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宋時期河北白瓷裝飾工藝的創新發展與歷史貢獻

常 櫻

(石家莊鐵道大學 建筑與藝術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43)

晚唐時期,河北地區陶瓷業大興,以邢窯、定窯為代表的精細白瓷領先于全國其他地區,奠定了此后幾百年在白瓷基礎上創新各類裝飾品種的陶瓷生產基調。五代以降,邢窯逐漸衰落,定窯以優質原料傍身,強勢崛起。無論是北方遼地還是南方各割據王朝,都以使用河北產精細白瓷為榮,南北各處高等級墓葬,均出土有定窯精細白瓷。(1)如吳越國錢寬墓(895年)、水邱氏墓(901年)、王審知墓(932年)、遼耶律羽之墓(942年)、駙馬贈衛國王夫婦的合葬墓(959年)等。北宋定窯進一步發展,裝飾工藝逐漸豐富,在早期細線劃花、深剔刻等工藝基礎上,依托胎土細膩致密的優勢,發展出斜刀劃花、雙線劃花、印花等在胎體上進行裝飾的技法,使定窯白瓷呈現出溫文爾雅、含蓄內斂的美學風格。與此同時,位于河北南部磁縣和峰峰礦區的磁州窯登上歷史舞臺,磁州窯繼承了隋唐化妝白瓷技法,在相對次質的瓷土上進行“粗瓷細作”,生產出符合民間購買能力的粗白瓷,后又創新發展出剔花、白地黑花等等一系列適合粗瓷的裝飾品種,一躍成為宋金時期北方最大的民窯生產體系,裝飾風格影響到北至內蒙古赤峰、南至廣東雷州、西到寧夏靈武的廣袤地域。

一、從細線劃花到深剔刻——精細白瓷自成一派

定窯位于保定地區曲陽縣靈山盆地,興于唐代中期,至北宋其藝術特色已然形成,成為全國精細白瓷生產水平最高的窯場。北宋中后期,定窯將此前的木柴燃料替代升級為煤炭燃料,并發明了獨特的支圈覆燒法,極大提高了燒窯質量與產量,為國內制瓷業的技術革新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定窯精細白瓷的特點是胎體薄俏,造型挺拔,或塑形,或飾以刻劃、印花,率先在全國探索出了一系列依托優質胎體的精細白瓷裝飾技法。在《中國陶瓷史》中,定窯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及影響力,既被列入官窯“五大名窯”,也被列入民窯“六大窯系”。

五代至北宋初期,定窯的工藝創新主要是瓶、罐、碗等器物外壁的深剔刻窄蓮瓣紋。在此之前,定窯與北方其他窯場一樣,主要是學習晚唐五代時期南方越窯的裝飾技法,以尖頭工具在器物表面劃出細線以美化器物。細線劃花技藝源自金銀器,適合在硬、薄的金屬器物上刻劃圖案,卻未能突出陶瓷器物胎體厚實松軟的自身特色,且畫面淺淡,適合劃刻鳥羽毛、龜背紋等細節,但作為主體圖案卻差強人意,藝術表現力和視覺沖擊力均有不逮,很快便被其他刻劃方式所取代。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的一件花口小盤盤心中,線刻兩只頭部相對的蟬紋,盤底中心刻“官”字款,并有墨書“供養舍利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錢叁拾足陌”28字,是一件標準紀年器,也是早期細線劃花裝飾技法的代表器物。

在宋初瓷業發展過程中,以定窯、耀州窯為代表的北方窯場生產出的高等級器物逐漸從模仿金銀器的窠臼中解放出來,凸顯出陶瓷自身的胎、釉特點,裝飾工藝也擺脫了固有思路,創造出在胎泥上進行各類深剔刻的工藝,即在未干的坯體上,用硬質工具刻出花紋,剔刻過程刀刀見泥,有的紋飾呈現出深淺不一的層次效果。深剔刻紋飾視覺沖擊力強,線條力度明顯,對工匠要求高,成品率相對較低,可以說是一種不惜工本的裝飾手段。其中,耀州窯繼承了北方漢代以來的浮雕傳統,率先發明了一種深剔刻裝飾工藝,方法是先在坯體上劃出花樣輪廓,再用平頭刀剔掉花紋以外的部分,形成浮雕,同時在花樣上依照花瓣層次、葉脈走向等,刻出多層凸凹效果。定窯學習了此技法,在白皙的瓷器上刻出大面積花卉圖案,兼以細線刻劃細部,造成器壁的強浮雕感,滿地花的華麗與純白色的莊重彼此牽制,極具視覺吸引力。然而,該工藝對工匠技藝要求極高,動輒一、二毫米的剔泥厚度,非經驗豐富者不能為之,且入窯燒制過程中,器壁厚薄偏差易導致收縮系數不均勻,從而出現大量殘次品。這類深剔刻工藝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因此存世量極小,整器僅見法國集美博物館一件深剔刻白釉葫蘆瓶。與此同時,定窯在學習越窯的剔刻蓮瓣紋基礎上,增加偏刀深挖的力度,又將越窯寬蓮瓣改為瘦細精致的窄蓮瓣,花瓣瓣脊左右兩刀,中間自然出棱。因胎質細膩,施釉輕薄,定窯窄蓮瓣清晰分明,邊緣利落流暢,層次有時多達四、五層,藝術表現力較越窯更勝一籌。

凈眾院塔基出土白釉刻花蓮瓣紋龍首大凈瓶是北宋前期最具代表性的剔刻工藝定瓷,凈瓶高度60.9厘米,器型規整,刀工犀利,下方刻四層仰蓮瓣,肩部刻三層俯蓮瓣,仰俯蓮花間深剔刻藤蔓花紋,集合了以上兩種深剔刻技法。龍首大凈瓶裝飾竹節紋的頸部頎長,口部出檐,說明當時定窯已具備在1300攝氏度高溫下燒制細長結構而不塌陷變形的能力。中國國家博物館2023年“鑒往知遠——新時代考古成果展”中展出了內蒙古遼墓出土的一件定窯葫蘆瓶,該器物器身呈葫蘆形,上下兩部分滿刻重疊的仰俯蓮瓣,花瓣采用偏刀深挖的技法,瘦長分明,中心起一條自然柔和的棱線。在南北各地一眾蓮瓣裝飾中,定窯刻蓮瓣的手法獨樹一幟。宋初定窯深剔刻窄蓮瓣紋對后世影響大,或成為精致陶瓷的配置之一,北宋末年官樣瓷器中重現過多層窄蓮瓣的輝煌,金代定窯刻蓮瓣者不少,較之北宋多顯潦草,南宋后南方龍泉窯刻窄蓮瓣多見,然由于工藝原因,與定窯蓮瓣紋不可同日而語。

二、模制、印花與斜刀劃——基于瓷土優勢的突破

隨著北宋經濟發展,市場需求量增大,定窯裝飾工藝有了進一步創新。其一,模制工藝多樣化發展,在模制塑形基礎上,結合印、劃等多種工藝,生產出孩兒枕等瓷塑精品;其二,斜刀刻劃花工藝成熟,出現了獨具線條張力的雙線斜刀刻劃花技法;其三,印花工藝革新,結合組合支圈覆燒法,開創了滿壁繁縟印花的獨特裝飾形式。從歷史貢獻角度看,北京定窯裝飾工藝對全國窯業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景德鎮南宋陶瓷裝飾技法基本延續了斜刀刻劃花與滿壁印花。另有北宋王朝復古理念影響下的器物與紋飾創作,在陶瓷領域由定窯率先實踐,樹立了北宋敦厚溫潤、內斂中正的官式陶瓷審美品格。

公元11世紀,宋遼戰事結束,國內的經濟、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民眾對自身生活環境、生活質量的關注超出以往任何時代,表現生活場景、生活祈愿主題的工藝品大量涌現,定窯精細白瓷代表了這一時期陶瓷的最高藝術水平。穆青先生說過:“進入宋代以后,定窯的成型工藝日趨成熟,各種高難度的作品層出不窮,其中尤以仿生瓷枕在表現雕塑水平和造型能力方面最為突出?！?2)穆青:《定瓷藝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頁。

定窯模制仿生枕制作精良,形式多樣,有孩兒枕、臥女枕、獅子枕、殿宇枕等。瓷枕整體模制,其上另有局部劃、印、刻花,工藝復雜,展示出其他窯場難以企及的細致刻畫水準。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孩兒枕最負盛名,瓷枕高18.3厘米,長30厘米。童子俯臥在裝飾有螭龍、祥云、纏枝的臺面上,兩臂交疊于頭下,側臉朝向觀者,背部自然形成的曲線為枕面,可謂是相當巧妙的人體工學設計。類似的孩兒枕還見于臺北故宮的兩件藏品,其中一件瓷枕與北京故宮藏品幾乎完全相同,區別僅在于孩兒衣裳花色更為華麗。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白釉童子持荷枕,反映了北宋民間七夕購買、供奉磨喝樂或孩兒手持蓮葉效顰磨喝樂的風俗,在鋪設了桌布的矩形臺面上,一額前梳抓髻的童子側臥,雙手捧巨大蓮葉枕面,面部微轉向上,可能由于荷葉過于巨大,童子右腿上曲卡住葉柄,形成穩定的持荷結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童子枕殘件與之近似,同樣的矩形臺面底座,胖胖的孩童面部飽滿寫實,頭枕在手臂上,呈側身蜷腿酣睡狀,枕面缺失,底座有墨書“元佑元年八月廿七日置太□劉謹記此”,元祐元年為宋哲宗年號,即公元1086年,11世紀定窯紀年器物少,該枕是北宋中后期定窯白瓷塑件重要標準器。定窯童子枕屬于當時高端手工藝產品,其他窯場多有仿制,如雁北窯場的黑釉孩兒枕,磁州窯的化妝白瓷童子擎荷瓷枕(見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河南窯場的孩兒枕等。但其他窯場胎土細膩程度遜于定窯,器物表面不及定瓷的清晰順暢,哪怕制作工藝相同,也難以表現出同等程度的細節,這也是定窯孩兒枕獨步天下的重要原因。

北宋一朝,中原政權高擎文化“復古”的武器,盡力強化以華夏史學為基礎的正統觀,朝野金石學由是大興,對古器物的研究乃至仿制成為一時之盛。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定窯簋式爐、奩式爐、鋪首龍耳方壺等,多是這一時期的首創,其中簋式爐形制仿西周晚期至春秋的弦紋青銅簋,樣式接近山東博物院藏西周晚期“太師小子簋”;奩式爐與北京故宮藏汝窯天青釉奩式爐一致,形制仿漢晉弦紋樽;鋪首龍耳方壺仿春秋至漢的金屬方壺,東周方壺器身紋飾繁密,多龍耳,漢代方壺紋飾簡潔,多輔首,定窯白釉方壺則是集龍耳輔首于一身,線刻紋飾既有仿古的云雷紋(3)“云雷紋”在明清時期俗稱“回紋”,唐代不見,宋金較多?！霸评准y”是在北宋擬古思潮背景下,對三代雷紋有意識、有目的地重新效仿與運用?！缎筒┕艌D錄》對此的解釋是:“雷紋,蓋取飛龍雷雨潤澤天下之象也?！?、輔首紋,又有定窯傳統的仰蓮瓣、蓮荷紋。仿古器多有局部需要模印或模制附件進行貼塑,如輔首、獸足、獸耳等。模制貼塑出現早,原始青瓷中即見此工藝,而在晚期陶瓷裝飾中則為少見,定窯因仿古契機所做的貼塑工藝水平一般,與其他造型裝飾相比并不突出。

通過以上仿古器可以發現兩點信息:一是定窯仿古傾向于采用較簡單的紋樣,且在原器物基礎上進一步簡化,制作出的物品更加簡潔端莊,我們推測與北宋晚期皇家的審美傾向有關,也可能是設計者在深刻了解陶瓷胎土塑形、刻印等特質的基礎上,設計出的適合陶瓷生產的復古器物樣式。二是定窯復古器并非模仿特定的時代,從西周至晉,時間較為寬泛,這一點或許與北宋金石學家對古器物的斷代尚不夠準確有關。曾有學者認為,北宋定窯的仿青銅禮器瓷是禮儀祭祀用品,然考古證明,北宋正式祭祀確有仿青銅陶瓷器,但大都為不上釉的陶器或素燒瓷器(4)唐俊杰:《宋陶質祭器論稿》,《杭州文博》2007年第2期;杜文:《汝窯素燒禮器、出香、水仙盆等相關問題初探》,《收藏》2020年第12期。,考古結果也恰好符合了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詳定禮文所提出的“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為質”(5)馬端臨:《文獻通考》(第4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206頁。的說法,因而,推測定窯白瓷為宮廷定制的古意風格日用器具。

200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曲陽縣定窯遺址文保所共同組織了一次影響深遠的考古發掘,考古隊在北宋晚期,即從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的地層中,發掘出土了仿青銅禮器爐殘片(6)秦大樹、高美京、李鑫:《定窯澗磁嶺窯區發展階段初探》,《考古》2014年第3期。,底紋滿飾云雷紋,主題紋飾夔龍紋,為仿商、西周早期銅器的紋飾,該件標本掀開了定窯印花工藝的一角。

在中國漫長的瓷器燒造歷史中,印花工藝出現相對較晚,究其原因主要是印花對胎體要求高,胎土須極為細膩,才能印制出清晰的紋樣,而這一條件卻在上千年的瓷業發展史中未能被滿足。定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質瓷土,在唐末五代率先出現白瓷印花裝飾,早期印花多在盤心等局部,面積小,工藝簡單,此后很長時間未有突破性發展。而北宋晚期定窯印花工藝崛起,則是陶瓷裝飾史上的重要事件,開啟了定窯最負盛名的品種之一——滿壁印花器的燒制先河。定窯滿壁印花工藝出現的時間可能為11世紀中期,目前的考古證據主要來自遼寧阜新關山遼墓M4(1021-1045年)和遼寧法庫葉茂臺M23(11世紀中期),墓葬中都出土了繁縟的纏枝(娃娃)印花精細白瓷碗,而法庫葉茂臺的印花碗確定是采用了一缽一器、沙粒支墊的正燒方式(7)彭善國:《法庫葉茂臺23號遼墓出土陶瓷器初探》,見《邊疆考古研究》,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206頁。,就此可以推斷,此時覆燒法尚未流行。若以上兩例確實為定窯產品,則可將定窯滿壁印花工藝推至11世紀中葉。然而,由于窯址當地紀年資料不足,也有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此兩處遼墓的印花白瓷碗可能是目前尚不明確的遼地窯場的精品。

“覆燒法”是北宋定窯在裝燒技術領域的首創發明,對全國范圍內的陶瓷生產產生了極大影響,也有學者認為時間有可能早至五代。(8)孫新民:《定陵出土的定窯貢瓷試析》,《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覆燒法包括盤形支圈覆燒法和環形組合支圈覆燒法,前者主要流行于北宋中期,裝燒方式是將與瓷器同質的細胎土制成盤形支圈正向放置,碗盤類圓器口沿刮釉,覆置于盤形支圈上,外套匣缽進行燒制。該方法有效提高了薄胎圓器的規整度。環形組合支圈覆燒法是在盤形支圈覆燒法基礎上改進的一種高效裝燒方法,也是定窯制瓷業中最為重要的一項技術革新。環形組合支圈斷面呈“L”形,使用時將盤、碗口沿刮去一圈釉,覆置于支圈承接處,再將同尺寸的環形支圈疊放在第一個支圈上,層層相疊,再裝入匣缽,每一墊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缽高度的五分之一,節省了窯內空間,極大地提高了裝燒數量。環形組合支圈覆燒法成熟于北宋晚期,流行于金代。此裝燒工藝對盤碗類坯體形狀有一定要求,敞口、小足、斜壁的碗類最為適合,而此類器型又是最適于滿壁印花工藝的形狀,此后金代定窯印花盤碗興盛,產量極為龐大,可以說是生產工藝上下游一系列條件的變化所促成的現象。

北宋晚期,定窯劃花裝飾工藝流行,“素面瓷器仍是主流,但刻、劃花裝飾開始增多且非常流行,據對JCAT2H1出土細白瓷器的統計,素面占58.8%,刻、劃花占41%,印花占0.3%;而JCAT2⑥層的統計顯示,素面占43.3%,刻、劃花已達54.3%,印花占2.3%?？?、劃花裝飾在全部器物中占如此高的比例,這是前所未見的,也是刻、劃花裝飾作為主要裝飾技法的高峰時期”(9)秦大樹、高美京、李鑫:《定窯澗磁嶺窯區發展階段初探》,《考古》2014年第3期。。這一時期的刻劃花圖案主要有云龍、螭龍、魚紋、各類花卉等,裝飾手法逐漸由單線斜刀刻劃發展成為雙線斜刀刻劃。

單線斜刀刻劃工藝是利用硬質刀具刻劃出線條,通過控制下刀角度造成寬窄不一的輪廓線,增添圖案的生動性和立體感。定窯斜刀刻劃工藝往往與篦劃工藝共同搭配運用。篦劃工藝即利用篦梳狀工具頭部的多個尖齒,在胎土未干時在坯體上輕劃,造成多條平行線的效果。該工藝出現于北宋晚期河北窯場,定窯、磁州窯常以此方式劃出花葉、水波等細節。單線刻的器物存世不多,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北宋刻花牡丹紋盤為例,工匠先以單線斜刀刻劃的方式劃出牡丹花枝基本面貌,再利用篦劃工具渲染花瓣脈絡細節,刻刀入胎有一定深度,釉水積于線條中,線條顏色稍顯沉厚,浮雕感強。

單線斜刀刻劃工藝很快被更具立體感的雙線斜刀刻劃工藝取代,后者是定窯工匠的首創,方法是運用雙頭硬質刀具,一次劃出一粗一細兩條線,粗線條與單線斜刀刻劃工藝線條相近,細線條在其旁側進行輔助,使得畫面更為飽滿鮮活。雙線斜刀刻劃早期運用于花卉枝干,后普遍用于各類輪廓和線條,直接影響了后世全國各地的刻劃花技法。雙線劃花代表了當時最時尚的工藝表現形式,新工具的運用減小了工匠的工作量,刻劃速度由此加快,為金代定窯刻劃花精細白瓷生產數量的急劇攀升奠定了基礎。此時,定窯出現一類裝飾極盡繁瑣的盤、碗,盤、碗內壁底部刻劃螭龍紋,周側刻劃牡丹紋或蓮荷紋,外壁刻三重蓮瓣紋或刻劃牡丹蓮荷紋,刻劃線條多為雙線斜刀,更加凸顯出繁密重工。北宋定窯螭紋源于漢代高等級紋飾——“螭虎”紋,是又一個復古指揮棒下重拾古代紋飾的案例。北宋螭紋僅見于定窯,存世量小,原料標準高,對工匠的刻劃技術要求更高,從燒制技術看,表現出不計成本的信息,極有可能是貢器。(10)常櫻、楊璐:《北宋定窯白瓷螭紋——紋飾源流與復古之變》,《中國陶瓷》2021年第9期。

三、劃花與珍珠地——化妝白瓷裝飾早期摸索

磁州窯是我國北方影響最大的民窯體系,興起于五代,至今窯火長明,其產品以化妝白瓷及在化妝白瓷基礎上創新的裝飾技法為主,表現出濃郁的民間色彩和鮮明的藝術特色。北宋磁州窯中心窯場主要是位于磁縣的觀臺窯和冶子窯,大致分為早中期和中晚期兩段(11)馬忠理:《磁州窯器物的造型和裝飾藝術及其考古分期變化》,見葉喆民、馬忠理:《中國磁州窯》(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7頁。,早中期為宋初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中后期為神宗即位后至北宋滅亡。北宋早中期的磁州窯處于發展階段,從五代以來的綠斑和點褐彩,發展出劃花、珍珠地劃花、白剔花等工藝。

公元11世紀,民間用瓷需求量增加,然河北木柴資源告急(12)趙九洲:《古代華北燃料問題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84-92頁。,各窯場從柴燒逐漸過渡到煤燒,時間約在仁宗朝天圣年間以后,至遲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已然完成。燃煤的窯爐較燃柴者容積大,使得燒制大件器物成為可能。這個時期磁州窯器物樣式增多,器型變大,工藝成熟,窯工們創燒出多種新的工藝品種,成就了與精細白瓷完全不同的一條化妝白瓷裝飾道路,創造了北宋民間陶瓷藝術的高峰。磁州窯胎土主要來自風化、粉碎的大青石,土質不夠細膩,白度很低,磁州窯工匠們便利用一種高嶺石黏土巖(堿石)礦物碾成的粉末給坯體刷上一層白色化妝土,使得瓷器表面平整潔白。磁州窯胎土達不到定窯的細膩程度,不能做精細的劃花,也不支持繁瑣的印花,磁州窯工匠們便揚長避短,開發出劃化妝土(劃花)、剔化妝土(剔花)、戳印化妝土(珍珠地)等工藝,形成了對比鮮明、活潑爽利的畫面,廣受市場歡迎。上述工藝的共同特點是利用灰褐色、不夠精細的胎體與潔白的化妝土層形成對比,避免了胎土黯淡、顆粒粗大造成的粗糙感,變劣勢為優勢,成為民間陶瓷粗瓷細作的典范。

磁州窯劃花工藝是在施過白化妝土而未干的器坯上迅速以尖利的工具劃出所需花紋,形成較深色的線條與白化妝土的對比,罩以透明釉漿,晾干入窯燒成。北宋早中期純粹的劃花裝飾器物數量不多,直到北宋晚期篦劃花工藝出現,劃花才在裝飾系統中變得重要起來。磁州窯篦劃花與定窯有所不同,除了在單線輪廓中劃出成排線條,作為輔助紋飾增加畫面的層次感和飽滿感外,還有直接以梳篦類的工具劃刻整體紋飾的。北宋晚期,磁州窯牡丹主題山枕(13)龐洪奇先生根據該類瓷枕上的自名銘文推斷,這種以往多被稱為“葉形枕”的瓷枕正式名稱為“山枕”。參見龐洪奇:《磁州窯山枕小考》,見《磁州窯博物館·宋元瓷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1頁。、蓮荷紋碗較為多見,劃花構圖飽滿,篦劃滿地,體現了民間紋飾大開大合的氣魄,而瓷胎與化妝土的對比僅限于無色系深淺對比,素凈淡雅,并不張揚,又顯示出文人化的謙遜感和內斂性,也反映了北宋時期社會審美受文人審美影響之強烈。

在篦劃花工藝出現之前,磁州窯即有戳印小圈與劃花相配合的工藝,被稱為“珍珠地劃花”。即運用類似麥秸稈的工具,在化妝土上戳出一個個密集的小圓點,用以襯托主題紋樣,該工藝源于唐代金銀器鏨刻魚子紋的傳統(14)唐代以來,金銀器裝飾中以鏨刻珍珠圓點為“地”,烘托出各式圖案、花卉禽鳥、神仙瑞獸、人物場景的做法非常普遍,北宋時期陶瓷制作直接“拿來”,成就了珍珠地劃花工藝。,出現于北宋早中期,北宋中后期較為流行。珍珠地工藝對技術要求較高,工匠們需要在戳珍珠地和劃花完成后,用蘸、澆或涂抹等方式,將有色土漿覆蓋整體畫面,待其半干,再以平刀刮去土漿,僅留在刻線中嵌入的顏料。刮的過程要避免剔掉化妝土層,這是珍珠地劃花工藝流程中最難的步驟,該步驟加強了釉面底色和圖案線條的深淺對比,畫面感更加突出和強烈。

11世紀中期以后,瓷枕在北方地區漸趨流行,珍珠地劃花工藝在河北、河南、山東各地窯場的瓷枕上得到了升華,裝飾畫面完成了從單一圖案式到圖案式與文字式、場景式并存的發展歷程。通過紀年器物的排比可以看出,瓷枕的圖案式裝飾風格流行于公元11世紀中期偏后,早期珍珠地劃花裝飾多為卷草、花葉、球路紋等,圖案化特質明顯,北宋中后期,磁州窯器物,尤其是瓷枕紋飾中,又發展出了文字、場景等裝飾品種。在1987年北京大學考古系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觀臺窯址的考古中,從北宋中晚期地層發掘出雙勾楷體文字裝飾的兩件珍珠地劃花山枕殘器。其中一件枕面刻劃“福德”兩個大字,兩邊裝飾卷草紋,另一件枕面刻“福德枕壹隻”。文字枕的出現反映了這一時期文教普及的現實情況,識字人群擴大,整個社會對文字的情感逐漸深厚,百姓以實際行動將文字落實到了包括寢具在內的生活的各個角落。

四、剔花與白地黑繪花——磁州窯獨步天下

北宋中期,磁州窯始創了一種適合化妝白瓷的裝飾工藝——白剔花。該工藝通常被稱為“白釉剔花”或“白地剔花”,然而,其所用的釉通常是透明的,白色來自白化妝土,故稱其為“白釉剔花”不夠科學。觀其畫面,作為背景被剔掉的是白色化妝土,“地”不是白色,而是胎土本身的顏色,因此“白地剔花”一詞就更不準確,本文暫且稱之為“白剔花”。白剔花是在稍干的器坯上施一層白化妝土漿,趁其未干時以竹、木等光而尖的工具迅速劃出花紋,并以扁鏟狀工具將花紋以外的白化妝土鏟剔掉,后施罩透明釉料,晾干后入窯高溫燒成。白剔花是化妝白瓷特有的裝飾工藝,與劃花工藝一樣,也是利用了胎土顏色不夠潔白的特質,通過剔刻化妝土,令黯淡的胎質與白色化妝土形成深淺對比。白剔花工藝圖案切剔輪廓清晰暢快,表現自然天成,具有浮雕的藝術效果,是磁州窯引以為傲的裝飾技法。1974年,遼寧法庫縣葉茂臺M7出土了一件白剔花長頸瓶,研究人員認為墓主的下葬時間應在遼圣宗時代(983-1031年),有可能在澶淵之盟略后(15)曹汛:《葉茂臺遼墓中的棺床小帳》,《文物》1975年第12期。,那么墓葬中的長頸瓶即是最早的剔花產品之一。同類的剔花長頸瓶在邯鄲市博物館還有兩件,記錄為當地墓葬出土,從側面證實了磁州窯這類剔花產品曾作為高級工藝品遠銷(或供、或交換)遼地。

北宋磁州窯的白剔花紀年器物有河北博物院藏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白剔花蘆兔紋八角枕,側壁毬路紋,胎土拼合拐角處出筋呈竹節狀,枕面裝飾蘆兔紋。類似的八角竹節瓷枕除上述兔子與蘆葦組合的場景之外,還有主題為圖案或文字的瓷枕,如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白剔花纏枝花紋枕,深圳望野博物館的白剔花“忍”字枕等。事實上,北宋晚期是民間工藝美術裝飾由圖案向文字、場景過渡的時代,文字作為裝飾,體現了社會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識字人群的擴大,而場景裝飾的出現,則顯示出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的自覺關注與觀察?；氐秸桶四臧滋藁ㄌJ兔紋八角枕,枕面是一幅表現自然環境生機勃勃的“秋野蘆兔”場景,然而這場景又是程式化的,相對固定的,周圍草葉風動,居中的動物可以變換,樣式籍此層出不窮,則是民間智慧的體現。各類饒有趣味,生活氣息濃厚的磁州窯枕面裝飾,反映了北宋磁州窯工匠對日常生活中瞬間畫面的采擷能力。

北宋晚期,磁州窯剔花品種進一步發展,在此前含蓄、柔和的白剔花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對比強烈的白地黑剔花裝飾工藝。白地黑剔花工藝是在施好白化妝土的坯胎上,再施一層以斑花石為主料的黑化妝土,待稍干后,劃出花紋圖案,用平刀將花紋外的黑化妝土剔掉,留下白化妝土,再上透明釉燒成,由于剔除上層黑化妝土的操作難度相當高,多有剔除后再補繪白化妝土的情況。白地黑剔花器物代表了北宋磁州窯最高的裝飾工藝技術和藝術水準?，F藏日本白鶴美術館的白地黑剔花龍紋梅瓶和美國納爾遜博物館的白地黑剔花龍紋敞口瓶,畫面上龍爪遒勁,龍鬣飄飄,剔刻細致精美,可能是當時進貢皇宮或王府的高等級器物。另一著名的白地黑剔花鵲登枝枕現存日本出光美術館,枕面圖式承自當時朝野流行的折枝花鳥畫,老枝橫斜如閃電,上立一炯炯有神之八哥鳥,匠人主動摒棄了土地、水云等背景,直接突出主題,表現手法老辣,線條嵯峨成熟,代表了磁州工匠技藝的最高水平。此外,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白地黑剔花牡丹紋山枕值得一提,枕面以黑化妝土為地,底色黑暗如漆,畫面中心的折枝白牡丹花如一束白色的光,是較為少見的黑地白剔花工藝。

黑與白兩種顏色彼此的映襯與成就是藝術表現的常用方式。北宋末年,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呼喚效率更高的裝飾技法,磁州窯最負盛名的白地黑繪花應運而生。白地黑繪花俗稱“白地黑花”,是磁州窯最具代表性的裝飾品種。創作方法是在白色化妝土上,以毛筆蘸取高含鐵量的花斑料進行書寫或繪制,再罩透明釉入窯燒制。白地黑繪花與傳統的筆墨書寫、繪畫方法一致,較以往的剔、劃、珍珠地等工藝更為簡便,極大提高了裝飾效率。一經出現,便被全國各地窯場競相模仿,不但成為大江南北“磁州窯類型”瓷器最典型的裝飾方法,也奠定了后世青花、五彩等毛筆繪制類裝飾工藝的基礎,磁州窯更是為元代青花瓷異軍突起積累了人才、技法乃至紋樣等資源。

白地黑繪花的出現是北宋文教普及的結果,拿起毛筆的人越多,白地黑繪花工藝便越深入人心。同時,該工藝也在一定程度上通暢了民間思想的表達渠道,裝飾器物承載了民眾生活理想,體現了民間審美趣味,反映了真實的歷史細節,成為今天研究北宋民間風俗、理想、好尚等最鮮活的實物資料。

結 語

北宋河北地區是全國最為重要的陶瓷產地之一,定窯的精細白瓷和磁州窯的化妝白瓷都是中國古代瓷器最杰出的代表。北宋二窯場技術先進,裝飾工藝不斷創新,藝術風格單純素凈、大氣沉穩,映現出北宋社會的精神和文化面貌?？梢哉f,無論在精細白瓷還是在化妝白瓷的裝飾體系上,河北地區均領先于全國其他地區,二者又在官方、民間兩重維度上代表了宋瓷藝術的極高境界。正因如此,不但宋元時期國內形成了為數眾多的定窯系、磁州窯系窯場,還奠定了元以后景德鎮紋飾單色釉,以及青花、五彩等裝飾品種的工藝基礎。兩窯產品作為出口貿易瓷遠銷世界,在西班牙、肯尼亞、埃及、俄羅斯、印尼等地的考古出土(出水)中都有河北白瓷的身影,其裝飾風格更是對高麗、日本、安南等國的陶瓷產生了深遠影響。北宋以后,金人占據了定窯、磁州窯窯場,陶瓷仍站在宋瓷的基礎上,沿著前代創設的工藝軌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