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短期穩增長、中長期增強發展動能的結構性改革

劉世錦

2023年年初，基本擺脫了疫情的困擾后，我國經濟進入恢復回升軌道，各方面的期待也比較高。但實際經濟運行并不平穩，一波三折。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預期不穩問題突出，是全年增速的低點，三季度有所回升。全年經濟增速達到5.2%，基本符合政府在年初的預期目標。即便如此，由于2022年的經濟增速只有3%，2022年和2023年兩年經濟平均增速4%，低于疫情前兩年經濟的平均增速5.1%，也低于社會預期的5%-5.5%的潛在增長率。

進一步的問題是，接下來的經濟增速將會怎樣？我覺得這個問題如果放在疫情前，5%這個速度是比較低的。但是現在來看，應該是有難度的，也有一些不確定性。

目前中國經濟的基本背景，仍處在由高速到中速、或者說由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我們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達到一個高點以后，整個經濟實際進入了減速期。

高速增長期有三大主要的驅動力量：基建、房地產、出口。前些年經濟雖然減速，但是余溫尚在，經濟下行時候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了。但是這一次不一樣了，房地產到目前為止還是負增長，基建投資速度的可持續性尚堪憂，出口也呈現下行態勢。

現階段我國經濟結構新變化、新特征

現在的情況是，穩增長的老辦法不行了，有沒有新辦法？我們首先要認識和理解我國現階段經濟結構的一些新變化、新特征。

需求端方面

若干年前，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費品、房地產和基建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進入了減速期?，F在我們講擴大消費，一定要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以吃穿和其他日?；鞠M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于穩定，消費增長更多的是由社保、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信等發展型消費來拉動。發展型消費有一個特點，它比較多地采取集體消費，或者公共服務的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相關，需要政府搭臺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和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但現在我們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直接影響了發展型消費的擴大。從城市居民來講，面對著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但是缺口最大的是近3億農民工，近2億外出進城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我們講中國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同時還有9億中低收入群體，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所以，現在擴大消費一定要找準痛點。一筆錢，是解決中低收入群體的公共服務問題，還是“撒胡椒面”似地發消費券，或者直接發現金？這方面需要深入討論。

供給端方面

受需求減速影響，傳統產業進入下行通道；這就需要在穩增長的同時，通過推動一批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升級或發展新產業，進行對沖、更替和升級。這一時期傳統產業的“軟著陸”對穩增長是至關重要的。但我們目前面臨的情況，恰恰是作為主導產業的房地產等產業下降過快、幅度過深，且將延續較長的時間，從而引發全局性的沖擊。另一方面，企業家預期不穩、信心不足，制約產業穩定增長和轉型升級，部分領域創新動能下降，進度放緩。

資產負債端方面

在需求和供給雙重沖擊下，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都經歷著由數量擴張型向效率導向型的轉換。但這種轉換過程是痛苦的、被動的，是危機倒逼而非主動進行的。例如房地產業，過去企業多采取“高負債、高周轉、高銷售”經營模式，它的前提是住房的需求處于高速增長期。當這個前提不存在之后，這種盈利模式必然無以為繼，出現資金鏈的斷裂。類似這樣的一些需求被過度透支的行業，增速可能出現斷崖式的下跌。

還有不少領域，目前資產負債表不是在收縮，而是還在加杠桿、還在借錢，是借新還舊；這里還的這個“舊”不是本金，而是利息。所以相當多的資產缺少現金流，出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龐氏結構”。這里我們不愿意用“龐氏騙局”這個詞，但是沒有現金流、只靠借錢維持的經營模式，到了某個時點上一定會出現信用崩塌。

所以，最近討論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問題，我認為只是陷入困境后的階段性現象；其本質是：當我們經濟增速由高速轉向中速之后，總的需求和供給狀態必然要調整，資產負債結構也必須有相應的轉換。但是，這個轉換不容易。從日本的經驗來講，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

中國經濟增長的潛能至少還可支持5-10年的中速增長

我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還有很大的潛能，至少還可以支持中國經濟5-10年的中速增長。和日本做比較的話，中國經濟目前還處在中速增長期。

中國經濟增長的潛能在什么地方？我認為在兩個方面。

一是作為后發國家所具有的追趕潛能，也就是發達經濟體之前已經做過，我們現在已有條件、有可能做的事情?，F在我國人均GDP約1.3萬美元，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是3.5萬-4萬美元，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增長潛能，其中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也包括制造業和農業的穩固和升級。

第二個重要的領域是新技術革命，重點是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帶來的增長機會。

所以，追趕潛能加上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增長機會，就是中國的結構性潛能。支持中國經濟再有5-10年的中速增長是有空間的。具體來講，現階段有兩大新的增長潛能需要關注。

一是橫向需求空間。要縮小中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群體在終端需求結構——包括消費、也包括住房等等非生產性投資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體。有一種說法，中國現在還有5億人沒用上馬桶，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只要讓5億人中的3億用上馬桶，10億人中的5億坐上飛機，即使產業不升級，以現有的產能就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前一段時間討論共同富裕、縮小收入差距，有一些不同的解讀?，F在來看，這個可能是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社會主義目標問題。但它實際上也是經濟增長的問題。

二是縱向升級動能。這是指提升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拓展經濟的上行空間。包括現有產業的價值鏈升級和新技術推動的新產業，或者“未來產業”的生存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將會為縱向升級全面賦能。

挑戰在于，怎么發掘出這些增長動能。應該區別三種潛在增長率：

1.自然的或者已有技術條件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這個實際上講的是增長率的上限（如現階段增速是5%）。

2.這個增長率會受到體制機制條件的約束。在這種約束下的潛在增長率是第二個概念。體制機制政策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很大，甚至有決定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案例太多了，比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解決了吃飯問題，比如加入WTO使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現在新能源汽車發展得很快是因為放開了市場，等等。

3.宏觀政策約束下的潛在增長率。宏觀政策主要起穩定和平衡作用，對而增長速度的影響可能只有1%左右。假定中國有5%的潛在增速，剩下的4%要看體制條件約束下的潛在增長率是多少。

所以，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是1：4的關系。宏觀政策當然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宏觀政策不能干什么，也就是結構性改革和宏觀政策的重點在什么地方。需要澄清的一種觀點是，并不僅僅是宏觀政策可以短期見效，具有擴張效應的結構性改革同樣可能有立竿見影之效，而且如果結構性潛能發掘得不好，宏觀政策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結構性改革下一步怎么改

一是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二是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傳統產業升級和“未來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以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防控化解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改革。

需求側需要解決的問題比較多。中國還存在著比較大的收入差距，中高收入群體和中低收入群體之間存在的缺口怎么解決？可能需要再分配，但這不是重點，我認為重點還是城鄉關系問題。所以，現在要解決城鄉融合中的“三個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務獲取權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動產財產權利平等”。改革的措施應該是：

首先，更大力度地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負面清單的辦法，全國除為數不多的特殊地區外，全面放開戶籍限制，取消城鄉居民身份差別。

第二，三年脫貧攻堅戰以后，應該再實施為期三年的以近2億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攻堅計劃?，F在一些城市住房賣不出去，政府可以收購，作為進城農民工的基本保障性住房。最近浙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2023-2027年，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要大幅度縮小，基本拉平，在全國帶了一個好頭。

第三，土地權利不平等的現狀需要改革。城市里在國有土地上蓋的房子可以自由交易，而農民在集體土地上蓋房子，要么不批準，不批準蓋了的叫做小產權房，沒有合法的身份。批準了的宅基地，也只能在集體組織內部進行流轉。資本市場有一個基本常識，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流動、可交易、可抵押、可擔保的資產和不可流動、不可交易、不可抵押擔保的財產，市場估值差距非常大。當年的國有股，流通和非流通的股價差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所以，這可以解釋農民為什么財產性收入低，是因為農民的土地權利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財產性收入提不上去。這件事情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實際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建議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鄉結合部，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允許農民宅基地向集體組織之外的主體轉讓、抵押、擔保等等。這些方面應積極地探索和突破。有人擔心農民把鄉下的房子賣了之后，最后可能沒地方住，這并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假設。為了打消這種顧慮，可以讓出售不動產的收入優先為相關人員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這樣就可以把土地這個稀缺的資源解放出來。這樣的話，農民也可以享受比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現代化保障制度。

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是認可、保護和弘揚企業家才能

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認可、保護和弘揚企業家才能。目前在這個方面應該有比較大的理論和政策突破：

1.厘清“企業家”概念。企業家的才能或企業家精神是具有組合資本、勞動力、土地、技術、數據等要素的一種特殊能力，是組合資源的資源，是高于資本的一種更為稀缺的資源。所以資本家和企業家不能混為一談。

2.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是具有企業家才能的那些人，識別并抓住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機會，創辦了大量充滿生機活力，具有創新進取精神的企業。他們中多數通常是白手起家的。

3.市場競爭中的企業，是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組織形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股權多元化成為常態，要找到純粹的國企或者民企越來越困難。所以那種依照傳統的以所有制出身劃定企業性質和類別的做法，低估了企業家精神的作用，也越來越遠離企業和市場的實際。

4.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要依靠創新驅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企業家精神。這方面民營企業也要防止企業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斷檔。比如說，企業家的二代接不上了。能否使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充當主角，同樣是企業改革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5.創新精神，不僅各類企業需要，政府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者也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地方競爭和創新，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地方主要領導者的創新進取精神至關重要。

供給側和需求側改革要抓好“兩個關鍵少數”和“一個關鍵多數”。兩個關鍵少數就是企業家和地方主要領導者，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兩臺引擎；一個關鍵多數就是進城農民工，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主體人群。這樣才能打通痛點和堵點，穩增長、促轉型才能出現新局面。

我們現在推動改革，我認為還得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40多年還得摸著石頭過河，為什么呢？不同的時期要過不同的河。改革開放初期遇到的問題，是農村能不能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區之類的問題，現在這些已不是問題了?，F在的問題是民營企業家，包括社會上很多人信心不足。信心之源在哪兒？還是應該按照中央的精神：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相結合。

我認為頂層設計要解決兩方面問題，一是指方向，往東和往西方向不要搞錯。二是劃底線，弄清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這個前提之下還有很大的一個空間，就是重提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干預，把市場化、法治化與鼓勵地方基層積極性、創造性有機結合，不要動不動“究責”，處處制約。應有改革的動力和信心，允許試錯探索，允許多一些自選動作，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各級干部、各類人才營造寬松環境，為增長潛能的充分涌流創造條件。

（編輯 尚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