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的內涵及共同體意識的再建構

方李莉 毛薇娜

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石,也是樹立中華民族形象的根本。為此,首先要研究什么是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這些共享的文化符號的意義基礎是什么,如何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關聯,乃至如何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世界形象。

一、關于文化符號的內涵

要討論以上問題,就要深入地理解什么是文化符號,研究清楚其內涵和外延。為此,我們首先要定義清楚什么是符號、什么是文化符號,討論其價值與特征是什么,其是如何產生,又如何與享用它的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產生聯系等問題。

(一)何為文化符號

符號是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實踐中,找尋、選擇、確定和通用的象征體系,且“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1)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文化符號與意義息息相關。人類為了肯定自身存在,一直在不斷探索存在的意義,而文化符號則是人類尋找這一意義的工具。也就是說,人用符號來表達意義(思想),沒有符號,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人類的思想本身就是符號,人類通過符號來表達思想,符號使人類變得有意義,研究符號就是尋找人類自身的意義。而所有的意義都是由文化表達出來的,我們今天研究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就是在研究中華民族共享的意義之所在,由此也可以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實體,而在這個實體之上一定還有一個多元一體的文化符號,正是這一套多元一體的文化符號將共生在同一個地理空間中的中國人民組織起來,達到‘共識’而形成一個具有共同體意識的民族實體?！?2)方李莉:《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文化符號的再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3期。

(二)何為文化符號及其象征性和共享性

一般來說,文化是由“社會形成的意義結構”組成的。所謂的文化符號,則是人們用來互相交流的文化工具,它與象征社會話語密不可分?？晒┙涣鞯奈幕哂泄蚕硇院凸残?而文化的公共性在于其處于符號自身里,符號作為被表示者(概念)和表示者(符號載體)起作用。當文化命題被社會行動者學到后,它們即成為個人的思想,就像感情一樣,它們處于人們的心靈里。正因為如此,“人類思想完全是社會性的:起源是社會的,功能是社會的,形式是社會的,應用是社會的。從根本上,思維是一種公眾活動——它的自然棲息地是院子、市場和市鎮廣場”(3)[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424頁。。在這些空間中,文化與感情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最明顯的,而這些互動是通過符號作為媒介而起作用,所以“文化符號的多余含義是‘處于’行為者的心靈中的”(4)[美]M.E.斯皮羅:《文化與人性》,徐俊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9頁。。然而由于文化具有象征性和公共性,便使其成為構建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的最重要的工具與介質。不同文化的框架不僅基本上不同,而且常常是不易相容的。如果我們不了解其深層的意義結構,那么也很難將存在于其表層的文化符號梳理清楚。因此,人類學的任務是要理清其深層的意義結構和這些意義所產生的社會背景與含義,進而使這些符號變得可以闡釋。只有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回答清楚如何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三)文化符號的歷史性和傳統性

任何一種文化符號都具有歷史性和傳統性,因為其是在社會群體的歷史中形成的,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傳承對象而存在的。文化的命題是傳統的,“這些命題是在社會群體的歷史經歷中形成的,而作為一種社會遺產,是社會行動者通過各種社會傳導過程(適應社會上存在的文化類型)獲得的,而不是由個人的經歷構成的”(5)[美]M.E.斯皮羅:《文化與人性》,徐俊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5頁。。也因此,文化符號承載的是集體的記號,而且人類社會的行為模式也是由人類社會一代接一代地創造和發現的,人類現存的行為模式(包括他們的社會系統)和文化符號都是由歷史積淀下來的。因此,在研究文化符號時一定要關注其歷史性和傳統性。

不僅是文化符號,包括文化行為也是從前一代那里傳下來的。它是通過學習來繼承的,而不僅僅是通過傳遞?！拔幕皇且环N引致社會事件、行為、制度或過程的力量(power),它是一種風俗的情景”(6)[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17-18頁。,因此,許多文化符號也是由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所承載,因此非遺的消失也是一系列文化符號的消失。這些文化符號曾經給當時的人們提供行動的象征系統。

之所以說文化符號具有歷史性和傳統性,是因為它的形成與一個民族的信仰和價值觀有著密切的關系。信仰和價值觀奠定了人類存在的最一般的情景,是對人的行為的最獨特的要求,其形式、媒介和對象都充滿著深刻的道德內涵,同時直接影響到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審美風格、生活質量及情感。當然,信仰和價值觀也反映了人們對自身以及對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態度,“世界觀是對純粹現實中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畫,是自然、自身和社會的概念。它包含著他們對秩序的最廣泛的觀念”(7)[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155-156頁。。因此,要研究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特征,一定要從觸發他們產生信仰和價值觀的初始條件入手。

為了對中華文化符號進行研究,不僅要對它形成的歷史和傳統進行研究,還需要對遺產資源積累起來的有意義的符號儲備進行研究,以此來進行當下社會文化的再建構。因為,這類符號不僅僅是我們生物的、心理的、社會的、存在的表達工具或相關因素,而且是它們的前提條件?！爱斘幕豢醋魇强刂菩袨榈囊惶追栄b置,看作是超越肉體的信息資源時,在人的天生的變化能力和人的實際上的逐步變化之間,文化提供了聯接?！?8)[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65頁。

把人看成是一種符號化、概念化、尋求意義的動物的觀點,在過去二三十年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變得越來越流行,“各種文化符號體系是信息的外在來源,是用于組織社會及心理過程的模板,在這些過程缺少它們所含有的特殊種類信息的情況下,在行為、思想或情感的制度化向導微弱或缺席時,發揮最重要的作用”(9)[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261頁。。因此,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中,對其文化符號的形成過程、分層、結構以及運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筆者在另一篇文章(10)方李莉:《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文化符號的再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3期。中已有所涉及,在這里就不再贅述。而本文試圖厘清的是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關系,討論清楚這些共享的符號是建立在何種共享的意義之上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是通過創立共享的、常規的、有序的文化符號體系進行交流和溝通的,進而達到將一個群體組織起來的目的,同時也是為了習得群體共同的價值觀和有關本群體的文化意義框架,使自己和他人能夠相互適應,從而鏈接周圍的世界與自我。這一“自我”是具有連續性的,即:世世代代相承相傳。因此,文化不僅有共享性,也有代際之間的傳承性。人們把生活中共同的認知和經驗以及對生命的知識和態度,通過符號沉淀下來,再借由符號建立一個意義系統,并將它傳承給下一代。

二、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定義及其形成的基礎

有關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可作如下定義:中華民族在自身的特殊地理環境中所產生的,通過一套禮儀制度表現出來的思想意識、社會秩序、道德觀念以及生產和生活方式,在長期遷徙和交往、交融、交流的過程中,反復錘煉和完善而形成的一套多元一體的文化符號體系。中華文化符號的形成有五個基礎,即共同的地理空間、共同的文字基礎、共同的血緣基礎、共同的經濟基礎和共同的文化基礎。

從地理空間來看,中華民族的家園坐落在亞洲東部,這片大陸四周有自然屏障,內部有結構完整的體系,被中國古人稱為“天下”,因此在先秦時期中國就有了一個“天下大同”的理想,從而統一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許多不同的民族。他們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成為“天下一家”中的成員,這種認同延綿幾千年從未中斷。中華民族還具有共同的文字基礎,秦代的“書同文”就是把各國的通用符號統一成一個標準和信息系統,進而達成文字承載的價值理念上的認同。重要的是中華民族還擁有共同的血緣基礎?！皬纳锘A和所謂‘血統’上講,可以說中華民族這個一體中經常在發生混合、交雜的作用,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上可說是‘純種’”(11)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費孝通:《費孝通全集·第13卷(1988-1991)》,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頁。,從而形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緣共同體?？v觀歷史,不論統一還是對峙,各民族在經濟上始終相互依存,“一個渠道是中原政權的饋贈與互市,另一個渠道是民間貿易,這就形成了生活在中華大地上各個民族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基礎”(12)方李莉:《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文化符號的再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3期。。此外,商貿交往的過程也伴隨著文化的互動。中原政府常常采取懷柔政策,“中國人在此懷柔政策下,常常招致邊外的歸化人,讓他們遷移到邊疆以內,給以田地,教之稼穡,漸漸再施以中國傳統的教化”(13)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134頁。,因此少數民族來到中原的人數逐漸增多。當時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相較于周邊的游牧地區擁有高度發達的文明。這一過程也是文化涵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化相互認同的過程,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礎也孕育而生。

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在長期共生共存的歷史中,早就形成了堅實的共同體意識,并在多元一體的實體之上,建構了一套多元一體的文化符號。正是在這些文化符號的不斷交流、交往和交融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并讓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延續至今。

三、中華文化符號背后共享的文化意義

我們對文化符號以及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進行了梳理和討論,而且還提到了文化符號與背后的意義世界緊密相關。為此,我們要進一步思考的就是:如果各民族有一套共享的文化符號,就必然有一個共享的意義世界和一系列共享的價值觀和共同體意識。那么,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就是中華文化符號如何被確立,同時在其背后共享著的是一些什么樣的意義世界,并由此形成了什么樣的民族形象而屹立在世界上。

(一)以“禮樂”為中心所創立的文化符號

任何一種文化的產生都有其特殊的初始條件,而且往往與其地理環境密切相關,而中華民族最初文化觀念的產生也是如此。從地理條件來看,中華民族坐落在一片四周有自然屏障,內部有完整結構體系的陸地上,費孝通先生寫道:“這片大陸上最大多數的人是拖泥帶水下田討生活的?！?14)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頁。也就是說,居住在這片大陸上的人們主要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業和游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15)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頁。。因為農業是屬于定居性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所以生活于其中的人們重視查看天象,掌握節氣,最重要的是要保護好自己生產和生活高度依賴的自然環境。在這樣的生存背景下所產生的文化觀念,也大都是在與自然以及與人相處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文化觀念是:面對大自然,人們的生產勞動和生活方式必須要有節制。而這種節制需要有一套制度和理念來具體實施,因此,當時的“君子依照禮儀的精細規則而生活”,而一部分“文人開始把禮儀和貴族家庭的習俗慣例編輯成典章”(16)[英]凱倫·阿姆斯特朗:《軸心時代:人類偉大思想傳統的開端》,孫艷燕、白彥兵譯,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第151頁。,這就是中國儒學和禮儀制度的開始。

儒家文化中的禮儀制度是一種社會秩序,“所謂‘禮’……是用一整套‘名分’次序的排列制度,來別親疏,定上下,立尊卑,序長幼,明貴賤,分遠近,以確定人們的義務、道德和生活……‘禮’的功能是‘別異’,這個‘別異’是通過一系列的‘名’來建立和確定的”(17)李澤厚:《由巫到禮 釋禮歸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53頁。。這樣的“名”把差異、區別呼喚出來而形成萬物。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這就是對萬物的分類,這樣的分類并非只是物質性的,同時也是文化性的和社會性的。這些“名”的建立和確定,實際上就是對一套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體系的建立和確定。千百年來中國人就是依據這套文化符號體系來行動和生活,并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

儒家文化制定的“禮”囊括了傳統中國人公私生活的各個領域。大到“朝廷”的官職分工、等級秩序,小到個人(主要是士族貴族)起居飲食、應對進退,所有這一切都給予了明確的準則。這些準則不僅是針對個人的行為舉止和儀態,即便各種生活器用也都是有規定的。最顯而易見的準則體現在服裝上,所謂“貴賤有級,服位有等”,“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18)賈誼:《賈誼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頁。。

正因為如此,古代的皇宮養有百工匠人,專門為宮廷的皇族制作不同等級符號的生活器具及服飾等。除此之外,還在皇宮里設有宮中教坊,由專門的樂官主持,主要是為各種祭祀慶典服務。從事這項工作的樂人具有專門的在冊樂籍,他們的存在是全國性的。這樣的“禮”還通過各級官僚制度滲透到民間,把中國人的不同實踐活動和這些活動的外在形態,也就是人際的現實生活規范,安排成為一個大系統。這也讓中國成為了一個最具符號化的國家,民間的衣食住行處處都飾以豐富而漂亮的圖案,圖案表面是裝飾,但卻意義深刻。在宮廷里這些圖案是統一的,但到了民間卻根據各地風土民情以及自然材料和氣候的不同,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變體。不僅如此,許多宮廷的戲劇歌舞有統一的教坊和樂官來編排,到了地方上也根據地方的風土民情形成了更加豐富的地方性戲劇與歌舞。這些戲劇與歌舞也是具有裝飾性和夸張性的,具有強烈的藝術表現力,因而中國成為世界上工藝美術和戲劇藝術最發達的國家。

“‘禮’是表示、傳達情感,同時又是給情感以確定的形式而成為儀文典式?！?19)李澤厚:《論語今讀》,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83頁。中國這種裝飾性的藝術語言就是情感得以確定的“儀文典式”,也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體系。它的核心是以國家意志推進的儒家文化的禮儀,但到了各地又在國家意志的基礎上得以發揮并豐富,同時成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

裝飾包括了衣食住行的日常器用上的各種圖案紋飾,這是一種高度夸張和程式化的文化符號。這些文化符號體現在建筑的門窗、屋梁、墻壁上,體現在家具的桌椅板凳上,體現在衣服刺繡的紋飾上,最終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一種被人文化了的符號世界,也是被精神化了的藝術世界。故錢穆說:“在中國是工業與美術合流了,僅在有關一般人生日用品方面,而流露了中國人之心智與技巧,使日常人生漸于精美化,這是中國工藝美術之一種特性?！?20)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79頁。這是中華文化符號的一種特性,讓我們看到中國的文化符號體系緣起于中國人為了與大自然、與社會和諧相處所建構出的一套禮樂制度。這套禮樂制度從宮廷深入到民間,構成了中國人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文化符號是自然條件的產物,也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積累和完善的產物。

(二)“家國天下”的共同體意識

中國的文化體系和社會制度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要理解中國的文化符號和核心價值觀,首先要理解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創立者孔子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政治哲學,他的創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個倫理問題”這樣一種觀念。(21)周文:《國家何以興衰:歷史與世界視野中的中國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14頁。也就是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倫理代政治,提倡所謂的“家國天下”,即把家擴大為社會國家,進而提出“天下一家”的概念。把直接掌管百姓的官員稱之為“父母官”,而這些“父母官”則把所管轄的百姓看成是“子民”?！皭勖袢缱印眲t成為古代官員的信條,這與中國祖先崇拜的信仰有關?！靶⒌馈笔侵袊幕械闹匾煞?其中不僅包括了孝順父母,也包括了對君主的忠誠?！拔┲袊四軐⒋藘捎^念巧妙而恰當地擴展,成為一種‘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基本道德觀念,以及自然哲學‘天人合一’與和平信仰‘善’的種種方面去?！?2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162頁。

從文化的構成來講,西方國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國是向內凝結的。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就為中國人設立了一個“天下大同”的理想。這樣的理想鑄牢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也就是說,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許多不同的民族能認同中華文化,成為“天下一家”中的成員,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尤其是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天下大同”概念是值得進一步發掘的?？v觀歷史,中華民族成為多元一體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完成的。這樣相互承認的過程,也是一個“美美與共”的過程。

(三)禮儀之邦的民族形象

自古以來,中國就被稱為“禮儀之邦”。項陽在《以樂觀禮》中認為:“中國文明之所以有禮樂文明的稱謂,就在于中華文化中分層次和層面有這些禮樂儀式的持續性存在,并得到世界范圍的認同,這就是禮儀之邦的意義?！?23)項陽:《以樂觀禮》,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第367頁。周朝以來形成的禮樂制度將禮樂與國家制度相結合,在國家稱之為“禮”,在民間稱之為“俗”?！岸Y”是對應皇家的儀式需求,代表國家在場;“俗”更多對應審美、欣賞和情感宣泄,屬于世俗日常。所謂“禮樂”,是體現在國家和區域、官方與民間等多個層面上的,同時也體現在頗具典型意義的禮制和民俗儀式中。這些儀式過程中所使用的音樂和充滿象征性紋飾的道具,一方面彰顯、代表國家與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激起民眾的參與和認同。在具有象征意義的“禮樂”儀式中,加強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岸Y樂”在官方和民間雖以不同的形式、場景、內容而存在,但從某種意義上卻深刻地反映了自上而下、從官方到民間、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們的共同審美經驗,這恰恰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的精神之所在。

除“禮”與“俗”之類的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外,中國還有一個介于這之間的“雅文化”,掌握這些“雅文化”的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由于中國文化重視人心境界的陶冶和塑造,因此,“中國讀書人不分為官或無官,都信仰一種透過文藝手段流露自我心靈的方式,尤其是借由所謂詩、書、畫三絕,三者結而為一,詩以文字形式表達,畫則用書的技巧……詩、書、畫又與文人‘四藝’并觀:琴、棋、書、畫……身懷三絕、四藝,表示此人是個雅士,等于領有文化素養執照,可在儒家圈中更上層樓(至少男人如此)”(24)[美]羅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中國瓷的時代》,鄭明萱譯,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133頁。。錢穆認為,中國人追求的“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應說是富有哲理的‘人生體味’。那一種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與體味,在實際人生上的表達,最先是在政治社會一切制度方面,更進則在文學藝術一切創作方面”(25)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164頁。。中國人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修身”就是自我的心靈陶冶和塑造,而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26)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第320頁。則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也呼應了“天地人鼎足而三”的理念。因此,在中國古代,人始終是大寫的人,即把人與天地并立,即所謂的“天地人和”。世界萬物都是出自人心,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國家形象,一方面是知識之國,另一方面是禮儀之邦。它的形成正是由這些外在的文化符號所塑造的。

另外,任何文化符號的背后連接的都是一個意義世界。在中國古代的意義世界里,文化是將心靈投向世界,通過心靈的浸染使世界高度地人文化和秩序化。而這種人文化和秩序化構成了有意味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從而也產生了為“衣、食、住、行”生產物品的手工業。而這是一項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產業,也是古代中國文化被理想和美好愿望裝飾過的文化。當時用手工制造出的每一件物品,都具有象征性和寓意性,上面也都會刻有(或畫有、寫有)向往美好未來的圖畫、文字等,這就是把生活的情趣和藝術融匯在“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千秋萬代和平生活”等文化符號中。將象征性的文化符號與生活用品以藝術的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人心中的“桃花源”?！兑捉洝吩弧坝^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通過注重倫理道德,使人們的行為合乎文明禮儀。這里的文明禮儀就是通過一系列具有裝飾性的象征體系,也就是體現中國人價值理念的文化符號,投射到生活中的每一個空間。因此,中國人的人生是一個高度“人文化”的人生,而中國也是一個被高度“人文化”了的國家,這就是能夠體現“禮儀之邦”民族形象的由來。

四、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所面臨的沖擊與重建

積淀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進入工業化以后開始遭受到現代化的猛烈沖擊?，F代社會呈現出批量化和規?；纳a特點,同時也追求市場需求的最大化。這種市場需求超越國界,超越文化。它是由現代設計提出的理念,進入到生活實踐的視覺呈現,從而重塑了人們觀察世界的方式。這種方式就是以功能代替文化意義,以實用代替傳統,把人變成了沒有地域文化認同的國際人,從而覆蓋了隨處可見的地域性的傳統文化符號。在這樣的背景中,中國傳統的文化符號就被迫消解和破碎了。

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技術的發展不僅體現在社會治理方面,同時對傳統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社會的運行和發展高度依賴機械技術,技術在社會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許多傳統文化在技術的沖擊下大量流失,而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加快了這種流失的速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開展了非遺保護的工作,但在保護的過程中主要強調地方性、民族性、特殊性等方面文化的內容與形式,而忽略了對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的保護和研究,這勢必影響這些中華文化符號的形成和穩定。

因此,討論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首先要認識到這些文化符號不是今天才產生的,而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過程中產生并積淀下來的。它們有精華也有糟粕,要根據時代的需要對其進行重新選擇、重新建構。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重新梳理歷史、認識歷史,還要喚醒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目的不是回到歷史,而是通過歷史的印記鑄牢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

(一)喚醒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

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是歷史上各民族共同分享所形成的,喚醒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的過程就是解釋和再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這樣的過程是通過樹立和突出歷史上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的記憶方式來進行的。因為符號是文化的載體,歷史上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就是各民族集體記憶中的共同體意識和建構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石。

如何喚醒這些歷史記憶?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一是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包括了各民族共同的生活生產勞動的記憶、共同的歷史文化的記憶、共同的審美經驗的記憶等,喚醒各民族的這些共同記憶,就是在加強和塑造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二是中華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產生活的實踐過程中共同創造的象征體系,背后蘊藏和印證了中華文化的傳承與歷史的演變,這樣的象征體系和文化符號能流傳至今,證明這些符號得到了各民族的“一致認可”并共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三是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勞動中,所形成的共同經歷、共同歷史和共同記憶的載體,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創造過程中體驗與收獲的共同情感、凝結與發揚的共同精神,以及樹立與踐行的共同價值理念。人們因精神的共振而凝聚起來,因價值的共鳴而走到一起。人們的互動過程充滿著符號的交換,為此,“人們不僅要學習這些符號,還要操縱這些符號,這樣才能充當‘游戲’中其他行動者的角色”(27)黃曉京:《符號互動理論——庫利、米德、布魯默》,《國外社會科學》1984年第12期。。中華文化符號背后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學界應予梳理與研究,同時也可以借助國家的非遺保護工程去進一步喚醒與發揚。

(二)在傳統與創新中復興和共享中華文化符號

以往我們認為現代化和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后來學者們逐步認識到全球化和多元化是同步進行的。全球化發展得越快,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性文化復興的愿望就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該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重建具有現代性的文化。人類學家薩林斯曾寫道:“非西方民族為了創造自己的現代性文化而展開的斗爭,摧毀了在西方人當中業已被廣泛接受的傳統與變遷的對立、習俗與理性對立的觀念,尤其明顯的是,摧毀了20世紀著名的傳統與發展的對立觀念?！?28)[美]馬歇爾·薩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自由觀的人類學探討》,王銘銘、胡宗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125頁。中國也一樣,在經歷了一百年的現代化洗禮后,我們開始尋求“中國式的現代化”,也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這個中國特色需要有外在的形式來表達,這一系列的外在形式就是中華文化符號。正如有學者所說,“中華文化符號化是一個逆向思維命題,即要從已經形成的自在的中華文化中探尋并厘析具有價值意義的符號,進而完成對中華文化的符號化”(29)青覺、徐欣順:《論中華文化符號的概念、要素與邊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要創立新的中華文化符號,不僅是要從歷史的記憶開始,還需要將這些歷史記憶重新符號化。傳統和現代的對立在后現代的知識時代不僅已經被消解,而且還成為了重塑非西方現代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

當前人類社會的轉型正在為本土性的文化復興創造條件,新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正在為這種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環境和依據。人們開始認識到,是全球化提升了本土特別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在全球化城市經濟里,文化展示的每個個體表現,都是地方與全球在互動中所構成的復雜系統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全球化促使了再地方化趨勢的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非遺受到高度的重視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潮流,這體現在各種可參觀的歷史現象中。例如,到20世紀80年代,遺產已經成為了一種被展示的文化,其觀眾開始迅速增長,從而促進了旅游業的消費遺產的觀眾開始迅速增長。而且遺產已經無處不在,甚至是任何游客都會自然而然期待的環境?！霸斐蛇@種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遺產已經成為商人們有利可圖的資源”,一方面是以游客為導向的市場因素,即旅游者希望通過旅游增長本土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是呈現和傳達文化擁有者“真實”文化的主張。這是一個雙向的需求和表達,因此,“遺產生產同時包括拯救過去和將其表現為可參觀的體驗,兩者相輔相成”。(30)[英]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馮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4、126頁。

這樣的背景有兩個方面的需求,一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需要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在國際范圍內找到自己的話語權;二是我們可以通過遺產的展示來重建各民族共享的新的中華文化符號。在這個國家身份重新再塑造的時代,人們開始把民族的自我意識視作可以積極形成并構造的東西,而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可以在各民族共享的新的文化符號的建構中得以鞏固。

當然,這一切離不開傳統和歷史,因此,當下“活態歷史”的場景出現在了各個場所,并獲得驚人的成功。許多地方都建立了新的歷史博物館、工業博物館,甚至村史博物館,不少地方出現活態歷史的展示和表演活動,有的還是實景展演等。這些復活歷史、展演歷史和非遺保護傳承等方式,都是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的最好的手段,也是為中華民族發展的今天和未來做歷史性選擇的手段。

(三)加強“文化符號”傳播,塑造國家形象

文化符號是用來傳播和交流的,有縱向代際和橫向國際的交流,因此是動態和流變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橫向的空間交流與傳播加速,以往特定群體——民族、社會群體、村落——不能再被視為文化孤立體,而應該用更寬廣、更動態的眼光來審視,包括文化符號的再創造也是如此。

如果說,歐洲伴隨著地理大發現而發生的文藝復興所帶來的思想革命就是人對自我的理性認識,當時的哲學之問是: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今天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人們開始了對自身文化的理性認識。文化的載體是群體,此時的哲學之問,應該是: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要到哪里去?既然有了“我們”,就應該有“他們”,文化符號不僅需要在“我們”內部之間交流和交往,還需要在“我們”和“他們”之間交流和交往。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的核心理念是要從“以主體為中心”轉變為“以主體間性為中心”(31)[德]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1卷,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5-127頁。,也就是說,交往中的主體之間將互為主體,這種互為主體性是通過符號的互動而定義的。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形象不僅僅是國家自生的,還是在交流的主體間性中建構的,文化符號的意識形態成為隱形的對外交流的重要媒介。

我們可以認為,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語境中,中華文化符號是對現代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不僅要代表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的歷史,還要反映當代中國文化新的生命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要深挖歷史和傳統,同時還要重建新的具有現代精神的中華文化符號;另一方面要善于運用融媒體、元宇宙、人工智能技術、傳播技術打造由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所建構的現代文化場景、文化景觀以及古老的文化遺跡,包括各類歷史博物館,讓古今融為一體。

要深刻地認識到,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民族文化符號,既是我們國家內部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自視”和“他視”的共同結果,也是在國際上與不同民族國家“自視”和“他視”的共同結果。這是一個不同文化群體互為“他者”和互為“鏡像”的時代。人們需要在自我中建構,也需要在“他者”的“鏡像”中理解、認識和表達自己。這種“他者”的鏡像,既是“國家間的”,也可以是“古今間的”。我們也可以與古人之間互為“他者”和互為“鏡像”。為此,當我們面對國際和面對歷史去建構當代中國話語體系時,要善于利用主體間文化符號的編碼和解碼;在重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的過程中,應當摒棄傳統符號的簡單表征,牢牢抓住解碼多樣化、傳播場景化的新特征。

(四)通過教育加強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

“文化是由通過技術、社會組織或語言等不同的途徑加以表達的、習得性的和共享性的知識和行為組成的?！?32)[美]杰里·D.穆爾:《人類學家的文化見解》,歐陽敏、鄒喬、王晶晶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65頁。也就是說文化是習得并共享的,學習和教育就成為獲取文化的最重要手段。一般來說,文化“是超機體的和超個人的,因為雖然它由作為有機體的個人承載、參與和創造,但它是逐漸獲得的,并且是通過學習獲得的”(33)方李莉:《新文科中文理交融的深層次探討——基于藝術人類學學科自覺的思考》,《民俗研究》2022年第4期。。在現代社會,這種傳遞和學習得以展開的空間主要是在學校,因此,學習和傳承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首先要從學校教育入手。這里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提倡開門辦學,從實求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2020年8月24日,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要求中國學者不論是自然科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都要面向中國實際,面向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為國家服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服務,這是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培養人才的目的。在學校教育的具體實施中,就是讓學生到“田野”中去做實地考察,深入到中國社會實踐中去,從實求知、提出問題、判斷問題,嘗試建立基于中國經驗的各種理論。從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民族文化符號的傳承和學習方面來看,目前關于中華文化符號的研究多半還聚焦在理論建構層面,深入田野研究的成果較少。我們需要帶領學生去鄉村、博物館、遺址等地方,了解和學習中國傳統的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通過對不同區域和民族的考察,找到它們的傳統性和共享性,并進行系統的學習。

第二,在學習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中華文化誕生于農耕社會,而當下面臨的是后工業文明,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場景。置身于新的時代,我們“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立場,將中華傳統文化置入不同的歷史語境之中”(34)包曉光:《新時代語境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幾個問題》,《湖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而當下語境便是以移動互聯網、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為基礎的科技賦能的生產體系及發展的語境。曾幾何時,傳統的文化符號一律被認為是落后守舊的象征,如何讓這些顯得“陳舊”的文化符號煥發生機?高等院校必須要通過知識更新來厘清這一問題。高等院校不僅要成為傳承和建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的主陣地,還要成為相關基礎研究、前沿探索和理論建構的大本營。最終,掌握了這些理論研究成果的廣大學生,持之以恒地到各個地區去實踐和創新,才能使得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深深植根于祖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