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魅力展演：組織中權力景觀的構建及維系

寧夢菲 張廣利

[摘 要] 自發形成的農民工組織在不同程度上帶有卡里斯瑪色彩?；趨⑴c式觀察和深入訪談，運用超凡魅力展演—權力鏈框架描摹并解釋一個農民工組織中權力景觀的構建及維系過程發現，組織領導者通過超凡魅力展演確立起領導者—行動者—他者權力鏈，借此完成籌劃，以應對流動人口這一復雜且具有高變動性的服務對象所遭遇的不確定性，又通過螺旋成功式展演使不斷得以確立的組織內外部權力鏈交織成權力網，構建起權力景觀。在此過程中，權力鏈中“他者”的意涵得以拓展，展演體現了其對于維護既有權力結構的效用以及特定條件下超凡魅力持存而非衰退的可能性，即作為超凡魅力展演者的領導者與觀眾、行動者和他者之間的關系，同對物質文化的凝視和話語建構一起維系著超凡魅力展演的意義圖景，并使領導者的合法性權威得以再生產，進而維系著權力景觀。

[關鍵詞] 農民工組織；超凡魅力展演；權力鏈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3.010

[中圖分類號] D669.3? ?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3-0087-12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個體化進程中的‘空巢青年與社會共同體建設研究”（20YJA840020）。

作者簡介：寧夢菲（1994—），女，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博士研究生；張廣利（1962—），男，社會學博士，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問題的提出

在與農民工組織相關的既有研究中，有學者從組織支持理論、社會資本理論和互惠理論視角對農民工雇傭關系及其治理機制展開討論[1]（p79）[2]（p300）；從資源依賴理論視角論證了半正式農民工組織對于農民工城市社會融入的有效性[3]（p53）；探索了農民工市民化的組織化可能性及理性路徑[4]（p130-132）；從社會資本理論視角發現了農民工組織與農民工社會資本再生產、城市社會融入和城市社會治理之間的內在聯系[5]（p103-104）；從組織內社會性交換和心理契約破裂理論視角，揭示出農民工組織內社會性交換與情感承諾的關系[6]（p43）。對于組織本身，研究思考了農民工組織權對于制衡市場力量以改變“資強勞弱”格局的有效性并總結出這種組織權的兩條演進路徑[7]（p147），劃分了農民工組織的類型并總結出其組織化特征[8]（p19-22）[9]（p129， 137）；探索了農民工組織的功能，譬如，提高農民工群體創業能力，實現農民工經濟增權[10]（p79）[11]（p66），彌補政府社會管理短板[12]（p43）及幫助就業、維權、教育培訓等功能[13]（p40）；分析了農民工組織的內外部環境[14]（p3-9）、組織化及發展困境[15]（p210）[16]（p208）[17]（p28）、影響組織發展的因素[18]（p56）[19]（p27）及組織轉型路徑[20]（p84）；討論了農民工組織與其他組織間的聯系[21]（p43）等。但是，以上研究并未實質性地突破法團主義或公民社會視角的限制，總試圖鎖定農民工組織在“國家與社會”二元框架中的位置，而此單一維度的爭論試圖在社會自主性與國家主導性之間取其一端，這既會簡化豐富的經驗事實又難以解釋動態變化[22]（p235）。最重要的是，雖然以上研究討論了農民工組織的多個方面，但對觀察此類組織的關鍵部分“農民工組織內權力秩序的構建及維系機制”的討論并不充分。因此，本文將以超凡魅力型組織Z農民工服務中心為例，探討為何源源不斷的人甘愿追隨具有超凡魅力的組織領導者，成為該服務中心成員并服從其命令，以及以領導者為核心的組織內部權力秩序如何構建及維系。這也與紀鶯鶯對探索組織內部的倡導[22]（p237）相契合。

首先，在組織內部權力秩序建立初始，人們為什么會服從命令？這涉及合法性支配問題。韋伯關注人們基于策略性原因而完全服從命令的可能性，但也注意到完全基于策略的統治對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來說是相當不可靠的，因為通常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對正當性的信仰[23]（p392），這就涉及這種合法性的來源是什么。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對超凡魅力型權威的相關論述表明，統治者的權威來自神靈的召喚，是一種得自神啟的力量，抑或是源于個人的英雄品質/典范特性，因此統治者依靠本身的超凡魅力成為團體中的顯耀角色，并使相信其超凡魅力的人因此而服從[23]（p396）。與這種權威來自統治者靜態的超凡魅力的主張不同，艾薩克·里德（Isaac A. Reed）認為導致服從命令的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是動態的超凡魅力展演（charismatic performance）[24]（p255），且正是通過這種展演，權力鏈（chains of power）及其表征被構筑起來[25]（p87-88）[26]（p89-92）。

里德的權力鏈的完備性使其能不斷超越特定歷史脈絡，成為概念化經驗世界普適且有效的工具，因此權力鏈存在于商品關系、政治影響、支配關系和文化消費關系中[26]（p5， 26），而且權力鏈可能正是那些結合了正式或非正式授權和權威關系的權力鏈[25]（p111）。這與事件只不過是在分析意義上把一段時間內所有活動聚集起來分析的手段而不是所謂的大因大果的觀點[27]（pxxvii）一致，意味著對個體、展演、事件和權力的分析并非僅限于歷史大事件，也可適用于農民工組織研究。因此，本文將創新性地從權力過程的展演維度出發，分析該服務中心的權力景觀，討論其中的權力鏈通過何種文化意義上的過程被整合到一起，如何看待文化與權力間的關系。對一個轉型社會中動態變化的組織而言，為深入研究個案，解決以上問題，需要將微觀事實和宏觀結構、歷史演變和邏輯機制結合起來[28]（p7-8），構建一個解釋框架。

二、解釋框架：超凡魅力展演——權力鏈

里德的“超凡魅力展演”概念是韋伯的超凡魅力型權威和展演理論的結合。不過，圍繞超凡魅力的來源曾產生了諸多討論和爭議：勞動過程論的代表賴特認為，權威是生產過程中對他人的支配，并對勞動者的監管、積極或消極的制裁，以及各種使支配機制得以鞏固的等級制[29]（p23-24）；本迪克斯和弗里德蘭堅持個人魅力與特殊時代之間的深刻聯結[30]（p302-303）[31]（p18）；格林菲爾德強調超凡魅力的情感方面[32]（p120）；史密斯論證了文化如何作為一種自主力量為超凡魅力型統治創造條件[33]（p101）；希爾斯關注超凡魅力如何參與到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護的過程[34]（p199）。這些研究為里德思考超凡魅力型統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再基于韋伯對超凡魅力型權威①的論述[23]（p432-449）[35]（p1532），里德認為超凡魅力型統治是“命令的合法性來自于追隨者和單個領導者之間的深層情感聯系，此聯系基于對領導者非凡品質的信仰，且這種品質會通過他的成就或‘奇跡表現出來”的一種統治，且內含假設是“魅力統治很可能出現在‘非凡的社會情況或歷史時刻，并在此期間產生強烈影響或受其推動”[24]（p258）。但是這些研究還不足以概括超凡魅力的產生，因此里德轉向了強調時間、行動和互動的語用學以及行動和解釋的展演理論。

戈夫曼基于自我呈現、前臺和后臺等方面的互動傳統提出，社會生活是一場正在進行的人際戲劇，它的給予和采取及用于定義情境的框架是社會學解釋的基本方面[36]（p6），由于意義是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因此舞臺的隱喻為理解社會生活提供了一種有用的語言。后來，這種微觀互動通過戈夫曼[37]（p1-53）與日常語言哲學中的言語行為理論①相聯系。進而，亞歷山大的文化語用學確立了展演在社會學領域的位置并揭示出社會展演的要素：1.集體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可分解為背景符號和前景腳本；2.行動者（actors），真正展演的人；3.觀察者/觀眾成員（observers/audience），展演對象是誰，以及誰將詮釋它；4.象征性生產的手段（means of symbolic production），物體、空間和傳播媒介的傳播；5.“場景錯置”（mise-en-scene），在時間和空間上將展演的各種元素相結合，形成被觀看和解釋的實際展演[39]（p530-532）。該框架對于解析時間和空間相對有限的社會事件②或社會戲劇有用，但在權力和統治的概念化方面還不夠[24]（p263-264），因為展演的定義及其相關的術語都與權力相關[41]（p16-17）。所以里德整理并提出了三種權力的概念：其一，作為社會關系（特別是地位結構）的外部權力概念決定了誰被推到展演的舞臺上③；其二，在創造融合、社群、流動等方面，成功的展演本身就具有一種力量[39]（p548）；其三，通過區分展演和述行性暗示了一種?？率降臋嗔Ψ治鯷24]（p264）④。以上展演研究雖然涵蓋很多領域，但忽略了兩點：一是領導者與其下屬之間的關系；二是展演可能成為個體或小群體維持、行使和擴大他們的合法統治范圍并維持等級制度的一種基本方式[24]（p265）。

為糾正展演研究中這兩個問題并修正韋伯靜態式的魅力概念，基于韋伯、奧斯汀、特納、亞歷山大等人對展演的討論，里德提出超凡魅力展演概念，并以弗吉尼亞的培根叛亂為例勾勒出這種展演模型，這種遞歸的、自我合法化的模型為檢驗超凡魅力型統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24]（p254）。同時，韋伯的“charisma”概念本就源于教會史專家魯道夫·索姆關于早期教會“克里斯瑪式組織”的討論[43]（p16），且超凡魅力展演不管是在歷史還是在現實情境中都有其內在的行動邏輯。除了適用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政體或國家范圍外，在具有等級結構且包含“給予—遵循”秩序的各類組織中，應考慮展演對于權力景觀的構建及維系的效用及其分析的可能性。因此，超凡魅力展演可被用于分析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所領導的農民工組織，所以本文將其納入解釋框架。

里德將超凡魅力展演視為一種理想類型，它將個人作為主要展演者和領導者，且這個人至少有兩個觀眾，即圍繞他并成為他追隨者的魅力群體和意識到他超凡魅力展演的更多觀眾⑤，并認為它是一系列在空間和時間上劃定的行動和互動，領導者的命令被執行的可能性基于其與追隨者之間的情感聯系，這種情感聯系反過來又由領導者在超凡魅力展演范圍內的行為來保證而非他現有的制度地位[24]（p266-267）。領導者的行為及其追隨者對其互動的認識有兩個基本傾向：一是對“世界上發生了什么”的解釋與領導者在超凡魅力展演過程中的身體、行動和言論直接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二是盡管領導者必須引用既有知識和實踐模式，但正是具體的面向各種觀眾的公開展演引導著追隨者和反對者的解讀[24]（p266）。這樣，里德創造性地將韋伯的委托—支配轉為領導者—行動者—他者權力鏈，巧妙地將韋伯具有反抗權力能力的被支配者轉變為能動的行動者，解釋了行動者為何及如何與領導者建立聯結并服從其籌劃，彌合二者間在籌劃上的張力，揭示出領導者和行動者之間存在的聚合性關系而非固定等級關系。這樣，研究既涵蓋領導者與其下屬之間的關系也考慮了展演對維持、行使、擴大群體的合法統治范圍并維持等級制度的可能性。因此，除了超凡魅力展演之外，我們也將權力鏈概念納入解釋框架。

雖然里德對權力的討論與承載著委托代理關系的“agency”產生聯系，但他依然選擇領導者—行動者—他者表述，旨在凸顯權力關系中的意義維度：里德將權力定義為派遣與約束他人代替自己行事的能力，是一種取決于解讀習慣的關系，且對于試圖完成籌劃的人來說，權力涉及與下屬的溝通、對其招募與控制，以及與那些招募關系之外的人產生沖突[25]（p91-92）。因此，在包含領導者—行動者—他者的權力鏈中，領導者是為實現籌劃而招募和約制他人，指使他人以自己的名義行動進而將他人與自己的籌劃聯系起來的人，扮演著統治者和監督者的角色；行動者是被納入并部分或矛盾地接受領導者的籌劃但自己有籌劃的人；在領導者—行動者之間，領導者既是任務委托者，也是籌劃的制作者，當他通過派遣和約束使行動者完成籌劃，而行動者為完成領導者的籌劃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籌劃時，制作者身份（authorship）問題——誰是計劃的制作者和改造世界的成就應該歸功于誰——就會出現，因為成就、利潤、公共贊賞和榮譽屬于制作者，行動者會不斷向領導者要求制作者身份；他者是被排除在領導者和行動者的主體關系之外，不參與構思籌劃和追求籌劃，但仍可能被視為實現二者籌劃的工具、破壞籌劃的敵人、替罪羊與對手[26]（p9-11）。因此，他者缺失了主體性，人們將對不滿的人和事的不滿轉化為他者的屬性，此過程具有提喻特點[44]（p70），因此他者帶來的不確定感使領導者和行動者會對他們想象出來的他者使用暴力，進而領導者和想象者因為制服了假想敵，改造世界的能力被強化[26]（p22-23）。重要的是，權力鏈中處于不同位置的人都有情緒，都在爭奪制作者身份，如此，人們之間的互動關系促使權力鏈不斷在現實語境中轉化其意義形式，權力鏈結構與不斷轉化的動態過程緊密相連[26]（p14-17）。因此，作為結構的權力鏈并非獨立于社會過程，它也在人們的想象中被不斷表現出來。進而，如果不對意義圖景和展演過程展開分析，也就無法看到權力鏈的作用[45]（p22）。由此，本文借用里德的“超凡魅力展演”和“權力鏈”兩個概念，將實用主義社會學的過程與關系分析路徑與對權力的研究結合起來，從權力過程的展演維度①出發，構筑了超凡魅力展演—權力鏈解釋框架。

三、研究方法

Z農民工服務中心是湖北省宜昌市以具有超凡魅力的王先生②為核心的、由農民工發起成立且服務于農民工的社會組織，正式成立于2014年。2019年10月—2022年5月，研究團隊多次到該服務中心展開實地調查，大量調閱組織中的存檔資料、微信群聊天記錄和新聞媒體報道，對王先生及其組織成員、服務對象和相關單位領導13人進行了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獲得了田野資料。

基于第三波歷史社會學的興起及其所帶動的文化轉向[47]（p32， 37-45），結構分析弱化，事件—過程—歷史或然性分析轉盛，微觀情境式解釋框架成為主流[48]（p121）。因此，要深刻理解該服務中心中合法性權威生產和運作的動力機制，就需要洞察組織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轉折與機遇，并以嵌入組織發展歷史中的領導者、行動者為主要分析對象。從權力過程的展演維度出發，以超凡魅力展演—權力鏈為解釋框架，以過程—事件分析法分析資料，以結構化敘事的方式呈現該服務中心權力景觀的構建及維系過程。

四、超凡魅力展演：展演基礎與權力鏈的形成

在組織內權力景觀確立的基礎上，驅動權力景觀構建的動力機制是什么？本文提出，超凡魅力展演是權力景觀形成的關鍵機制，基于此，組織內形成以領導者為核心的多條權力鏈。通過這些權力鏈，應對高變動性服務對象及其不確定事件的籌劃得以完成。

（一）超凡魅力展演基礎：時代背景、超凡魅力與展演場域

當代中國承受著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雙重壓力以及消費社會化、信息化、全球化乃至逆全球化的巨大沖擊與挑戰。社會組織在彌補政府和市場短板，提供各類服務[49]（p6），促進多元社會的整合與管理創新[50]（p73）、良性調節社會關系及推動國家與社會關系轉型[51]（p13）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這些組織，尤其是公共服務型社會組織，在提高流動人口的社會資本含量，進而促進其融入地方社會[52]（p43），維護地方社會秩序等方面至關重要。因此，公共服務型社會組織是近年來各級政府大力扶持和頻繁互動的重點[53]（p100）。此外，利益主體、利益結構多元化和利益關系多層次的特征，使人們在觀念形態方面產生不同的價值選擇[54]（p4），進而先進典型被不斷宣傳報道。這構成了該服務中心成立及領導者超凡魅力展演的時代背景。

超凡魅力是“個人的某種品質，而且正是由于這種品質，他被看作不同尋常的人物，被認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別罕見的力量和素質。這些力量和素質為普通人所不可企及，而且被認為出自神圣來源或被當作楷模，基于此，有關個人則被視為‘領導者”[23]（p431）。作為組織領導者的王先生曾獲全國出租車行業先進個人（2012）、全國五一勞動獎章（2013）、全國勞動模范（2015）、中國好人（2017）、全國最美志愿者（2018）、第六批全國崗位學雷鋒標兵（2021）、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2021）、省第八屆道德模范（2021）、省第十次和第十一次黨代會代表、十九大黨代表（2017）等48項榮譽稱號，這些榮譽稱號所對應的個體人格魅力不斷累積，因此他在組織中具有超凡魅力，被視為楷模。

Z農民工服務中心的起點是基于領導者超凡魅力展演形成的超凡魅力共同體。超凡魅力展演以社會行動主體的行動和話語為載體來實現，而展演性的言說行動具有因果力量，領導者用一場激蕩人心的演說將行動者招入麾下——已為里德[26]（p75-77）所證實。1995年，王先生到宜昌市打工，做過建筑工人、售票員和出租車司機。在此期間，他堅持接送殘疾老人且分文不取，為陷入工傷糾紛的農民工討回公道，幫助地方解決民工荒……憑借地方媒體對其熱心助人、見義勇為、拾金不昧等人格魅力和超凡品質的報道，王先生被更多人熟知。這些魅力和品質經由累積成為籠罩在王先生身上的光環，成為王先生擁有的超凡魅力，而這種超凡魅力的運用和實踐即是超凡魅力展演。王先生的超凡魅力展演吸引了眾多追隨者，譬如，該服務中心副主任就是在與王先生長談之后加入該組織的。

當追隨者不斷加入，領導者與追隨者形成一個服從超凡魅力的團體，超凡魅力共同體形成，其基礎是一種情感上的共同體關系[23]（p433），領導者可憑其超凡魅力發出召喚，其超凡魅力的效力和正當性要求若得到服從權威的人們的承認，追隨者將據此行動[23]（p432）。王先生的超凡魅力展演為其贏得了追隨者的個人忠誠，2005年，追隨他的出租車司機從最初的3人發展到72人，以他為核心的雷鋒精神示范車隊成立，超凡魅力共同體形成。在該共同體中，王先生被追隨者賦予權威，制定了“出租車文明服務工作法”。雖然此時超凡魅力共同體的邊界尚不清楚，內部成員之間的聯系較為松散，也并未形成明顯的權力支配關系，但這為王先生的超凡魅力展演提供了場域，為后來組織成立奠定了基礎。此外，主流媒體①對王先生及其超凡魅力共同體的報道使他名聲大噪，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這樣網絡也為其超凡魅力展演提供了場域，也使其個人的英雄形象樹立起來，無形的話語權得以生成。

（二）權力鏈：領導者、行動者和他者

王先生是一名流動黨員，因此他希望借助黨員身份吸引更多人加入他們，為流動人口服務。從1998年到2014年，他借開出租車之便吸引了大量追隨者，超凡魅力共同體不斷擴大，并通過組織流動黨員和農民工集中學習、開展活動、召開座談會等方式與他們加強聯系。其間，王先生被評為市十大民選新聞人物、勞動模范、市首屆道德模范、全國出租車行業先進個人，其事跡被不斷報道，知名度大大提高。截至2014年，王先生已吸納了其家鄉縣城8個鄉鎮的流動黨員，正式注冊成立了Z農民工服務中心。至此，其超凡魅力展演使超凡魅力共同體完成了向社會組織的過渡，建立起了組織架構和規章制度。

在該服務中心，作為主任的王先生是領導者，以王先生為核心的委員會是第一級行動者，該服務中心的四個組成部分法律援助服務站、殘疾人服務站、婦女聯合會以及志愿服務隊是第二級行動者，這四個組成部分各自對應的聯絡員為第三級行動者，每個聯絡員所對應的次級聯絡員為第四級行動者，他們的服務對象（求助者）是他者。這樣，在該服務中心中形成了組織委員會（核心為王先生）—法律援助服務站、殘疾人服務站、婦女聯合會以及志愿服務隊—聯絡員—次級聯絡員—流動人口求助者權力鏈（圖1）。

在權力鏈中，領導者具有社會性和符號性雙重特質。從社會性角度而言，領導者具有高度裁決權和要求行動者代表自身行動的能力，體現在行動者承擔上級發布的籌劃上；從符號性角度而言，領導者在特定符號系統中承載著文化意義，體現在行動者對自身代理行動的解讀中，領導者身份的延續性使獲得的成就和榮譽都歸功于他，獲得超越于本身價值的符號表征，擁有“兩個身體”[26]（p12-13）。

當行動者代表領導者執行籌劃時，行動者就轉變為代理人，從而完成了由為何行動向代表某人行動的轉變[26]（p32），并通過領導者獲得合法性權威。作為第一級行動者的黨委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接受領導者王先生的發號施令，成為實際權力運作中的行動者，他們作為王先生的代理人再將命令傳至第二級行動者，直至籌劃被完成。

在權力鏈中，他者的形象通過這一權力結構被建構出來。在里德對叛亂的分析中，他者是一個連續統，一邊是奴隸，一邊是敵人[26]（p21-27）。然而本文雖然借用里德的權力鏈，但賦予作為行動指向對象的他者以不同于里德那種對立意義上的指涉。他者的意涵經驗性地經歷了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擺脫了里德的去人性意涵，他者可以是受益者，同時也可能是潛在的協助者甚至是新行動者：當求助者接受該服務中心幫助時，他者是受益者；當求助者之前接受該服務中心的幫助，為回饋該服務中心而聘用其介紹的求職者時，他者是協助該服務中心完成籌劃的協助者；當求助者為王先生的超凡魅力展演所打動并最后加入該服務中心時，他者被轉化成新行動者。

（三）籌劃：高變動性服務對象及其不確定性事件的應對

籌劃區分了有賴于目的和想象力的行動與刺激引起的行為，意味著將世界圖像投射到不確定的未來，而這種想象中的未來就成為他們駕馭當今世界的部分工具（repertoire），使人試圖通過解讀去重塑世界與所籌劃的圖景間的關系，因而對籌劃的追求結合了現實世界模型和對世界的構想[26]（p33-34）。在現實情境中，人們籌劃并基于創造性、習慣性的行動，通過工作、解決問題、追求經驗以及發展和磨礪技能這些外化籌劃的形式，被組織納入一個嵌套且重疊的籌劃中[26]（p34）。截至2022年2月，Z農民工服務中心已為4.2萬農民工提供了服務，聯系流動黨員1250人。其服務對象復雜，涉及農民工、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退伍軍人，等等。同時，還要接待不同地域相關部門的領導和其他參觀學習者。由此，高變動性服務對象也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事件，如就業困難、討薪、工傷糾紛、家庭矛盾、個體戶間的惡性競爭、借貸危機等?；I劃旨在應對這些變動性。雖然變動性本身不可見且無法被符號化，只能通過化約為他者呈現自身，但正是這種針對他者的籌劃能夠消解不確定性。因此，籌劃就成為創造性地應對這些高變動性服務對象及其不確定事件的手段和化約復雜性的方法。

譬如，工傷糾紛處理過程是領導者的超凡魅力展演過程，呈現了一個籌劃從創作到完成的整個過程。在此過程中，領導者將行動者轉變為代理人，二者之間的交換、信任、承認或三者兼有的關系被建立起來，代理關系形成，代理權產生，行動者/代理人通過關系網擁有籌劃[25]（p92）。然而，行動者也有自己的籌劃，進而他們可能會基于自己的解讀，部分或模棱兩可地執行領導者的籌劃，并且在籌劃的完成帶來榮譽和利益時，與領導者爭奪制作者身份。這也是王先生強調自己在糾紛解決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原因。此外，基于該服務中心糾紛處理的案例發現，代理權的穩定對于順利完成籌劃尤為關鍵，而代理權的穩定要求代理人和代理關系的穩定。領導者可以嘗試在物質環境中塑造他們想要的行動者反應，構建大規模且一致的利益體系，使行動者成為固定的代理人[25]（p96）。王先生認為：“我們帶動大家干，要講策略，講方法，各位要讓自己下面的負責人發揮關鍵作用，就要按他的需求和喜好來?！保?0220210WHJ）

需要注意的是，對固化和穩定的追求總是與社會生活中內在的，由空間、時間和解讀所產生的流動性相抵觸，尤其是解讀。行動者以領導者的名義行事、協調秩序或創造無序。因此，特定代理權的穩定不僅需要使特定代理人和代理關系固化，也需要維持代理人正確解讀籌劃的能力。

五、同心圓式權力網的形成與權力景觀的維系

驅動權力景觀構建與維系的過程及其動力機制是什么？這看似是一個依靠領導者超凡魅力展演的組織內部的問題，但事實上，單純的展演行為難以給出完美的解釋。因為這還需要通過策略性地完成籌劃發展而來的螺旋式成功展演，同時通過政府相關部門的授牌與其產生聯結，形成同心圓式權力網，以及物質、關系、話語和超凡魅力展演的共同作用。

（一）螺旋式成功展演：同心圓式權力網的形成

里德過于強調縱向的權力鏈，然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身處多種權力鏈，無數縱橫交錯的權力鏈通過展演形成權力網，最終建立起權力景觀。在此過程中，領導者的成功成為一種遞歸的迭代的自我辯護，超凡魅力展演遵循螺旋式成功展演（spiral of performative success）[24]（p266），其過程如下：領導者的展演可以確定發展方向并提高速度以達到成功展演，這不僅加深了行動者對領導者的信任，也使領導者的超凡魅力得以積聚，進而也加深了行動者對領導者的感情，而這又促使行動者更高效地執行籌劃。當領導者的超凡魅力展演不斷成功，信任和興奮情緒也會螺旋上升，即使有展演失敗的情況出現，行動與解釋緊密相連，領導者也會即興引導以形成重新解釋，進而保持超凡魅力展演的進行。

1.組織內部權力網的形成。Z農民工服務中心成立時，以法律援助服務站、殘疾人服務站、婦女聯合會和志愿服務隊這四個不同行動者組成的四條權力鏈織成以王先生為核心的權力網?；I劃的順利完成促使更多求助者出現，進而不同需求的求助者促使組織擴大服務范圍，其后成立的職業培訓學校、退役軍人服務站、零工服務站、民族服務站以及四個黨支部，促成了新權力鏈的產生。因此，這些以王先生為領導者、以各服務站為行動者、以求助者和參觀者為他者的各條權力鏈交織成組織內部權力網。

2.組織外部權力網的形成。超凡魅力統治通過螺旋式成功展演來發展，它的持續力量依賴于見證性和宣傳[26]（p86）。王先生及其組織事跡被不斷傳播，進而引起相關部門的關注，而這一意外后果為該服務中心與相關部門關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由此，王先生的螺旋式成功展演使他們選擇在該服務中心建站掛牌，牌子意味著體制內權威部門對掛牌組織的支持和認可，意味著彼此間的信任和合作，也意味著王先生成為代替他們完成籌劃的行動者。此外，關系在權力網的形成中也至關重要，人際聯系與組織聯系相互轉換將各主體聯結在一起。2022年2月，王先生被聘為“市委政法委工作監督員”。至此，以市委政法委、市總工會、市人社局、市共青團和市婦聯為領導者，以王先生及其農民工服務中心為行動者，以求助者為他者的權力鏈交織在一起，形成組織外部權力網。

3.同心圓式權力網的形成。成為領導者意味著成為一個自我中心網絡的中心節點，也意味著成為一種權威或權威性的存在，能夠將網絡中的位置、對世界的認知排序、道義和公共正當性混合①為正當理由以命令他人，向不同的人提出要求，使這些要求所包含的指令得到執行，并使這些指令所服務的籌劃獲得成功[25]（p95-96）。因此，正是螺旋式成功展演，組織內以王先生為領導者的權力鏈交織成內部權力網，組織外以王先生為行動者的權力鏈交織成外部權力網，從而形成以王先生為核心的同心圓式權力網（圖2），它意味著以王先生為核心的權力景觀的最終形成。

圖2：? 同心圓式權力網

在外部權力網形成過程中，螺旋式成功展演獲得了更多信任和追隨者，也收獲了更為重要的官方認可和合法權威，這使組織內的成員更加信任王先生，而領導者權威得以保持的條件正是追隨者的無條件信任和支持。換言之，組織外部權力網支持并強化著內部權力網。

（二）物質、關系、話語及超凡魅力展演：權力景觀的維系與鞏固

組織權力景觀的穩定得益于權力網的穩定，權力網的穩定又得益于權力鏈的穩定，權力鏈通過籌劃進而通過反復派遣和約束使領導者、行動者和他者聯結在一起。這種聯結在充滿變動性的世界中得以維系，主要得益于權力的物質、關系、話語和展演四個維度對三者間彼此連帶的解讀[26]（p65-68）。下文以王先生接待省勞動就業管理局局長（下文簡稱“局長”）視察為棱鏡，透視物質、關系、話語及超凡魅力展演如何共同作用于維系和鞏固權力景觀。

Z農民工服務中心在接到局長視察這一籌劃后，處于“市人社局（領導者）—王先生（行動者）—局長一行（他者、展演對象）”權力鏈中的行動者王先生開始執行籌劃。王先生派遣下一級行動者講解員來完成本次講解工作。在模擬接待中，王先生指導講解員對講解內容作了系列調整。局長視察意味著對市人社局業績的考察，而王先生領導的服務中心作為市人社局的業績亮點，順利完成講解任務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因此更換王先生為講解員。當講解任務從講解員轉移給王先生，接待視察的過程也成為王先生超凡魅力展演的過程。

組織權力景觀的構建與維系不僅在于螺旋成功式展演，也在于對組織內物質文化的凝視及由此展開的話語建構。如，當局長一行到達該服務中心，王先生帶領他們參觀并講解。文化墻上是由145張照片拼接而成的“家”字，王先生強調服務中心旨在為農民工提供服務和溫暖。在該服務中心文化墻上90%的照片中都有居中站位的王先生。王先生辦公桌上擺放了他參加十九大時的個人照，后面墻上陳列著中央、省、市、區各級相關部門頒發的各類證書、獎章和錦旗。左面書柜中是各類獎杯、黨代表證和照片。局長表示：“這么多錦旗，‘中國好人……‘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這個不得了啊，這個獎章是中宣部的，你這個含金量不得了?。ㄘQ大拇指點贊）。我跟你說，很多人能做到那些，但是這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這個是中共中央發的?！保?0220211XYL）

在該服務中心成員抓拍局長參觀王先生的工作室和為王先生豎大拇指的照片，觀眾拍攝王先生個人及服務中心的獎章、錦旗、證書、照片等物品后，王先生又帶領局長一行參觀了組織內的農產品推銷站、愛心驛站、金融服務工作室、法律援助工作室、農民工健身房、職工書屋和高新區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途中，王先生介紹該服務中心有流動黨員1250人，退役軍人462人。局長回應：“那你這里很有號召力，很有凝聚力啊。你這在全省都應該很有特色吧?！ぷ髯龅煤貌缓?，各個方面都會印證。你們這就是筑堡工程啊?！保?0220211XYL）

在接待視察過程中，作為物質的文化墻和照片是凝視的有形化和具體化，是一種組織內權力景觀被社會性建構的方式。展演對象觀看、走近并觸摸文化墻上的照片和作為榮譽符碼的各種獎項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實踐，在凝視中，物質客體所蘊含的王先生的個人魅力被接受。話語作為一種影響權力景觀的力量，在展演者與展演對象間展開，王先生展演（講解），展演對象（局長一行）解讀他們凝視和觸及到的物質客體和王先生的解說。當他們基于自己的解讀表達感知時，贊賞的話語和行為本質上是對王先生的賦魅和權威的肯定，進而組織成員更為信服，權力景觀通過展演者和展演對象建構的意義圖景得以鞏固。

此外，當該服務中心成員和展演對象對文化墻、獎章等文化客體拍照時，拍照作為一種技術本身也參與到通過被凝視物建構意義進而維系和鞏固權力景觀的過程中。在接待視察后，該服務中心將局長視察的圖片和相關話語發布到媒體上。對于實地參觀的他者和線上觀看的他者（網民）來說，在看到圖片之前，他們可能聽說過王先生及其組織，從而懷著與之相關的各種想象，而通過拍照和宣傳，這些想象被印證和強化。從拍照到宣傳這一技術實踐完成了對王先生魅力和權威的再造，進而使組織成員服從。這也說明，權力景觀的構建不是一種完成狀態，而是通過展演處在不斷再生產與建構的動態過程中。

六、結論與討論

平庸而重復的日常實踐是微觀情境下生活的動力，同時也在時間和空間上組成宏觀圖景[55]（p244）。不過，中國的社會場域有自身的特點，因而本文具體而言，并非簡單運用西方理論，而是試圖用中國話語解釋中國故事。本文基于Z農民工服務中心的發展歷程，借用里德的超凡魅力展演和權力鏈構筑起一個權力研究的解釋框架，從權力過程的展演維度出發，分析該服務中心權力景觀構建及維系的過程。研究發現，公共服務型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與道德建設的要求、領導者本身的超凡魅力和展演場域為超凡魅力展演提供了基礎；組織領導者通過超凡魅力展演確立起權力鏈；籌劃在領導者、行動者之間傳遞以應對流動人口這一復雜且具有高變動性的他者所遭遇的不確定性事件；組織領導者的螺旋式成功展演使組織內外部不斷得以確立的權力鏈交織形成同心圓式權力網，最終形成該服務中心權力景觀。在此過程中，超凡魅力展演將領導者與行動者和他者置于特定關系中，與物質和話語共同建構著該服務中心的權力圖景，使領導者的合法性權威得以強化和再生產，最終權力景觀得以維系和鞏固。

從現實角度來看，研究還有幾點發現：第一，展演及螺旋式成功展演的產生，并非僅僅依靠意義圖景催生的個體情緒、動機的推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展演時的情境脈絡及以往展演結果和效果的影響。第二，與展演具有改變結構的力量而非服務于已經存在的權力結構的論點[46]（p202）相悖，研究證實了展演可以作為一種維持結構穩定的力量，服務于既有權力結構，螺旋式成功展演在此方面的效用尤其顯著。第三，在韋伯看來，超凡魅力在現代合理化祛魅的世界中是不斷萎縮的，這不僅通過他關于政黨政治傾向于消除魅力的方式的暗示，以及其在討論魅力時給出許多宗教預言的古老例子的傾向可以看出[24]（p257），也可以通過國王的兩個身體的創造性破壞這一祛魅過程得以體現[26][p56]。更進一步，雖然韋伯的超凡魅力型支配不限于發展的原始階段，但是超凡魅力隨著常設機構的發展而消退[35]（p1549）。然而與此論點相悖，研究發現了組織中領導者的超凡魅力可隨其螺旋式成功展演而不斷累積。

本文對里德的權力構想嘗試所做的推進如下：第一，行動者以代理人身份行事，改變社會或自然界事物狀態的能力不僅取決于他們的數量，也取決于其擁有的物質資源和知識。里德的代理關系沒有處理權力的物質、認知和集體層面，也未考慮權力的物質性維度在權力鏈中的位置，與里德的理論不同，本文以該服務中心接待領導視察為例，分析了物質性維度與領導者、行動者和他者之間的關系，展示了作為代理人的行動者與他者對彼此的話語解讀在其中的作用，呈現了物質性的承載因果效力的文化客體[57]（p74）對接觸者的效用①。里德因聚焦于領導者而忽視展演的觀眾，導致觀眾忽視對與展演有關的行動的體驗和解讀，進而展演成為展演者展示內在特質的一種方式，與此觀點不同，本文的代理關系處理了權力的物質和認知，彌補了忽視展演觀眾的不足，且指出了新的展演對象（網民）。第二，里德的權力鏈中的每個人可能既是領導者又是行動者的疊加關系只會延長鏈條，使行動者無法了解權力鏈頂端的領導者的籌劃，與此觀點不同，本文呈現了該服務中心內外以王先生為核心的多重權力鏈，肯定了多重權力鏈同時存在的可能性；且重視不同時期的情境脈絡及脈絡中其他因素對權力鏈形態的形塑作用，指出正是由于不同情境脈絡，權力鏈具有多樣性和彈性，并揭示了權力鏈形成權力網的過程。第三，將里德的他者意涵，由敵人、替罪羊與對手經驗地拓展至受益者、協助者與新行動者，同樣意味著特定權力鏈對變動性的處理，將不確定形式化和具體化為讓秩序可以直面的特定實體。

此外，雖然在該服務中心領導者的權威通過超凡魅力展演產生，并通過螺旋式成功展演得以維系和鞏固，但是此過程中的超凡魅力權威的程式化并沒有完成超凡魅力權威與官僚式權威的牢固結合。超凡魅力權威得以維持的前提之一就是追隨者能夠從中獲利，尤其是像物質利益這樣的實質性利益。然而，該服務中心的資金來源并不穩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組織轉型和超凡魅力展演的進行，而后者是超凡魅力權威的來源。更關鍵的是，該服務中心領導者具有絕對的超凡魅力和密集且廣泛的關系網絡，按照韋伯的方案無法輕易找到此類繼承者。因此，此類組織的長期發展問題也是進一步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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