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的類型功能、治理困境與借鑒啟示

徐艷茹 鄭潤廷 劉繼安

摘? ?要：當今世界科學體系中，美國長期處于領跑地位。獨立于院系之外的有組織科研機構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科技創新起著重要作用。分析美國有組織科研機構的類型功能、治理困境，有助于為我國高校有組織科研的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文章基于對歷史資料、文獻和相關大學官網信息的系統梳理發現，美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沿著“贈與或捐款—基金會或捐款—政府部門資助—社會多方資助”發生了三次重大轉型。類型特征層面，美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分為標準型、適應型、影子型。功能作用層面，美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對研究型大學、企業和政府三個創新主體，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治理困境層面，美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面臨的困境包括與院系的矛盾、內部治理以及功能定位三個方面。我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建設可與高校使命定位同向而行，確保資源的可持續性，重視治理機制建設。

關鍵詞：有組織科研；有組織科研機構；高校；科技創新；美國

中圖分類號：G644? ? ? ? ?文獻標志碼：A? ? ? ?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3.05

一、引言

當前，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以原始創新為基礎和支撐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和顛覆性創新，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高校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和創新人才培養的主陣地。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特別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需要加強有組織科研。但是，高?？蒲袩o論在價值導向還是在組織架構與運行機制等方面，都與有組織科研不夠匹配。如何推動高校有組織科研，是一個亟需深入研究的問題。

當今世界科學體系中，美國長期處于領跑地位[1]，研究型大學是推動美國科技創新的一支核心力量。在美國高校內部，存在著獨立于院系之外的研究中心、實驗室、研究所等實體科研組織，被統一稱為“有組織科研機構”①（Organized Research Units，ORUs）[2]，它們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科技創新起著重要作用[3]。本文基于歷史資料、文獻和相關大學官網信息，系統梳理美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的歷史演進、類型特征、功能作用以及面臨的現實困境，以期為我國高校創新科研組織模式提供啟示與借鑒。

二、歷史演進

從歷史上看，美國高校ORUs由農業實驗站、大學博物館和天文臺演變而來。[4]19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已經存在兩種ORUs：一是天文臺，為利用大型和昂貴的儀器而設立；二是大學博物館，為保存和利用具有科學或學術價值的藏品而設立。贈地學院的發展是促進美國高校有組織科研機構建立的第一個契機。1816年康涅狄格州建立的農業試驗站被視為美國高校第一個研究中心，后合并到該州的贈地學院。[5]1862年頒布的《莫里爾法》規定，聯邦政府在每個州至少資助一所學院從事農業和技術教育。1887年頒布的《哈奇法》進一步鼓勵農業試驗站的建設，促進了美國贈地學院中ORUs的發展。[6]直到一戰前，美國高校ORUs的建設和運行仍主要依靠外部資助，雖然由一位或多位受雇于高校的教學科研人員管理，并擁有全職的行政人員負責日常事務[7]，但ORUs與美國高校的聯系還很薄弱。表1展示了一戰前美國高校ORUs的典型代表及其資助來源。

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高?？蒲姓w實力并不突出，此時世界科學中心仍是德國[9]，斯坦福大學時任校長大衛·斯塔爾·喬丹在1906年稱“美國高校顯然是一種教學型大學”[10]。在德國洪堡大學“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理念的影響下，如何在教學之外大力發展科學研究活動成為高校領導者關心的重要問題。[11]為了彌補以教學為主要任務的院系在科學研究中的內在局限性，美國部分高校開始在各學科領域建立ORUs。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大型慈善基金會加大了對高?？蒲谢顒拥馁Y助，一些大型工科院校，如麻省理工學院和密歇根大學，與工業界建立了緊密的合同研究關系[12]，促進了美國高校ORUs數量的大幅擴張。但這一時期成立ORUs仍未成為美國高校的普遍現象，政府也沒有將其納入專門的行政事務管理范疇。此外，在一戰期間，美國政府將受雇于高校的科學家招入軍隊，派駐到聯邦實驗室進行研究。[13]這些因素使美國高校ORUs沒能對校內教學科研人員的日常工作產生太大的影響。表2展示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高校ORUs的典型代表及其資助來源。

轉折發生于二戰期間[15]，國家戰略需求，尤其是對雷達和原子彈研制等的需求，推動了美國聯邦政府在有一定研究基礎的研究型大學建立聯邦實驗室②，與大學簽訂研究合同。典型代表如“曼哈頓計劃”選定麻省理工學院的雷達研究實驗室（后來的林肯實驗室）以及加州大學的洛斯阿拉莫斯“特別武器實驗室”開展原子彈研制。[16]鑒于美國研究型大學在軍事科研項目中的重要貢獻，在二戰結束時，人們普遍認為聯邦政府和大學間的科研伙伴關系應該得到延續。[17]更重要的是，原子能、雷達、噴氣推進等技術的不斷發展，使聯邦政府不得不依靠大學進行持續性的研究。這些使得二戰后美國聯邦政府各部門加大了對研究型大學活動的資助。1953—1957年，聯邦政府各部門對美國高?？蒲薪涃M撥款翻了一番。[18]美國研究型大學也通過代管聯邦實驗室得以承擔大批國家重大研究項目，在服務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同時提升了學術水平。[19]

受美蘇軍備競賽驅動，尤其是在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刺激下，美國全面開展原子能開發、空間技術等“大科學”研究，典型代表是“阿波羅計劃”。在這期間，聯邦政府各部門在研究型大學中建立了一批新的聯邦實驗室，成為承擔國防戰略科研任務的主要力量，典型代表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和芝加哥大學的阿貢實驗室。美國1958年頒布的《國防教育法》顯示其科技政策高度重視“空間、教育和科學”，而這些都是美國研究型大學的長處所在。在此背景下，聯邦政府各部門再次加大對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經費投入，1964年聯邦政府各部門對高校的科研投入是1959年的2倍。[20]1965年聯邦政府各部門對高校的科研經費投入占高?？蒲薪涃M來源的73.2%，創造歷史峰值。[21]

聯邦政府的資助、科研水平和社會聲譽的提升進一步推動了美國研究型大學對科研活動的重視。但是，用于科學研究的巨額費用無法從學費或常規教學預算中獲得，而只能單獨從外部來源中籌集[22][23]，此外，為支撐科研活動，高校還必須提供大量其他資源，包括圖書館、實驗室以及保障科研能力強的教師擁有充足的科研時間等。因此，籌措到能夠支撐科研活動的人、財、物等資源是美國研究型大學這一時期面臨的挑戰。[24]

長期以來，聯邦政府的科研資助是美國高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科研經費來源。[25]從研發活動類型來看，基礎研究經費在美國高校研發經費中的比重一直在2/3以上，聯邦政府對高校的研發投入也主要用于基礎研究。[26]成立于1950年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是支持美國高?；A研究以及科學與工程教育的主要聯邦機構。然而，它實際控制的科研資助金額相對較少。另外，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越南戰爭、柬埔寨戰爭等引發大規模的學生反戰運動。[27]圍繞戰爭，政客與知識界產生分歧，導致聯邦政府撥付大學基礎研究的經費不斷縮減。[28]在此背景下，聯邦政府傾向于采取同行評議基礎上的競爭性科研項目的形式，通過簽訂科研合同資助高?？蒲谢顒?，而不是提供穩定性科研資助。[29][30]

為適應聯邦政府以項目為中心的科研活動資助要求，研究型大學創新科研組織模式，紛紛在傳統的學術結構之外成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等自治的ORUs[31][32]，其目的包括：推進和促進多學科的研究和學術工作[33]，提高大學的聲譽[34]，實現科研資助來源的多元化[35][36]。此后，美國研究型大學中的ORUs數量迎來了快速增長。

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高校ORUs約有5000多個，其中大多數是二戰以來建立的。[37]一項關于100所研究型大學的統計調查表明，從1980年到1985年，這些大學中的ORUs從1507個增加到了2140個，增長42%；排名前25名的高校中，ORUs的平均數量為48個，排名后75名的高校中，ORUs的平均數量為23個。[38]2009年，美國和加拿大高校中的ORUs共有15，500個，而1965年時，僅為3500個，年增長率為5%～10%。[39]表3為兩次世界大戰至20世紀60年代美國高校ORUs的典型代表及其資助來源。

20世紀70年代，全美各州經濟持續疲軟，高?？蒲薪涃M長期呈現負增長。與此同時，美國科技體系進入了調整轉型時期，強調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重視民用科技的開發，更加聚焦科技成果轉化。[41]1981年，里根政府推行“小成本大回報”的國家科研政策，將大學科研推向私有化、市場化，減少政府對大學的資助與干涉。[42]同時，研發人員隊伍逐步增長，科學進步對尖端技術、精密儀器設施要求也日益提高。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科研需求已經超出了聯邦政府可以支持的能力范圍，急需尋找政府以外的資金來支撐其科研活動。[43]與源自贈地學院的“威斯康星理念”一脈相承的是，此時高校社會服務職能被視為學?！案鞣N資源重新分配和整合的過程”。[44]這些因素促使美國高校主動面向社會需求，積極爭取外部資源，其科技合作伙伴與服務對象不斷增多。[45]除聯邦政府各部門外，美國高校的科研經費還來自州政府、大學自籌經費、工業界和私立非營利性機構。這一時期，工業界對美國高?？蒲匈Y助的增長最為明顯。1995年，工業界對美國高校的研發投入約為1960年的8倍。[46]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社會網絡化、信息化變革推動了面向知識經濟的社會轉型。知識生產模式轉型[47]、三螺旋[48]、國家創新生態系統[49]等理論與概念的提出，均強調科技創新在產業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大科學”時代的科研活動難以由一方力量單獨完成，需要大學、工業界及政府之間緊密合作。早在1980年，美國就出臺《拜杜法》，將以政府財政資金資助為主的知識產權歸屬于發明者所在的、與政府簽訂合同或授權協議的研究機構，極大促進了研發成果的技術轉移和商業應用。[50]硅谷、馬薩諸塞州128號公路科技帶、北卡羅萊納州三角研究園以及奧斯汀—圣安東尼奧走廊的經濟繁榮，證明了大學科研轉化之于經濟引擎的潛力。[51]這些成功案例加快了產業資本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科研活動的資助，進而推動ORUs通過項目式科研活動回應資助者需求。在此過程中，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功能也日漸完善。

自《拜杜法》實施以來，美國高校不斷通過體制與機制創新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例如，斯坦福大學制定了一套有關專利披露和版權范圍、所有權和版稅分享、企業贊助和政府基金資助的成果等方面詳盡的技術轉移政策體系，凡教職員工從事的研究或者利用了斯坦福大學資源開展的研究，其成果所有權都歸斯坦福大學。以版稅為例，斯坦福大學現行政策為：凈現金版稅收益中，發明者、所在院系、學校各占1/3。[52]據統計，2020年美國高校專利授權量為8706件，約為1979年的33倍。[53]

美國研究型大學ORUs通過技術開發和轉讓促進經濟發展引發了廣泛的國際示范效應。20世紀90年代末期，歐洲發達國家[54][55]以及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為了提高本國高等教育的全球經濟競爭力和綜合國力[56][57][58][59]，紛紛效仿美國，也在其頂尖研究型大學中設立ORUs。

歷史上來看，美國高校ORUs資助來源沿著“贈與或捐款—基金會或捐款—政府部門資助—社會多方資助”發生了三次重大轉型，在此過程中，政府—高?！I界—公民社會的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從世界范圍來看，在美國高校ORUs資金來源從“基金會或捐款”轉向“政府部門資助”的同時，世界科學活動的中心也從德國轉向了美國。從“捐款”到“資助”，外部資金的目的性在強化，使得ORUs的價值取向發生變化，從無特定方向的自由探索轉為追求有用的科技溢出效應。伴隨著資金來源從“政府部門資助”轉向“社會多方來源”，社會力量投入研發活動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與政府一同投入科技創新，使得美國世界科學活動中心的地位不斷強化。從“單一來源”到“多方來源”，使得ORUs不再以服務某一特定群體為根本，因而能夠更加深入地嵌入到社會發展之中，其職能從重視“科研”轉向強調“社會服務”。

三、類型與特征

二戰后美國高校ORUs的類型與定位包括[60]：一是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型科研機構，如聯邦實驗室，它們擁有能夠提高大學聲譽的重要科研平臺和重大科技成果；二是社會導向的項目制研究機構，它們主要為外部資助者提供科技服務，受特定科研效益驅動；三是院系中的學術中心，它們以高校的基本業務費用作為經費來源，同時承擔教學功能，小型的跨學科研究中心也屬于學術中心的一種，它們旨在通過加強和引導教師的研究來吸引外部資助。

從事科學研究是所有美國高校ORUs的核心使命。在此基礎上，不同高校ORUs存在不同維度上的差異。例如，外部支持、科研人員規模、教學科研人員與專職科研人員占比、與學術部門（院系）間的距離、與大學的融合、跨學科程度、對應用研究的強調等。[61]有學者[62]將美國高校ORUs分為三種類型：標準型（standard type）、適應型（adaptive type）、影子型（shadow type）；分類標準為四個維度：一是匯聚資源的能力，二是程序的具體化程度，三是目標和任務的穩定性，四是實現目標和任務所需資源的穩定性。

標準型ORUs是獨立于院系的、建制化的組織實體，擁有全職的員工和明確的使命，一個典型代表是獨立運行的大型實驗室。影子型ORUs是非建制化的小型中心或研究所，不一定有獨立的預算，可能缺少外部科研資助或者獲得資助的渠道比較單一，沒有固定的工作人員與工作場所，科研工作可能完全依靠研究生助理，典型代表是“個體戶”或“課題組”形式的研究團隊。適應型ORUs介于上述兩者之間，沒有核心的基礎設施，工作人員很少，并經常根據能夠獲得的資助變動其成員和轉變科研目標，典型代表是以承接項目為目標、臨時組建的小型研究團隊。表4總結了三類ORUs的核心特征。

四、功能作用

學者認為，ORUs的發展使美國高校成為科技創新的源泉[64]，同時，ORUs之間激烈的競爭也會提高學術標準，并確保創新的迅速傳播。[65]斯勞特（Slaughter）和羅得斯（Rhoades） [66]認為ORUs是連接大學、工業界與政府共同參與的新知識回路中的一個重要橋梁，有助于將學術和知識資本轉化為財政收入。尤其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中的ORUs通過強化科研，為推動美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值得其他國家借鑒。[67]總體而言，美國高校ORUs的功能作用可從研究型大學、企業創新主體和政府三個主體視角來理解。

從研究型大學視角來看，ORUs是高校內部功能和結構調整的產物。它們可以通過跨學科合作增強高校的科研活力，提升高?？蒲新曌u。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中的ORUs通常擁有多樣化的資金來源和先進的科研基礎設施，有利于知識的發現、創造和傳播。[68][69][70]同時，相較于院系等學術部門，ORUs更為靈活，能夠通過自身的變化回應社會對相應知識的需求[71][72][73][74][75]，從而使得大學兼具穩定性和靈活性。例如，ORUs是促進美國高校技術轉移的核心機制，被認為是二戰后美國大學科研系統通過回應社會需求[76]，推動“大科學”研究進程的一個決定性因素[77]。硅谷是美國高校ORUs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向產業轉移，以刺激區域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正因為ORUs能對社會需求快速響應，其具備能夠吸引來自聯邦政府、州政府、產業界以及其他非營利基金會科研資助的能力[78][79]。

從企業創新主體視角來看，美國高校ORUs在三類研究中為工業界和知識密集型企業提供專業知識：一是前沿基礎理論研究（basic research），往往需要頂尖科學家和大學參與，高校的基礎研究有可能成為工業企業未來新技術的發展基礎；二是高度復雜的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通常對學術分析能力或專門設備或設施有較高要求；三是監測研究 （monitoring studies），企業資助這類研究，了解對企業發展有利的研發突破方向，或建立與相關學術專家間的長期合作關系。[80][81][82]除此以外，高校還可以為工業界不斷提供訓練有素的技術人才。[83]

從政府視角來看，ORUs滿足了跨領域的知識生產需求，融合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三項職能，全方位支撐國家發展戰略，并作為中間主體，協調產業、政府多元主體的關系，從而建立更為穩固、迅速的“知識需求—知識產出”反應體系。同時，ORUs在支持聯邦政府傳播和利用研究成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最終有利于提高經濟活動、環境、公共衛生和生活質量[84]，從而提高政府部門的績效。

五、面臨的困境

也有研究認為，美國高校ORUs并未充分發揮最初所預期的功能與作用[85]，包括沒有真正實現跨學科合作[86][87][88]，社會影響力和受關注程度較弱[89]，未能充分利用大學教師的智力潛能[90]等?？偨Y而言，美國高校ORUs面臨三個方面的困境：與院系的矛盾、內部治理困境以及外界對其功能定位的質疑。

（一）與院系的矛盾

研究表明，對稀缺資源的爭奪是造成美國高校ORUs與院系間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些稀缺資源包括教學科研人員的時間、內部資金、物理空間、儀器和研究基礎設施、學術聲望等。

其一是ORUs與院系間在教學科研人員的時間投入方面存在沖突。ORUs將較少的課程教學負擔作為吸引、激勵教學科研人員的有利條件。其二是內部資金沖突。教學一直被認為是高校的首要職能，因此與院系相比，ORUs獲得的學校內部資助并不穩定，尤其是在學校財政緊縮期，許多高校更傾向于減少ORUs的預算。其三是研究基礎設施使用沖突。高校里的實驗室物理空間、儀器設備和支撐科研活動的資源都是有限的。由于ORUs能夠獲得外部資助，且以研究為主業，其基礎科研設施往往優于院系，一旦這些資源不能與院系共享，就容易出現沖突。其四是學術聲望歸屬沖突。院系和獨立建制的ORUs都試圖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知名度和聲望，而如果科研人員同時隸屬于院系和獨立建制的ORUs，院系和ORUs間尤其會因學術出版物署名而產生矛盾。

ORUs較低的教學要求、較好的科研條件往往會引發沒有參與ORUs活動的專業人員的嫉妒和對ORUs科研價值的貶低。這使得專業人員間基于信任的合作很困難，因此，盡管ORUs是跨學科導向的，但實際落實情況并不理想。[91][92][93]另外，由于教學科研人員的晉升等事宜由院系把控，這可能對參與ORUs活動的教學科研人員，尤其是還未獲得長聘職位的年輕人，在晉升和獲得長聘職位方面有不利的影響。[94]

（二）內部治理困境

美國高校ORUs面臨的治理困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組織結構定位模糊、科層制官僚式管理、組織發展中的慣性。

學者認為，大部分ORUs都沒有很好地融入美國高校的組織結構中。[95]原因在于其組織結構定位模糊，有些ORUs是院系的延伸，有些則是獨立實體。ORUs在高校行政結構中的位置及其所得到的支持和扶持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跨學科程度。它的上級領導既可以是院長，也可以是教務長甚至校長。往往報告權限越高，ORUs就越被重視，也更有可能獲得高水平的內部支持。

從內部管理來看，ORUs具有顯著的科層制特征[96]，ORUs的最高領導是主任，具有很高的權威，負責ORUs的戰略規劃，以求持續獲得科研項目和資助。因此，ORUs往往承載著主任的理念、興趣和目標[97]，ORUs是否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任的戰略管理和資源籌集能力。批評者指出，許多ORUs是其主任的私人“領地”，有時使監督變得困難。

從組織發展來看，盡管ORUs應該是靈活的組織，可根據具體情況建立或關閉。[98]但實際情況是，只要有足夠的資源，新成立一個ORU很容易，但要關閉一個ORU卻很難。就像大多數組織一樣，ORUs往往會形成自己的慣性，受到定位模糊、官僚式管理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即使ORUs不再為大學提供有用的服務，也會繼續存在。它們的建立和關閉很少受到理性或系統規劃的指導。[99]

（三）外界對其功能定位的質疑

傳統高?？蒲谢顒油亲杂商剿魇降幕A研究，這就引發了外界對ORUs科研活動的“任務導向”或“計劃性”的批評。ORUs的研究計劃通常反映資助者的需求和利益，而不是由各院系的學術研究目標所決定。這種追求應用性的科研取向，被認為不如基礎研究有意義，缺少學術價值。尋求外部資金有時被視為機會主義和企業式行為，與學術界的價值觀不一致。

高校的核心使命是人才培養，其次才是通過研究和學術促進新知識的發現。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ORUs僅為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員提供科研培訓場所，并為教授專業領域的高級課程提供一批兼職教師。[100]同時，與院系相比，ORUs往往缺乏基礎研究水準的知識內核。這使得ORUs在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成果方面的成就與傳統的院系相比有一定差距。[101]

六、啟示

基于上述論述可以看出，ORUs是高校發展過程中為滿足社會需求而產生并不斷完善的組織結構。通過規劃和采取適當舉措，在充分的內部支持和指導下，ORUs可以大大增強高校吸引外部資金的能力。同時，ORUs為教師之間的跨學科合作提供機會，這不僅對“大科學”時代高?？萍紕撔?、提高學術知名度至關重要，而且是解決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一系列復雜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當然，美國的經驗也表明，ORUs與學術部門尚未形成有機結合、有效協同。結合對美國經驗和存在問題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點啟示，以供我國高校發展ORUs時借鑒。

（一）與高校使命定位同向而行

由上述分析可知，美國高校ORUs的歷史演進過程是政府、高校、產業界、公民社會之間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高校的使命定位從教學到科研再到社會服務導向的轉變。ORUs的成立、發展必須與高校的使命和目標相一致，遵從整體發展戰略。如果ORUs不考慮與高校的使命以及與其他項目間的協調，可能會產生惡性競爭，破壞高校組織文化。從ORUs自身發展的可持續性來看，如果其與大學發展方向相左，當外部資助不足時，就很難獲得大學的資助。此外，外部資助者往往更加信任在資源、人力、行政等方面獲得高校管理層背書的ORUs，這也需要ORUs與高校的使命定位相一致。

（二）確保資源支持的可持續性

雖然ORUs是高校在某一特定領域吸引外部資助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吸引到足夠外部資金、產生系統性造血能力之前，ORUs的運行需要高校的大力支持。如果高校沒有持續性資源投入以維持ORUs的長期運行，就會產生沉沒成本。[102]因此，在成立ORUs之前，高校管理者不僅應充分評估ORUs與高校使命定位的一致性，還應重視評估其是否有可持續地獲得外部資助的“市場”。

（三）重視治理機制建設

首先，為了最大化保障ORUs的跨學科特性，應當在院系之外建立獨立的自治機構，以實現資源共享，且支持其他院系教學科研人員的參與，而這往往也是外部資助者所希望的。[103]其次，要對ORUs的發展制定清晰的規劃。由于主任對于ORUs的發展以及獲得外部資助至關重要，因此應該選擇具有學術權威且經驗豐富的主任領導ORUs。再次，應該注重協調ORUs與其他學術部門或者附屬院系的關系，避免大學內部的“斗爭”。最后，應建立常態化審查機制，以確保ORUs自身戰略目標的實現以及對大學的貢獻，并以此作為是否調整ORUs發展方向以及對其資助的依據。

注釋：

①國內有學者將Organized Research Units 直譯為“有組織科研單位”，筆者認為“單位”一詞在我國情境中具有特殊的內涵，而Organized Research Units對應國內語境中的“有組織科研機構”。

②國內學者傾向于將National Laboratory 和 Federal Laboratory 統稱為“國家實驗室”。在美國語境中，National Laboratory一般指狹義的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而Federal Laboratory則是一種更加廣義的稱呼，在本文中將其直譯為“聯邦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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