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研究

黃浩宇 房小可 王海燕

摘要：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提出，為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思路。論文對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現狀進行梳理和分析，得到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中存在的挖掘主體協同不足、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價值不突出、紅色檔案挖掘深度不夠的問題。針對以上問題，論文提出以項目為驅動，促進主體協同合作；注重打造紅色檔案數據基座，發揮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價值；加大挖掘技術應用，深耕紅色檔案項目成果轉化的對策。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 紅色檔案資源 檔案資源挖掘

紅色檔案是記錄中國共產黨光輝歷程的珍貴史料，是弘揚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的重要載體。對紅色檔案資源進行挖掘、傳承紅色文脈一直以來是檔案學界研究的重要課題。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產業鏈影響著用戶利用檔案資源的需求和方式，關于某個事件的紅色檔案資源是否全面、挖掘內容是否深刻，是當下滿足受眾需求時需要考慮的重點。諸多學者在理論層面提出了紅色檔案資源的建設及開發路徑，但對檔案館實踐層面的探討和分析不夠。如何在數字化轉型的當下，提升檔案館挖掘紅色檔案資源的業務能力，升華紅色檔案資源價值，向公眾生動傳播紅色文化，是檔案部門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我國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現狀

目前檔案資源挖掘在學術界并沒有一個確定的概念，夏琳芳等[1]認為檔案資源挖掘建設要擴大紅色檔案征集領域。趙瑞紅等[2]從數字人文角度出發，認為檔案資源挖掘是對檔案信息進行多維度挖掘和信息提取，形成可視化的成果。因此，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的內涵包括兩層含義：其一為重視以數字化手段收集或征集紅色檔案資源，以保持其完整性；其二為對已有相對完整的紅色檔案資源的深層次分析和挖掘。前者是紅色檔案開發利用的基礎，后者是紅色檔案開發利用的關鍵。本部分以此概念界定為基礎，從挖掘主體、挖掘渠道和挖掘內容三個方面梳理我國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現狀。

（一）挖掘主體多元化

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的主體十分廣泛，主要是指參與紅色檔案資源挖掘工作的機構、團體和個人，主要包括綜合檔案館、高校檔案館及社會力量等。例如，2016年4月湖北省檔案局在武漢大學主辦了首屆贛鄂湘檔案編研高級研討班，贛鄂湘三省在檔案人文歷史領域的合作正式開啟，也為區域紅色檔案資源的整合與開發提供了機制保障。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江蘇省委黨史工辦、江蘇省檔案館及《揚子晚報》聯合推出“紅色豐碑”尋訪影視劇英雄原型，講述英雄故事。此外，重慶市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聯合舉辦了“‘印記100——川渝地區檔案館館藏中國共產黨紅色珍檔展”，展出的檔案為川渝兩地各級各類檔案館精心選出的有關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珍貴檔案。

（二）挖掘渠道多樣化

對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不僅有傳統的內容分析法，也有以新技術為基礎的新方法。其一為根據某一線索進行追蹤，力求紅色檔案事件相對完整。如朱琳等[3]在研究中提道：“毛澤東寫給毛岸英、毛岸青的信這份檔案，結合這份家書的內容和寫作時間、人物等背景要素，串聯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讓觀眾體會到作為父親的毛澤東對子女的愛護之心和諄諄教誨?！敝芤值萚4]基于敘事主線，提出紅色檔案資源的社會共建模式，保證紅色檔案敘事的完整性。其二為運用數字人文等技術實現紅色檔案資源挖掘。如鄭慧等[5]提出建立紅色記憶數字資源庫及數字記憶展示平臺，用數字化方式推動紅色檔案開發成果的共享。在實踐層面，上海市檔案館聯合《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及黃浦區檔案館，運用數據庫、人機交互、GIS等技術實現檔案數字化轉型，共同打造“跟著檔案觀上?！睌底秩宋钠脚_。

（三）挖掘內容豐富化

對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既有對以往紙質檔案及老照片的梳理和編排，如北京市檔案館挖掘現有館藏，出版了《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和《中國共產黨北京（平）黨組織活動紀實》等編研成果；也有針對某個重要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挖掘以講述背后的故事，如湖南省檔案館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開展網上“血戰三湘衛山河”圖片展；更有通過多媒體技術等手段對紅色檔案資源進行整合和展示，如上海市檔案館利用館藏資源，將“黨的誕生”通過地圖、老照片及音頻整合的方式可視化呈現在所搭建的數字人文平臺中，將黨的誕生以故事化重組形式呈現給公眾。

二、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存在的問題

依據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對挖掘現狀進行分析，發現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主要存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主體之間協同不足、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價值不突出、紅色檔案資源挖掘深度不夠的問題。

（一）紅色檔案資源挖掘主體之間協同不足

由于紅色檔案資源的形成分布具有區域性特點，往往使得圍繞同一歷史事件形成的紅色檔案被存放在不同檔案館中，例如五四運動檔案會因地域性被存放于各地檔案館中。由前文可知，檔案館之間、檔案館與其他機構及媒體相互合作，合作模式呈現多元化，但依然存在著問題。一方面，紅色檔案資源挖掘主體之間的合作實際上主要以線下為主，線上協同有待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合作主體具有較強的地域性關聯，無論是京津冀、贛鄂湘抑或是川渝地區，都由于地域特征而合作較多，但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館藏機構之間的合作不應該只拘泥于地域限制，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跨地域甚至跨國度開展線上項目協同合作，形成資源融合共享，使其發揮更大價值。

（二）檔案館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價值不突出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寫入文件，其中強調要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2021年1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印發的《“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指出“建立高效利用的數據要素資源體系”的重要任務和重點工程，充分發揮數據作為新生產要素的關鍵作用。[6]數據要素本身價值有限，對其進行深度開發和利用才會更加凸顯其價值。當前檔案館紅色檔案數據基礎依然薄弱，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各館的紅色檔案挖掘成果特色不足，沒有充分體現紅色檔案數據要素與其他類型檔案數據要素的不同，導致紅色檔案敘事與其他類型的檔案敘事成果雷同；其二是檔案館的數字人文平臺雖然實現了基于多模態的線上展覽及可視化成果，但依舊是不同模態的淺層整合，對于紅色檔案資源內容數據提取不夠，這直接影響技術的應用，導致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價值發揮受限。這些歸根結底是由數據基礎不夠堅實，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價值不突出造成的。

（三）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深度不夠

以內容為切入點挖掘檔案背后的故事一直以來都是檔案工作的重點，也由此形成諸多編研成果，為公眾提供了有效服務。這種依靠專家深厚的知識背景對檔案內容進行研究和梳理是檔案館傳承下來的重要方法。隨著檔案數字化轉型的推進，也催生了一些數字編研工具，即通過數字化手段輔助原始的人工編研。但技術應用的目標更多集中在人工重復性工作和內容展示形式上，而非內容的挖掘上。因此，如何將檔案挖掘理論落地，運用新理念、新技術、新方法細粒度挖掘紅色檔案資源，積累紅色檔案數據，形成基于內容的數字編研成果是需要加強的。此外，諸多檔案館的數字人文平臺表面上是檔案數字化轉型的顯著成果，但實際往往是檔案館展示什么用戶利用什么，其本質上是一種單向的受眾傳播，如何運用大模型及自然語言技術挖掘紅色檔案資源的敘事特征及語義關系，通過知識重組的方式實現以用戶為主體的問答式互動依然是需要探索的方向。

三、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策略

針對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存在的問題，擬從主體協同合作、檔案數據價值發揮、檔案項目成果轉化三個方面提出挖掘策略。

（一）以項目為驅動，促進主體協同合作

新文科及數字人文的興起推動了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也為檔案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新途徑。其中比較突出的如上海市檔案館的“跟著檔案觀上?！睌底秩宋钠脚_和上海市圖書館的“盛宣懷檔案知識庫”。上海市在檔案深度挖掘和開發利用方面是比較領先的，兩個平臺的成功都來自各自組建的數字人文項目團隊，以項目推進的方式進行檔案資源的開發，參與主體既包括館藏機構，也包括技術公司及團隊。館藏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可以借鑒成功經驗，組建紅色檔案資源挖掘項目核心團隊，以項目目標為導向，聯合跨領域專家團隊，融合項目管理思想，分階段、高質量推進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以用戶評價為依據，進一步優化挖掘成果及展現形式。此外，在項目成果試運行中，可采用眾包形式，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到紅色檔案資源建設中，如糾錯、上傳私人檔案等，讓公眾由紅色檔案資源的利用者轉變為紅色檔案資源的建設者。如ICA-AtoM（Access to memory）[7]開放資源檔案描述工具，即可融合公眾力量完成檔案征集、描述和著錄工作。對于紅色檔案資源，同樣可以動員社會力量，融合開源工具進行收集和挖掘。

（二）注重打造紅色檔案數據基座，發揮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價值

對于檔案數據的理解，上海大學于英香教授[8]提出，檔案數據內涵超越檔案信息，不僅包括檔案內容，還包括其軟硬件平臺、日志、維護信息等相關信息。趙紅穎等[9]認為數字化更多體現為一種傳統著錄方式的粗粒度描述，而數據化是從細粒度角度揭示檔案資源組織與關聯，進而形成數據態。綜上，本文認為，紅色檔案數據要素不僅包含紅色檔案本身，也包括在紅色檔案基礎上進行加工而產生的背景、著錄、關聯數據等檔案信息，總體上體現為：一次檔案數據，主要指檔案原始記錄，體現為語義連續的檔案信息；二次檔案數據，指在一次檔案數據基礎上進行加工產生的檔案產生背景、著錄的相關數據，包括軟硬件平臺、日志、維護信息、文件題名……體現為語義離散的檔案信息；三次檔案信息，面向檔案內容，在一次及二次檔案數據基礎上進行加工產生的檔案內容數據，包括時—空—人—地相關數據，以及敘事數據、關聯數據等，體現為數據重組的語義增強信息。因此，打造紅色檔案數據基座，不僅要注重檔案載體及內容的收集，也要注重紅色檔案挖掘過程中著錄信息及語義信息的收集與保管。對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的前提是獲取以上檔案數據要素，形成檔案基座（如知識庫等），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更深層次細粒度化的挖掘工作，也才能將紅色檔案數據要素轉化為生產要素，發揮更大的教育功能及文化價值。

（三）加大挖掘技術應用，深耕紅色檔案項目成果轉化

檔案館在資金允許的范圍內，應加大挖掘技術應用。隨著當前數據挖掘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成熟，學者及行業技術者推出了許多挖掘工具和模型，這些工具和模型可以直接投入使用。此外，信息化時代，需要檔案館做出角色轉變，從以往單純的內容提供者轉變為內容提供者及技術內容開發者。技術內容開發者不是要重新學習技術架構和使用方法，而是能理解相關方法與工具的原理及其可以解決的問題，這樣才能針對項目目標，準確梳理出所需技術或工具，也才能有的放矢地與技術合作方進行深入研討，避免內容和技術兩張皮。此外，紅色檔案資源挖掘的目標是傳承紅色文化、賡續紅色血脈，因此需要深耕項目成果轉化，將其真正落地，為社會公眾所用，實現推廣作用和價值。例如，上海市圖書館運用新技術深入挖掘館藏資源，形成盛宣懷檔案知識庫、家譜知識服務平臺等成果，并構建了數字人文項目的開放數據平臺，以關聯數據等形式向公眾發布上海市圖書館的基礎知識庫、本體詞表、相關論文、課件等成果資料，這些均可為檔案館紅色檔案項目開發及成果轉化提供借鑒。

四、結語

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是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的重要前提。隨著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提出及檔案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推進，探討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是必要的。然而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學習成功經驗，根據紅色檔案資源主題及特色制定挖掘目標，以目標為導向成立項目、建立多學科團隊、融合跨領域資源、提取紅色檔案數據要素、加大技術應用和推廣。希望本文的探討能為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開發利用工作提供有益借鑒。

*本文系國家檔案局項目“北京市檔案館紅色檔案資源挖掘探索研究”（項目編號：2022-R- 006）、北京市屬高等學校優秀青年人才培育計劃項目（The Project of Cultivation for young topmotch Talents of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ions）“多源數據驅動的北京公共數字文化智慧服務研究”（項目編號：BPHR202203216）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及參考文獻：

[1]夏琳芳，李鋼.關于挖掘和豐富紅色檔案資源的思考——黃岡市開展紅色檔案資源建設的做法[J].湖北檔案，2014（7）：26-28.

[2]趙瑞紅，陳香.數字人文視域下校史資源挖掘與文化傳播研究[J].蘭臺內外，2022（15）：79-80.

[3]朱琳，閆靜.黨史學習教育背景下紅色檔案敘事研究——以百集微紀錄《紅色檔案》為例[J].山西檔案，2022（3）：68-75.

[4]周耀林，張麗華，劉紅.敘事傳輸視角下紅色檔案資源社會共建模式與實現路徑研究[J].檔案學研究，2023（1）：82-90.

[5]鄭慧，韋兆焯，王清楠.數字記憶視角下西南民族地區紅色檔案開發策略研究[J].北京檔案，2022（3）：26-28.

[6]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EB/OL].（2021- 12- 27）[2023- 12- 07].http：// www.cac.gov.cn/202112/27/c_1642205314518676. html.

[7]ICA.ICA-AtoM Project[EB/OL].（2020-10-11）[2023- 12- 25].https：//www. accesstomemory. org/en/docs/2.8/.

[8]于英香.從數據與信息關系演化看檔案數據概念的發展[J].情報雜志，2018，37（11）：150-155.

[9]趙紅穎，張衛東.數字人文視角下的紅色檔案資源組織：數據化、情境化與故事化[J].檔案與建設，2021（7）：33-36.

作者單位：1.教育部機關服務中心2.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3.北京市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