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化約”的文學世界：士風敘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學創作*

郭 明

（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趙園曾指出：“關于士風的論說，通常賴有化約，無以避免‘印象’式的判斷的模糊影響，似是而非?！盵1]士風描述大抵均建立在對歷史細節的化約、提煉的基礎上，既可能放大某些特質，同時也不免刊落其余。士風印象形成后又常在反復的品題申說中固化，作為一種仿佛不證自明的常識融入后人的知識結構。范仲淹作為北宋士風振起的標志性人物，在后人的反復贊頌中逐漸成為崇尚節義、奮力敢為的士風象征。這固然是對范仲淹人格與地位的合理評價，卻也是士風敘事化約的結果。與這種士風印象深入人心的程度相比，學界對范仲淹本人士風觀的深刻性與豐富性的關注還很不足。本文便擬根據范仲淹的著述行履厘清其士風觀念，進而考察其文學創作中常被忽視的層面，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士風敘事中范仲淹形象的形塑過程及其歷史意蘊。

一、范仲淹士風觀分析

朱熹曾說：“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盵2]范仲淹不僅以其立身行事為北宋士人樹立了典范，而且積極參與到提振士風的過程中，歷來被視作北宋士風振起的標志性人物。不僅如此，范仲淹對士風話題的關注也超過其他慶歷名臣，在其著述中有大量對士風問題的深刻思考，表現出內涵豐富的士風觀，以下從三個方面加以闡發。

（一）士風與世風：建立在“四民”說基礎上的士人身份意識

范仲淹的士風觀建立在儒家“四民說”基礎上，在北宋士人中有一定特殊性。宋學精神注重內在人格的完善，評價士風也多訴諸道德評判，如歐陽修謂馮道“無廉恥”[3]、斥高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4]1787皆是其例。范仲淹則更強調“士”在四民社會的角色定位，認識到士農工商皆生活在一共同的“世風”之中，而“士風”不過其中一端。其《四民詩》便集中體現了此認識，這一組詩由四首詩作組成，其《士》篇云：

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為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瓕W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職。節義為空言，功名思茍得?！┞犯傫Y騁，澆風揚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5]26與之相應，《農》《工》《商》諸篇批判驕奢游惰、輕視商業等風氣對農民、工匠、商賈的傷害，推崇勤儉淳厚之風，反映了范仲淹對“世風”的準確把握。

范仲淹將士風視作世風中最具能動性的一環，寄托了扭轉世風的希望。其《上張右丞書》中便寫道：“其大幸者，生四民之中，識書學文，為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以存不朽，文章可以貽于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盵5]181其中“忠孝”“仁義”“功名”等字面亦與《四民詩·士》篇桴鼓相應，可見立足四民意識以士風革新世風的內在理路。

（二）敦教育與慎選舉：側重制度設計的士風轉變途徑

由于以士為四民之首的身份自覺考慮士風問題，范仲淹注重士人在君臣關系中的權利義務關系與對士風的形塑作用。如其《上資政晏侍郎書》即云：“天生蒸民，各食其力。唯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圣人率民以養士?！兑住吩唬骸患沂?，吉?！缙錈o德，何食之有？”[5]203換言之，范仲淹固也強調士風中的道德因素，但更關注涵育士德的外部制度環境，具體而言則分士人的培養與選拔兩個方面。

范仲淹重視通過興學來培育士風，尤其注重學校制度，他在《上執政書》中指出：

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锌蓴的?，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5]190-191

興復庠序常被視為范仲淹之于宋學興起的功績，而究其用意首先在于追求“士風丕變”。范仲淹反復致意的“古道”，并不僅如韓愈及宋代理學家們強調的儒家道統，而更側重《周官》的古制，他相信學校之制度若得恢復，則士風轉變自然水到渠成。隨之而來的還有科舉制度的完善，《奏上時務書》云：“徒于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相奔競，至有訟爭?！瓗煹兰葟U，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盵5]176批評記誦、辭章之學取士的弊端，尚屬宋人議論科舉的老生常談。但范仲淹指出禮闈艱難、壯士惜年與奔競之風的關聯，卻是出自政治家務實的考量，值得注意。范仲淹認為士風是包括中下層士人在內的整個士階層的總體風尚，即《上執政書》所謂“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沉浮必矣”[5]190，并非對士人道德狀態的第一義的要求。因此，范仲淹較少強調從個人修身角度尋找轉變士風的途徑，而是訴諸制度層面。

（三）狂斐與中道：范仲淹對理想士風狀態的思考

“狂斐”[5]198是范仲淹《上執政書》中的自謙之辭，語出《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一句，朱熹集注云“狂簡，志大而略于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6]，因此這謙辭也暗寓自傲之意?！渡蠄陶纷饔谔焓ノ迥?，范仲淹時守母制，上書言事有居喪越禮之嫌，但他“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5]182，這種不恤譏議、憂以天下的精神正是慶歷士風的典型特征。但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在《與省主葉內翰書》中反思道：“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清，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罢邤稻痈杏黾ぐl，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群毀交作，一一斥去?！盵5]230其中“感遇激發”“高議直指”“不恤怨謗”道出慶歷士人氣質，而“黑白太清”“邪正相激”等語也正中慶歷士人的短處，由此觀之，范仲淹此番反思與朱熹“志大而略于事”注文不無契合。

范仲淹的上述反思本身表明，后人津津樂道的慶歷士人不避怨謗的氣質并不完全符合范仲淹理想中的士風樣貌。這種狂斐氣質很大程度上源于現實政治斗爭中的“正邪相激”，實有孟子“吾不得已也”的意味，且常有過甚之虞。因此，范仲淹很重視不同士風傾向的限度問題，主張不離中道。如《與唐處士書》中說：“清厲而弗靜，則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歟？”[5]215這里借論琴理，表達了對君子之風的看法。清厲意指士人奮發敢為的意氣，超過限度則表現為躁；和潤對應士人謹重敦厚的涵養，超過限度則表現為佞。因此，這種清厲而能靜、和潤而能遠的中道狀態方是范仲淹心目中的理想士風。在前輩士人中，范仲淹認為謝濤堪為表率，在《祭謝賓客文》中寫道：

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5]234

這不僅是表彰謝濤的持重恬退，更關注盛德懿范對士風的感召作用。范仲淹又以“循良廉讓”正面概括這種德行，在為謝濤所撰神道碑中便寫道：“某于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盵5]266

范仲淹的這種觀念并非浮泛之談，而是根植于對士風現狀的深刻把握。北宋前期士風未能徹底扭轉唐末、五代以來的衰靡局面，士風的弊端主要表現為茍且與躁競兩個方面。此兩者之間關系頗為微妙，因為奮起革除茍且之弊的努力本身便可能被指為奔競，范仲淹曾被目為近名、躁進就是明證。在此背景下，范仲淹對士風傾向的限度問題極為敏感，主張不離中道的循良廉讓之風。

二、士風視角下的范仲淹文學作品接受

由上可知，范仲淹有著內涵豐富的士風觀，但其中有些側面與傳統士風敘事中慶歷士人的性格氣質并不完全吻合，例如他認為理想的士風狀態應該合乎“中道”，這對于一位慶歷士大夫來說似乎總顯得過于“保守”。這并不難理解，士風觀是對士風問題的全面看法，但在現實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士風主張則需要針對現實的士風弊病，兩者存在差異是很自然的。但在文學作品的接受過程中，人們往往更容易從對慶歷士大夫的一般印象出發來考慮范仲淹的作品，因此不免忽略其文學世界的豐富性。在這個意義上，范仲淹的士風觀也有著幫助全面認識范仲淹文學創作的積極意義，有必要加以考察。

首先，范仲淹的文學思想與其“不離中道”的士風觀有緊密的聯系。范仲淹認為士風與文學既能相互映鑒又可彼此影響，他在《奏上時務書》中寫道：“國之文章，應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盵5]172-173風化見乎文章，因此觀文章盛衰便可見士風厚??；而文章應乎風化，則提供了通過振革士風來影響文學的思想依據。范仲淹在《唐異詩序》中正面提出了“意必以淳，語必以真”，“與時消息，不失其正”的主張，其文曰：

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私耘c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乎處士之作也，……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茍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5]160-161

五代亂世之詩“悲哀為主，風流不歸”在當時不失為情感的真實反映，雖有失雅正卻未為大病，但宋興之后士人依然爭相模擬，便有失其“真”。在“真”的基礎上還須“不失其正”，即與時代精神相適應，因此范仲淹對唐異“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大為贊賞。這種“意必以淳，語必以真”的文學標準，也正是寬而不懈、直而不訐的中道士風觀在文學思想上的體現。

其次，有別于同儕詩歌中常見的言官視角，范仲淹的淑世情懷更多表現為精英化的制度關懷，因此其作品蘊含一種自信從容的氣質。正如其《奏災異后合行四事》所云“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5]526，范仲淹傾向于以自上而下的精英立場，從統攝全局的規劃者視角考察士風問題。①謝琰對范仲淹政治思想中的精英意識有精到深刻的論述，指出：“他（范仲淹）沒有在心性層面設立本體，也沒有認識到應該有‘識仁’‘定性’的工夫，而是希望精英階層在‘治人’過程中鍛煉意志、發展智識，這是一種簡樸的經驗主義態度?！眳⒁娭x琰《制度之學的新開展：范仲淹思想重估》，《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3期，第121頁。相應地，范仲淹看待庶眾也主要采取撫育教化的精英視角。這表現在創作上，便是一種廊廡廣大、堂堂正正的從容氣象。如《依韻和孫之翰對雪》云：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才孟冬。乃知王澤寢及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九重。況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若為慵。[5]114

此種將淑世情懷與官員的從容樂逸融合起來的作品，自非范仲淹獨有，但在其他詩人通常不過是表達淑世精神的模式之一，而在范而言卻是主要面向，放下精英意識通過正面刻畫民生疾苦的方式相比之下要少得多。這正是范仲淹以精英化視角與制度關懷看待士人職能與士風性質的思維特點在詩歌創作上的體現。

最后，“先憂后樂”是傳統士風敘事對范仲淹的核心印象，某種程度上掩蔽了他對隱逸意趣的文學闡釋。其《岳陽樓記》向士人提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然則何時而樂耶”[5]168的問題，體現了慶歷士大夫無時或已的責任感。的確，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似乎囊括了士人所有可能的境遇，于是便自然地逼出了“先憂后樂”的結論。但聯系創作背景可知，所謂“江湖”并不指遠離官場的布衣處境，而是指去國懷鄉的遷謫生涯。如此，廟堂與江湖之間固然籠罩著無可或避的責任之網，但廟堂與江湖之外卻尚有為“先憂后樂”的士風印象所化約的另一維度，即隱逸之樂。通觀范集不難發現，隱逸之趣是其文學世界中的重要主題，至少存在三個值得注意的面向。

其一，以摹寫隱者高士寄寓其振革士風的主張。范集徑以題贈處士隱者為主題的詩歌便有《贈都下隱者》《訪陜郊魏疏處士》《寄贈林逋處士》《贈余杭唐異處士》《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寄西湖林處士》《送邢昂處士南游》《寄林處士》《留題方干處士舊居》《寄安素高處士》等11 首。其中較重要的是贈給林逋的5首，大多述隱居之樂而又不失士風關懷，如《寄贈林逋處士》云：“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瓗字遏Ⅰ帐?，諸生禮樂循。朝廷唯薦鶚，鄉黨不傷麟?！盵5]72林逋當然不是一般意義的隱者，“幾侄簪裾盛，諸生禮樂循”亦非典型的隱居景象，此類隱逸書寫與《嚴先生祠堂記》相類，以表彰高士來提倡淡薄榮利之風，與范仲淹追求循良謙退士風的思想相符。

其二，范仲淹也不排斥吏隱之趣，并在其中隱然融入謫居的牢騷感慨。如《桐廬郡齋書事》云：

千峰秀處白云驕，吏隱云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逍遙。杯中好物閑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術長靈苗。[5]87

此詩作于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因力諫廢郭后為非，被貶為睦州知州，同年四月又移守蘇州，總體處于貶謫階段。詩中“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逍遙”一聯將耿介不屈與隱逸逍遙完美融合，道出范仲淹隱逸書寫的另一重背景，即對無端遭貶的憤懣不平，以及笑傲林下不待招引的不屈姿態。范仲淹這一年偏愛隱逸主題，尤其反復寫到子陵釣臺，如《依韻酬周骙太博同年》云“不稱內朝裨耳目，多慚外補救皮膚。子陵灘畔觀漁釣，無限殘陽媚綠浦”[5]87，又如《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其十）云“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靈龜樂，悠悠尾在泥”[5]83等等。這些作品與《嚴先生祠堂記》作于同年，聯系創作背景當不難體會到，范仲淹對山高水長的隱者之風的歌頌中，實蘊含著“云邊豈待招”式的精神自足，寄寓了傲岸不屈的抗爭姿態。歷代評《嚴先生祠堂記》者多就筆力與結構著眼，①宋人樓昉評曰：“字少詞嚴，筆力老健?！币姌菚P《崇古文訣》卷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125頁。清人吳楚材、吳調侯評曰：“題嚴先生.卻將光武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朱乃歸到先生，最有體格。且以歌作結，能使通篇生動，不失之板。妙甚?！币妳浅?、吳調侯編選《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21頁。而較少在其中尋索范仲淹的心態隱曲，或許也是范仲淹士風形象對其豐富鮮活的文學世界的遮蔽化約現象的一個例證。

其三，范仲淹也偶有主動放下“先憂后樂”的士人身份，追懷廟堂、江湖之外的隱君子之樂的作品?！多偨加讶送蹙贡怼芳词瞧淅?。范仲淹與王鎬交游早在祥符初年，尚屬布衣之交。文中寫道：

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閑暇，紫翠萬迭，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灑然在冰壺之中?？痛螽愔?。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编岛?，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5]328

對于性質2，冀教版和青島版在第二學段均是通過度量發現對角相等．在第三學段均是通過幾何變換發現性質，并對其進行了演繹證明，其中青島版不僅提供了一種詳細的證明過程，還呈現了另一種證明思路，體現了證明思路的多樣化．

此文作于慶歷五年（1045），亦即作《岳陽樓記》前一年。其時范仲淹五十七歲，被罷參知政事，出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正是士風敘事中出將入相、白發憂邊的典型形象。而恰在此時，范公深情追憶入仕之前與知己游樂的經歷，“當圭峰以下”數句空明動人，意境高絕，審美價值比之《岳陽樓記》不遑多讓，卻鮮獲世人關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通過今昔對比表達出十分真摯的悵惘之感：“……噫！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廷，白發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盵5]328這種恍如隔世的迷惘源自身份、遭際、心態的巨大反差。前已論及范仲淹士風觀中有著建立在“四民”觀念上的角色意識，本文的回憶之箭卻已觸及其士人身份完全形成之前的畛域，這種時間、身份上的雙重張力使得文章部分地脫去了作為士風表率的范仲淹形象，獲得發自個人化生命體驗的感染力。

總之，范仲淹本著士風與文學相互反映、影響的基本立場，將其關于理想士風狀態、提振士風途徑等思考融入文學創作之中。但是范仲淹文學創作的這些側面常常受到忽視，一個突出的例證是，范仲淹雖總體成就不及北宋諸家，但其少數名篇的地位卻不遜于任何大家作品，這些名篇在范集中宛如平原里拔起入云的孤峰，構成對范仲淹文學世界的印象，但也遮蔽了其文學世界的全貌。換言之，隨著士風敘事對范仲淹形象的化約，范仲淹的文學世界也在讀者視野中被相應地揀擇，最終形成經典作品與士風形象相互印證的局面。

三、士風敘事與范仲淹形象的演變

由上文可知士風敘事對范仲淹形象及其文學作品的接受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士風敘事本身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總體趨勢上的化約與局部的補完常常并存，其中的關鍵節點頗值得玩味。歷時地看，早期針對范仲淹的士風敘事是與對慶歷士風的刻畫結合在一起的。蔡襄《四賢一不肖詩》、石介《慶歷圣德詩》、范仲淹《百官圖》等都有明顯的士風敘事意味。此類文本多在斬截的忠奸對立的視野下刻畫士風面貌，不免有失偏頗。如《八朝名臣言行錄》即載范仲淹并不贊同石介所作《慶歷圣德詩》，認為“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7]?？梢姺吨傺土⑸硖幨律杏卸睾癯种氐囊幻?，而為以揄揚士風為旨歸的文本所忽視。此后從歐陽修為范仲淹撰祭文、神道碑文，直至宋后的士大夫對范仲淹的題詠，也多不出士風敘事范疇，值得關注。

（一）外和內剛：歐陽修對范仲淹形象的補完

仁宗朝前后期的士風面貌并不一致，以諫諍與革新為表征的士風主要出現在仁宗朝中前期，后期則更多呈現謹厚持重之風。在慶歷名臣中，韓琦、富弼、歐陽修的政治生涯均延續到仁宗朝后期，親身經歷了這一轉變過程。隨著新舊黨爭的興起，舊黨雖推隆仁宗朝的士風，但歐陽修等人已更多地以反對新法的持重、保守姿態而被記憶。換言之，“嘉祐”逐漸取代“慶歷”成為仁宗朝士風的標志。但是范仲淹由于去世較早，并未經歷這一轉變過程。①范仲淹去世于皇祐四年（1052），其時歐陽修、韓琦、富弼仍處于新政失敗后輾轉州郡的失意境遇，兩年之后方陸續得到起復：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入朝任翰林學士，至和二年（1055）富弼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和三年（1056）韓琦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因此，歐陽修晚年的士風敘事便面臨著記述、評價這一轉變的問題，而如何刻畫儕輩中聲望最隆而又未進入嘉祐時期的范仲淹的士風樣貌，更是關鍵所在。

歐陽修的策略是補充了慶歷士風敘事中化約掉的忠厚持重的因素。這突出表現在“朋黨”與“范呂和解”兩個典型事件的記述上。

《朋黨論》是歐陽修論述朋黨問題的名文，也是體現慶歷士人奮厲敢為之風的重要材料。但其中“君子有黨”之說，須置于回擊政敵的語境加以認識，留意其中往來相激的意味。歐陽修后來于此不無轉變，如《祭資政范公文》云：“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盵4]1231-1232《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亦云：“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盵4]590兩者皆為辯“黨論”之誣，與“君子有黨”說顯然不同。

與“黨論”相關，還有所謂“范呂和解”問題。正如上引神道碑文所言，歐陽修力主雙方“歡然相約，勠力平賊”。范、呂二人表示和解的文字具在，本不成問題。②范仲淹《上呂相公書》云：“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币姺吨傺汀斗吨傺腿?，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703頁。然此類話題的特殊性在于，諒解姿態是否等同于盡棄前嫌，并不容易判別。在范純仁以人子身份提出“我父至死未嘗解仇”[8]的情況下，歐陽修寸步不讓的嚴正姿態說明這并非對一段往事的單純爭議。正如王水照所說，為范仲淹撰寫神道碑是“歐陽修親歷激烈黨爭后的新思考的結果，是對他《朋黨論》思想的新調整，甚至標志著范仲淹一派人士‘跳出自身反觀自身’的集體反思，意味深長”[9]。如何記述范仲淹對昔日政敵呂夷簡的態度，關系到如何看待與評價慶歷士人風尚的問題，是對慶歷時代的士風敘事。因此歐陽修不再持“君子有黨”之論，同時強調范仲淹的寬宏氣度，并在《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中作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4]591的最終評價，補充了在慶歷士風敘事中常被忽略的“外和”的一面。

（二）一定之見：蘇軾對范仲淹形象的概括

蘇軾對范仲淹極為景慕，但當他嶄露頭角時范已去世，不及親見其面。蘇軾對此甚抱憾恨，在《范文正公文集敘》中寫道：

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盵10]961-962

蘇軾著重提到歐陽修、韓琦、富弼皆以國士相待，并引述歐陽修“恨子不識范文正公”之語，不無有推測范仲淹也會以國士相待之意。蘇軾素來積極結交慶歷士大夫，也表現出成為其繼承者的愿望。①朱剛曾指出：“我們通讀二蘇的賢良進卷，就可見他們對‘慶歷士大夫’的肯定與理解，以及成為其繼承者的真誠愿望，而此種愿望也獲得了長輩的接受?！眳⒁娭靹偂短K軾十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第47頁。當熙寧變法開始后，蘇軾與歐陽修等前輩多持反對變法的態度，因此蘇軾與“慶歷士大夫”之間的認同關系某種程度上便等于表明反對變法的陣營中謹厚持重之風的淵源有自。但不應忽視，范仲淹卻始終以一位被政敵阻撓而不得盡展抱負的革新者而被銘記，蘇軾也面臨如何在其士風敘事中刻畫范仲淹形象的難題。

蘇軾對歐、范皆有總結性的評價文字，即《六一居士集敘》與《范文正公文集敘》。清人謂此兩文各有側重，前者專主道德文章，后者則側重事功，②沈德潛：“為歐陽公作序，應從道德立論；為范文正公作序，因從道德事功立論。各有專屬。不似近人文字，將道德文章事功一齊稱贊，漫無歸著也?！痹囊姟短扑伟思椅淖x本》卷二三，轉引自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67頁。所評固是，但也不應忽略兩文寫法上的虛實之別。蘇軾在序文中正面論述了歐陽修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對范仲淹的事功則未展開論說?！斗段恼募瘮ⅰ吩疲?/p>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畝中，非仕而后學者也?！素M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幸其或成者哉！公在天圣中，……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10]962

蘇軾對被群起阻撓的“新政”略而不談，而使全文圍繞范仲淹“終身不改易其言”這一核心論點展開，在引證伊尹等先賢莫不如此后，隨即從反面提問：“此豈口傳耳受皆嘗試為之而僥幸其或成者哉？”如此便敉平了主要作為新政主持者的范仲淹與晚年反對新法的歐陽修等人之間的微妙裂隙，歸結于他們均具備“終身不易其言”的政治識見與操守，并隱然將矛頭指向盲目迎合變法之輩，從而將范仲淹納入舊黨的思想譜系之內。

（三）經典化與標簽化：宋后題詠中的范仲淹形象

翻檢歷代與范仲淹相關的題詠文字，我們不難發現后人對范仲淹的關注并未因時代久遠而稍衰。以《范文正公集續補》卷二《詩頌》[5]1232-1271為例，內中收錄自宋迄清題詠范仲淹事跡的詩作共104 首，其中宋代34 首，元代5 首，明代42 首，清代23 首。宋代34 首中又有14 首為宋祁、石介、張方平、韓琦等同時人的交游題贈之作，若不計這14首，則明、清兩代數量均超過宋代。

但與此同時，這些文字中反映的范仲淹形象卻漸趨固化，大多圍繞“先憂后樂”等幾個主題反復詠嘆?！对婍灐匪浽娮髦卸啻翁峒暗氖论E主題可分為“畫粥苦學”“才兼文武”“抵御西夏”“倡導新政”“先憂后樂”“興建義莊”等六項。其中宋、元人題詠之作主要圍繞“抵御西夏”“先憂后樂”二事，其余幾項則幾乎沒有提及，但到明清時期的題詠之作中這六個事跡主題出現次數則變得平均起來，不少詩更幾乎全以這些事跡連綴成篇。如明人徐瑯《謁范文正公廟留題》云：“種學長山惜寸陰，宋家有待作甘霖。自知畫粥謀吾道，誰謂調羹愜帝心？澤滿義田傳百世，惠存藥井重千金。先憂后樂如公少，留得芳名照古今?！盵5]1257相比之下，宋人雖也不免提到這些事跡，但通常不追求臚列的完備性。而宋人詠范的某些常見話題，在明清同類作品中卻少見嗣響。比如范仲淹因言被黜，宋人多為他鳴不平，王十朋《范文正公祠堂詩》云：“正色朝端批逆鱗，三黜愈光名愈聞?！盵5]1244孫覺《題范公堂詩》亦云：“三黜作正諫，流離成老翁?！盵5]1243明清人同類作品中則較少涉及，孫覺“流離成老翁”一句流露范仲淹失意落寞之態，后人更少有著筆，亦可見范仲淹形象的經典化中的選擇與化約。

《詩頌》所錄雖非歷代范仲淹事跡題詠的全部，但已足可見出后世熟稔的范仲淹形象在明清兩代逐漸定形的趨勢。相應地，范仲淹文學世界中很多景觀便也隨之隱沒在云層之下，只有《岳陽樓記》《嚴先生祠堂記》等寥寥數峰進入后人眺望的視野。

四、結 語

綜上所述，“士風”并非某種僅待認知的現成之物，而是在士風敘事中不斷形塑衍變的公共記憶，不同的記述者會根據其現實環境和價值訴求凸顯士風樣貌的不同側面。與他者基于士風敘事得出的士風印象相對應，被記述者自身也有對士風問題的觀點，后者即本文所謂“士風觀”。士風印象與士風觀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任何士人對士風的觀點都不可能完全付諸實踐，而付諸實踐的部分也可能在他人的記述和接受之中變形或遺忘。具體到文學領域，士風印象往往是讀者賴以“知人論世”地解讀作品的依據，而士風觀則是指導作者寫作的價值根源，兩者的歧異齟齬勢必影響作品的解讀與接受。范仲淹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對文學不甚措意，其總體成就也稍遜于北宋諸大家，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目前對其文學領域的研究卻有受士風印象支配的特點，士風敘事特有的印象式、概括式的化約機制妨礙了對其文學世界之豐富性的全面認識。從士風視角切入，不僅有助于認識到這種化約現象的存在，也可在士風印象與士風觀的罅隙中覓得被忽視的線索，表現出值得關注的方法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