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記憶的童年：建構過程與教育學意義

● 宗錦蓮

每個人都有童年，每個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追憶童年。童年在人類發展歷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學術界對童年研究一直都保持著高漲的熱情，從童年的概念到童年的本質，從童年的美好到童年的危機，從童年的消逝到童年的重構，從童年哲學到童年社會學，幾乎都有涉及，并進行了事無巨細的考證與闡述。究其根本，大多都在深度追問“童年是什么”這一原點問題。奇妙的是，人們又并非以獲得一個確切的答案為目的，而更愿意去享受追問本身的樂趣。當人們開始主動地提起“我的童年”時，童年已成往事。它是個體生命歷程中確已存在的一部分，可被歸于“記憶”之范疇。透過記憶視角看童年能勾勒出怎樣的輪廓，從過去觀照當下又能彰顯出何種意蘊，之于教育學又能產生怎樣的啟發，是本文著重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在物質極度匱乏、人力資源極度緊缺的年代，兒童在很小的時候便被賦予了與成人同樣的生產功能，分擔成人的勞動，獲取微薄的收入。這時候，兒童是“小大人”，很少被單獨拿出來談論，更別提那段獨屬于兒童的時期——童年了?，F代童年概念最早出現在西方發達工業國家，是“指啟蒙運動以來的具有現代性品質內涵要求的對兒童生活的態度”。［1］在生產力逐漸發達的背景下，兒童與成人所承擔的社會角色開始分離，兒童成為未完成的脆弱性與蒙昧性的存在，接受規定教育與享受成人養護成為其主要的存在樣態，兒童開始擁有完全區別于成人的純粹化生活。從經濟生產中跳脫出來的兒童，以更為自然與稚化的方式進行無關生存的游戲，這使得童年印象逐漸清晰。

一、童年何以能夠作為一種文化記憶

隨著新童年社會學的興起，更多被談論的童年概念出現了。這些概念否認童年僅僅是一種生物學事實，主張把童年作為一種積極建構的社會現象加以研究。［2］艾倫·普勞特借鑒“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使用“網絡”的比喻，暗示童年應被視為不同的，由各種廣泛的、物質的、散漫的、文化的、自然的、技術的、人造或非人造的資源構成，有時是競爭的、沖突的、異質的各種因素的集合體。［3］威廉·A·科薩羅提出，童年既是兒童展開其日常生活的特定時期，也是類似社會階級這樣的社會類別與組成發生期。盡管童年只是個體短暫的人生階段，它卻是社會永恒的結構要素。［4］童年成為社會性的概念，被置于社會的時空維度中進行重新架構，將個體化的童年暴露在公共視野中，使得童年開始迎接他者的介入，演化為統合了多立場因素與多主體感知的公眾產物。當童年概念被賦予濃重的社會性色彩時，其文化意蘊便呼之欲出了。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文化記憶理論作為最熱門的研究理論得到了廣泛關注。在關于記憶的研究歷程中，文化記憶是經由個體記憶、集體記憶、社會記憶而延伸出來的深化成果。心理學的學者強調個體記憶的自主性特征。如，艾賓浩斯提出記憶曲線理論，認為個體只有通過不斷地強化，才能使適時記憶轉化為長時記憶并得以保存。巴特利特則認為記憶“所采取的形式從有意義的角度來說通常是社會性的”［5］，是在社會條件的支撐下進行建構的過程。這一判定具有重大突破，他將記憶從個體私有的范疇擴展到社會建構的領域，將記憶作為公共產品進行討論，一如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體記憶”一樣，實現了記憶研究向著社會學的轉向。哈布瓦赫指出：“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于這些框架內，并匯入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保?］直到這里，記憶的主體仍是個體，只有依托個體的人才能進行記憶。保羅·康納頓則認為，群體的記憶不是個體的記憶之和，而是社會自身來完成追溯與傳遞的集體性記憶，可被稱作“社會記憶”；它不依賴于個體，而需要附著在特定的物質載體之上，其中紀念性儀式就是繞不過的一大具身化實踐。揚·阿斯曼則進一步發展了記憶概念，提出了“文化記憶”，說它是“關于一個社會的全部知識的總概念，在特定的互動框架之內，這些知識駕馭著人們的行為和體驗，并需要人們一代一代反復了解和熟練掌握它們”。［7］童年當被記憶時，必然已成往事。對于成人而言，它是特別典型的一段記憶，有明確的邊界與獨特的性質。從任何一種記憶理論出發，成人都可以瞥見童年的不同面貌。從個體記憶層面，成人對童年具有自主的決斷權，可以獨立地決定是遺忘還是記起童年，這種回憶與外部環境或是他者并無瓜葛。從集體記憶層面，童年成為一種凝結了諸多個體過往歲月的既定結構，成人透過他者喚醒沉睡的記憶，將自身的童年記憶納入集體性的結構中，強化被集體強化的部分，從而獲取與之相呼應的集體認同感與社會歸屬感。從社會記憶層面，童年由一場場紀念成長、接續傳統的儀式所構成，在共時性的儀式共鳴中，童年成為社會文化的傳遞機制。各種相似性的交相輝映，鑄牢了童年記憶的社會根基，成為奠定社會合法性的積極產物。文化記憶理論則是集體記憶與社會記憶理論的集合與延續。文化記憶包含某特定時代、特定社會所特有的，可以反復使用文本系統、意象系統、儀式系統，其“教化”作用服務于穩定和傳達那個社會的自我形象。［8］在這一層意義上，童年作為文化記憶的味道彰顯得更為濃烈。童年成為記憶之后，才真正開始發揮深遠的影響。童年是從過去向當下延伸而來的直觀印象，通過社會在其中發揮作用并相統合的各式各樣的媒介，用無比密集且深刻的方式讓個體產生富有社會烙印的自我認知，營造出一種獨特的空間，供個體反復地回到過去。童年這種直觀印象哪怕是短暫的逗留，也能夠給予個體解放的力量，用以對抗社會現實的壓迫與剝削。童年作為文化記憶，有其積極的意義，它足以提醒人們童年之可貴，不僅僅在于是個體的懷想或是客體化的欣賞，而在于用連續的方式觀照當下，形成對當下的深度建構，是能夠使集體性意識與特殊性意識統統獲得彰顯的存在。從此，童年掙脫了慣常意義上的時間維度，成為具有相對性與連續性的社會概念。

二、童年作為文化記憶的媒介載體

童年是一種時間概念，或者說是一種年齡概念，是關于一段專門場景里兒童生活的特定描述。童年更是時代的縮影，是一代人共同生活的印記。童年的效力發揮不在當下，而在抽離出童年的成年生活里。但時光已去，聯結過往需要媒介與載體，那是文化記憶得以傳承、時間跨度得以無限延伸的重要橋梁。所有人類都是童年的當下或曾經在場者，并在童年的匆忙穿梭與逐漸遠離中完成向成人的轉變。成人極易被童年的點點滴滴喚醒、打動與鼓舞。從現在到過去，童年記憶的載體大抵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物質化的景觀，即以文本為主的物質載體。物質載體是兒童經驗生發的驅動器，更是兒童思想得以安放的情景場，是一代人富有共同性的不滅印跡與整體景象。無論何時，只要物質重現，那么共同的記憶便回來了，由此彰顯出來的文化屬性便再一次得到鞏固。例如教科書，那是童年時期需要反復修習的對象，是構成童年校園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是兒童當下存在的職責對象。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一次次地修訂與調整中，某一時期相對固定的教科書極易成為那一代人的特有印象。再如動畫作品，不同年代的人總將其偏愛投注到共同的影像中，當經典的旋律響起時，人們即會感受到了童年的召喚，仿佛回到了童年一樣。文本與影像構成時時展現的景觀，勾連起同代人的文化基因。

二是告誡性的話語，即以禁忌為主的話語載體?；叵肫饋?，童年似乎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時期，處處都是禁忌，時時都要小心。兒童與成人在社會功能上的區隔構成了童年誕生的條件，導致了各種成人告誡的充斥與彌漫。例如，吃魚籽會變笨、在屋子里撐傘會變矮、用筷子敲碗會變窮等。在各種不可觸碰的紅線周圍，童年在誠惶誠恐中度過，夾雜著些許不置可否的懵懂與好奇。無論兒童愿意與否，成人世界中的既定規則、處事邏輯與行動慣習都是兒童需要慢慢學習的內容。在諸多無意義的重復中，告誡性的話語幻化為一種無聲的影響，滲透到兒童言談舉止的規則系統中。

三是相關聯的他者，即以親密者與崇拜者為主的人物載體。長者與伙伴是童年時期的重要他人，以親密關系為凝合劑。在過往歲月里，長者、伙伴與兒童的生活場景、交往模式以及種種細節，均是難以抹去的獨屬記憶。透過他者的描述，成人看到童年時期的自己，在與他者親密關系的存續中體悟曾經的時光。榜樣與偶像則是童年時期對于更好自己的向往：課本中的劉胡蘭、董存瑞，是舍生取義的榜樣；新聞中的錢學森、袁隆平，是愛國奉獻的榜樣。當然，童年時期也少不了對偶像明星的崇拜。若干年后，他者即便已不再重要，但仍然能夠是構筑原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亦是當下越發豐富的生命世界的基本底色。

四是特殊性的事件，即以切身經歷為主的事實載體。時間總教人遺忘，在童年期能夠存活下來的事實大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無非兩種，即專屬游戲與身體遭遇。游戲是兒童存在的本體，是童年美好的代名詞，更是童年期可以肆意享受的特權。從老鷹捉小雞、跳皮筋、拍畫片等傳統游戲，到當下各式各樣的電子游戲，游戲總是兒童最好的陪伴者，亦是成年人最好的慰藉。而身體則是忠實的記憶儲藏器，尤其是在身體遭遇的確實印記面前，童年似乎從來沒有離開過，追逐奔跑時摔破頭的疤、偷吃面條時燙傷的嘴、穿梭樹林時掛傷的手臂等，都是鮮明的記號，對應著一場場特別的過往經歷。

五是重復性的儀式，即以節日為主的形式載體。童年所經歷的儀式總是帶有濃重的神秘色彩，尤其對于兒童而言，往往無法理解。如在孩子十歲生日時，許多地方的風俗是為其準備各種各樣帶殼的食物——花生、核桃、桂圓等，稱作“剝殼”，意為迎接新生。過端午時，老人總要為孩子編織五顏六色的網兜，裝上咸鴨蛋并掛于兒童的胸前，意為福壽安康。雖然兒童對儀式背后的緣由一知半解，但是這并不影響儀式定期重復的特質不斷強化記憶的發生，從而逐漸增強著當下繼承與再重復的合法性。如吉登斯所說，儀式就是這樣一種東西，它將過去的連續性重構與當前的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9］在媒介載體的不斷激發與聯結下，童年與成年構成一個連續體，沒有分界點與邊界線。而這些媒介載體又自然而然地成為印刻在“時代洪流中奔涌的現代人”身上的文化符號，凝聚為直抵未來、持續生長的定型力量。

三、童年記憶的集體漫溯與當下建構

社會需要“過去”，是因為社會要借此來進行自我定義。正如德羅伊所言，每個集體在他們的過去中，“同時找到了對自我的解釋和意識——這是所有成員的共同財富，這財富越巨大，集體的概念就越穩固和深入人心”。［10］童年是人人都有的過去，是社會認識自身的機制。由此，童年記憶的社會屬性遠超時間屬性，是在集體漫溯下的共同構型，亦深遠地影響著成人的當下建構，是經由反思的可能性再造。

（一）集體漫溯：定義-溝通-重塑

童年雖然是兒童正在經歷的時期，但兒童本身很少有資格和自覺去定義童年，童年的定義權大多握在成人，尤其是具有話語權力與文字權的人手中。作家經常追憶童年。汪曾祺說過，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一個作家，童年生活是起決定作用的。［11］童年情結是作家創作的源泉，是最初始狀態的文化心理結構，映照著當時社會的風土人情與氣質風貌。作家用他們的文字定義童年：本雅明在自傳性回憶錄《柏林童年》中將柏林圖景變成了兒童眼中的動畫，凸顯的是具有濃重現代性意象的童年；魯迅用《百草園與三味書屋》呈現了兩個成長空間，編織了一個自然生長與權威規約相遇的童年；余華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中通過對初學而失學的“頑童”的描述，勾勒了一個圍繞著“性”與“友情”的美好與丑惡的童年……當然，除此之外，學者、領袖與行業精英等在各種不同場合的頻繁曝光時，他們不經意間所傳達出來的童年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爭奪著關于童年的定義權。權威階層以其巨大的影響力觸發著同時代人的共同緬懷與追憶，其篤定的文字與話語里也獲得了遙遠的共鳴，使著共通的童年記憶開始匯聚。童年記憶被匯聚成大致相似或相近的模樣，強化著被普遍強化的部分，弱化甚至遮蔽著不被提及的內容。在逐漸趨同中，童年凝結為一種經由重新整合過的結構，以致有些童年被稱頌，有些則卑微得抬不起頭來。

如果說對童年的定義更多的是在想象空間中遙遙相望的非共時性的對話，那么對童年飽含深情的凝視則需要此時此地的溝通，這構成了漫溯童年的另一大維度。文化記憶的視角是非對立的視角，倡導達成融通、兼容、統合的樣態。從近處說，童年記憶首先是家庭共同體同構并擁有的對象，個人存留了相對獨立的一小部分，這一小部分又與其他家人的一大部分共享相重疊、相交織與相銜接。在日常的生活場景中，伴隨著家人的一時興起或是特定事件的激活，作用于童年的溝通活動極易發生。大家從各自立場交換著對那段時光的看法，修正并調整著最初的既定印象，在客觀的童年事實中持續地納入主觀的加工，消解了固著的表象，使之葆有足夠的彈性，以張開的狀態迎接著自身與他者的回望與雕琢。溝通的目的不是為了還原一個真實存在的童年，而是描摹一個更值得被紀念、更有益于當下的童年，其實質是人們在歷史與現實的微妙關系中謀得自身存在的自洽與自由，并尋求在特定群體中的身份歸屬感與角色認同感。從稍遠處看，伙伴群體或是班級群體，時常經由同學會、同鄉會等儀式所進行的“憶往昔”活動，完成著一場接一場的記憶狂歡；在同齡人或同輩人的持續影響下，自身久遠的記憶被他人活躍的記憶帶動，并產生了新的結合與溝通。這既是對童年集體記憶的維護與捍衛，也是在總體性童年中對共識與共同體意識的塑造，更是個體盡力融入集體中并共享集體情感的努力。正如哈布瓦赫所說，每一個集體記憶，都需要得到在時空被界定的群體的支持。［12］而個體主動地溝通，以及對童年事實確定性的不固執己見，則是構成群體支持的基本條件。

不管是遠處的“定義”，還是近處的“溝通”，其目的都在于重塑。柏拉圖說，記憶是靈魂最好的證明。重塑記憶就是重塑靈魂，就是重新嘗試開出關于自我的最佳證明。巴特利特通過實驗揭示出記憶過程會受到記憶者自身態度、信仰等社會因素的影響。他強調，記憶不是個體對材料的簡單復制，而是把記憶作為社會條件下的一個建設性過程來看待。［13］權威性定義與集體性溝通均是建設性過程，意在創制出童年記憶最出色的模樣。童年記憶的存在并不苛求原封不動的復制與復刻，更為重要的則是經由個體與群體的多次加工。首先是有目的地選擇。選擇激勵型或加冕型的對象不停地出現在腦海中、不斷地加以提及，通過無意義的循環重復擴充其在整個童年記憶中的占比，以使之成為主旋律與主色調。當然，此類選擇還必然包含著選擇性地舍棄，對自身恐懼與社會禁忌的刻意回避，用主動遺忘的方式將其進行模糊化處理，從而再一次增強對偏好型記憶的凸顯。其次是審時度勢地添加。添加對個體與集體有利的內容，尤其是考量眾多社會性因素與集體性傾向，將之融入或嵌入童年記憶之中，以增強原來相對單薄但更富認可度的記憶的厚度，將童年的些許遺憾以想象或再創造的方式加以彌補，從而塑造一個過去的“我”以及“我的童年”的豐滿形象向今天闊步走來。第三是超越時空地排列組合。童年是排列在時光軸上的已完成旅程，有其自然展開的先后順序。但童年記憶卻不受時空的限制，所涉及的景觀、話語、他者、事件及儀式都可以被隨意地調配，適時地在當下某個場景或某種需要中出現。童年記憶可能變幻出一百種模樣，呼應著一百種排列組合的方式，即便這些內容無差別，但其順序的變化也在重塑著童年記憶的多樣可能。由此看來，童年記憶既具有穩定性、凝結性與共通性的特質，又富含溝通性、可塑性與前瞻性的潛質，其關鍵仍然在于社會基因的作用發揮——導引著童年記憶與社會凝聚性文化結構間的對稱與適配。

（二）當下建構：復制-傳遞-補償

童年是一代人的歷史，更是一代人的當下與未來。被篩選、被美化、被重構了的童年，是對現時生活的投射與合法化的依托。事實上，人們一直努力地回到童年，在童年開始與結束的進程里穿梭，在若隱若現關聯著的當下中建構。成人的當下是童年的未來，更是童年記憶的鏡像，還原著作為兒童時對于世界的認知。當下生活在流變中發生，決定著童年記憶也將始終處于活躍的狀態之中。個體通過他們自己的心智活動、環境中的體驗和社會性互動，建造與重構其周圍世界的圖式。［14］童年記憶參與了圖式重構的全過程，并對成人即時即刻的生活產生著深層的影響。生成影響的主要契機之一，在于相同或相似情境的內在映證；之二則在于身邊兒童的促發，促發對童年記憶的當下建構，這種建構表面上看是在修飾、完善或是優化過去，實際上則是在依戀過去的同時觀照當下，這種觀照決定著當下生活的結構與行動。其觀照模式大概體現在三個層次。

一是意象復制。童年時期是世界觀形成的最初階段，兒童用最自然的方式知覺外部世界，從而塑造著對世界的特定看法。這些看法也許并不十分穩固，但作為在最底層涂抹的印記，哪怕到成年后存留下來的只是梗概而無細節，但也具有根本性的決定力量。例如，關于自然-社會的認知，來自在自然中探索的游戲以及在親密關系中的儀式乃至告誡。盡管許多游戲成人已不宜再參與，許多儀式成人已無法用兒童的身份去感知，許多告誡成人也已不再相信，但是在童年積蓄下來關于自然與社會的基礎意象，卻總免不了成為成人持續重溫與復制的對象。成人在喧囂的生活中對自然的向往與回歸，日漸獨立的自我則越發地理解了家庭、共同體以及國家的意義。成人自愿被籠罩在童年記憶的模糊意象里，模糊猶如一種濾鏡，濾去現實世界里不崇拜、不信仰的部分，將童年覆上一層神圣的色彩，為成人當下生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提供了最可以倚賴的觀念源頭。

二是邏輯傳遞。過去是回不去的歲月，但又是永恒的時光。當成人不斷地指涉過去，過去便一直不會消失，會永遠地存在于當下。除了將童年記憶里的世界意象融入自身的日常生活之外，成人總是不自覺地想要將之傳遞給正處于童年期的兒童，并將之視作“過來人”的切身關懷與經驗給予。成人用現實生活去對照童年生活，映射出童年鮮亮的模樣，并時常會創造許多的機會，帶領孩子進入自身那一代童年復現的場景。甚至成人已經不再相信的坊間告誡，有時也會習慣性地傳導給兒童，仿佛是兒童的必修課一樣。成人將這些凝結成慣習的生存經驗與生活邏輯傳遞給兒童，交由他們去繼承或阻斷，成人不宜且不能再去干涉。而作為成人對童年記憶當下建構的一大使命，則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

三是遺憾補償。透過成人當下的需要來看，其童年經歷也不全然都是美好，也不必然都能輸送積極的滋養，總是一半歡愉、一半憂傷的。憂傷的內容在充滿遺憾的“假如體”中頻頻浮現，諸多遺憾已被過去封藏，不可逆亦不可更改。但是，人擁有強大的能動作用，為了更好地向著未來的生活，會用各種補償的方式治愈童年。有的成人沉浸在動畫的世界里不能自拔，用角色扮演的方式靠近童年記憶里的偶像人物，逗留在虛幻的童年，用以逃離刻板生硬的成人社會；有的隨意地揮霍眼前的時光，以反叛童年時期的禁忌與規矩、以報復性地彌補童年物質匱乏時的“愛而不得”為目的，這些行為模式的形成都可以在童年找到解釋的原點；有的則用他人替代的方式填平內心深處的缺失，尤其將對童年時期最完美模樣的期待投注到孩子身上，用加倍的努力驅使兒童代表自己填補不滿，獲得重生。成人對童年記憶的當下建構是其作為文化記憶的必然要求，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環節，它將童年記憶從被視作固定的、孤立的、對象化的常規意義上解放了出來，價值有涉地致力于解答當下何以如此、未來何以可能、行進道路何以展開等關鍵命題。

四、童年記憶的教育學意義

盧梭說：“每一個年齡，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其自身的完美，都有它特有的成熟狀態?！保?5］盡管童年是人生命歷程中的較早時期，但其完整性與成熟性卻不能被抹煞。作為教育學重點關注的對象，其社會性、文化性以及建構性的特征啟迪著教育學的思考，之于當下教育的價值蔚為重大。

（一）賦予童年尊嚴：以成人的過去捍衛兒童的當下

童年是兒童專屬的權利，童年記憶則是成人時時呵護的寶藏。成人往往容易帶著作為事先經歷者的優越眼光去審視兒童的現在，以此習慣性地用關于自身童年的既定經驗以及人生導師的姿態去決定兒童應該過一種什么樣的童年生活，將成人世界的理想型強加到兒童身上，期盼兒童順暢地過渡為成人、以羽翼豐滿與飽和成熟的方式進入成人世界，并將之視作引以為傲的根本使命。這看似是一套極為完善的設計方案，但忽視了一個根本點，那就是童年具有其自身的獨立性，蘊含著自成一體、內在完整的結構，遵循著歷經時間存儲為記憶的特定邏輯。童年無法放入實驗室進行檢驗，也無法搬進溫室精細化培養，各種遺憾、缺失、不滿足是必然?？v使竭盡全力，童年都無法完滿，更何況依托記憶的機制，長大后的兒童還能夠在集體的影響與社會的框架下擁有回溯修復與情境改造的能力。那么，何不尊重童年獨立存在的絕對權力，任其以自然的方式發生，交由兒童自己去把握與嘗試，讓成人無法預知的不確定性成為兒童可以享受的對象呢？哪怕他人是子女、親人或是學生，成人也不以憐憫、武斷與強勢的方式過度干涉他人的童年，不以復制自以為完美、彌補自身遺憾或刻意重組改造的方式，去決定童年的應然狀態。成人不必擔憂，更不必以為了誰好的名義粗暴地對童年進行成人化的處理。畢竟，當人們回想起自身的童年時，記憶中被成人時刻左右著的感受總是糟糕的。推己及人，成人應該堅決地擯棄童年是生命歷程的附庸、兒童是成人的準備狀態等固執觀念，更多地賦予兒童足夠的童年自主空間。這既是對兒童的真誠解放，也是從另一層面對自我童年的療愈。

（二）凝結集體認同：消彌成人與兒童之間的代際隔閡

毋庸置疑，教育是兒童與成人相遇相伴，并相互影響的文化手段，兒童的成長依靠成人的導引。遺憾的是，兒童與成人又容易處于對立面，無法真正地站到一起，使得相互間的敵意變大、隔閡變深，其根本原因在于所處立場不同、旨歸訴求亦不同。成人自帶拯救世界的使命感，而兒童則天然缺乏承擔責任的后果感。由此，兩股力量不僅難以聚合，還容易相互拉扯與惡性消耗。而童年的存在，卻恰恰能夠成為填補立場溝壑的重要載體，能夠促使成人與兒童在童年的語境中完成意義對話。把成人的童年與當下兒童的童年關聯起來，通過意義互動與持續溝通，會增進彼此間的體諒與共情。從有效消彌代際隔閡的角度來看，一方面，以成人為主體引入成人曾經經歷的童年記憶媒介。媒介可以是一場游戲、一種儀式，或是一個特定事件的復現，讓兒童以刻意體驗與深度參與的方式穿梭到成人的過往世界中。其目的在于通過立場的暫時轉換，賦予兒童順理成章的機會，讓兒童嘗試了解成人為何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對待自身，體味其中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從而理解成人被過往支配著的局限性與不可通約性。打開各式各樣的通道，讓成人有足夠的空間去呈現童年記憶，并輔之以當時當下的剖白與解釋，使得關于童年的認知可以跨越不同世代的偏見，達成代際間的互構與互生。最后凝結為遵從與敬畏童年的集體認同，在溝通記憶的多層迭代與動態生發中演化為社會性的文化力量影響著一代代人的生存境況。另一方面，則可倡導成人平等地參與到兒童正在進行的生活中去。兒童是一個自我引導按照精確的時間表在愉快與歡樂中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創造宇宙中最偉大奇跡的人——的工作的人。［16］向兒童靠近，并真誠地向兒童學習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實踐智慧，不帶偏見地去體悟兒童童年生活的狀態，不居高臨下地去觸碰兒童癡迷的游戲、讀物或玩具，盡可能多地去獲取兒童對于他們自己所構筑起來的世界的獨特看法。在成人看來，即便兒童的許多看法是稚嫩、偏狹抑或是錯誤的，但這些都是兒童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人不應以自身世代的共識去壓迫、凌駕、替代其他世代的共識，而應以童年記憶為友好使者動態雕塑這個時代的總體共識。這是成人幼態持續的重要機制，更是人類社會始終葆有生命力的基本前提。

（三）同構生活世界：以未來的名義貢獻主體力量

童年是兒童未來生活的原型，具有塑造自身行動邏輯與集體社會生活的強大功能。成人幾乎所有的行動都是對童年文化記憶或積極或消極、或明確或隱晦地反映與回應，都能在童年記憶中找到來自遙遠過去的合理性解釋。童年記憶的始終在場決定著富有深遠影響力的童年不會消逝。童年并不僅僅是一個人生階段，而是生命中的一種特殊的經驗形式、一種人類經驗的可能性、一種潛力、一種強度和一股至關重要的力量，是實現轉變、在世界中產生不同或者說是新事物的條件。［17］童年決定著自身當下與未來的底色，也在影響著已然成年的人對待尚處童年期的兒童的態度。童年是兒童與成人共同參與的當下，更是從過去飛奔而去的未來，為人們還未抵達的生活輸送著源源不斷的生命能量。提出童年作為一種文化記憶的深層意圖在于確證其社會歷史產物的身份，揭示其反作用于社會歷史與可能生活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探索經由童年記憶共同構筑一個美好世界的現實路徑，倒逼內隱邏輯的顯現——成人與兒童的關系重建與視界融合。應該允許兒童像成人一樣握有改造世界的主導權，哪怕此番改造僅僅是之于自身、之于親密他人、之于最近處的周圍世界，哪怕具有一定的破壞性、顛覆性與反叛性，哪怕會給人們自認為已經適應了的世界帶來暫時的異樣感與不安全感，那都是彌足珍貴的。兒童天然擁有的勇氣與活力，改造世界的動因與過程，以及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這些都將最終成為童年記憶，融入未來成人的慣性體系之中。以壓抑與控制為童年主色調的成人，將被必然剝奪關于這個世界的話語權與行動權，而使兒童淪為呆板的逢迎者與依附者。同時，也應該允許成人像兒童一樣享有“不負責任”的自由權。如安卡·蓋厄斯所說：“成人也可以自由地探索世界，享受無目的的時刻，并培養那些與工作無直接關系的創造性的能力?！保?8］在這一層面上，童年記憶的存在又變得舉足輕重，它不僅能夠給予成人永不停歇的自由精神給養，更能夠作為一種文化調節機制推動成人向兒童的回歸，鼓舞成人主動地掙脫被長期規訓與圍困的“牢籠”，在兒童崇拜與童年信仰中與兒童一起同構生活世界的理想愿景與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