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然與應然的張力關系中揭示河北藝術的復雜面向

邢建昌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引 言

一般說來,地理環境和行政區劃是構成地方藝術特色的主要因素,所謂“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在不同地域生活的群體會逐漸因自然地理的分界而產生各自的文化特色?！侗笔贰の脑穫鳌肪驮谩敖髮m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1)李延壽:《北史》卷83,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844頁。來概括南北方文化的差異。歷史上的行政區劃則體現了文化政治的影響力,這些社會歷史因素的變遷同樣會影響地方藝術的生成與發展。由于地處游牧與農耕的交匯地帶,北面是游牧民族的草原,南面則是農耕文明的核心腹地,因而農牧之爭形成的沖突與融合鑄就了河北藝術的第一重底色,草原文明的自由奔放與農耕文明的質樸典雅沖撞融匯之后形成了慷慨激昂的燕趙悲歌:酣暢淋漓的游俠精神、視死如歸的悲壯體驗、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質樸剛健的生命力成為早期河北藝術精神的主調。與此同時,由于南部(古鄴城)地區處于中原文明的核心區域,一直與中央政府及上層統治者具有緊密的聯系,來自農耕文明核心區域的審美情調與藝術追求也深刻地影響了河北地方藝術。隨著地方行政區域的變化及統治中心的轉移,河北藝術不斷更迭、變遷,顯現出明顯的地方特質和與官方意識形態相諧和的狀態。比較而言,早期地理環境因素對河北藝術的影響作用更為明顯,而后期行政區劃的影響則逐漸占據中心。而無論如何發展,河北藝術都體現出了與時代精神相一致的內涵與特點。

一

史前時期指的是有正式歷史記載之前的一段悠遠且漫長的人類發展史,從大約200萬年前到公元前21世紀,主要經歷了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河北陽原馬圈溝遺址是目前在泥河灣遺址群發現的層位最低、年代最久的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遺址,最低層位距今約200萬年,是迄今在我國發現的最早人類文化遺址。史前時期的河北地區出現了連續性的生命活動軌跡,先民們在這塊地處我國東北部、境內地貌類型頗為齊全的土地上制造工具,改造自然,維系部族的生存、繁衍與發展,進而創造了具有本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態。史前時期的黃河改道對河北地區的文化形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地貌和環境的變化導致河北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文化交融不斷增強,正是這種文化交融,使得史前時期的河北地區呈現出既有本地域特色又包含其他文化類型的特征。冀北地區主要以紅山文化為主,冀中南地區早期以磁山文化為主,后期則表現出與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文化區相交融的特點。

史前藝術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藝術,但“史前藝術”所呈現出的形式意味標志著先民已經有了朦朧的審美意識,具備了藝術創造的條件。河北地區史前藝術最值得關注的是石器與骨器、玉器和陶器,這些器物除了從實用性向形式美不斷遞演外,還呈現出由寫實性向抽象性的發展趨勢。譬如,我們在時間較早的磁山文化中可以看到頗為生動的水波紋以及葉紋,在較晚的紅山文化中可以看到更加抽象與突出不同事物結合的玉豬龍形象。磁山文化說明先民已經掌握了制陶技術,并不斷完善和改進著工藝手法。保定易縣北福地遺址出土了多件樣式多樣的面具,這些面具的雕刻手法有陽刻、陰刻、鏤空等。

夏商周“三代”開啟了中華文明嶄新時代的步履。河北是三代王朝主要活動區域之一,河北先民在這一時期不僅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明,還在鐵器、陶瓷、漆器、建筑等領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河北先民制作出品類繁多、用途不同的青銅器,既有貴族階層用于祭天祀祖、宴饗賓客、歌功頌德以及喪葬活動等禮儀場合的青銅禮器,又有征戰之用的兵器,還有社會生產中使用的青銅工具等,其中最具藝術審美價值的當屬青銅禮器。就制陶工藝而言,河北先民在灰陶、白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又發明創造了刻紋白陶、印紋硬陶、原始瓷器,成型工藝以輪制和模制為主,也有手制。不僅實用性、耐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觀賞性、藝術性也很高。河北樂舞因帶有行“禮樂”而“王天下”的政教色彩,從而形成了特有的雅樂風格,并由此形成了樂舞史上第一個樂舞藝術的高峰。建筑方面,藁城臺西遺址是除國內幾座商代都城性質的遺址之外進行過大規模發掘的少數商代聚邑遺址之一,該遺址的發掘也開啟了對商代都城之外的一般聚邑研究的先河。三代時期的河北藝術總體上屬于“混融型藝術”,兼具精神性與實用性雙重功能,蘊含著后世各種藝術樣式的生成基因。三代時期的河北藝術也屬于“集體型藝術”,強調“工技”,具有分工協作的集體性。夏商周三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這一時期所形成的藝術精神既屬于河北,又超越河北,影響遍及整個華夏。

春秋戰國時期持續了五百余年,各諸侯國在此期間獨立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圈,如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等,各個文化圈的文化藝術形態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兼并的戰爭中不斷融合和發展。河北處于北方文化圈的范圍內,當時,河北分屬于燕、晉、衛、齊諸國。燕國是北方一個大的諸侯國,其始封都城古稱為薊,位于現在北京城的西南隅。戰國時期,逐漸形成七雄抗衡的局面。此時,河北地域主要有燕、趙、中山三個諸侯國,燕國位于北部,中山國處于中部,趙國則居南。中山國是北方唯一的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并被《戰國策》記載的諸侯國,其藝術風格具有鮮明的本民族特點,又地處燕南趙北,受到燕趙文化的影響,體現出北方戎狄少數民族的審美傾向和中原儒家文化藝術風格相互融合的特征。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上禮崩樂壞、王綱瓦解、戰爭紛亂不斷,但是文化藝術上則呈現出史無前例的興旺繁榮局面。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活躍的思想為各種藝術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條件。禮器在青銅器里所占比重減弱,日常生活類青銅器增多,造型活潑靈動的動物器型成為這一時期青銅器的一個特點。以青銅銘文為代表的書法藝術展現出一種特殊的線條美,新的工藝技術不斷運用到青銅圖案紋飾的制作當中。大型青銅器燈具——十五連盞銅燈制作新穎獨特,設計巧妙,獨具匠心。1977年出土于戰國中山國君成公墓的銀首人俑銅燈造型美觀,形象傳神?！对娊洝纷鳛槲覈钤绲囊徊吭姼杩偧?就地理位置來看,其中的鄴、鄘、衛的范圍包含了現在河北省的中南部。河北的民間歌曲最著名的當屬荊軻的《易水歌》,中山國和趙國則是俗樂的繁榮之地。中山國女子間流行“踮履”的走路姿態,成為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舞蹈。趙國、中山國人們熱衷于器樂如琴、瑟、箏的演奏和歌唱等活動,不少人以倡優為職業,被稱為“趙女”“中山倡”。春秋戰國時期的玉器已經擺脫了舊制度的限制,開始成為普通的商品得以流通。玉器的作用由以往的娛神,逐漸轉變為娛人,佩玉成為人們的喜好。

隨著建基于自然地理基礎上的行政區劃的不斷完善,秦漢時期河北藝術隨著地方文化觀念的逐步形成也逐漸形成自身的個性。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碰撞交融所形成的慷慨激昂的審美文化精神,帶來了這一時期河北藝術旺盛的生命力與奔放不羈的自由感。新的行政區劃帶來了民間藝術與官方藝術各自的形成和逐漸分化,民間藝術的通俗性與官方藝術的典雅性開始形成且并行不悖。秦漢時期的繪畫及雕刻等造型藝術,人物雖然樸拙,卻顯示著生命的情趣。從毗盧寺所收藏的漢代石人可以依稀看出草原民族與中原民族混合的影子,樸拙與飽滿的五官及體型傳遞出的是一種充盈的生命力。書法方面,秦漢時期篆隸轉換,字體筆畫逐漸加粗變重,相較纖細的篆體書寫,隸書筆畫的力量感更強。定縣漢簡的文字凝重但又不失個性,力量感從筆畫間架中不經意透露出來?，F存的傳世碑刻如《封龍山頌》《白石神君碑》等,其字體整體嚴謹卻凝聚著力量與生命,仿佛時時想要突破行列的束縛而自由地躍動。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的說唱俑,飽滿的肌肉感與略顯夸張的表演姿態展現出說書藝人表演時的生動,洋溢著世俗的生命情趣。

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沖撞與較力帶給河北地區一種激昂向上的民風,傾注到藝術中則表現為慷慨激昂的藝術情感。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以飽滿的熱情描述了太子丹送荊軻入秦時的悲壯場面。兩漢時期眾多荊軻刺秦王的畫像石的出現說明漢人對這一主題相當感興趣,這種畫像和故事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使河北地方藝術精神進一步向外延伸,產生出更大范圍的影響。兩漢時期河北分封了眾多諸侯王,在諸侯與中央之間經常出現各種悲劇性沖突,而河北諸侯王的絕命詩往往慷慨悲憤,呈現出上追荊、高的氣勢。在生命面臨絕境時所迸發的這種慷慨激昂的情感其實一直蘊藏在燕趙文化的深處,每當國家或民族面臨重大危難時,這種情感往往能轉化為行動的力量,成為一代代燕趙兒女保家衛國的精神動力。

慷慨激昂的藝術情感在造型藝術中也體現出來。在內丘出土的漢代天祿、貔貅等石制神獸,古樸威嚴,充滿凌厲感與力量感,展現了制造者飽滿的藝術激情與夸張的想象力。而出土于安平漢墓的出行圖則更是通過浩大的場面展現出墓主人出行時的場景。面對命運襲來的各種無奈與意外,河北先民以藝術的方式將這種生命體驗表達出來,從而形成以“悲”為美的藝術風尚。錢鐘書認為以悲為美是漢魏六朝的審美風尚(2)錢鐘書:《管錐編》(第三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46頁。,如果仔細考察這種審美風尚的生成,與河北地區的悲壯之風不無關系。漢武帝時期,音樂人李延年主持編撰了大量的樂曲用于各種國家禮儀活動中,其中關于送葬的《薤露》《蒿里》等樂曲辭悲調愴,充分體現了以悲為美的藝術特色。

隨著眾多諸侯王墓葬的發掘,漢代河北藝術的面貌開始為世人所熟知,已發掘的如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定州懷王劉修墓、簡王劉焉墓、穆王劉暢墓等都出土了大量陪葬藝術品。除了舉世聞名的金縷玉衣外,劉勝墓中的“透雕雙龍高紐谷紋璧”“錯金博山爐”也達到了極高水準。前者雕工細膩復雜,紋飾排列整齊有序;后者構思巧妙,紋飾錯落有致。簡王劉焉墓出土的白玉蟬則通體晶瑩,栩栩如生,充分體現了蟬的靈動與高潔。

秦漢時期隨著郡縣制成為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模式以及更大行政單位“州”的出現,類似于后世的省級區域規劃開始醞釀發展,這使得具有地域文化意義的“地方”概念開始發展起來。構成幽、冀兩州主體的燕趙故地由于處于黃河以北且地域相鄰,因而開始被冠以“河北”的稱號。而隨著兩漢行政能力的提升,行政區劃所帶來的文化影響亦開始不斷提升,農牧文明沖突與地方上的雅俗對峙成為河北藝術發展的兩大核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世河北藝術的發展趨勢。強健的生命、激越的情感以及強烈的悲劇意識是這一時期河北藝術的底蘊和色調,精致華美的外觀下是內斂卻又執拗的藝術個性。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打破了兩漢帝國四百年的統治秩序,同時也拉開了中國歷史上長達四百年的分裂動蕩時期的序幕。這期間盡管也經歷了西晉的短暫統一,但旋即又卷入更殘酷的動蕩之中。持續不斷的動亂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也打斷了兩漢藝術的雅化進程,兩漢精美絕倫的藝術珍品與宏大強勁的藝術風貌也成為歲月中的絕響。不同民族之間的持續混戰也帶來了民族融合的契機,大量少數民族藝術開始與漢族藝術融合在一起。戰爭帶來的地方割據也為特定地域的藝術文化特色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相較于漢代,魏晉北朝時期的河北藝術主要有以下特征:尚俠精神的深入,胡風與胡樂的興盛,佛教帶來的新審美文化。尚俠作為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建立起的文化傳統,在魏晉北朝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游俠文化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河北地方的剛健強勁性格,這種追求強健力量的文化精神深入到藝術領域,使當時的藝術創作帶有濃厚的勁健色彩。魏晉北朝漫長的戰亂時期,北方少數民族不斷沿幽燕地區南下,以塞外民族樂舞為代表的胡樂開始進入河北地區并廣泛傳播,胡風與胡樂得以興盛起來。胡風胡樂的傳入不僅影響到音樂、舞蹈,對于其他藝術種類也有潛在的影響。東漢末年佛教的興盛不僅改變了當時的思想進程,還帶來了藝術內容和形式的變化,特別是佛教造像極大地推動了雕像藝術的進步。魏晉北朝時期河北地區的統治者多信奉佛教。北齊的開創者高洋在鄴城開鑿了響堂山石窟,是河北地區最負盛名的北朝石窟。高洋不僅開鑿佛窟,還從全國各地延請高僧入駐講法,使鄴城地區成為佛教傳播的重要中心。在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強烈沖突的過程中,佛家的慈悲與空靈思想中和了力量沖撞而帶來的暴烈感,為河北文藝精神帶來了宗教的寧靜與哲學的深邃。在魏晉北朝時期,佛教思想已經成為塑造河北藝術精神的重要元素。

魏晉北朝時期,人物畫仍然是當時繪畫的主流。鄴城作為該時期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曹魏時期曾一度成為引領時代風尚的文化名城。曹氏父子及其手下文人群體在藝術領域的全面成就,鑄造了為后世所欽慕的“鄴下風流”。北齊時期鄴城再次成為北方的文化藝術中心,在繪畫方面匯集了楊子華、曹仲達、高孝珩、劉殺鬼、蕭放、田僧亮、殷英童、高尚士、徐德祖、曹仲璞、馮提伽等著名畫家,后輩畫家如展子虔亦曾經入仕北齊。北齊畫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繪畫的歷史進程。魏晉北朝時期特別是北齊時期的石雕一方面吸收了印度、中亞佛教造像的基本結構與模式,另一方面則大量吸收當時繪畫的創作技巧與藝術手法,創造出由秀骨清相向圓潤豐滿過渡的佛教造像,形成中國雕刻史上的一個重要高峰時期。魏晉北朝時期是書體演變的完善期,草、行、楷這幾種新體在經過東漢以來的醞釀之后,到魏晉時期已趨向成熟,走向了自覺階段。王羲之、王獻之使草、行、楷書體達到了一個高峰。以鄴城為中心的河北南部地區碑刻尤其豐富。魏晉北朝時期是河北音樂史中輝煌燦爛的時刻。當鄴城一躍成為政權都城之后,河北地區的音樂也隨之成為官方雅樂的代表。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政權也帶來了各自的民族音樂,并且逐漸與中原音樂融合而成為這些政權建構新的雅樂的重要內容,河北地域的音樂文化逐漸形成了胡漢雜糅、多尚武節的特點。魏晉北朝時期的河北音樂對中國音樂的定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魏晉北朝時期,由于不同文化的融合,還創造出大量的新式舞蹈。魏晉北朝時期河北地區的舞蹈傳承了中原舞蹈節奏相對舒緩,追求舞姿優美自然的一面,又吸收了域外胡舞節奏明快,動作性強的一面,優美自然而又極具動感。此外,故事性舞蹈在這一時期開始萌芽,以《蘭陵王入陣曲》《踏謠娘》為代表的敘事舞蹈成為中國傳統戲劇的鼻祖。

隋(581-618年)和唐(618-907年)都是統一的王朝,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疆域擴展、交流增加,中國的皇權專制社會進入了最為強盛的時代,文學藝術也進入了最為燦爛輝煌的時期,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匯與深度融合在河北藝術中得到進一步彰顯。這一時期的河北繪畫,既有中國最早最完整的青綠山水——展子虔《游春圖》,也有水墨山水中的神品——荊浩《匡廬圖》,還有中國繪畫史上最早描繪游牧民生活的胡瓌的《卓歇圖》,以及墓葬壁畫的精品——王處直墓壁畫。在雕塑方面,除了王處直墓以“海歸天王”為代表的墓葬雕塑外,隋代以“鎏金銅釋迦多寶像”“彩繪描金菩薩立像”“鎏金鏨花銀塔”為代表的佛教雕塑,唐代以“鏨花刻字銀塔”“鎏金鏨飛鳳紋銀卮杯”“鏨花帶蓋銀瓶”為代表的銀器雕刻,以“銅鎏金天王力士像”“銅鎏金五鈷鈴”“白石菩薩立像”、龍朔三年造像碑為代表的佛教雕塑,以隆堯唐陵石獅和滄州鐵獅子為代表的獅子雕塑,以唐代鞍馬散樂吹奏組俑為代表的陶塑等,都是雕塑藝術中的精品。在建筑方面,趙州橋作為世界上現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單孔敞肩石拱橋,創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跡。正定開元寺的鐘樓也以其獨特的建筑風格,展現了燕趙的文化神韻,文廟大成殿是我國現存第二大的唐五代木構古建筑。贊皇縣治平寺石塔,作為仿木結構亭閣式磚塔,是我們了解并還原唐代木結構建筑的重要實物依據。淶源縣泰山宮以及其中的興文塔,是具有標志性的唐代道教建筑。廣泛的題材、謹嚴的法度、兼容的審美,造就了隋唐五代時期河北繪畫、雕塑和建筑藝術的非凡氣度。隋唐時期,河北陶瓷的主要產地包括位于今河北邢臺市、內丘縣和臨城縣一帶的邢窯和位于今河北曲陽縣、定州市一帶的定窯。按照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隋代河北邢窯、河南相州窯與鞏義窯,共同完成了由傳統青瓷到白瓷的技術過渡。隋唐時期河北書法的主流是楷書,作品以碑刻為主,代表性的碑刻有龍藏寺碑、曲陽北岳廟唐碑、宋璟碑等。除此之外,李陽冰的篆書在當時可謂是獨步天下。李嗣真《書后品》、盧攜《臨池訣》、李華《字訣》等書法理論著作也在這一時期問世。隋唐時期河北樂舞呈現出穩步上升——高度繁榮——逐步過渡的特點。太常寺、教坊等宮廷樂舞機構的設置與完善,促進了樂學理論的研究以及樂學的發展,也為樂人、舞人的選拔、培養和樂舞作品的創作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河北籍樂人李龜年、何滿子經常出入貴族達官的府邸,并參與宮廷表演。幽州雜技藝人石火胡將頂竿雜技與《破陣樂》相結合,創新了燕樂的表演形式,也豐富了宮廷樂舞的演出內容。奚琴的改造與篳篥的盛行成為這一時期河北地區器樂融合的典型代表。隋唐時期,河北民間散樂發展迅速,民間節日歌舞娛樂種類繁多,“踏歌”“廟會”“賽神”等都在民間廣為流傳。

二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后周政權,建立起大一統的宋朝。藝術在宋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堪稱此前幾個世紀的集大成者,此前北方游牧民族的奔放熱烈與中原地帶農業文明的持重、雅化的風格在這里進一步碰撞、沖突、交融、匯合,形成一種既超越此前地域風格的局限,又包孕無限生機的文學藝術新高度。山水畫發展到宋代達到了一個高峰,河北地區的畫家許道寧、王希孟、高益、李世南、朱銳、龐崇穆、王元通等皆是畫壇翹楚。其中,許道寧無疑是宋代河北山水畫家中最負盛名者,是北宋李成之后郭熙之前最為重要的山水畫家。王希孟是中國繪畫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畫家,對于他的籍貫、生卒年月、姓氏、英年早逝的緣由等都充滿了各種猜測,現今的美術史著作多傾向于認為王希孟為河北武原人。王希孟是青綠山水最具代表性的畫家,其代表作《千里江山圖》為絹本設色,縱51.5厘米,橫1191.5厘米,長卷形式,是山水畫中的巨作?！板氤咔Ю铩钡暮觊煔庀?是歷代畫家推崇《千里江山圖》的主要原因。宋代河北知名畫家還有李世南、朱銳、王元通、李誕、郭待詔等。宋代河北的寺觀壁畫藝術則以高益所繪大相國寺壁畫,現存的定州靜志寺、凈眾院地宮壁畫以及井陘宋墓壁畫等為代表。宋代書法復興的標志是北宋四家蔡襄、蘇軾、黃庭堅和米芾的崛起。其中,河北籍書家中,除卻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匡義,李宗諤、宋綬、李之儀皆是宋代書法名家。蘇軾、黃庭堅則為河北書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筆跡。蘇軾(1037-1101年)的祖籍在河北欒城。蘇軾及其弟蘇轍對祖居之地有強烈的認同,蘇軾在文章里自稱“欒城子瞻”或“趙郡蘇軾”,蘇轍的文集則命名為《欒城集》。蘇軾還曾出知定州,并留下了書法名跡《雪浪石盆銘》《中山松醪賦》。黃庭堅(1045-1105年)是蘇門四學士之一,與蘇軾并列“宋四家”,與蘇軾一起推動了宋代書法的革新。黃庭堅與河北的淵源主要發生在任北京國子監教授任上。據《畿輔通志》記載,大名縣有黃庭堅撰并書的《賢樂堂記》,年代不詳?！剁茌o通志》還記載在冀州有黃庭堅撰的《養正堂記》。李之儀(1038-1117年),蘇軾出知定州時,跟隨蘇軾,為幕府。李之儀從學蘇軾,深得蘇軾書法要旨?，F今存世的書法作品有《別紙帖》,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與蘇軾從游甚密的另一位宋代河北書畫家、詩人王鞏在書畫、詩歌領域也頗有聲望。在宋代河北產生影響的還有出判相州、大名等地的韓琦,以及出知成德軍(正定)、瀛洲(河間)、定州的蔡京等,他們也為河北書法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北宋定窯進一步發展,裝飾品種逐漸豐富,在早期細線劃花、深剔刻、貼塑等工藝基礎上,根據自身胎土細膩致密的優勢,發展出斜刀劃花、印花等在胎體上進行裝飾的技法,創造出溫文爾雅、含蓄內斂的美學風格。與此同時,位于河北南部磁縣和峰峰礦區的磁州窯登上歷史舞臺,磁州窯繼承了隋唐化妝白瓷技法,在相對次質瓷土上進行“粗瓷細作”,生產出符合民間購買能力的粗白瓷,后又創新發展出剔化妝土、白地黑花等等一系列適合粗瓷的裝飾品種,一躍成為宋金時期北方最大的民窯生產體系。

隆興寺位于今河北正定,是我國現存時代較早,規模較大而又保存較完整的一座著名寺院。隆興寺內“千手千眼觀音菩薩”是我國最高大的站立式銅鑄佛像。隆興寺始建于隋開皇六年(586年),初名龍藏寺。北宋開寶四年(971年),太祖趙匡胤命在寺內修建一尊銅質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該作品顯示出宋代工匠高超的冶煉鑄造技能和令人贊嘆的雕刻工藝成就,是北宋時期雕塑藝術的重要代表作品。趙州陀羅尼經幢建造于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因幢體刻有陀羅尼經文,故稱“陀羅尼經幢”。該陀羅尼經幢高16.44米,是全國最高大、最完美的一座石經幢,其造型高峻挺拔又秀麗多姿,極具藝術韻味,是建筑造型和石雕藝術完美結合的杰作。木雕“力士立像”出土于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整個雕刻簡潔明快、準確有力、神采生動,是北宋初期木雕制品的代表作品。宋代的音樂成就主要在民間。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鎮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可供人們娛樂的場所,民間的曲子得到了越來越多文人的關注。瓷枕從隋代開始出現,到兩宋及金元時期盛行一時,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日用品。瓷枕上出現的記錄曲子與小曲的文字,是當時社會生活中普通人情感與心境的真實反映,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曲子在人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宋代是詩與樂再度融合的成熟期,河北地區的文人士大夫以“詞”的形式借景抒情、睹物感嘆、憂國憂民。北宋滅亡,金入中原,河北作為畿輔之地,受到了諸多的影響,詞調音樂也盡顯亡國之悲和無奈心緒。詞調音樂承襲了唐大曲的高雅和清麗,內涵深刻,充滿民族責任感,突出了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蘊。

民歌,是最能反映普通民眾生活狀況的一種藝術形式。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蘇軾被貶謫到定州擔任知州時,撰寫了一些詩歌來記錄生產勞動,同時也搜集整理了當地的秧歌小調,這些詩歌和秧歌小調在人民勞作的過程中廣泛流傳,這就是盛極一時的民間小調“蘇秧歌”。俗樂與雅樂相對,是古代民間音樂、外來音樂和散樂(百戲)的泛稱。由于市民社會的興起,順應經濟發展和人民需求的“瓦子”應運而生,這代表了宋代俗樂的興起。宋代流行的說唱音樂形式,有諸宮調、陶真、貨郎兒等,而器樂也逐漸成為一種更為活躍的表演形式。定縣(今定州市)博物館于1969年先后發掘清理了兩座宋代塔基,所見樂器就有拍板、笙、橫笛、琵琶、排簫和篳篥等。大晟鐘為北宋徽宗年間為推廣大晟新禮樂所鑄制的具有固定音高的青銅打擊樂器,大約有25件大晟鐘流散于海內外,其中一件現存于河北省博物院。隨著市民音樂的勃興和城市專門娛樂場所的出現,戲劇音樂形成了集歌唱、舞蹈、說白、舞臺布景為一體的戲劇藝術雛形,為我國古代戲曲藝術的全面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雜劇起源于北方,在宋代已經成為人們喜愛的藝術表演形式,在瓦肆和勾欄中經常有大型劇目上演,宋雜劇在河北地區的演出多服務于官宦之家或是帝王的宴飲助興活動。雜劇在發展過程中汲取了歌舞大曲的曲調,又包含了說唱音樂“諸宮調”的因素,題材的來源則和百戲的內容相關。

公元916年,一個包括多民族的奴隸主政權——契丹政權在我國北方出現。公元947年,契丹政權改稱為“遼”。在中原先進文明的影響下,契丹過渡到封建制的進程加快。由于遼的多民族特征,燕趙藝術作品的遺存中多透著濃厚的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跡。遼代佛教雕塑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西南方130公里河北易縣八佛洼發現的一組泥塑羅漢像。這組易縣洞窟內的遼代三彩等身羅漢像一共16尊,其中可查的存世羅漢像共10尊收藏在世界各地的9座博物館中。易縣十六羅漢是手工塑形、施釉的三彩釉瓷器。這些羅漢像被認為是極為罕見的中國寫實主義雕像,堪稱中國佛教造像史上的巔峰之作。遼代書法作品多來源于石刻經文等,其中河北籍代表性書家有王鼎、劉操及僧人書家釋志延等。遼代瓷器以白瓷刻花牡丹紋梅瓶(1976年香河縣文化館征集)和白瓷瓜形注壺(1986年永清縣東關遼代墓葬出土)為代表。遼代的寺觀建筑多為密檐磚塔,色白或淺黃,實心形制,底層立于須彌座、平坐勾闌和蓮瓣之上,塔身八角或六角,仿木構的斗、柱、枋、門窗,上作層檐。

金朝建國于1115年,滅亡于1234年,在歷史上總共持續了119年。金朝西與西夏、蒙古等接壤,南與南宋對峙。它奠定了中國北方的疆域,對中國北方版圖的確定起到了奠基性作用。金國征滅遼國和北宋王朝并定都大興(北京)后,河北人民的生活相對安定下來,戲曲(含雜劇與樂舞等)很快得到恢復與發展,并形成了金院本。雜技藝術也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金代師法唐楷的書法主要是注重體現官方意志的碑刻,也體現了女真民族漢化的程度。金代可圈可點的河北籍書家不多,代表人物主要有蔡松年父子、任詢、趙秉文等等,黨懷英、趙沨、王庭筠等在河北地區也有作品流傳。宋、遼、金時期樂舞文化典型體現了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深度交融的特點。一方面,契丹與女真人的樂舞體現出迥乎中原的游牧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在宮廷樂舞文化建構的過程中,遼金兩朝不斷對中原樂舞文化進行拿來、吸收、復制、蛻變,最終形成了以金中都(北京)為中心,以百戲、雜劇、金院本、諸宮調為代表的樂、舞、戲一體的新藝術門類的繁榮。1971年至1993年間,河北宣化遼代墓葬群落中陸續出土了多幅色彩艷麗且繪制精美的樂舞壁畫,以最直觀的方式反映了遼代蕃界漢人與契丹民族的樂舞文化互動。宋代以后,隨著市民文化的發展,民間雜技進入繁盛期。1125年,金滅遼之后統治了北方廣大地區,金朝統治者吸收了漢族文化傳統,每有慶典活動則仿照漢人,召御前祗侯、教坊樂人、露臺祗侯、妓女和雜劇、弄影戲、弄傀儡、打筋斗等不同擅長的專業藝人150多家進行巡回演出。民間則仍保持著游牧民族“盤馬挽弓”的習俗。遼、金本國的雜技藝術主要是“射柳”“擊鞠”,又吸收了漢民族藝術的一些特征。金代的寺觀建筑大量采用大額承重梁架,大量減柱移柱等。金朝對前代的許多塔寺進行了極富特色的重修,獲鹿縣(今鹿泉區)的龍泉寺,正定縣城里唐時興建的華塔、凌霄塔、臨濟寺澄靈塔等,都因金代重修而具有了金代建筑風格。金代塔的代表作品還有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還有盧龍縣的尊勝陀羅尼經幢,為金代石刻精品。

公元1279年,元滅南宋,結束了南北長期的割據局面,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少數民族涌入內地,與漢人雜居通婚,經濟文化交流滲透,各民族之間進一步融合。在書法方面,趙孟頫正是在這種多元復合的社會與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奠定了書畫大家的歷史地位的。趙孟頫倡導晉唐古風,主張“畫貴在古意”,強調書畫同源,為元代一代繪畫宗師。劉貫道集諸家之長而有開拓,在元代具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消夏圖》一掃宋代理學和道學的束縛,給人以意態舒暢之感。何澄也是一位杰出的河北畫家,善畫人物、山水、鞍馬和界畫。他的《歸莊圖》既有宋時遺韻,又能以獨特的構圖和筆墨給畫面帶來一種少有的現代氣息。元朝初年北方第一代書法家都經歷了由金末戰亂到之后進入元政權的過程,以沉著厚重的顏體書法為主要特點。河北籍“趙體”書家代表人物有元明善、蘇天爵、劉賡、郭貫等。在建筑方面,曲陽北岳廟建筑面積2000平方米,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元代木結構建筑,殿內的大面積壁畫更是杰出的藝術珍品。在瓷器方面,元代瓷器的存世量并不豐富,但青花、釉下彩等制作工藝和形式特征展現出了元代瓷器獨有的特色。在河北地區出土的“釉下多彩透雕罐”“青花海水龍紋八棱帶蓋梅瓶”“青花雙獅戲球紋八棱玉壺春瓶”“高麗青釉嵌彩飛鶴紋梅瓶”等在元代陶瓷的發展歷程中具有很高的價值。元代藝術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在民間藝術熱土中發展起來的元雜劇,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戲曲已經發展為成熟的藝術形式,代表著我國古典戲曲史上的第一個高峰。大都(今北京市)、真定(今河北正定)都曾是北方元雜劇中心。河北籍雜劇名家名作輩出,如關漢卿《感天動地竇娥冤》《單刀會》《拜月亭》,王實甫《西廂記》,馬致遠《漢宮秋》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名家名劇?；钴S在真定的以白樸為首的作家群有白樸、李文蔚、尚仲賢、戴善甫、侯克中、史樟、汪澤民等。南戲、昆腔也從南方流入北方,與諸宮調等一起活躍于舞臺上。元代音樂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宮廷音樂以蒙古、藏、漢民族及其融合的音樂為主,其他少數民族的音樂為輔。宮廷外的音樂有戲曲音樂、唱樂、說唱音樂、歌舞音樂等多種類別,新興器樂有火不思、興隆笙、云鑼等,眾多創作家和表演家聚集在大都。曲學家河北武安人胡祗遹有《紫山大全集》,今存二十六卷本,卷八有《黃氏詩卷序》《優伶趙文益詩序》《朱氏詩歌卷序》,是現存珍貴的研究元曲的資料。

三

河北的“直隸省”之稱始于明朝。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都應天府(今江蘇省南京市)。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為強化對北方地區的控制而遷都順天府(今北京)。今屬河北、北京、天津及河南、山東的小部分地區因直接隸屬于京師管轄而被稱作“直隸”,河北自此成為京畿重地。為區別于直屬于南京地區的南直隸,河北亦稱“北直隸”。明朝藝術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生動活潑的特點,體現出平民化與世俗化的趨勢。明代初期,明王朝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一元統治,造成明初一百多年里文化的創新能力和活力不足,文人士大夫走向逍遙、放任、自適,走向“獨善其身”。明中后期戲曲藝術、繪畫、書法乃至園林、服飾、家具、瓷器、各種賞玩物件等的發展與繁榮,都與前期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這種文化風尚相關。明代中后期,新興的市民階層的形成給處于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明代文化帶來了新的生機,市井文化、市民階層的審美觀念成為重要的審美風尚。生活的休閑化、藝術化、審美化帶來了器物審美的日趨活躍。

在繪畫與雕刻方面,明代河北最為重要的作品是見于各地的形制巨大、畫工精美的壁畫創作。河北境內有較大影響的畫家與畫作很少,最有代表性的首推以《高松竹譜》聞名的畫家高松。明代河北境內保存較為完好且規模較大的寺觀壁畫主要有毗盧寺壁畫、隆興寺中的摩尼殿壁畫、北岳廟壁畫、故城寺壁畫等。在書法藝術方面,明代盛行“帖學”,書法創作以行楷居多,其他書體呈沒落之勢。在建筑藝術方面,明代河北的建筑藝術最為人所稱道的是明長城和以保定古蓮花池為代表的北方園林。以金山嶺長城、山海關長城、紫荊關長城為代表保存完好的明長城是我國建筑藝術的精華,明長城依山傍海,氣勢雄偉,是我國古代土木工程偉大成就的標志。古蓮花池既有北方的建筑風格,又兼具南方的藝術特色,在藝術形式和建筑風格上達到了高度統一。除此之外,以蔚縣玉皇閣、涉縣媧皇宮、正定隆興寺毗盧殿、蔚縣暖泉華嚴寺等為標志的寺廟建筑,體現了明代河北建筑杰出的藝術水平;散見于河北各地的明代古戲樓,印證了明代河北戲曲藝術的活躍與繁華;而以西古堡、天長古城、雞鳴驛、于家村、英談村等為代表的明代民居建筑,則生動地留存了明代河北民間建筑藝術的風貌,為我們了解明代河北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與狀態提供了最直觀生動的資料。

在戲曲藝術方面,在南曲基礎上文人階層創作的傳奇成為戲曲藝術的主潮,傳奇在明代逐步被推向繼元雜劇之后戲曲的又一座巔峰。多種地方性的戲曲聲腔先后流行,影響最大的是昆山腔。明中后期逐步開始的“花部亂彈”則是地方戲曲的萌發。明代河北民間說唱、表演藝術亦呈現曲種繁多的活躍局面,在各地分別流傳的有樂亭大鼓、任丘大鼓、贊皇旗鼓、安國架鼓、常山戰鼓、滄州木板大鼓、木板書單弦、數來寶等為代表的地方曲種多達三十多種。明代河北的民間雜技如滄州舞獅、吳橋雜技、沙河藤牌陣、蔚縣拜燈山和打樹花,民間剪紙、版畫藝術如蔚縣剪紙、武強年畫、內丘神碼,以及磁州窯的瓷器及易縣的易水硯等,都曾風行于當世,也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河北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朝的歷史如果從努爾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到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止,總共276年。如果從清兵入關(1644年),建立全國性的政權算起,為268年。清朝是古老中華帝國的最后輝煌年代?？傮w來看,清代藝術呈現為一個守成與創新、總結與開拓的辯證運動過程。清代河北為畿輔重地,首善之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其在政治、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河北藝術有著突出的官方色彩,與宮廷風格保持著較高的一致性,體現出重正統、重古法、溫柔敦厚、清真雅正的審美觀念和審美趣味。如清前期的直隸書壇受宮廷書風影響明顯,崇尚館閣體,書法多呈廟堂富貴之氣;繪畫領域追崇宮廷畫風,直隸畫家勵宗萬、戴明說等均延續了正統派平和、莊重的筆墨形式;建筑領域無論是皇家園林避暑山莊還是帝王陵寢清東陵、清西陵等,都是帝王意志的集中體現,彰顯著皇家文化的莊嚴、高貴與宏大。另一方面,清代河北藝術中也激蕩著豐富多元的民間藝術的回響,由花部諸腔發展而成的眾多河北地方戲曲,唱出了燕趙兒女的慷慨激情,體現著底層民眾的文化追求;民間音樂是清代河北音樂的第二大主體,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說唱音樂、民間器樂、歌曲小調等;本為底層民眾謀生技藝的雜技,在廟會集市、社火演出中逐步獲得規?；涣?、娛樂化發展和程式化定型,并由民間走入宮廷,最終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種類繁多的民間舞蹈、鄉土氣息濃郁的木版年畫彰顯著清代河北民間藝術的豐富與活力?？傮w來看,清代河北藝術正是在宮廷與民間、雅與俗的交響與變奏中成就自我的。

河北地區是清代傳奇創作的重鎮,出現了一大批傳奇創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孫郁《漱玉堂三種傳奇》,劉鍵邦《合劍記》,張應楸《鴛鴦帕》,董榕《芝龕記》,張云驤《芙蓉碣》,張瑀《還金記》等。除此之外,這一時期作為余音回響的河北雜劇作家還有邊汝元、舒位、褚龍祥、魏荔彤、陳德榮等。自明代中期開始孕育的花部諸腔至清代逐步成熟,在河北大地上出現多種多樣的地方戲曲劇種。河北梆子是河北省的主要地方劇種,具有慷慨高亢、哀怨悲涼的聲腔風格。侯俊山、田際云、魏聯升、何景山、趙佩云(小香水)等奠定了河北梆子的主要演唱、表演風格。絲弦腔是河北古老的戲曲聲腔之一,清中葉之后,在各地方言和民間音樂的滋養下,根據不同地域的方音方言和曲調的不同,形成相近而又不同的絲弦腔。隨著花部諸腔的興起,哈哈腔由說唱體的曲藝形態轉化為河北地方劇種。河北亂彈別名五音亂彈,是一個多聲腔的劇種,包括亂彈腔、昆腔、揚州調、高腔、羅羅、嗩吶二黃和雜曲小調等。京劇一直有皮黃戲的稱謂,皮黃腔在河北的發展,最早主要見于吳橋、泊鎮等河運碼頭。光緒十七年(1891年),著名河北梆子演員田際云(藝名響九霄)首開京劇與河北梆子同班合演的先例,時稱“京梆兩下鍋”或“兩摻餡”。京劇借助“兩下鍋”而廣為流傳。羅戲以唱俗曲曲牌為主,講究程式,在表演上鄉土氣息較濃。羅羅腔是與絲弦腔具有“親緣”關系的另一個弦索俗曲系統的劇種。清朝以來,秧歌吸取當地最流行的地方戲腔調,逐步從社火、花會中獨立出來,演變為地方戲曲劇種。平調屬于梆子腔系板腔體,行當齊全,善演歷史戲、大戲。老調起源于清代冀中地區民間花會中的俗曲“河西調”。清末民初,不斷借鑒融合昆曲、京劇、西河大鼓以及新興的河北梆子的優長,豐富了自身的藝術表現力。評劇源于蓮花落,以成兆才為首的藝人對蓮花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步使其廣為人知,成為全國重要的戲曲劇種。清代宮廷演劇是歷代宮廷演劇的集大成者,在康乾盛世的推動下,成為彰顯國力、傳播文化、教化娛樂的重要載體。避暑山莊音樂是河北宮廷音樂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促成了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音樂文化的融合,進一步豐富了河北宮廷音樂的內容。

清代后期,戲曲和說唱成了群眾的主流音樂文化,民間器樂、歌舞進一步走向完善、成熟。河北戲曲音樂的主調是高亢、激越、慷慨、悲壯,諸腔雜陳、各領風騷。河北本土柳子弦索腔、秧歌落子腔、影調腔,和外部流入的昆弋腔、梆子腔、皮黃腔等交織相匯,形成花部諸腔欣欣向榮、地方小戲層出不窮的戲曲藝術局面。清代河北的樂器主要有胡琴類拉弦樂器和嗩吶類蘆簧樂器兩類,樂種則有民間鼓吹樂、弦索樂、鑼鼓樂等。

清代河北舞蹈在戰爭與民族融合中呈現出多元發展態勢。禮樂是清代帝王鞏固統治地位、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宮廷樂舞即屬于禮樂的范疇。宮廷樂舞大致分為雅樂、宴樂、內廷演戲三種類型,一直作為官方活動進行表演。雅樂和宴樂是清代宮廷樂舞體系中兩類不同性質的樂部,二者都有舞蹈表演,前者主要用于郊廟祭祀,后者則用于宮廷宴饗、朝會儀式等。此外,清帝大多喜愛看戲,內廷演戲將戲曲藝術引入宮中,活動之頻繁甚至高于雅樂和宴樂,成為內廷戲劇的一種表演形式。清代也是河北民間舞蹈發展的一個高峰,這一時期河北民間舞蹈種類繁多,據不完全統計,大致包含地秧歌、瘋秧歌、拉花、霸王鞭、高蹺、寸蹺、旱船、擺字龍燈、大頭和尚戲柳翠、舞中幡、獅子舞、太平鼓、扇鼓舞、花鼓落子、萬全社火、花貍虎、拉花蹦蹦、高蹺馬、對花拔、抬花杠、炮打五只船等30余種。

清代書法走的基本是一個由崇帖到尚碑的發展路徑。清初集中于直隸的書家在數量上有很大優勢,很多書家也是全國性名家。這一時期的書家主要有孫奇逢、孫奇彥、孫承澤、馮銓、戴明說、王余佑、王崇簡、王熙、杜立德、魏象樞、魏裔介、梁清標、楊思圣、勵杜納、郭棻、米漢雯、殷岳等。他們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是書畫鑒藏家。其中,書畫兼擅的如戴明說、米漢雯、王崇簡等,鑒賞家書家則有孫承澤、馮銓、梁清標,均在書法史上產生了較大影響。直隸書家受宮廷書風影響明顯,書法多呈廟堂富貴之氣,書法以大軸居多,風格縱橫捭闔,表現出霸悍之氣、雄健之美。

河北是清代北方繪畫的核心地域,形成了龐大的創作群體。畫家們或供奉于宮廷,或活躍于民間,有不少是父子、兄弟同工于繪事?？偠疆嫾曳接^承的《御題棉花圖》創意新穎,選材獨特,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文人畫家戴明說工墨竹、精山水,追摹宋畫,頗得順治帝賞識。張賜寧于山水、人物、花鳥無所不工,開后世海上畫派之先河。張之萬畫承家學,為士大夫畫中逸品。乾隆時期的宮廷畫家勵宗萬兼工山水、花鳥,筆意恬雅,設色古淡,書卷氣盎然。清代河北寺觀壁畫中以張家口南部的壩下地區(主要是蔚縣)留存最為密集。蘇官堡華嚴寺、涌泉莊重泰寺的水陸殿壁畫以及西合營鎮夏源村財神廟的“百工圖”構圖嚴謹,色彩艷麗,洋溢著濃厚的鄉土氣息。清代武強年畫是北方年畫的重要基地,一度出現過家家點染、戶戶丹青的繁盛局面。

清代是中國古代建筑體系集大成的時期。清代建筑文化以漢族建筑文化為主體,同時又融合了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民族的文化,承德外八廟即是這種民族建筑融合的典范。清代建筑文化的兼容性促進了江南建筑技藝的北移,北方園林建筑在裝修欞格、木雕花罩、磚木雕飾、鑲嵌玉石、山水園林等方面均受江南的影響,這些大大提高了建筑的觀賞性?；始覉@林、帝王陵墓和宗教建筑等是清代河北建筑的主要成就。避暑山莊是清代規模最大的皇家園林,它依當地自然山水之勢,充分發揚了中國古典園林的造園理念,融南北建筑藝術之精華,將建筑形式、體量、空間、色調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巧妙實現了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有效結合,在園林建筑藝術上堪稱一絕。外八廟是清代最宏大的藏傳佛教寺廟群,凝聚了漢、蒙、藏等多民族的建筑風格和藝術特色。清東陵、清西陵是清代帝王斥巨資為自己修建的陵墓,也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體系最完整的古代封建帝王及后妃陵墓建筑群。每一處陵墓都精心選址,巧為設計,用盡匠心,體現著中國傳統的建筑文化特色,是中國古建筑中的瑰寶。與上述壯麗輝煌的皇家建筑不同,以私家宅邸、莊園為代表的民居則構成了清代河北建筑的另一種景觀。這些民居建筑群用材考究,磨磚對縫工藝精細,雕琢彩飾精美典雅,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

清朝中后期的雜技和其他多種民間藝術一樣,逐步在廟會、集市等與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社會組織形式中獲得了發展。承德離宮的雜技演出,既是宮廷制度及禮儀的一部分,也是娛樂意味較濃的觀賞節目。作為畿輔之地的河北是民間雜技和宮廷雜技的交匯處,在上下兩種趨勢的發展中,河北雜技逐步走上了獨立藝術門類之路。清末至民國初年,隨著我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國的主要城市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產業工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漢口、哈爾濱等主要城市孕育了廣大的工人階層,這也成為雜技藝術的主要受眾。這一時期西方國家也在“馬戲”“魔術”等領域取得較大發展,中外雜技交流促進了世界雜技藝術的發展。河北雜技藝人開始到世界各地參與演出,極大地宣揚了中國雜技,促進了雜技藝術的國際交流。河北雜技是中國雜技的重要代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中國雜技的發展。

結 語

具有豐富內涵和特點的古代河北藝術不是孤立的現象,它隸屬于華夏多姿多彩的地域、環境和文明生態圈,與華夏藝術構成一般和個別、普遍性和具體性的關系。研究基于地域屬性的河北藝術,撰寫河北地域藝術通史,一定要在整體把握河北地域內涵和行政變遷,詳細占有各種文獻的基礎上進行,在實證、分析和闡釋的有機聯系中找到破解河北地域文化藝術的密碼和通道。不僅要以貫通的眼光搭建起不同時代河北藝術所蘊含的思想內容、價值理想和藝術精神等方面的關聯性,而且還要以對話的意識加強不同門類藝術之間的溝通,將不同歷史時期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相似、相近、相通、相別、相異的特性揭示出來。無論怎樣,撰寫者都應秉持對藝術及其藝術活動最大的尊重和善意,在歷史語境、具體情境和文本分析的互動中找到進入藝術史問題的內在根據和言說動力,努力實現實然與應然、事實陳述與價值判斷、歷史感與現實感、理論分析和藝術感悟、文字與圖像的統一,在充分展現河北幾千年來豐富多彩的藝術風貌、藝術樣式和有代表性的藝術作品的同時,刻畫出河北藝術獨特的精神氣質和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