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內涵、戰略價值與實現路徑

姚樹潔 張小倩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3.12.002

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姚樹潔，張小倩.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內涵、戰略價值與實現路徑［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112-128.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3.12.002.

Citation Format：

YAO Shujie， ZHANG Xiaoqian. Era connotation， strategic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1）：112-128.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3.12.002.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理論和實證基礎及精準扶貧效果研究”（18ZDA005）

作者簡介：

姚樹潔，博士，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張小倩（通信作者），博士研究生，Email：zhangxiaoqian@cqu.edu.cn。

摘要：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新時代背景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從傳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提升生產效率和質量，促進經濟增長持續健康發展，把握新工業革命浪潮，構筑新競爭優勢、贏得發展主動權的題中應有之義。本文明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及內涵，揭示其理論邏輯、戰略價值和實現路徑。結合新質生產力的提出背景與相關論述，文章認為新質生產力必須具有“科技創新驅動”“產業高效低耗和環境可持續”“高品質生活和社會服務均等化”“數字賦能”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等特征。解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所積累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政策環境保障，對比分析中國與全球主要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現狀，以客觀把握中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優勢與不足。分析在內部面臨產業升級滯后與創新能力不足、資源與環境約束、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人口結構老齡化與勞動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還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外部遭受貿易爭端、技術封鎖、人權和意識形態威脅、國家領土爭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壓力下，新質生產力破解經濟高質量發展難題的戰略指導意義。進一步地，指出新質生產力的提升是實現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為國家提供了強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構建堅固的國家安全體系。在此基礎上，國家安全穩定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兩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尤其注重新質生產力的均衡布局；從內部加強自我建設，釋放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潛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給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基礎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撐構建強勁有力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均衡發展；國家安全

中圖分類號：F042；［F06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1-0112-17

一、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

在“逆全球化”浪潮與全球科技創新協作現實要求“悖論”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日益加劇的競爭和變革挑戰。為適應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并提升國家競爭力，各國紛紛加大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力度，探索新生產力模式。正處于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中國，面臨著傳統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增長乏力、邊際投資效益下降等現實問題，尤其需要進行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和轉型升級［1］。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2］。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3］。2020年，習總書記進一步指示要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抓緊布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著力壯大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4］。2023年9月，在黑龍江考察調研期間，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5］。

從概念上看，新質生產力是科技創新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生產力，具有高效能、高質量的特點，區別于依靠大量資源投入、高度消耗資源能源的生產力發展方式，是擺脫了傳統增長路徑、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生產力，是數字時代更具融合性、更體現新內涵的生產力，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6］。第一，相比傳統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側重于科技創新，通過引入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等創新元素，推動生產力實現革命性躍升。第二，新質生產力被視為高效率、低能耗的生產力形式，通過鼓勵創新技術的應用，推動綠色能源、清潔生產和環保產業的發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碳足跡。第三，新質生產力可以實現人民高品質生活，并且通過數字化技術的普及和互聯網的發展，促使人們能夠更加平等地獲得各類公共服務。第四，新質生產力是數字時代更加融合且體現新內涵的生產力。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與傳統行業的跨界融合，新的生產力形態得以形成，進而推動各個領域的升級和轉型。第五，通過數字經濟的興起，政府可以利用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精準決策和科學治理，優化公共服務和資源配置。同時，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提供了便利，增強了民眾的參與感和滿意程度。因此，新質生產力具備“科技創新驅動”“產業高效低耗和環境可持續”“高品質生活和社會服務均等化”“數字賦能”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等特征。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國內外復雜多變環境的審時度勢。一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傳統產業面臨著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資源成本不斷上升等問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7］。新質生產力旨在利用科技創新、數字化轉型等手段，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經濟發展的新突破，使中國能夠適應國際競爭環境變化，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是推動市場多樣化、增強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動力源泉［8］。二是國內外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越來越高，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正面臨著壓力［9］。新質生產力追求的是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實現經濟的高效、低碳、環保發展，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符合國內外對環境友好型產業和綠色發展的需求。三是在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過程中，人們對于生活和社會服務的期望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渴望通過科技獲得更高品質的生活體驗，包括更智能、便捷、舒適的生活方式。同時，數字技術的普及和互聯網的發展，也使公眾對于社會服務的均等化需求日益增長。四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科技進步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為中國以人口絕對數量為標識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必將是人力資本紅利，而人力資本紅利最大化不僅取決于人均接受教育的程度，還取決于整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和技術應用效率的不斷提高［10］。國內外的科技發展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著，新技術的涌現對傳統產業產生了巨大沖擊。因此，中國需要跟進科技前沿、推動技術創新，以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趨勢。五是新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體現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需要通過新質生產力推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通過數字賦能，加速實現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各級政府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能力及效能，以促進區域、城鄉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增強社會服務高質量均衡化發展為重要抓手，不斷提高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品質、幸福感和獲得感，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

新質生產力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科技創新，要求中國提高科技研發投入，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培育和吸引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推動中國經濟邁向創新驅動型發展。第二，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在培育新產業，要求中國加快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推動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和環境友好方向升級，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協同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推動綠色生產方式和循環經濟模式，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治理，推進低碳轉型，促進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第三，新質生產力要求通過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包括交通、通信、能源、教育、醫療等領域，以支撐高品質生活和社會服務均等化。第四，新質生產力的興起離不開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支持，要求中國在推進“互聯網+”行動的同時，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據管理和隱私保護，推動數字技術在各行業的應用創新，提升經濟發展的智能化水平。第五，新質生產力要求通過新技術和數字賦能，不斷提高政府干預市場的精準性和效率，減少政策失誤，增強政府服務人民的能力，降低管理成本，促進干群團結，支撐社會經濟穩定健康發展。

通過引入新技術、新模式、新產品和新產業，新質生產力致力于提高生產效率、優化產業結構、擴大市場規模、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以及保護環境，從而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并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比較優勢。因此，新質生產力是擺脫外部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干擾的生產力支撐，也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物質技術保障，同時是中國科學應對百年變局、重塑競爭格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之路［11］。

為系統討論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本文第二部分通過數據圖表分析，客觀描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基礎與現狀；第三部分從對內和對外兩個角度提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科學解讀新質生產力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蘊藏著巨大的戰略價值；第四部分論述新質生產力是推進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國家安全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條件；第五部分總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基礎與現狀

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科技的飛速進步，新質生產力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發展和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創新競爭中，中國正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展開著激烈的競爭，爭奪新質生產力的制高點［12］。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對于中國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為全面了解中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有必要分析中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基礎和潛力，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比較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新質生產力水平，了解中國在全球創新競爭中的地位、優勢及挑戰。

（一）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基礎

在科技創新方面，中國持續加大投入，推動創新驅動發展。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的研發經費支出高達3.1萬億元，約占GDP總量的2.6%，教育經費占GDP總量的5.1%，專利授權數量達到432.3萬件（圖1）。2022年高等教育普及率高達59.6%，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超過2.4億人，人才儲備雄厚，為推動創新和現代化提供了堅實支持［13］。代表性科創企業如雨后春筍不斷涌現，對世界科技進步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例如，華為在全球范圍內獲得多個5G商用合同，并在5G技術標準、專利申請數量等方面名列世界前茅。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公司在人工智能、語音識別、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比亞迪、長城、吉利、長安、奇瑞、理想、寧德時代等汽車和新能源電池企業，正在對全球汽車產業鏈條產生翻天覆地的沖擊。

在產業高效低耗和環境可持續方面，中國致力于推動產業高效低耗綠色發展。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工業能源消耗強度為0.93噸標準煤/萬元，比2003年下降63%，這意味著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降低，表明工業部門在相同水平的經濟增長下減少了能源使用量。此外，能源結構調整日見成效，碳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14］。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為代表的化石能源占比由2002年的71.8%下降至2021年的61.3%，以風電、核電、光伏、天然氣為主的清潔能源占比由2002年的7.4%增加至2021年的25.9%（圖2）。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在2019年提前完成了2015年提出的“2020年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目標，意味著在獲得相同經濟產出的情況下，排放的二氧化碳越來越少，碳排放控制成效顯著［15］。并且，中國環保產業在過去的五年里年均增長率超過10%，已成為國民經濟重要的綠色亮點和新增長點［16］。

在保障高品質生活和促進社會服務均等化方面，中國致力于加強基礎設施的公共服務能力，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條件［17］。鐵路總里程、高速公路總里程和城市軌道交通總里程持續穩定增加。截至2021年，中國軌道交通運營里程、鐵路營業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分別達到0.9、15.1和16.9萬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此外，全國公路橋梁達到96.11萬座、7 380.21萬米，包括特大橋梁7 417座、1 347.87萬米；全國港口貨物吞吐量總計156.85億噸，集裝箱吞吐量2.96億標箱；民用航空機場達256個。

在推動數字轉型，助力數字賦能方面，中國在互聯網普及、移動支付、電子商務、人工智能應用、5G通信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6.4%；是全球移動支付領域的領頭羊之一，根據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發布的數據，2022年全年非銀行支付機構轉移支付交易總量為348.06萬億元人民幣；電子商務市場規模龐大且持續增長，2022年中國網絡零售交易額達到13.79萬億元人民幣；在人工智能（AI）領域，中國擁有8 000多家人工智能企業，排名全球第二，2022年市場規模為64.68億美元，在相關政策引導和扶持下，中國人工智能市場規模仍在不斷擴大［18］；在5G通信技術方面，截至2022年，中國已建成231.2萬個5G基站，總量占全球60%以上，全國有110個城市達到千兆城市建設標準，5G用戶達5.61億戶，在移動電話用戶中占比接近一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75倍［19］。

在加強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中國政府致力改善政府效能、公共服務、法治建設、社會穩定等，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保障。2020年，國務院推動企業開辦時間壓至4個工作日以內，而部分省市的企業開辦時間更是縮短至1個工作日，審批時間和流程大幅縮減，政府辦事效能大幅提升；2022年中國義務教育普及率高達95.5%，城鄉居民醫保覆蓋率穩定在95%以上，公共服務能力不斷加強；根據《中國司法文明指數報告2020-2021》，中國司法文明的發展趨勢是向上的，總體是進步的，法治建設正不斷完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報告，中國2022年起訴暴力犯罪人數為近二十年來最低，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國家之一。

（二）中國與主要經濟體的新質生產力比較

數字經濟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通過數據的快速傳輸、存儲和分析，推動了經濟的創新、增長和轉型，已成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20］。

第一，中國數字經濟產業已初具規模，從總量指標來看，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在2021年達到7.1萬億美元（表1），僅次于美國（15.3萬億美元），為德國和日本的2倍，韓國的6倍，并遠超印度、加拿大、意大利、巴西和俄羅斯等國家。第二，從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看，2021年美國、德國和英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均超過65%，位居世界前三；日本、韓國和法國緊隨其后，數字經濟規模在50%左右；而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僅為39.8%?？梢?，中國數字經濟規?？偭侩m然龐大，但在GDP中的相對比重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第三，從數字經濟規模的變化趨勢看，全球主要經濟體數字經濟規模在2020—2021年均保持著增長趨勢。其中，中國同比增速最快，印度和加拿大次之，而美國和日本的增速相對較慢。第四，從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的變化看，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在國民經濟生產總值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占比總體由2020年的38.6%增長至2021年的39.8%，相較其他主要國家，其增速處于第一梯隊。

事實上，上述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國政府將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發展重要推動力的戰略決策。在推動智能制造、促進物聯網、發展數字商務等政策引導下，可以預見的是，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還將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且在國民經濟和社會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高科技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需要擁有相應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一個國家能夠大規模地出口高科技產品，表明其在技術研發、科學創新和高端制造等方面具有較高的能力和優勢，進而反映出該國擁有高水平的新質生產力，以滿足國際市場對高端技術產品的需求。從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規?？矗ū?），2009年高技術出口僅為3 592億美元，2021年達到9 423億美元，實現了快速增長，并領先美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規模（1 692億美元），是日本的8倍、英國的15倍，并遠超美國、日本、英國、印度和俄羅斯等發達經濟體的高技術出口規?？偤?。從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制成品比重來看，中國高技術產品在制造業出口中占比超過30%，美國、日本、英國這一比重在20%左右，印度和俄羅斯在10%左右（圖3）?，F階段，中國主要出口的產品種類包括手機、計算機及零部件、航空航天設備、高鐵設備等［21］。

由此可見，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且通過不斷完善政府管理體系給予相應政策保障，并在以數字經濟和高科技產品生產為例的新質生產力領域中取得了不錯成績，但數字經濟占比GDP總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略顯欠缺。

三、新質生產力解決經濟高質量發展困境的戰略價值

（一）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現實挑戰

中國經濟在經歷四十多年持續而強勁的增長后，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環境治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22］。然而，隨著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世界主要經濟體“逆全球化”現象愈演愈烈，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著內部與外部并存的一系列結構性挑戰。

1.中國經濟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內部挑戰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體現為一個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難以進一步實現高收入水平的困境，有的國家在短暫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以后，也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重新回到中等收入經濟體之中［23］。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綜合癥”，具體體現為無法長期持續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并最終成為發達國家的一種特殊發展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球有一百多個國家曾經成為像中國目前一樣的全球中高收入經濟體，但最終能夠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和發達國家的數量只占這些國家總數量的10%左右，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中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沒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以模仿，因此，中國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命題，也是全球矚目的最大命題。在中國經濟保持四十多年持續強勁的增長后，中國人均GDP出現緩慢增長特征，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美國脫鉤等各種外部因素沖擊之下，盡管中國GDP總量持續增長，但是，2022年和2023年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使得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重從2021年的77%，下降到2022年的71%和2023年前三季度的66%左右，這是中美GDP比值經過長期的提升以后首次出現大幅度下降的情形?？梢?，中國要超越美國，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和發達國家行列是一個復雜而嚴峻的過程，需要通過新質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也才能徹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具體來說，中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內部挑戰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產業升級滯后與創新能力不足。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中以出口導向和低成本勞動力為基礎實現了快速增長［24］。然而，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全球產業結構變革，中國面臨著產業升級滯后的挑戰。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7.5%，而美國同期的數據為10.7%，英國僅為8.7%（圖4）。這表明中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傳統的制造業和重工業，這些行業具有較低的附加值和創新性，難以帶動整個經濟升級，導致了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不足。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最新數據，2019年中國的全球創新指數得分為54.82，排名僅為第14。

第二，資源與環境約束。經濟高速發展使得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嚴重制約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25］。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然而，中國的能源資源相對稀缺，煤炭、石油、天然氣人均剩余可采儲量分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人均能源資源儲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即便如此，中國的能源結構仍然依賴于傳統的化石燃料，如煤炭，導致嚴重的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并且，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低，能源浪費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此外，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和消費國之一，人口眾多，對糧食的需求持續增長。然而，中國的土地資源有限，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等問題的客觀存在導致中國糧食產量難以完全滿足需求，因而依賴進口。能源安全和糧食安全已成為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

第三，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巨大。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和政策實施均不相同，在過去幾十年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俱樂部收斂趨勢［27］。東部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越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經濟基礎，吸引大量人口和投資，形成了較為發達的經濟體系，因而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直領先于中西部地區。此外，城市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較快，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基礎設施投資不足，農業生產規模小，農民收入水平偏低。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 283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0 133元，盡管最近幾年兩者差距逐漸縮小，但目前城鄉人均收入之比依然高達2.45倍。

第四，人口結構老齡化與勞動力成本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4.9%，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35%左右。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將面臨老人小孩撫養比增加、養老金、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壓力加大。同時，婦女生育率持續下降，將導致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勞動成本不斷上升，勞動力市場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28］。與2022年同期相比，2023年第二季度，包括工資和社會繳款在內的每個工人和每月的平均勞動力成本增長了5.8%，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使得中國在一些傳統制造業領域面臨著競爭力下降的問題。

第五，政府治理體系還需完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首先是我國市場準入過程中存在門檻過高、行政審批繁瑣等問題，限制了市場競爭和創新的空間。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2020》數據，中國營商環境總體得分排名全球第31位，首次進入全球前40位。盡管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中國在納稅（排名第105）、獲得信貸（排名第80）和跨境貿易（排名第56）等領域仍顯滯后。中國企業財稅合規年平均耗時138小時，而新加坡僅為64小時。其次是我國一些領域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雖然制定了，但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問題，制度執行效果不夠明顯。最后是我國政府在跨部門協同方面仍然存在問題，影響了政策協調和推動的效率［29］。

2.中國經濟遭受“修昔底德陷阱”的外部壓力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就伯羅奔尼撒戰爭得出的結論，雅典的崛起給斯巴達帶來恐懼，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借用此概念揭示一個新興大國必然會挑戰守成大國的地位，而守成大國必然會采取措施進行遏制和打壓，兩者的沖突甚至戰爭在所難免［30］。在中美貿易爭端持續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所面臨的“修昔底德陷阱”壓力不言而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對華演講時提出“投資、拉盟、競爭”六字方針，以對抗和打壓中國的發展［31］。

首先，“投資”主要指美國將加大對本國基礎設施、供應鏈、教育、科研等領域的投資，以確保其自身競爭力。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撥款將達到2 500億美元用于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旨在確保美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過去幾十年，許多美國企業將生產業務外包到海外，導致供應鏈中的許多環節離岸化。然而，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動蕩以及新冠疫情的沖擊，揭示了對供應鏈的依賴性和脆弱性。美國政府通過加大對供應鏈的本地化投資來減少對外部不穩定因素的依賴，提高美國制造業的韌性和競爭力。為此，2021年3月，美國總統拜登高調推出為期8年、總投資高達2萬億美元的“重建美國”基建計劃。

其次，美國計劃加強與盟友合作，“拉盟”形成一個聯合陣線以阻擋中國正常的影響力擴張。例如，美國積極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等國建立所謂的“印太聯盟”，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威懾中國的軍事影響力。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三國舉行海上聯合演習，旨在加強對南海的軍事存在，不斷對中國進行軍事挑釁。在經濟方面，美國與盟友加強經濟合作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并形成更強大的陣線。比如說，美國通過與盟友合作，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并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以在經貿方面對其進行打壓。2019年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拉攏其盟友國家減少對中國的糧食和能源的出口，企圖引發中國的糧食和能源安全問題。此外，美國政府還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等國家共同制定了關于中國新疆維吾爾族人權問題的制裁措施，試圖煽動中國內亂。

第三，在具備資金投入和盟友支持后，美國還將計劃有選擇性地與中國在科技、經濟等多個領域展開“競爭”。中國在科技和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美國意識到了這一點，并通過資金投入和盟友支持來加強自身的競爭能力。美國推出了“全面封堵華為”政策，限制了華為在美國及其盟友國家的發展，此舉反映了美國在科技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的態勢。關于經濟方面的競爭，2019年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美國政府通過征收關稅和實施貿易制裁來遏制中國的海外市場。根據聯合國貿易數據，2019年美國對中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其中，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同比下降了20.6%左右，對中國的進口額同比下降了12.5%左右（圖5）。

綜上，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對內面臨著產業升級滯后與創新能力不足、資源與環境約束、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巨大、人口結構老齡化與勞動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還需提高等問題。對外面臨來自圍繞美國提出的“投資、拉盟、競爭”所引發的經濟貿易爭端、科學技術封鎖、意識形態威脅、國家領土爭端等一系列危害到國家安全的挑戰。

（二）新質生產力破解經濟高質量發展困境的戰略價值

1.新質生產力解決內部發展困境的戰略價值

第一，新質生產力可以推動產業升級提高創新能力。首先，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將推動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值和高技術領域轉型升級。通過引入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和新產品，可以改善傳統行業的生產方式和效率，提高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32］。例如，智能制造技術的應用可以提升傳統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推動制造業向智能制造轉型。其次，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將為產業結構的升級提供新動力，例如光伏、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將促進經濟的多元化和結構優化，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和發展潛力。最后，在結構調整過程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還有利于增加就業崗位，為新興產業提供更多的機會［33］。

第二，新質生產力可以推動資源高效利用促進綠色發展。首先，新質生產力提倡技術創新和應用，通過引入新技術、新材料和新裝備，提高生產效率，減少環境污染［34］。例如，推動智能制造和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提高生產過程的精細化和精準化，減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其次，新質生產力倡導綠色發展，注重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和環境影響。通過推廣清潔能源和清潔生產技術，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應對氣候變化。最后，新質生產力推動環保產業的發展，通過創造綠色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形成綠色經濟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良好發展格局［35］。

第三，新質生產力可以縮小區域、城鄉發展差距促進區域均衡發展。首先，新質生產力通過科技創新，引入新的生產工藝、技術和管理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從而推動經濟快速發展，促進區域、城鄉發展的均衡和協調。例如，中國的高鐵發展依靠科技創新，連接了許多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提供了快速的交通通道。高鐵的引入使得這些區域的經濟活力得到了提升，就業機會增多，促進了區域的平衡發展［36］。其次，新質生產力強調產業高效低耗，通過提升生產效率和降低資源消耗，可以改善資源配置不均問題，減少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再次，新質生產力追求高品質生活和社會服務均等化，通過提供高品質的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改善農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條件，提高城鄉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質量，減少收入差距的擴大［37］。最后，新質生產力借助數字技術，可以推動信息化和智能化發展，改善區域和城鄉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數字賦能，可以提升農村地區的生產力和創造力，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減小城鄉數字鴻溝，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38］。

第四，新質生產力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增加就業崗位。首先，新質生產力倡導技術創新和自動化生產，通過智能化、數字化和機器人等先進技術的應用，實現勞動力的替代與優化配置，這可以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緩解因勞動力短缺而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其次，新質生產力強調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通過先進的管理和生產方式，實現生產過程的優化和效率的提升。這可以從根本上提高勞動力的產出水平，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企業的壓力［39］。最后，新質生產力也鼓勵創新創業和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發展未來產業和服務業，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就業機會［40］，這可以有效吸納勞動力，增加就業崗位，減輕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

第五，新質生產力促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41］。首先，新質生產力的應用使政府能夠更高效、快速地獲取和處理大量數據，以支持決策和規劃。以農村扶貧建檔立卡為例，通過信息技術和大數據分析，政府可以精確識別貧困戶并建立檔案，實現精準扶貧。全國貧困人口建檔立卡數據顯示，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由2015年的3 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 808元，年均增幅達到30.2%。其次，新質生產力的應用提升了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例如，健康碼應用提高了公共衛生防疫效率，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廣泛使用健康碼系統來追蹤、檢測和隔離病例，有效阻斷了疫情傳播。再次，通過信息技術和數字化平臺的應用，政府可以提供更加便捷、快速和務實的服務，消除地域和資源的限制。比如醫保和社?；ヂ摼W應用提高了居民異地就醫就學效率。最后，新質生產力促進社會服務一體化發展，減小了區域和個人獲得高質量社會服務的成本，并實現了時間的節約［42］。例如，中國的“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將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整合在一起，方便居民一站式辦理各項服務需求，居民不再需要去不同部門排隊辦理不同的服務，節約了時間和精力。

2.新質生產力應對外部發展壓力的戰略價值

第一，新質生產力在解決中美經濟貿易爭端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新質生產力通過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為中國企業帶來競爭優勢，并幫助它們進入國際市場。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國企業可以提供更具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求。例如，中國的手機制造企業華為和小米，通過自主創新和高品質的產品，已經在全球市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傳音手機占據了非洲地區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并同時向拉丁美洲和南亞地區迅速擴展。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推動了全球貿易的便利和高效，通過電子商務和在線平臺，中國企業可以直接進行全球貿易，在貿易伙伴和市場上實現多元化，降低對任何單一市場的依賴。不僅如此，新質生產力還可以提高農田生產力和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對糧食和能源的進口需求。

第二，新質生產力在解決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推動了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中國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5G等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具備了自主研發和生產相關技術的能力，這使得中國能夠減少對外技術的依賴，降低了美國對中國技術封鎖的影響。例如，華為在5G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上取得了世界領先地位，成為全球通信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之一。2023年9月，華為Mate 60系列手機及鴻蒙4.0操作系統的出現，展現了華為突破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芯片技術封鎖的巨大破防能力和勇氣。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促進了全球科技合作和知識共享。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科技合作，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科技交流。通過與其他國家共同研發和生產，中國不僅擴大了獲取外部技術和知識的渠道，還能通過共享技術成果而減輕美國技術封鎖的影響。

第三，新質生產力對解決美國對中國的人權和意識形態威脅具有重要作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通過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現代化建設，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權狀況得到持續改善。中國通過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和福利待遇，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物質基礎和自由選擇的空間，減輕了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指責和意識形態壓力。此外，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中國的文化自信和國際話語權的提升。中國加強了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提倡多元文化交流與對話。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在國際上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和認同，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第四，新質生產力在解決美國對中國的領土爭端壓力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首先，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帶動了中國的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

通過新質生產力的前沿技術和海洋技術的應用，中國能夠更好地利用自身資源和技術優勢，減輕了美國對中國領土爭端的壓力。例如，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方面使用了現代化的工程技術，提高了海洋領土建設的效率和質量，鞏固了在南海的主權，減少了美國對中國的領土爭端壓力。此外，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加強了中國的國防實力和軍事技術水平。中國通過自主研發和生產先進的武器裝備，提高了軍事能力和實力，這使得中國在處理領土爭端時能夠維護自身利益和權益，減少了美國的干涉和施壓。例如，中國自主研發的殲-20戰斗機和航母等先進軍事裝備的發展，提升了中國在領土爭端中的談判地位和軍事平衡力量，降低了美國對中國的領土爭端壓力。

綜上，新質生產力從狹義上重點強調通過科技創新、產業升級驅動經濟增長，從廣義上則涵蓋了諸如保民生、保就業、保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等其他維護國家長期安全在內的管理要求與內涵。

四、新質生產力是推進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兩者相得益彰

新質生產力的提升是實現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為國家提供了強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構建堅固的國家安全體系。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升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為國家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經濟實力的增強不僅帶來了更強大的資源保障和自主發展能力，而且為國防和軍事建設提供了充足的財力支持；新質生產力的增強也提升了國家在科技創新和信息領域的實力，中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國際科技競爭中具備了更強的話語權和技術能力；新質生產力的提升也推動了國家的全面安全建設和綜合治理，綜合安全構建需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和協同作用，中國通過加強社會穩定、扶貧工作、生態保護、國際合作等方面的努力，提高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指數，為國家的整體安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國家安全穩定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國家安全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和保障，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新質生產力需要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國家安全可以確保社會的穩定和秩序，維護社會各界的合法權益，為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持續的資源保障，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充足的資源支持，包括人力資源、物質資源、金融資源等，國家安全可以確保資源的穩定供給和有效配置，防止資源的過度損耗和浪費，為新質生產力提供可持續的發展基礎；國家安全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市場需求和拓展空間，國家安全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市場環境，保障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穩定和擴大，為新質生產力的市場拓展提供保障，并增強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為新質生產力的出口和國際合作提供支持。

可以認為，新質生產力是推進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而國家安全穩定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兩者相得益彰。

五、政策建議

新質生產力的“科技創新驅動”“產業高效低耗和環境可持續”“高品質生活和社會服務均等化”“數字賦能”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特征是解決我國內部產業升級滯后與創新能力不足、資源環境約束、人口結構老齡化等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抵御中美貿易摩擦、科學技術封鎖、地緣政治沖突等困境的有力武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積累了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和堅實的政策制度保障，并在以數字經濟和高技術產品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領域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在高度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下，發展新質生產力并非易事。為了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科學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還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繼續努力。

（一）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要注重區域城鄉均衡發展，努力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

不均衡發展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在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人民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對不完善，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和不滿情緒，甚至形成社會動蕩和不安定的局面。因此，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一定要秉持均衡發展的原則。根據姚樹潔所提出的“板鏈拉動”和“馬陣跨阱”理論，我們可以優先發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較為成熟的東部沿海城市，并在內陸地區布局新質生產力，打造新一批經濟增長點，將新質生產力發展領先型城市定義為快馬，而新質生產力發展落后型城市定義為慢馬，讓快馬城市能夠繼續穩定向前發展，同時也要讓快馬城市的先進技術進步和管理方法擴散影響到慢馬城市，激發慢馬城市的潛能，使慢馬城市以更快的速度去追趕快馬城市，以實現區域間新質生產力的均衡發展［43］。區域間生產力的均衡發展，可以減少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激發全國性、全域性、全要素性的最大發展潛能，為中國經濟可持續高質量增長打下堅實的空間地理基礎。

（二）從內部加強自我建設，釋放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潛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一要促進創新驅動，增加科技研發投入，建立更加開放和良性的創新生態系統；支持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與企業深入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鼓勵和引進創新型企業、高端人才和海外留學人才，提升創新能力。二要深化綠色發展理念，推動資源循環利用和節約利用，加強生態保護和恢復；鼓勵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降低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改善人民的生存環境，提高居民幸福感。三要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并促進社會服務均等化，加大對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服務的投入，提高服務質量和均等化水平；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基本生活權利和社會公平；加強城鄉發展一體化，促進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配套；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改變人口的流動格局，縮小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為各個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提高勞動生產率，釋放落后地區的發展潛能。四要加快數字化建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傳統經濟的數字化水平；加強網絡安全保護和信息化管理，防范信息安全風險；加快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引進人才和勞動力、鼓勵生育、探索社會養老保險和養老改革，緩解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五要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改革創新政府治理體系，提高政府決策和執行能力；推行效能優先、權責清晰的績效管理制度；加強法治建設和司法體制改革，促進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

（三）打造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給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基礎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

一要分化貿易伙伴，減少對美國的貿易依賴，提高對東盟國家、“一帶一路”國家、中亞、非洲、拉丁美洲、俄羅斯等國家的貿易份額。二要加快國內技術創新，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爭取在關鍵領域取得重大突破，解決“卡脖子”問題，減少對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技術依存度，爭取在國際競爭中取得話語權和主動權。三要發展強大的媒體和宣傳陣營，通過以事實為基礎的媒體報道和宣傳活動，展示國家的真實形象和立場，加強國際傳媒資源和影響力，使真實信息得以廣泛傳播，從而減弱抹黑行動的影響。四要加強雙邊和多邊關系，使得中國擺脫被脫鉤的風險，通過加強雙邊貿易、投資、科技合作等領域與其他國家建立更穩固的關系，進一步提升自身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積極參與并推動建立穩定和可持續的多邊機制和合作框架，使得中國與其他國家可以共同商討解決全球性問題，維護自身的利益和發展空間。五要冷靜科學對待兩岸關系，繼續堅持

和完善“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六要加強軍事國防建設，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敢于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我們沒有侵略他人的欲望，但是必須有保護自己的能力、信心和定力，以此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對國家安全和長期發展的威脅。有了安全穩定內外部環境，我們國內的經濟增長才能保持可持續，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并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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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connotation， strategic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YAO Shujie1，2， ZHANG Xiaoqian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2. Li Anmi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P. R.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pa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factors driven to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promoting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seizing the wave of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ild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winning the initiative in development.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logic， strategic value， and realization path. Combined with the proposing backgrou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related discussions，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us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en，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low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high-quality life and social service equaliz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It deconstructs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and policy environment guarantee accumul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xport status of high-tech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 as to objective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of middle income trap， such as lagg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capacit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unbalanced regiona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rising labor costs，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iciency. Under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Thucydides trap， such as trade disputes， technological blockade， human rights and ideological threats， and national territorial disput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of strategic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it points out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alizing national security， provides a strong security guarantee for the country， and helps to build a solid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On this basi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e also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Fin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ternally，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hould be released to break the curse of middle income trap. A secure and st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fostered to provid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break the curse of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nd powerful dual cycles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security

（責任編輯? 彭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