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暢銷書的出版與接受(1992—2012年)

李慶勇 馬菁菁

摘 要：1992年，在我國的社會語境和歷史進程中，無疑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歷史性出場，文化系統為了適應市場經濟時代的新的文化格局亦在重組和構建之中。各種文學成分、文學力量的分化、抗衡與重組，文學形態的重建、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語境下文學空間的擴容與轉換，以及文學接受與傳播方式發生的整體性、全方位的轉型，生成了文學的種種復雜形態。在此當中，作為具有時代標志性質并折射出時代精神走向的重要文化現象——“文學暢銷書”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生長起來。至2012年短短20年間，圍繞著文學暢銷書的生產、策劃、編輯、出版、傳播、消費等環節已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運作規范和機制，業內人士認為我國已經進入暢銷書時代。

關鍵詞：社會語境;文學暢銷書;文化轉型;文學出版

中圖分類號：I206.7?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674-5450（2024）01-0051-08

1992—2012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建設階段[1]。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并發表了南方談話，厘清了一些關系改革開放方向的重大問題，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階段。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獨特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經濟語境下，文化系統也隨之改革和轉型，文學的生產主體、創作主體、接受主體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轉變。市場化時代的到來與文學的市場化、出版社從“事業”到“企業”的轉軌，以及作家身份和生存方式的轉變等，促使文學暢銷書歷史性出場，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文化現象。

一、市場化時代的到來與文學的市場化

（一）文化開始走向市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文化事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逐漸完善文化藝術管理體制，成立自上而下的以宣傳部門和文化部門共同領導的文化管理機構。在計劃經濟時代，文化單位被定性為事業單位，由國家財政統一撥款給予支持，文學藝術生產與傳播機制被納入體制當中。在體制下的文化管理體系中，黨和國家的事業是這一文化制度的宗旨定位，服務對象是人民群眾，文化建設是黨和國家的事業中的一個構成部分。因此，文化藝術的政治依附性較強，政治意識形態一直以主導性的力量引領文化藝術的發展。以文學刊物的出版發行為例，“一般說來，‘中央一級的（中國文聯、作協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權威性，次一等的是省和直轄市的刊物，依此類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級的回聲，做出的回應。重要問題的提出，結論的形成，由前者承擔。這些特征，也就是有效地建立了思想、文學領域的秩序得以維護的體制上的保證”[2]208。這種文化格局的建立，一方面保障文化活動順利實施，另一方面便于黨和國家進行統一的領導監督?！叭绻麖奈膶W生產的角度來看，它的特點是，與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嚴格配套。不但所有期刊的運營范圍都基本按照行政級別和地域分界劃分，在產品類型上也有明確的分工?！盵3]23而國家對于文化工作者的管理，主要是通過各級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作家協會這樣的組織。作家協會更為重要，并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分會，它對作家的創作活動、文化交流、正當權益等起到協調保障的作用，規范作家的文學活動，保證文學創作的實施。

“轉型”是近年來在社會場域和學術研究界被普遍使用的一個概念及分析框架。那么，“文化轉型”并不簡單意味著文化從一種原有狀態、結構轉向或轉變為另一種狀態。舊有的文化系統分化、變革、重組的同時，也面臨新的發展和建設問題。當時的文化制度是建立在“一體化”時代，其運行長期依賴國家財政撥款，對市場缺乏應有的敏感度。1988年，在文化部、國家工商總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文化市場”這一表述被官方首次使用，表明文化市場得到了正式認可。著力培育社會主義文化市場，完善市場運行機制，規范市場行為，成為經濟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模式在包括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在內的文化系統開始推廣施行，一些文化機構中的服務開始部分轉向營利，即所謂的“用文化來支持文化”或者“用文化來培育文化”。其中，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藝術院團試行了聘任制，民辦的文化企業在社會上開始出現，政府對于文化部門的管理開始由單一的絕對政治領導下的事業體制，逐漸將市場行為和產業運作納入文化管理體制中，使文化管理進入雙軌制的階段。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強調文化體制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探索和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率先在實踐中加大了文化管理部門自身改革的力度，以體制創新為重點，將文化管理的政府職能和文化經營的產業功能分開，深化了文化藝術單位的內部改革，建立起激勵競爭機制。同時，結合當地的文化、經濟發展實踐，相繼明確了各自的文化發展目標和任務。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在中央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督ㄗh》要求，要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加強文化市場的建設和監管。產業化的生產方式是社會化大生產的高級運作方式，它有別于手工作坊式封閉的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而且也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方式的一種僭越?！拔幕a業”概念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對于文化產業化的承認和對其地位的認可。2002

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4]41。這一具有新意的表述，體現了我們黨對文化意識形態規律、對文化藝術現象在認識、理解上的深化和精準把握，凸顯出在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戰略上的遠見卓識。結合國內各省市對于發展和實踐文化產業的積極反應來看，基本形成了發展文化產業的良好氛圍，文化產業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日益密切。在產值規模、行業拓展、企業組織等方面，都發生著積極的變化，其中文學出版等行業的產業化進程發展迅速。文化的產業化發展，主要是指文化生產和建設從按行政方式運作的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產業生產方式運作的轉軌。在轉軌過程中，生產、投資、流通、消費等環節按照商品經濟規律、現代產業標準進行，文化產品進一步走向市場化并強調規?；?。產業化是文化生產現代化的基本方式，它預示著政府管理文化、發展文化的新思路、新途徑的正式形成。

（二）文學的市場化生存

陳福民在《文學需要市場——但不等同于市場》一文中曾指出，“我們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文化變遷時代，這導致了文學正在經歷著從創作到策劃、從作品到商品的變異過程?，F在普遍的傾向是強調文學的消費性，強調文學作品作為商品的屬性，這一點無疑有它的合理性”[5]。的確，在市場經濟語境中，文化藝術交流已越來越依賴并通過市場來進行。市場需求意味著文學作品要以商品形式出現，市場是將文學的藝術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重要場所。文學的市場化生存，首先在于文學的“商品”屬性。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商品是勞動產品在社會一定歷史階段上所采取的社會形式。社會分工、不同職業的細化發展，產品的流通和交換不僅是生產者的生存手段，也是社會發展需要，并同時確證了勞動者個體或集體的生產活動對社會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吧唐贰蹦Y著人類社會勞動的智慧結晶、體能技能，體現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具有鮮明的“人為性”與“為人性”特質，內在地蘊含著利他性的互利原則。商品的上述屬性，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一個“我為他人，他人為我”的互利原則的基本范式。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是新型的勞動者之間的互助協作關系，是對消費者負責、對社會負責的勞動產品和活動的交換關系。因此現代社會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生產活動的商品化充分展現，二者相伴向前。曾經有很多學者對文學藝術產品的商品化、文學走向市場不甚理解或深表憂慮，認為文學藝術與商品經濟難以相容。其實，“現代性觀念中所包含的專業分工和藝術自律等概念，已經為藝術蛻變為商品準備了前提與條件”[6]212，文學生產無論怎樣高雅和超脫，它也離不開世俗生活、經濟生活。經濟學的商品概念不包含任何褒貶的意義。文學藝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屬性和審美屬性是共存的，其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并沒有限制藝術精品產生，市場中的文學盡管以商品化的形態存在，但這并不必然或直接影響文學的藝術精華。這就需要我們正確認識、實事求是地承認并自覺尊重文學藝術具有商品屬性的客觀事實，細致剖析文學藝術商品的市場流通過程。

一般來講，任何凝結著人類抽象勞動的物品都具有交換價值，都可以按一定價格在市場上以商品的形式進行流通、交換。文化產品之所以具有商品屬性，在于它是一種勞動產品，在其生產過程中凝結了人類的一般勞動，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英國學者伊格爾頓曾鮮明地指出，在西方社會，文學可以是一件人工產品、一種社會意識的產物、一種世界觀，同時也是一種制造業。書籍不只是有意義的結構，也是出版商為了利潤而銷售的商品。戲劇不僅是文學腳本的集成，還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商業，雇傭一些人（作家、導演、演員、舞臺設計人員）產生為觀眾所消費的、能賺錢的商品。批評家不只是分析作品，他們（一般地說）也是國家雇傭的學者，從意識形態方面培養能在資本主義社會盡職的學生。作家不只是超個人思想結構的調遣者，也是出版公司雇傭的工人，去生產能賣錢的商品[7]65。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普通商品，其以“物化”的形式存在，使得文學藝術的精神內涵、心靈想象成為交換和流通的可能。附著于一定的物質形態，這是形成商品交換的基礎。作家的思想觀念、情感態度、藝術取向等，無疑是需要借助相關的語言物質媒介表達出來的，并依此物質形式達到交流思想的目的。這種語言物質媒介的體現形式，構成了文學藝術成為商品的基礎，由此產生進入市場、進行交換的可能性。

（三）文學生產成為商品生產

既然文學具有商品屬性，在市場體制中就必然地要遵循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當市場意識形態、資本邏輯介入文學生產活動，對文學生產的內外結構、運行機制等發生現實的作用，必然導致文學的存在形態發生變化。當然，文學可以堅守其純潔性并保持獨立自由的品格，可以躲進想象中的藝術殿堂。但現實的種種世俗境遇勢必會對作家的文學觀念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我們不難發現，在文學市場化的過程中，一些作家竭盡全力尋找“突圍”和自救之路，從社會生活和文化時空的各個向度尋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機遇。所以，“必須解決可讀性問題，只有使讀者在對作品產生閱讀興趣并迫使他讀完，才可能談及接受的問題。我當時感到的一個重大壓力是，我可以有毅力有耐心寫完這部四五十萬字的長篇，讀者如果沒有興趣也沒有耐心讀完，這將是我的悲劇”[8]。這是陳忠實在關于《白鹿原》的創作談中對文學可讀性意義的著重強調。

在市場空間中，文學所置身的整個社會的生產機制已發生轉軌和裂變。與之相隨的是，出版社在文學貿易的三角形架構中的位置已越來越高，文學創作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交流和對話的場景日益被擠壓。文學出版作為一種生產、傳播中介，在1992年以后比任何時候對作家寫作的潛在影響都要大，成為文學的重要推動力量。而站在滔滔商海邊際的一些作家就越來越依賴于這一中堅力量。也就是說，隨著行政調控的削弱和市場調控的強化，計劃經濟體制下文學創作的作家本位轉變為市場體制下的讀者本位，文學創作和出版、傳播、接受的角色正在發生著不對等的變化。傳統的文學生產是以作家創作為主導，而當下在文學生產鏈條中，替而代之的是以“出版主導”或“讀者主導”為主?！拔幕a的資本化，根據彌也殊的說法，大約有如下跡線：由文化孕思（文學、藝術家的作品）到產品實現為貿易性的商品（報紙、唱片等），到商品變成金錢（發行銷售），必須通過制作人（譬如主編）的介入。他們的介入是具有強烈的決定性，也就是把獨特的文化價值變為市場交換性的產品?！盵9]377在文學進入市場運作之后，檢驗作家的創作水平、社會影響、績效和身份認可較之以前有了較大的改變，讀者的接受、大眾的關注和出版媒體熱捧的程度，是檢驗作家作品的核心和關鍵因素。文學生產最終成為滿足文學市場需要的商品生產。后來經過幾次改革調整，我國已形成包括報業、廣播、電視、圖書出版等在內的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深度融合的全面與全新發展格局[10]。

二、出版社的轉軌與自由作家的浮現

（一）文學出版迎來新生

我國市場化改革以來，出版業受此影響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革。國家多次出臺政策對出版業發展進行總體規劃和宏觀調控，新華書店獨家壟斷、統購統銷的發行模式被徹底打破。在整個過程中，有幾個重要的階段值得關注。首先，突出表現在“二渠道”上?！岸馈奔粗该駹I資本介入圖書發行，這打破了新華書店在發行上的壟斷地位，為廣大書商提供了更多機會，也使得圖書的出版發行行業迎來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次，出版行業的生產經營型模式，也促進了出版社由中介地位到主體地位的轉型。以往，出版社一直處于作者和讀者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然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一些集選題策劃、組織編寫、裝幀設計和出版發行為一體的出版工作室的出現，特別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圖書的商品觀念深入人心后，出版社的主體性凸顯，出現了簽約作家、創作團隊等現象。出版社與部分作家之間還形成了“雇傭關系”，這進一步深化了圖書的商品性質。出版行業由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的轉變，打破了傳統的出版秩序，順應了市場化的發展，出版社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暢銷書生產鏈條上的經營主體。隨著大陸與港臺之間溝通和聯系的加強，港臺的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學廣為流傳。大陸的通俗文學和人物傳記在20世紀90年代也開始流行起來，相繼出現了“王朔小說熱”“張愛玲作品熱”，以及名人傳記等一系列暢銷文學作品。青春文學、網絡文學、魔幻類圖書等的大量涌現，進一步推動了暢銷書市場的繁榮。

在文化出版日趨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還處于成長階段的我國出版業面臨著更多的挑戰。1992年以后，我國出版業由文化事業向文化產業正式轉軌，出版社由事業單位向企業單位的轉變開始啟動。為此，國家采取適當的宏觀調控措施，保障其健康有序的發展，隨之《出版管理條例》《印刷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相繼頒布。1995年，頒布了《新聞出版署關于書號總量宏觀調控的通知》，該通知的基本原則是：建立書號發放的激勵機制，根據出版社表現情況，將其分為優秀、良好或一般、有問題三檔。兩年考核一次，決定書號的使用數量。2001年，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著重在宏觀管理體制、微觀運行機制、政策法律體系、市場環境、開放格局等方面積極進行探索創新，以進一步增強活力，提高競爭力。2010年，國家新聞總署公布《新聞出版總署廢止第五批規范性文件的決定》，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強新聞出版法治政府建設，新聞出版總署組織了第五批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決定廢止161件規范性文件。這些重要舉措，有力地推進了新一輪的文化體制改革。此外，出版業還在市場主體的打造、書號資源的管理、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市場體系和秩序的規范等方面也需要不斷地實踐探索。

（二）文學出版的效益兼顧

“自從文學成為商品的合法性在新時期文學運動之中得到確認以來，無論是文學期刊，還是文學出版社，都同樣面臨著如何實現經濟效益的現實選擇，而這一現實選擇在實際上又成為一個面臨市場的兩難選擇：第一難就是在行政投入的生產資金逐漸斷奶之后，如何運用行政賦予的出版權力來實現經濟效益;第二難則是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如何滿足主流意識形態所提出的社會效益要求?！盵11]出版社要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穩步生存和發展，就需要在行政認可和市場份額之間求得一種平衡。也就是說，要兼顧圖書出版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探求文學生產走向雅俗共賞的路徑，進而擴大文學的傳播空間與社會影響范圍。由于行政投資有限，不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單純地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而生產，文學出版社就只能投身于市場求得效益，青睞于有著廣闊市場空間的大眾文學、通俗文學的生產，這就越來越不利于嚴肅文學的發展。在這當中，暢銷書作為一種具有經濟訴求的文化產品，在市場模式中具有強勁競爭力，無疑成為出版社生存和發展的新型出路。

暢銷書的發展歷程和運作機制是與市場經濟緊密聯系的，沒有成熟的市場體制就產生不了真正意義的暢銷書。國外暢銷書業發達的國家，其狀態與其百年來日趨成熟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緊密相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暢銷書業也隨之產生和建立，并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但暢銷書的生產既要遵循文學的內部意義的邏輯，又要以商業化的規律運作?！俺霭嫔缂婢呱虡I性與文化性的雙重特性，暢銷書成為所有出版社首要的努力方向，沒有暢銷書帶來巨額的經濟利益，出版社的生存就會成為問題，而出版社的文化屬性也就無法體現。因此，暢銷書成為一個出版社衡量其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盵12]

（三）文學出版中的自由作家

人作為一個個體，是不能離開身份而生活的。對于身份的辨識和確認，是人類主體性的重要表現?！白骷摇钡纳矸莺偷匚蛔鳛楫敶膶W內部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轉換、變更與確認，彰顯著特定歷史時期作家的生存狀態和精神景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家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經濟條件較之以前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但同時，民族獨立的新型國家也需要作家形成新型的思想方式、情感方式與書寫方式，進而參與新世界的建構和創造。國家政權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著在精神文化領域也獲得了全國性的勝利，新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依然是一項重要的任務。中國共產黨除了加強對知識分子作家組織上的管理外，也促使作家在思想意識上向新型意識形態聚攏。

在當代文學“十七年”時期，作家的“組織化”是整個建構新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文化藝術工作一直被看作和理解為一項集體的事業，是黨和國家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作家在內的文藝工作者遂被納入整個國家體制之內，各級作協、文化部門與宣傳部門等成了他們的組織、單位。作家被劃歸為國家干部行列，他們多成為有關教育、文化與文學機構組織的干部或成員。由此，在現實政治層面，作家也隨之具有了不可違背的組織身份，自由的審美創造者的身份面臨解構的可能。作家加入社會組織，作為組織的成員，能享受到很高的社會地位，但他們的個體身份必須符合組織的規約和需要。歷史地看，這種組織化的體制運作方式規約著文學作品的生產、傳播方式，對作家的文化活動、創作取向、藝術交流等起到了協調和保障作用，有效地保證了文藝作品的書寫內容與文藝的諸多實踐活動。

自由作家的浮現，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一個特定的文化現象，呈現出具有綜合和溶解功能的文學場域中政治、經濟、技術等各種力量之間的博弈。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部分國有單位市場化，最直接的變化就是從業者身份的改變，由公家人變為社會人。在市場化體制中，每一生命個體都可以依據謀生手段或某種技能進入一種職業生存狀態。作為一個普通的生產勞動者，作家和其他人一樣，吃飯、生存、勞動和死亡，他需要把自己的精神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在文化市場交換，并從中獲取相應的勞務費用，這是正當的，也是極其自然的。文學生產的市場化是從根本上對文學生產力的一種解放，文學生產的繁榮，文學的多姿多樣，作家自我選擇、決定和網絡文學的繁盛等，均與文學市場的快速發展有關。

伴隨著文學生產機制的變革和轉換，作家也在調整著自身的生存空間及活動規則，做出各自不同的生存想象和文學想象，選擇自由的謀生方式，“市場”賦予了當代作家個人權利選擇的最大可能性。王朔作為“文學個體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嘗試經商，成為以寫作為生的體制外作家。20世紀90年代后，許多作家紛紛離職，希望能夠按照自由的意愿做一個“自由人”①。雖然當前的稿酬制度不足以讓大多數的作家靠寫作就可以無憂地維持生計，但大部分辭去公職的作家都表現出了樂觀自信的態度，并且比較普遍地認為，以此可以獲得充裕的創作時間和思考時間[13]。文學雜志《山花》原主編何銳認為，自由撰稿人將是21世紀的文學主力軍。正是出于這一考慮，《山花》在1999年曾開辟“自由撰稿人”專欄，每期刊載一個自由撰稿人的小說并附作者就自由撰稿人話題撰寫的文章，以期使讀者從中看見當代最活躍的一批“自由撰稿人們”的文學成就和生存狀態[14]。以往作家是被神秘籠罩的人物，正如我們以敬畏之心去領會其文學作品。當這種面紗被揭開，作家身外的光環不在，他只是作為一位藝術審美的創造者，也是一個在社會分工中從事生產活動的職業勞動者。

市場本身的復雜性又給作家帶來新的影響，“一方面藝術家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藝術家的生活同時也有了更多的不安全感”[15]55。在市場的誘惑和商業意識的影響下，一些作家逐漸地遠離了審美自由，成為商業法則的附庸。文學生產活動淪為了僅僅是作為現實社會個體生命的一種職業生涯活動和謀生方式，文學創作轉換為文本寫作。為了獲得利益最大化，商業手段經常被采用以促進作品的銷量。身份本身是一種“被建構”的過程?！白骷疑矸?，關系到作家的社會組織形式，也關系著作家對創作客體的想象方式，甚至影響著作家的創作理念、創作技法和審美意識?！盵16]在市場化時代，作家的精神和身體獲得空前舒展的同時，自我權益和自由書寫空間被社會場域中的不和諧“音符”所干擾，文學活動的理想化訴求和美好境界有時變成一種奢望。筆者認為，如何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加強文化資助與藝術保護，仍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

三、文學暢銷書雙重屬性與讀者二元身份影響下的文學接受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主導下向前推進的。而文學時刻與時代保持互動發展的狀態，勢必處于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等變革的同頻共振中。作為具有時代標志性質并折射出時代精神走向和價值觀念的重要文化現象——文學暢銷書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生長起來。文學暢銷書是文學市場化運作的產物，沒有經過市場化的運作，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的暢銷書。在此當中，讀者兼具鑒賞與消費雙重身份，能否與暢銷書雙重屬性契合，是決定文學暢銷書走向成功的關鍵因素。讀者的文學閱讀與消費是文學活動的最后環節，這一閱讀與消費行為結合市場運作、大眾媒介和社會輿論與批評等外力因素，對文學暢銷書生產形成制約性力量，同時，對文學市場化的推廣也會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1992年以來，相對大眾文化蓬勃發展所出現的文學生產繁榮景觀，文學接受悄然無聲地發生了深刻變化?！安还芪覀冏约菏欠裨敢庹暫妥C實，文學的閱讀方式（乃至藝術的閱讀方式）在最近的一些年中確實發生了某種并未經過大肆聲張的變化。就其歷史沿革意義而言，把這一變化稱之為‘革命性的，似乎也不為過?！盵17]217這種閱讀方式的變化，實際上從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兩端，反映出文學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語境下，文學整體活動發生了復雜變化。

文學暢銷書是文學市場化運作后的精神“消費品”，它除了具備知識屬性和審美特征，還同時帶有“物”的特性的文化“消費品”;讀者既是文學作品的鑒賞者，又是購買“消費品”的消費者。讀者的二元身份和文學暢銷書的雙重屬性才得以完全顯現。1993年是具有標志性的時間概念，是文學暢銷書進入市場化運作的一年。這一年，出現了幾件引起文化界轟動的事情：一是王朔率先將版稅制度引進來，隨后其《王朔文集》等作品的暢銷，被稱為“中國暢銷書作家第一人”，作為“王朔現象”引起廣泛討論;二是以《當代》編輯部周昌義為主的幾位作家用筆名“周洪”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簽訂了三年出版合同，規定必須按照出版社的計劃進行創作，此次簽約被稱為“周洪簽約事件”;三是著名作家史鐵生、霍達等參加了在深圳舉辦的“中國文稿拍賣會”，其作品被高價賣出，引起文壇震撼;四是賈平凹《廢都》暢銷及被禁、陳忠實《白鹿原》受到主流評論家的認可并暢銷;五是品牌暢銷書“布老虎叢書”成功運作，是我國本土文學暢銷生產機制形成的開端。一系列的文化事件使文學界和出版業對暢銷書本質有了根本性的認識，文學暢銷書審美特征和消費品特性是其本來面目。

文學及文學接受的變化是在人們不經意間發生的。面向讀者市場的文學寫作，正在顯示出強勁的競爭力。但是，這個時代需要理性的思考者，思考者就要面對娛樂化的大眾環境，而面對大眾環境的思考者就需要智慧，有了智慧就成了理性的接受群體。于是，讀者就承擔了思考一個民族的性靈、思考這個民族的靈魂的責任?；赜^時下，娛樂化成了當下的時髦。在大學生群體中，“影視劇取代了小說，卡拉OK取代了抒情詩，網絡游戲取代了童話故事，動漫和文字相結合的網絡聊天取代了書信，成了人們表達情感、想象自我與世界的主要形式”[18]109。

綜上所述，縱觀1992—2012年間的文化經濟場域，文學類暢銷書出版熱潮的此起彼伏和暢銷書市場的蓬勃活力，無疑構成了一個重要存在。的確，隨著經濟體制和文化系統的轉型，文學的存在方式及其生產、傳播方式等較之以往都已發生了諸多改變和深刻變革。在諸多現象當中，最為顯見的事實是：文學從單純的精神文化建構融入整個的社會生產和日?；顒又?，具有了明顯的商業化傾向，傳統的審美傾向出現裂變。而文學暢銷書作為具有時代標志性質并折射出時代精神走向的重要文化景觀，不僅體現了文學生長和前行中的激情與希望，并且以其多元化的寫作取向和廣泛的受眾，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深入考辨我國當代文化現象的一個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1] 李培林.新中國70年社會建設和社會巨變[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1-10.

[2]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3] 邵燕君.傾斜的文學場[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4]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陳福民.文學需要市場——但不等同于市場[N].文匯報，2004-07-04（5）.

[6] 周小儀.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消費文化[G]//陶東風，金元浦.文化研究.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7] 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M].文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8] 陳忠實.關于《白鹿原》的答問[J].小說評論，1993（3）：4-13.

[9] 張京媛.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0] 何國梅.出版深度融合發展的內涵、機制與路徑[J].中國編輯，2022（9）：85-90.

[11] 郝明工.“后新時期”文學運動形態試析[J].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1）：3-9.

[12] 謝迪南.暢銷書：特定時期社會文化心理的反映[N].中國圖書商報，2006-12-19（A03）.

[13] 王洪，陳潔.職業作家生存狀況報告[N].中華讀書報，1998-07-12（13）.

[14] 陳霖.論大眾傳播與當代中國作家的身份確認[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75-80.

[15] 珍妮特·沃爾芙.藝術的社會生產[M].董學文，王葵，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16] 房偉.作家身份結構與新時期文學[J].小說評論，2010（6）：9-14.

[17] 張福貴，黃也平，李新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審判[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

[18] 南帆，劉小新，練暑生.文學理論基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Publication and Reception of Literary Bestsellers（1992—2012）

Li Qingyong， Ma Jingj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The year of 1992， in the social context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our country， undoubtedly has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cultural system is also being reorganized and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cultural pattern of the market economy era. Various literary components， the differentiation， competi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forc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forms， the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overall and all-rou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re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have generated various complex forms of literature. In this process，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the nature of the times and reflects the trend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literary bestsellers” have sprung up like mushrooms in China. In the short twenty years to 2012， a relatively complete set of operation norms and mechanisms has been formed around the production， planning， editing， publishing， dissemination， consumption and other links of literary bestsellers， and insiders believe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estsellers.

Key words：social context; literary bestselle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iterary publishing

【責任編輯：劉北蘆? ? 責任校對：趙 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