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陜甘寧：社會調查與社會疾?。ㄒ唬?/h1>
2024-03-31 10:13韓毓海
經濟導刊 2024年1期 關鍵詞：共產黨
韓毓海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學問的基礎是什么？社會科學的基礎就是社會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學風有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走向社會調查。期間產生了幾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調查文獻，比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全漢昇的《中國行會制度史》，劉半農的民俗調查，傅斯年的文物調查，陳翰笙的煙草業調查，還有方言調查，后來就有邊疆的調查，都是這種調查風氣的演變。
講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非常重要的就是這種學風的形成。如果沒有毛澤東、鄧中夏他們去農村、工廠做調查，那就不可能有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學風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很少去做社會調查；社會調查報告不算科研成果。如果傅斯年還活著，他一定會破口大罵，因為他說，西方的社會科學就是社會調查，沒有社會調查，就沒有社會科學。毛澤東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共產黨的本事就是調查研究。
我們要建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首先就要知道，共產黨的起點是走向工農，走向工農的起點是社會調查，離開了這個，講社會科學，講馬克思主義，都是空的。
北大開風氣之先，要為中國找一條出路
北京大學有很多的特殊性，它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由此它發動了以一個新的知識體系為背景的新文化運動。用嚴復的“群學”，即科學，代替了四書五經這些儒家經典，這些都是北大開風氣之先，更重要的是北大帶頭發起了五四愛國運動。
但是，建立現代知識體系和制度，并不意味著必然導致新文化運動，更不意味著一定會產生中國共產黨。這是三個完全不同的事情，比如說，清華也建立了現代知識制度，但新文化運動并沒有產生于清華，黨的創建與清華也沒有直接的關系。
為什么清華與北大有這么大的不同？因為兩個學校的創辦宗旨從一開始就不一樣。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是美國的庚子賠款建的，當時的美國大使就認識到：改變中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按照美國的辦法去培養一批中國精英，讓他們去引導中國，這樣，中國的精英們就不會鬧事了。所以，當時清華學生的命運和出路一開始就是定了的，前途是有保障的。他們在清華主要是學英語，畢業后去美國，回來之后政府會安排他們。
北京大學是中國近現代改革的產物，其目標就是為中國找一條出路。北大學生的命運，一開始就與中國的命運相似，那就是看不到出路，起碼看不到一個明確的出路，于是他們只能為自己、為國家民族找出路，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就是這樣。
清華也參加了五四運動，冀朝鼎他們也在“六三宣傳”時被捕，但那是清華少數人。冀朝鼎畢業后，也立即到芝加哥大學留學去了，因為他們的道路是確定的，就是去美國留學，而當時的北大學生就沒有這樣的出路。北大沒有現成的路可以走。五四運動結束后，北大的學生還是沒有出路，所以，他們還是要問中國向何處去，自己到哪里去的問題。
什么是北大的命運？北大的命運，就是不得不一直去摸索道路，是開風氣之先，或者說，一直處于李大釗所謂中之起點。毛主席說過，當年不是誰發展他入黨，共產黨是他們自己摸索著干的。
五四運動當然不是共產黨領導的，但一二·九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發動者是北大，領導一二·九九運動的其實是清華，一二·九九運動確實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因為那個時候黨不但產生了，也成長起來了。
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是中國共產黨
今天看來，改變了中國命運的，不是建立大學堂，不是新文化運動，不是五四運動，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參加新文化運動的那些人，老師輩的蔡元培、胡適，學生中的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中流砥柱，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但他們沒有走共產黨的道路。還有像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他們一開始參加創立了共產黨，但后來分道揚鑣了。大家承認共產黨，那是因為共產黨成了事了，也就是像《共產黨宣言》里說的，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是一種勢力的時候，才開始罵自己的這個對立面；即使承認共產黨，一開始也是被迫的，是不情愿的。
抗戰時期，傅斯年到延安訪問，見到毛澤東，酸溜溜地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意思是，最終能成大事的，沒準是你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不是我們這些搞新文化運動的，不是我們這些上街游行的學生領袖；我們今天不得不承認，你們這些人現在成勢力了，也許能成大事了。
其實，即使看到共產黨得勢，可能會成事，大多數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也不見得能認清大勢，堅定地跟黨走。他們是被迫的，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有勢力，其實現在很多人就是這樣：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我們得認清方向大勢，所以才參加共產黨。
當年共產黨是被逼出來的。誰愿意搞馬克思主義？誰愿意搞共產黨？一旦參加創立中國共產黨，那后果對于他們個人來說是極其嚴重的，嚴重到就像秋收起義一樣，一旦你做了這個選擇，那就沒有回頭路了——它的前途就是殺頭。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再回顧一下創立共產黨的這些人，不禁感慨萬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二個代表，共產黨的創始人，最后在黨內只剩下毛澤東、董必武了。
建立現代學術學科體系，辦世界一流大學，發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這了不起。但是，這些與創立中國共產黨、發動中國革命不是一回事，共產黨是革命黨，革命是要殺頭的。創立中國共產黨這件事情，可不是鬧著玩的，它比五四學生運動，后果可嚴重得太多了。
怎么形容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有很多形容詞，“開天辟地”，“橫空出世”，這都是形容，形容什么呢？用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乃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奇跡，是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的奇跡。我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形容什么是奇跡。
真正的問題是：在什么情況下，在什么條件下，在什么樣的歷史契機下，才能產生這種歷史奇跡呢？還有，為什么他們的活動是不可模仿的？因為奇跡本身是無法模仿、無法重現的。
什么是奇跡？在特定的時候，特定的人，特定的相遇，它把一切不可能變成可能，它不可復制、不可復現，這就是奇跡。
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的作為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是想象；共產主義不是單純的理想信念。馬克思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理想，而是現實的歷史運動，現實的歷史運動必須建立在嚴密的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如果基本情況還不清楚，就憑一腔熱望去想象無產階級，那這是狂熱。
其實，馬克思很少去定義共產主義是什么，關于共產主義運動，他最著名的話是：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理想，我們不需要根據公社的命令來實現烏托邦，對共產主義者來說，重要的什么是無產階級，以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究竟有什么作為。
第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是什么？中國的工人階級與俄國的工人階級，與美國的工人階級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打工人與原來的工人階級有什么不同？其中男女工人的比例是怎樣的？他們有沒有同鄉會或者其他組織？他們的工作時間、一般工資水平怎樣？韓商、日商與其他國家資本家的經營形式如何，等等，這些都需要做非常細致的社會調查。
第二個問題是，他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會有什么樣的作為？
還有，他們的受教育水平，他們的普遍愛好，他們之間的關系，這些都很重要。
蕭子升當年是毛澤東的“小迷弟”，但是后來回憶錄里的口氣，他都表現得像毛澤東的“老大哥”一樣——是蕭子升指揮下毛澤東才建立新民學會、參加共產黨；他還說共產黨水平不夠，太土了，如果你再提高層次，我就去了。
黨的一大召開的時候，蕭子升已經被毛澤東從湖南動員到了上海，又從上海跟著跑到了嘉興。即將去南湖開會的時候，動身前毛澤東還動員他一起去。最后一瞬間，蕭子升還是說：你們不聯合資產階級，不聯合歐洲和日本，你們連資產階級政黨水平還沒達到，你們太土了，我不去。蕭子升這一輩子都生活在想象中，他沒有認真思考過，中國與法國有什么不同，中國的工人與西方的工人有什么不同。
毛澤東他們去開會了，蕭子升一個人在南湖邊獨步，在獨步的過程，他還有許多心理活動，他后來回憶錄寫的這段結尾，很壯闊——他說我在湖邊獨步的時候，看到煙雨中開過一個大船，我想在這個船上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尋求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馬克思主義
1951年，蕭子升去了拉美，晚年在流亡中回憶毛澤東和他窮游的故事。那個時候，他還是笑話毛澤東只是個農民，毛澤東不懂世界，不懂馬克思主義。蕭子升英文法文都好，馬克思原著讀得多，他相信的左翼思想都是世界上最時髦的，用今天的說法，他是“新左派”，他追的是世界上最時髦的馬克思主義，是第四國際、第五國際。他那種馬克思主義，完全脫離中國實際，不是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沒有好處。
蕭子升與蔡元培的關系很好。蔡校長提倡勞工神圣，但他贊成國民黨，不贊成共產黨；他認為共產黨跟國民黨鬧，就是與中國為難。五四運動之后，蔡校長離開北大又到法國，五年跟北大音訊不通。他最喜歡的學生之一是鄧中夏，但他后來看鄧中夏的一篇文章，痛罵他在法國結識的好朋友張靜江的時候，他就覺得，我喜歡的學生怎么會變成這樣？1927年，蔡校長回國以后，參加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里趕出去。國共分裂，都是他的學生啊，分成兩撥，殺成這樣，他會怎么想？但他的決定是支持國民黨。
抗戰之前在南京，蔡校長代表教育部出來對請愿的同學說：“同學們，同學們！你們的本領不光是上街，上街是反對政府知道嗎？回去好好讀書，好好做學問?，F在國家夠亂的了，你們還在這搗亂！”學生說：“你是北大蔡元培校長嗎？當年不是你鼓動學生上街的嗎？”——“當年是當年，現在是現在，現在是國民政府！”學生打了他一耳光，蔡校長氣的，我的天吶，怎么會這樣？
1920年蔡元培離開北大去法國之前，最后一次出北京演講，就是在湖南教育會的演講。
蔡校長去湖南演講的時候，他說毛澤東聽得懂我的話，于是湖南《大公報》就請毛澤東做記錄，當時，毛澤東給蔡校長說：我現在要秉承你的意志，辦一個自修大學，反正我們出去也找不到工作，還不如自己辦個大學。蔡校長說：這正是我的意思，你好好辦吧。
從此一別，蔡校長出國了，毛蔡再也沒有見面。
抗戰時期，蔡校長跑到了香港，大家給他做70歲壽辰。蔡校長說，我悔不該多活20年，我50歲死了就好了。20年國破家亡，當年汪精衛是我的好朋友，如今竟然成了漢奸了。
那個時候，中共領袖毛澤東就寫信給蔡元培，大意說：先生當年是領著我們要民主的，如今怎么不支持中國走民主的道路呢？校長說，現在是抗戰啊，內憂外患，你們能不能不跟政府搗亂??！毛澤東就說，這個政府總打敗仗，他不民主啊，這樣的政府怎么能領導中國抗日呢，連段祺瑞也不如啊，校長你怎么這么糊涂啊。
校長說，我不糊涂，潤之當年不也說，資本家如果向善，我們也不能打倒他嗎？工農文化程度太低了，管理現代國家，沒有資本家，沒有讀書人，靠大老粗，這叫民主嗎？
毛澤東說，我沒忘，我連汪精衛也沒忘，穆藕初我也沒忘，我就是希望校長您領著他們，與我們共產黨一起救中國啊。
其實，毛澤東抗戰時期寫給蔡元培的信，也抄送給很多人，包括汪精衛，也包括穆藕初。
回望五四，回望北大，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想到了什么？
事情的變化發生在1920年。
我們北大這位偉大的圖書管理員在干什么呢？他繞了一圈到北京，把張敬堯趕走了，在湖南搞了個省憲法，但后來湖南又來了個趙恒惕，比過去的軍閥還壞，毛澤東覺得他的工作都白干了。
1920年的時候，北大又恢復上課了。
這時候有一個大老板叫穆藕初，曾在美國留學，學過經濟。他開了個大公司，思想比較進步，認為企業重在管理，引進先進技術、先進管理是一個公司能夠壯大的根本，同時，他很重視勞資關系，認為處理好勞資關系非常重要。
可是，上哪兒找能夠懂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的人呢？他就想到北大，北大的學生很能干，能夠把巴黎和會這個事都扭過來，于是他就準備資助北大的主要學生領袖出國留學。這樣，北大的學生就有了清華那種留學的待遇了。羅家倫、周炳琳這些學生領袖都在被他資助的名單當中——這就是著名的五個學生出洋——被戲稱“留洋五大臣”。當年是穆藕初送他們出國留學。穆藕初認為，管理不僅指技術設備，還指依法管理，解決勞資問題，不必要通過革命，可以通過勞資談判，制定法律。受他的啟發，毛澤東就認為，可以通過制定勞動法，來保護勞工的權利。
鄧中夏本來在名單里，但是鄧中夏不去，原因是他爹做官，他家有錢。他認為，只有清華的人才去美國呢，北大的去美國干啥？
但問題是，不去美國你還能干啥？當時北大的出路，一個是回家鄉教書，教小學中學，再一個是混在城市里辦雜志，賣文為生，政府機關當然去不了，北大畢業了之后干啥呢？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自己辦個單位，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創業。
毛澤東最初也是當小學校長，他說我是小學教員，在禮堂黑板上寫“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第一件事把他大弟弟安排來算賬，小弟弟在食堂里幫廚。小弟弟犧牲了之后，毛澤東很沉痛地回憶起這個事情，說你看他那個時候，那么小就在食堂里幫廚，我沒好好照顧我弟弟。毛澤東那個時候也得找工作，沒有想到要創建中國共產黨。
鄧中夏他爹倒是給兒子找了一個工作，今天看也非常不錯了，直接進政府機關當公務員了。但鄧中夏不習慣給人端茶倒水，要自己創業。他爹只好給他錢，租了一個院子，他把這個地方叫作曦園。
同學當中就數他家有錢。張國燾、羅家倫和他一起辦了個電影院，但那電影都特小眾，沒人愿看，票還太貴，過兩天連電影放映機都賠進去了。后來說，要不咱們做肥皂吧。肥皂賣的還可以，但是生產的量上不去，做著做著就賠了。
最后還是女同學有志氣，做毛襪子，北大的毛襪子也賣不出幾個錢去啊。那時毛澤東很熱衷于此，但到北京來一看，說房租太貴了，成本太高，要創業，也不能在城里，得去城鄉結合部。
概括起來說，北大學生的出路不過三個，一個是毛主席，當小學教師，一個是自己創業，辦新村，這是鄧中夏，還有極少數幾個，像清華學生那樣被穆藕初安排了去留學。
1920年還發生了一個事情，這個事情就顯出李大釗的作用。巴黎和會以后，1920年又在美國華盛頓開了個世界勞工大會。這個大會把全世界的勞工分為幾類幾等：第一類是發達國家的工人，他們要為每天工作10小時而斗爭；歐洲之外其他國家的工人要為工作12小時而斗爭。中國的勞工就沒有給他們規定工作時間的上限和工資的下限。
世界勞工大會，各國都是三方參加會議：政府、工會和企業家參加。但中國只派了顧維鈞一個人去美國。這個消息發出來之后，又是北大先看到了，說我們在世界上是三流國家，我們勞工是六等勞工啊。所以，從1920開始，中國開始紀念五一勞動節，就是讓中國勞工知道，五一勞動節是怎么回事，這是從李大釗開始的。
這個時候，《新青年》就發表了很多關于勞工問題的討論，1920年5月出了勞動節紀念號，特別是對當時的上海厚生紗廠的女工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當時的北大學生去做調查，今天叫社會調查；認為紗廠從湖南招來的女工待遇太低，勞動時間太長。穆藕初也代表資方參與討論，他寫文章說了市場經營的難處。陳獨秀也發表了《我的意見》，這是中國最早的勞資雙方和學者共同參與的關于勞動問題的討論，社會影響非常大。
北大學風開始向社會調查轉變
這個時候，北大的學風就開始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那就是社會調查的興起。這是近代以來的新學，它是從西方傳來的，要使這些科學知識真的有根基，那就需要進行社會調查。于是，北大開始了向社會調查的轉變。當然，不僅是調查工廠，也調查農村，還調查民俗，調查方言，劉半農他們就調查民歌民俗。那時，傅斯年留學回來了，就去調查文物，去調查甲骨文。這個轉變，為中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傅斯年看不起北大章太炎的那些徒子徒孫，他說，中國人根本沒有學問，中國的學問就是翻書抄書，毫無意義，真正的學問是調查，是動手動腳找材料，他提出要到邊疆去調查，去東北、新疆做調查。
社會調查是北大學問的大轉變?，F在的考古學研究、邊疆研究、方言研究、民俗研究，都是從這里出來的。最重要的是鄧中夏的工廠調查，這是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也是自主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形成的基礎。沒有這樣的轉變，就不會有隨后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討論；中國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這樣的問題也許根本就不會提出，階級分析、民族調查的基本方法就無法確立，馬克思主義就不會作為一種思想，牢牢植根于中國大地。
其中，最喜歡調查的人，是毛澤東。當時湖南省立了一個省憲法，要保障湖南省的言論、結社、辦報自由，這時候毛澤東提出，說這里邊沒有勞工的權利??？但這個時候就沒人再理他了。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做出了一生當中一次決定性的轉變。他獨自跑到與湖南最接近的江西萍鄉，就是張國燾的家鄉，到那里安源煤礦做社會調查，并且下了礦井。這次社會調查，形成了毛澤東一生巨大的轉變。他在萍鄉住了一個星期，寫了好多封信，可以說萬念俱灰，也可以說如夢方醒。他說，我們以前都是瞎搞的。他和留法勤工儉學的人說，我們到底要干什么？我們要學知識嗎？我們究竟有多少中國的知識？我們對中國社會究竟知道多少？我們關于中國的知識究竟有多少是科學的？
19歲的時候，毛澤東第一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看到了世界地圖，把他嚇了一跳。他站在世界地圖面前想，世界這么大，人一定特別多，他們都過著什么日子呢？不是打架就是吵嘴，要不就是欠債、拼命勞動、互相你爭我奪，人難道就要這么活嗎？1951年他對周世釗說，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對我沖擊特別大。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毛澤東是站在宇宙當中的人。馬克思的那個問題，這個時候發生在毛澤東的腦海里——什么是無產階級？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究竟會有什么作為？
（編輯 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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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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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學風有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走向社會調查。期間產生了幾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調查文獻，比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全漢昇的《中國行會制度史》，劉半農的民俗調查，傅斯年的文物調查，陳翰笙的煙草業調查，還有方言調查，后來就有邊疆的調查，都是這種調查風氣的演變。
講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非常重要的就是這種學風的形成。如果沒有毛澤東、鄧中夏他們去農村、工廠做調查，那就不可能有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學風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很少去做社會調查；社會調查報告不算科研成果。如果傅斯年還活著，他一定會破口大罵，因為他說，西方的社會科學就是社會調查，沒有社會調查，就沒有社會科學。毛澤東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共產黨的本事就是調查研究。
我們要建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首先就要知道，共產黨的起點是走向工農，走向工農的起點是社會調查，離開了這個，講社會科學，講馬克思主義，都是空的。
北大開風氣之先，要為中國找一條出路
北京大學有很多的特殊性，它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由此它發動了以一個新的知識體系為背景的新文化運動。用嚴復的“群學”，即科學，代替了四書五經這些儒家經典，這些都是北大開風氣之先，更重要的是北大帶頭發起了五四愛國運動。
但是，建立現代知識體系和制度，并不意味著必然導致新文化運動，更不意味著一定會產生中國共產黨。這是三個完全不同的事情，比如說，清華也建立了現代知識制度，但新文化運動并沒有產生于清華，黨的創建與清華也沒有直接的關系。
為什么清華與北大有這么大的不同？因為兩個學校的創辦宗旨從一開始就不一樣。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是美國的庚子賠款建的，當時的美國大使就認識到：改變中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按照美國的辦法去培養一批中國精英，讓他們去引導中國，這樣，中國的精英們就不會鬧事了。所以，當時清華學生的命運和出路一開始就是定了的，前途是有保障的。他們在清華主要是學英語，畢業后去美國，回來之后政府會安排他們。
北京大學是中國近現代改革的產物，其目標就是為中國找一條出路。北大學生的命運，一開始就與中國的命運相似，那就是看不到出路，起碼看不到一個明確的出路，于是他們只能為自己、為國家民族找出路，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就是這樣。
清華也參加了五四運動，冀朝鼎他們也在“六三宣傳”時被捕，但那是清華少數人。冀朝鼎畢業后，也立即到芝加哥大學留學去了，因為他們的道路是確定的，就是去美國留學，而當時的北大學生就沒有這樣的出路。北大沒有現成的路可以走。五四運動結束后，北大的學生還是沒有出路，所以，他們還是要問中國向何處去，自己到哪里去的問題。
什么是北大的命運？北大的命運，就是不得不一直去摸索道路，是開風氣之先，或者說，一直處于李大釗所謂中之起點。毛主席說過，當年不是誰發展他入黨，共產黨是他們自己摸索著干的。
五四運動當然不是共產黨領導的，但一二·九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發動者是北大，領導一二·九九運動的其實是清華，一二·九九運動確實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因為那個時候黨不但產生了，也成長起來了。
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是中國共產黨
今天看來，改變了中國命運的，不是建立大學堂，不是新文化運動，不是五四運動，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參加新文化運動的那些人，老師輩的蔡元培、胡適，學生中的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中流砥柱，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但他們沒有走共產黨的道路。還有像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他們一開始參加創立了共產黨，但后來分道揚鑣了。大家承認共產黨，那是因為共產黨成了事了，也就是像《共產黨宣言》里說的，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是一種勢力的時候，才開始罵自己的這個對立面；即使承認共產黨，一開始也是被迫的，是不情愿的。
抗戰時期，傅斯年到延安訪問，見到毛澤東，酸溜溜地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意思是，最終能成大事的，沒準是你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不是我們這些搞新文化運動的，不是我們這些上街游行的學生領袖；我們今天不得不承認，你們這些人現在成勢力了，也許能成大事了。
其實，即使看到共產黨得勢，可能會成事，大多數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也不見得能認清大勢，堅定地跟黨走。他們是被迫的，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有勢力，其實現在很多人就是這樣：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我們得認清方向大勢，所以才參加共產黨。
當年共產黨是被逼出來的。誰愿意搞馬克思主義？誰愿意搞共產黨？一旦參加創立中國共產黨，那后果對于他們個人來說是極其嚴重的，嚴重到就像秋收起義一樣，一旦你做了這個選擇，那就沒有回頭路了——它的前途就是殺頭。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再回顧一下創立共產黨的這些人，不禁感慨萬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二個代表，共產黨的創始人，最后在黨內只剩下毛澤東、董必武了。
建立現代學術學科體系，辦世界一流大學，發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這了不起。但是，這些與創立中國共產黨、發動中國革命不是一回事，共產黨是革命黨，革命是要殺頭的。創立中國共產黨這件事情，可不是鬧著玩的，它比五四學生運動，后果可嚴重得太多了。
怎么形容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有很多形容詞，“開天辟地”，“橫空出世”，這都是形容，形容什么呢？用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乃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奇跡，是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的奇跡。我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形容什么是奇跡。
真正的問題是：在什么情況下，在什么條件下，在什么樣的歷史契機下，才能產生這種歷史奇跡呢？還有，為什么他們的活動是不可模仿的？因為奇跡本身是無法模仿、無法重現的。
什么是奇跡？在特定的時候，特定的人，特定的相遇，它把一切不可能變成可能，它不可復制、不可復現，這就是奇跡。
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的作為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是想象；共產主義不是單純的理想信念。馬克思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理想，而是現實的歷史運動，現實的歷史運動必須建立在嚴密的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如果基本情況還不清楚，就憑一腔熱望去想象無產階級，那這是狂熱。
其實，馬克思很少去定義共產主義是什么，關于共產主義運動，他最著名的話是：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理想，我們不需要根據公社的命令來實現烏托邦，對共產主義者來說，重要的什么是無產階級，以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究竟有什么作為。
第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是什么？中國的工人階級與俄國的工人階級，與美國的工人階級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打工人與原來的工人階級有什么不同？其中男女工人的比例是怎樣的？他們有沒有同鄉會或者其他組織？他們的工作時間、一般工資水平怎樣？韓商、日商與其他國家資本家的經營形式如何，等等，這些都需要做非常細致的社會調查。
第二個問題是，他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會有什么樣的作為？
還有，他們的受教育水平，他們的普遍愛好，他們之間的關系，這些都很重要。
蕭子升當年是毛澤東的“小迷弟”，但是后來回憶錄里的口氣，他都表現得像毛澤東的“老大哥”一樣——是蕭子升指揮下毛澤東才建立新民學會、參加共產黨；他還說共產黨水平不夠，太土了，如果你再提高層次，我就去了。
黨的一大召開的時候，蕭子升已經被毛澤東從湖南動員到了上海，又從上海跟著跑到了嘉興。即將去南湖開會的時候，動身前毛澤東還動員他一起去。最后一瞬間，蕭子升還是說：你們不聯合資產階級，不聯合歐洲和日本，你們連資產階級政黨水平還沒達到，你們太土了，我不去。蕭子升這一輩子都生活在想象中，他沒有認真思考過，中國與法國有什么不同，中國的工人與西方的工人有什么不同。
毛澤東他們去開會了，蕭子升一個人在南湖邊獨步，在獨步的過程，他還有許多心理活動，他后來回憶錄寫的這段結尾，很壯闊——他說我在湖邊獨步的時候，看到煙雨中開過一個大船，我想在這個船上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尋求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馬克思主義
1951年，蕭子升去了拉美，晚年在流亡中回憶毛澤東和他窮游的故事。那個時候，他還是笑話毛澤東只是個農民，毛澤東不懂世界，不懂馬克思主義。蕭子升英文法文都好，馬克思原著讀得多，他相信的左翼思想都是世界上最時髦的，用今天的說法，他是“新左派”，他追的是世界上最時髦的馬克思主義，是第四國際、第五國際。他那種馬克思主義，完全脫離中國實際，不是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沒有好處。
蕭子升與蔡元培的關系很好。蔡校長提倡勞工神圣，但他贊成國民黨，不贊成共產黨；他認為共產黨跟國民黨鬧，就是與中國為難。五四運動之后，蔡校長離開北大又到法國，五年跟北大音訊不通。他最喜歡的學生之一是鄧中夏，但他后來看鄧中夏的一篇文章，痛罵他在法國結識的好朋友張靜江的時候，他就覺得，我喜歡的學生怎么會變成這樣？1927年，蔡校長回國以后，參加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里趕出去。國共分裂，都是他的學生啊，分成兩撥，殺成這樣，他會怎么想？但他的決定是支持國民黨。
抗戰之前在南京，蔡校長代表教育部出來對請愿的同學說：“同學們，同學們！你們的本領不光是上街，上街是反對政府知道嗎？回去好好讀書，好好做學問?，F在國家夠亂的了，你們還在這搗亂！”學生說：“你是北大蔡元培校長嗎？當年不是你鼓動學生上街的嗎？”——“當年是當年，現在是現在，現在是國民政府！”學生打了他一耳光，蔡校長氣的，我的天吶，怎么會這樣？
1920年蔡元培離開北大去法國之前，最后一次出北京演講，就是在湖南教育會的演講。
蔡校長去湖南演講的時候，他說毛澤東聽得懂我的話，于是湖南《大公報》就請毛澤東做記錄，當時，毛澤東給蔡校長說：我現在要秉承你的意志，辦一個自修大學，反正我們出去也找不到工作，還不如自己辦個大學。蔡校長說：這正是我的意思，你好好辦吧。
從此一別，蔡校長出國了，毛蔡再也沒有見面。
抗戰時期，蔡校長跑到了香港，大家給他做70歲壽辰。蔡校長說，我悔不該多活20年，我50歲死了就好了。20年國破家亡，當年汪精衛是我的好朋友，如今竟然成了漢奸了。
那個時候，中共領袖毛澤東就寫信給蔡元培，大意說：先生當年是領著我們要民主的，如今怎么不支持中國走民主的道路呢？校長說，現在是抗戰啊，內憂外患，你們能不能不跟政府搗亂??！毛澤東就說，這個政府總打敗仗，他不民主啊，這樣的政府怎么能領導中國抗日呢，連段祺瑞也不如啊，校長你怎么這么糊涂啊。
校長說，我不糊涂，潤之當年不也說，資本家如果向善，我們也不能打倒他嗎？工農文化程度太低了，管理現代國家，沒有資本家，沒有讀書人，靠大老粗，這叫民主嗎？
毛澤東說，我沒忘，我連汪精衛也沒忘，穆藕初我也沒忘，我就是希望校長您領著他們，與我們共產黨一起救中國啊。
其實，毛澤東抗戰時期寫給蔡元培的信，也抄送給很多人，包括汪精衛，也包括穆藕初。
回望五四，回望北大，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想到了什么？
事情的變化發生在1920年。
我們北大這位偉大的圖書管理員在干什么呢？他繞了一圈到北京，把張敬堯趕走了，在湖南搞了個省憲法，但后來湖南又來了個趙恒惕，比過去的軍閥還壞，毛澤東覺得他的工作都白干了。
1920年的時候，北大又恢復上課了。
這時候有一個大老板叫穆藕初，曾在美國留學，學過經濟。他開了個大公司，思想比較進步，認為企業重在管理，引進先進技術、先進管理是一個公司能夠壯大的根本，同時，他很重視勞資關系，認為處理好勞資關系非常重要。
可是，上哪兒找能夠懂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的人呢？他就想到北大，北大的學生很能干，能夠把巴黎和會這個事都扭過來，于是他就準備資助北大的主要學生領袖出國留學。這樣，北大的學生就有了清華那種留學的待遇了。羅家倫、周炳琳這些學生領袖都在被他資助的名單當中——這就是著名的五個學生出洋——被戲稱“留洋五大臣”。當年是穆藕初送他們出國留學。穆藕初認為，管理不僅指技術設備，還指依法管理，解決勞資問題，不必要通過革命，可以通過勞資談判，制定法律。受他的啟發，毛澤東就認為，可以通過制定勞動法，來保護勞工的權利。
鄧中夏本來在名單里，但是鄧中夏不去，原因是他爹做官，他家有錢。他認為，只有清華的人才去美國呢，北大的去美國干啥？
但問題是，不去美國你還能干啥？當時北大的出路，一個是回家鄉教書，教小學中學，再一個是混在城市里辦雜志，賣文為生，政府機關當然去不了，北大畢業了之后干啥呢？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自己辦個單位，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創業。
毛澤東最初也是當小學校長，他說我是小學教員，在禮堂黑板上寫“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第一件事把他大弟弟安排來算賬，小弟弟在食堂里幫廚。小弟弟犧牲了之后，毛澤東很沉痛地回憶起這個事情，說你看他那個時候，那么小就在食堂里幫廚，我沒好好照顧我弟弟。毛澤東那個時候也得找工作，沒有想到要創建中國共產黨。
鄧中夏他爹倒是給兒子找了一個工作，今天看也非常不錯了，直接進政府機關當公務員了。但鄧中夏不習慣給人端茶倒水，要自己創業。他爹只好給他錢，租了一個院子，他把這個地方叫作曦園。
同學當中就數他家有錢。張國燾、羅家倫和他一起辦了個電影院，但那電影都特小眾，沒人愿看，票還太貴，過兩天連電影放映機都賠進去了。后來說，要不咱們做肥皂吧。肥皂賣的還可以，但是生產的量上不去，做著做著就賠了。
最后還是女同學有志氣，做毛襪子，北大的毛襪子也賣不出幾個錢去啊。那時毛澤東很熱衷于此，但到北京來一看，說房租太貴了，成本太高，要創業，也不能在城里，得去城鄉結合部。
概括起來說，北大學生的出路不過三個，一個是毛主席，當小學教師，一個是自己創業，辦新村，這是鄧中夏，還有極少數幾個，像清華學生那樣被穆藕初安排了去留學。
1920年還發生了一個事情，這個事情就顯出李大釗的作用。巴黎和會以后，1920年又在美國華盛頓開了個世界勞工大會。這個大會把全世界的勞工分為幾類幾等：第一類是發達國家的工人，他們要為每天工作10小時而斗爭；歐洲之外其他國家的工人要為工作12小時而斗爭。中國的勞工就沒有給他們規定工作時間的上限和工資的下限。
世界勞工大會，各國都是三方參加會議：政府、工會和企業家參加。但中國只派了顧維鈞一個人去美國。這個消息發出來之后，又是北大先看到了，說我們在世界上是三流國家，我們勞工是六等勞工啊。所以，從1920開始，中國開始紀念五一勞動節，就是讓中國勞工知道，五一勞動節是怎么回事，這是從李大釗開始的。
這個時候，《新青年》就發表了很多關于勞工問題的討論，1920年5月出了勞動節紀念號，特別是對當時的上海厚生紗廠的女工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當時的北大學生去做調查，今天叫社會調查；認為紗廠從湖南招來的女工待遇太低，勞動時間太長。穆藕初也代表資方參與討論，他寫文章說了市場經營的難處。陳獨秀也發表了《我的意見》，這是中國最早的勞資雙方和學者共同參與的關于勞動問題的討論，社會影響非常大。
北大學風開始向社會調查轉變
這個時候，北大的學風就開始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那就是社會調查的興起。這是近代以來的新學，它是從西方傳來的，要使這些科學知識真的有根基，那就需要進行社會調查。于是，北大開始了向社會調查的轉變。當然，不僅是調查工廠，也調查農村，還調查民俗，調查方言，劉半農他們就調查民歌民俗。那時，傅斯年留學回來了，就去調查文物，去調查甲骨文。這個轉變，為中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傅斯年看不起北大章太炎的那些徒子徒孫，他說，中國人根本沒有學問，中國的學問就是翻書抄書，毫無意義，真正的學問是調查，是動手動腳找材料，他提出要到邊疆去調查，去東北、新疆做調查。
社會調查是北大學問的大轉變?，F在的考古學研究、邊疆研究、方言研究、民俗研究，都是從這里出來的。最重要的是鄧中夏的工廠調查，這是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也是自主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形成的基礎。沒有這樣的轉變，就不會有隨后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討論；中國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這樣的問題也許根本就不會提出，階級分析、民族調查的基本方法就無法確立，馬克思主義就不會作為一種思想，牢牢植根于中國大地。
其中，最喜歡調查的人，是毛澤東。當時湖南省立了一個省憲法，要保障湖南省的言論、結社、辦報自由，這時候毛澤東提出，說這里邊沒有勞工的權利??？但這個時候就沒人再理他了。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做出了一生當中一次決定性的轉變。他獨自跑到與湖南最接近的江西萍鄉，就是張國燾的家鄉，到那里安源煤礦做社會調查，并且下了礦井。這次社會調查，形成了毛澤東一生巨大的轉變。他在萍鄉住了一個星期，寫了好多封信，可以說萬念俱灰，也可以說如夢方醒。他說，我們以前都是瞎搞的。他和留法勤工儉學的人說，我們到底要干什么？我們要學知識嗎？我們究竟有多少中國的知識？我們對中國社會究竟知道多少？我們關于中國的知識究竟有多少是科學的？
19歲的時候，毛澤東第一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看到了世界地圖，把他嚇了一跳。他站在世界地圖面前想，世界這么大，人一定特別多，他們都過著什么日子呢？不是打架就是吵嘴，要不就是欠債、拼命勞動、互相你爭我奪，人難道就要這么活嗎？1951年他對周世釗說，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對我沖擊特別大。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毛澤東是站在宇宙當中的人。馬克思的那個問題，這個時候發生在毛澤東的腦海里——什么是無產階級？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究竟會有什么作為？
（編輯 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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