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藝相貫：趙之謙在潘祖蔭幕府中的金石創作

摘要同治六年至十一年，趙之謙擔任潘祖蔭的幕僚，這段經歷對于趙之謙金石藝術風格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趙之謙與潘祖蔭的幕僚關系以金石鑒藏和藝術創作為主要內容，他們對金石的興趣基于共同的學術理念。搜訪和刊刻漢學書籍是趙之謙與潘祖蔭繼承和提倡漢學的主要方式，在學術傳播的過程中，他們有意識地將趙之謙的金石書法風格融入，不僅讓趙之謙所代表的金石審美廣為傳播，更讓金石審美風尚與漢學思想關聯起來。趙之謙與潘祖蔭之所以能夠在儒學與藝術上形成一種分享、對話、共同參與創作與傳播的狀態，實現學術和審美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傳遞與互動，得益于幕僚機制的現實土壤。漢學理念、審美風尚與幕僚機制的一體關系，共同醞釀著晚清的金石風尚。

同治二年（1863） 前后，三十五歲的趙之謙會試落榜，客居北京，他在金石學方面的才能成功吸引了引領京師文化風氣的潘祖蔭關注。潘祖蔭此時身兼光祿寺卿、宗人府府丞、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為正三品的高官。結識之初，潘祖蔭就出資贊助趙之謙刊印了他的第一本金石學著述《二金蝶堂雙鉤漢刻十種》。約在同治六年由浙返京之后，趙之謙才正式成為潘祖蔭的幕僚，此后他與潘祖蔭在訪書、刻書、金石藝術創作以及儒學和政治觀念方面頻繁交流互動，直至同治十一年到江西赴任。

趙之謙早年在繆梓的幕中接受了幕僚訓練，他的學幕和游幕一方面受紹興人業幕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江浙地區獨特的儒學氛圍。楊念群將湖湘、嶺南和江浙作為清代各具特色的地域性儒學形態加以比較和研究，認為江浙地區在儒生基數龐大而仕途受限的背景下，逐漸走上一條學術職業化的道路。學術職業化也意味著學術專門化，通過考據建立起對于某一專門領域知識的掌握，促使實學精神和經世思想成為江浙地區的儒學傳統①。這也導致趙之謙對于幕僚的認識和定位，與一般意義上基層行政中的職業幕僚不同：諳熟律例、兵事、文牘等是職業幕僚的基本素養，但對趙之謙而言，這些不僅是謀生的技能，更是經世致用的手段。術的訓練始終圍繞著道的核心，“周知天下有弊，曲曲打算一必不得已之法”②，這是趙之謙作為幕僚的底色③。

“有用之學”即經世致用思想的倡導，不僅是趙之謙一生的學術宗旨，更是清代儒學思想的重要特征。經世思想注重事功，強調實用，具有“求實”精神，追求知識的方法主要依靠考據，考證金石文字成為學術方法訓練和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趙之謙正是在這樣的學術傳統中開始關注金石。當然，乾嘉時期翁方綱等人專講金石的鑒別，金石文字的審美屬性得以凸顯；到了阮元、包世臣等人提倡北碑，金石開始推動書學和畫學觀念的變革。趙之謙身處金石審美風尚的形成之中，金石對其而言，不僅是審美對象，也是推動藝術變革的資源，更是踐行學術觀念的基礎。

趙之謙成為潘祖蔭的幕僚，表面上是從事訪書、校書、刻書、金石鑒藏、藝術創作等，本質上卻是通過幕僚這樣一種機制，讓賓、主一起投身到一項學術和藝術事業之中。趙之謙在潘祖蔭幕中完成的金石藝術創作，不僅表明他們之間共同的金石審美趣味，更重要的是這個審美趣味背后所關聯的儒學觀念和追求。當審美趣味與學術理想建立關聯，那么這種趣味就不僅僅是個人的孤趣，而成為時代思想潮流中的視覺組成部分。趙之謙所創作的這些藝術作品，也不僅僅是供幕主欣賞的雅好清玩，視覺風格所代表的學術志向以及它們的傳播示范效應往往在作品創作之初就被納入考量。不論是題寫漢學著作的牌記還是書寫墓志銘，都表明潘祖蔭與趙之謙就推廣金石風格形成了共識，而幕府機制則成為他們實踐共同的文化理想的土壤?？梢哉f，晚清金石之所以能形成一種新的審美風尚，與儒學思想潮流以及幕僚機制所提供的現實土壤有著直接關系。近幾年，對于金石幕府的研究已經關注幕府對金石鑒藏與金石藝術創作的影響問題④。與相對宏觀地從整體角度討論某一金石幕府的情況以及眾多幕僚的金石學實踐不同，本文擬通過幕賓趙之謙與幕主潘祖蔭的一對一關系，觀察他們之間如何展開具體的金石藝術創作，這種創作背后又隱含了何種動機，以及學術理想與審美趣味是如何與幕府機制有機結合的。社會學的視角介入藝術史研究，既要注意風格與觀念問題，也要看到人與人的協作關系、支撐一種審美趣味的思想與社會機制的關系，這些都是金石文化的題中之義。

一、校書、刻書與學術共同體

對趙之謙充滿敵意的李慈銘翻閱潘祖蔭刊刻的李賡蕓《炳燭編》時，專門在潘祖蔭的題識后面寫了一段批語：

鄭庵所刻書，此種為最善。許齋（李賡蕓——引者注，下同） 著述，余無所傳，片羽吉光，尤足寶貴。其書博綜經史，確守竹汀錢氏家法，多核實之言，聞其稿本有四巨冊，鄭庵屬陳（培之）、胡（澍） 兩君錄存其要，兩君去取既不能盡善，又參以吾鄉妄人憑臆顛倒，?？贝质?，為可惜也。⑤

“吾鄉妄人”指的就是趙之謙，說明趙之謙不僅幫助潘祖蔭訪書、購書，也參與校書?！侗T編》收錄于潘祖蔭所刻《滂喜齋叢書》，潘祖蔭在序中說李賡蕓“為錢宮詹弟子，學有師法”⑥，反觀《炳燭編》四卷：卷一說經；卷二為古文字通假舉例、文字證古、《說文》衍脫；卷三為文字音韻；卷四記《荀子》音韻句讀、校定《老子》《呂覽》《說苑》，訂正《漢書》兩《唐書》志、傳之訛，并及金石考證和禮儀官制。李氏作為錢大昕弟子，傳的是“實事求是”的考證之學，以同樣崇尚漢學且擅長考證的趙之謙校對此書，可謂知人善任。趙之謙在客居北京尤其是做了潘祖蔭的幕僚之后，其學術觀念在繆梓的“不右宋不左漢”⑦的基礎上，明顯更加傾向漢學，因而有賡續《漢學師承記》之志。此書雖未完成，就目前稿本所見，其正錄收錄20人，附錄19人，又附15人，計54人，不及趙之謙構想全書規模的三分之二。據漆永祥總結，趙之謙《國朝漢學師承續記》較前書最重要的特色在于“著重論述學者學術成就的同時，也重視對學者事功之學的記載，對于他們在做官為宦期間的所作所為也多有論述”⑧。這方面的特別關注恰恰體現了晚清經世之學的影響。趙之謙的學術興趣、觀念與潘祖蔭可謂一拍即合，潘祖蔭鼓勵趙之謙撰寫《國朝漢學師承續記》，說這本書是“為千載下感不遇諸君慰彼耗悴也”⑨。潘氏的書房叫“漢學居”，他請趙之謙篆刻“漢學居”白文?。▓D1），趙之謙在邊款中記述：“漢學之目，宋已有之（《困學紀聞》舉‘輔嗣易行無漢學詩句）。近世不學之徒，假名道學，以掩固陋，爭詆好古之儒，且斥為偽造，誤矣。伯寅侍郎命，之謙記?！雹?《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有潘祖蔭傳記，云其：“幼好學，涉獵百家，尤喜搜羅善本書、金石碑版之屬。滂喜齋所儲，不以繁復相炫，顧多精品。于經，通《公羊》《春秋》《爾雅》。于史，通范氏《后漢書》。同光間，承襲龔、魏余風，今文經學盛行，許、鄭之誼遂微。公益從而左右之。元和江標出其門，視學湘中，創設時務學堂，益務張‘新周改制之說，固清季學術變遷之一大關鍵?！迸俗媸a推崇考證求實的漢學，與趙之謙所追求的“實學”一致，而潘氏提倡今文經學，又與趙氏強調的務為“有用之學”、經世致用的主張契合，二人在學術層面既有共識，又相互影響。

同治六年，潘祖蔭開始刊刻他的《滂喜齋叢書》，這套叢書收錄從宋代到當時的著述50種，共95卷，分為4函，直至光緒九年（1883） 才最終完成。趙之謙主要參與了第一函的編輯，其中葉名灃的《橋西雜記》屬于“述掌故，志舊聞，有資考訂”之書，這本書的稿本是趙之謙從廠肆故紙堆中尋獲，并悉心整理，予以刊行；金鶚的《求古錄禮說補遺七篇》是考證名物制度的著作，是趙之謙從臺州訪得佚文，稿本被水浸泡，趙之謙揭開紙頁辨認文字，重新整理，并結合金鶚已經刊刻的文章進行校對，以期不為湮沒；吳頊儒的《喪禮經傳約》是考證典章經制的著作，戴望抄錄給趙之謙，趙之謙評價這本書“縱橫貫丳，以簡馭繁，博學通才乃能是”，并推薦給了潘祖蔭，收入《滂喜齋叢書》。除《滂喜齋叢書》外，趙之謙還推薦潘祖蔭刊印戴望的著述，戴氏“于學治《公羊》《春秋》”，也與潘祖蔭的學術觀念契合。

趙之謙親自整理校對并推薦給潘祖蔭刊印的書籍，多屬講求實學、有資考證的散佚著述，這恐怕是二人在編撰《滂喜齋叢書》時達成的默契，搜求、整理和刊印漢學著述（尤其是已經散佚的當代學者的漢學著述），這既是東南戰火浩劫之后賡續學問的責任，更是在“勛臣倡立理學”“心學之說復起”的背景下，對于漢學和經世之學的有意識的維護。所以，作為潘祖蔭的幕僚，趙之謙的主要工作是幫助幕主訪書、校書和刊印書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顯然具有學術態度和擇取標準，這也意味著趙之謙與潘祖蔭之間的關系也并非一般意義上的雇傭關系，而是基于共同的漢學理想，自覺地投入到對這一學術主張的繼承和發揚工作中。學術共同體的底色，是趙之謙與潘祖蔭幕僚關系的特殊性所在，也成為這段關系中諸多金石藝術創作的原動力。

二、儒學理想下的書法傳播

漢學的理想如何與金石的視覺風格聯系在一起呢？趙之謙和潘祖蔭在考慮學術出版和傳播時，已經有意識地把書法作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光緒十年六月，潘祖蔭在蘇州為父喪守制，給遠在江西南城做縣令的趙之謙寫信，請他為正在刊印的《功順堂叢書》題寫書名，可惜這一年十月，趙之謙因勞頓過甚，舊疾復發而溘然長逝。雖然潘祖蔭請趙之謙題寫《功順堂叢書》之事未果，但不惜千里相求，說明他對于題寫牌記的重視。

追溯趙之謙書法風格的成熟過程，他自稱同治元年來到北京后才立志在藝術創作方面“開辟道路”，但從有意識到有能力還需一個過程。趙之謙的北碑觀念在他早年居鄉跟隨宗稷辰等人學習時已經萌芽，到了溫州戎幕時期寫作《章安雜說》則旗幟鮮明地支持阮元和包世臣的“尊碑抑帖”理論，推崇南北朝碑刻。但是，藝術家的成功在于能探索出一套個人藝術語言去詮釋他的觀念，從這個角度說，阮元和包世臣都是理論大于實踐，而趙之謙曾經借鑒過的何紹基也差強人意。北碑的潮流興起于阮元等人，但趙之謙才是真正在實踐層面“開風氣”的人物。藝術語言的創造要經過探索的過程，趙之謙最初可能是從篆刻中摸索出了門道。

同治二年，趙之謙為魏稼孫刻了白文“仁和魏錫曾稼孫之印”，邊款以陽文形式刻漢嵩山少室石闕“走馬角抵戲”及界格楷書“悲庵為稼孫制”六字。同治三年，趙之謙又自刻了白文“餐經養年”?。▓D2），邊款同樣以陽文形式刻造像一軀及界格楷書“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趙之謙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區，愿苦厄悉除，往生凈土者”。陽文邊款在篆刻中相對少見，趙之謙這兩方印章的陽文邊款，橫畫起筆呈左上方向斜角切入，收筆呈右下方向斜切面，豎畫起筆與橫畫類似，收筆處也呈現右下方向斜切面，撇畫短促，點畫呈三角形，明顯是在模仿北魏龍門二十品中的《始平公造像記》。同一時期，趙之謙還有一方著名的白文“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邊款是陰刻，卻同樣呈現出了類似的魏碑風格。相較于陽刻，陰刻邊款的運刀方式更接近書法用筆。所以，趙之謙在篆刻方面的經驗，讓他對于真正塑造了魏碑風格的刀法有更加深刻的體會，在當時“刀筆不分”“以筆摹刀”的觀念下，趙之謙很快通過刀法悟出了筆法。據張小莊梳理，趙之謙的魏碑體書風恰好出現于同治三年，比如這一年正月他為沈樹鏞雙鉤《劉熊碑》后有兩頁題跋，書法面貌雖然有帖的痕跡，但如橫、豎筆劃皆側鋒斜切入筆、斜劃緊結、撇和捺的收尾處都有裝飾性的頓筆和翹起等筆法，都是魏碑的特點。這說明在小字楷書的寫作中，趙之謙已經能夠融入刀的經驗，只不過大字楷書需要更加豐富的筆法支撐，還要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打磨。同治三年趙之謙為自己的著述《六朝別字記》題寫的牌記，明顯能看出其小字魏碑風格的熟練以及在大字書寫中探索魏碑風格的努力。到了同治四年創作《南唐四百九十六字》楷書冊時，趙之謙已經能夠將魏碑的特征融入大字楷書的書寫，從而完成了魏碑體楷書風格的創造。有學者將趙之謙初期的魏碑體楷書稱為“瘦魏體”，因為以他由浙返京為界，其后來的魏碑體更加疏放自然，易瘦硬為柔勁，風格上更加沉穩敦厚。

趙之謙在篆、隸書體方面的成熟比楷書要早。他既服膺鄧石如，也深知在篆、隸二體上很難徹底突破鄧氏，因而將個人創造的重心放在了魏碑體楷、行書方面，篆、隸方面則以繼承為主。趙之謙的篆書遠宗鄧石如，近則借鑒胡澍。趙之謙在給弟子錢式臨寫的《嶧山刻石》篆書冊上題跋稱：“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后，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荄甫。熙載已老，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币在w之謙孤傲自負的性格，能在篆書上甘居胡澍之后，可見他對胡澍篆書的認可。反觀這件寫于同治元年的篆書冊，趙之謙雖然聲稱是“用鄧法書《嶧山》文”，但字形狹長且姿態婀娜，起筆多見側鋒切入的痕跡，某些垂劃末端呈現出倒薤葉的尖尾，這些明顯都是胡澍篆書的風格特征。在隸書方面，趙之謙也深受鄧石如影響，但隨著魏碑體楷書風格的成熟，他又將魏碑的筆法融入鄧石如的隸書風格，形成了較鄧石如用筆更顯靈活、姿態更加多變的風格特征。其篆書也轉而多用側鋒，筆劃線條呈現出方扁的質感，且在起筆、收筆處明顯具有魏碑體楷書的筆法特征，這些都是趙之謙在鄧書風格基礎上的自出新意。

潘祖蔭的《滂喜齋叢書》第一函收錄十六部書，正好刊印于趙之謙做幕僚期間，是趙之謙篆、隸、楷各體書風全面成熟的階段。叢書名《滂喜齋叢書》以小篆題寫，結體方正勻稱，追求精準且具有秩序感的審美特征，具有吳大澂篆書的特點。十六部書的牌記，有九部明確為趙之謙題寫，另有三部書的牌記只有書名而無其他文字信息，但風格與趙之謙近似，很可能也出自他的手筆；還有一部《壬申消夏詩》，由趙之謙的好友并一起參與潘祖蔭訪書、校書和刊書工作的胡澍題寫。趙之謙的這些題記涵蓋篆、隸、楷三體，其中楷書有六處，均為雕版信息和落款，《大誓答問一卷》的落款寫于同治六年，尚存“瘦魏體”特征，其余一處作于同治十年，四處作于同治十一年，明顯能看出其楷書風格的成熟變化。由趙之謙題寫的十二部書的書名，使用的都是篆隸書體（圖3）?！遁o行記》《橋西雜記》是典型的趙之謙融合魏碑風格的隸書。值得關注的是，豐富的雙鉤漢刻經驗，讓趙之謙熟悉并掌握了多種漢隸風格，《吳頊儒遺書》的書名雖然也是隸書，但所用風格與前面兩部書不同，倒是與趙之謙所刻朱文“結習未盡”印的隸書邊款風格相近，結字方正古樸，有《張遷碑》的意味?！对饺蛹泛汀稄埼墓澒z集》的落款也是以隸書題寫，同樣不是趙之謙的典型風格，類似趙之謙所刻白文“大慈悲父”印的隸書邊款，帶有《曹全碑》字形橫扁，波挑舒展，撇劃夸張的特征。篆書題寫的書名，像《大誓答問一卷》《胡仁圃虞氏易消息圖說初稿》《京畿金石考》《求古錄禮說補遺七篇》《啗敢覽館稿》用的都是他融合了魏碑筆法的篆書風格，但寫于同治十一年的《炳燭編》《越三子集》，字形呈方扁形態，筆法也缺乏明顯的趙氏特征，類似風格僅見于同治三年的《漢饒歌三章》篆書冊，屬于趙之謙偶一為之的風格。值得注意的是，題名中還有兩件是用類似懸針篆風格書寫的，其中《張文節公遺集》有隸書題寫的雕版信息，隸書風格與《越三子集》接近，而篆書風格卻大相徑庭，筆劃末端都呈尖尾?！段鼬D殘草》的篆書則更加獨特，風格與新莽時期錢幣、度量衡上的懸針篆類似，字形修長，筆劃勻稱，下半部撇捺故意拉長且末端出尖。這兩件篆書風格與他同治二年為《二金蝶堂印存》所題“稼孫多事”四字篆書及為《梁中大通三年造像》所題“阿彌陀佛”四字篆書近似，且他的篆刻中借鑒過《天發神讖碑》，同治元年為魏稼孫所刻朱文“鶴廬”印邊款篆書也帶有懸針篆的味道。他有意識地將古錢幣、鏡銘、磚瓦等文字引入篆刻，因此成為明清篆刻發展中“印外求印”的觀念開拓者，偶爾臨摹一些特殊的篆書風格也在情理之中。

趙之謙題寫這些書名，對于碑派書法的傳播，尤其是當時正在興起的北碑潮流的傳播具有特殊意義。畢竟，在趙之謙的時代，書法原作的傳播范圍有限，視覺作品的復制傳播主要靠雕版印刷，但刊刻的基本都是法帖名碑，很少專門刻印當時人的書法作品。想要讓書法風格被更多人看到，在文人群體中形成廣泛的視覺經驗，恐怕沒有比隨同書籍刊印更有效且經濟的途徑。而且，潘祖蔭作為高官顯貴，又在京師文人群體中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在文化和審美潮流方面都具有引領性。趙之謙的書法得到潘祖蔭的欣賞，并且大量出現在潘氏刊印的《滂喜齋叢書》中，這意味著一種新的書法風格將伴隨著漢學思想的傳播被廣泛的文人群體關注，也意味著通過潘祖蔭的支持，這種風格創新更容易被接受，并且與漢學思想形成關聯，甚至很有可能形成一種示范效應，潛移默化中推動一種新的審美風尚。我們現在并不清楚趙之謙是否如此自覺且有策略地進行自我宣傳，但他確實在北京甚至全國的文人群體、尤其金石圈中引起了廣泛關注，趙之謙《行略》中說：“四方賢俊會集輦下，爭來識府君，下至資郎走卒，聞風引企，執金幣以求文章、求書畫者戶屨常滿?！笨峙乱膊煌耆际且缑乐~，當時請他題寫書名的也不止潘祖蔭，像戴望《顏氏學記十卷》、魏稼孫《績語堂碑錄》、《重修江西通志》等，都經他題寫。

三、崇古觀念與墓志書寫

與題寫書名具有同樣宣傳效果的還有一件事，即趙之謙為翁同龢、潘祖蔭等高官顯貴書寫墓志。同治十一年二月，翁同龢的母親去世，他在離京回常熟守制之前，專門托請前來探望的潘祖蔭向趙之謙求書其母親陵墓的神道碑。此時趙之謙已經捐官分發江西，即將啟程離京。二月十五日，翁同龢以油紙圖繪神道碑樣式送交趙之謙。二月二十七日，趙之謙完成了神道碑的書寫，由潘祖蔭親自轉交翁同龢，轉日，翁同龢送給趙之謙六十兩銀子作為潤筆。翁同龢專門請趙之謙為其母親書寫神道碑，說明翁氏認為趙之謙的書法風格適宜書寫這種題材。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潘祖蔭的父親潘曾綬去世，四月二十日潘祖蔭扶櫬離京，二十九日抵達蘇州，開始為其父丁憂守制。五月十二日，潘祖蔭寄信給時任江西巡撫的族兄潘霨，請他轉交潘曾綬的年譜給趙之謙，并請趙氏撰寫墓志銘。六月初，潘祖蔭請潘霨轉贈趙之謙二百兩潤金。七月十一日，潘霨轉呈潘祖蔭致趙之謙信，信中提出了關于志文內容的建議，并告知安葬時間：

?叔仁兄大人閣下：得手教敬悉，并須賜鴻文，且感且泣，世世子孫銜泐不朽，當刻所藏。幽室一等行世□屬遵不錄。（宗姊妹無一存者，均殤矣。） 弟近來胃脘舊疾大發，殊不可支，夜不得眠，食不下咽。匆匆布復，不盡余言。惟祈早書賜下為感，即日付刻。（十一月十五安葬。） 不盡余言。敬請升安。（薄敬乃先人了事，豈可不收。蔭□何人也。） 弟制蔭頓首，七月十一日。

八月十日，潘祖蔭收到了趙之謙所書志文，隨即請人雕刻。九月一日，潘祖蔭又給趙之謙寫信稱：

?叔仁兄大人閣下：前□函申謝想荷□鑒，唯叔祉日新為頌。敘補聞已早屆，履新有地否，念念。先君遺物，俟有妥寄之處再呈，此沒齒不敢忘者也……志文月中內可刻成再寄，刻二分，一分先可成，然刻字甚不佳，奈何。九月朔。弟制蔭頓首。

這封信表明，趙之謙向潘祖蔭請求其父親的遺物作為紀念。此外，潘祖蔭十分重視墓志銘的銘刻，請了兩個工匠分別開工，并且許諾贈與趙之謙拓本。

趙之謙為潘曾綬撰寫墓志銘其實包含了兩項工作：分別是撰文和書丹。漢唐以降，這兩項工作經常由不同的人擔任。趙之謙一人肩負兩項工作，說明潘祖蔭對于趙之謙的文采和書法兩方面的認可。關于文采，可以從他為趙之謙詩集所作跋語得知：

大集捧讀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覺二百年來無此手也?！妒T》數詩，尤有功世道?！对偃刂荨吩?，人事世情都道盡矣。蔭交?叔近十年，未見其與近之詩人唱和也。今見其所為詩，則非今之所謂詩人也?！榜娲似咂饭?，遠過萬里程”，讀此二語，能無三嘆！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弟潘祖蔭拜讀敬識。

潘祖蔭和趙之謙都對當時流行的桐城派古文不滿，沙孟?！肚宕鷷ǜ耪f》評價趙之謙為潘曾綬所作墓志：“文章規擬漢魏格調，可以壓倒當時的桐城派古文家?！?/p>

趙之謙的文章固然符合潘祖蔭心意，但像翁同龢、潘祖蔭這些熱衷金石鑒藏的達官顯貴，紛紛請趙之謙撰寫墓志銘，其中隱含著什么邏輯？嘉、道以后， 經過阮元、包世臣等人的提倡，“北碑南帖”理論逐漸流行，所謂“北碑”，即與鐘、王為代表的帖學風格相對應，寬泛而言，指南北朝時期的摩崖、碑碣、墓志等石刻文字遺存。當然，在北碑流行之前，對于秦、漢篆隸文字的提倡，已在乾隆時期掀起了碑學潮流。學者、金石家、文人雅士和廠肆商販積極投入訪碑，促成了金石碑版的發現、拓印和收藏高峰。在訪碑熱潮和對北碑的提倡過程中，大量的南北朝時期墓志銘進入金石家視野。

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墓志銘是清人關于墓志銘的主要經驗，其中北朝墓志銘在晚清崇古觀念的影響下倍受推崇，并成為模仿的對象。對于北朝墓志的崇古觀念，包含多個層面：既是時代的古，也是文辭上對于古質的追求，更是北碑影響下“尊魏”與“卑唐”觀念的先導。提倡北碑者從北朝墓志銘中發現了篆、隸古意，比如何紹基鐘意于北魏《張黑女墓志》，“肆書搜盡北朝碑，楷法原從隸法遺。棐幾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幾人知？真行原自隸分波，根據還求篆籀蝌”。將南北朝墓志銘的楷書風格與篆、隸古意建立聯系，反映了清代中期以來碑學發軔于篆、隸的崇古觀念的影響，也是北碑潮流中金石藝術家對于刻石中的南北朝楷書風格的一種創造性解讀，這種解讀未必符合歷史實情，但為藝術的變革與創新提供了動力。趙之謙時代的金石鑒藏家不僅有豐富的南北朝墓志的視覺經驗，熟悉上面的楷書風格，更在北碑觀念的影響下，認為這種楷書風格比唐楷更能體現古意，是被淹沒了千年的真書正傳。

在崇古觀念影響下，對于古的知識轉化為衡量現實雅與俗、飽學與膚淺的標準，具體到墓志銘的撰寫，文則規擬漢魏，字則崇尚北碑。以這個邏輯來看，當時學習北碑而能自成一家，真正在楷書創作中體現魏碑風貌的則非趙之謙莫屬。驗之《潘公墓志銘》（圖4、圖5），篆蓋“皇清誥封光祿大夫追贈三品卿銜內閣侍讀潘公墓志銘”23字，較趙之謙客居北京時期的篆書風格略有變化，字形偏方整，少婀娜姿態而多樸厚沉著，之前代表性的魏碑風格的側鋒入筆也多有收斂，易之以渾圓內斂；志和銘的部分則是用典型的魏碑體書寫，字形方扁，具有橫勢，體現了隸書的影響，結體“斜畫緊結”而右肩聳起，筆劃多斜切入筆，出筆往往直接帶出，都形成了與銘刻類似的斜面，只不過相較于北京時期的風格，此處用筆稍顯含蓄且瘦硬。沙孟海后來評價趙之謙這件墓志銘：“楷法北朝碑版風神，亦是獨步一時。拓本流傳，震動朝野?！?/p>

潘祖蔭在請趙之謙撰寫墓志銘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將其拓印流傳的打算，這種傳播行為也意味深長。首先，墓志銘是對幕主經歷與成就的記載，史學方面自古就有輯錄墓志的傳統，分贈潘曾綬的墓志是為了彰顯其人生功業；其次，對墓志書法的重視，自古有之，書丹人往往名列其上，而潘祖蔭這個時代，則更多了一層南北朝墓志大量出土、傳播以及醞釀北碑視覺潮流的氛圍；最后，它是一個以“當代藝術”眼光介入墓葬藝術的典型，同時又以積極的傳播參與新的審美風尚建構。趙之謙以魏碑體書寫墓志銘，一方面把金石家對于古的知識和崇古情節實現為當代藝術語言，另一方面又通過示范效應建立新的審美規則，在引領新的審美風尚的同時強化了風格創新的合法性。

雖然潘祖蔭和趙之謙在金石創作中彌漫著崇古色彩，但經世致用思想的背景提醒我們，清代的金石家并不完全是沉浸在一種復古的理想主義之中，甚至可以說在他們對于史實的錙銖必較的背后，其實掩藏了著眼于現實的尋求變革的愿望和自覺。就像梁啟超所言，“以復古為解放”是清代學術的顯著特征，同樣的邏輯也貫穿在藝術層面。趙之謙對南北朝石刻文字的經典化，以及他通過北朝楷書對楷書與隸書、篆書關系的重構，最終都落實為針對帖學書法的革新，為藝術的創新開辟道路。事實上，治公羊學的潘祖蔭和具有“但開風氣”精神的趙之謙都清楚，對于古的推崇和模仿，解決的是今的問題，體現的恰恰是“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自信。

四、潘祖蔭幕中的金石創作

在做潘祖蔭幕賓以及離京赴任江西的這個階段，趙之謙為潘祖蔭創作了數量可觀的藝術作品，其中畫作不多，主要是雙鉤碑拓、書法和篆刻等。在諸多作品中，同治十年趙之謙為潘祖蔭雙鉤的《侯獲碑》最能體現金石藝術與學術之間的緊密聯系。這一年五月，潘祖蔭從張德容（松坪） 處借到了《侯獲碑》，這件石刻刻于東漢永和五年（140），位于新疆鎮西煥彩溝，道光十五年（1835） 薩湘林訪得此碑，始為金石家關注，因其地處偏遠，椎拓不易，為金石家所珍視。潘祖蔭知此碑拓本難得，不僅專門拿給翁同龢等好友欣賞，還特地請趙之謙為他雙鉤一本。此時趙之謙擅長雙鉤之名已在北京的金石圈子中廣泛傳播，其于同治三年為沈樹鏞考釋并雙鉤《劉熊碑》，不僅展現出極強的文字考釋能力，更通過在錢泳和翁方綱雙鉤本基礎上重鉤此碑，提出了他對于雙鉤碑刻“求形似”“得神骨”的審美標準，在當時以學論書觀念的基礎上建立起金石學學術能力與藝術水平之間的內在關聯。潘祖蔭應該見過趙之謙考釋并雙鉤的《劉熊碑》，也認同趙之謙所提出的雙鉤審美標準，這一點從他與陳介祺之間關于雙鉤的交流可以得到印證：“第一必求其似，必講求鉤法刻法，與原拓既不爽毫發，又能得其古勁有力之神，而不流于俗軟，乃可上傳古而下垂久，方為不虛此刻，必須有學問、知篆法、肯耐心者相助，乃克有成?！庇纱丝梢?，“有學問”“知篆法”（或隸法） 的趙之謙，無疑是潘祖蔭心目中雙鉤的合適人選。

其實趙之謙并不是第一次雙鉤《侯獲碑》，他于同治二年刊印的《二金蝶堂雙鉤漢刻十種》就有這件碑刻，只不過當時手頭沒有原拓，只能從樊文卿的雙鉤本基礎上鉤摹，故釋文多存疑。此次潘祖蔭送來原拓，趙之謙終于得見《侯獲碑》真面目，在文字考釋的過程中，他頻繁與潘祖蔭交流（圖6）：

《侯獲碑》鉤本，必送二分。日內蒸濕，不能動筆也?！罢泄佟狈枪倜?，下一字亦非造非磚，不得拓本，不能意定也。古磚有門下、有明堂、有東有西，正中則其中道。官下一字若是押字，則是宋磚耳。

碑文自難識，非得一整紙精拓不能辨。石在路旁，風沙所蝕，泐文與刻文相混，釋文者俱不免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古今同病。雖得精拓，又不如手摸其文也。

碑文事跡必在末行，奈無兩字連屬者，遂無能用思慮索之。第三行次字若釋馬，則首一字必是司字，為三字難定，似喪而非。鳳字必人名，伯奮以下當有二字，屬地名矣。不得全拓，究難臆斷也。

侯碑靜對一日，竟不能釋余字。惟第二行字下確是祖字，三行第一字似姑字之半，第五字是鳳，余字不能辨。昨已細察紙背，奈拓工太草率，亦無痕跡也。

字下一文，僅存兩豎，不敢定下一文。張藏僅存上半“奞”，吳本則猶留田字之半。懸壁間側視之則見，然不敢以為確當也。

吳本合勘，則第三行首一字是考字，次乃兼字，第四字似口疑代字。鳳下一字在吾與名之間，然總不合文義。頃向友人借大顯微鏡，俟來再照之。

昨借顯微鏡，非大者。今日復往廠中借之，尚未得。然以小者照字，覺可見者格外清楚。則模糊者，或可希冀得一二筆也?！缎倥珎鳌肥鑫釒熫嚰~，年月正合。惜乎史文于碑竟無一二字可以附會也。容再細審，至真無法而后已。

次行末一字，合兩本求之，大似奮字，惜不能鉤出。末行第四字，似蓋亦似善，下有夕形，疑名字，皆未敢定。

這些信件形象地展示出趙之謙考釋《侯獲碑》文字的過程，查史書、驗痕跡、疏文義、辨字形，甚至還借助放大鏡，可見考釋之艱難與態度之嚴謹。當然，趙之謙頻繁地把自己考釋過程中的思路和靈感告訴潘祖蔭，期待的自然是潘祖蔭的反饋，從而在商討中實現觀念認識的互動與推進。潘祖蔭在給趙之謙和胡澍的信中提到過他對《侯獲碑》的見解：“侯疑非姓，即《西域傳》玉門關候之假借字也，軍塞之侯屢見范史，果爾，尚須大為考校。拓本之清，無過此者?！段饔蛩烙洝纺诵煨遣?，尚以馬誤臣，信乎金石之難也。（□此字細看如此，有可印證仿佛乎？） ”（圖7） 從趙之謙最終題寫在雙鉤《侯獲碑》上的跋文可知，他顯然沒有接受潘祖蔭的推測，二人是否就“侯”字展開過進一步討論，尚未見到具體文獻，但以上引趙之謙的信札內容推測，他們之間應該有過細致、頻繁的交流。

趙之謙在雙鉤的同時，也在潘祖蔭所藏原拓上留下了一段題跋：

《侯君碑》所見凡三本，皆闕下截三字，塞外椎拓未精善，模糊不易辨。侯君字祖（舊釋“伯”，誤） 奮（此本“奮”字僅存三之一，幾不可識），事跡無考。第三行“邢鳳多”三字，乃諦審至久而后得之，疑是人名。鄭庵侍郎據《后漢書·南匈奴傳》為是。吾斯車紐叛漢時事，按傳載，永和五年夏，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寇西河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云云，時地悉合。碑云“喪邢鳳多”，或即其年及難者，史不書名，賴此存之乎。然則碑文必不盡此三行，安得精拓完本一證明之？同治十年七月十七日，會稽趙之謙記。

趙之謙對完整拓片的渴望，無疑也影響了潘祖蔭，此后不久，潘祖蔭致函邊帥，請其派人幫忙椎拓完整的《侯獲碑》，同治十一年十月，潘祖蔭終于得到了六行完整版的《侯獲碑》拓片，并邀請張之洞、吳大澂、王懿榮等人一起考釋碑文，最終刊印《漢沙南侯獲刻石》，只可惜此時趙之謙已經離開北京前往江西赴任，沒能直接參與這次金石鑒藏活動。

除了雙鉤《侯獲碑》，趙之謙還經常受到潘祖蔭的邀請為其收藏的碑拓題跋，內容既有考釋，也涉及書法。比如潘祖蔭曾以《客星山刻石》拓本請趙之謙題跋，這件碑刻本名《三老諱字忌日記》，咸豐二年（1852） 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目前能見到趙之謙給潘祖蔭寫信討論跋文內容：“客星山刻石先繳，左側略綴數字，釋文自疑，不敢妄注其下，謹將草稿呈鑒，作一夕話聽之可也，伏乞裁正擲還，留為聚訟資，幸甚幸甚?！壁w之謙先把跋文草稿給潘祖蔭看，設想潘祖蔭如果針對考釋內容提出具體問題，二人還將進一步展開研究和討論，那么趙之謙最終跋文的內容就不僅包含了自己的學術見解，也隱含了潘祖蔭的認識。所以，那些系于趙之謙名下、題寫在潘祖蔭收藏上的題跋，有不少可能是潘祖蔭與趙之謙互相討論的結果，這也揭示出金石幕僚中幕主和幕賓之間相互影響，甚至共同參與創作的特殊關系。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書法和篆刻的創作中。比如潘祖蔭請趙之謙題寫“寫龍堂”匾額，趙則以“防專門日記家之口”為由在匾額上題記數字加以說明；趙之謙為潘祖蔭集聯“列架軸三萬；斯堂卷五千”“讀五千卷得入室；（藏） 盈三萬軸為多書”“插架千元受廛百宋；新堂萬柳舊里三松”等，都會先與潘祖蔭反復斟酌商量之后再正式題寫（圖8）；潘祖蔭請趙之謙刻“唐述山房”，趙則以“唐述”二字“字義不足”為由建議改作“靈蘭之室”；此外如對聯形式、用紙、裝裱風格等，趙之謙也都與潘祖蔭商量。趙之謙與潘祖蔭之間的密切互動，最終影響了作品的呈現。比如趙之謙所擬“讀五千卷得入室；盈三萬軸為多書”聯，不知是否寫成對聯，但趙之謙以魏碑體楷書為潘祖蔭寫了“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款稱“鄭庵侍郎命書以粘壁”，可能是潘祖蔭從趙之謙聯語中獲得靈感而請趙之謙專門創作的；像“插架新堂”聯，經過斟酌，最終寫成了“移架千元分廛百宋；新堂萬柳舊里三松”；趙之謙還打算繼續修改的“猛志逸四海；英明擅八區”聯，可能因為潘祖蔭對聯語內容比較滿意，最終未作改動（圖9）；有時候潘祖蔭也會命題作書，比如光緒元年潘祖蔭寄信給遠在江西的趙之謙，請他書寫的“勤攻吾短；靡恃己長”楷書四言聯。

趙之謙給潘祖蔭所刻印章有二十多方，其中除了名章和齋館章外，像朱文“翰林供奉”印，是為了蓋在潘祖蔭奉敕所書對聯上。朱文“金石錄十卷人家”則是為了紀念同治九年潘祖蔭購藏宋刻《金石錄》，此書經明末清初馮研祥、乾隆年間趙魏、嘉道時期阮元等人的遞藏，且每一藏家都刻一方“金石錄十卷人家”的印章鈐于書上。朱文“賜蘭堂”印最為特殊，光緒八年潘祖蔭得到慈禧太后賞賜的四幅御筆蘭花圖，于是寫信請遠在江西的趙之謙為其書匾并刻印紀念，事實上致信趙之謙的同時，潘祖蔭在京中也請人刻了幾方“賜蘭堂”印章，卻都不滿意，只好輾轉千里求趙之謙幫忙，而趙之謙自從到了江西，幾乎不再給人刻印，故有邊款中“不刻印已十年”之說（圖10）。這些印章對潘祖蔭而言都有重要意義，或為了紀念重要收藏，或為了彰顯天恩眷顧，它們皆出自趙之謙之手，可見潘祖蔭對趙之謙篆刻的欣賞。而且細審這些印章，朱文印占了絕大多數，說明潘祖蔭更偏愛趙之謙的朱文風格；所刻印文中未見與潘祖蔭青銅收藏有關的內容，可能潘祖蔭更希望那些與青銅收藏有關的印章在風格上能體現鐘鼎銘文的古意，故而此類印章未請趙之謙奏刀，反而是后來陳介祺介紹的王石經，治印謹守漢法，亦善鐘鼎，為潘祖蔭刻了不少與青銅收藏有關的印章。

趙之謙在篆刻石材、印泥選擇、鈐印方法上給潘祖蔭提供了很多專業建議，曾專門以三紙詳述蓋印之法，想必潘祖蔭接書后命侍從如法炮制漸得其法，不久之后，趙之謙還專門提出表揚：“用印漸入格矣，宜獎之?！?/p>

結語

趙之謙與潘祖蔭在金石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幕僚關系，拓展了以往政治和學術視野下的幕僚認識。其特殊意義在于，幕主與幕僚之間以金石為核心，形成了一種在儒學思想和藝術審美方面的互動與影響。潘祖蔭與趙之謙之間最重要的默契，不僅是對于金石的熱情，更重要的是金石所關聯的學術方法、學術興趣和學術理想。他們積極刊刻清人考據學成果，提倡漢學，金石藝術的創作其實是學術理想滲透到視覺層面的結果。對趙之謙而言，幕僚不只是謀生方式和獲取金石資源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他與幕主及同僚，結成了學術、文化和藝術的共同體，既推動了“求實”和“有用”的學術風氣，也引領了金石審美的新風尚，二者實為一體。就幕主潘祖蔭而言，他有學術理想，在士人圈子中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也具備雄厚的財力和社會能量支撐金石收藏，這些都是趙之謙所不具備的；但趙之謙具備的是開展具體學術研究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將金石學的知識和視覺經驗轉化為藝術創作的才能，這又為潘祖蔭所需。在當時達官顯貴競相以“提倡文藝”“重賢好士”為尚的氛圍中，趙之謙與潘祖蔭圍繞金石文化形成了一種互補機制，在上者借以擴展其收藏、伸張其理念，在下者得以擴充其學養、施展其藝術才能，并將學術、藝術、生計、仕途等相聯系，從而為文化藝術開拓新風氣、醞釀新潮流，提供了現實的土壤。

當然，晚清的經世思想能否孕育出現代社會，這個問題存有爭議。但趙之謙及其金石文化共同體所醞釀的金石潮流，確實開拓了20世紀中國水墨藝術的新格局。雖然后來的金石藝術家未必都對趙之謙持有好感，比如康有為就將當時北碑“靡弱”之弊歸結到趙之謙的影響，但像吳昌碩、齊白石等金石藝術家，往往對其推崇備至，并從他的“但開風氣”中獲得啟發。

金石藝術之所以能夠在19世紀開辟道路、蔚然成風，根源在于它與幕僚機制、學術潮流、漢學觀念之間的一體關系，它本身就是儒學的視覺化延伸，因此才能在清代學術觀念轉變的基礎上產生一種打破帖學傳統的變革力量，成為文人藝術最為極致的體現。金石審美的風尚是從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的根系上萌生，并且在幕僚機制的現實土壤中獲得滋養，是普通文人與學術官員通力合作的結果。趙之謙的個案揭示的是一種新的藝術風格和審美觀念在發生和流行過程中的機制問題，是視覺表達如何與社會人文思想共振的問題。進而言之，如何保持藝術家身份的復合性以及對于所處文化、思想環境的敏感和參與意識，也許是趙之謙的歷史經驗帶來的當代思考。

①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99—325頁。

②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頁，第1243頁，第320頁。

③ 幕僚制度在晚清是重要的研究對象，歷史社會學研究往往從地方行政角度關注職業幕僚，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學術思想史則關注學人的游幕情況，如尚小明的《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東方出版社2018年版）。但趙之謙作為幕僚，其特殊性在于他既重視職業幕僚的訓練，并且寄希望于通過幕僚獲得捷宦之徑，又始終保持著學術的熱情和理想，并且以幕僚經歷為基礎實踐其金石藝術的追求。

④ 陳雅飛《乾嘉幕府書法研究——以畢沅幕府為中心》（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詳細梳理了畢沅幕府的不同階段及各個階段中幕賓在金石鑒藏和創作方面的成就，并注意到18世紀晚期幕府學術圈對于從金石學到碑學的書法發展的影響；周敏玨《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鑒藏研究》（浙江大學2019年博士論文）、李霏《阮元與嘉道時期浙地金石學風尚》（中國美術學院2022年博士論文） 等都關注到幕府中的金石學術與藝術活動；程仲霖《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蔭為紐帶的群體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則以潘祖蔭為中心，勾勒了晚清金石文化圈在金石的鑒藏、傳承、考辨方面的實踐，以及對書法篆刻的具體影響。

⑤ 李慈銘：《炳燭編》批注，《續修四庫全書》第115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5頁。

⑥ 潘祖蔭：《序》，《滂喜齋叢書》第五冊，清同治至光緒間吳縣潘氏京師刻本。

⑦ 趙之謙：《書江弢叔伏敔堂詩錄后》，《趙之謙集》，第132頁。

⑧ 漆永祥：《從趙之謙〈論學叢札〉看〈漢學師承續記〉》，《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1期。

⑨ 潘祖蔭：《求古錄禮說補遺七篇》序，《滂喜齋叢書》第一冊。

⑩ 鄒濤：《趙之謙年譜》，榮寶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頁。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岳麓書院1998年版，第346頁。

潘祖蔭：《橋西雜記》序，《滂喜齋叢書》第七冊。

趙之謙：《吳頊儒遺書》跋，《滂喜齋叢書》第二冊。

趙之謙：《謫麐堂遺集敘目》，《趙之謙集》，第150頁。

漆永祥認為，趙之謙積極提倡漢學的動機，表面是遏制桐城派（《從趙之謙〈論學叢札〉看〈漢學師承續記〉》）。趙之謙在致胡培系的信中稱：“數年來，心學之說復起，愚者既奉為準的，死守成規；智者得以飾非拒諫，亦轉相附和，恐從此讀書種子絕矣。幸有后死者，此記（《漢學師承記》） 不可不讀，續則求兄助我，并多助我。此事關系二千余年氣脈，不可不急?！┏且慌?，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讀書。且其師法全在‘避實擊虛四字，則不能不為心學，否則處處隔礙，其所為心學，又不過借作門面，以為抵當眾口地步，并不能深用功?！保ā囤w之謙集》，第417頁） 但更深一層，趙之謙所說的“勛臣倡立理學”不僅指臺州知府劉璈，還暗含曾國藩、左宗棠等名臣。曾、左都大力提倡理學，盛贊《漢學商兌》，文宗桐城，以漢學為不急之務，因而造成了心學復起的潮流。他目睹了京城學術風氣，深感憂慮，認為“此時盛行性命之談，滿街都是圣人，其效即日可睹”（《趙之謙集》，第417頁）。

張小莊：《趙之謙研究》，榮寶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頁，第532頁，第535頁，第130—131頁，第490頁，第490頁，第642頁。

《輔行記》《橋西雜記》雖然都是趙之謙隸書題寫書名，且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趙之謙以鄧石如隸書風格為基礎，參以魏碑用筆的隸書風格特征，但明顯兩個牌記的刻手并非一人，《輔行記》保留的書寫用筆特征比較精細；《橋西雜記》筆劃的基本形態尚存，但能看出刻工有潦草敷衍之處。

趙之謙致潘祖蔭信札57通，潘祖蔭回信11通為袁守謙舊藏，收入江兆申編《明清書法叢刊》（二玄社1987年版），后于2019年西泠拍賣售出（《西泠拍賣2019年秋季十五周年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部分圖錄》）。

潘祖蔭：《悲庵居士詩剩題跋》，《趙之謙集》，第1252頁。

沙孟海：《清代書法概說》，《中國書法史圖錄》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頁，第539頁。

何紹基：《題張黑女志》，《東洲草堂詩鈔》，清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

《趙之謙行略》中稱：“復讀儀征阮文達公《南北書派論》，知北朝字體實由斯、邕而變，遂一意宗尚北書?！保ā囤w之謙集》，第1246頁） 陳介祺在教授子弟學書法的《習字訣》中也說：“取法乎上。鐘鼎篆隸，皆可為吾師。六朝佳書，取其有篆隸筆法耳，非取貌奇，以怪樣欺世。求楷之筆，其法莫多于隸?！保ù逘柶竭x編點校：《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898頁）

梁啟超：《略論“清代思潮”》，《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9頁。

叢濤：《“別有狂言”與“但開風氣”：趙之謙的學術身份與金石審美趣味》，《文藝研究》2022年第3期。

翁同龢同治十年五月十九日記錄：“伯寅以宜禾縣《沙南侯獲碑》見示，張松坪物?！保ㄎ掏樦?，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59頁）

趙之謙在雙鉤《劉熊碑》的跋文中稱：“雙鉤古刻非能任意為之，一碑有一碑面目，宜先求形似，然后神骨，與臨池大異。齊氏（應為錢泳） 所鉤本，信筆曲折，忽絕忽續，雜行及草，幾不可辨。余此本視齊本已易十之四，然不見原碑，憑虛按索，何能畢肖，僅不失漢人書意而已，后賢諒之，同日又書?！保▍矟幹骸囤w之謙考釋并雙鉤〈劉熊碑〉全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年版）

陳介祺：《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二十六日致潘祖蔭函》，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21頁。

潘祖蔭致趙之謙、胡澍信札二通（《西泠拍賣2019年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圖錄》）。

程義曾討論潘祖蔭“賜蘭堂”印章，發現潘祖蔭光緒八年日記封底鈐蓋的三方佚名所刻“賜蘭堂”印，結合信札、日記綜合考證，認為趙之謙并沒有第一時間響應潘祖蔭的請求篆刻“賜蘭堂”印章，其刻制時間應在光緒九年趙之謙撰寫潘曾綬墓志期間。同時還根據2017年吳門拍賣“潘祖蔭致其族兄潘鐘瑞短札”中的“亡友（趙之謙） 從不為人刻印，獨為弟刻此一印，是以從不用之，今已用之，則竟罔之矣”，解釋了潘祖蔭很少使用這方印章的原因（程義：《潘祖蔭之賜蘭堂及其印章》，《中國文物報》2022年4月12日）。

關于潘祖蔭、陳介祺、吳大澂等人對于王石經所刻鐘鼎吉金風格印章的偏好，程仲霖在《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蔭為紐帶的群體分析》中有專門討論。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責任編輯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