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族語言服務研究：語言政策視角分析(1991—2021年)

孫疆衛　許明

［摘要］本文借助文獻計量學工具Citespace對中國知網核心期刊庫中從1991至2021年發表的民族語言政策文獻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1）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總體呈現波動增長的趨勢；2）研究的熱點話題包括民族語言政策基本面研究、民族語言教育政策、民族語言規劃及區域國別語言政策四個方面；3）研究分為起步、發展與成熟三個階段，研究內容從宏觀向微觀不斷擴展，從最初的內容介紹轉向探討政策形成的內因機制轉變，研究取向從語言的權力觀向價值觀不斷邁進；4）研究方法以非實證研究為主，非實證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是政策闡釋與解讀，基于定性與定量方法的實證研究較少。本文最后指出未來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應拓展研究領域、創新研究方法，向語言的價值觀與服務觀轉向。

［關鍵詞］民族語言服務；民族語言政策；語言政策研究；語言服務

［中圖分類號］ H030［文獻標識碼］ A［文獻編號］1002-2643（2024）01-0022-11

Minority Language Service Studi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Language Policy（1991-2021）

SUN Jiangwei XU Ming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he 065201， China; 2.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Zhuhai Campus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41， China）

Abstract：With Citespace， 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 literature pu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91 and 2021. It is found that： 1） Chinas ethnic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has generally shown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2） The research hot topics include fundamental ethnic language policy ， ethnic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ethnic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reas; 3） The research includes such three stages as initiation，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with its research content expands from macro to micro and turns from content introduc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olicy formati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turns from the view of language rights to its values; 4） The research method is mainly non-empirical and the methods frequently used in non-empirical research are policy interpretation.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The paper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the extension of the research field，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turns to language values and service views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ethnic language service; ethnic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language service

1.引言

語言規劃是政府語言管理部門高度重視的一項工作，其中，民族語言政策規劃更是受到語言規劃有關部門的重視。2017年3月國家民委發布了《“十三五”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加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保護和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促進社會語言生活和諧發展。與此同時，各地出臺了不同類型的民族語言政策，旨在促進各民族語言文字的發展與繁榮，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使民族語言文字服務更好地為改革開放，以及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全面發展服務。2021年是“十四五”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規劃的開局之年，根據“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社會文明新高度，生態建設的新進步，民生福祉的新水平及國家治理效能的提升都離不開民族語言政策的發展與改革。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是民族語言服務的基礎，為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智力支持。本文將分析近三十年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進展、研究熱點、研究趨勢及研究方法，旨在總結民族語言服務取得的成績，對未來的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提供啟示。

2.研究設計

2.1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以下四個問題：（1）近三十年來，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的總體狀況如何？（2）近三十年來，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有哪些熱點？（3）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主要采用何種方法？（4）未來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在哪些方面可以不斷加強？

2.2 研究數據

本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知網中CSSCI與北大核心期刊庫，檢索關鍵詞為“民族語言政策”。經檢索后共得到109篇文獻，經人工去重后，得到有效文獻106篇。時間跨度為1991年至2021年，共三十一年。檢索結果顯示，最早文獻發表于1996年。數據提取內容主要涉及文獻的標題、作者信息、期刊名稱、關鍵詞、出版日期、摘要及參考文獻等內容。

2.3 研究工具與技術路線

本研究使用文獻計量工具Citespace分析106篇民族語言政策核心文獻。具體技術路線為：（1）在節點類型中選擇關鍵詞，將閾值設為6之后，選取中介中心性大于0.01及頻次大于2以上的高頻詞；（2）生成關鍵詞聚類圖譜；（3）生成關鍵詞歷史演進可視化圖譜；（4）統計文獻的研究方法；（5）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3.研究結果討論

3.1 總體趨勢

統計顯示，三十年來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總體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存在以下三個特點：（1）發文數量存在明顯的波動上漲態勢。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相關核心期刊文獻最早出現在1996年，至2007的十年間，發文量總體較少，其中2002年發文量最多，達到3 篇。自2006年至2010年的四年間，研究數量出現了第一個小高峰，其中2009年達到10篇，之后回落到2010年的3篇。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間，發文數量分別在2013年與2019年兩次達到12篇的峰值。截至2021年12月，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核心論文數量已經達到106篇，研究總體態勢穩中向好。（2）研究質量較高。經對發文期刊進行統計，結果顯示92%的文獻發表在CSSCI與北大核心雙核期刊上，發文數量排名前五的期刊分別是：貴州民族研究（12篇）、中南民族大學學報（4篇）、語言文字應用（4篇）、外語教學與研究（3篇）及云南師范大學學報（3篇）。（3）跨學科屬性明顯。統計結果顯示，總體研究跨越了16個學科門類，顯示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具有超強的跨學科研究屬性，其中中國語言文字研究最多，占到了所有研究的68.60%，其次是行政學（5.79%）、成人教育與特殊教育學（4.13%）、民族學（3.31%）及外國語言文字學（3.31%）。發文量排名前五的研究機構主要是中央民族大學（10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5篇）、新疆師范大學（5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4篇）和北京外國語大學（4篇），這些研究機構也顯示出現有文獻具有不同的學科背景屬性。

3.2 研究熱點

3.2.1 研究熱點話題統計

關鍵詞是對文獻研究內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描述，共現頻次高的關鍵詞反映學術領域的研究熱點（杜禹、劉齊生，2021）。經Citespace對所有文獻進行處理后，共生成185個關鍵詞，我們選取詞頻大于2及中心性大于0.01的關鍵詞，按詞頻由高至低排序統計后，得到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熱點的統計表（表1），包含31個研究關鍵詞。其中，詞頻頻次最高的關鍵詞為語言政策，達到44次，其次是百年政策（26次），少數民族（9次）、語言（8次）、語言規劃（6次）、民族語言（6次）、蘇聯（6次）及中國（5次）。中心性是判斷研究中節點重要性的指標，是節點重要性的具體量化，中心性越高，表明詞的熱度與重要性越強。根據表1顯示，中心性強度最高的關鍵詞是語言政策，達到了0.71，其次分別是語言（0.11）、民族語言（0.11）、少數民族（0.08）、政策（0.05）、語言規劃（0.04）、中國（0.04）、傳承（0.04）及雙語教育（0.03）。詞頻與中心性統計顯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的熱點話題主要集中在四個領域：民族語言通用政策、民族語言教育政策、民族語言規劃、區域國別語言政策。

3.2.2 熱點話題分析

通過對185個關鍵詞進行聚類處理后，自動生成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圖1），其中聚類模塊值（Q值）達到0.6901，遠高于平均值0.3，表明聚類結構顯著，聚類平均輪廓值（S值）達到0.9487，遠超合理值0.5，表明聚類結果令人信服，具有完全代表性。聚類結果由8個不同的標簽構成，由低至高分別為：0號標簽詞為“蘇聯”，1號標簽詞為“少數民族”，2號標簽詞為“少數民族語言”，3號標簽詞為“中國”，4號標簽詞為“語言”，5號標簽詞為“民族語言”，12號標簽詞為“發展歷程”，13號標簽詞為“同質性”。

我們進一步對8個聚類標簽相關的文獻進行梳理與分析，發現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熱點呈現出以下特點。

（1）區域國別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成為研究熱點

關鍵詞聚類圖譜中的0號標簽顯示，以蘇聯為代表的多民族國家的民族語言政策成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的關注熱點。我國的區域國別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旨在揭示不同國家的民族語言政策在國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價值，具體內容涉及民族語言政策的內容與特點（吳敏，2020），語言政策演變（劉顯忠，2020），語言復興與雙語教育（周靈霞，2019），語言權利與保護（洪歷建，2019），語言政策與族際關系（趙靜，2018），民族語言政策規劃（謝倩，2017），語言教育政策（阿依提拉·阿布都熱依木，2016） 等。研究涉及的區域國別包括蘇聯、俄羅斯、澳大利亞、格魯吉亞、中亞五國、西歐等。

（2）單一少數民族語言政策開始受到關注

圖1中的1及2號標簽顯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開始從關注整體的民族語言政策向單一的少數民族語言政策擴展。例如，中俄跨界地區的少數民族（鄒繼偉、張家豐，2015）、新疆錫伯族（卡米力江·阿不都克力木，2015）、彝族（沙馬拉毅，2009）、新疆少數民族（胡炯梅、胡范鑄，2018；張梅，2012；郭衛東，2009）、藏族（周煒，2002）等，研究內容涉及少數民族瀕危語言、少數民族語言傳承、少數民族語言法規、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少數民族語言規劃，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政策變遷等?？傮w而言，當前此類研究數量較少，今后研究應關注更多少數民族。

（3）中國特色的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研究成為新趨勢

圖1中的3號標簽顯示，近些年，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議的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的研究較多，成為新的研究趨勢，這些研究梳理了中國民族語言政策的發展歷程，并總結了不同時期民族語言政策如何服務于當時的社會發展現狀，并提出了當前新時期下中國民族語言政策的發展目標。從具體的研究內容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黨的民族語言文字政策，提出中國共產黨不同時期調整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當前民族語言政策的重點是強化中華民族身份認同（韓江華，2021）。二是在新時代，國民語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劉志剛、杜敏，2020）。三是新形勢下的民族語言教育應在國內外法律保障下推行（孟慶武，2019）。四是新中國的民族語言教育政策變遷受到語言價值觀的驅動（李瑞華，2020），民族語言教育規劃機制和決策系統建設仍需要不斷完善（楊勝才、謝春林，2020）。

（4）以政策為導向，以語言為依托的宏觀與微觀研究并重

圖1中的4及5號標簽顯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宏觀與微觀并重。宏觀層面主要探討民族語言政策與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之間的關系（周曉梅，2017；文秋芳，2019），倡導在民族地區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提升國民語言能力（劉志剛、杜敏，2020），強調語言政策規劃能力是國家語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文秋芳，2019），重視民族語言的文化保護（尚巾斌，2017），關注語言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張治國，2018）及語言政策對民族教育公平性的影響（郭慧香，2013）等。微觀層面主要探討民族語言政策中的語言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的制約因素（舍那木吉拉，2002），民族語言翻譯（穆雷，2015）等，

（5）歷時研究為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提供新范式

圖1中的12號標簽顯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關注中國歷史發展不同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其中近現代研究較多，主要是對民族語言政策的發展歷程及特點進行梳理。例如，從建黨初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時期的民族政策演變（韓江華，2021；周慶生，2019）。近現代之前的研究較多對某個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進行考察。例如清末民國時期西康藏區的語言文字政策（趙崢，2014），清朝統一后的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牛海楨，2005），國共兩黨合作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周慶生，2000）。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考察目前數量還較少，為今后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6）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領域需要拓展

圖1中的13號標簽顯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領域還需要不斷拓展：一是研究內容需要拓展，主要集中在不同國家的語言政策考察（吳敏，2020；劉顯忠，2020；周靈霞，2019；洪歷建，2019）、中國特定少數民族語言政策介紹（胡炯梅、胡范鑄，2018；張梅，2012；郭衛東，2009；周煒，2002）、民族語言特征描寫（鄒繼偉、張家豐，2015；舍那木吉拉，2002）、國家宏觀語言戰略中與民族相關的政策（周靈霞，2019；洪歷建，2019；阿依提拉·阿布都熱依木，2016；郭慧香，2013）及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考察（趙崢，2014；牛海楨，2005）。二是研究方法需要拓展。當前研究較多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具體包括對民族語言政策的歷史回顧（胡炯梅、胡范鑄，2018；韓江華，2021；李瑞華，2020），民族語言政策文獻分析（范波，2020），民族語言政策解讀（李瑞華，2020；黃行，2014）等方法，實證性研究較少。

3.2.3 研究熱點歷史演進分析

歷史演進分析顯示（圖2），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熱點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1）1996至2007的十一年間是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研究內容主要關注語言環境、國際政治中的民族關系、族群語言、黨的民族語言政策，及蘇聯地區的語言政策；（2）2007至2016的十年是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的發展時期，主要關注族際整合、少數民族保護、語言規劃、瀕危語言、語言權利、雙語教育、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民族文學、語言多樣性、國家認同、語言戰略等；（3）2017年至今是繁榮期，主要關注語言安全、多元文化、語言保護、政策制定與訴求、法律保護、語言生活、民族教育、語言服務等。

相關文獻挖掘顯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的研究呈現三個趨勢特點：

（1）研究內容從宏觀向微觀不斷擴展。起步階段的十年間，較多關注不同范疇的民族語言政策，只區分范疇，對內容細分較模糊。例如國民政府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周慶生，2000）、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語言政策（金炳鎬等，1997）、清王朝的民族語言政策（牛海楨，2005），這些研究是對歷史的梳理。在發展時期，研究內容不斷細化，例如語言權益（周煒，2009）、文字政策（哈正利，2009）、民族整合（戴曼純、劉潤清，2010）、語言民族主義（戴曼純、朱寧燕，2011）、語言規劃與語言保持（王國旭、胡亮節，2012）等。

（2）研究開始從對民族語言政策內容的介紹向對政策形成的內因機制進行探討，研究不斷深入到問題內核。內因歸屬通常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語言內部反映的主觀意向，例如語言的雙向互動（郭衛東，2009）、語言意識與語言互動（舍那木吉拉，2002）、語言多樣性（周曉梅，2017）、語言權（張濤，2019）、語言教育（孟慶武，2019）。 二是民族問題導致的客觀現實，例如族際整合（張友國，2010）、主體性（周慶生，2019）、多元一體（沈海英，2015）、民族雜居（尚巾斌，2017）、民族互嵌式社區（胡雪嬋、吳長安，2018）等。

（3）研究取向從語言的權力觀向價值觀不斷邁進。研究重心開始從“語言多樣性”（周曉梅，2017）、“政策制定與訴求”（胡雪嬋、吳長安，2018）、“平等權利向”（黃祥榮，1997）向“語言生活”（王遠新，2019）、“語言教育”（李瑞華，2020）、“語言安全”（張治國，2018）、“語言規劃”（范波，2020）轉向，強調語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服務功能。

3.2.4 研究方法分析

通過對106篇文獻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表2），近三十年來，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方法呈現出以下兩大特點：1）以非實證研究為主，實證研究為輔，其中非實證研究共102篇，占文獻總量96%左右，實證研究僅有4篇，占總量的4%左右，突顯出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以非實證研究為主，較少使用實證研究的方法；2）非實證研究中，政策解讀的文章最多，共有33篇，啟示與對策性研究共有26篇，位居第二位，其次是政策描述與介紹性文章，共有14篇，最后是文獻綜述性文章，共有9篇，反映出當前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的研究方法較多，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對民族語言政策的闡釋與解讀。

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1）近三十年來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總體呈現波動增長的趨勢，研究質量較高，跨學科屬性明顯；（2）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的熱點話題包括民族語言政策基本面研究、民族語言教育政策、民族語言規劃及區域國別語言政策四個方面，研究熱點呈現以下特點，一是區域國別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成為研究熱點，二是單一少數民族語言政策開始受到關注，三是中國特色的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研究成為新趨勢，四是以政策為導向，以語言為依托的宏觀與微觀研究并存，五是歷時研究為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六是我國民族語言政策研究領域需要拓展。此外，研究可分為起步、發展與繁榮三個階段，在整個階段的過渡中，研究視角從宏觀向微觀不斷擴展，研究內容從最初的內容介紹轉向探討政策形成的內因機制，研究取向從語言的權力觀向價值觀不斷邁進；（3）研究方法以非實證研究為主，非實證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是理論探索、文獻綜述評論、政策描寫與介紹、政策闡釋與解讀、啟示與對策，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闡釋與解讀，基于定性與定量方法的實證研究較少。

基于本研究結果，本文建議，未來應從以下方面加強民族語言政策服務能力：

（1）拓寬研究領域。一是加強民族語言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將民族學、語言學、教育學、政治學、管理學、經濟學更多理論引入到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當中，豐富中國特色的民族語言政策跨學科研究體系。二是拓展區域國別視野下的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緊跟國際、同內發展戰略方向，將更多區域與民族的語言政策納入研究范圍。三是探索不同業態中的民族語言政策研究，將民族語言政策研究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例如民族語言政策與金融機構管理、民族語言政策與教育投入及產出的影響、民族語言政策與醫療機構發展等。

（2）價值觀與服務觀研究取向。隨著國家對民族語言政策的不斷深化與改革，民族語言政策已經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實現了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社會全面穩定發展的局面。民族語言政策研究從前對“語言權力”“語言保持”“語言障礙”等方面的討論逐步在向“語言生活”“語言復興”“語言規劃”等方面轉向。新的議題強調語言如何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要求我們今后的研究應更多探索民族語言本身存在的價值，樹立服務大局意識，為國家戰略及民族地區的發展提供咨詢服務與智力支持。

（3）創新研究方法。一是加強基于數理支撐與案例分析的實證研究，探索民族語言政策與現實事件發展的客觀性與普遍性，確定影響民族語言政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為管理層決策參考提供依據。二是將其他學科的最新研究方法運用于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當中，引領“新文科”建設的民族語言政策研究方法創新。例如，計算機學科中的python技術、語言學中的自然語言處理、統計學中的主成分及回歸分析方法等都可利用到未來民族語言政策研究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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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周曉梅.語言政策與少數民族語言瀕危及語言多樣性研究［J］.貴州民族研究，2017， （6）：217-221.

［46］鄒繼偉，張家豐.黑龍江沿岸中俄跨界民族語言研究的特點［J］.北方文物，2015， （4）：107-108. （責任編輯：葛云鋒）

收稿日期： 2023-09-20；修改稿，2023-12-10；本刊修訂，2024-01-03

基金項目：本文為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資助項目（項目編號：3142023047）及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項目編號：20GZYB15 ）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孫疆衛，博士，講師。研究方向：商務英語與語言服務。電子郵箱：316115045@qq.com。

許明，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典籍翻譯。電子郵箱：xuming@zmuzh.edu.cn。

引用信息：孫疆衛，許明.我國民族語言服務研究 ：語言政策視角分析（1991—2021年）［J］.山東外語教學，2024，（1）：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