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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影響因素的組態研究

2024-03-28 04:02陳偉盧尚坤高孌
商業研究 2024年1期
關鍵詞:影響因素

陳偉 盧尚坤 高孌

摘?要:在消費者主導的數字浪潮下,網絡效應已成為數字平臺型企業擴大市場規模的關鍵點,依靠網絡效應建立用戶價值優勢成為最核心的競爭策略。本研究在數字經濟這一全新背景下,從網絡效應視角出發,根據調查問卷獲取的數據,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法分析其多影響因素間的組態關系,深入挖掘其前因條件間的有效組合和匹配(即協同)。研究發現:市場定位和價格因素二者之間的協同是網絡效應激發過程中的核心條件。技術因素和社交因素二者間的協同是網絡效應擴大過程中的核心條件。平臺治理和技術因素間的協同關系是網絡效應迭代過程中的核心條件。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了“激發—擴大—迭代”三條增強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的實現路徑,為數字平臺企業綜合競爭力的提升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科學的參考。

關鍵詞: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影響因素;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

中圖分類號:F49;F27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4)01-0030-08

收稿日期:2023-11-15

作者簡介:陳偉(1957—),男,黑龍江哈爾濱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技術創新及知識產權管理;盧尚坤(1980—),本文通訊作者,男,遼寧丹東人,博士后,講師,研究方向:數字貿易、國際貿易;高孌(1989—),女,副教授,研究方向:技術創新與運營管理。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黑龍江推進制度型向北開放新高地研究”,項目編號:23XZT048;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面向AI的用戶偏好與信任研究:基于任務結構化程度和信息解釋水平的視角”,項目編號:72002056;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公共衛生安全治理智慧協同研究”,項目編號:72374054。

①數據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一、引?言

隨著國家數字經濟政策相繼出臺,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截至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502萬億元,躍居世界第二;電子商務交易額與2015年相比增長了2204萬億。信息消費規模由2014年的28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68萬億元①。數字經濟縱深發展背景下,作為核心生產力的數字技術通過網絡等連接載體不斷推動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組織關系和結構不斷改變,組織邊界不斷擴大,生產效率得以提高,經濟結構持續優化。數字平臺型企業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通過各種數字技術的協同作用,重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方式,并提供給消費者,成為繼市場和企業之后的資源配置全新機制。

數字經濟時代強調新的價值主張,消費者重視體驗感并積極地參與到生產中,成為消費者最好的時代。相比于傳統企業,數字平臺型企業成功運營的關鍵在于網絡效應。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平臺組織促使海量主體參與其中,打破時空物理邊界的硬約束,實現多樣化主體的實時交互。數字平臺型企業不僅可以達成交易,聯結雙邊用戶,形成平臺化的商務模式,利用數字技術和算法吸引更多用戶參與,將網絡效應釋放得更加充分,還可以在系統層面促進主體聚集、異質交互和創新涌現,從而確立平臺企業的市場優勢地位,產生更多規模性經濟效益,贏得更大的市場份額。數字平臺通過網絡效應獲得快速增長并逐步構建市場的穩固地位,成為企業家一直追尋的平臺夢,也被學者們稱之為“護城河”(“護城河”指平臺憑借網絡效應的揮發和擴大,從而建立起來的市場優勢)。

目前,學者們對數字平臺型企業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大多數學者對平臺的研究集中于網絡效應如何產生以及關注單個因素的“凈效應”,較少學者對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的多個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的組態分析,不利于網絡效應背后復雜機理的理解。數字平臺型企業的網絡效應受多個因素共同影響,而回歸、結構方程等方法主要適合分析因素的“凈效應”,無法分析多個因素間的聯動匹配。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突破了傳統實證方法難以進行多條件相互依賴分析的局限性,有助于揭示多個因素共同影響網絡效應的條件組合和因果復雜性。因此,本文在數字經濟背景下,運用fsQCA對網絡效應的關鍵影響因素進行組態分析,深入挖掘多個前因條件(即影響因素)的協同組態,從而提出網絡效應激發、擴大和迭代升級的三條可行性路徑,為數字平臺型企業如何進一步創造、發展以及升級網絡效應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本文在一定程度上為數字平臺型企業制定發展戰略和捕獲持續競爭力提供科學的決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

1網絡效應?!熬W絡”由若干節點構成,通過節點間互動和連接形成鏈路,從而增加每個節點的活躍鏈接數,且諸多對象間相互聯系?!靶笔怯赡撤N原因產生的特定的、科學的現象,同時可以衡量人欲望的滿足度。網絡效應是由產業組織理論中的雙邊市場理論發展而來[1]?;陔p邊市場理論,Armstrong(2006)率先界定了網絡效應,網絡中的一邊會因其他邊的規模和特征而獲益,并隨著規模的遞增,網絡對一個潛在用戶的效用也隨之遞增,從而吸引更多潛在用戶加入網絡[2],即平臺一邊的規模減小或者增加,會導致其他邊規模隨之變化的現象[3]。網絡效應作為平臺組織的本質特征[4],是平臺型企業用戶規模擴大的必然途徑?;谄脚_組織特性和需求特性,網絡效應的本質就是指需求側規模經濟。與之相對應的是工業條件下,供應商的成本結構及經濟特征決定了生產廠商要通過提高銷售規模、降低單位成本來提升規模經濟,高固定的資產投入使工廠以最低的成本滿足同樣的需求,由此產生了供給側規模經濟。網絡效應包括直接網絡效應與間接網絡效應[5]。若用戶出現在同一需求群體間,進而產生的互動就是直接網絡效應[6];若用戶需求出現在截然不同的群體間,便產生的是間接網絡效應[7]。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網絡效應,二者都統一于規模經濟,即需求規模越大,效應越強。平臺模式暗示著“大者恒大,贏家通吃”,創造商業指數級增長,造就消費者寡頭格局[8]。

2.網絡效應的影響因素。?現有研究主要從四個方面探討了網絡效應的變化。首先,從平臺定價來看,平臺對一邊用戶的定價與另一邊用戶帶來的交叉網絡外部效應大小有關,且雙邊市場中的傾斜性定價現象會影響網絡效應的強弱[9]。平臺的定價會隨該平臺的直接網絡外部性的增大而增大[10-11]。平臺定價是在賣方認為平臺同質以及買方認為平臺異質的均衡狀態下,平臺通過補貼價格等政策進行間接競爭的營銷策略[12]。

其次,平臺建立的再穩固,也躲不過路徑依賴和技術換代[13]。平臺是依托數字技術向雙、多邊用戶提供交易與互動的運行空間,且具有多邊架構和網絡效應兩大關鍵特征[14]。數字技術能力能夠拉動平臺企業數字資源的傳遞增值、促進網絡效應的激發,催生出新的價值創造途徑,也能帶動數字經濟領域新業態、新模式的迅速涌現[15]。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平臺若沒有對技術手段進行持續的更新和換代,那么平臺企業的優勢便會逐漸消失。數字技術是信息、計算、通信和連接性技術的組合,作為一種通用的目的技術,是由人工智能、大數據能力、區塊鏈以及云計算四個模塊構成的一種有別于傳統技術的獨特的技術[16]。數字技術通過其特有的算法能將平臺的優勢資源進行轉化,吸引更多的用戶參與到平臺當中,擴大網絡效應的發揮。數字技術的利用和探索能力能夠為企業的資源進行重構、整合,甚至帶來變革,從而實現新的復雜資源重組能力[17]。

第三,社交網絡是平臺獲得網絡效應的重要媒介。社交網絡作為虛擬經濟發展中的必然產物,連接了平臺中參與者,為用戶提供交流、交往服務,參與者們可以通過交流和互動產生直接網絡效應,平臺因此獲得收益[18-19]。數字平臺型企業以社交網絡為紐帶連接雙邊用戶,再通過用戶或者消費者進行消息的傳播與推廣,從而提升平臺交易量和購物轉換效率。作為一種社交工具,它以互聯網為平臺進行社交服務,用戶通過已形成的社交網絡建立自己的網絡空間[20]。平臺型企業想要發展成更大規模,便不能粗放成長,應設計出適合雙邊和多邊用戶的細分框架,真正且有效地引導各邊用戶找到自己所需,建立豐富多元的市場細分框架能使企業用戶得以增加,擴大需求側規模[21]。例如,攜程網為了精確引導顧客,將業務細分為酒店、旅游、機票和火車票、訂餐、合作卡、商旅等類別,且下分若干子類別,此種細分框架使顧客對其服務項目更加重視,同時吸引更多具有旅游愛好的追隨者,用戶使用量不斷增多,為企業發展帶來更大競爭優勢。市場定位機制是指根據客戶的需求對指定的市場進行細分并制定機制,以便采取更精準細分方式有效引導各邊用戶找到所需[22]。

第四,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在發揮正向影響的同時,也存在負面性。發揮正面網絡效應,控制負面網絡效應可以通過平臺治理方式實現。平臺治理的關鍵在于企業,增強企業責任有助于平臺的有效治理[5]。威懾式治理方式可以在保障平臺市場高效匹配效率的同時,以預期的方式減少平臺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及由此產生負外部性[23]。

基于上述的文獻梳理,已有研究主要從多層面采用單因素量化分析方法對網絡效應的影響因素進行建模與分析,并分別從平臺雙邊市場結構、平臺特征以及平臺競爭等角度開展探討。但現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兩方面不足:第一,網絡效應作為數字平臺型企業的關鍵特征,大多數學者對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多采用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驗證單個影響因素與網絡效應間的“凈效應”,而不能解決多因素之間的聯動匹配效應;第二,現有學者的研究集中于網絡效應的功能,探討網絡效應如何促使平臺獲得持續競爭力等效用問題,而對網絡效應本身如何產生與發展的探討相對較少。

因此,本文依據現有研究成果,選取了市場定位、價格因素、技術因素、社交關系以及平臺治理五個關鍵影響因素對網絡效應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并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探討了關鍵影響因素間的條件組合對結果的影響(即組態分析),從而捕捉到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影響因素的復雜因果關系。本文從以下兩方面作出創新性貢獻:其一,關注網絡效應多個因素的聯動匹配和組合,彌補以往研究只關注單個變量“凈效應”的不足,為網絡效應研究提供新視角;其二,以網絡效應本身為核心,提出增強網絡效應的實現路徑,為數字平臺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思路。

三、數據來源與有效性控制

本文的數據收集采用問卷調研。調研目的是探索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的影響因素。問卷采用李克特7點量表法。為了保證問卷調查的科學性,問卷發放包括兩種途徑。一種是通過問卷星對問卷進行發放,發放數量為280份,有效問卷264份,無效問卷54份;另一種方式為調查者自行發放,發放數量60份,有效問卷36份,無效問卷24份;本次調研累計回收問卷340份,有效問卷300份,有效率達到882%。因此,可認為問卷回收質量較好,可以進行下一步的研究。

1.信度分析。信度反映了調查問卷所獲得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是反映被測量特征真實程度的指標。由此可以認為研究變量的測量題項具有較高的內在一致性信度,正式量表信度較好,調查數據比較可靠。

本文中網絡效應的影響因素包括市場定位、價格因素、技術因素、社交關系、平臺治理,其Cronbach?α系數分別為0940、0962、0919、0963、0965,均高于0820,由此可以認為研究變量的測量題項具有較高的內在一致性信度,正式量表信度較好,調查數據比較可靠。

2.效度分析。通過測量模型的擬合指標,測量模型的擬合優度顯示,RMSEA為0076,小于008;CFI為0914,大于09;TLI的值為0900,大于09;IFI的值為0915,大于09;測量變量χ2/df為4884,小于5;說明樣本數據所呈趨勢比較集中,上述指標表明了測量模型的擬合優度良好,如表2所示。

本文通過對上述擬合優度進行驗證后,再次采用聚合效度對樣本數據進行聚合度分析,以確保問卷的效度,測量結果表明,所有研究題項對應的因子載荷系數值均高于06,同時自變量的CR值均大于09,AVE的值也都大于07,說明研究項信息可以被有效地提取。如表3所示。

四、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影響因素的組態分析

1.研究方法。本文實證部分采用了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分析出各條件組態與結果間的復雜關系,選用fsQCA?對網絡效應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其優勢有如下三點:(1)Rihoux和Ragin(2009)研究發現傳統的回歸分析方法主要適用于探索單個因素的“凈效應”,而fsQCA?則可以發現多種因素之間的組態關系和殊途同歸[24];(2)盡管聚類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也可以檢驗因素間的組態關系,但上述方法無法有效識別條件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組態等效性和因果非對稱性,相比fsQCA有一定的局限性;(3)fsQCA?相較于?csQCA?和?mvQCA的分析技術更具優勢,fsQCA可以觀察到不同個案中的差別是連續性的特征,也能夠更充分地捕捉到影響網絡效應的各個影響因素在水平程度上的變化帶來的細微影響。

2.數據校準。變量校準是將變量轉化為集合的過程,給案例賦予集合隸屬度的過程,通過理論演繹和實際知識將變量校準為集合,并以此為依據設定三個臨界值:完全隸屬、交叉點以及完全不隸屬。針對李克特7點量表獲取的數據,在Fiss(2011)和Kraus等(2018)的研究中將“7”設定為完全隸屬,“4”為交叉點,“1”為完全不隸屬[25-26]。本文選取5%、50%和95%三個百分數分別作為集合的隸屬分數[27],通過這?3?個閾值的設定,fsQCA將這些值轉換為0-1的模糊得分。各變量的校準錨點如表4所示。

3.網絡效應的必要條件分析。一個必要條件可以被視為結果的一個超集[24],本文檢驗了前因條件是否構成網絡效應的必要性,單個條件必要性分析是檢驗結果集合是否為某個條件集合的子集,Ragin(2008)認為,某個條件總是存在,那么這個條件就是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24]。而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條件的重要標準,當一致性大于09時,那么認為條件變量是變量結果的必要條件。本文使用fsQCA30軟件分析了網絡效應的必要條件,如表5所示。

如表5必要條件一致性顯示,先進的技術手段是產生高網絡效應活躍度的必要條件(一致性0912>09,覆蓋率為0767>07),非高的社會網絡是非高網絡效應的必要條件(一致性0901>09,覆蓋率為0747>07)。這意味著這兩個前因條件構成了產生相關結果的瓶頸。在對必要性進行分析后,下文將對這些條件變量納入fsQCA,進一步探索產生高/非高網絡效應活躍度的組態。

4.網絡效應組態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會得到三類解,分別是復雜解(不使用“邏輯余項”)、中間解(采用符合理論和實際的“邏輯余項”)和簡單解(采用所有可能有助于簡化組態的“邏輯余項”,不評價其合理性)。在做真值表進行匯報時,Ragin(2008)認為應該匯報簡單解,將簡單解作為核心解,再結合簡單解區分核心條件和邊緣條件[24]。杜運周和賈良定(2017)研究認為當前因條件同時出現在簡單解和中間解,則認為,核心條件;若該條件只出現在中間解中,則認為該條件為邊緣條件[28]。?采用fsQCA30對問卷數據進行分析,選擇頻數為300,一致性大于08,結合PRI大于075,得出產生高網絡效應組態有3條,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3個組態的一致性指標均高于08,模型解的覆蓋度為0848,說明3組解是解釋產生高網絡效應的主要原因。

組態H1顯示無論平臺是否具備治理能力和開放的社交網絡,擁有準確的市場定位(核心條件)、定價較為合理(核心條件)以及技術手段先進(邊緣條件),平臺型企業能產生高的網絡效應活躍度。數字平臺型企業以擴大市場規模,增加市場份額為目標,網絡效應作為數字平臺型企業關鍵特征,是實現數字平臺型企業擴大規模,獲得盈利的關鍵點。數字平臺型企業發展初期通過平臺價格補貼策略的制定吸引部分買家加入,使得企業與同行業競爭對手進行競爭獲得優勢地位,產生需求側的規模經濟?!靶枨髠纫幠=洕笔侵钙脚_的用戶的增加,平臺自身的價值也會增加;平臺價值增加,平臺的用戶會越被吸引。平臺通過價格補貼策略使得買方購買力不斷增加,平臺會積累大量消費者購買的歷史數據,運用大數據能力追蹤到消費者購買意愿。數字平臺型企業一邊通過價格補貼吸引買家加入,一邊通過數字技術保留了已有顧客,買方的購買力不斷增強。數字平臺型企業在吸引用戶的同時,供應商同樣可以被吸引,在與同行業競爭對手獲取賣方時,也可以適當降低價格補貼,通過提高企業自身的排他性吸引更多賣家,平臺企業規模隨之擴大。在該組態下準確的市場定位和合理的定價策略是核心條件,這兩者協同作用不斷刺激平臺規模,本文將該組態命名為“網絡效應激發路徑”。該路徑的一致性為0863,覆蓋度為0662,唯一覆蓋度為0057。這說明該路徑能夠解釋662%的案例,且57%的案例僅能被此路徑解釋。

H2表示無論市場定位是否準確、平臺是否具有治理能力,制定合理的價格機制(邊緣條件)、技術手段先進(核心條件)以及高度開放的社交網絡關系(核心條件),平臺型企業便能產生高的網絡效應活躍度。數字平臺型企業運用數字技術進行跨領域的合作,平臺包容性越強,開放度越大,開放的數字平臺可以為企業帶來異質性產品或知識,平臺涵蓋的服務和產品也變得更加多元化,平臺會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加入,更多的新用戶會被吸引進入平臺,平臺使用規模被增加。當平臺用戶規模擴大后,更多的供應商也會被吸引加入平臺當中,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由此擴大。數字技術的特殊算法還可以保留原有顧客,產生“用戶粘性”。數字平臺的用戶之間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投入,單純通過平臺的連接依靠用戶之間便可以形成社交網絡,社交網絡的形成有助于原始用戶和新用戶間進行直接的信息交流,于是,在保留原有顧客并且吸引新的顧客的基礎上,還會不斷吸引更多的互補的中小平臺的加入,因此原有的核心平臺組織用戶量會更加壯大,逐步呈現出指數級增長。合理的價格機制作為輔助條件進一步吸引用戶,擴大社交網絡,壯大平臺規模。在該組態下先進的技術手段和開放的社交網絡是核心條件,這兩者協同作用不斷擴大平臺規模,本文將該組態命名為“網絡效應擴大路徑”。該路徑的一致性為0851,覆蓋度為0593,唯一覆蓋度為0069。這說明該路徑能夠解釋593%的案例,且67%的案例僅能被此路徑解釋。

H3表示無論市場定位是否準確以及價格機制是否完善,擁有技術手段先進(核心條件)和高度開放的社交網絡(邊緣條件)以及提升平臺的治理能力(核心條件)就能產生高的網絡效應活躍度。數字平臺型企業不斷為用戶提供更精準化服務,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便會吸引更多垂直領域細分平臺加入,與其余各主體間通過信息交互、資源共享,實現主體間協同演進,共同發展。數字平臺型企業的包絡性更強,可以容納和匯集更多的用戶、供應商以及各種互補性平臺,各種價值要素密切聯系,平臺達到了多樣化狀態和較高水準。信息數字化在互聯網時代進行了開創性的應用,數字平臺型企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即技術的最大供給。數字技術手段不僅為數字平臺型企業的發展提供支撐,還促進了數字平臺型企業運營的安全和優化。在該組態下先進的技術手段和高水平的平臺治理能力是核心條件,在這兩者協同作用,平臺規模不斷增大。本文將該組態命名為“網絡效應迭代路徑”。該路徑的一致性為0894,覆蓋度為0538,唯一覆蓋度為0005。這說明該路徑能夠解釋538%的案例,且05%的案例僅能被此路徑解釋。

數字平臺型企業的組織結構特性決定了平臺用戶規模的擴大,必須依靠網絡效應發揮作用,網絡效應的激發與擴大促使數字平臺型企業確定了自身競爭優勢,數字平臺型企業依據獨特的創造價值和捕獲價值邏輯進行網絡效應創造,并依據網絡效應獲取收益,這樣的價值創造邏輯無法滿足數字平臺型企業持續擴大發展規模的需求,也無法滿足用戶更加多樣化、豐富化的需求。因此,數字平臺型企業若要促進用戶規模不斷壯大且呈現指數級增長,網絡效應的迭代則成為數字平臺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途徑,而網絡效應的迭代則需吸引更多的垂直領域平臺加入。事實上,在用戶、顧客和平臺組織以及三者間相互作用產生的內環境之間具有很強的非線性會引發網絡效應的良性循環,即每進行一次的激發和擴大網絡效應,產生的結果會成為下一輪的起點,循環遞進,即“網絡效應迭代”,這種迭代的結果是促進數字平臺型企業用戶規模呈現指數級增長,最終產生“贏者通吃”的現象。

對H1、H2和H3三條路徑進行比對,本文進一步發現了不同因素之間的互補替代關系。對比路徑H1和路徑H2,這兩條路徑擁有部分相同的前因條件,即合理的價格機制和先進的技術手段,區別是路徑H1需要準確的市場定位,路徑H2需要開放的社交網絡。因此,路徑H1和路徑H2說明準確的市場定位和開放的社交網絡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條件。對比路徑H2和路徑H3,這兩條路徑也擁有部分相同的前因條件,即先進的技術手段和開放的社交網絡,區別是路徑H2需要合理的價格機制,路徑H3需要高水平的平臺治理能力。因此,路徑H2和路徑H3說明合理的價格機制和高水平的平臺治理能力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條件。

同時,模糊集分析出導致非高NE活躍度的組態有3條,總體一致性為0790(≈08),覆蓋度也達到了0.788,?即解釋了非高NE活躍度,如表7所示。

如表7所示3個路徑的組態一致性均高于08,解的覆蓋率0788,解釋了非高網絡效應活躍度的原因。NH1代表的路徑為無論是否擁有準確的市場定位,沒有好的定價策略(核心條件缺失)、不使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核心條件缺失)、社交網絡開放性不高(邊緣條件缺失)以及治理能力較弱(邊緣條件缺失)的平臺型企業,就會導致非高網絡效應的產生;NH2表示無論價格策略制定是否合理、是否對平臺進行相應的治理,沒有準確的市場定位(核心條件缺失)、不應用先進的技術手段(邊緣條件缺失)以及社交網絡開放性不高(核心條件缺失)的平臺型企業就會導致非高網絡效應的產生;NH3顯示,無論是否擁有先進的技術手段和準確的市場定位,沒有合理的定價策略(核心條件缺失)以及開放的社會網絡(核心條件缺失)和無治理能力(邊緣條件缺失)的平臺型企業,就會導致非高網絡效應的產生。

5.穩健性檢驗。本文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有效性和穩健性,并借助SchneiTFr和Wagemann?(2012)提出的?QCA?結果穩健的兩個標準(不同組態的集合關系狀態和不同組態的擬合參數差異)進行評判[29]。本文采取調整一致性水平(一致性水平從?076?提高至?077)和改變測量變量兩種方法同時進行,結果顯示,產生高的非高的網絡效應組態中,解的一致性分別為0823和0778,且解的覆蓋率分別為0838和0786,因此,本文的研究結論較為穩健。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運用fsQCA方法對數字平臺型企業的網絡效應進行條件組態分析,探究市場定位、價格因素、技術因素、社交關系以及平臺治理對網絡效應的聯動效應和驅動路徑,揭示了影響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的核心條件。研究結論如下:

(1)從總體上看,先進的技術手段是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活躍度高的瓶頸。即任何數字平臺型企業都需要擁有較先進的技術手段。其他的市場因素、價格因素、社交關系因素和平臺治理都不能單獨作為高網絡效應活躍度的必要條件。

(2)數字平臺型企業網絡效應活躍度高的背后是多個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多個因素之間的有效組合能夠以“殊途同歸”的方式提升數字平臺型企業的網絡效應。在5個影響因素的組合下,共有3條驅動路徑,分別是激發、擴大和迭代。

(3)在“殊途同歸”的基礎上,因素之間存在著互補替代的關系。準確的市場定位和開放的社交網絡、合理的價格機制和高水平的平臺治理能力是兩組可以相互替代的條件。

(二)政策建議

(1)數字平臺企業要在復雜的競爭環境中,做好準確的市場定位,通過技術創新提高技術的先進性,使其擁有先進的技術手段,通過合理的價格機制、較強的治理能力以及高度開放的社交網絡關系,提高平臺企業網絡效應的活躍度,獲得需求側規模經濟效益。

(2)數字平臺企業通過網絡效應實現的激發路徑、網絡效應實現的擴大路徑、網絡效應實現的迭代路徑,進一步增強平臺企業網絡效應,有效運用網絡效應多個影響因素的聯動匹配和有效組合,在為用戶提供更精確化服務的同時,創造更大的價值,使數字平臺企業形成競爭優勢,增強市場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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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Configuration?of?Influencing?Factors?of?Network?Effects?of

Digital?Platform?Enterprises

——Based?on?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Method

CHEN?Wei1,3,?LU?Shangkun1,2,?GAO?Luan1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2.School?of?Economics,Harbin?University?of?Commerce,Harbin?150028,China;

3.?School?of?Management,East?University?of?Heilongjiang,Harbin?150066,China)

Abstract:?Under?the?consumer-led?digital?wave,network?effect?has?become?the?key?point?of?the?expansion?of?the?market?scale?of?digital?platform?enterprises,and?relying?on?network?effect?to?establish?user?value?advantage?has?become?the?core?competitive?strategy.?In?this?new?context?of?digital?economy,starting?from?the?perspective?of?network?effect,based?on?the?data?obtained?from?the?questionnaire,the?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ison?method?is?used?to?analyze?the?configuration?relationship?between?its?multiple?factors,and?the?synergistic?configuration?of?multi-level?antecedent?conditions?is?deeply?excavated,and?the?results?show?that:?The?synergy?between?market?positioning?and?price?factors?is?the?core?causal?condition?in?the?process?of?network?effect?excitation.?The?synergy?between?technical?factors?and?social?factors?is?the?core?causal?condition?in?the?process?of?network?effect?expansion.?The?synergy?between?platform?governance?and?technical?factors?is?the?core?causal?condition?in?the?iterative?process?of?network?effects.?On?this?basis,three?implementation?paths?for?digital?platform?enterprises?to?expand?the?market?scale?of?network?effect?stimulation,?expansion?and?iteration?are?designed.?It?provides?a?scientific?reference?for?the?improve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of?digital?platform?enterprises.

Key?words:digital?platform?enterprise;net?effect;influencing?factors;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method

(責任編輯:鄒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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