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稼祥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獨特貢獻

葉 政,張 偉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王稼祥(1906～1974)是我黨我軍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外交家。學界目前主要概括出他在遵義會議等關鍵時刻鞏固毛澤東領導地位,及領導軍隊政治工作、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歷史貢獻,但對他在城市工作、青年工作和知識分子工作等領域的探索還需深入研究。在紀念王稼祥同志逝世50周年之際,回顧總結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獨特貢獻,既是銘記其歷史功績,也是從中汲取經驗不斷續寫馬克思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篇章。

一、王稼祥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實踐歷程

王稼祥的革命歷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視角下,可以歸納為四個主要階段:青少年時期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蘇區期間逐漸成為領導核心,運用馬克思主義加強軍隊和黨的建設;長征和延安時期鞏固毛澤東的地位,提出和宣傳“毛澤東思想”;解放戰爭期間探索城市工作,及新中國成立后開創外交工作,不斷豐富毛澤東思想。

(一)青少年時期: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

少年時期的王稼祥在家鄉安徽涇縣接受良好的小學教育后進入蕪湖圣雅各中學,接觸和學習進步革命思想,領導和參加反教會奴化教育學潮、紀念孫中山逝世等反帝愛國學生運動。高中期間和同學創辦進步月刊《獅聲》,并發表《三民主義與中國》《食與愛的本能與現代經濟制度》等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年輕的王稼祥多處引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展現了很深的理論素養。

由于領導學潮而被迫退學的王稼祥于1925年轉投上海大學附中部繼續求學,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經組織選拔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立志將革命作為終生寄托的王稼祥在1927年申請入黨,并在翌年獲得批準。王稼祥在大學期間刻苦學習,在精通英文的基礎上很快掌握俄文,不僅擔任課程翻譯,還翻譯出版列寧的著作。因為成績優秀,經莫斯科中山大學黨支部推薦,王稼祥報考了培養無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的紅色教授學院,與張聞天等一同被錄取。隨后他開始承擔“陳獨秀主義”等研究課題,并開設“中國問題”等課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

(二)蘇區期間:運用馬克思主義加強軍隊和黨的建設

1930年春,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后首先任職于中共中央宣傳部,并負責《實話》報等。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王稼祥同任弼時等組成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蘇區,先后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等職位,參與領導第二、三、四次反“圍剿”等。正是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他在思想上開始逐步擺脫“教條主義”的陣營,比如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支持毛澤東同志。王稼祥還與蘇區錯誤的“左”傾路線做斗爭,保護了蕭勁光、傅連暲等多位同志[1],還幫助因為“江西羅明路線”而被打倒的鄧小平復出擔任總政治部代理秘書長。毛澤東后來肯定王稼祥在蘇區的貢獻:“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盵2]作為紅軍初創時期的四大領袖之一,王稼祥特別強調用馬克思主義來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和黨的教育,在建立和健全紅軍的政治機構和規章制度、鞏固和加強紅軍中黨的領導、促進紅軍正規化建設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并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下設人民委員會為中央行政機關,王稼祥兼任外交人民委員。在第四次反“圍剿”后的一次會議上,王稼祥的腹部被飛機炸彈彈片所傷,由于醫療條件所限無法及時治療而被迫帶著重傷踏上長征,并留下終生傷痛。

(三)長征和延安時期: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首提“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曾說:“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3]。擔架上的王稼祥在和毛澤東的不斷溝通中達成共識,并積極說服張聞天、聶榮臻等人共同和“左”傾錯誤斗爭。在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關鍵一票”[4]。關于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的重要作用,周恩來同志總結說: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路線,毛主席“首先是得了王稼祥同志的支持”[5]。曾涌泉同志曾回憶陳毅同志在黨的七大上評價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時,將其比作歷史上楚漢之爭中舉足輕重的韓信。[6]有學者歸納出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中三個“第一”的貢獻:倡導召開遵義會議的第一人,在毛澤東發言后站出來支持毛澤東的第一人,提出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的第一人[7]?？傊?王稼祥在中國革命關鍵階段倡議召開遵義會議糾正錯誤路線,之后作為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堅定地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做斗爭,協助指揮紅軍完成萬里長征的貢獻將永留史冊。

長征到達陜北后,王稼祥終于有機會去蘇聯治療腹部重傷。在接替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后,他向斯大林當面介紹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領導才能。這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人首次在共產國際正確地宣傳毛澤東同志[8]。1938年3月,任弼時同志到達蘇聯后,兩人共同促使共產國際通過了肯定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決議。同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進一步確立和鞏固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后來高度評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9],并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國革命又一關鍵時刻的重要貢獻。

延安期間,王稼祥成為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成員,先后擔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中央華北和華中兩個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王稼祥作為常駐延安的少數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和毛澤東的重要助手,直接參與了黨中央一系列重大決策,起草了許多重要黨內指示和文件。延安整風開始后,黨中央成立高級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1943年,王稼祥在7月8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突出貢獻之一。

(四)解放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后:探索城市工作,開創外交工作

黨的七大之后,王稼祥再次赴蘇聯治療舊傷。1947年5月,王稼祥回到中共中央東北局,擔任城市工作部部長和代理宣傳部部長等職位。在黨內工作重心逐漸向城市轉移的背景下,王稼祥基于調研于1948年寫出了《城市工作大綱(草案)》。這是黨內較早系統論述城市工作的文件之一,是對先前城市暴動遺留思想的糾正和農村工作重心等思路的創新,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城市工作思想的中國化。他嚴格區別城市與鄉村工作的不同,將建設新民主主義城市的方針總結為:“繁榮經濟,發展生產,勞資兩利,公私兼顧?！盵10]針對當時城市中存在過“左”的政策,他在經濟上提出保護民族工商業,將私營企業看作目前階段不可缺少的部門,并發展生產、加強貿易等。他還非常前瞻性地提出“城鄉的統一的整體”[11],并“構通城鄉關系,使城鄉物品暢通”[12],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城鄉關系學說。他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城鄉一體”“工農一體”等觀念[13],也是黨內最早論述城鄉一體概念的領導人之一(劉少奇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也談到“城鄉一體”[14])。

新中國成立后,王稼祥投入到外交工作,先后擔任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等要職,也是“新中國黨的對外工作的開拓者之一”[15]。在蘇聯大使的崗位上,成功地完成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先后訪問蘇聯的重要任務,參加了中蘇會談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為促進中蘇兩黨之間的關系穩定發展、爭取蘇聯支援的同時捍衛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等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外交理論上,他糾正過“左”的國際主義觀點,提出根據自己國情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對外援助應當根據具體國際形勢和國情采取“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則[16]。1951年初,王稼祥負責組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并出任部長,提出黨際外交的平等原則,并形象地將各國共產黨概括為“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17],并且在出現爭議時,“多批評自己,少批評別人”[18]?？傊?他通過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黨際關系理論,為后來黨際交往中的四項原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19]

二、王稼祥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貢獻

王稼祥不但提出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還結合不同階段的革命任務在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建設、統一戰線、青年工作、知識分子工作,以及前文所總結的城市工作、外交工作等領域提出原創性理論,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一)提出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飛躍

王稼祥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首要貢獻就是提出“毛澤東思想”并論證了其歷史邏輯和科學內涵。在提出“毛澤東思想”之前,王稼祥就已經嘗試對毛澤東的思想進行概括。1939年,王稼祥在出席慶祝斯大林六十誕辰大會的講話中就提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是機械地背誦馬克思主義的字句,而是具體地去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20]。1943年,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周年和抗戰六周年,并在當年5月份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的背景下,王稼祥寫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總結中國民族解放道路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是在與國內外敵人的斗爭中生長出來,也是在和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成熟起來。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有中國共產主義的理論,“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21],并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22]。該文部分章節后來被多次轉載,并被列為干部群眾教育學習的參考文件。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并最終在七大上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

此外,王稼祥也為宣傳毛澤東思想做出大量工作。1944年,在王稼祥任副主任的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的領導下,由鄧拓同志負責首次出版《毛澤東選集》,并在全黨范圍內發起宣傳和教育活動。作為黨內少數精通英語和俄語及具有很高理論素養的領導人,王稼祥也參與很多黨內重要文件的翻譯和校核,比如毛澤東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俄文譯文就是由王稼祥同志主持最后定稿[23]。

(二)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優勢,開創我軍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王稼祥對我軍政治工作的突出貢獻是將政治工作提升到黨在軍中的中心工作。1934年,他在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政治工作是我們紅軍的生命線”“政治工作是提高紅軍戰斗力的原動力”等著名論斷[24]。同時,王稼祥領導總政治部發布政治工作的系列條例、訓令和指示,分解工作的目的、任務、內容和方法,健全了包括政治委員和黨的支部等各層級的政治領導機關和具體制度。王稼祥針對新老干部、軍隊內部、敵軍組織、地方群眾、地方武裝等不同對象群體,區分平時和戰時等不同時期開展相應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他還強調從“切身”“現在”和“具體”問題切入的教育原則[25],運用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法,并結合模范引導和先進帶動等手段。

為了宣傳思想政治工作,王稼祥還發揮自己的理論宣傳工作能力,先后創辦和主持多個報刊,比如在蘇區時期參與創辦《青年實話》、《紅星》報和《戰斗報》等,紅軍總政治部還創辦《政治工作》。在延安期間,王稼祥領導的總政治部創辦了《八路軍軍政雜志》等。參加過長征、曾任衛生部副部長的王斌同志將我軍的崇高威望、艱苦奮斗的作風和戰無不勝的戰斗力等歸功于紅軍的政治工作,并同王稼祥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貢獻分不開[26]。

(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學說,加強黨的建設

在中央蘇區期間,王稼祥就反對關門主義,開門面向廣泛的進步分子發展黨組織,并結合思想政治工作等加強黨的領導作用。[27]延安期間,王稼祥先后起草和發表了《關于鞏固黨的幾個問題》《為中國共產黨的鞏固和堅強而斗爭》等,所著的《中央政治局關于鞏固黨的決定》等還被列為整風運動學習文件之一。他在為《共產黨人》創刊號所著的《為中國共產黨的鞏固和堅強而斗爭》中系統介紹了黨的建設理論,提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學說運用于中國的實際[28]。

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時期,王稼祥提出從思想、政治和組織上加強和推進黨的建設。首先,在思想建設中,王稼祥明確黨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中心地位。早在中央蘇區工作時,王稼祥就強調通過黨內思想斗爭和黨的教育促進階級覺悟,肅清落后意識[29]。經過長征期間的思想路線斗爭后,王稼祥更加重視思想建設,提出政治局要以思想領導為中心[30],并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等的教育看作“鞏固黨的中心一環”[31]。第二,在政治建設中,不斷強化黨的統一領導以及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并強調黨的組織工作等必須適合政治路線等,提醒不能把共產黨員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斗爭者和民主主義者的水平。第三,具體到組織建設,王稼祥推動吸收知識分子和農民等群體入黨,提拔、培養和教育新干部,區分針對共產黨的同情者的工作。為了擴大黨員基礎和提高黨員質量,他通俗地概括說“黨外要多兵,黨內要精兵”,最終建設“一個大而精的黨”[32]。

(四)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駁和澄清認識偏誤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前,王稼祥就嘗試在黨內為統一戰線提供理論支持。他結合中國政治力量的對比,對即將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及前途進行了分析,提醒中國共產黨當前的優弱點,提出恢復在國民黨區域中的組織與工作、加強理論及思想斗爭的領導等具體措施[33]。為了抵制王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錯誤,王稼祥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有力地推動了毛澤東所主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王稼祥多次分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統一戰線的區別,提出針對國民黨、農村中的社會階層、黨外知識分子等不同的統戰對象采取不同的政策。他還非常有預見性地提出為了建設統一戰線,將來必須將斗爭中心轉移到城市及抗日前線[34]。

其次,針對黨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反動理論,他提出在思想上站穩陣地,反對一味退讓,在斗爭中鞏固統一戰線。針對當時黨內外混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種理論,他寫下《關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等闡明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捍衛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駁斥了國民黨的所謂三民主義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35],企圖通過否定共產主義而達到否定中國共產黨的謬論,也澄清了黨內將二者混淆而喪失獨立性的誤讀。如果將這篇經典文獻與他在學生時期所著的《三民主義與中國》相比,也可以看出王稼祥同志已經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并對馬克思主義在繼承中實現發展[36]。

(五)重視青年和知識分子等群體,促成黨內形成正確的知識分子觀

王稼祥同志在軍隊和黨的建設中特別注重青年工作,也是我軍青年工作的開創者之一。在蘇區期間,他多次強調以年輕士兵為主的紅軍中,青年工作就是戰斗力,因為“誰有青年,誰就有軍隊”[37]。除了從政治上確立青年工作的特殊地位,王稼祥還從青年團的政治屬性和黨團關系等角度論述青年工作方式。王稼祥在《紅軍中的團與青年的工作》《關于團與青年工作的訓令》中系統論述了青年工作的政治建設首先是堅持加強黨對團的領導,總任務就是把黨的進攻路線全部貫徹到青年工作中去,通過青年群眾來鞏固紀律和提高戰斗力[38]。1932年,紅軍總政治部決定組建青年部,王稼祥同志親自將年輕的蕭華同志調任總政治部,并出任首任青年部部長。蕭華同志曾在紅軍中組織首次沖鋒季活動,17歲就擔任紅軍歷史上著名的“少共國際師”的師政委[39]。

王稼祥還對特殊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出長期探索,并且促成黨內形成正確的知識分子觀[40]。他從青年時期開始嘗試分析知識分子,在中央蘇區時抵制過“左”政策,保護了一批紅軍急需的知識分子,特別在延安時期實施“容、化、用”的政策[41],在根據地、軍隊、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中吸收和運用知識分子。其中很多思想也被毛澤東同志在1939年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所采納。在哈爾濱探索城市工作政策時,王稼祥極具前瞻性地提出教育和培養服務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知識分子等政策。1948年2月《群眾》發表的《中共東北中央局頒布:關于東北知識分子的的決定》也體現了王稼祥的知識分子工作思路。在《回憶王稼祥》文集中,有9位曾經和王稼祥共事過的革命家論述過他的知識分子觀和特殊貢獻。開國中將、海軍原副司令員方強同志曾經贊賞說,在當時對知識分子普遍存在著偏見與不信任態度的情況下,王稼祥能實事求是地對待知識分子,“即便是用今天的認識水平去衡量,也是了不起的”[42]。

三、結語

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過程中,王稼祥不僅做出獨特貢獻,也正如習仲勛同志所說,還留下大量值得學習的精神財富[43]。首先,學習王稼祥同志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多位老一輩革命家都回憶起他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包括在從事外交工作時依然堅持充分調研國內外形勢。其次,學習他的不諉過喧功的高尚情操。毛澤東多次評價王稼祥同志是有功的人,卻對自己“只講過,不講功”[44]。再次,學習他的對黨忠誠、堅持原則和真理的革命精神。1958年,王稼祥經過調研對《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過“左”的提法表示異議,毛澤東同志評價為中央委員中唯一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45]。即便晚年遭受迫害,但他始終堅信黨和人民,直至辭世。先輩已逝,紀念王稼祥同志奮斗的一生及其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功績的最好方式,就是沿著老一輩革命家探索的道路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