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歐陽修撰尹洙墓志銘公案新探

摘要慶歷七年（1047） 尹洙去世，孫甫和歐陽修分別為其撰寫了行狀和墓志銘，但兩文遭到尹洙家人和同僚的質疑，韓琦更是在其所撰尹洙墓表中針鋒相對，用實際行動表明態度。對比歐、韓二文，除了對尹洙文學地位評價不同外，涉及其仕宦經歷的內容更是差異極大。歐陽修對涉及尹洙政治糾葛部分皆不書或模糊處理，把自己“避黨”的理念貫徹其間，這是他慶歷新政失敗后從政理念的變化在碑志文創作中的表現。碑志文屬于為墓主蓋棺論定的文字，撰者在寫作過程中會以自己的理念取舍材料，從而導致對墓主生平事跡的彰顯或遮蔽。

歐陽修在北宋政壇、文壇皆影響甚巨，他生前為人撰寫墓志碑銘百余通，其中尹洙墓志銘和范仲淹神道碑曾引發較長時間的討論，甚至成為北宋政治史及散文史研究的公案①。對于前者，前輩學者或認為源于歐陽修簡而有法的寫作模式②，或認為是他基于“信史”原則加以書寫的結果③，或強調此為其“意主文章”而“于情事或不能詳備”著史風格的集中反映④。揆諸史實，尹洙墓志銘中的“書”與“不書”，是歐陽修慶歷新政后從政理念的變化在碑志文創作中的表現，這是前輩學者討論中遺漏的重要面向。同時，尹洙行狀、墓志銘撰寫過程中的諸家爭執，也有進一步還原的必要。有鑒于此，筆者嘗試以尹洙墓志銘的撰寫為切入點，考察碑志文撰寫的彰顯與遮蔽⑤，以期能夠發掘此類文獻更為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一、尹洙行狀與墓志銘的撰寫及爭執

慶歷七年四月，尹洙病逝于鄧州（今屬河南）。在他病危之際，知鄧州范仲淹曾數次探望并著手安排后事。范仲淹在給韓琦的信中云，師魯“舁疾來鄧，以存沒見托，至五日而啟手足?？嗤纯嗤?！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卻且著灸，不談后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志，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⑥?？梢?，尹洙行狀、墓志銘和墓表分別安排孫甫、歐陽修和韓琦撰寫，是范仲淹親自策劃并安排的。

孫甫撰寫的行狀很快就完稿了，這可以根據韓琦給范仲淹的書信稍加推斷。韓琦信中稱，“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志文”，說明當時孫甫的寫作已經完成，又指出“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⑦，則尹洙行狀完稿于孫甫赴任江南東路轉運使之前。張方平在《江寧府重修府署記》中云：“慶歷八年正月癸巳，江寧府署火……命發運副使許元、轉運使孫甫鳩材庀工?！雹鄳c歷八年正月，孫甫已經從荊湖北路的安州（今屬湖北） 到達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并且在江南東路轉運使任上參與府署建設，故行狀當完成于尹洙慶歷七年四月去世不久之時。

孫甫撰寫的尹洙行狀，不單為尹氏子侄不滿，同時也引起韓琦的諸多質疑。韓琦在給范仲淹的信中開篇即曰：“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志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疑。及閱尹氏侄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于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直接表明自己不認同孫甫的文字。他反復強調行狀中有不少對尹洙污蔑性的描述：“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為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為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跡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于掩而反誣之乎？”他痛斥孫甫的這種行為：“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言辭相當激烈。而且，韓琦建議范仲淹盡快敦促孫甫修改行狀，再讓歐陽修依據訂正后的行狀撰寫墓志銘，他講道：“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后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⑨總之，韓琦在信中表達了自己對尹洙行狀的強烈不滿，明確指出孫甫撰文時有“加惡以避黨”之心理。

范仲淹復信韓琦加以勸慰，他說：“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眾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錄之于后，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后作志，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眾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如何？幸恕而寬之?！雹夥吨傺蛯n琦為尹洙正名的要求深感欽佩，他認可韓琦和尹材的不同意見。同時，范仲淹也為孫甫稍加辯解，強調這肯定不是他有意為之?？梢钥闯?，范仲淹在努力居中調和。然而，歐陽修并不認同尹材和韓琦的觀點。他致信范仲淹稱：“之翰平生與師魯厚善而無怨惡，必不故意有所裁貶。不過文字不工，或人所見不同。材當作書敘感，然后以所疑請問，而反條疏駁難。又所駁多不當……后生小子，但見其叔平生好論議，遂欲仿效，既學問未精，故所論淺末，不知其叔平生潛心經史，老方有成，其自少所與商較切磨，皆一時賢士，非一日而成也。率然狂妄，甚可怪。修在揚州，極不平之，亦曾作書拜聞。明公若愛師魯，愿與戒勖此子……無使陷于輕率也。師魯功業無隱晦者，修考之翰行狀無不是處，不知稚圭大罵之翰，罪其何處？此又不諭也。稚圭處，修自附去也?！睔W陽修認為，孫甫撰寫的尹洙行狀并沒有不妥之處，尹材的質疑毫無道理，影響相當惡劣。韓琦為何言辭如此激烈，實在難以理解。這無疑是歐陽修為撰寫尹洙墓志銘所定的基調，亦即主體內容當和孫甫保持一致，也為尹洙墓志銘撰成之后的爭端埋下伏筆。

慶歷八年三四月間，歐陽修已經完成了尹洙墓志銘的寫作。范仲淹致韓琦信提及了“近永叔寄到師魯墓志”一事，此信撰寫時間大體可以推斷。范仲淹首言“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亦即韓琦當時官為給事中，職為資政殿學士，差遣為知真定府。根據研究可知，韓琦知真定府的時間為慶歷七年十二月到慶歷八年四月，故書信當撰于此時段之內。信中還有“暑中，乞加自重”之語，知是信定撰于慶歷八年四月。另外，歐陽修致尹材信云：“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只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只著‘尹師魯墓四字?！贝诵畔的暌矠閼c歷八年。這是歐陽修向尹材交待墓志銘上石時的注意事項，此時墓志銘定稿當已經完成且交付尹洙家人，可以參證。

有關尹洙蓋棺論定文字的爭論，沒有在歐陽修撰成尹洙墓志銘后停止，而是愈演愈烈。范仲淹、尹材和孔嗣宗等或隱或顯地表達了對歐文的不滿。范仲淹在給韓琦的信中稱：“近永叔寄到師魯墓志，詞意高妙，固可傳于來代。然后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卻恐其文不傳于后?；蛴形幢M事，請明公于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狈吨傺洼^為委婉地指出，尹洙墓志銘中有與事實相出入之處，特請韓琦撰寫墓表時修正補充。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范仲淹在其撰寫的尹洙文集序中云：“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比豁n琦至和元年（1054） 撰成尹洙墓表時范仲淹已經去世兩年之久，所以范仲淹根本沒有可能見到韓琦所撰之文。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寫作或有深意，亦即后世要了解尹洙才行和履歷，歐陽修和韓琦所撰墓志銘和墓表不可偏廢，這應當能從側面反映出他對歐文內容所持的保留態度。尹材對墓志銘文字相當不滿，歐陽修特意撰寫《論尹師魯墓志》說明情況，并聲色俱厲地呵斥尹材，“后生小子，未經師友，茍恣所見，豈足聽哉”，他強調，“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实v元年（1049），孔嗣宗也致信歐陽修表達了自己的疑惑，歐陽修復信云：“尹君志文，前所辨釋詳矣。某于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余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忉忉于筆墨。加察加察?！敝厣炅?，并就自己為何不書“師魯倡道”予以解釋。凡此皆表明，歐陽修撰寫尹洙墓志銘完稿后，遭遇到了來自多方的質疑。

二、尹洙墓志銘與墓表的差異

韓琦在至和元年寫作完成了尹洙墓表，與歐陽修所撰墓志銘多有不同，用實際行動重申了自己的立場。前輩學者對勘兩文，認為歐陽修所撰尹洙墓志銘至少有四項缺略處：一是尹洙登第和去世時間，二是尹洙家族世系，三是尹洙仕歷行實，四是尹洙著述情況。除了上述四項外，循著前述韓琦批評孫甫所謂“加惡以避黨”的線索，會發現，尹洙墓志銘和墓表還有涉及政治糾葛書寫的四點區別。

第一，景祐三年（1036） 尹洙被貶事件與范仲淹的關系問題。歐陽修在墓志銘中云：“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愿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蓖怀霰磉_了尹洙對朋友的義及自身的政治立場。韓琦在墓表中稱：“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辈粌H道出了尹洙對朋友的義和政治立場，還指出尹、范二人被貶的內在聯系，以及此事件在當時的廣泛影響。此次范仲淹、歐陽修及尹洙等被貶，促成了范仲淹集團的形成，而被貶斥諸人皆成為慶歷新政的核心成員。韓琦在尹洙墓表中尤其沒有回避被指為朋黨的“四賢”之論，這是與歐陽修寫作的最大不同之處。需要指出的是，韓琦在尹洙墓表中，所有涉及的政治人物全部實名出現，以表示自己直書不隱，唯獨此處稱范仲淹“指丞相過失”，虛化當時丞相呂夷簡名諱，或與墓表撰寫當年韓琦長子韓忠彥娶呂夷簡孫女、呂公弼之女為妻，兩家聯姻有一定關系。

第二，慶歷元年好水川之戰宋方大敗后尹洙被貶的直接原因。歐陽修在墓志銘中曰：“趙元昊反，陜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后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睆臍W陽修的記載看，尹洙被貶，通判濠州，是因好水川戰敗朝廷給予的責罰。韓琦關于此事則這樣記載：“趙元昊反……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弒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為專，徙通判濠州?！标P于夏竦論奏尹洙事，《續資治通鑒長編》載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毕鸟祻椲酪ㄗ锩恰吧冒l兵”，屬于觸犯了《擅興律》，《宋刑統》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說明：“諸擅發兵，拾人以上，徒壹年；伯人，徒壹年半；伯人，加壹等；阡人，絞。注云：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雖即言上，而不待報，猶為擅。文書施行即坐?！毕鸟嫡J為，尹洙發兵數千人救援西夏軍隊并沒有進攻的劉璠堡，屬于無警急又不言上的情況，其罪當誅，后果相當嚴重，這與學者研究得出的宋廷對于觸犯《擅興律》的官員大都予以嚴懲的觀點高度吻合。在韓琦筆下，尹洙在得到涇原路的救援文書，且把相關事宜向上級匯報之后才發兵救援，只是西夏軍隊在救援兵士未到時先行遁去，屬于《宋刑統》規定的“有寇賊卒來入境，欲有攻擊、掩襲……如此等事，急須兵者，得便調發，謂得隨便，未言上待報，即許調發”。尹洙出兵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屬于救援有功，并無任何過錯。與歐陽修的敘述相比，韓琦對事情本末交待清晰，責任認定明確。

第三，慶歷年間水洛城事件中的各方沖突。歐陽修在墓志銘中記載，尹洙“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把尹洙生平中爭議極大的水洛城事件一筆帶過。韓琦在墓表中則云：“時宣徽使鄭公為陜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于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并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眾，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于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睂W界對于水洛城事件史實層面的情況已經基本厘清，韓琦細致記述了水洛城事件中尹洙與鄭戩、劉滬及董士廉的沖突，特別指出鄭戩已經離任，仍然以離任前的差遣發布命令督促劉滬等筑城，實在匪夷所思，屬于不遵朝廷旨意之行為。尹洙自己也強調，“劉滬所執，只是鄭戩文牒，其鄭戩文牒，并是解罷兵權后專有行遣……統兵大臣解罷兵權后，尚得處置邊事，于國家事體不便”，此時朝廷已經罷免鄭戩的該地區最高軍事長官職務，尹洙已被任命為渭州最高行政兼軍事長官。長官數次派人召部下劉滬而不至，命瓦亭寨主張忠代劉滬而被拒絕，所以尹洙才下令“以滬、士廉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系滬、士廉于德順軍”。有學者總結，宋代軍事刑罰使用原則為軍人從重、戰時從重、邊地從重等。尹洙作為軍事長官處理違犯軍令的下屬，從情理和法律兩個角度考慮都說得通，因為此事被調知晉州，對他而言并不公平。

第四，尹洙被貶至死的曲折。歐陽修在墓志銘中曰：“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辈粌H沒有指出何人狀告尹洙，也沒有說明此狀告實際上為誣告，更沒有說明尹洙這次重責與水洛城事件的關系。韓琦在墓表中則稱：“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并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謁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跡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贓。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污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表n琦的記載包含了三層含義：其一，尹洙這次被貶，與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集團整體失勢有一定關聯；其二，董士廉狀告尹洙是水洛城事件的后續余波；其三，董士廉所謂的水洛城事和公使錢事皆為誣告。然而，尹洙仍然因為這些事被重貶。正如學者強調的，此案“重點不在于過支公使錢的罪狀，而在中樞宰執們的政治斗爭”，可謂切中要害。

上述四端，是涉及尹洙仕宦沉浮的主要事件，墓志銘和墓表除了詳略不同外，核心內容是否清晰乃兩者最重要的差別。歐文凡涉及政治糾葛之處，敘述都相當模糊，事實認定不清，這和韓文內容清晰、觀點鮮明形成對比。韓琦強調：“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后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蓖ㄓ[韓文，從尹洙為政和治學兩方面入手，對其仕宦沉浮作了細致說明，對其學術成就進行了高度概括，用實際行動兌現“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窮”的承諾。

綜合而言，歐陽修所撰尹洙墓志銘，對其為政方面的描述過于模糊，政治糾葛皆隱而不書，對其文學成就也褒揚不足，算不上是為墓主隱惡揚善的合格作品。前輩學者在研究此問題時，并未考慮到歐陽修作為撰者在墓志銘寫作過程中的主體作用。實際上，尹洙墓志銘如何書寫，彰顯和遮蔽哪些內容，是洞察歐陽修慶歷新政后從政理念變化的重要途徑，也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全面把握尹洙墓志銘在多方質疑下歐陽修的堅持。

三、慶歷新政后歐陽修從政理念的轉向

歐陽修在致韓琦信中，表達了對其所撰尹洙墓表的贊嘆：“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為他作墓志，事有不備。知公為作表甚詳，使其不泯于后，大幸大幸?！背姓J自己所撰尹洙墓志銘中存在部分事實不完備之處，語氣與前述對韓琦的不滿判若兩人。然而，這并不能看成歐陽修的自我否定，他嘉祐二年（1057） 給杜欣寫信說：“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后世以家集為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眰鬟_出尹洙家人因不滿墓志銘內容而請韓琦作墓表的意思，這與事實是有出入的。歐陽修刻意扭曲事實，且與范純仁兄弟擅自刪改他撰寫的范仲淹神道碑并列，由此我們仍能體會到他的郁郁不平之氣。

不論歐陽修對尹洙墓志銘的撰寫原則如何解釋，仍然不能讓當事人滿意，這也成為后人討論的焦點。南宋黃震的觀點較具代表性：“ 《論尹師魯墓志》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各隨其宜，豈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可謂之文也。公與師魯平生交而故為譏貶，何哉？俄又云：‘然在師魯，猶為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后可當，孔、孟然后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眻猿终J為歐陽修的辯解自相矛盾，并無說服力，既不能使當事人滿意，又為后世所詬病。但歐陽修字里行間表現得相當堅持，說明這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質言之，這是慶歷新政后歐陽修對其仕宦歷程的深刻反思，是其從政理念由“君子有黨”到“避黨”的文字顯現，以下從三個方面對此略加論析。

第一，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貶事件中歐陽修的行為與書寫。有學者研究指出，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貶事件中的“朋黨”問題，有從范仲淹交結要人到其他官員對范仲淹朋附的轉變過程，歐陽修即是朋附范仲淹官員群體的重要成員之一。在范仲淹被貶、臺諫官員集體噤口的情況下，歐陽修寫信給諫官高若訥稱：“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后決知足下非君子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睔W陽修為范仲淹討回公道時，不啻對同僚破口大罵，言辭相當激烈。然慶歷新政失敗后，在歐陽修筆下，此事件展現出另外一種面向。歐陽修至和元年撰范仲淹神道碑時，把宰相呂夷簡對范仲淹的打壓，寫成范仲淹步步緊逼后呂夷簡的被動反擊，頗有調和二者矛盾的意味。前述慶歷八年撰尹洙墓志銘和治平四年（1067） 撰余靖神道碑中，他的寫作重心皆在突出墓主對朋友的義而回避朋黨之說。熙寧元年（1068） 撰寫蔡襄墓志銘時，歐陽修對其在景祐三年所作影響巨大的《四賢一不肖》詩閉口不談，以至于四庫館臣評價道：“歐陽修作襄墓志，削此一事不書，其自編《居士集》，亦削去《與高司諫書》不載，豈非晚年客氣漸平，知其過當歟！”可謂一語中的。

第二，慶歷新政中的“君子有黨”與慶歷新政后的“君子無黨”。慶歷四年，歐陽修撰成《朋黨論》一文，可謂其從政理念的階段性概括：“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睔W陽修高舉“君子有黨”的鮮明旗幟，希望宋仁宗能夠無條件信任君子黨，從而實現天下大治，這是他仕宦前半經歷的總結和真實寫照。

慶歷新政失敗后，歐陽修筆下的“君子有黨”論發生了重大變化。范仲淹集團成員多被外貶，正如前引尹洙墓表中韓琦所言：“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并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謁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跡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比粴W陽修撰寫范仲淹集團成員的墓志碑銘時，均未提及他們被貶官的根本原因是在朝堂上的朋黨關系，如前揭尹洙因公使錢被貶，余靖因“蕃語詩”致禍，蔡襄因養親改官，等等。同時，歐陽修在墓志銘撰寫中還刻意提及范仲淹集團內部的不同意見，如嘉祐二年他為杜衍撰寫墓志銘時云：“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后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后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痹谟浭隽硕叛芘c范仲淹的爭端后，特意強調世俗所謂的杜、范二人朋黨關系實為無稽之談。又如，嘉祐五年所撰孫甫墓志銘曰：“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于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倍叛?、尹洙與孫甫皆私交甚好，歐陽修在其墓志銘中如此寫作，展示給讀者一幅君子群而不黨的圖像。

第三，對不同政見者的態度趨于平和，最具代表性的是歐陽修對呂夷簡的態度。慶歷三年，時為范仲淹集團核心成員的歐陽修先后三次上疏抨擊呂夷簡，在《論呂夷簡仆人受官劄子》中云：“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茍有利于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為陛下惜法？”在《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中曰：“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綱紀，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況夷簡患癱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須防作偽，或恐漏泄，于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圣至明，于夷簡奸謀邪說，必不聽納?！痹谏鲜鰞蓜t奏疏中，歐陽修對呂夷簡任宰相期間的行為批判得相當嚴厲，認為毫無可取之處。

而在《論呂夷簡劄子》中，歐陽修的言辭更為激烈，他說：“臣昨日伏睹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綱紀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跡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后，進用賢才，憂勤庶政，圣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奸已廢，不害陛下圣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锧。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幸，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僚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貪贓愚呆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痹跉W陽修筆下，呂夷簡私德有虧、品行不端、惡貫滿盈，為相多年的施政毫無可取之處，導致朝廷內外交困。不僅呂夷簡個人一無是處，甚至其家族子弟也全都是愚蠢邪惡之輩。通篇近乎罵街式的言辭，大概能夠反映出這一時期歐陽修對呂夷簡的態度。

然慶歷新政失敗后，歐陽修對呂夷簡及其家族子弟的態度發生了巨變。他在皇祐元年知潁州時，“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后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知歐陽修在皇祐初年已和呂夷簡三子呂公著有不錯的私交，且在朝廷上極力推薦。歐陽修嘉祐四年還曾上疏推薦呂公著：“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躬履儒行。學贍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為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辟澴u之情溢于言表，這和其慶歷三年的奏疏相比，判若天壤。另外，有學者結合新發現的歐陽修散佚書簡統計稱：“10篇以上的受簡者有梅堯臣（47）、韓琦（45）、呂公著（36）、劉敞（29）、薛仲孺（20）、王素（19）、蔡襄（16）、焦千之（16）、歐陽發（15）、吳奎（13）、王拱辰（12） 和常秩（10），呂公著排在第三，可見歐呂交情非同一般?！?/p>

不僅對呂夷簡后人態度有所變化，對呂夷簡本人的評價，歐陽修在慶歷新政后也大為改變。熙寧三年他在寫給張續的信中云：“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謂不當與呂申公同褒貶。二公之賢，修何敢有所褒貶？”這是歐陽修為范仲淹神道碑完成后引起的紛爭所作的辯解，與慶歷三年稱呂夷簡“罪惡滿盈，事跡彰著”相比，此處的呂、范二公皆賢，不僅能體現出歐陽修泯彌恩仇的超越境界，也是他從政理念變化的清晰反映。

究其原因，仕宦過程中的波折，尤其是慶歷新政中的大起大落讓歐陽修有了深度反思。慶歷新政失敗后，歐陽修遭受牢獄之災，并于慶歷五年被貶知滁州，作詩抒寫心境道：“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圣君雖不誅，在汝豈自遑……自覺誠未晚，收愚老縑緗?！鳖H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味，其從政理念也由“君子有黨”轉變為“君子無黨”，甚至是有意“避黨”，這在某種層面上或是帝制時期的官僚于宦海沉浮中漸趨成熟的標志。

結語

歐陽修撰寫的尹洙墓志銘，模糊甚至回避尹洙仕宦期間的政治糾葛，被人質疑之后仍然堅持己見，由此可見，相關內容的編排是他反復考量過的，絕非思考不周的隨意而為。歐陽修所撰尹洙墓志銘蘊含了其“避黨”理念，之后他撰寫的范仲淹、杜衍、余靖和蔡襄等范仲淹集團主要成員的墓志碑銘，則把這一“避黨”理念表面化、公開化和徹底化，這是他慶歷新政失敗后從政理念變化在碑志文創作中的表現。

碑志文獻在深化對墓主生平、婚姻及子嗣等的研究中，提供了其他資料難以比擬的細節，是研究者常常提及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作為為墓主蓋棺論定的文字，它并不可能事無巨細地囊括其所有的經歷，如何取舍進而“書”與“不書”，包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撰者寫作過程中常常會在彰顯墓主功績與避免諛墓之譏間尋找平衡；部分官員碑志文字如何處理，還需要考慮當時的政治生態，以免因言獲罪；碑志文撰成后喪家若有異議，還會與撰者溝通以求修改，溝通未遂不憚擅自刪改刻石：這些都是碑志文字定型的影響因素。同時，撰者的生活經歷、仕宦歷程和政治理念等，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對墓主生平事跡的取舍，從而彰顯或遮蔽墓主的某些面向。明乎此，對于碑志文獻的史料價值，會認識得更為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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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陳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