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協同參與鄉村振興路徑研究
——以F基金會參與南峪村實踐為例

程 慧,賈廣宇

(河北師范大學 a.法政與公共管理學院;b.初等教育系,河北 石家莊 050024)

鄉村振興是我國當前推進的重大戰略部署之一,是一項高度復雜、任務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之間分工協作、協同推進。政府主導的基礎領域、市場主導的頂層領域和社會主導的中間領域,構成了鄉村振興的三大領域。社會組織的主導性參與,是鄉村振興中間領域最明顯的特征。(1)宋道雷:《社會治理的“中間領域”:以社會組織為考察對象》,《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當前鄉村振興的實踐探索仍面臨著基層組織乏力、企業參與不足、人才支撐不夠以及社會組織孱弱等問題,特別是在鄉村空心化、鄉村力量日益薄弱的背景下,鄉村的發展不能僅依賴于政府配置資源,還須倡導政府、企業、村民和社會等多元主體形成合作網絡來協同參與。社會組織在鄉村建設中能夠發揮優化鄉村公共服務、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和提升鄉村社會資本的價值,對實現鄉村治理共同體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2)于健慧:《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功能、挑戰、路徑》,《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早在2017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就發布了《關于廣泛引導和動員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的通知》,強調社會組織是聯系企業、愛心人士等社會幫扶資源與農村貧困人口的重要紐帶,是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重要載體。在脫貧攻堅中社會組織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成為推動貧困地區順利脫貧的重要力量。(3)2017年12月4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關于廣泛引導和動員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的通知》,國開發〔2017〕12號。2022年,國家鄉村振興局、民政部印發了《社會組織助力鄉村振興專項行動方案》,指出“進一步動員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大對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支持力度,更好發揮示范帶動作用”(4)2022年5月7日,國家鄉村振興局、民政部關于印發《社會組織助力鄉村振興專項行動方案》的通知,國鄉振發〔2022〕5號。。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引導有意愿和有能力的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到鄉村公益事業中來,推進鄉村共同富裕。尤其在推進中國式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組織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要積極融入新時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務中,在全面建設農業現代化中找準定位、主動作為、作出貢獻,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目前,學界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會組織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功能的發揮,對于社會組織在鄉村振興中促進鄉村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生態宜居等方面的關注較少;研究的對象多為內生社會組織,忽視外生社會組織的價值;主要集中在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價值研究,對于社會組織與多元主體協同參與鄉村振興的研究較少。(5)趙曉峰:《鄉村振興中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基于理論資源、隱形陷阱與現實路徑的思考》,《社會科學輯刊》2023年第2期;彭小兵、譚志恒:《組織動員、資源內生和市場對接:貧困社區內源發展路徑——基于云南省L中心的考察》,《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6期;葉林、雷俊華:《社會力量助推鄉村振興的內源性發展路徑研究——基于“振興村”試點的分析》,《理論與改革》2022年第1期;盧艷齊:《社會組織嵌入鄉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鄉鎮商會為例》,《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齊文浩、齊秀琳:《社會力量助推鄉村振興:機制、障礙與因應策略》,《農業經濟問題》2023年第3期?；诖?本文嘗試探討以下問題:一是社會組織與其他鄉村振興主體協同參與鄉村振興的關系;二是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實踐經驗;三是如何優化社會組織協同參與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

一、分析框架:協同治理理論視角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

(一)協同治理理論

協同治理論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知識,反映了協同學和治理理論的相關概念基礎。協同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最早由赫爾曼·哈肯于1971年在多學科研究基礎上創立,強調在開放系統下完全不同性質的子系統,既獨立運行又受到其他子系統的影響,并按照統一的目標系統發展,該理論對于不同的學科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6)赫爾曼·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凌復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頁。Donahue首次將協同治理的概念引入到公共管理學領域,認為協同治理強調的是協同和合作,是一種不局限于政府參與的公私協同關系。(7)Salamon.LM. “Rething Public management:Third-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ction.”Public Policy 29(3),1981:255-275.Ansell將協同治理定義為多個公共機構與非政府部門為了達成統一共識,通過正式的制度安排和共同協商的方式形成統一決策來實現公共利益的治理安排。(8)李亞麗、楊成勝:《產業扶貧的協同治理邏輯及實踐路徑》,《地方財政研究》2019年第2期。Salamon引入第三方管理理論,提出民間組織協同參與政府行政活動能夠提高實現行政目標的效率。(9)萊斯特·M.薩拉蒙:《公共服務中的伙伴:現代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田凱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79頁。我國學者將協同治理理論本土化,以俞可平為代表的學者將協同治理理論運用到中國治理實踐中,認為協同治理理論在中國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和生命力,政府要將權力向社會回歸,通過推動政社合作來實現鄉村善治。(10)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頁。在公共管理領域,協同治理理論強調的是多元主體在參與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形成的公私協作的治理方式,是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公民等各個子系統所構成的整體系統,尋求達成統一共識、遵循共同規則并協同合作的高效治理過程。(11)鄭巧、肖文濤:《協同治理:服務型政府的治道邏輯》,《中國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

(二)分析框架

社會組織作為鄉村振興多元共治中的一元主體,在參與鄉村振興過程中如何有效發揮自身優勢,高效協同其他參與主體,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進程,本文從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參與動因、參與結構、參與制度和參與過程四個維度予以具體闡述。

1.參與動因

從參與動因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建設主要源于兩個方面——政府行政吸納和社會組織的內生需求。一方面,當參與主體意識到參與與自己的利益緊密相關,且能夠達到自己單方無法達到的效果時,會趨于積極主動地參與協同并推動其他主體有效響應;但如果主體的需求還有更加便捷的解決路徑時,參與協同的動機意愿會降低,這也為后期協同治理的成效埋下了隱患;另一方面,各參與主體在權力、資源、知識和信息上擁有量不同或各占優勢,單個主體清楚僅憑一己之力無法達到目標,需要各主體協同整合以發揮最大效力;此外,各參與主體如曾經有協同互動經歷會降低彼此之間的隔閡,增進信任程度。

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各主體之間的資源擁有程度、知識和信息掌握程度、內外部環境等均存有差異,每個主體在鄉村振興中都有各自獨特的訴求。比如基層政府需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村委會通過推動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和治理水平及村莊凝聚力提升;農民合作社在將農民組織起來合作生產經營的過程中,提高自身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社會組織能夠完成自身公益使命,促進組織內部建設和專業水平提高,擴大組織的影響力、構建良好的社會聲譽;農民在鄉村振興中力求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促進個人歸屬感和自我價值提升。雖然各主體的訴求不一,但都是鄉村振興的建設主體,這些多元主體的各自訴求有機整合為鄉村建設的參與動因。

2.參與結構

在協同治理進程中,各參與主體具備的起始條件、對各方信賴程度、參與熱情等情況不對等,此時領導力的作用發揮尤為重要。通過統籌協調,引導各參與主體有序融入其中,不斷激發參與熱情,為尋求共同利益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解決協同治理中主體之間的糾紛或存有的矛盾隱患,整合各方的資源條件,實現對穩固協同關系、推動協同治理、保證各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有力支撐。(12)陳桂生、徐銘辰:《數字鄉村協同建設研究: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鄉村振興不是政府一方的事務,而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農民等各利益相關主體的共同責任。在構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中,充分發揮“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民參與”的治理體系中各主體功能和優勢,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社會組織因其所具有的非營利性和公益性特征,使其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軟力量”,成為協同多元主體參與的“潤滑劑”和有效橋梁。比如,社會組織積極倡導政府部門進行法律法規的制定和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為各主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社會組織在政府賦權下參與制定專業化、可操作的鄉村振興方案,催化和推動其他各方主體積極參與鄉村振興;社會組織通過有效溝通與信任關系的構建,推動村兩委支持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行動,實現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改造、鄉村產業的推動發展、鄉村文化生活的改進和社會資本的累積,使其充分發揮村級公共事務參與治理主體的作用;社會組織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政策解讀及示范帶動,對農民進行教育和引導,增強農民自身造血能力與發展的內生動力,保證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

3.參與制度

參與制度是在各主體協同參與鄉村治理過程中統一的行動指南。其呈現出以下特征:一是協商性。協同理念要求制度是基于各參與主體的動機、需求等實際情況協商制定的,所有利益相關方都有參與制度設計的權利。二是透明性。公開透明的制度設計有利于各參與主體消除彼此之間條件不對等的差距隔閡,增進彼此之間的信任程度。三是公平性。合理的制度能夠保證各方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每一個參與主體都能夠被尊重,都有權利要求自己的需求得到回應。(13)李志軍:《利益相關者視域下欠發達地區農村人居環境協同治理路徑研究——基于粵北L村的實證分析》,《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

2017年出臺的《關于廣泛引導和動員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的通知》和2022年發布的《關于動員引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工作的通知》,都強調相關部門要為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創造條件,提供信息服務、政府購買服務,以及稅收減免、信貸支持、行政事業性費用減免等政策支持,并強調構建良好政社關系,政府部門建立社會組織參與協調服務機制,明確專門機構和人員負責組織協調服務工作。政府賦權和鼓勵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為其發揮優勢,在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振興中發揮協同作用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

4.參與過程

參與過程一般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對話、建立信任、投入、共識和階段性成果,每個階段之間相互影響,呈周期性運轉規律:對話是進行溝通的必要方式,對話程度的深度也決定協同進程的效果和效率,通過對話彼此之間消除阻隔障礙;建立信任是協同進程中的重要一步,各方不再有所保留,彼此信賴,共同致力于目標追求;投入階段是各方依據自身的資源條件,在信任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優勢作用,是最終成功的重要量變基礎;整個協同進程分為多個時間節點,每個時間節點需要有領導力、制度等約束下形成目標共識,在每個節點完成階段性目標。(14)李健、李雨潔:《外源型社會組織如何推動鄉村振興合作網絡構建——基于L基金會的案例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1期。

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目的性。所參與的鄉村振興項目需要獲得其他主體信任,也要促進各主體之間增進信任,確保多元主體資源的有效投入,為各主體之間達成的共識而努力。同時,根據鄉村的實際情況劃分階段任務,各參與主體在參與的投入程度不同也會導致階段性目標的完成效果不一。協同治理的過程并不是一次性達到協同治理結果,甚至有時候因為階段性目標沒有完成,需要再一次完成一個環形的協同運行過程。

綜上,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需要政府、企業、村兩委、社會組織、農民等多元力量參與;需要政府通過統籌協調,引導各參與主體有序參與,形成穩固協同關系;通過構建協同機制,推進社會組織協同參與鄉村振興。

二、案例分析:F基金會參與南峪村鄉村振興的實踐邏輯

經過實地調查,本文選取F基金會在河北省南峪村實施“百美村宿”項目,推動鄉村產業興旺、農民增收、鄉風文明的典型案例,解剖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和鄉村發展中所發揮的協同治理作用。選擇該案例的原因有三:一是參與效果較好。F基金會通過“百美村宿”項目帶動了南峪村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實現了脫貧和鄉村振興。二是參與過程涉及多元主體參與。該案例的參與主體包含了合作社引領參與、鄉鎮企業的資金投入、社會組織資金投入、村干部的領導催化和政府的政策保障等多方面內容,與本文研究的問題高度契合。三是F基金會因其公益影響力具有良好的社會基礎,與政府和村兩委構建了良好的信任關系,能夠有效地成為多元主體的紐帶,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選取南峪村的鄉村振興實踐作為研究案例來論證社會組織協同參與鄉村治理具有可行性和示范性。

(一)案例基本情況

1.F基金會基本情況

F基金會在1989年成立,以滿足貧困人口需求、實現貧困人口脫貧為目的,在產業、教育、健康、救災等多個領域開展公益慈善活動,是典型的公益社會組織。2013年,F基金會在全國范圍內發起“百美村宿”項目,該項目通過整體規劃和專業設計對傳統村莊、舊民居進行內部改造,對村莊和周邊生態環境進行維護整治,以開展鄉村旅游促進三產融合,培養鄉村致富帶頭人和年輕人回鄉就業創業,依托村兩委和合作社進行民主協商,以合作社為載體,實現成員共享、利益聯結的收益分配機制,實施積分管理,開展鄉村文明建設,最終將村莊打造成產業強、生態美、文化興、機制活、百姓富的鄉村振興綜合示范村。截至2022年5月,項目分布在12省、29縣(區)31村,共計33個項目(15)數據來源于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網站,http://www.cfpa.org.cn/project/GNProjectDetail.aspx?id=60,2023年7月29日。,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范本。

2.南峪村基本情況

南峪村為國家級貧困縣——河北省淶水縣的一個貧困小山村,位于野三坡風景名勝區周邊,緊鄰北京市房山區十渡景區。該村雖然具有一定的自然稟賦,但長期處于貧困狀態。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地處山區,交通不便,橋梁和公路不完備,村民出行困難;二是缺少特色產業,當地居民以養羊為生,耕地和林地較少,難以發展種植業,只能種植玉米等作物,收入結構單一;三是缺乏人才、創新發展理路,村民信息閉塞。(16)根據實地訪談信息整理。南峪村在2013年被列為國家級貧困村,全村共有214戶,571人,常住人口僅有120戶360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為172戶,468人,占總人口的82%,村民的人均純收入僅1800元,人均不到半畝地,大部分年輕人進城務工,村內空心化嚴重。面對發展傳統農業自然稟賦不足、人力資本匱乏、無現代產業基礎的困境,僅靠鄉村本土資源難以實現鄉村發展。

F基金會作為致力于解決貧困問題與鄉村發展的公益社會組織,于2015年選中南峪村開展“百美村宿”項目,為南峪村開辟了鄉村發展的新路徑。F基金會充分調動各類主體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勸募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募集了Z集團公益善款1000萬元人民幣投入南峪村鄉村建設;與當地政府與村兩委謀劃建設“麻麻花山坡”高端民宿項目,推動南峪村農民合作社成立,并與農民建立有效的利益聯結機制。截至2022年12月,該項目帶動南峪村40多戶村民參與旅游民宿建設,大大改善了村莊基礎設施條件,提升了村居環境整體面貌;農民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獲得工資或分紅收益,村民收入水平整體提高,人均年收入達到8000元;吸引多位大學生返鄉創業,激活了貧困山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在項目推進和鄉村發展過程中,村兩委干部治理能力得到提升、農民合作社增強了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促進了村民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增強;南峪村獲得“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河北省脫貧攻堅先進村”“保定市文明示范村”等稱號。

(二)案例呈現:F基金會協同參與南峪村鄉村振興的實踐

在F基金會參與南峪村鄉村建設實踐中,可以看到多元主體共同推動了鄉村建設和鄉村發展,但是社會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協同作用,其通過整合社會組織內、外部資源與村莊內外部資源,建立了政社之間、社企之間以及與公眾的有效溝通渠道,充分發揮溝通、協調與催化作用,促使各參與主體實現價值認同、目標一致與行動協同。下面,主要從參與動因、參與結構、參與制度、參與過程、參與結果五個維度展開分析。

1.參與動因:行政吸納與組織自身發展的雙向耦合

自2017年以來,中央政府出臺《關于廣泛引導和動員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的通知》等文件,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進行引導和激勵,這為基層政府、村委會和村民支持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政策依據和信任基礎。2014年底到2015年初,淶水縣政府組織南峪村積極申報F基金會“百美村宿”項目。F基金會通過進村考察、評比,于2015年11月通過了南峪村項目。F基金會能夠參與南峪村旅游民宿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的主動吸納。從2017到2022年中央政府及各部門頒布的文件中都強調要發揮社會組織在鄉村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積極推動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建設?；鶎诱鲃游{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建設的動機,一方面在于基層政府要按照上級政府要求,認真執行并用足政策,在各項政策支持中拓展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在治理資源有限、治理目標給定、上級定期考核機制下,政府會主動動員和吸納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的鄉村治理創新。

F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即為致力于解決貧困問題,在30多年的發展中,基金會已成長為中國扶貧公益領域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公益組織之一。F基金會基于公益組織使命和愿景,通過專業的資金募集和項目運作,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鄉村發展中優勢,不斷擴大組織的影響力和資源匯聚能力。運作“百美村宿”項目就是著眼于將公益組織資源嵌入鄉村治理,致力于將社會組織動員的各種資源打包嵌入鄉村,從鄉村環境建設和基礎設施改造提升著手,實現鄉村旅游發展帶動脫貧致富。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通過項目運作,撬動鄉村治理的多元主體力量,帶動和培育鄉村振興的本地資源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打造鄉村振興的樣板,形成鄉村振興的示范效應。南峪村旅游扶貧項目是F基金會滿足自身組織發展需要和既定組織戰略目標而運作的項目。在政府部門和F基金會的自身需求的雙向耦合下,社會組織得以參與到南峪村鄉村建設中來。

2.參與結構:形成以F基金會為紐帶的主體結構

F基金會不僅具備社會組織的志愿服務性,更有著參與鄉村貧困治理的專業知識、技能、方法,募集了充足的發展資金,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和動員能力,這些優勢使其成為參與鄉村振興主體結構的關鍵。自2016年開始,F基金會在前期大量調研和考察的基礎上,積極與南峪村兩委和村民進行溝通對話,對南峪村民宿項目長效運行開展多方統籌協調,建立彼此間信任關系,促使多方主體最大程度地投入自身資源條件,與各方共同制定階段性目標,最終助力南峪村脫貧攻堅任務完成。

2016年2月底,F基金會成立南峪村駐村工作隊,對“百美村宿”——南峪村“麻麻花的山坡”項目進行規劃指導,針對村民居住相對分散,對旅游開發規劃意見不一致的問題展開了細致的調研。協助村黨支部于2016年4月建立南峪村農宅旅游合作社,形成了“三級聯動五戶連助”的合作社運行模式,全體村民加入合作社,將農民組織起來。通過合作社推進鄉村旅游,凝聚鄉村發展的共識與合力,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培育鄉村發展的本土力量。F基金會識別出核心利益相關方,通過持續溝通將政府、村兩委、合作社和農民連接起來,將鄉村發展的多元主體力量融入民宿發展項目中,充分互動形成合力。

3.參與制度:F基金會構建協同治理運行制度

F基金會區別于鄉村社區社會組織,與村委會、村民的交流具有較高的信任度和品牌效應。南峪村在經過前期考察、實際論證的基礎上,積極吸納F基金會參與鄉村發展,充分賦權并保障進駐的F基金會迅速熟悉村莊基本情況,加快項目開發。在此過程中,F基金會承擔項目的提供者、設計者、指導者和推動者角色。入駐南峪村之后,為了推進鄉村可持續發展,F基金會、Z集團、南峪村兩委、農宅旅游合作社和農民通過協商建立起南峪村旅游民宿項目發展的運行制度,明確了各個主體之間的責任。制定《百美村宿項目財務管理辦法》,公開項目的財務狀況,提高村民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度。F基金會和Z集團投入南峪村1000萬人民幣的發展資金,歷時三年共建設60多套、近500間客房,年入住游客達到了3萬人次,帶動100多人就業,村民年收入從2014年的2000元達到了1.5萬元,村集體收入達到1000多萬元。

4.參與過程:推動多元主體協同共治

F基金會參與南峪村的鄉村振興實踐,積極推動各參與主體融入協同治理進程,體現在“對話—建立信任—投入—達成共識—階段性成果”等五個階段。

一是建立多元主體對話機制。F基金會進入南峪村之前,曾組織河北省22個貧困鄉村進行評選,了解了南峪村的基本情況后,又通過實地考察確定了南峪村項目。為了順利推進項目,獲得多元主體的共識和支持,F基金會與村干部、村民積極溝通、調研、走訪,進一步摸清南峪村的發展優勢,制定了與多方主體定期碰頭和實時對話解決問題機制。項目開始運作后,F基金會成立駐村工作隊對南峪村“麻麻花的山坡”項目進行指導,與鄉村其他治理主體相互鼓勵支持,保持該項工作的參與熱情。二是建立信任。通過前期的實地走訪對話、定期集中交流、隨時隨地的答疑解惑,F基金會促成各方增進了解、真誠相待、互相尊重,彼此之間建立信任,為工作隊伍組建、中期指導值守、舉辦相關配套活動等工作的開展提供保證。三是加大協同治理資源投入。F基金會不斷投入項目資金,增加專業指導人員,修建鄉村道路,宣傳共享村莊項目益處,積極營造旅游民宿帶動村民致富的理念,并組織村民開展酒店管理培訓,對管家系統進行規范管理。四是建立協同治理共識。F基金會在參與過程中,形成了基層政府、村委會、合作社和農民等主體有效對話機制,增強了對鄉村振興的發展共識,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和對村莊發展的共同愿景。

5.參與結果:建構鄉村振興治理共同體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F基金會統籌協調引導基層政府、村兩委、合作社和農民等主體,在推進鄉村發展目標上取得了令各方滿意的結果。首先,實現了南峪村的產業興旺和可持續發展,在“麻麻花的山坡”項目紅利影響下,南峪村先后發展了40多戶參與私人民宿,建設高、中、低端民宿上百套,吸引多名大學生返鄉創業,圓滿完成了脫貧攻堅的任務,并奠定了鄉村振興的發展基礎。其次,擴大了F基金會的影響力,提高了社會組織在鄉村發展中的認同度。當地村干部和村民表示,如果沒有F基金會的項目資金、項目運作與項目管理,如果沒有專業的景區設計、管理規范以及對村民的培訓和對鄉村發展愿景的宣傳,村民素質得不到提升,也不能形成村莊發展的共識,鄉村就難以實現整體脫貧和可持續發展,這也讓公眾了解到社會組織的公益初心和專業能力。再次,該項目著眼于村民的“真脫貧、脫真貧”,構建了村民持續增收的有效利益聯結機制,實現了多元利益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就農民增收而言,民宿管家月收入3000元,參加合作社貧困戶分紅收益每年700—1400元,實現了貧困農民脫貧目標。最后,該項目形成了具有當地特色的旅游產業,帶動了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同時也帶動了周邊區域旅游產業的發展,對區域產業發展形成了示范帶動作用。

三、案例總結:社會組織協同參與鄉村振興的功能作用

(一)發現鄉村價值

F基金會“百美村宿”在南峪村的項目,促進了南峪村鄉村建設與鄉村發展。在現代化潮流中,城市以其強大的資源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飛速發展,而鄉村在現代化潮流沖擊下正在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伴隨而來的是人口大量外流和鄉村的空心化,城鄉差距不斷拉大。而鄉村資源、鄉村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在逐漸被忽視。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中仍具有特殊重要的價值,這亦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基本前提。重新發現鄉村價值,整合鄉村資源,增強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現代化發展必由之路。外來社會組織具有專業的項目運作能力和融通政府、企業、社會、公民資源的強大整合能力,能夠動員專業力量提升鄉村建設能力,同時以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整合各種資源投入鄉村建設,使得鄉村建設具有前瞻性和實效性。F基金會專業的項目運作和人力、資源投入,激活了南峪村原有價值,打通了外界資源進入山村的通道,促進了區域城鄉融合發展。因此,通過社會組織一系列創新性的扶持行動搭建了推動鄉村振興的平臺,促進鄉村內在可能價值向現實價值轉變。

(二)整合鄉村資源

在城鄉人口流動加速背景下,農村人口大量流出,農村集體經濟收入不足,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居環境不能有效改善,傳統熟人社會逐漸解體、人心渙散,空心村現象嚴重。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現代國家建構,鄉村很難實現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與共同富裕,僅靠政府行政力量的動員與公共政策的引導,很難實現政策目標。只有依靠多元主體的有效參與,才能真正發揮各主體能動性,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與整合。F基金會進入南峪村之前,該村由于種種環境的制約導致鄉村發展受到極大限制。一是村莊初始資源不能得到集中和方便地利用。比如隨著人口外流而導致的大量閑置農宅出現,山村雖景色優美但處于未開發的原生狀態。這些資源需要進行一定的整合、重組,也需要根據外部市場的需求進一步突出其特色。二是這些資源還沒有具備被游客接受的利用方式。三是游客和外部力量利用這些資源的交通條件還沒有完全具備。F基金會的參與建設克服了以上困難,實現了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優化利用,將村內閑置的宅基地、剩余勞動力實現了有效利用,因地制宜地發展高端民宿,為鄉村集體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理念。

(三)鏈接外部市場

雖然村集體保有資源的完整性或者具有修復不完整資源的能力,但是村集體不具有實現其市場價值的能力。對于南峪這樣的貧困山村自身具有的旅游資源而言,要使其實現市場價值,村集體欠缺很多條件。首先是對游客需求和旅游市場環境不熟悉。其次是對開發適合游客需要和具備旅游市場競爭優勢的旅游產品不在行。最后是對持續經營具有專業性的旅游業務不具備相關能力。要使得鄉村具備這些發展條件,往往需要專業的人力資本并付出巨大成本,因此具有品牌運營能力的專業企業的參與就顯得至關重要。F基金會項目引入南峪村后,Z集團、W有限公司、Y企業等都參與到南峪村高端民宿發展項目中來。比如Y企業恰好具備村集體所不具備的這些能力,在F基金會的協調和引導下,Y企業參與該村旅游項目設計開發的全過程,為開發適應市場需求的高品質鄉村旅游項目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使得鄉村資源市場價值變現,實現了外部市場主體和村集體、村民的多方共贏。因此,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過程中,注重吸納外部市場的力量,發揮企業在鄉村振興中資金、人力和技術優勢,為鄉村振興提供物質支持。(17)邱密、張偉達、賈廣宇:《實現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農業產業多中心治理研究》,《農業經濟》2023年第2期。

(四)推動農民組織化

鑒于南峪村鄉村旅游資源的整體性及游客對鄉村旅游的全方位需求,農民合作社作為將農民有效組織起來的生產經營合作組織,在鄉村建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F基金會倡導并幫助南峪村成立了農民合作社,以所有農戶入股的方式,實現了集體土地和農宅的統一利用,構建了所有農戶共享收益的利益聯結機制。一是鼓勵全體村民加入農宅旅游專業合作社,增強了農民的主體意識,提高了農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二是集體權入股,集體股每年分紅,用于鄉村公共服務和公益事業,完善鄉村基礎設施,保障農民多樣化需求,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三是始終保持著鄉村集體經濟的凝聚力,持續為社員分紅,為鄉村振興奠定良好的信任基礎。南峪村探索出了“扶貧基金+合作社入股”的發展新模式,一方面農宅旅游合作社保證了鄉村旅游資源的整體性,并以其整體性更好地體現了資源的市場價值。以保護農民主體性及維護農民利益需求為目的,保證鄉村旅游資源不被掠奪性開發,可以得到可持續利用;另一方面農民合作社實現了對全體村民的有機組織,代表了所有社員利益,從而使得每位村民都成為保護和可持續利用鄉村旅游資源的積極主體,使得南峪村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旅游產業資源。

(五)帶動鄉村可持續發展

基金會項目管理機制為鄉村治理提供了學習范式,為鄉村發展拓寬了思路、形成了樣板。南峪項目運作有賴于基金會進行項目組織、參與和幫助。項目實施的過程同時也是村干部、專業人才培訓及村民素質提升的過程。偏遠的鄉村要走共同富裕的共享式發展道路,需要通過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來全面帶動,同時也需要引進外部的市場主體與市場需求對接,并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瞄準高端市場,不搞低水平無序競爭,才能提升鄉村旅游的品質。F基金會“麻麻花的山坡”項目,使得南峪村由一般水平的“農家樂”模式提升到相對高端村宿的“旅游+”可持續發展模式。由于鄉村發展和旅游項目投資成本高、回報時間長、投資回報率低,一般個體經營主體無法在村莊整體環境營造和基礎設施改善等方面持續投資,因此就會面臨鄉村旅游發展的瓶頸和資金制約?；饡ㄟ^項目運作的方式,募集、整合致力于鄉村發展的公益資金、助農項目、吸納管理人才等方面優勢資源,打造鄉村振興與鄉村治理的范本,為鄉村后續發展及帶動周邊乃至全國同類型的鄉村發展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

四、社會組織協同參與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

結合南峪村鄉村發展的經驗,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應當從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目標著手探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注重挖掘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差異化優勢(18)谷中原:《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農村持續發展型社會組織建設》,《湖湘論壇》2020年第1期。,采取協同合作、多元參與、精準施力的原則,構建系統、科學、全面的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策略,從而有效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和可持續發展。

(一)聯結多元主體參與,促進產業興旺

農民參與市場競爭、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薄弱,不管是外源型社會組織還是鄉村內生型社會組織都具有公益、互益屬性,可以將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一是積極培育村莊內部產業組織。充分挖掘、激活農民潛在資源和獨特優勢,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培育農民合作社。社會組織推動成立農民合作社等農民聯合性組織,一方面可以增加鄉村就業創業機會,促進農民增收,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可以整合鄉村分散資源,促進農業規?；图s化經營,發展特色產業,實現農業轉型升級;三是注重外源型社會組織和內生型社會組織融合發展。一方面積極引進公益性社會組織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發揮其公益基金、項目運作和人才優勢,補充鄉村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資本;另一方面積極培育鄉村本土社會組織,整合農民力量,提高農民群體的產業知識和生產技能,有效推動鄉村產業落地和可持續發展。

(二)協調多元主體力量,實現生態宜居

鄉村人居環境改善需要多元主體合作。社會組織具有志愿性和靈活性特征,能夠有效地聯結政府、企業和農民等多方利益主體,彌補鄉村環境治理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缺陷,實現鄉村生態宜居。一是加強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支持引導。重視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重要性、必要性,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人居環境改善提供充足的政策支持,提高社會組織參與積極性;二是進一步優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將更多鄉村人居環境改善項目委托社會組織承擔。三是由社會組織牽頭,帶領鄉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到環境保護和人居環境建設中來,形成新型農村環保聯盟,最終實現生態宜居目標。(19)蕭子揚:《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現狀、經驗及路徑研究——以一個西部留守型村莊為例》,《四川輕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三)發揮社會組織倡導功能,實現鄉村鄉風文明

社會組織能夠了解農民利益訴求、有效監督鄉村民主選舉、參與村莊事務決策、調解鄉村糾紛、維護村民合法權益,提高鄉村文明程度。一是鄉村社會組織能有效監督村兩委工作。由于社會組織具有資源優勢,在參與鄉村民主決策過程中相對于村民有一定的話語權。社會組織為鄉村發展建言獻策,有利于完善鄉村治理監督機制,提升村干部治理能力。二是鄉村社會組織是農民訴求表達的有效平臺。社會組織能彌補農民個體教育水平低、參與治理能力欠缺的問題,能夠將農民的需求整合成清晰的訴求來參與決策。同時,社會組織也能將政府、村兩委的相關政策傳遞給農民,形成政府與村民之間有效的溝通橋梁,引導農民通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提升農民公共意識和公民責任感,增強其參與能力。三是發揮社會組織調節社會矛盾的作用。社會組織在進入鄉村社會以后,通過各類文化活動創新了鄉村文化形式,引導村民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婚姻觀和社會交往觀等,有效地治理了鄉村中不良陋習的蔓延,提高了鄉村文明程度。

(四)激活農民主體性,實現鄉村治理有效

隨著鄉村社會的發展,農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但仍存在整體知識水平低、組織化程度低和合作意識不強等問題,需要發揮社會組織的組織優勢,將農民組織起來,形成有效地鄉村利益整合機制。(20)尹瑤:《賦能式治理:鄉村治理有效的實踐邏輯與優化策略——以川南林鎮為例》,《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一是培育高素質農民,為鄉村治理儲備專業人才。社會組織可以推動多元主體參與、鏈接各種資源推動鄉村產業發展,培育高素質農民,有效彌補農民整體知識結構缺陷,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增強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二是鼓勵農民加入社會組織,或者動員農民成立鄉村社會組織,提高農民的合作意識,使農民意識到自我發展與鄉村發展的關聯性。三是增強農民在鄉村事務中的話語權。一方面社會組織憑借自身資金、項目、管理等方面的優勢,使農民參與鄉村事務有了組織依托,能夠有效地表達農民訴求;另一方面社會組織重視農民的自我管理,具有鮮明的農民主體性,能夠將農民團結起來推動鄉村發展。

(五)促進多元主體服務供給,推進共同富裕

近年來,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較快,但與城市相比仍存在著基礎設施不健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不到位、文娛生活匱乏等問題,迫切需要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治理中彌補政府、市場的不足,推動鄉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一是參與鄉村社會建設。為了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和共同富裕,社會組織應積極聯結各多元主體,充分利用政府支持資金及社會公益資源,參與推動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與維護,營造宜居宜業的和美鄉村,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二是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社會組織可以通過職業、技術培訓、組織文化體育活動等,豐富村民文化生活,增強村民互動互信,促進村民間交流交往,增進社會資本,提升社區歸屬感。三是完善鄉村社會福利。社會組織尤其是公益慈善組織可以通過互助合作方式,為鄉村弱勢群體提供照料和關懷,推動村莊公益事業發展。通過為相對貧困人口提供公益或就業崗位,或直接分紅受益等方式,促進公益性資源再分配,推動鄉村共同富裕。

結 語

社會組織協同參與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議題。本文基于F基金會參與鄉村振興的典型案例,運用案例分析法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參與模式、參與過程和優化路徑等內容展開系統研究,論證了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應聚焦鄉村振興的五大要求,培育適合社會組織發展的外部環境,提高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發揮社會組織的社會資本優勢,優化社會組織的鄉村公共服務供給,促進鄉村多元主體間形成共識,共同推進鄉村振興發展。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推進,還需要進一步比較外源型社會組織和內生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中的角色差異和參與效能,把握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優勢和劣勢,創新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模式,最終實現中國式鄉村治理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