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有無
——評《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

葉立文

(武漢大學 文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2)

一

近年來,隨著人文學科研究范式的轉換,作為一種知識話語的文學理論也漸有移除“文學”、再造新質的發展趨勢。在此過程中,文論界有不少學者都致力于祛除文學理論的工具論色彩,認為文學理論是一種可以無需文學經驗的獨立的知識系統,它不僅依靠自身生產知識(比如做某一文學理論知識的學理性闡發),而且還能借此解釋各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和文化心理。簡言之,“文學理論無文學”的學術思潮,或者說“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業已改變了我們對理論和創作之關系的固有認知。從知識話語的自我增值來說,無文學的文學理論也確實有別于以文本解讀為目標的理論形態,那種“不以實用主義和解讀具體文本為旨趣,而以批判思維、以提出理想為追求”的文學理論,無疑在“越界”與“擴容”中為人文學者解釋世界提供了新的武器(肖明華:《“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也是文學理論?》,《文藝報》2016年7月15日,第2版)。與此同時,基于實用主義的以有效解讀文學文本為目標的文學理論,則依舊通過直接作用于文學創作的方式體現于文學批評之中。準此,假如我們以“文學”的有無來審視《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凡引自該書的只標注頁碼)這部著作的話,當可看到作者周新民教授對上述問題的深入思考?？傮w來看,該著從小說理論發展史中探究“文學”經驗的有無、形態和價值,不僅審視了當代小說理論在實踐中的“及物”性問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當代小說學”和“中國敘事學”這類理論命題。

在這部著作的“導論”部分,作者首先指陳的一點,便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對文學批評的忽視。由于當代文學批評曾經代表了“國家意志”,是“國家體制力量”介入文學領域的產物,后來又是“專業讀者”的“職業行為”(第3頁),因此相對于作家作品這種狹義的“文學”范疇,文學批評因其會涉及文學制度、文學理念和文學觀念等話題,從而具備了一定的“非文學”因素。從這個角度看,作者單獨提出文學批評之于文學史研究的功能和價值問題,實則凸顯了一種超越單純性文學經驗研究的學術眼光。這當然是囊括了各種研究領域的“大文學”思路,它反對文學史研究中基于作家作品的文本中心主義,主張多維度、立體式地切入文學場域,由是該著的學術理路也就包容了“無文學的文學理論”之主張。雖然就該著的整體狀況而言,“有文學”的小說理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重心,但“導論”部分剝離文本中心主義的“無文學”趨向,卻讓當代小說理論得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至關重要的是,“導論”對當代小說理論這種獨立性的確立,并不僅僅是為了樹立其學術合法性,而是以對文本中心主義的祛魅,在拓寬當代文學史研究范疇的基礎上,彰顯當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和豐富狀態。這也意味著該著的學科屬性,其實隸屬于當代文學史研究,而非純粹觀念式的文學理論研究。關鍵就在于,既然視小說理論為文學史研究的有機部分,那么研討小說理論的發展史,就必須將這一專門史納入到大歷史的范疇內,繼而以述史和評點兼備的方式,詳盡勾勒小說理論的演進歷程。而該著的“綜論”部分,正是從作家作品這類狹義“文學”經驗以外的“無文學”視角出發,在牽連廣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的同時,“逼近本質,提要鉤玄”(“序”,第3頁),逐步厘定了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主線。

二

作為整部著作的立論基礎,“綜論”開篇如何“述史”、怎樣鋪排,無疑能夠反映作者“無文學”視角的“大文學”史觀?；蛘哒f,正是因為掙脫了以作家作品這種狹義“文學”為中心的“純文學”史觀,這部著作才能由外及內,在兼顧小說理論“超文學”的現實關懷的基礎上,爬梳洗剔出一條脈絡分明的歷史線索。一般而言,受純文學理念的影響,1980年代以來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和文論界多以“去政治化”思維展開“述史”實踐。無數學者忙于臧否政治對文學的“不良”影響,卻忽視了當代小說理論,尤其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生成,正始于政治性的現實訴求,因此若想保持史家述史的客觀態度,研究者就不應避談包括政治、倫理和文化等非文學因素的歷史力量。從這點來看,作者述史其實有敘述的加法和減法兩層意涵。所謂敘述的加法,是針對作家作品這種狹義的“文學”而言。為破除文本中心主義,“綜論”真正把握了“綜合”的述史之法,即在小說理論的發展以外,融入政治、傳統和文化等“非文學”因素,在還原小說理論得以生成的歷史場域中,疊加小說理論干預現實的超文學效應,由此體現出一種氣勢恢宏、海納百川的大文學視野。至于敘述的減法,則指作者在盡可能還原當代小說理論所處的歷史場域的前提下,充分提煉小說理論的獨立性價值。比如在論及現實主義理論關于小說風格的探討時認為,“小說理論開始著力走出狹隘的思想性視野”(第17頁)。而關于小說文體學的理論思考,也進一步從文學本體論維度闡明了小說理論相對于大歷史的獨立性問題。由此可見,用敘述的加法還原當代小說理論的生成場域,繼而以減法剝離雜質,廓清小說理論的發展歷程,正體現了作者所倡導的“深描”之法。鑒于深描的研究方法,“要解決的是著眼于小說理論發展的自身命題,探討政治、經濟、文化對于小說理論的影響如何催生了小說理論命題的改變,推動了小說理論內涵的變化”(第11頁),因此以加法的方式深描歷史,便有助于闡明那些影響小說理論發展的復雜因素。反之,以減法的方式深描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與“當代社會史、當代文學史”之間的重要分野(第11頁),則有利于借“述史”以“樹史”。簡言之,若沒有減法式的深描,那么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也就難以從大歷史中被樹立起來。因此,“綜論”的述史部分篇幅雖短,但又是全書的關節之所在。

繼“述史”之外,“綜論”部分還有一章專論當代小說理論的基本特征?！磅r明的社會功利性”、“自覺地面向文學傳統”和“當代小說學的建設”這三點,既是作者對當代小說理論的宏觀審視與高度概括,也是“無文學”視野的理論升華和現實關懷。前者不難理解,作者基于述史鋪墊而得出的以上結論,當然符合當代小說理論的實際狀況。關鍵在于后者,“社會功利性”一說直接點明了當代小說理論為現實服務的特點:比如第一階段體現為“政治性”,第二階段體現為“啟蒙性”,第三階段體現為針對全球化的“反抗性”。三個階段的小說理論均有“超文學”,也就是超越審美、抒情和象征一類狹義文學經驗的明顯特征,從中體現的正是作者基于現實關懷對小說理論所進行的社會學與思想史研究思路。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無文學”的文學理論,它不拘囿于文本中心主義的狹小天地,而是借由小說理論為現實服務的功利性特征,呈現了這一研究對象的重要價值。這意味著研究當代小說理論,如果就是以這一對象為視角,進入當代中國風雷激蕩的歷史過往,關切每一位普通中國人的生存境遇的話,那么原本灰色的小說理論,也終將在作者“心事浩茫連廣宇”的學術關懷中得以升華。事實上,該著大量的案例分析,皆可見證研究者這種有血肉與有風骨的學術態度。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說“綜論”的上述內容是以“無文學”視野對小說理論得以生成的歷史場域進行敘述的加法的話,那么最后一節“當代小說學的建設”則反映了經由敘述的減法之后,當代小說理論如何在“無文學”視野中向“普遍知識”的回歸。按作者的看法,由于“小說學只是關于小說的觀念、價值、功能、體式等反映小說自身規律的理論思考”(第59頁),同時也是“介紹有關小說的一般知識,即所謂小說ABC”(“序”,第1頁),因此提煉當代小說理論里關于小說學的探討,自然會讓小說理論從我們熟悉的為創作服務的實用性知識,轉向對小說本體性問題的思考,它超越具體的小說創作,是提倡者心目中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關于小說的“普遍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從“文體的實用性理論觀照”到“單一性知識的建構”,再到“綜合性小說學”的形成,小說學的這一變化,無疑見證了當代小說理論以“無文學”視野突破狹義文學經驗的發展歷程。

三

在以廣闊的“無文學”視野還原當代小說理論的生成場域和知識譜系后,該著又以“有文學”的實踐眼光,詳盡論述了小說理論的“及物”性問題?！凹拔铩笔抢碚撚^念的對立面,它既不是抽象知識的邏輯推演,也不是形上精神的思想索隱,而是面向現實、觸及具體對象的方法論武器。就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而言,它從初始便在純粹的知識建構以外,具有了“及物”的實踐特征。這里所說的“物”,當然是指社會生活、歷史規律和意識形態一類“超文學”的廣闊現實,但它更指向作家作品和小說批評等具體文本。換句話說,如果想理解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基本形態和內在規律,就必須從無文學的大歷史中回到作品和批評等“文學”自身。而現實主義的發展,顯然最為典型地體現了當代小說理論的“及物”性。

作為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主軸,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在不同時代的每一次新變,都與文學場域中的創作實踐和批評實踐密切相關,因此該著從本質上是“一部滲透了這種理性思考的當代小說創作發展史”(“序”,第2頁),由是以小說作品和小說家的理論批評為核心的文本世界,就成了作者討論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發展史的主要對象。不過與文本中心主義的封閉式研究不同,作者進入文本世界的研究路徑,依然起步于當代文學史上的“會議、文學論爭,包括小說批評事件”等等(第11頁),這些包裹著小說理論重要命題的文本周邊,正是作者從“無文學”走向“有文學”的必經之途,因此該著的主體部分,尤其是對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發展歷程的研究內容,便與孤懸封閉的文本中心主義理路劃清了界限。為闡明這一問題,把握該著從“無文學”到“有文學”的視角轉換,理解后者與文本中心主義的不同,茲以作者擅用的案例分析法略作討論。

比如在“民族形式的探求”一節中,作者從“第一人稱敘事與寫實小說的真實性”問題入手,以不少案例,包括陳君治和穆木天的論爭、《文藝報》的讀者來信、趙樹理與曲波等作家的創作談等等展開討論。乍看起來,這只是關于敘事視角的一個文本問題,但問題生成的場域卻關涉現實真實、讀者反應和《延座講話》等深廣的“無文學”話題。說到底,基于敘事視角所生發的小說形式理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如何讓小說成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第140頁)。由此,當代小說理論關于民族形式的探求,就指向了兩個實踐層面:一是符合民族心理集體無意識和審美習慣的文學方向性問題;二是“故事化”、“新評書體”和“吸收外來小說滋養,介于中外小說形式之間的理論構想”的文本實驗層面。前者是小說理論研究中超越文本的關于文學接受場域的“宏大敘事”,而后者則是小說理論研究中涉及文本形式的微觀操作。從作者的論述過程來看,只有闡明前者關注的文學接受問題,即什么樣的小說才是具有民族形式且被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那么小說理論才能被用來觀照和檢驗小說作品的文本實驗。此即為該著小說理論研究的“及物”性邏輯,可以說正是“無文學”的底架,支撐起了作者關于小說文本“有文學”的深度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該著對現實主義“及物”性的研究,不僅客觀還原了這一當代小說理論發展主軸的時間線索,而且還深刻觸及了現實主義與小說“現代性”的關系問題。一般認為,以政治訴求為主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因其對人心和人性問題的忽視,故而具有某些“前現代”的特征,但該著的研究卻表明,在十七年時期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實際上包蘊了很多重要的現代性思想。它來源于對傳統小說理論的創造性繼承,并且對后來小說理論的多元共存和綜合小說理論均有深遠影響。茲以一例略作說明。比如在談到“新評書體”“著力在人物的行動中刻畫人物性格”時,作者援引周揚等人的說法,指出心理描寫“孤立地靜止地去刻畫‘性格’”,很難塑造成功的形象,因此“得不到群眾的支持”(第148-149頁)。這種對心理描寫的批評,以及對古代小說“重視用行動來刻畫人物形象”的肯定(第149頁),實際上指出了心理描寫因其主觀性和不真實性而具有的某些“反現代性”特征。雖然該著并未明確指出這一點與1990年代先鋒作家,比如余華和馬原等人反對心理描寫有何關聯,但質疑心理描寫和提倡言行描寫的理論主張,卻預示了一條當代小說理論基于傳統所展開的自我反思歷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從討論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的“及物”性這一問題意識出發,作者也不會注意到作為現實主義方法的心理描寫,其實正是因為不能“及物”(觸及人物的真實形象)才導致被質疑和批評的命運。由此可見,從“及物”性這一“有文學”的研究思路出發,該著最終建立了現實主義與后來小說理論多元發展的內在譜系。

四

以上所論,主要是為了提煉該著在面對當代小說理論的豐富史料時,如何以“文學”的有無這兩種方式切入研究對象。在此過程中,“無文學”視角對文本以外實證材料的爬梳,“有文學”視角對狹義文學經驗的審視,都恰切勾勒了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歷程。而這種治學的眼光、方法和經驗,似乎在面對更為繁復的理論現象時更顯有效。比如在該著的最后兩編,作者正是以脈絡分明、條理貫通的文學有無之法,全面且深入探討了自新時期以來小說理論的歷史流變。

一方面,該著以“無文學”視角觀察當代小說理論的“外溢”現象,通過整合文化研究、社會學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等方法,捕捉當代小說理論的無邊界趨向。這具體體現在“現實主義的新變”、“‘現實主義’的回歸”、“召喚小說的倫理價值”等章節之中。在這些內容里,作者洞察了作為方法的小說理論如何介入新時期日益復雜的現實,話題較之以往的政治議題更顯闊大,舉凡社會變遷、倫理重建、世相人心等等“無文學”因素,皆能反映作者孜孜以求的學術關懷;另一方面,該著的“無文學”視角還內化為對小說學與中國敘事學等重要理論命題的深度思考,這些超越具體小說作品的“元理論”建設,顯然寄托了作者基于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理論訴求。換句話說,作者的學術雄心遠不止于客觀的知識考古和譜系還原,它還包容了博大的現實情懷和精密的理論想象。凡此種種,皆可見出作者某種“功夫在詩外”的學術旨趣。

與這種“無文學”視角的雙向分析相比,“有文學”視角更傾向于對小說“文學”本體的研究。在“走向開放的小說理論”、“形式主義小說理論的多維生成”等章節里,作者對當代小說理論的“向內轉”趨向,比如現代小說技巧、結構主義、象征理論和形式本體等純文本問題,均展開了深度闡釋。饒有意味的是,盡管這些“有文學”的小說本體論思考,大多基于新時期以來西學影響日漸擴大的歷史事實,但作者同時也借結構主義理論的分析指出,這些西方文學理論,包括結構主義“對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使中國小說理論開始注意到小說形式的重要性,小說的結構、形式、語言等成為小說理論的核心”,但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整合“傳統的主題學、文化學”的小說理論,不斷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說理論(第233-234頁)。由此可見,從“無文學”大歷史視野的整體觀照,到“有文學”專業知識的精密分析,《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一書秉承“中體西用”的治學理念,在客觀還原小說理論歷史流變的基礎上,提出了很多極具創見的學術見解。我相信這部具有重要價值的理論著作,定會有力推動當前小說理論的變革與創新。

附注：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895—2020)編撰暨古典資源重釋重構研究”(項目編號:22&ZD27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