文化形態，從而更好地調動交叉學科組織成員的知識生產力。

三、交叉學科范式建構的行動路徑

交叉學科范式形成的依據在于學科構成的邏輯自洽性。交叉學科范式建構應依循“知識—組織—制度—文化”四重邏輯向度，著力推進知識融合創新、組織跨界協同、制度共建共享和文化彌合認同，構建具有跨學科知識體系、超鏈接學術組織、立體化制度體系和多元化文化形態共存并進的交叉學科范式。

1.推進知識融合創新，構建跨學科知識體系

交叉學科生產跨學科知識體系，應遵循跨學科知識建構邏輯，推動知識融合創新，促進不同學科原理知識縱深探索、方法知識交叉互涉和關系知識多元融合[14]，共同演化生成跨學科知識體系。知識融合創新是指將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有機地聯結和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更為綜合的知識體系，它不是簡單的知識拼接，而是系統整合多元學科的知識、思想和方法，發揮出它們之間的多元協同作用。

具體來說，一是要注重多學科的知識聯結。交叉學科知識由原理知識、方法知識和關系知識等知識體系共同組成，在跨學科知識生成過程中，應注重學科和領域之間理論的通約和移植使用，注重方法知識的綜合運用，同時利用學科間的關系知識，建構起交叉學科的系統知識體系。知識體系的構成經歷從問題研究形態到研究領域形態和研究范疇形態的發展過程[22]。以醫事法學知識建構為例，醫事法學是由醫學、法學、公共衛生等學科交叉融合生成的交叉學科，最初基于醫患關系問題引發了醫學界和法學界的共同探索，形成了問題研究形態之醫患關系研究，后來由于研究的不斷深入將醫患關系研究擴大至醫事法學的基本原理、公共衛生法等相關研究領域和范疇，既囊括了醫事法學基本理論、基本概念和科學原理知識的縱深研究，又形成了以問題為導向，以經濟社會領域與法律相關現象為研究對象，融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多種研究范式于一體的交叉性、整合性的新型法學學科范疇——領域法學的研究[23]，具有了醫事法學交叉學科的生成形態。二是注重學科集群的能量凝聚。交叉學科是由涵蓋主干學科、支撐學科和相關學科等多個群落結構凝結而形成的，交叉學科群落凝聚越密切，則學科知識融合越緊密。例如，人工智能交叉學科的主干學科包括了計算機科學、控制科學、信息科學和系統科學等，支撐學科有數學、物理學、邏輯學等學科，相關學科則依據研究方向和領域而不同，主要涉及生物醫學、交通運輸、信息能源等各行各業。從現行高校人工智能學科設置看，涉及的一級學科基本都涵蓋了上述主干學科，同時依據行業和學科領域的不同，在相關學科方面有所區分。建設交叉學科知識體系，就是要以學科集群為軸心，探索交叉的學術網絡和知識結構，通過多學科的協調實現理論、思維、方法和技術的有效協同[22]，凝聚多學科能量共同解決復雜性社會問題。

2.推進組織跨界協同，建立超鏈接學術組織

交叉學科的四重螺旋動力機制聚合多元主體參與研究秩序的重構，這既蘊含著學科之間的學術組織結構重整，也包括學科之外的研究秩序重構，通過鏈接異質性、開放性的學術團隊，開展有組織和自組織相結合的科學研究，建立多極化、扁平化的學術組織結構，有效地貫通學科創新生態鏈和產業生態鏈，生成超鏈接的學術組織。

一是推進組織結構轉型，建立學科之間的超鏈接?？ㄎ鳡栒J為，近代科學的標志不是狹隘的結構主義思維方式，而是超越那種自發地充斥著社會思維方式的亞里士多德式實體主義的一種關系的思維方式[24]。一些研究型大學積極轉變觀念，淡化結構化的正式組織，建立首席專家制度和學術委員會制度，組建旨趣相投和認知耦合的研究團隊，學術組織結構由縱向科層制模式轉向橫向扁平化結構，形成去中心化、去行政化的扁平化的組織構型，努力打造具有現代集約功能的交叉研究院、跨學科學院（系）、協同創新中心等，如C9高校普遍采取大部制、大學院、大中心建制模式，成立了多個跨學科組織。美國頂尖大學將建立跨學科組織作為重要發展戰略，麻省理工學院建立60多個跨學科組織，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學交叉學科跨越工程、醫學、文理學科，鏈接了生物工程、生物醫學、生物科學等3大學科領域[9]。二是推進組織邊界開放，建立學科之外的超鏈接。交叉學科突破大學和科研院所的邊界限制，與產業、政府甚至公眾建立廣泛聯系形成無邊界的四重螺旋組織構型?！皩W界”基于目標導向凝聚學術組織，實現知識傳播應用和人才培養協同；“產業”提供商品和服務，發揮產教融合和協同創新的作用；“政府”強化指導引領，提供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公眾”則把社會團體等第三方力量引入重要事項的議定中，平衡各螺旋主體的目標局限性[20]。例如，人居環境科學是探討人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門大眾科學，構建其組織結構時，就需要把握該學科關于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對象及其超學科屬性，將人類學家、環境學家、政府機構、產業行業和社會公眾廣泛鏈接，突破單一的專家經驗，轉向廣泛參與的集體智慧，建立基于學科而又超越學科的組織結構。

3.推進制度共建共享，形塑立體化制度體系

交叉學科制度體系以其強制性、規范性和模仿性“合法性”機制對交叉學科共同體成員進行規約。交叉學科作為一種社會建構活動，不僅是知識體系的內在重構，更包括知識外化和知識應用的過程，需要制度框架作為保障和約束，構建內外協同、張力平衡的立體化制度體系。

第一，共建內部制度，增強內生發展動力。交叉學科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知識生產、知識轉化和知識應用，在知識建構過程中產生了資源配置、產權歸屬、成果評價等制度性問題。在資源配置方面，高校注重改革人事聘任制度，靈活調整崗位設置、職稱評審和收入分配等人事制度，鼓勵跨學科研究；在產權歸屬方面，由于交叉學科知識涉及多重利益相關者權屬，應由多個利益主體共享成果歸屬，依法依規建立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完善利益相關者的產權保護和利益分配，強化制度激勵與資源供給，實現資源共建、風險共擔和成果共享[25]；在成果評價與應用方面，依據成果屬性和成果類別建立分類評價機制，基于交叉學科的學術和應用雙重屬性，除了開展學術評價外，還應體現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非學術影響力和應用效益的增值性評價，打通交叉學科知識“生產—轉化—應用”的制度鏈條，著力提升交叉學科理論知識的應用力和實踐成果的轉化力。如上海交通大學推進醫工、醫理交叉融合， 2007年建立“Med-X”研究院并制定首席專家負責制度、全職與兼職人員雙聘制度、分類考核制度等，對于推動生物醫學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等交叉學科建設起到了良好作用。第二，共建外在制度，強化外部發展推力。交叉學科的外在制度建設主要聚焦強化政策支持、提升治理能力建設等方面。一方面，加大資源和資金投入的政策支持力度，積極推進交叉學科信息化建設，為交叉學科的知識建構、組織鏈接和制度共享提供優質化、智能化平臺；政府和高校層面進一步強化交叉學科重大專項支撐，完善項目研究機制，以項目研究帶動交叉學科發展。另一方面，強化治理能力建設，建立交叉學科成效評估機制，對正在培育的二級交叉學科進行一次摸底評估和優化調整，全面分析總結交叉學科建設成效和經驗，完善風險防控和質量保障機制，進一步形成多元主體有序參與、逐層落實和高位推進的支撐保障系統。

4.推進文化彌合認同，促進多元化文化共在

構成交叉學科文化共同體的價值主體多元、利益相關者眾多，交叉學科群體文化中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行為規則等構成要素必然存在諸多不同，不可避免會存著文化認知沖突。在交叉學科文化形態建構過程中，應摒棄狹隘的學科中心主義思想，開放文化邊界，強化對話交流，推進柔性治理，促進多元文化認同，塑造“多元共生”“美美與共”的交叉學科文化生態。

首先，增強對話與交流，促進文化價值認同。文化認同是對文化的一種理解、接受和融入狀態，歸根結底是文化價值的認同。一方面，我們要加強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增強學科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形成學術共同體的共同愿景和理想信念，消解不同學科之間的權力沖突和文化梗阻，從而形成主動融入交叉學科的文化自覺。高校通過舉辦跨學科學術交流會、研討會、論壇、午茶會等多種形式開展交叉學科學術文化交流，如北京大學的“周三茶座”、浙江大學的西湖論壇、河南大學的HU-BBS等以非正式交流形式，促進學術共同體在學術前沿、研究思維與技術方法之間互相碰撞，既可以達成研究共識，也能促進交叉學科價值認同和文化交融。其次，推進文化柔性治理，塑造優良文化生態?；诮徊鎸W科文化結構的多樣性和雜然性，各高校應對學科文化底蘊和文化特色進行多元分析，推進柔性治理，平衡好學術權力和組織勢力，探索不同學科群體文化的公共理性，建立起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融合型”文化，努力形成相近的、相互可依的倫理規范、行為規則和“共同認知參照框架”[26]，促進文化結構由自由松散走向緊密聯結。以醫事法學為例，醫學和法學是兩門最古老的學科，醫學以觀照人體疾病的整體觀念和系統思維形成了珍愛生命、救治生命的“大醫精誠”“仁心仁術”等文化價值觀念，注重醫德高尚、精湛醫術和救死扶傷；而法學則具有“公平”“正義”“法理”等文化價值取向，關注懲惡揚善和維護公平正義。醫學和法學交叉融合形成的醫事法學學科文化則需要兼顧兩者的共同價值，將醫學的“仁愛”“德性”等理念融入法學的“公平正義”之中，形成“融醫明法、德法兼修、仁愛濟世”的核心價值和文化生態，并將之具體落實到醫事法學的團隊建設、人才培養以及服務社會等過程中。

交叉學科建設已成為新時代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在新一輪“雙一流”建設及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中，科學前沿問題以及關鍵核心領域“卡脖子”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交叉學科的建設與發展，而交叉學科的范式建構及具體實踐將越來越成為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未來，我們應進一步聚焦探索交叉學科在“知識—組織—制度—文化”四個維度的范式建構及其行動路徑，促進交叉學科內涵式、高質量和持續性發展。

參考文獻

[1] 崔育寶， 陳偉， 戴非凡. 交叉學科建設成效評價： 國外經驗與啟示[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3（4）： 78-83.

[2] 錢學森. 交叉科學： 理論和研究的展望[N]. 光明日報， 1985-05-17（3）.

[3] 王續琨. 交叉科學結構論[M]. 大連：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003： 14.

[4] 孟偉. 現代交叉科學的概念界定及例證分析[J]. 晉陽學刊， 2006（4）： 73-75.

[5] 李欣欣， 陳妍君， 邢政權. “交叉學科”門類設置的價值意蘊[J]. 高教發展與評估， 2022（2）： 87-96.

[6] 劉仲林. 邁向跨學科研究的新階段[J]. 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4（1）： 44-46.

[7] 趙紅州. 交叉科學與馬克思主義[N]. 中國青年報， 1994-05-10（3）.

[8] 金薇吟. 試論交叉學科的類型質及其生成因[J]. 學術界， 2006（4）： 93-98.

[9] 袁廣林. 綜合交叉學科發展的組織建構和制度設計——基于我國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學科的思考[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18（7）： 1-8.

[10] 庫恩. 科學革命的結構[M]. 金吾倫， 胡新和，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152-157.

[11] 馮建軍. 教育基本理論研究20年（1990—2010）[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687.

[12] 萬力維. 學科： 原指、延指、隱指[J]. 現代大學教育， 2005（2）： 16-19.

[13] 李梟鷹， 齊小鹍. 生成整體論視域中的一流學科建設[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19（12）： 25-29.

[14] 廖婧茜， 楊娟. 學科交叉的知識邏輯與優化策略[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3（7）： 16-23.

[15] SCHRDER P， VERGRAGT P， BROWN H S， et al. Advanc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cities a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framework to address consumption based emissions and impact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213）： 114-125.

[16] 閆濤， 曹明福. “雙一流”背景下學科治理的困境與思路[J].中國高?？萍?， 2021（6）： 25-29.

[17] 卡斯特. 網絡社會的崛起[M]. 夏鑄九， 王志弘， 等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505.

[18] 馬奇， 奧爾森. 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M]. 張偉，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 22-23.

[19] 王戰軍， ?，? 規訓與超越： 交叉學科建設的制度困境及其突破[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5）： 26-34.

[20] 黃瑤， 王銘. “三螺旋”到“四螺旋”： 知識生產模式的動力機制演變[J]. 教育發展研究， 2018（1）： 69-75.

[21] 魏玲. 規范·制度·共同體——東亞合作的架構與方向[J].外交評論， 2010（2）： 67-81.

[22] 朱小平， 張家軍， 胡偉力. 論交叉學科的生成模型建構與實現路徑[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3（5）： 26-34.

[23] 劉劍文. 論領域法學： 一種立足新興交叉領域的法學研究范式[J]. 政法論叢， 2016（5）： 3-16.

[24] 布迪厄， 華康德.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 李猛， 李康， 譯.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133.

[25] 朱小平， 張家軍. 論我國交叉學科建設的規訓隱憂及消解路徑[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5）： 52-63，72.

[26] 周朝成. 當代大學中的跨學科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 132.

（責任編輯 劉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