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十個海子

夏梓言

一

朋友問海子去世的時間，我說是1989年3月26日。她又問他的最后一首詩，我說是《春天，十個海子》。再問寫作時間，我一時語遲。

是1989年3月14日凌晨三點多鐘。朋友本是數學系，跨專業考到現當代文學，勤學，這一點我不如她。她說海子選擇那樣的離世方式，不是3月26日那天突然想到的，而是在寫到這首詩時——“你被劈開的疼痛在大地彌漫”，這是他最后的選擇。

我忽然一陣惶恐——

在那個血色的昏黃里，他橫躺在鐵軌上，不是一時沖動。

那天，我們在北大東門地鐵口聊至十一點半，錯過了最后一班地鐵。打車回學校的路上，我又想起朋友所說，信疑參半。

二

海子很“孩子”。

駱一禾寫過，海子是一個“瘦小的，紅臉膛，邁著農民式鈍重步伐的朋友和弟弟”；在西川的眼中海子也是這樣，“小個子，圓臉，大眼睛，完全是個孩子”；葦岸回憶起第一次見到海子也有這樣的感覺，那時候海子已經是政法大學的教師了，但在葦岸看來，“他完全像個孩子”，“童子般的圓臉，滿目稚氣。雖然此時已二十出頭”。

有一次，駱一禾夫婦去昌平看望海子，發現海子已經一連吃了數天方便面，為了改善一下他的伙食，他們夫妻倆便在那里住了四天。做菜時，海子堅決不同意放味精，駱一禾便問：“那怎么能鮮呢？”海子說：“我們鄉下來人了，說吃味精要爛腸子的?！瘪樢缓踢@下給整不會了，一個知識分子竟對這樣的話深信不疑?？删褪沁@樣一個“傻弟弟”，卻“唯獨能夠知道在昌平哪一家謄印社最便宜，可以花最少的錢打印詩集”?。

在這里，“味精”是物質生活的象征，而“謄印費”則是精神生活的象征。

生活常識上的渾蒙并不會讓人覺得海子是“傻”，這樣的海子反而不期然正好符合了讀者心目中對一個“詩人”的想象。

相比駱一禾的令人忍俊不禁，西川所回憶的一段往事則不無悲涼之意。那年冬天，落了很大的雪，海子走進了昌平一家飯館。他對飯館老板說：“我給大家朗誦我的詩，你能不能給我酒喝？”飯館老板可沒有那種尼采式的浪漫，他說：“我可以給你酒喝，但你別在這兒朗誦?！?/p>

比起尋常人關心的生計，詩歌的價值和尊嚴無疑是詩人在常人眼中的“迂”和“傻”。西渡在回憶起那個年代時感慨：“寫詩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已不是一件體面的事……即便寫詩的朋友聚在一起，也很少談詩。倒好像寫詩是一種生理上的缺陷，需要時時加以遮掩?！?/p>

三

海子很信“短命天才”。

他將推崇的詩人分為兩類：“王”與“王子”。命名為“王”的常與“太陽”和“詩歌”同義，他們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亞，這些人為“偉大的峰頂”，是“詩歌王子角逐的王座”；而那些追逐王位的就是所謂的“王子”，他們的名單很長：雪萊、葉賽寧、韓波、馬洛、荷爾德林、克蘭、狄蘭、席勒、普希金……這些“王子”具備同樣的氣質——“瘋狂的才華”“悲劇性的命運”。

而“悲劇性的命運”即“短命”。海子最終也成了其中一員。

朋友講了一個故事，海子小時候，公社里舉辦了一場語錄背誦大賽，參賽者輪番登場：一個，兩個，三個……每個村的參賽者都是百里挑一。當主持人念到海子的名字，觀眾把目光集中過來時，不見臺上有人出現，卻聽見一個童聲已經開始背誦：“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當海子接連背下了三十條語錄后，臺下的人開始默數，最后禁不住地數出聲來：“三十五……三十八……四十……”海子背下了四十八條！得了第一名，最重要的是，那年他才五歲。

在故鄉人的記憶里，海子從小就是一個“神童”。

查振全說：“他是孩子王，村上的小孩都整天圍著他轉。因為他讀小學時就開始講小說，會講《三國》《西游》和好多長小說?！甭?，“神童”長大了，十五歲就被北大法律系錄??；十九歲時，他“結束了他在北京大學四年的學生生涯，成為中國政法大學一名最年輕的教師。十九歲，正是一個大學一年級新生入學的年齡”。

四

朋友找出一張圖片遞給我看，是張手稿。她告訴我，這是海子的祭日上駱一禾的發言稿，駱一禾寫，海子是“英雄”和“烈士”。

朋友說，“英雄”這個詞背后隱含著一個界定：英雄往往是單槍匹馬的，是與大眾和多數存在間離感的，因此，最接近英雄的詞匯是“孤獨”。

而查振全的回憶表明了，海子性格中的“孤獨”是打小就有的：

海子自小個性強，孤僻，但人很斯文……他喜歡獨自一人在池塘邊釣魚……上了中學后，每次從家里返回高河鎮中學，都不愿和別的孩子一起走。

這位父親憑著大半生人世經驗的直覺告訴我們：

海子最后之所以走了那一步，主要是在政法大學時太孤獨了——我當時去北京料理他的后事，一進他的那個房間就有這個感覺。

不單單父親有這樣的直覺，駱一禾他們也有。在他們的回憶中，很多次提到海子的“空房間”，并且感覺到這個“空房間”背后的死亡陰影始終存在。

駱一禾說：

他的屋子里非常干凈，一向如此，他掛了一張西藏女童的照片，我很喜歡，名之為含著舌頭淳笑的“赤子”，還有一塊五彩繽紛的大花布掛在墻上，他所感到的壓力使他從來不敢再掛抽象派大師的繪畫，只有一張梵高的《向日葵》，他很喜歡，沒舍得摘掉。

西川眼中的這個“空房間”是一個遠離塵世的地方：

當我最后一次走進他在昌平的住所為他整理遺物時，我聽到自己的心跳?！輧扔袃蓮堊雷?，門邊的那張桌子上擺著主人生前珍愛的七冊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很顯然，在主人離去之前這間屋子被打掃過：干干凈凈，像一座墳墓。

空蕩蕩的房子隱含的意味是——無邊無際的孤獨。不過，很矛盾的是，在一些人的回憶中，海子“卻不是一個生性內向的人”（西川語）。

1987年，北京作協在西山召開詩歌創作會議，會上居然有人給海子羅列了兩項“罪名”：“搞新浪漫主義”和“寫長詩”。海子不是作協會員，當然不可能去參加會議，于是就坐在家里生悶氣。

后來沒多久，北京的詩歌組織，名為“幸存者”，在王家新家里聚會，會上有兩人對海子的長詩大加指責，認為他寫長詩是犯了一個時代性的錯誤，把他的詩貶得一無是處。

當時，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詩歌組織，海子都與他們有著某種疏離。這兩次來自“組織內部”的否定對海子的打擊很大，為此，海子還在駱一禾跟前哭過。

在北京沒有找到知音的海子，把希望寄托在了先鋒詩歌聲響不弱于北京的成都，可攜著幾萬行詩歌遠行的他并未如愿，鄰居孫文曾經談起過這趟遠行：“他在外游歷幾個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得變形了，我看得出來，他沒有找到知音?！?/p>

那年的年三十沒有雪，但空氣冷得像思想者。

他收拾行李回了趟老家。到了縣城，花五百元為爸媽買了一臺星宇牌十四英寸黑白電視機。

春節后，他又帶母親到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為母親拍了一個渺小的留影。在母親返回時，他從兜里掏出僅剩的三百元塞到母親手里。

之后不久，他便離開了這個世界。

關于海子的家境，駱一禾透露過一些細節：

他所收到的近百封家信里，都請他寄些錢回家，墊付種子、化肥錢和資助三個弟弟的學費。從信上看得出，他常以五六十元為單位寄回家去，也有的時候他不回信，那是他沒有錢了。

朋友說，這種關于貧窮的敘述緊跟在對海子大詩創作的總結后面，“他的大詩創作直到今天還是孤獨的存在……他的確是在‘赤道上獨自挺進”。

五

朋友堅信的“詩歌行動”，是和而不唱，她讀了太多別人或許是過度的闡釋。

在青春脆弱的肉體與冰冷堅硬的現代技術產物相撞時，他的遺言是：“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鄙淖詈?，他很清醒，他首先是查海生，是查灣村年邁父母的兒子，然后是一名人民教師，于詩，他只字未提。

但“海子之死”遮蔽了“查海生之死”。

在那個歷史的拐角，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腳步加快，大眾文化興起，知識精英話語的權威地位面臨著被解構的命運。當大眾傳媒擔當了“人間指南”和“金錢神話”的再造職能，人們在其指引下漸漸遠離了精神話語的反思，詩人當然也成了一個個被邊緣化的零余者。在時代的文化重組中，面對理想的挫敗、邊緣化的焦慮，他們需要一個理想主義的圖騰維系自我想象。

于是，個體的生死抉擇被擱置，種種形而下的原因被忽略，山海關的那個日落黃昏倒下了一個叫查海生的年輕教員，而在一些人的私欲慶典中復活了一個“詩歌烈士”。

西川無數次為“海子之死”的凄涼辯白，說“其中埋藏著真正的絕望”。但有些人視而不見，海子的死亡由“凄涼”變得“壯麗”，海子絕望中的“被動”變為了“主動”，他生前面對的巨大精神壓力在此通通消失不見了……

于是，這個生命的“脆弱”被無限放大，而他的詩歌本身，意義卻開始變得無足輕重。

顏峻曾說：

寫詩的人離開文本，怎么個獻身法？肉體的人離開了真實，談什么精神偉大？……你憑什么一口咬定是為詩歌獻了身？死本是走向無，有人偏要給死加上個意義，這起碼是對他人的不尊重?！热昏蟾邲]有“殉畫”，茨威格沒有“殉文”，為什么中國詩人一去世就是“殉詩”呢？

六

我們無法評估海子之死到底為海子的詩名帶來了多大程度的影響，但不可否認，這一事件的確使先前那個在昌平連發表作品都極其困難的詩人從此浮出地表。

1989年，《人民文學》在第6期推出了“紀念海子專頁”。緊隨其后的是《詩刊》在九月以專輯的形式推出了海子的長詩。凡此種種，于海子生前莫不是奢望。

隨后，“海子神話”也撬動了出版市場。

海子死后，駱一禾和西川奔波輾轉數十家出版社想出版海子的詩集，直到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才不無顧慮地出版了《海子的詩》。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詩集“第一次印刷三千冊，未及進入書店就被搶購一空”。后來又不斷加印，累計印數達到二十多萬冊。

不久后，海子的短詩入選了教材。生前寂寞的海子終于迎來了屬于他的遲到的認同。

隨著詩名的家喻戶曉，海子的市場潛力被進一步地開發出來——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入選語文教材那天起，一個單向度的詩歌意蘊的剝離歷程就開始了，溫暖、明亮、積極向上等處于表層的部分被極力地挖掘，商業話語更是將其意義直接縮減成一種典型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翟永明說：“海子對時代貢獻了一個詩人在當今社會的可供想象的生存形態，對社會貢獻了一個可供房地產商用一輩子的廣告詞?！?/p>

1992年后，北大每年春天都舉辦一場紀念海子的詩會。曾親歷詩會的柯雷說：

那天是海子去世五周年的日子，北大有詩歌朗誦會，由謝冕開幕，參與者包括西川、臧棣、俞心焦等有名的詩人。當臺上有人朗誦《阿爾的太陽》的時候，幾百個觀眾也跟著朗誦。

還有一些熱愛海子的學生不滿足遙祭，他們自發地去往山海關的事發地點進行悼念，將一場喧囂祭奠漸漸演變成后現代的集體狂歡。在看到2001年3月26日這天山海關學生們行為藝術般的照片后，伊沙這樣寫道：

我注意到每一位青年都緊閉雙眼，做體驗狀……他們站在一列火車頭前，個個緊抿嘴唇，雙目圓睜，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蓱z的海子曾在一首詩中言及，他不得不和英雄和小丑走在同一條道路上——這也一語成讖，只不過現在遍地是小丑，英雄在他途。

安慶查灣每年都能迎來形形色色的造訪者，他們或專程為海子而來，或順道看望，在海子墓前朗誦他的詩，為他祭酒，甚至夜宿在他的墓邊。

七

八十年代是一個詩歌的年代。

朦朧詩崛起后，詩歌的火焰越燒越旺。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年輕一代的詩人渴望更多自由的表達，于是，他們向朦朧詩的前輩發出戰書——

1986年，《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舉辦了“中國詩歌1986年現代群體大展”，共同推出了“非非”“他們”“整體主義”“莽漢主義”“三腳貓”“病房意識”“情緒流”“呼吸派”“撒嬌派”等幾十個詩歌團體……這是一個“主義”的黃金年代，有時一個人就是一個流派。

但隨著海子離世，這個黃金年代落了幕。

一時間一場場喧囂無比的詩歌事件在詩歌已經成為小眾范圍活動的時代拉開了帷幕，形形色色的人參與進來，還有報紙、雜志、網絡……

詩歌從一場悲劇演變成了一個個鬧劇。人們心目中優美的、富有節奏感、能震撼人們心靈的詩歌不見了，代之而來的卻是把一句話分成幾行寫的、語言直白冗贅的個性杰作。

對于這些滑稽而貧乏的詩歌馬戲，網絡上的憤怒與嘲諷式的戲仿始終不絕于耳。而海子這個愛好者們心目中詩歌精神的象征，在一場場的啼笑皆非的表演過后，又再次成為一面“理想主義”的風中之旗。

八

正如西川所預言的那樣：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

以瘦弱的身軀撞擊工業文明的鋼鐵車輪，生前的海子斯人獨憔悴，身后卻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無法繞過的界碑。

在失語的時代，越來越多人們虔信過的東西陸續崩塌，庸碌的日常和物質將精神逼迫進更趨逼仄的角落，人們需要一個純潔的“抒情詩人”來重新扛起理想的旗幟。而海子無疑就是那個合適的人。

“春天，?十個海子全都復活?！?/p>

然而，若只是在功利性與消費性的合謀下，成為一個欲望所指的符號性的“詩歌先知”——

這樣的復活，可是他所曾逆料？

責任編輯：田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