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老農治國、皇帝集權的王朝

胡阿祥

上一篇說到，大元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非漢民族作為統治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因為這個“第一”，決定了元朝的諸多特點。而順著這個思路來說明朝，大明王朝既是中國傳統帝制時代漢族作為統治民族建立的最后一個統一王朝，也是中國傳統帝制時代開國皇帝出身貧苦農民的最后一個統一王朝，因為這兩個“最后”，又決定了明朝在當時以及在后世的諸多特點。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一生非常傳奇，看看吳晗先生《朱元璋傳》目錄中他身份的變化，就能略知大概：小行童、游方僧、九夫長、小軍官、大元帥、吳國公、吳王、開國皇帝。這一系列身份的提升，又是在1344年到1368年的24年中完成的。至于這位出身貧苦農民、在位31年、享年71歲的洪武大帝為明朝確立的制度基調，筆者覺得一言以蔽之，就是“老農治國”。此話怎說？不妨舉些例子。

老農治國

比如他厲行節儉。勤儉節約是中國農民的優良本色。朱元璋貴為天子，日常早飯“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的龍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床上的被褥則是舊衣服縫補起來的。不僅自家節儉，他對別人的浪費也不容忍?！睹魈鎸嶄洝分杏涊d，有一天，朱元璋見到一位官員“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于是苛責道：“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縷積寸成，其勞既已甚矣……食唯粗糲，衣唯垢弊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比如他嚴懲貪腐。在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中，元朝的吏治腐敗、官員貪污，大概位居首位。曾經過著“叫花子”日子的朱元璋，對此當然是深惡痛絕，所以朱元璋特別重視廉政建設，懲治貪腐也絕不手軟。一方面，他常以“水井”打比方，告誡新啟用的官員，老老實實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這就好比守著一口井，井水雖不滿，卻能天天汲取，養活一家老??；若是從外面取水灌入井中，滿了就要加高井臺，一旦臺破水溢，就會殃及你的烏紗帽。另一方面，朱元璋真可謂鐵腕肅貪，比如凡貪污贓銀六十兩以上者，就要被“剝皮實草”，即在剝下的貪官皮囊里，填充稻草與石灰，樹立在公堂之上，警示繼任者不要重蹈覆轍，否則這個“臭皮囊”就是他的下場。諸如此類的殘酷措施，使得明朝起碼在制度上成為中國歷史上吏治最嚴的朝代之一。

比如他優待皇族成員。鄉間的俗話說“打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朱元璋深信血濃于水的道理，對于別人哪怕小時的伙伴、開國的功臣，那是一萬個不放心，對于皇族成員，則養之唯恐不厚。他不僅重啟了后來造成諸多麻煩的藩王制度，而且給予皇室子弟特別優厚的待遇，爵位世襲、俸祿超高，占有大量土地、獲得大量賞賜、擁有諸多政治特權，如此等等，可以說，明朝的皇族宗室得到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待遇，但也制造了人口規模罕見的皇室家族。朱元璋本人的生育能力就十分突出，他生了26個兒子、16個女兒，他又鼓勵后代們多生子女，為老朱家添磚加瓦。據說到了萬歷年間，老朱家的子嗣就達到八萬多人，明朝末年時，則推測約在百萬之巨。而令人感慨的是，這些洪武爺寄予厚望的百萬子孫們，到了明朝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卻寧愿死在金山銀山上，也不愿拿出一分錢來奉獻財政極為困難的朝廷。

比如他視天下為自家私物，這表現在方方面面。朱元璋本人非常勤政，從登基到去世，他幾乎沒休息過一天。他在遺詔中說“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這不是吹牛皮。如據史書記載，洪武十八年九月中旬的八天里，他批閱各種奏札1660份，處理國事3391件，平均每天批閱奏札200多份，處理國事400多件。這樣的工作量當然讓他疲憊不堪，所以朱元璋曾經自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一度十分羨慕江南富翁“日高丈五猶披被”的悠閑生活。朱元璋又著力培養繼承人太子朱標，安排朱標外出考察，以知鞍馬之勞、百姓艱難、風俗美惡、創業不易，安排了一大批道德老成的名儒端士輔導太子，傳授“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而當性情仁厚的太子朱標勸諫父皇不要“誅殺太濫，恐傷和氣”時，朱元璋沒有作聲，第二天卻故意把根棘杖丟在地上，叫太子拾起來，太子面露難色，朱元璋于是笑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這些刺都給去掉了，再交給你，豈不是好？”由這樣的一語雙關，又可見朱元璋之誅殺功臣，也有為太子去除障礙、永葆朱家天下千秋萬代的考慮，這就是中國傳統帝制時代“家天下”的政治邏輯吧！

“祖制”不可違

這樣“家天下”的政治邏輯，反映到朱元璋“老農治國”并且定為“祖制”的系統做法上，其結果就是明朝把中國古代的集權專制制度發展到了巔峰，即從秦漢統一后的集權中央，變成了明朝的集權皇帝。在這個過程中，臣子的地位是越來越低，比如宋朝以前，臣子是可以坐著和皇帝說話的，到了宋朝，就站著說話了，再到明朝，不但不許坐，連站著都不行，得跪著說話了；而且說錯了話、上了觸怒圣顏的奏疏，動輒被施以廷杖，就是拖出去用板子痛打屁股，終明一代，廷杖作為威懾臣子、維護皇權的手段，經常被濫用，這與宋朝不殺文臣、不殺言官的規定，簡直有云泥之別。相應地，皇帝的地位是越來越高，到了明朝，皇帝更是“宸衷獨斷”。比如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所以定為“祖制”地徹底廢除了。廢相之后，政歸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各司其職，有事直接向皇帝請示。當然皇帝一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于是形成了選些文臣學士到內廷殿閣值勤，備皇帝顧問、幫皇帝做事、對皇帝負責的“內閣制”，然而閣臣無論權勢多重，畢竟屬于皇帝“秘書”的角色，缺乏獨立意志；待到明朝中后期，閣臣接到奏疏文書，先以墨筆將批答文字寫在票簽上，再送請皇帝批準，但不少皇帝懶政不上朝，又寵信宦官，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批紅”大權，這又造成了宦官的專權，典型者如英宗朝的王振、曹吉祥，武宗朝的劉瑾，熹宗朝的魏忠賢，然而宦官者，仍只是皇帝的家奴而已?；实塾忠揽科渥ρ?，諸如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對天下百官實施嚴密的政治統治與人身控制。要之，這樣的皇帝集權制度，雖然從角色上看，包括了皇帝、閣臣、宦官、特務，但從根本上說，只是皇帝一人的“宸衷獨斷”。

再說“外朝”除了六部以外的制度架構。洪武帝制度革新的核心原則，仍是皇帝高度集權。如在省級地方，分設都、布、按三司，都指揮使司管軍政，布政使司管民事、財政，按察使司管司法、治安，三者之間的事權與職守互不統屬而又相互監督，便于中央集權。在中央，同樣“權不專于一司”，而且各部門之間“彼此頡頏”“犬牙相制”，如設立五軍都督府，以分散軍權；設立“三法司”，即刑部掌管審理，都察院掌管糾察，大理寺負責復核，至于重刑，仍須提交皇帝最終裁定?？傊?，這樣的制度意在達到“事皆朝廷總之”的目的，最后的權力又都集中到了皇帝那里。所以筆者把明朝定位為中國歷史上皇帝最為集權的統一王朝。

這樣的皇帝最為集權的明朝，奠定于明太祖朱元璋時代，而作用于此后的兩百多年，這就是負面影響大于正面影響的明朝的“祖制”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明朝的“祖制”最具特點，對王朝的影響也最大。一方面，精明而強干的朱元璋設計了一整套的制度法令，為后代編織了一張嚴密周全的保護網，并且屢屢強調，祖制不可冒犯，不能改變；另一方面，從皇帝到官員，在謹守“祖制”的狀況下，又形成了一種墨守成規、缺乏進取的局面。以言皇帝，明朝皇帝在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后，多屬平庸之輩，不僅無力掌控權力制衡，反而陷身于“祖制”設定的重重束縛中，遂導致了多位皇帝的畸形人格和極端舉動。如武宗正德皇帝四處巡幸，疏于政務，游戲國事；世宗嘉靖皇帝長年不上朝，沉溺道教青詞，無視天下災異；神宗萬歷皇帝沉溺酒色，嗜財如命，深居內宮，荒政怠政；熹宗天啟皇帝醉心于泥、瓦、木、漆匠活，樂此不疲，致使大權旁落。以言百官，處處受到“祖制”的羈絆，于是各安其分，因循守舊，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缺乏創新精神，有明一代除了張居正改革外，幾乎沒有其他大刀闊斧的激進改革便是極好的例證，而張居正改革付出的代價是，張居正離世不久，就被神宗皇帝下令抄家，以罪狀示天下，乃至險遭開棺鞭尸，家屬則或被餓死或遭流放。要之，太祖皇帝為了確保朱家天下長治久安而制定的事無巨細、覆蓋極為系統全面的《皇明祖訓》《太祖寶訓》等等，把大明王朝“訓”成了一個整體缺乏生氣、基本無法變通、進取不足、保守有余的王朝，而明朝最終覆滅的深層原因與此關系甚大。

當然，“宸衷獨斷”、遵循“祖制”、進取不足等方面，雖是明朝最為突出的政治特點，我們卻也不能否認明朝在文化、經濟、科技等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畢竟除了帝王將相以外，歷史也是士農工商、漁樵耕讀、蕓蕓眾生的歷史。如明朝的小說，與唐詩、宋詞、元曲并稱，《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金瓶梅》等長篇小說，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等短篇小說集，琳瑯滿目；明朝科技的成就，由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所體現出的造船技術、航海設備、海上保障，就可見一斑；明朝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市鎮的大量涌現、商品經濟的繁榮，也是空前的。所以無論明朝是怎樣興衰成敗的，明朝都可謂是中國古代發展歷程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朝代。

記掛大明

明朝的重要性，也體現在1644年三月大明正統王朝滅亡以后很長的時段里，人們總是記掛著明朝，而且這種記掛還往往轉變為現實的行動。比如清初諸多的“南明”政權，奉明正朔的臺灣鄭氏政權（鄭森、鄭經、鄭克塽），民間秘密組織如天地會、洪門一類，都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為目標；到了清末，反清復明的各種力量更為繁雜，其中，1894年以孫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成立的團體“興中會”，入會盟書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這與元末朱元璋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與清初的“反清復明”，表面意思是一致的。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舉行“民國統一大典”。作為大典的一項重要內容，孫文率領“國務卿士、文武將吏”拜謁明孝陵。這次拜謁活動，以孫文名義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從內容上看，兩個文告大同小異，都以清室退位、民國統一的功業，昭告“我高皇帝”朱元璋的“在天之靈”。所以如果立足于中國傳統史學的正統觀念，那么1912年創立的中華民國，也就仿佛大明的重建。至于民國時代中華民族受人欺負時，我們喜歡談論鄭和下西洋的輝煌，談論戚繼光痛擊倭寇的功業，也都是些有意思的現象。如此，從理解清朝以至中華民國的歷史而言，大明王朝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同樣有些意思的社會現象是，這十幾年來，“明史熱”又幾度飄紅，電視上熱播的洪武皇帝、大腳馬皇后、大頭太子朱標、明成祖朱棣、嘉靖皇帝、張居正等，勢頭壓過了清宮劇，改變了歷史劇由清宮戲壟斷的局面；重新火爆的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等明史圖書，成為經久不衰的暢銷書；而以明史為主題的官方講壇與民間講座，也是方興未艾；如此等等。甚至形成了一種特別的文化景觀—何以如此呢？從深層的文化心理看，這應當與明朝乃是中國傳統帝制時代漢人建立的最后一個統一王朝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