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梅蘭芳、杜威與中美跨文化交流

洪朝輝,董存發

(1.福坦莫大學,美國 紐約 10458;2.復旦大學 亞太區域合作與治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民國時期,一位中國藝人梅蘭芳于1930年訪美,一位美國學人杜威于1919年訪華,這是一個值得比較的跨文化課題。如果說,杜威訪華象征西學東漸的努力,那么,梅蘭芳和他團隊的訪美演出,則開創了中學西傳的先河。雙向互動、取長補短是中美文化和跨文化交流的題中應有之義。盡管杜威與梅蘭芳推動跨文化交流的主題不同,但他們所從事的國際交流的影響,則能夠見證東西方交流的許多核心內涵。

首先,跨文化交流的一大要素是通過“他者”了解和認知自己,知人易、知己難,而且知人者智,知己者明。梅蘭芳與杜威就是通過與美國和中國社會大眾的交流和反饋,有效提升了各自藝術與學術的能力。同時,跨文化研究注重文化本土化(inculturation)的成效,旨在探討A文化如何在進入B文化的境遇中,得到順應、適應和融合。最后,跨文化交流存在外交的功能,畢竟,外交的本質是人與人之交,梅蘭芳與杜威通過各自文化故事的敘述,幫助兩國民眾增進了解,減少誤會,促進兩國關系的改善和世界的和平。

一、梅蘭芳與杜威的交往

梅蘭芳與杜威并不是各自走在中美文化和學術交流的平行道上,互不交集,而是存在許多直接的交往。

首先,當1930年2月梅蘭芳訪問紐約之時,杜威介入很深,因為負責出面邀請梅蘭芳訪美的美方單位是華美協進社,這是由杜威及其學生胡適等中美學者于1926年發起成立的。華美協進社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請梅蘭芳訪美。杜威還擔任歡迎梅蘭芳籌委會的核心成員,主席是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的夫人。(1)“Famous Chinese Actor Makes Debut in ton Before Distinguished Invited Audience.”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6,1930.而且,杜威積極參與募款和組織,因為他是紐約首批219位捐款人之一。(2)紐約后援會(The First American Tour of Mei Lan Fang Sponsors of New York),參見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2,北平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21-24頁。

梅蘭芳弟子兼秘書李斐叔在日記中提到,1930年2月24日下午4時,梅蘭芳應邀出席美國演員權益協會(又稱萬國俱樂部)組織的有500多位紐約著名藝術表演家參加的聚會,“杜威博士亦在座首”(3)李斐叔:《梅蘭芳游美日記》,第492頁。選自傅謹主編:《梅蘭芳全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戲劇出版社聯合出版,2016年版,第335-513頁。日記是李斐叔專門為梅蘭芳訪美所作,包括附錄一原始稿,附錄二整理稿。原始稿內容更豐富,整理稿內容簡略,故本文在選取原始稿內容的基礎上,適當選取整理稿中的部分內容作為補充。以下簡稱《李斐叔日記》。;3月2日下午4時,梅蘭芳一行參加在卡爾登酒店(Ritz-Carlton)舉行的東西聯合社茶會,300余人參加,杜威博士再次出席(4)“To Honor Mei Lan-Fang.Better Films Group to Entertain for Him and Miss Cornell.”New York Times,March 3,1930.;3月7日下午5點30分,以杜威為首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俱樂部舉行招待茶會,歡迎梅蘭芳一行,到會一百多位(5)“綴玉軒游美雜錄”,《申報》1930年4月17日,第17頁。,梅蘭芳致謝詞:“我這次來的目的,是要吸收新大陸的新文化,是求學的性質,完全是學生的資格。希望各位教授不吝教誨!”(6)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3,北平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36-37頁。3月14日午后,梅蘭芳與張彭春一起參加杜威博士宴會,到會二三十人,都是各大學名教師,杜威對于“梅先生之藝術極為嘉許,各大學教授亦皆稱可,咸謂中國數千年之歷史,一旦于舞臺上表現出之,深足資吾輩之研究”(7)李斐叔:《李斐叔日記》,第504頁。。杜威還表示自己“瞻仰東方文化”,但只能用“筆來寫寫,嘴來說說,此外更沒有別的好法子?，F在竟得梅君親來表演,實在是件最痛快的事了!我不但為梅君成功慶賀,我實是為東方文化慶賀,借梅君之力,得以把它的美點宣傳表現出來;又為美國人慶賀,借梅君之力他們得以瞻仰最高尚的東方藝術。那么梅君溝通兩國文化,聯絡兩國的感情,其力量真是大極了,佩服佩服!”(8)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3,《日記》,第42頁。另,在齊如山游美記中,誤為“杜威博士等請吃晚飯”,根據李叔斐當天日記,應為午餐。3月15日,梅蘭芳一天連演日場與夜場,杜威親臨夜場,觀眾多為學界人士,演出后,杜威還到演出后臺問詢(9)李斐叔:《李斐叔日記》,第505頁。;3月22日,梅蘭芳在大使飯店(the Hotel Ambassador)特別設宴招待美國前總統夫人、杜威博士等幾十位知名人士組成的訪美贊助團成員,并邀請他們在國家劇院觀看最后演出,以表誠摯謝意!(10)New York Times,March 22,1930.所以,在梅蘭芳逗留紐約的54天(2月16日-4月2日)里,杜威至少直接參與六次與梅蘭芳的見面或觀看演出。

那么,杜威是如何認識梅蘭芳的?梅蘭芳兒子梅紹武的回憶錄中提到,梅蘭芳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的梅宅接待過英國作家毛姆、美國威爾遜總統夫人、泰戈爾、杜威、羅素等;還強調,1919年胡適邀請杜威訪華,“便是胡適陪著到梅宅的。邀請梅蘭芳赴美的,正是由杜威、胡適、張伯苓等中美學者創辦的華美協進社”(11)梅紹武:《我的父親梅蘭芳:續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頁。。

同時,根據梅紹武翻譯、胡適撰寫的《梅蘭芳和中國戲劇》(MeiLanfangandtheChineseDrama)英文一文,可以推斷出,杜威與羅素等重要人物一樣,曾經看過梅劇、拜訪過梅蘭芳。胡適的這篇文章,選自梅其駒(Ernest K.Moy)(12)梅其駒是梅蘭芳訪美期間非常關鍵的人物之一,具體詳情參見洪朝輝、董存發:《中美文化交流中的新亮點——從邊緣視角觀察梅蘭芳訪美》,《南國學術》2023年第1期,第104-106頁。編寫的《梅蘭芳太平洋沿岸演出》(ThePacificCoastTourofMeiLanfang)的英文專集,胡適的文章居首,書中稱胡適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13)Hu Shih.“Mei 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 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Fang,compiled and edited by Ernest K.Moy.San Francisco.The Pacific Chinese Dramatic Club,1930:1.梅紹武認為,“胡博士當年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力主廢棄舊劇,而《梅蘭芳和中國戲劇》這篇英文文章卻寫得相當客觀”(14)胡適:《梅蘭芳和中國戲劇》,參見梅紹武:《我的父親梅蘭芳》,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15、216-218頁。。梅紹武曾說:“上世紀廿年代,父親經常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家中接待仰慕他的外賓?！彼?梅紹武推論:“杜威博士當年來華講學時,我料想必定是他的學生胡適先生陪同他觀看梅劇、拜訪梅寓的。父親后來計劃訪美演出,想必也請教過胡博士?！?15)胡適:《梅蘭芳和中國戲劇》,參見梅紹武:《我的父親梅蘭芳》,第219、220頁。

另外,盡管杜威的日記中(16)Larry Hickman,Barbara Levin,Anne Sharpe and Harriet Furst Simon.Ed.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Electronic edition,Charlottesville,VA:InteLex Corporation,1999-2004.文章中引用杜威日記均出自此日記,以下只標出日記的具體日期、寫信人和收信人等簡略信息。,沒有明確提及他是如何認識梅蘭芳的,但根據一些線索推斷,杜威了解梅蘭芳也許早于1919年4月27日之前的杜威訪華。梅蘭芳于1919年4月25日至5月27日第一次到日本演出,東京和日本各地的大小報刊紛紛刊登新聞與評論。(17)謝思進、孫利華編著:《1894-1961梅蘭芳藝術年譜》,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0頁。而杜威夫婦則在1919年2月9日到達日本橫濱,4月27日離開日本前往上海(18)杜威在日本的時間記載略有差異,據英文版《杜威日記》記載:2月9日,杜威夫婦抵達日本橫濱港,4月27日離開日本神戶港前往上海,參見:1919.02.10(10735):Alice Chipma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1919.04.22(03892):John Dewey to Sabino Dewey.據杜威女兒伊凡琳·杜威編寫的《杜威家書》記載,杜威夫婦2月9日到達日本,4月28日離開日本赴上海,參見:約翰·杜威、愛麗絲·杜威、伊凡琳·杜威編:《杜威家書:1919年所見中國與日本》,劉幸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9頁。,所以他們在日本的時間存在交集(4月25日到4月27日)。同時,梅蘭芳的演出地點是杜威夫婦經常光顧的東京帝國劇場(the Imperial Theater),杜威對曾經在紐約演出的日本著名藝術家雁治郎的傳統劇目《武士道》,興致盎然且前往觀看(19)約翰·杜威、愛麗絲·杜威、伊凡琳·杜威編:《杜威家書:1919年所見中國與日本》,劉幸譯,第18、87、101頁。;而且,杜威到達日本第一周,住在日本唯一的頂級酒店——東京帝國酒店(20)約翰·杜威、愛麗絲·杜威、伊凡琳·杜威編:《杜威家書:1919年所見中國與日本》,劉幸譯,第11-12頁。,梅蘭芳也曾下榻該酒店。杜威曾在1919年1月9日的日記里表示,“我們對中國越來越癡迷了”,“在我看來,目前中國人似乎已經打敗了世界”。(21)1919.01.09(04082):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

另外,杜威很關注中國戲曲,但也許他的興趣點是中國的戲曲教育,而不是戲曲本身。1920年6月5日至8日,著名的實業家、梅蘭芳的忘年之交、戲劇改革的倡導者張謇邀請杜威前往南通演講,并參觀張謇在南通創辦的最早的正規戲劇學校伶工學社,還觀看了梅蘭芳的特派代表歐陽予倩在更俗劇場的演出。(22)張緒武、梅紹武主編:《張謇與梅蘭芳》,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頁;同時參見杜威日記:1920.06.14(03928):Lucy Dewey to Dewey family.還有,1919年9月15日,杜威搬進自己的寓所——莫瑞森大街135號(135 Morrison St.)(23)1919.09.15(04103):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這條大街位于王府井大街附近,而比鄰的無量大人胡同就是梅宅,可謂“胡同鄰里”。

另一個可能的佐證是胡適的日記。據胡適的日記記載,1920年3月11日晚9點,胡適與杜威到無量大人胡同;(24)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頁。5月2日晚8點,胡適再次到無量大人胡同。(25)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1卷),第161頁。無量大人胡同5號是梅蘭芳的舊居,曾接待許多外國名人。1949年后,改名為紅星胡同;改革開放后,無量大人胡同被拆除。根據出生在這一地點的梅紹武回憶,以及齊如山寫于20世紀30年代的記載,梅宅應該是在無量大人胡同東頭的5號院,(26)梅蘭芳紀念館編:《梅蘭芳珍藏老像冊》,外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頁;參見梁燕主編:《齊如山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開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頁。其他說法參見: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8/12-22/1496455.shtml,訪問日期:2023年5月16日。民國圖片資料庫也保存了無量大人胡同的梅宅照片,并表明梅蘭芳是于1920年購買這座三進院子,1943年出售。(27)1920年梅蘭芳為感激祖母的養育之恩,購置北京無量大人胡同寓所,它由兩個四合院連為一體,內中還建有一座在當時頗顯新式的洋樓。1943年因迫于生計將此宅賣出。參見:http://www.minguotupia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9&id=12319,訪問日期:2023年5月16日。

了解了梅蘭芳與杜威在中美日三地長達11年(1919-1930年)的交往,有助于理解與比較他們對中美學術和藝術交流所貢獻的形式、內容和意義。

二、他者與自我的重構

梅蘭芳訪美與杜威訪華的背景、目的和內容各異,但他們在促進中美兩國跨文化交流的層面上,則存在許多值得比較的視角。

首先,跨文化研究的一大要素是促使交流雙方或多方,“通過他者重構自我”(re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by other)。(1)高洋:《“真”“假”歌舞伎》,《戲劇》2021年第5期,第94頁。也就是說,通過美國戲劇界對梅蘭芳和中國學術界對杜威的反饋,是否能夠幫助兩位大師完善和修正自己的藝術與學術。

梅蘭芳1930年訪美非常有助于中國京劇和梅蘭芳本人的自我改良。以梅蘭芳為核心的梅劇團通過自1905年以來,對來訪北京的外國各界人士的咨詢、了解和調查,為訪美做了充分且持續的準備,特別是在訪美期間,針對傳統京劇的優勢與弊端,以及美國大眾對京劇不適應的六大領域,進行了主動且有針對性的改良。(2)洪朝輝、董存發:《中學西傳的杰作——梅蘭芳1930年訪美演出與文化在地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17-19頁。同時,梅蘭芳虛懷若谷、從善如流,通過對話美國戲劇專家司達克·楊、跟蹤美國劇評家的書面評論、傾聽美國觀眾的現場反饋,及時調整和修正劇目,在保持傳統戲劇精髓不變的前提下,對具體的表演形式、表現方法和劇目選擇,進行了有的放矢地自我完善。

其中主要的改良舉措體現在以下幾大方面:首先是調整演出的形式。為了適應美國民眾的口味,梅劇團適當減少歌詞的“唱念”,避免重鑼響鼓的伴奏,增加“做打”形體動作和舞蹈語言,嚴格控制演出時間與節奏,并在訪美前對服裝道具進行了圖形化介紹,請專業人員采用國際通行的五線譜,對戲劇樂章重新譜寫,并采用美國觀眾易于理解的名稱翻譯,如將《汾河灣》譯為“A Suspected Slipper”。

其次是適度調整演出內容,選取東西方觀眾都能產生共鳴的藝術主題和審美情趣的戲碼,如《刺虎》《汾河灣》等,但同時堅持京戲程式化、美術感、非寫實、象征性的傳統藝術核心。(3)洪朝輝、董存發:《中學西傳的杰作——梅蘭芳1930年訪美演出與文化在地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18頁。而且,梅蘭芳的京劇改良與時俱進、及時改變。例如華盛頓演出第一場后,發現觀眾盡管反應熱烈,但似乎并未看懂,于是,在張彭春的建議下,臨時改變劇目,連夜排練,第二天就在紐約上演。

另外,努力學習美國的現代化科技。梅蘭芳在出行前就期待學習美國戲劇舞臺的一些高科技元素,尤其是電影技術,包括燈光、錄音等。梅蘭芳在紐約拜訪多位使用電光的導演,親自感受現代光電技術在戲劇舞臺布景和演出時的最新應用,如一分鐘顏色變化幾十種燈光等。光學大師威爾費得君(Mr．Wilfred)向梅蘭芳展示最新發明的光線,旨在影響觀眾心理的設備;紐約的大導演闊羅爾君(Garleorrill)主動提出為梅劇團演出配設新式燈光。(4)《申報》1930 年 7 月 7 日,第 12 頁。 參見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附錄”,第 1-4 頁。在舊金山和洛杉磯,梅蘭芳第一次參加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電臺現場演講,多家報紙報道了這條新聞。(5)“Chinese Actor Makes Only One Radio Talk.”North Platte Daily Telegraph. North Platte,Nebraska.May 15,1930:5.在美國期間,梅蘭芳拍了一段有聲電影《刺虎》,并在上海劇場播出。(6)《申報》1930年5月10日,第24頁。

梅劇團在美國的演出,不同于北京天橋的茶館式聽戲,而是耦合了美國百老匯舞臺元素的東方藝術,在美國6個城市、18間劇場,進行了96場演出,贏得了10.5萬人次的觀眾之“叫好”(7)董存發、洪朝輝:《梅蘭芳訪美演出場次考證》,《戲曲藝術》2023年第1期,第10-20頁。,以及30多萬美元票房的“叫座”。(8)董存發、洪朝輝:《梅蘭芳訪美演出票房考》,《戲曲與俗文學研究》2023年第13期,第1-17頁。通過美國專家的“評頭論足”和觀眾的“喜樂偏好”,梅劇團有效地改良了被五四新文化運動斥之為舊時代“遺存物”(Survivals or Rudinents)的傳統戲劇(9)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期,第313頁。,重塑出既保持傳統戲劇精髓、又適合國際藝術發展的“新京劇”。

類似,在長達兩年之久的訪華經歷中,杜威通過與胡適、陶行知、蔣夢麟和郭秉文等中國學界翹楚的互動,也學到很多。1919年4月底5月初的中國,恰逢五四運動,杜威通過學術講座、專題演講、游歷觀察、名流拜訪、田野調查,加速了杜威由學院式教授逐步轉型為關注宏觀國家、中觀社區、微觀民生的一位公共知識分子。首先,“杜威在中國生活了兩年零三個月(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9日),足跡所至,遍及沿海、沿江的12省和京兆地方這一特別區域,與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青年學生、官員、革命家、軍閥、士紳、古董商人乃至販夫走卒都有所交往”,杜威自認為這是一種“交互經驗”(10)彭姍姍:《五四期間杜威與中國的一段“交互經驗”》,《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1頁。,互動提高。

同時,置身于史無前例的新文化運動中,杜威有幸在學生、工人和市民三大運動的大城市中心(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講學報告,以及波及大半個中國的省市鄉村探訪演講,促使他將所見所聞,融入自己的學術理論體系。杜威講學的核心建立在他于1916年出版的教科書《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上,主題是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和教育(意先生),提出“教育是生命的必需品”(Education as a Necessity)(11)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Chapter One,Full Text Archive,https://www.fulltextarchive.com/book/Democracy-and-Education.訪問日期:2023年5月16日。,而且強調“教育是一種社會功能”(Education as a Social Function),并認為人的生命需要不斷更新,社區也需要“不斷的自我更新”(continuous self-renewal)。(12)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Chapter Two,Full Text Archive,https://www.fulltextarchive.com/book/Democracy-and-Education.訪問日期:2023年5月16日。

另外,杜威應邀在模范省、但又是軍閥控制的山西,向全國教育工作者演講,與省主席閻錫山會面,接受張學良邀請、赴東北考察演講,還在湖南譚延闿的宴席中,與英國的大思想家羅素首次會面,并成為好友。尤其是,杜威訪問了陳炯明主政的廣東省,拜訪了孫中山,而且,他在各省市的訪學大多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于是,杜威“與中國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13)劉幸:《在激進與保守之間:論杜威在華的角色轉換》,《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4頁。這樣,杜威與中國社會成為兩大變量:一方面,五四后的中國復雜多元,處在急速變化、大浪淘沙與重新整合的過程之中;另一方面,杜威通過自身的不斷順應、適應與開放式互動與融合,回應中國的新經驗。(14)彭姍姍:《五四期間杜威與中國的一段“交互經驗”》,《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2頁。1919年7月17日,杜威在自己的日記中提到:“當我反思我們思想變化的一面,反思我們來到這里后逐漸習慣的事實時,我意識到我們有很多東西要向你們解釋,而現在在這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15)1919.07.17(10775):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杜威訪華期間,還常給美國影響力很大的時政研究與社會評論雜志,甚至美國國務院,撰寫有關中國問題的專題報告與時政論文,內容涉及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國的學生運動、工業化、教育和文化發展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報道、分析和評論,總計約49篇(包括回函、書評、報告等)。(16)顧學亮:《杜威在華學譜》,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9-10頁。特別是在1920年12月1日,杜威根據一些中國“他者”的信息,為美國國務院撰寫了關于蘇聯十月革命在中國影響的專題調查報告《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BolshevisminChina),由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綴斯代爾(Colonel Alexander Drysdale)于12月2日收到,并提交給美國國務院。(17)綴斯代爾(Colonel Alexander Drysdale)在備忘錄中寫道:“杜威先生……具有非同尋常的機會接觸中國可以被認為是激進的元素。我不知道還有誰——無論何處——比杜威先生更具有條件報告這件重要的事情?！眳⒁娂s翰·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王路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岀版社,2012年版,第220頁。轉引自顧學亮:《杜威在華學譜》,第277頁。杜威在該報告中寫道:“我沒有看到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在中國的直接證據?！掖_信,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因為我與那些有時被稱作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教師、作家和學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盡管他們的社會與經濟觀念事實上也的確是相當激進的……他們實際上都是社會主義者,有時也自稱共產主義者?！弊鳛閲覚C密文件,該報告在1960年7月22日由美國國務院解密。(18)顧學亮:《杜威在華學譜》,第276、277頁。

很顯然,杜威在中國的視角與作品大多涉及時事政治和社會變革,偏重于公共知識分子關注的領域,返美后的杜威,“顯然更具有了一種公共知識人的氣質,開始走出書齋,投身更多的社會活動”。尤其是杜威撰寫了《公眾及其問題》(ThePublicanditsProblems,1927年)一書,成為他從學院派教授轉變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大轉折,他還參加了類似審議托洛茨基案等重大社會公眾事件。(19)劉幸、陳玥:《超越文化獵奇:杜威的中國之旅》,《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第92頁。這就是杜威訪華從“他者”所得到的反饋與動力。

梅蘭芳與杜威的訪問起到了雙向交流的效用,而不是單方面居高臨下的輸出,兩者都從雙方民眾的反饋中得到收益與提高。人具有社會性,他者的反饋是自我的一面鏡子,盡管存在片面與膚淺的可能,但這面鏡子能夠起到警醒自我、完善自我的功能,尤其是那些與自己的國籍、文化、種族、政見、地位不同的國際“鏡像”,更值得重視與珍惜。

三、文化本土化的融合效應

除了通過他者的互動、取長補短之外,梅蘭芳與杜威的跨文化交流也可以被文化本土化(inculturation)理論所支持。文化本土化理論的要旨是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首先解決初期的順應(accommodation)難題,然后面對適應(adaptation)的挑戰,最后達到具有活力的融合(integration)。(1)G.A.Arbuckle.Culture,Inculturation,and Theologians:A Postmodern Critique.Collegeville,Minnesota:Liturgical Press,2010:7.先順應、后適應,最后在開放的動態中進入良性發展并得到融合。換言之,在推動文化本土化過程中,首先是“交流”,旨在完善和促進自己的文化;然后是“演化”,將主體文化鑲嵌在客體文化復雜而又龐大的現實社會和體制之中;最后是平衡,客體文化需要平衡穩定與變化的矛盾。(2)洪朝輝、董存發:《中學西傳的杰作——梅蘭芳1930年訪美演出與文化在地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杜威也曾對文化的適應、調整(Adaptation)提出自己獨到的理解,認為“生命的維持要求有機體對其環境進行調適,要求個人對他所被置于其中的自然和社會生活條件作出調適”,而能夠提供“最完全和有效的調適”的工具就是教育。(3)約翰·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6卷),王路等譯,第279頁。轉引自劉幸、李澤微:《杜威來華講學與中國教育學學科的奠基》,《教育史研究》2021年第1期,第130頁。

美國戲劇界在與梅蘭芳互動中,在旁白、虛擬、布景和人物表演四方面受到梅蘭芳的影響。例如,著名美國戲劇家奧尼爾就承認,京劇對他戲劇的旁白有影響;Peter Pan這部兒童劇作者Evala Gallsene也認為,京劇的虛擬和非現實主義的特性影響了美國兒童劇的想象力和“表意動作”,她至少現場觀看梅劇十幾次演出,而且總在后臺看得真切,把自己的疑問向梅蘭芳提出來,搞明白,吸收中國傳統戲劇的組織方法(4)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4),第18頁。;著名獨角戲明星Ruth Draper觀看了梅蘭芳演出后,得到啟發,找到抽象的意念與具體表現方式的“暗示”的連接點。(5)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4),第17頁。這樣,梅蘭芳訪美取得了非同凡響的效應,既從美國的“他者”中吸收了美國文化的精髓,也通過推廣中國京劇,影響了美國劇作家和戲劇創作。

同樣,杜威訪華也克服了前期的文化水土不服,成功傳播了實用主義思想,而且確實改變了許多中國精英的理念與理想。首先,杜威對五四運動初期的陳獨秀影響很大,動搖了陳獨秀原有的民主信仰,因為杜威主張,“民主必須具有草根一樣的社會基礎,它必須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必須從每個村莊、每個城市街區開始”。很快,陳獨秀在當年(1919年)11月的《實現民主的基礎》一文中,“虔誠地接受了杜威教授更為寬泛的民主概念”。(6)本杰明·I·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陳瑋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頁。在杜威的影響下,“陳獨秀特別提議建立以每個村莊為單位的遍及全國的工業組織。在這些組織中,人民將最終享有自己的發言權,民主將從這些組織擴大到政府的最高層?！?7)本杰明·I·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陳瑋譯,第14頁。

另外,杜威的實驗主義思想也影響了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8)胡適口述,唐德剛整理:Th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2:99.、“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理念,并促使胡適在中國特定的時空環境下,予以嫁接與改進。1919年6月,胡適接替陳獨秀主編《每周評論》,同年7月20日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發“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先后撰寫了“四論問題主義”系列文章。(9)彭姍姍:《五四時期杜威“政治哲學”講演論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0頁。正是在這樣背景下,9月20號,胡適建議杜威在北京大學大禮堂,進行實驗主義的政治哲學公開講座,一直持續到1920年8月6日。(10)黎潔華:《杜威在華活動年表(上)》(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5年第1期,第93-94頁。這些講座的英文原稿,“完全是基于學理的推演,不失為學者的本分”,對此,為了接上中國社會的地氣,胡適在翻譯過程中,對杜威的英文講稿進行了許多取舍。(11)彭姍姍:《五四時期杜威“政治哲學”講演論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9、144、145頁。這就是杜威思想中國化的典型反映。

還有,杜威另一弟子陶行知也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把杜威實驗主義教育理論本土化,發展出一套中國式的實驗主義教育理論和實踐。他在江蘇建立了曉莊師范學校,“翻了個筋斗”并付諸實踐。1919年7月22日,陶行知提出所謂的新教育就是關于“教學生的法子”,先啟發學生提問,然后查出疑難地方,啟發學生解決問題,“再從這些方法之中,選出頂有成效的法子,去試試看對不對;如其不對,就換個法子,如其對了,再去研究一下”(12)顧學亮:《杜威在華學譜》,第94頁。。在總結曉莊經驗的時候,陶行知精辟地闡述了教育與生活關系的三個歷史階段:一是教育是教育,生活是生活,兩者分離;二是教育是生活,兩者相互有了聯系,由此誕生“學校即社會”的信條;三是生活即教育,社會變成了學校,它代表一種回歸,直接回歸到了古代,因為在那個時代,社會就是學校,“然而這最后一個階段才是教育發展的最高階段”。(13)蘇智欣(Justine Zhixin Su):《陶行知的創新實踐:杜威理論在中國師范教育中的應用和發展》,《教育學術月刊》2018年第7期,第12頁。費正清認為,“陶行知是杜威的追隨者,在面對中國的問題時超越了杜威”,并認為“杜威的最有創造力的學生是陶行知”。(14)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2.陶行知的成果就是跨文化傳播出現文化本土化的見證。

胡適總結到,杜威主要傳授了研究和解決問題的兩種方法。一是歷史的方法,杜威“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胡適認為,這個方法的應用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岀他的歷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占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同時,胡適認為這種歷史的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除了歷史的方法,杜威還傳授了實驗的方法,其中涵蓋三個要點:一是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是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并非天經地義;三是“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胡適強調,杜威的“主張的應用是有限的,方法的應用是無窮的。杜威先生雖去,而他的方法的影響永永存在,將來效果之大,恐怕我們最大膽的夢想也還推測不完呢!”(15)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40頁。正如費正清所指出的,“總而言之,現代的外國思想家都沒有比約翰·杜威更多地向中國受教育的公眾展示他的思想”(16)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1.,因為“中國的進步教育家主要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其教師學院找到靈感”(inspiration),“杜威的‘邊做邊學’的實用主義思想在中國響起”(pragmatic learning-by-doing rang a bell in China)。(17)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197-198.

值得一提的是,杜威與梅蘭芳存在一個有趣的共同點:相對而言,兩位大多是墻外開花墻外香,但墻內卻不一定像墻外一樣香。梅蘭芳在美國得到幾乎一面倒的主流媒體的贊美,例如:2月18日,伊利諾斯州一家報紙刊登劇評家Gilbert Swan的文章,題為《“中國最偉大的演員在美國巡演中與“不知名男孩”分享榮譽》(“China Greatest Actor Shares Honors with Prop Boy on U.S.Tour”)。所謂的“Prop Boy”是指在西方戲曲舞臺不知名但在東方戲劇絕對超值的演員,但是這位“不知名的男孩”,在百老匯日場女觀眾眼中“實在是太可愛了”,文章還特別介紹了梅蘭芳在電影界擁有眾多“梅粉”。(18)Gilbert Swan.“China’s Greatest Actor Spares Honors with Prop Boy On U.S.Tour.” Freeport Journal-Standard(Freeport Illinois).February 18,1930:5.1930年4月14日,《芝加哥論壇》報道也提到“梅粉”一詞,并特別作了界定和說明,認為這是“專指熱愛東方戲劇的西方崇拜者”。(19)Charles Collins:“Mei Lan-Fang.” Chicago Tribune.April 15,1930:35.類似,《洛杉磯時報》劇評家分析了梅蘭芳表演藝術,認為他的節目新穎且具有吸引力,女性角色的創造達到完美境界,舞蹈節目顯示了節奏的技巧。(20)Edwin Schallert.“Chinese Star’s Art Unique.” The Los Angeles Times.May 15,1930:43.美國觀眾對梅蘭芳表演姿態和音樂藝術的“新鮮、好奇”,表達出人類共通的情感核心。(21)“The American Reception of Mei Lan-Fang.”The China Critic.April 17,1930:65、366.也許,美國人追捧梅蘭芳還受到東方主義的影響,是一種西方人對中國演員男扮女裝、京劇表演的一種好奇和獵奇,是一種偏見式的追捧,甚至是羞辱,對此以薩伊德為首的學者對懷有文化霸權、“妖魔化東方”的東方主義做過深刻分析與批判。(22)愛德華·W·薩伊德:《東方主義》,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34頁。

而杜威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學界也是影響很大、很正面。我們值得追問,中國人當初肯定杜威,是否也存在西方主義的因素?東方人是否存在崇洋媚外、殖民心理、既卑又亢的雙重標準?或者,是否無論東方主義、還是西方主義,總是與歐洲中心主義和種族優越論聯系在一起。(23)陳小眉:《西方主義》,馮雪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頁。所以,這是否值得今天的學者反思:當面對中美各界正面評論的時候,需要保持清醒的定力,要區分好奇與好評的區別,贊美之笑與嘲諷之笑的區別。

同時,梅蘭芳與杜威的各自訪問,似乎都出現了墻外開花墻內不香的現象。梅蘭芳訪美遭到林語堂等中國學者的嚴厲批評。以林語堂1930年7月31日在英文周刊《中國評論周報》的文章為例。林語堂說,梅蘭芳自吹自擂是中國的慈善大使,其實他不配,因為創造親善不是梅蘭芳訪美的主要目的。而且,林語堂還提到:梅蘭芳所有的關于“中國文化的使徒”的言論,“僅僅是垃圾或胡說八道”(bunkum),如果說梅蘭芳京劇“征服”(conquest)了美國,那么,“麻將和雜碎”(ma-jong and chop-suey)則都做了同樣的事情。林語堂的批評文章后來部分出現在他于1935年出版的英文名著《吾國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其中提到:梅蘭芳在舞臺上拿著鞭子假裝騎馬或玩劃船的演技,比我五歲的女兒好不了多少。(24)Lin Yu-Tang(林語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吾民》),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8年版,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255;參見洪朝輝、董存發:《美國地方媒體與中美民間外交:梅蘭芳1930年訪美案例研究》,《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第139-150頁。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魯迅對梅蘭芳和京劇一貫頗有微詞,尤其是梅蘭芳訪美歸來之后,更是發表了許多負面評論。1933年2月17日,英國文學戲劇大師蕭伯納應宋慶齡的盛邀,閃電式地訪問上海一天,宋慶齡設家宴款待蕭伯納,蔡元培、林語堂等陪同,魯迅也趕來見面,當天下午的筆會,梅蘭芳也在蕭伯納邀請之列。(25)趙瑜:《“撕掉紳士們的假面”——蕭伯納抵滬,魯迅為何半頓飯相迎》,《中國美術報》2017年10月16日,參見:http://www.zgmsbweb.com/Mobile/Index/articleDetail/relaId/15907.事后,魯迅在3月1日給臺靜農的信件中描述:“他(蕭伯納——作者注)與梅蘭芳問答時,我是看見的,問尖答愚,似乎不是不足艷稱,不過中國多梅毒,其稱之也無足怪?！?26)《魯迅致臺靜農,三月一日》,參見《魯迅手稿叢編》第6卷,“書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4頁。其實,“梅毒”作為形容梅蘭芳影響力一詞,早在1930年就曾出現。梅蘭芳前往美國訪問演出前,文學界鴛鴦蝴蝶派的周瘦鵑、嚴獨鶴在《送梅》一文中說:“梅畹華的聲色歌舞,早已名滿天下,提起‘梅蘭芳’三字,真個婦孺皆知他,其他傾倒梅、愛護梅、崇拜梅的,更不知多少。北方會害‘梅毒’的雅謔,并且不但是國人如此,連西方碧眼兒也會傳染‘梅毒’?！?27)谷曙光編校:《梅蘭芳珍稀史料匯刊》(5),學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0頁。顯然,1930年梅蘭芳訪美前,上海知識界文化界用“梅毒”來比喻梅蘭芳的正面影響力,與梅蘭芳訪美成功后的1933年,魯迅繼續引用頗有歧義的“梅毒”,來評判梅蘭芳的負面影響力,可謂同詞異意、意味迥然。墻外的“梅粉”贊譽與墻內的“梅毒”惡評,形成鮮明對照。另外在 1934 年 11 月 15 日,魯迅以張沛為筆名,在《中華日報》發文“略論梅蘭芳及其他”,認為“梅蘭芳的游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28)張沛:《“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下)》,參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 (第 5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版,第 638頁。當魯迅得知梅蘭芳訪美演出最成功也是最受歡迎的劇目之一《貴妃醉酒》,也要在 1935 年的蘇聯演出,魯迅就用戲謔口吻揶揄道:“我不知道梅蘭芳博士可會自己做了文章,卻用別一個筆名,來稱贊自己的做戲;或者虛設一社,出些什么‘戲劇年鑒’,親自作序,說自己是劇界的名人?”(29)張沛:《“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下)》,參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 5 卷),第 639、640 頁。

類似,杜威的訪華也遭到美方學者的負面批評,如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認為,盡管杜威訪華對中國教育界存在影響,“但結果呢?僅僅流于表面”,杜威理論的實施需要太多的外部條件:例如穩定的政治環境、法律對個人和私有權的保護,以及漫長時間的漸進改良,所以,中國有另外的優先選擇,那就是列寧主義,替代了實驗主義。(30)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1.還有史華茲也有類似言論,認為杜威對中國的理解實在膚淺、幼稚可笑,其實驗方法和主義的“漸進的方案,難以解決當時中國的實際問題”。(31)本杰明·I·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陳瑋譯,第15、18頁。

梅蘭芳與杜威通過各自的努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對方的戲劇表演和學術思想,通過有效的文化磨合,兩國民眾與社會或多或少地接受和實踐了中國京劇和美國教育的理念、形式和內涵,將各自的文化傳統和精髓有機地浸潤到對方社會的機理,鑲嵌到各自民眾的認知世界。

四、文化外交的效用

梅蘭芳訪美與杜威訪華在推動中美文化外交與民間外交的效用上,也存在異曲同工的績效。民間外交與文化外交是指民間或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以文化為主題的民眾交流,旨在建立國際之間人與人的草根性(grass roots)聯系(1)J.Gregory Payne.“Reflections on Public Diplomacy: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4)2009:579-580.,屬于一種心與心(heart to heart)之間交流的外交。(2)Anne Turpeau.“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 World Affairs 123(4)Winter,1960:104.文化外交的一大重要內容是講好各自國家的文化故事,而故事員的素質是講好一個國家故事的最重要元素,故事員的素質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是令人信服的專業水平和無可爭議的專業實力。梅蘭芳的演技絕對得到世人的公認,四大名旦之首的地位也是世界認同,而杜威則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特別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和實踐,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論與方法,在美國和世界有口皆碑。

第二是超然的立場和獨立的身份,其中一大檢驗標準是出國的經費來源。梅蘭芳的訪美經費完全自理,而且典押了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的豪宅,經費常常入不敷出,當初還計劃為了裝點門面,先住豪華酒店,過幾天再搬到廉價酒店,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3)梅葆玖等:《馮耿光信十一:給鶴弟(梅蘭芳)》,見《梅蘭芳往來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第142-143頁。梅蘭芳還隨時準備如果演出沒人看,就到美國各大學進行藝術交流,或者到工廠做幾次慰問演出,只要大學和工廠能“贈送路費盤纏”、打道回府即可,權當一次旅行而矣。(4)梅葆玖等:《齊如山致馮耿光、趙叔雍、吳震修關于訪美演出的書信》,見《梅蘭芳往來書信集》,“附錄”,第314頁。類似,杜威訪華的經費也沒有事先落實中方預付的模式,相反,杜威一直擔心講課沒有薪水,當時北大因為五四運動等因素,正在罷課罷教,欠薪是常態,而哥大只給他一年的沒有工資的休假,“其在北京等城市的系列講座教學,也是為了在中國生活,彌補其母校類似停薪留職式的經濟需求”(5)本杰明·I·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陳瑋譯,第1頁。。

第三是民間組織成為主要接待單位。當時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從1922年開始就著手梅蘭芳訪美的布局與接洽,并委派其得力助手傅涇波具體落實接待演出宣傳等細節(6)馮偉:《司徒雷登助力梅蘭芳訪美新考》,《戲劇》2023年第1期,第111-114頁。;總部位于紐約的華美協進社,則起到邀請、聯絡、安排的穿針引線、搭臺唱戲不可或缺的作用(7)孟治(Chih Meng).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Sixty-Year Search.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ew York,1981:110.150.;梅劇團在上海啟程前,全國各界民間代表舉行歡送會;華僑聯合會則通電美國華僑(8)《申報》1930年1月17日,第15頁;1930年1月11日,第15頁。;到了紐約后,華美協進社主席郭秉文親自到車站迎接,安排公關社交活動(9)參見李斐叔:《李斐叔日記》,第477-479頁;“綴玉軒游美雜錄”,《申報》1930年3月29日;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3),第4頁,《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2),第5頁。;而張彭春與齊如山所設計的演出時間,精確到以分鐘為單位的120分鐘內,全部都是戲曲主題,沒有任何官方代表,如駐美大使、領事上臺“講話”等非戲劇內容(10)參見齊如山:《梅蘭芳游美記(乙種本)》(卷2),第21-24頁;“綴玉軒游美雜錄”,《申報》,1930年3月29日。;紐約總領事熊崇智只在招待會上發言,甚至還為梅蘭芳作英文翻譯(11)參見《申報》1930年4月9日,第19頁;李斐叔:《李斐叔日記》,第492-493頁。。民間組織的接待為民間外交的順利和有效的推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用。

杜威訪華也主要由民間推動。1919年2月杜威出于事業、家庭和個人的身體原因,離開美國前往日本東京進行為期數月的訪問講學。在即將結束的時候,杜威的得意弟子郭秉文和陶行知,親赴東京邀請杜威來華講學。如果說杜威在日本講學,還做了一些準備,那么來中國講學,則出于偶然邀請。而且,杜威訪華與中國教育部沒有直接關系,至少現在沒有發現教育部的官方邀請函。當然,教育部次長袁希濤較早介入了杜威訪華一事(12)轉引自彭姍姍:《五四期間杜威與中國的一段“交互經驗”》,《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3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杜威在到達上海4天后的5月3日,還在希望得到中國教育部的正式邀請,因為根據5月3日杜威給哥大校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的信中表明,“我知道教育部長即將向你和哥倫比亞當局提出正式要求”(13)1919.05.03(04068):John Dewey to Nicholas Murray Butler.,而且,此信也說明哥大沒有批準他訪華,杜威是先斬后奏。

正因為梅蘭芳與杜威講述文化故事的實力、獨立自主的經費和民間色彩的定位,不僅改善了自己國家在對方社會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幫助對方走向自己國家、走進自己文化。例如,梅蘭芳推動文化外交和民間外交的成功,可圈可點。當梅蘭芳在百老匯演出僅一周后的1930年2月23日,《紐約時報》就刊登“藝術大使梅蘭芳”的長篇報道,指出梅蘭芳帶來的傳統中國戲劇是純藝術(pure art),而且優美雅致的舞蹈、韻律以及一招一式等舞臺藝術,帶給觀眾的是賞心悅目,藝術的語言是相同的,梅蘭芳就是傳播藝術的大使。(14)New York Times,February 23,1930.梅蘭芳在獲得美國加州波摩那學院榮譽博士時答辭道:一切文明的國家和民族渴望和平,以往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和平不是通過軍備和戰爭所得,只能通過理解、寬容、同情、相互幫助,而不是相互破壞來實現,梅蘭芳以一位世界公民的身份呼吁和平(15)“An Honor Deserved.” The Pasadena Post(Pasadena,CA),June 3,1930:4.,提升了中國愛好和平的國際形象。

同樣,杜威的文化外交與民間外交成果,也十分顯赫。首先體現在他所扮演的推動中美文化交流的橋梁之上。例如,杜威在1919年11月12日的日記中提到,他給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和哥大寫信,推薦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陳寶川為首的60位杰出教育家代表團訪美,成員包括蔡元培、蔣夢麟等,杜威在私人推薦中強調:“中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更大的機會(a greater opportunity)進行學校之間的合作和地方工業的發展”。(16)1919.11.12(05021):John Dewey to William A.Wirt.類似,1919年11月13日,杜威在給Wendell T.Bush的信中,也鼓勵美國專家來中國訪問,這是一種獨特的橋梁作用,既介紹中國專家赴美,又鼓勵美國專家訪華。(17)1919.11.13(05022):John Dewey to Wendell T.Bush.這類同行間的推薦與鼓勵,比官方的招才引智之效用往往更大。還有,杜威的外交作用還體現在用文章影響美國學界和社會各界。Scudder Klyce在給杜威的信中指出,拜讀了杜威發表在亞洲雜志的兩篇文章(18)John Dewey.“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 in Ratner,Characters and Events,1:286; “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 Middle Works,11:105-127.兩篇文章名稱出自杜威日記:1919.09.15(04103):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Notes 2.,非常同意杜威的深入觀察與研究,加深了對中國人心理的理解,并表達“強烈喜歡中國人,這種喜歡程度甚至超過美國人”(19)1919.12.27(04612):Scudder Klyce to John Dewey.。1920年1月5日,杜威對中國的觀感也深刻影響了他的女兒Evelyn,因為她在撰寫杜威一家與美國家人的通信集前言中提到“中國正在進行的爭取統一和獨立民主的斗爭的魅力”,并強調,杜威和夫人“努力將西方民主的一些故事帶到一個古老的帝國,反過來,他們也在享受這種經歷”。(20)1920.01.05(03900):Evelyn Dewey to whom it may concern.

杜威的觀察也體現了一個獨立學者的立場,不是一味贊美,而是理性的批判,這有助于提升一個故事員的公信力。他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巨大的空白和不可逾越之墻”(remains a massive blank and impenetrable wall),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通過“給年輕的自由主義分子面子”的方式(“giving face” to the younger liberal element)。他還認為,“中國的文明是如此厚重和自我中心,以至于通過外國人呈現的外來影響都無法觸及其表面”。但是,他也樂觀地看到,“一些年輕的中國人,其中我們的胡適就是一個明顯的領導者,正在把事情攪動起來(keeping things stirred up)”。(21)1920.01.05(03900):Evelyn Dewey to to whom it may concern.當然,他還令人費解地提出,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比自由派的中國人更保守”(Most foreigners her[e] are more conservative here than the liberal Chinese)(22)1920.01.05(03900):Evelyn Dewey to to whom it may concern.。顯然他被五四運動中激進青年的言行驚到了。

值得指出的是,梅蘭芳在美國和杜威在中國的影響力,并不具有持續性。梅蘭芳離開美國后的近百年,再也難以重現中國京劇在美國百老匯和好萊塢的輝煌,當年的轟動效應難以復制。同樣,杜威對中國學界和社會的影響也不具備可持續性。當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一切來自西方的思想、文化、理論等,如饑似渴,但是,隨著更激進的羅素思想理論的宣講,杜威的思想顯得有些“過時、保守”。知識界的熱度轉向羅素,并開始接受由俄國輸入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杜威成為“過氣”的啟蒙思想家。當杜威于1921年離開中國時,一批以陳獨秀為首的共產黨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為此,費正清說道:“任何仍在近視地尋找美國‘失去中國’(loss of China)的人應該注意到,當約翰·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離開上海時,中國共產黨剛剛要在那里成立?！边@樣,代表美國自由主義的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被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取代,美國最終“失去”了中國。(23)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1986:202.

所以,正因為梅蘭芳訪美與杜威訪華存在民間性和偶然性,我們一方面不能過度拔高兩者行為的外交功能,另一方面,也由此見證這種具有偶然性的民間外交效用往往是事半功倍。

結 語

梅蘭芳訪美與杜威訪華,看似互不相關,但他們通過由淺入深的與“他者”交流、由表及里的文化磨合、由點到面的文化外交,殊途同歸,為中美藝術與學術交流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貢獻。

首先,梅蘭芳與杜威的跨文化交流推動了中美共享的文化價值(shared cultural values)的建構。中美兩國始終存在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因此很難尋找和發現兩國的普世價值或共同價值。但是,兩國的價值觀系統存在許多互相交集的共享價值,形成一定的重疊,而梅蘭芳和杜威的最大貢獻就是幫助兩國民眾發現與感受了可以共享的文化價值。梅蘭芳的京劇美學至少展示了三大共享的中美文化價值,得到美國觀眾的共鳴,它們包括善良、正義、同情,梅蘭芳在美國表演的幾十出京劇折子戲,大都展示了匡扶正義、除暴安良、仁義禮智信的情節,超越了西海與東海的地域界限。同樣,杜威的思想也體現了中美文化之間的許多共享價值,包括教育、平等和科學,盡管杜威的實驗主義與民主思想不一定是中美之間的最大共享價值,但其中的部分實驗和民主的理念被許多左中右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認同。

其實,共享價值就是一個增量的概念,也許在交流初期,難以找到多數人所認同的共享價值,但假以時日全方位、多層次磨合,一定能夠得到不斷擴展和豐富。作為對比,普世價值或共同價值是一種存量的概念,它在雙方合作之前就已存在,如果執著于雙方既存的普世價值,那很可能失去啟動交流的機會(1)洪朝輝:《兩極之上 左右之間——適度經濟學思想導論》,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2-85頁。,也就沒有了梅蘭芳訪美與杜威訪華的可能。

同時,梅蘭芳和杜威的跨文化交流提出了對等適度的新思路。亞當·斯密提出人際交往,不僅要對等、要適度,而且要對等適度(equal propriety)(2)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Notes,Marginal Summary,and Index by Edwin Cannan,with a new Preface by George J.Stigl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445.,由此幫助我們理解兩種不同的交流方式和目的。一是以說服對方為主要動機的交流,類似教師爺的灌輸與說教,最終促使對方接受他們的觀點,甚至追隨他們的信仰。二是以各自表達為目的的交流,旨在對等交流、理性分享、求同存異、共同提高。梅蘭芳和杜威的跨文化交流屬于后者的對等而又適度的交流,因為他們交流的背后沒有國家的力量、沒有軍事的霸權,更沒有強制要求兩國民眾去觀看中國京劇或參加美國學術講座,他們自身也沒有任何居高臨下的說教或自我膨脹的歧視。相反,他們兩人都是溫良恭儉讓,謙卑低調,不恥下問,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是各持己見,而是虛心接受對方長處,取舍適度地改變自己的不足,也耐心解釋自己的演技與思想,避免對方誤解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但最后則由觀眾或聽眾自主而又自由地決定自己演出或演說的價值。

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往往存在四種傾向:一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的強盜邏輯;二是己之所欲、不施于人的吝嗇習性;三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傳教心態;四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境界?？缥幕涣髦行枰艞増棠钆c偏見,抵制強盜邏輯、減少吝嗇習性、防止傳教心態,多多提倡知己知彼、換位思考、將心比心的恕道境界,推動對等而又適度的交流,而不是好心辦壞事的說教。而且,梅蘭芳與杜威講述文化故事的形式非常值得提倡,他們各自通過合適的平臺(劇場、課堂、酒會、聊天、訪問等),講述各自國家的文化故事,屬于邀請式修辭(invitational rhetoric)(3)Sonja Foss and Cindy Griffin.Eds.Inviting Understanding:A Portrait of Invitational Rhetoric.New York: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20:17-32.,而不是運用強迫與變相強迫的方式,要求對方接受自己的藝術和學術。

最后,中美兩國之間的民間文化交流需要去中心論。在一個多元世界里,刻意強調某個國家或某個區域的中心論,無助于平等的藝術和學術交流。確實,20世紀上半期的美國GDP領先世界各國,但經濟領先不等于文化領先、學術第一,形而下的物質文明不能取代或等同形而上的精神文明。如果霸凌而又擅自判定儒、釋、道、耶、伊、猶、印各自的絕對優勢與中心,那么,不僅跨文化交流無法進行,而且可能引發宗教戰爭和世界大戰。所以,當我們在反對一個中心的同時,不應主張另一個中心,更不能打著反中心的旗號擁戴中心,其結果有可能導致我們的價值判斷左右搖擺、忽左忽右。

其實,提倡走中道、停中間的鐘擺效應(Pendulum Effect)的要義之一(4)洪朝輝:《美中社會異象透視》,(紐約)博登書屋,2021年版,第31頁。,就是促使自鳴鐘失去動能、停止對發條的加力,并促使這個自鳴鐘進入無為、適中、不極端、不稱霸和韜光養晦的境界。今日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去中心的新世紀,區塊鏈、比特幣、人工智能、元宇宙和Chat GPT等高科技的核心思想,就是去國家、去中心、去核心。從莊子的思想出發,有中心是人,無中心是道,因為他的名言是,“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5)莊子:《莊子·外篇》,《秋水》,見方勇、劉濤譯注:《莊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63頁。,無貴賤、無區別、無中心的大同世界,也許正是新世紀人類所需要共同追求的理想。

如果說,梅蘭芳代表“東?！?、杜威象征“西?！钡脑?那么,東海西海一定能夠通過同情共理的交流,最后達到心同理同。(6)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二十二雜著》。原文:“東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眳⒁姟断笊饺?中國書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