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與錯位：德齡《清宮二年記》在晚清民國

馬勤勤

摘要德齡是近代中國女性寫作的一個特殊案例，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文學史框架無法為其英語寫作提供合適的位置?！肚鍖m二年記》出版于1911年，1914年前后出現文言、白話兩種中譯本。白話譯本更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閱讀習慣，也更流行。原作與譯本的罅隙造成了讀者的錯位，恰好方便德齡自由穿梭于中西之間，借助舞臺、報刊等公共空間，全心全意地表演“德齡公主”的形象，建構自己講述中國故事的權威?！肚鍖m二年記》是德齡畢生文學事業的起點，不僅可以充實有關近代中國女性小說乃至現代文學發生的全景圖畫，也為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提供了新契機。

近年來，中國近代女性小說創作研究在海內外興起。這一話題展開的前提和問題意識，是希冀對文學史上女性書寫的“空白之頁”進行某種補充乃至重新評價。眾所周知，中國女性開始寫作小說，是晚清才出現的文學現象，古代才女“所專長的是詩、是詞、是曲、是彈詞，她們對于散文的小說幾乎絕對無緣”①。然而，在近代這一中國女性小說創作重要的發生期，有一部特殊的作品被學界長期忽視并遺忘——德齡的英文小說《清宮二年記》（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1911）。

德齡（1886—1944），八旗漢軍正白旗人，其父裕庚在晚清先后出使日本、法國。德齡隨父在國外生活多年，1903年回國，旋被慈禧召入宮中，任貼身女官。1905年出宮，與美國駐滬領事結婚，后從事寫作。1911年，她的處女作《清宮二年記》在上海、紐約、倫敦三地同時出版，記錄了其在清宮的兩年生活。此書出版后，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辜鴻銘興奮地撰寫文章加以推介，盛贊德齡為“新式的滿族現代婦女”②。此后不久，在1914年前后，又出現文言譯本《清季宮闈秘史》和白話譯本《清宮二年記》。讀者好評如潮，讓德齡堅定了創作的決心，先后出版了包括《御香蘭馨記》（OldBuddha，1928）、《御香縹緲錄》（Imperial Incense，1933）、《瀛臺泣血記》（The Son ofHeaven，1935） 等在內的七部作品，其中大部分在民國時期被譯為中文。

如此重要的女作家，在文學史上卻長期處于尷尬的位置，因為現有的文學史框架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而德齡的英語寫作無法在現有的文學史格局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來安放。直到近年，隨著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興起，才有部分學者關注到她③。但是，目前研究存在四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其一，關于德齡的生平，尚無全面、細致的考察；其二，研究主要采用中譯本，并未關注英文原作；其三，將德齡八部清宮作品混雜在一起進行研究，但事實上，德齡第二部小說《御香蘭馨記》出版于1928年，與《清宮二年記》足足相差了17年；其四，《清宮二年記》早在1914年前后就出現了兩種中譯本，尚未得到應有關注。此外，倘若我們將這十幾年的時間差代入彼時中國的歷史文化場域，便可發現《清宮二年記》及其譯本均誕生于“五四”女作家“浮出歷史地表”④之前，當時有能力寫小說的女性寥若晨星，更何況使用英文進行創作。如此一來，其意義自然非同尋常。

本文重返歷史現場，鉤沉史料，還原德齡一生的傳奇經歷。隨后，將《清宮二年記》與民國時期通行的白話譯本進行對讀，勘破其中的文本罅隙，呈現由于讀者的“錯位”，譯者對德齡自身文化視角的遮蔽與修正。此外，筆者還將著力呈現該書對德齡一生事業的“原點”意義，展現她如何以此為出發點，自由穿梭于中西讀者之間，不斷利用報刊、舞臺等公共空間，全心全意地“表演”和建構“德齡公主”的身份，強化自己講述中國故事的權威；進而，在滿/漢、男/女、傳統/現代、英語寫作/中國故事、中國血統/美國身份等多種張力的沖突中，揭示德齡復雜的文化視角與身份認同。

一、德齡：“新式的滿族現代婦女”

德齡，又名裕德齡，生于天津⑤，以“德齡公主”（Princess Der Ling） 的名字聞名于世。其父裕庚，字朗西，早年入勝保軍營，參與過對太平天國的戰爭；后又接連跟隨安徽巡撫喬松年、兩廣總督英瀚、臺灣巡撫劉銘傳等人，復因劉銘傳保舉，“得開復知府，發湖北”，“匯緣文襄，得振翅直上”。張之洞十分欣賞裕庚的才華，先讓他管理沙市漢口的稅務工作，“復得道員，以明保送部，轉內閣侍讀學士”⑥，并于1895年、1899年先后出使日本、法國。德齡之母為裕庚續弦，為一“洋婦”，頗有才華，“凡英法語言文字，及外國音樂技藝皆能之”，史料或稱她是“洋父華母”所生，或曰“歐亞合種”，可見為混血無疑⑦。德齡兄妹五人，大哥奎齡為裕庚原配所生，早逝；二哥勛齡為德齡之母帶入裕家，系與前夫所生，留法期間就讀于圣西陸軍士官學校，后為慈禧的御用攝影師；德齡行三，四弟馨齡，五妹容齡，均為“洋母”所生⑧。

關于德齡的生年，目前有多種說法，主要觀點有二：其一為1881年，德齡作品的早期重要譯者秦瘦鷗即主此說，德齡之妹容齡也有自傳，自稱“公元1882年生于天津”⑨，似可旁證；其二為1886年，德齡作品的另一重要譯者顧秋心采用這一說法。事實上，早在1935年，有人專門考證過德齡的年齡：“她的妹妹龍菱，唐寶潮夫人，是光緒十五年生的”（即1889年），“德齡比她大兩歲”⑩。如此看來，1886年的說法當更為準確，而且也與德齡和容齡彼時的自述相吻合。

1895年9月8日，裕庚出使日本，于1898年10月任滿回國；次年夏又奉命出使法國，1903年初歸國。兩次出訪時間超過六年，眷屬均隨行。在此之前，德齡與其妹容齡已經開始在國內接受新式教育。德齡在《童年回憶錄》（Kowtow，1929） 中提到，武漢時期，她和妹妹上午學習中國經史，下午到一位美國女傳教士那里學習外文，此事引來不少人側目，甚至驚動了張之洞。盡管《童年回憶錄》只能以小說目之，記載或有不確，但據《申報》記載，1895年裕庚出使日本至長崎時，先后面見長崎縣知事與美國領事，“二女公子，均操英語相問答”，“應對若流，大有美國風，為中國所不多見”。德齡幼年受中西教育之啟蒙，后來又在兩次出訪長達六七年的時間里，接受了西方教育。她與妹妹容齡不僅學會了日文、法文，還研習西方音樂、舞蹈、插花等藝術，曾在法國著名的圣心學校讀書，對外交禮節的學習也頗為留心。多年的海外生活經歷和多門熟練的外語，使德齡成為名副其實的“新式的滿族現代婦女”。因此，1903年甫一歸國，就被載振舉薦給了慈禧——彼時，她正在苦惱不知如何與外國人相交接，急需這類“外交人才”。于是，德齡母女三人被召入皇宮，做了慈禧的貼身女官，擔任“傳譯”工作。

德齡在紫禁城一共居留了兩年多，協助慈禧接見美國公使康格夫人、西班牙公使德卡賽夫人、日本公使內田夫人等多位外使夫人。此外，她還向慈禧傳播了一些西方知識，為她介紹西方舞蹈、服飾、照相術等新鮮事物，深受慈禧信任。一度，慈禧計劃在宮中組建“毓坤會”，命德齡姐妹主持，“每日講習淺近文法及各國語言文字。凡王公大臣之福晉、夫人及五品以上之命婦、女子均準入總學會聽講”。觀該會宗旨與課程設置，主要以外國語言文法為教學中心，大體還是為了培養宮中的通譯人才，這也從側面說明慈禧對德齡在日常工作中的倚重，可惜這一想法最后不了了之。

1905年春，裕庚病重赴上海求醫，電召德齡姐妹前去照料；后裕庚去世，德齡以“百日孝”為名，再未回宮。在上海，德齡遇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副領事懷特（Mr. Thad?deus C. White），二人相愛并于1907年5月21日結婚，1913年前后生下一子（后不幸早逝）。在美國駐滬副領事卸任后，懷特改任新聞記者，仍留在中國工作。1916年以后，德齡與丈夫經常往返于北京、上海等地，也常常去美國。在此期間，德齡一度立志投身中國的電影事業，曾于1925年“與美華影片公司，正式訂立合同”。至1927年，德齡又親自編演英文獨幕劇《西太后》并親飾慈禧一角，自5月17日至19日，在上?？柕怯皯蛟哼B演三天。演出現場十分火爆，“每日座滿，后至者多以向隅為憾”；后因德齡夫婦渡美在即，應各界要求，又于6月7日至9日在蘭心戲院續演三天。6月10日，德齡啟程赴美，此后在美國居住長達八年，直至1935年才再次回國。

德齡第一部文學作品《清宮二年記》，記其在宮中的兩年生活，原書用英文寫成，1911年出版。然而，盡管1923年就有報道說德齡為從事長篇著作，正在收集資料，但似乎直到1927年渡美后，她才真正開始專心著述，至1935年回國以前，接連出版《御香蘭馨記》《童年回憶錄》、《玉與龍》（Jades and Dragons，1932）、《金鳳》（Golden Phoe?nix，1933）、《御香縹緲錄》《瀛臺泣血記》等多部小說?？梢哉f，德齡最主要的清宮作品均創作于這一時期。著書之外，德齡在美國還為兩三家日報特約寫稿，介紹東方文化，同時擔任播音、演講工作。在美國八年，她一直心系祖國?！熬乓话恕笔伦兒?，“某方利用國際宣傳，詆毀我國”，德齡“曾在廣播電臺宣傳我國被侵真相，并在各地演講”。不僅如此，在日常的播音、演講工作中，德齡也十分留意講述中國情形，希望“使美國人了解我國真相”。

1935年9月25日，德齡孤身一人回到闊別八年的祖國，先至上海，住在外灘華懋飯店，又于10月3日到北平。德齡此次返國，自言目的有三：一是尋找有歷史意味的舊物；二是故地重游，會見舊友；三是找尋著述材料。由于此前《申報》“春秋”欄連載的《御香縹緲錄》大獲成功，使德齡聲名大噪，記者爭相采訪，留下不少第一手的訪問資料。與此同時，各種流言也紛至沓來，真偽摻雜莫辨。諸如說她已與丈夫離婚、與其妹容齡不合等。對此，德齡一一否認并大罵上海報紙，“謂記載失實，無中生有”。與此同時，有人質疑她“公主”的名號；有人說她是法國人，“自幼為清室一貴胄所撫養”；有人說慈禧曾欲將她納為光緒嬪妃；還有人罵她是慈禧御前“女太監”。最有趣的，莫過于有人說起德齡出宮是因為一幅慈禧畫像，“和那畫師商定的畫價，是二萬元，而她和慈禧所說的，卻是十萬元”，從中賺了八萬元差價，故被打發出宮。甚至，不少記者找不到德齡，便退而求其次，將她的哥哥和妹妹拉來充數?？傊?，德齡此次回國，引起了文化界及報界的熱烈關注，儼然一文化明星。

返美后，德齡再未回到中國?？箲鹌陂g，她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情，多次發起公演、募捐活動，“全部收入均匯返祖國救濟難民”。同時在美國各地多次參加“中國之夜”及“一碗飯”運動，支持祖國抗戰。1944年11月22日，德齡不幸在加拿大車禍身亡。

二、讀者的錯位：《清宮二年記》及其譯本

德齡第一部作品《清宮二年記》動筆于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1911年出版。序言作者為托馬斯·密勒（Thomas F. Millard），寫于1911年7月24日。據德齡自述，該書著于上海西摩路舊居，寫作時并無把握，“恐此書難得發行者之顧盼，頗存退志”；幸而得到包括密勒在內的一眾好友的鼓勵，丈夫也十分支持，特意為她購置一臺打字機，方才堅持寫完。該書一經問世就引起辜鴻銘的注意，特意撰寫評論發表于上海的英文報紙《國際評論》，對此書大加推崇：

當此全世界都注視著中國滿族權力悲劇性喪失的時候，這本由一位新式的滿族現代婦女所著的書出版了。它給予了我們有關滿族宮廷以及滿族上層社會的第一手資料，讀來十分有趣也很有意義。過去，在這方面，人們一般都認為，濮蘭德和白克好司兩位先生所著的那部書，是劃時代的力作?？梢牢铱磥?，倒是德齡女士這部不講究文學修飾、樸實無華的著作，在給予世人有關滿人的真實情況方面（尤其是關于那剛剛故去的高貴的滿族婦人情況方面） 要遠勝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不錯，在濮蘭德和白克好司先生的書中，確實存在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可是所有這些有價值的材料，都因作者的過分聰明而被糟踏（蹋） 了……它向我們顯示出對歷史的歪曲竟可以達到何種的程度！

此處“濮蘭德和白克好司兩位先生所著的那部書”，指的是二人合著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該書從英國駐清官員的視角，描述了慈禧的一生與晚清宮廷政治事件，特別著力于描寫慈禧狡詐的權謀與腐化的生活。在德齡著作問世前，此書已先于1910年10月在費城和倫敦同時出版，西方讀者認為“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謎一樣的性格特征的書中，它最接近真相”，因此一炮而紅，《紐約時報》《觀察者》等雜志爭相撰寫評論，在隨后的一年半內重印了八次。對此，辜鴻銘表示不滿，因此大力推崇德齡此書提供了有關慈禧的“第一手資料”，甚至不惜在文章中大量征引德齡書中的原文，力證慈禧的“純樸”“高貴”“理智”，借此糾正濮蘭德和白克好司對慈禧的歪曲和誤解，重塑其在西方世界的美好形象。德齡原著系用英文寫就，辜鴻銘的評論同樣出自英文，又發表在英文報紙。換句話說，他們打算面對的都不是中國讀者，而是以一種象征性的文化身份，對西方世界“發聲”。

使德齡《清宮二年記》走入國人視野，是中譯本的問世。1913年，上海惜余社率先推出文言譯本《清季宮闈秘史》，譯者則民，郭惜霒、王鈍根為之序。同年7月，《東方雜志》開始連載陳冷汰、陳貽先合譯的白話本《清宮二年記》，1914年1月刊完。1914年2月，商務印書館即出版了單行本，“極蒙社會歡迎，再版未久，旋即售罄”，至1915年底，已有第三版問世。至此，在文言、白話雙譯本的影響下，整個社會、特別是女性群體開始對德齡產生濃厚興趣。1914年11月，《婦女時報》第15號刊出了德齡照片。1915年1月，《中華婦女界》刊出雪平女士的《百美吟》，“集時媛小照百幀于一冊，各綴一詩”，“德林郡主”與秋瑾、吳芝瑛、唐群英、湯國梨、呂碧城等女界名人并立。詩云：“一入深宮兩載余，承歡阿母受恩初。繁華歷盡飄然去，多少名姝若個如？”此后，德齡及其作品頻繁出現在報刊上，舉凡筆記小說、論說雜纂甚至廣告，均有涉及。

需要說明的是，這時被中國讀者廣為閱讀并接受的并非德齡英文原作，而是中譯本《清宮二年記》或《清季宮闈秘史》。那么，似有必要對這兩種譯本的基本情況略加討論。在時人看來，這兩種譯本最大的不同是語言上的文白之別。早在《東方雜志》開始連載白話本的《清宮二年記》時，《清季宮闈秘史》的譯者則民便打算“輟譯”，王鈍根勸道：

翻譯之事，人各不同，或以意，或以文，初無限制，要使原著者之精采（彩），盡情極致間接輸送于讀者而后已。吾國翻譯事業，方苦不發達?！埬軣嵝挠诖?，得一名著，雖百譯本不厭其多，蓋相得益彰，且使讀者就所好而擇取焉，不亦善乎？彼《東方》之譯本以通俗，而子之譯本以文言；《東方》以月刊分載，而子以專本單行。譯者之手續既不同，讀者之愛好亦各異，所謂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

王鈍根指出，對于“名著”而言，“雖百譯本不厭其多”，而且自信地認為讀者如此廣泛，“通俗”“文言”必然各有所愛——更何況《東方雜志》的連載尚未結束，而《清季宮闈秘史》將以專本單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于是，1914年1月，《清季宮闈秘史》在《申報》上刊出廣告：“ 《東方雜志》有《清宮二年記》，與此同出一本。惟《東方雜志》以月刊分載，及今只見其半，此則為單行專本，購者可以立窺全豹也?！敝鞔虻馁u點就是“立窺全豹”，希望趕在白話本《清宮二年記》連載結束前搶占市場份額。與此同時，《清宮二年記》的譯者也緊趕慢趕，竟在1914年1月的《東方雜志》上，一下子刊出六章之多（全書總計二十章），結束了小說的全部連載；2月，又火速出版單行本，大概也是出于同樣的競爭心理。

有趣的是，盡管《清季宮闈秘史》的譯者和出版商都顯示出某種程度的信心不足，但據筆者目力所及，“五四”之前，《清季宮闈秘史》與《清宮二年記》在讀者群體中并未出現明顯分殊。兩種譯本都曾被時人津津樂道，定價也相同，均為五角。然而“五四”之后，情況出現變化，《清季宮闈秘史》很少現身，而《清宮二年記》卻反復再版，成為民國時期的通行譯本。當時報載文章只要提到德齡，一般都會提及曾著《清宮二年記》。一方面，這固然與“五四”之后白話語體的盛行有關；另一方面，文言語體的受眾有限，不如白話語體通俗易懂，對廣大市民階層更具吸引力。因此，本文將德齡原著與中譯本進行對讀，主要是指原作與白話譯本之間的對讀。

《清宮二年記》總計20章，以第一人稱“我”來講述在清宮的兩年經歷，作品中紀實與虛構混雜，可以歸為自傳性小說一類。同樣，白話譯本也以“余”為敘事視角，章節設置與原作一致，相較于晚清隨意的“豪杰譯”風格，算是比較忠于原作。然而對讀之下，筆者還是發現白話譯本與英文原作之間存在不少文字罅隙。首先，白話譯本刪除了德齡對國民性的批判和文化的省思，試看以下三例：

However， this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trials that a high official in China is called up?on to bear.（不過，在中國做一個大官，還不知道有多少折磨需要忍受呢，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The courtyard was full of people dressed in official robes of the different ranks， and，after the Chinese fashion， all seemed to be very busy doing nothing.（院中有很多穿著各種品級官服的人，看來都是無事忙，這原是中國人的特色。）

This little time proved to be a matter of more than two hours and a half， but as thisis considered nothing in china， we did not get impatient.（所謂的“一會兒”，實際上過了兩個半小時，這原是中國人的習慣，對于時間的遵守總是很馬虎。）

上述第一例的場景是1903年德齡全家歸國，發現父親在出使法國前花費很多心血建造的家宅，在庚子年的義和團運動中被焚燒殆盡。德齡對此感到無奈，因為此類“折磨”是中國官員必須直面并接受的。然而《清宮二年記》卻只譯為：“中國風俗，凡入仕途，即當以國事為念，不可顧及一家一身。凡私家之損失，惟有默默而已?！钡诙?、三例發生在慈禧首次召見德齡母女三人之時。第一次入宮的德齡，帶著好奇、懷疑和審視的眼光打量著清宮生活，對中國官場的“無事忙”以及中國人不守時的毛病，給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樣，《清宮二年記》僅將前一句輕描淡寫地譯為“院中著禮服者甚重”，后一句為“所云一刻，實二鐘半時也”且“余等亦不性急”。不難發現，上述三例譯文都有一個明顯特點，即譯者不僅省略了德齡批判性的語句，而且還將這些“遭遇”視為理所應當；“余等亦不性急”等句，更凸顯了作為臣子的馴服。

其次，白話譯本改造了德齡的形象，將原作中有主見、立志要改變中國落后局面的“新女性”，轉變為順從、柔弱的傳統女性，且看原文：

I knew that if Her Majesty had made up her mind that I was to marry him I couldnot help myself， but， at the same time， I made up my own mind that rather than marryanyone who I did not like， especially one I had never seen before， I would leave theCourt all together. （不過太后決心要我和他結婚，那也沒有辦法，但是我同時決心，如果要我嫁給一個我不喜歡的人，尤其是一個陌生人，我寧愿離開這里。）

Although I was not able to do much toward influencing Her Majesty in the matterof reform， I still hope to live to see the day when China shall wake up and take her prop?er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我雖不能勸說太后實行維新，但仍希望看到中國能自強自立，與世界各國并立。）

上述第一例出現在小說后半部分，慈禧十分喜歡德齡，希望將她留在身邊，故計劃讓她嫁給“某親王”。對此，德齡表現出強烈的反抗情緒，甚至決心以離開紫禁城的方式抗爭。但在白話譯本中，卻只留下輕飄飄的一句：“余聞之，思此事或與余有關系，不知如何始得逃此難關?！北緛響B度堅決并具有反抗策略的德齡，被改造成優柔寡斷、裹足不前的模樣。第二例出現在德齡離宮之后，亦是全書收尾，傳達了她對不能幫助清廷改革自強的遺憾，以及對中國有朝一日崛起于世界強國之林的期盼。大概這句話傳達出對晚清政體的失望，同時暗示了她的雄心勃勃，又出自一位女子之口，多少讓人感到不適，故而譯者徑直刪去。以上兩例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德齡的形象從原本的懷疑、反抗、行動，改造成為順從、屈服、等待。也就是說，白話譯本不遺余力地將德齡身上那些不屬于傳統女性特質的部分清除殆盡，如此一來，當然也更符合中國傳統禮教對女性的期許。

再次，白話譯本相較于原作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即譯者省略了不少清廷禮儀和中國習俗的細節。試看如下兩例：

As perhaps most of my readers know， it is the custom to kowtow when Her Majestygives presents and we kowtowed to her when she gave us the fruit and cakes and thankedher for her kindness.（我的讀者大概知道，凡太后賞賜各物，應該叩頭謝恩。因此當太后賞賜水果和糕點時，我們叩頭感謝她。）

The eighth day of the fourth moon every year is the ceremony of eating green peas.According to the Buddhist religion there is a hereafter which divides or grades， accordingto the life that is lived on earth， that is to say， those who live good lives is go to the heav?en when they die and those who are bad go to a bad place to suffer.（四月初八為佛生日，宮中有吃青豆之禮。根據佛教，這一天會決定一個人的來世，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

在第一例中，德齡津津樂道于宮廷中最習以為常的禮儀——叩頭。對西方讀者來說，他們時常會帶著好奇、不解與嘲笑的文化偏見，來審視著這一古老、具有東方特色的禮儀規范。關于西方讀者的閱讀口味，德齡顯然十分了解，若干年后，她的作品《童年回憶錄》的英文標題就是Kowtow （即叩頭）。然而，叩頭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謂司空見慣，因此白話譯本只譯出后半句：“太后賞賜各物，余等復叩頭謝恩?！逼戒佒睌?，輕描淡寫。再看第二例，德齡詳細解釋了佛教中的“來世”觀念，同時也解釋了宮中為何要在佛生日這一天吃青豆。這些內容對中國讀者來說都是基本常識，但對西方讀者而言，卻是新鮮的知識和軼聞。此外，原作在講到吃臘八粥的風俗時，特別補充了“臘八”的時間，即農歷二月八日；寫到慈禧為牡丹花系花綢時，額外介紹了牡丹花在中國寓意“百花之王”；講到康有為時，也不忘補充說明他是維新運動的領袖?？傊?，德齡原作中存在大量為了方便西方讀者理解，但對中國讀者來說不過是基本常識的內容，白話譯本將之全部刪去。

最后，全書最大的一處刪減出現在第三章，即德齡陪同慈禧看《蟠桃會》。這出戲共三幕，第一幕寫各路神仙趕來參會；第二幕寫他們在天宮飲美酒、吃蟠桃時，孫悟空來搗亂；第三幕寫天兵天將對孫悟空束手無策，最終他被如來降伏并壓在五行山下。關于《蟠桃會》的故事、場景、服飾，德齡在原作中事無巨細地加以敷衍，足足占據七頁篇幅。然而，白話譯本卻只留下了一句輕描淡寫：“戲開場，第一出為蟠桃會，一切布景，皆暗合西法?！睂ξ鞣阶x者而言，神秘的東方故事和古老的中國戲曲演出方式，無疑具有十足的吸引力，但對中國讀者來說，倘若將《蟠桃會》的情節與場景布置一一譯出，無疑是冗長而又拖沓的陳詞濫調。因此，原作中長達七頁的描寫，在白話譯本和更加忠實于原作的文言譯本中都被刪掉了。

綜上，白話譯本較之德齡原作做了不少微妙的調整，改動主要發生在三個方面：其一，刪除原著中對中國傳統禮教與習俗荒謬性的批判；其二，改造了德齡的形象；其三，大量省略了有關清廷禮儀和中國習俗文化的細節描寫。以上這些改動，是德齡與中譯者面對完全不同讀者群體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文本策略。德齡《清宮二年記》以英文寫出，面對的是西方讀者，講述中國故事是為了滿足他們對古老而又神秘的東方古國的好奇；白話譯本則是面對中國讀者講述清宮傳奇、宮闈秘史。從翻譯與市場的角度來說，譯本校準了德齡游離于中西的文化視角，修正了她原本想要呈現的懷疑與反抗精神，以及勇敢又有主見的女性形象；同時剪刈了原作中有關清廷禮儀和中國習俗的細節，使之更加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閱讀習慣。然而，譯本畢竟已經不同于原本，中西目標讀者的奇妙“錯位”，也迸發出了強大的文本張力：一個野心勃勃試圖對傳統發起挑戰，另一個則打算繼續延續舊有傳統的慣性。意味深長的是，原作與譯本之間的文本罅隙，恰好為德齡在中西之間自由穿梭提供了便利，使她借助舞臺、報刊等公共空間，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

三、中國故事：創作源泉與身份認同

在《清宮二年記》中，德齡煞有介事地談論宮廷習俗，展示自己掌握的帝后秘聞，正所謂“說紀實說虛構，第三人稱與第一人稱混用，反正滿洲宮廷，事事新奇，又逢多事之秋，碰來碰去翻天大事。只要一一說來，就夠讓西人瞠目結舌”。盡管白話譯本面向的是中國讀者，且出現了文化視角的改寫與偏移，但中西讀者還是共享了某種好奇與窺視的欲望——對古老而神秘的紫禁城的渴望，這里曾經象征著皇權與神圣，是普通人無法企及的地方，也是革命者想要摧毀的堡壘。同時，讀者也迫切地想要以此透視帝國最后的黃昏，洞悉晚清政局的滄桑巨變。因此，1913年10月，《東方雜志》在《申報》上刊出廣告，這樣介紹《清宮二年記》：

小說一門，自本卷起，改登《清宮二年記》，記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璘（齡）女士所撰。女士入宮侍慈禧太后二年，故知宮闈事甚詳。慈禧于近年國事之關系，可謂重要。書中所記，凡庚子后變法之真相、外交之實情，與夫德宗末年之待遇、端肅諸人之被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拳亂，其實際為外間所不能知者，均時時由慈禧口內流露而出。至于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陋、游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童驛矣、閹宦之險毒，皆為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歷目觀，一一記載無遺，則此一書，實合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小說而兼賅之矣。

廣告要點有二：一是概述《清宮二年記》的內容；二是交代德齡的特殊身份及其與慈禧的關系，暗示此書的紀實性。引文中加下劃線者，為原廣告中特意放大的文字，可以看作出版商對此書“賣點”的強調；“皆為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則說明該書的娛樂性與獨特價值之所在，以激發讀者的好奇心。類似的介紹也出現在則民文言譯本《清季宮闈秘史》的廣告推介中。

《清宮二年記》甫一面世，便大獲成功，多次再版。1916年2月，又被商務印書館納入“說部叢書”第二集，定位也從此前的“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小說”三合一，變為純粹的“歷史小說”，刻意強調其紀實性。此后，這一分類方式基本固定下來。1921年，《小說叢談》在討論“歷史小說”時，特意將《清宮二年記》與《三國》《列國》等書并置，稱：“此類小說，可補史鑒之不及，廣搜某時代之遺聞軼事?！比绱艘粊?，德齡作為清宮代言人的身份也愈發深入人心。

兩年的宮廷生活，讓德齡終生難忘；原作與譯本雙雙馳名中外、好評如潮，又給了她莫大的鼓勵與信心。接下來的一生，德齡一直在對清宮的不斷追憶中度過。前文已述，自1927年去美到1935年回國之前，德齡共創作了七部小說，這些小說以《清宮二年記》所載內容為起點和藍本，逐漸敷衍成兩類作品：一是帝后傳奇，如《御香蘭馨記》《瀛臺泣血記》，講述慈禧與光緒等人的故事；二是宮廷故事，如《童年回憶錄》《御香縹緲錄》，大多穿插了自傳性視角?？梢哉f，《清宮二年記》是德齡畢生文學事業的起點，不僅賦予了她“親歷者”的講述權威，而且還以實際的內容，成為其日后創作的靈感源泉。

前文已述，從1911年的《清宮二年記》到1928年的《御香蘭馨記》，中間橫亙了十幾年的漫長時光。在此期間，德齡還試圖以更加有趣且可視的形式——電影（戲?。?，來繼續她對清宮的追述。1925年，德齡在與《新聞報》記者的談話中表示“立志獻身銀幕界者，已有多年”，“已與美華影片公司，正式訂立合同，擔任主要演員，并任藝術指導，暨中國風土人情等表演之顧問”。三天后，《申報》又稱德齡之夫懷特參與創辦美華電影公司，“第一影片由德齡公主任主角，其劇本系敘述宮中情況”：

德齡公主以隨侍慈禧太后久，故清宮各種情形，靡不熟悉?！肚鍖m二年記》之內容，異常雋永，原文與譯本，均傳誦一時……德齡公主因與慈禧太后相處久，故慈禧太后之言語舉止，彼均能描摹畢肖，將來劇中彼即自扮慈禧太后……

這里重點強調的，依然是兩年的宮中經歷和《清宮二年記》賦予德齡的權威與文化資本?？上У氖?，此后這部電影便沒有了下文。后來又傳出由德齡親排的“慈禧太后新劇”在京開演的消息，“所演情節，均為宮廷中瑣聞”，“頗有精彩，聞觀者甚眾，群許為有價值之作”。此后，大概由于德齡對此事念念不忘，終于在1927年去美國之前，隆重在舞臺上搬演了獨幕劇《西太后》，開演之前在《申報》上刊出廣告：

曾著《清宮二年記》之德齡郡主（即T. C. White夫人），近編就一英文獨幕劇《西太后》……是劇略述清慈禧西歷一八六二年之宮闈秘事，并插入某貝勒與慈禧某寵信女侍之一段情史，哀感香艷，為外間所罕聞者。慈禧一角，則由德齡郡主親飾。蓋彼深居禁宮有年，為慈禧第一親信之女侍，舉凡慈禧之性情舉止，莫不深悉，今飾斯角，當可描摹入骨三分也。

同樣是講述清宮故事，同樣是用英語演出，不同的是，德齡已經不甘于只做一個旁觀者了：這一次，她扮演清宮故事中的絕對主角，化身為那個具有至高權威的老婦人——“在北京的中心，在禁城之內，慈禧乃是一個太陽，全中國皆繞之而行”。而且演出中“所有服裝及朝用諸品，俱清宮遺物，與其他舞臺上所見者迥異”。從《清宮二年記》中的旁觀者出發，再到在《西太后》的舞臺上將自己包裝進入慈禧的軀體，成為親歷者，德齡一步步建構起自己講述宮廷故事的絕對權威。

作為早期的中國現代女性寫作，德齡作品具備“五四”女作家所不具備的質素，即復雜的文化思考與身份認同。前文已述，多年的西方生活經歷與中西糅合的新式教育，讓德齡在東西文化的對比與碰撞中獲得十分復雜的文化視角：她時而站在中國視角來面對西方世界發聲，津津樂道于清宮生活；時而又會站在西方視角來審視中國，反觀傳統禮教與習俗的荒謬。而該書剛好又以第一人稱寫出，方便敘事者隨時介入故事，穿插對文化的省思。與此同時，德齡隸屬漢軍正白旗，其家族早已融入清代旗人的政治和文化氛圍中；倘若將之置于當時民族矛盾的歷史背景中，則使作品多出一個復雜的衡量維度。在《清宮二年記》中，德齡曾借助皇后之口說：

現在到美國去的，都是平民，他們國里，以為我國人都像那樣，我想不好。教我們滿洲貴族也到美國一游，他們才曉得上等人是不同的。

在此，德齡不僅表現出強烈的旗人身份的自我認同，而且還以此為傲，并始終貫穿于她后來的寫作。在《童年回憶錄》中，德齡回憶了幼年時期突然發現自己是“滿洲人”時的情景，意識到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滿洲人……是和漢人完全不同的一支民族……滿洲族是一個流浪的民族?！比欢?，清室已經滅亡，旗人身份和慈禧冊封的“郡主”頭銜，在民國已不具備合法性。于是，德齡不斷利用報紙、舞臺等公共媒介講述清宮故事與帝后傳奇，借此建構自己曾經“不平凡”的身份。甚至，當德齡作品的譯述者“草草地譯出了Princess這一個字，并沒有考慮到在中國還有‘公主‘郡主之分”，她不僅沒有否認，反而“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

此后，德齡更加賣力地在公眾面前“表演”這一“清室公主”角色。當1931年“九一八”事變，遠在美國的德齡“義憤填膺，怒不可遏”，不僅“上書政府，痛詆溥儀，并條陳收復東北計劃，書長萬言”，而且“致書溥儀，促其醒悟”。同時，她還計劃撰述兩本書：一是《滿洲身歷記》，“蓋攻破滿洲人欲立滿洲國之根據者也”；二是《那蘭圣堡》，“蓋攻破所謂滿洲民族自決之說者也”。德齡的愛國舉動引起了國人贊嘆，大贊“遜清剩遺一位德菱公主”，“因其是清室的公主，且系世界的作家，進（這） 一番舉措，就越發招人注目了”。至1935年德齡歸國，連簽名都堂而皇之地寫為“Princess Der Ling”，刊載在彼時的報刊上。甚至在她1944年去世時，“中央通訊社”也以“德齡公主撞車身死”來發布消息。

德齡在追憶清宮、撰寫“中國故事”時，還有一個“宏愿”——讓外國人了解真正的中國。這一想法發端于《清宮二年記》，后來貫穿于她一生的文學事業。早在1923年德齡接受采訪時，就說到美國人現在對中國很關注，“住在中國內地的外國人雖然亦有著書立說……可是都只偏于一隅之見”，“要使他們知道中國社會生活的真相，非由中國人自己描寫不可”。1925年，德齡不滿于美國拍攝的中國影片大多失實，立志投身電影事業，“欲以中華人民之真實的生活狀態，與東方之文明，昭示于世，使世界洞明中國究為何種國家，何種人民”。1927年，德齡去了美國，此后不斷寫作、演講、播音，都是因為“華僑在美，苦力居多，他們常瞧不起中國人”，故要“多方為祖國宣傳，使大眾了解東方古國的實情”。1935年，德齡回國尋找寫小說的材料，她說：“總想介紹一點中國新的東西和真實的東西，給外國人看，因為直到現在，他們還以為中國是一個野蠻民族，這是應當糾正的?！笨梢?，無論德齡身處何方，中國都是她魂牽夢繞、無法割舍的鄉愁，是她想象與創作的源泉。然而，她憎恨禮教的壓抑，向往自由，對紫禁城毫不留戀：

哪一種生活比較好些呢？兩種我都知道，我卻不愿把我的板屋去換那個紫禁城，連頤和園作為饒頭——雖然上兩處中的任一房舍都比我加省的家大些；但是在這家內我得自由自在的過活。

最后，似乎有必要討論一下德齡為何采用英語來寫作。早在1913年，《清季宮闈秘史》的作序者郭惜霒便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猜測：“或欲炫耀其外國之文學；或國學未湛深，莫由透達其意旨，均未可知。然借外國文以聊避泄漏宮事之罪名，或其當時之實情歟？”是否“炫耀”，或許只能揣測；但所謂“國學未湛深”，當不是實情。據筆者所閱史料，不少曾采訪過德齡的記者，都對她流利、地道的“北平話”印象深刻。1925年，《申報》還記載了德齡的一次演講“中國古代及近世之婦女”，“歷舉古代婦女如周文姜、漢高后、漢平后等德行事功，并將古代女子之俗尚禮節與今世相比較，極言婦女在世界事業上之地位，日見重要”，可見其文史素養過硬。至于“借外國文以聊避泄漏宮事之罪名”，則更是無稽，因為此時德齡已與懷特結婚、加入美國籍，且清室將傾，書中又無不敬之言，有何“罪名”可言？因此，筆者以為，德齡采用英文進行寫作，完全是自己的主動選擇，因為其目標讀者本就是西方人。更重要的是，德齡痛恨中國禮教對女性的壓抑，如此，語言也就成為“反叛”的一種武器?；蛟S，自離開清宮后，德齡選擇美國人作為終身伴侶，以英語進行寫作，都是在不斷強化自己的這種批判與疏離。正如她后來自豪地說：“我從不曾做過中國禮教下的奴隸，中國禮教注定中國女子的天地限于一個家，這種用意是外國女子所不能了解的?！?/p>

結語

縱觀德齡的一生，1911年的《清宮二年記》是重要的分水嶺。此前，盡管她多年跟隨父親出使外國，但主要還是生活在被中國禮教習俗縈繞的氛圍中；之后，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清室覆滅，加之嫁給美國人、入美國籍，并時常往返中美兩地，德齡對傳統禮教習俗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然而，“清宮”這一符號，已經賦予了她十分可觀的文化資本，足夠支撐起終生的文學事業。由此為起點，德齡嘗試將清宮故事搬上舞臺，并在接下來的作品中不斷對這一母題進行變形、重組、放大，創作出多部小說。不妨說，德齡的后半生，都是在對清宮的追憶中度過的，《清宮二年記》在其生命中具有重要的“原點”意義。

與女性涉足小說創作一樣，非母語寫作，同樣是近代才出現的文學現象。最有名的作品，無疑是陳季同用法文創作的中篇小說《黃衫客傳奇》（Le Roman de lHommeJaune）。此書1891年出版于巴黎，因在法國頗具影響，后來又被譯成意大利文。由于這部小說充滿了“西式敘事風格”，所以嚴家炎主張將其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之一。對于這一看法，部分學者表示懷疑，最大的原因是《黃衫客傳奇》直到2010年才被譯為中文。對于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黃衫客傳奇》所起的作用極為有限。然而，《清宮二年記》與之不同，因為它在1914年前后就已經出現了兩種中譯本，對當時的中國文壇產生過實實在在的“即時性”影響。而且，這一事件出現于“五四”現代女作家集體登上歷史舞臺之前，其本身所包含的現代性意蘊不言而喻。

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德齡的美籍身份及其非母語寫作，為我們今天如何在現有的文學史框架中安置她帶來了巨大的困擾。然而，彼時的人們似乎并不存在這個煩惱。1934年，德齡另一部在民國流傳頗廣的小說《御香縹緲錄》的譯者秦瘦鷗說：德齡以前曾寫過一部《清宮二年記》，譯成國文后，很受讀者稱賞，可算是一個中國前輩的女作家。在女作家尚不多見的中國，對于伊的作品，我們似乎應該盡量介紹。

此處的“中國前輩的女作家”，與辜鴻銘對德齡的評價“新式的滿族現代婦女”，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秦瘦鷗看來，德齡的美籍身份與非母語寫作，不僅沒有使她喪失“中國女作家”的身份，反而由于其特殊身份和使用的語言本身，進一步增強了她身上的現代性意蘊，足以成為當時女作家的先聲與典范。

德齡是中國近代女性寫作的一個特殊案例，她的特殊性來自清宮經歷、西方教育以及寫作語言，她在小說中對兩種文化的思考和審視，利用讀者的“錯位”自由穿梭于東西之間，對自我形象的表演與建構，都是新文學陣營的女作家所不具備的，更難以用新文學的話語進行描述和定位。西語女作家的身份為德齡戴上了一雙鐐銬，她卻反而跳出了更加新奇的舞蹈。因此，對德齡的研究或許是一個契機，提醒我們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國文學就已經將中國文化延伸到了異域空間。接下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如何突破現有的文學史框架，來安放這些異質的、邊緣的作家，從而還原一幅有關近代中國女性小說乃至現代文學發生的全景圖畫，讓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真正同頻共振、相容相生。

①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②辜鴻銘：《中國的皇太后：一個公正的評價辜鴻銘評論德齡著〈清宮二年記〉》，《中國人的精神》II，杜川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頁，第242頁，第242—249頁。

③ 參見胡屏：《被遺忘的女性寫作——華裔美國女作家德齡（Princess Der?ling） 研究》，艾曉明主編：《20世紀文學與中國婦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243頁；閆秋紅：《論早期海外華人作家德齡的清宮題材創作》，《滿族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此說法源自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德菱郡主訪問記》，《立報》1935年9月28日。

⑥ 禪翁：《德齡女士之家世，并質秦瘦鷗先生》，《正氣報》1936年8月28日。

⑦ 參見禪翁：《德齡女士之家世，并質秦瘦鷗先生》；今覺：《德齡是公主耶？（一）》，《小日報》1934年5月9日。又，容齡在回憶錄中直稱其母為“洋妓”，是“中美血統的混血兒”，參見葉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齡（二）》，《縱橫》1999年第2期。

⑧ 參見禪翁：《德齡女士之家世，并質秦瘦鷗先生》；葉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齡（二）》。

⑨ 葉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齡（七）》，《縱橫》1999年第7期。

⑩ 依依：《德菱的年齡》，《金鋼鉆》1935年10月17日。

1935年德齡回國，在上海華懋飯店接受了記者訪問，稱1903年入宮時17歲，參見《德菱郡主訪問記》。同年，容齡也說自己入宮時15歲，參見熙：《德菱郡主的妹妹龍菱公主剪影》，《時報》1935年10月7日。

《使星東詣》，《申報》1895年9月9日；《星使謁客》，《申報》1898年10月31日；《軺車過叻》，《申報》1899年9月19日。

德齡女士：《童年回憶錄》，顧秋心譯述，百新書店1948年版，第47—48頁，第26頁，第68頁。

《詳紀欽使抵日情形》，《申報》1895年9月16日。

葉祖孚整理：《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齡（二）》。

《女學將興起點》，《大公報》1904年10月11日。

Thomas F. Millard，“Foreword”， Princess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T. Fisher Unwin，1912， p. 9.

1923年，德齡夫婦回國，途經火奴魯魯，接受了一家報館采訪。文中說，“他的兒子才十歲，這次帶著同來”，據此推測，其子當生于1913年前后。參見粲九：《德菱之近況》，《新聞報》1923年2月27日。

舍我：《與德齡女士談話記》，《新聞報》1925年5月24日。

《英語〈西太后〉劇將開演》，《申報》1927年5月3日；《英語〈西太后〉開演預告》，《申報》1927年5月12日。

《劇場消息》，《申報》1927年6月7日。

據與德齡一起出演《西太后》的伍愛蓮所說，參見黑海：《伍愛蓮口中之德菱郡主》，《福爾摩斯》1927年6月7日。

倩：《德菱女史之行蹤，為著說部，首途來滬》，《時報》1923年4月2日。

黃寄萍：《德齡郡主談話后的印象》，《中華》第38期，1935年。

華：《德菱最近一席話》，《時代日報》1935年10月20日。

《德菱郡主到上海，小住幾日即赴平》，《立報》1935年9月27日。

《德菱到平》，《立報》1935年10月4日。

貓庵：《德菱郡主訪問記》，《社會日報》1935年9月28日。

《德菱今南下，昨在平辭親友》，《立報》1935年10月14日。文稱：“臨行否認與妹齟齬，龍菱曾到站送行?！?/p>

《德齡郡主大罵上海報紙》，《娛樂》第1卷第15期，1935年。

參見毅盦：《德菱公主的派頭》，《小日報》1935年10月5日；揚眉：《重蒞東方，德菱公主到上?！?，《世界晨報》1935年9月29日；新眉：《德菱舊事》，《金鋼鉆》1935年10月7日；貓庵：《斥“德菱”》，《金鋼鉆》1935年10月6日。

瘦秋：《“清宮二年記”作者德菱的出宮原因》，《時代日報》1935年11月19日。

京音：《德菱兄的話》，《小日報》1935年10月26日；熙：《德菱郡主的妹妹龍菱公主剪影》。

《德齡郡主襄贊甚力，李時敏在美排演〈黃馬褂〉》，《電聲》第7卷第20期，1938年。

秦瘦鷗：《介紹原著者》，德齡女士：《瀛臺泣血記》，秦瘦鷗譯述，百新書店1946年版，第3頁，第1頁，第3頁。

即Millard Thomas Franklin Fairfat （1868—1942），譯名“密勒·托馬斯·富蘭克林·費爾法克斯”，美國人。原系紐約《捷報》駐華記者，1917年在上海創辦英文周報《密勒氏評論報》，曾參與辛亥革命時期創辦的英文《大陸報》，1919年退休離華。

葉春年：《德齡郡主清宮談》，《申報》1925年5月29日。

陳禮榮：《遲來的清算》，《博覽群書》2006年第3期。

《〈清宮二年記〉三版出書》，《申報》1915年12月10日。

雪平女士：《百美吟》，《中華婦女界》第1卷第4號，1915年4月。

參見林紓：《清代軼聞：德菱第二》，《小說新報》第3卷第8期，1917年；納川：《小說叢話》，《中華小說界》第3卷第6期，1916年；《世界皇室奇談》，《申報》1914年9月2日；《（歷史小說） 西班牙宮闈瑣語》，《小說月報》第6年第7號，1915年；《商務印書館〈清慈禧太后畫像記〉全書》，《申報》1916年1月26日；《清代野史慈禧傳信錄》，《申報》1918年10月29日。

王鈍根：《序二》，德菱女士：《清季宮闈秘史》，則民譯，惜余社1913年版，第1—2頁。

《介紹新書》，《申報》1914年1月4日。

《本館經售〈清季宮闈秘史〉》，《申報》1914年1月4日；《〈清宮二年記〉三版出書》，《申報》1915年12月10日。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豪杰譯”，是指為了文學啟蒙或政治宣傳的需要，譯者在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時，常常對原作的主題、結構、人物等任意增添、刪減、甚至改寫。參見蔣林：《世紀回眸：梁啟超與“豪杰譯”》，張柏然、劉華文、張思潔主編：《中國譯學：傳承與創新》，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190頁。

Princess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p. 6， p. 15， p. 16， pp. 271-272， p. 383， p.43， pp. 144-145， p. 145， pp. 28-35.

德齡：《清宮二年記》，冷汰、貽先合譯，《東方雜志》第10卷第1號，1913年7月。

德齡：《清宮二年記》，冷汰、貽先合譯，《東方雜志》第10卷第6號，1913年12月。

事實上，除了《蟠桃會》的段落，上文列舉的《清宮二年記》中改動和刪除的句子，在《清季宮闈秘史》中都保留了。

趙毅衡：《后倉頡時代的中國文學》，《華文文學評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東方雜志〉第十卷第七號》，《申報》1913年10月5日。

《本館代售〈清季宮闈秘史〉》，《申報》1914年2月4日。

《第二集說部叢書四十一至五十》，《申報》1916年2月8日。

寂寞余生：《小說叢談（八）》，《申報》1921年3月27日。

《美小說家歡宴德齡公主》，《申報》1925年5月27日。

《藝術界消息》，《時報》1925年9月8日。

《英語〈西太后〉劇將開演》。

《德菱公主之今昔》，妙悟譯，《今代婦女》第14期，1930年。

詠：《德菱公主亦責溥儀》，《活躍》第13期，1933年。

枕琴：《德菱女士關懷祖國》，《金鋼鉆》1932年12月6日。

《德菱痛斥溥儀》，《時報》1932年12月25日。

參見而已：《德菱近著感言》，《福爾摩斯》1933年1月13日；《德菱女士撰述中之兩書》，《新聞報》1933年1月11日。

粲九：《德菱之近況》。

郭惜霒：《序一》，《清季宮闈秘史》，第3頁。

參見《德菱郡主訪問記》；黃寄萍：《德齡郡主談話后的印象》。

《扶輪學會之聚餐會》，《申報》1925年9月4日。

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

秦瘦鷗：《關于本書的聲明》，《申報》1934年6月1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