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研究熱點議題與學術啟示

■ 張志安 龔沈希

2023 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我國各項事業發展站在更新更高的歷史起點上，“從國際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從國內看，我國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但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1］。面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發展形勢，如何穩步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青年群體被寄予厚望。2023 年6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時指出“青年人有理想、敢擔當、能吃苦、肯奮斗，中國青年才會有力量，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才能充滿希望”，把黨對青年的關懷、對青年工作的重視上升到新高度。

作為標志時代最為靈敏的晴雨表，青年群體身上既有社會發展多變性復雜性艱巨性的直接投射，也有個體努力尋求自我價值能動性個體性調適性的積極嘗試。在邁向新發展的征程上，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新時代青年前所未有地走到了黨政關注社會關心的中心舞臺，青年如何在困難與挑戰中奮發有為是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探索青年，就是探索時代、社會和未來，在2024 年開啟之際，回顧2023 青年研究議題，將青年置于社會結構中，用學術的觸角感知青年生存與發展、壓力與奮進，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青年、研究青年、引領青年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如何理解新時代青年畫像的發展變化？如何回應這些變化背后的社會問題？如何把握青年研究的重要領域和熱點問題？如何在回顧學術觀點的基礎上探尋具有啟發性的視角和觀點？本報告嘗試通過梳理2023 年人文社科領域的期刊論文，勾勒過去一年青年研究的知識版圖。通過對2023 年近30 種中文學術期刊上的青年研究論文進行篩選，以在研究問題、觀點視角以及論證方式等方面具有創新性為標準，兼顧主題聚類，最終分類整合為八個專題：青年就業、青年婚戀與家庭、青年流動與社會融入、青年消費、青年教育、青年社會心態與觀念、青年媒介使用、青年工作與政策。通過這八個2023 年學術熱點議題來探尋青年發展的時代脈絡，為后續青年研究提供學術啟示。

一、青年就業：壓力困境的復合成因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一個人沒有就業，就無法融入社會，也難以增強對國家和社會的認同；失業的人多了，社會穩定就面臨很大危險”［2］。2022 年，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千萬，達到1076 萬人，同比增加167 萬，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2023 年，高校畢業生繼續攀升，達到1158 萬人，據預計，2024 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創紀錄的1187 萬人。高校畢業生規模的持續攀升，引發了更多社會對青年人就業狀況的關心。以更高的標準回顧和反思青年就業研究，是時代發展變化的內在要求。

在“青年就業困境因何產生”這一問題上，學界展開了深入的分析和討論。研究顯示，基于2003—2021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數據，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趨勢變化較大。在畢業去向上，正規就業比例創新低、升學比例持續走高；落實率出現下滑、待就業率有所回升；不同學歷的落實率差異縮小、?？粕鋵嵚蕦崿F反超。在就業匹配上，適度教育比例先降后升，超過70%；專業不對口比例約為40%［3］。結合“就業難”與“招工難”并存的現實情境，學者進一步分析指出，我國之所以出現青年就業結構性失衡的問題，主要是受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結構性失衡的共同影響，其中第二產業就業結構性失衡的影響最大，產業錯配和區域錯配共同造成我國青年就業結構性失衡［4］。在就業困境中結構性失衡難題上，支持和引導高校畢業生在制造業就業仍是任重而道遠。研究認為，當前高校畢業生在制造業就業面臨的挑戰來自于學校教育培養模式、學生就業意愿、宏觀就業政策、政府就業管理和制造業企業現實需求之間的摩擦，需要著眼于中長期，有針對性地化解其中存在的問題［5］。

青年的主觀因素尤其是高校學生的就業觀念，成為闡釋就業困境的微觀切口。研究發現，高校畢業生追求教育的個人價值和長期經濟回報價值，就業觀念表現出“向前看”和“向錢看”的特點［6］。擇業時的個體化傾向明顯，強調個體的獨立與自主，主張個體應該根據自身興趣、能力和目標來選擇職業，并在職業發展過程中追求個人價值實現，保證個人在職業發展中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一線城市依然是多數大學生就業的首選，體制內單位最受青睞［7］。一部分高校學生為了獲得優質就業崗位，寧可觀望，也不隨意就業，呈現出就業積極性不高、更加看重初職選擇、擇業大于就業的特點；高校學生慢就業和不就業的現象突出，造成了16～24歲青年失業率周期性高峰［8］。從網上調侃“00 后整頓職場”的現象也可以看出，當代青年在對待就業和工作問題時具有較強烈的個體意識。

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在就業問題中的角色也在被重新檢視。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緩解勞動力市場分割，促進勞動力流動，但研究認為，該作用只有在相關地區的互聯網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才能得到發揮［9］。數字經濟也助推了男性、新生代、低學歷和本地農民工“短工化”，并且“短就業”很可能成為一種長趨勢［10］。數字經濟通過增加低技能要求就業崗位供給來吸納就業，但讓眾多從業人員處于低技能化、甚至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情境，暴露在被智能機器取代的風險之中［11］。隨著人工智能技術迅猛發展，人類勞動力被人工智能技術取代的風險變得愈加突出，人工智能技術有可能加劇青年就業競爭、擴大青年收入差距以及影響青年身心健康，社會政策層面需要有所規劃和準備，以期應對“AI 失業”來臨的風險［12］。

青年就業困境背后隱含的一些結構性因素及其導致的就業狀況差異化問題亟待重視。對青年就業問題進行分群體分析，有利于提高改善就業困境對策建議的針對性。例如，劉保中等將畢業但未就業的高校學生劃分為“備考族”“求職族”“躺平族”三類群體，人力資本狀況差、家庭背景不好的大學生，在畢業后更可能成為“躺平族”，而“躺平族”經歷從學校到就業的人生轉型“陣痛”尤為特殊，其產生心理疾患的危險性最大［13］。此外，我們也能看到不同類型的青年群體也在積極尋求自身發展空間的突圍。如曾艷萍等發現，“寒門子弟”并非被動承受著階層再生產的命運，而是作為積極的行動者，聯合其家庭采取了許多突破社會結構限制的個體行動［14］。研究就業問題背后潛藏的結構性因素所產生的影響作用，有助于發現不同就業群體的切身需求，使就業幫扶政策更具現實效益。

二、青年婚戀與家庭：觀念轉變下的多元實踐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 年我國男女兩性的初婚年齡分別為29.38 歲和27.95歲；在20～49 歲年齡組中，未婚人口規模達1.34 億人，一人戶數量達5897 萬戶。單身社會已成為理解青年婚戀與家庭問題的重要范疇?！皢紊砩鐣庇靡悦枋觥皢紊砣丝谠诖蟪鞘欣镌絹碓蕉嗖⒅饾u趕超核心家庭數量”的現象。我國單身青年延遲婚戀行為存在“被動單身”與“主動選擇”兩種情況，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個體化趨勢。

在單身人口規模增長的現實背景下，一部分研究者關注青年婚戀和家庭觀念的轉變。在當下青年的婚戀和家庭觀念中，青年認同家庭對個體發展的積極作用，但不認同家庭對人的約束性；不認同結婚成家是必然選項，認為成家受制于立業和物質條件［15］。在“壓縮的現代化”、后現代主義、風險社會、技術變遷等社會進程的共同影響下，青年生育觀轉變為：意愿子女數下降、生育年齡不斷推遲、婚育間隔壓縮、從“男孩偏好”轉向微弱的“女兒偏好”或者“兩男回避偏好”［16］。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部分青年群體的這種觀念轉變？從宏觀看，社會結構因素推動著青年的親緣關系變遷，原有親緣互動方式逐漸被沖擊、被淡化、被消解，而新的業緣關系、學緣關系、地緣關系、趣緣關系等成為青年人際交往的重要補充［17］?；ヂ摼W技術或許也在其中發揮了背景性作用。通過“青年互聯網生活調查”研究發現，網絡參與對當代青年的婚育意愿呈現負向影響，網絡參與度高的群體表現出顯著更低的生育意愿，追星圈青年的婚育意愿最低，互聯網參與對女性婚育意愿的影響更為顯著，這可能由于互聯網技術參與影響了青年群體的社會化［18］。此外，將工作視為一切的工作主義文化也在擠壓青年的私人生活，削弱了青年對婚戀家庭的期待和生育的動力［19］。

另一部分研究者關注青年處理婚戀和家庭問題的具體實踐。觀念轉變的一般化描述難以兼顧青年群體內部的異質性，只有深入現實，才能看到青年婚戀的多元面貌。有學者在地方性經驗中發現，有一批受限于地方低升學率而形成的待業青年，他們在網絡影響下形成了開放的性觀念，在娛樂消費經濟中獲得了豐富的戀愛交往和發生性行為的機會，在當地相對獨立的代際關系文化下擁有了婚戀自主權，在重生育和低成本的婚姻文化傳統下選擇了“懷孕就結婚”，形成了青年人的自由戀愛式早婚［20］?？少Y印證的事實是，中國當前非婚生育現象有所增長，在中國的非傳統婚育情形中，先孕后婚（奉子成婚）比未婚生育更為常見，傳統婚育觀念被打破，現實的婚育困難又無法解決，“非婚生育”成為緩解矛盾的權變策略［21］。

更多的研究從多方面呈現出青年婚戀和家庭實踐的復雜性。一方面，單身青年的情感生活有許多替代性實踐，如養寵物、沉迷戀愛綜藝節目等；另一方面，渴望婚戀、向往家庭生活的青年努力克服現實的困難，他們中既有“被動單身”的縣域體制內大齡女青年，也有在打工流動中努力維護核心家庭的新生代農民工。需要指出的是，技術因素在青年的婚戀實踐中也有發揮正向作用的案例。有研究發現，人工智能驅動的云相親平臺為適婚小鎮青年尋找匹配的對象提供技術支持，幫助其突破通婚圏層的內卷困境，更潛移默化地引導著他們的擇偶觀念朝性別友好、追求和諧的方向轉變［22］。

三、青年流動與社會融入：進城與返鄉的張力交匯

伴隨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新老問題交織于青年流動與社會融入領域。一方面，越來越多青年從事數字經濟相關的新就業形態；另一方面，青年流動的目的地也不再局限于中心城市，縣域城市成為“進城”的新選擇，“返鄉”與“進城”的流動張力在縣域城市交匯。

縣域城市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例如，吳重慶研究發現，青年人從勞動力輸入地返回輸出地擇業，其“返鄉”不一定是返回狹義的故鄉，而可能是回到其家鄉所在的縣域城市；而且“返鄉”也不一定是從事農業創業，而有可能選擇非農就業。青年人為了讓子女獲得良好教育、核心家庭團聚以及照顧家鄉年邁的父母，越來越多的青年回到家鄉所在縣城買房或者租房，這已經成為近年來的新動向。在這一現實發展態勢下，鄉村振興的空間單位已經從村域、鎮域擴大到了縣域，返縣青年頻繁在縣域城鄉之間往返的生活，正好是其扮演縣域鄉村振興重要角色的優勢［23］。在進城路徑層面，青年的城市化實踐是受梯度城市化背景影響的“梯度進城”，青年通過購房在發達地區縣域基層城鎮內獲得物理空間，即使沒有戶籍身份權利，也能夠獲取公共服務，進而融入城市社會［24］。

鄉村青年返鄉存在“返而不入”的問題。只有當自身生計與生活需求能在鄉村得到滿足，返鄉青年才能真正實現社會融入。例如有學者關注到在華北某村的特殊個案中，該村有八成青年返鄉村居，從事農業相關工作，青年圍繞農業產業形成了多元化的生計體系，驗證了靠農業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的一種可能性［25］。而數字經濟的興起為青年實現“入鄉”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鄉愁的文化消費需求使鄉村短視頻景觀興起，短視頻成為返鄉青年的創業機會，返鄉青年借此在鄉村獲得了職業身份，鄉土被整合進了數字文化市場［26］。

在鄉村治理層面，一些個案研究顯示，外出務工經歷顯著提高了返鄉農民工的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參與意愿［27］，精英返鄉擔任村支書也能有效保障基層治理施政過程的公共性［28］。鄉村治理需要更多青年人才，需要吸引青年人才返鄉，需要動員青年人才參與鄉村治理，需要讓青年人才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更大效能?；诔啥际蠸 鎮“柑橘部落”的案例研究發現，通過鄉鎮基層智庫的形式進行組織創新，鄉村治理在形式上克服原有的體制限制，為青年人才提供參與關鍵性議題的平臺，增強了青年人才的參與效能感和工作認同度，減少了人才流失；提高了青年干部對基層情況的掌握程度，增進了其在地方性知識上的積累和對地方社會的融入；并有助于鄉鎮一級的基層政府建立適應地方需求的后備干部選拔和培養機制［29］。

成為“數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也譯作數字游民）是青年流向鄉村的新形式。數字經濟從業者不依賴傳統辦公室，可以在數字技術支持下自由決定工作地點。目前國內學界對數字游牧民較為陌生，對數字游牧民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學術研究落后于具體實踐。在我國對當前這一群體的為數不多研究中，黎巎等人較為系統地梳理并闡述了數字游牧民的概念、演化、研究現狀與進展［30］。國外學界對數字游牧民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早，一些優秀的海外研究也已經由國內學者翻譯引介到青年研究領域的期刊當中［31］。海外研究整體上將數字游牧民置于“技術—工作”的框架背景下，著重討論數字技術帶來的工作形態變遷及其對個體生活形態造成的影響。國內學者開展相關研究時，如果能關注到中國城鄉二元關系的特殊背景，結合對青年流動與社會融入問題的考察，或許更能在研究中顯示出本土經驗的張力。

四、青年消費：探索新發展階段的理論超越

伴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求動力正由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角色日益凸顯。青年群體在當代社會展現出廣泛的消費需求與巨大的消費潛力。青年消費作為學界傳統關注的話題，在新的發展階段被賦予了新動力，有望成為青年研究的關鍵領域。

當前，學界對青年消費行為的研究側重于消費文化分析，或是沿著文化闡釋路徑將消費化約為符號、認同和文化資本，或是基于社會批判的角度關注消費背后的意識形態和勞動。消費文化分析偏重追獵青年消費的流行現象，相對忽視日常消費行為?？赡苡捎谇嗄晗M的流行現象總是變化無常又層出不窮，國內學界的消費文化分析很難就單一現象形成長期持久的理論對話。

青年消費研究通過還原消費者和消費側的社會語境，能夠增強宏觀視野和理論對話能力。原先容易被忽視的部分青年群體脫穎而出，受到市場青睞和學者關注。比如小鎮青年因消費能力和消費行為，成為市場下沉的重點對象。學者通過青年成人轉型視角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指出網絡游戲、短視頻等已成為一些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消費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本就缺少一定收入與社會資本積累的情況下，將大部分收入用于網絡世界的消費，這種極致化的消費行為使他們進一步滑入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方式，成為城鄉間的新困境群體［32］。

總體上，青年消費研究在過去一年中保持著可觀的發表數量，但依然缺少高質量的代表性研究。近年來，學界也頗為關注消費研究的高質量發展問題。朱迪提出“雙重結構”的理論框架，引入物質和文化的雙重結構作為消費的宏觀解釋因素，強調物質供給和文化習俗通過其社會共享性從不同維度影響消費，通過分析物質和文化的影響可以讓消費分析的實證研究變得更加可操作化［33］。王寧認為舊有的研究范式無法解釋消費行為的創新和變遷，可以從施行（performance）的角度對研究范式進行更新，強調消費行動是消費者基于未來預期的施行；消費施行性既是對自身當下的消費狀況和自身所希望達到的理想狀況之間的差距的反身性調整，也是基于對未來宏觀趨勢的預期而作出的應對性結果［34］。以上觀點和建議或可為未來青年消費研究的理論探索提供參考。

五、青年教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價值和憂慮

根據教育部數據顯示，我國已建成世界最大規模高等教育體系，在學總人數超過4430 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012 年的30%提高至2021 年的57.8%，實現了歷史性跨越，高等教育進入世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35］。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持續提高的背景下，對高等教育價值的討論以網絡各種戲謔調侃的話語為表征迅速在社會面擴散，其核心反映出對高等教育價值的憂慮。青年研究也在回應這樣一種憂慮。在高校擴招之后，高等教育逐漸從精英化轉變為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含金量”被現實拷問。在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滿意程度層面，雖然高等教育的總體滿意度保持上升，但大學生認為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面臨高校創新能力和品質培養不足、學生專業認同度低、教師教學方法吸引力較弱、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脫節等問題，其中對“教師教學方法”的不滿意被高頻提及［36］。

高等教育擴張導致教育失配成為當前勞動力市場中的緊迫問題，學校層級和學業成就主要影響縱向失配，專業類型和資格證書主要影響橫向失配，教育失配會顯著降低初職工資水平［37］。同時，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就業機會分布，就業降級規模超過了就業升級規模，崗位工資結構間的不平等也被擴大，壓低了高等教育溢價［38］。此外，高等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也沒有因為擴招消失。高等教育擴招帶來的利好可能在地域、群體上分布并不均衡，在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下，高等教育與城鄉均衡發展之間的關系應得到更多的重視。

當然，高等教育的價值不應只放置于就業和階層躍遷的維度進行衡量，還應該關注高等教育對個體的文化意義。程猛考察了改革開放之后出生、進入精英大學的農家子弟，認為農家子弟通過高等教育跨越階層邊界的流動過程中，不僅意指社會位置的變動，也伴隨著對家人關系的沖擊，進行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生產，需要打破對單一道德世界的秉信，重構道德規范，整合不同社會世界的道德秩序［39］。

作為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職業教育的豐富層次有待展開。研究發現，在職業教育的社會聲望層面，中職人群整體上存在認知偏差，低估了自身的實際社會地位；職業教育人群社會地位隨著出生世代的演進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40］。普通高中的教育回報率在任何時期都低于中職教育，但兩者的期望回報率存在階段性差異；中職教育受冷落是因為其期望回報率相對較低，中職教育的供給也存在未能匹配勞動力市場需求變化的問題［41］。盡管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整體上仍呈現出“名為分類、實為分層”的教育困境，但總體而言，關于職業教育的刻板印象在被逐漸打破，學生和家長看重機會和結果公平［42］。

相對其他受教育者，標簽化的職業教育青年更需要被重視主體性和個體的結構處境。研究者發現，人們常常因為職校生消極、頹廢課堂表現而將他們視作“混日子”，但不少職校生在入讀之前都帶著“學一門手藝、重新開始”的決心；在課堂之外，職校生展現出追求個人技能增長、吃苦耐勞等努力向上的面貌；“混日子”事實上是職校生面對沒有實用價值的課堂教學時的抵抗和無助［43］。在高等教育價值反思下，職業教育如何提升質量，服務于我國技能型社會建設，是未來值得關注的議題之一。

六、青年社會心態與觀念：追尋“Z 世代”的意義感

越來越多研究借用“Z 世代”來指代青年?！癦 世代”指1995 年至2009 年出生的人，又稱網絡世代、互聯網世代，因為這一群體生來就是互聯網“原住民”，所以其社會心態和價值觀念深受互聯網影響。

社會調查為把握青年社會心態與觀念提供了最直觀的材料。圍繞大學生群體對于社會主要問題的認知及其變遷趨勢，“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5—2020）”數據研究發現，“三距一房兩挑戰”代表了大學生群體對于社會主要問題的基本理解。其中，“三距”即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社會流動機會差距，以這三者為代表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是大學生群體最關注的社會問題；“一房兩挑戰”即高房價是引發焦慮感的主要來源，人口老齡化與國際環境復雜化成為新的挑戰。而食品安全、主流價值觀缺乏、環境污染及腐敗等問題提及比例大幅下降，相關方面的國家治理得到青年群體認可［44］。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Z 世代”青年社會心態呈現出明顯的網絡社會的特點，同樣遵循“差序格局”：以“己”為中心、內外有別、圈層文化［45］。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越來越傾向于擺脫社會關系和交往所帶來的壓力，傾向或滿足于一個人無拘無束、獨立決策、自由生活的日常狀態。青年群體的人際信任與傳統中國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特征高度一致，呈現明顯的由親到疏、由內到外遞減的特征。青年群體以不同的趣緣為主要依據形成各式各樣群體類聚的“圈層文化”。

當下，“意義”成為追問青年社會心態與觀念由來的分析范疇。王東美認為，青年群體中出現的“喪文化”“空心病”等現象，反映了當代部分青年在生活中體驗到不同程度的無意義感；生命意義感和無意義感并不是二元對立的存在，而是一個連續的光譜；數字時代帶來的現代性精神困境可能讓青年體會到一種被拋棄感和迷茫感，要讓青年群體通過參與生活、參與關系以發現意義［46］。王小章認同無意義感或虛無感是現代人的一種“存在處境”，提出普通民眾日常生活意義感的建構轉向了“友情共同體”——價值、追求或者趣味基本一致基礎上的精神性共同體［47］。當下，我國正開啟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嶄新征程，而當代青年的成長期、奮斗期與這一偉大進程高度重合，青年人的奮斗與擔當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所在。如何引導青年群體找準自身定位、國家大勢和專業價值，找到自己的奮斗目標和努力方向，是需要持續跟蹤回應的問題。

七、青年媒介使用：賦權與越軌的二重性

研究青年媒介使用主要指向青年群體的網絡生活。網絡塑造著當代青年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樣態，其發展及應用伴隨著當代青年生命成長的全過程。有學者指出，青年人的心理行為在網絡效應的作用下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極化現象，這種極化現象是青年人本身具有二重性的放大化呈現，青年人“社會成人性”與“生理成人性”不同程度上的斷裂或脫節，是造成青年心理行為二重性特征的主因［48］。

劉能將網絡話語權看作青年地位獲得和地位維持的一個核心機制，認為當代青年人普遍表現出線下疏離卻線上活躍的社會政治生活傾向，認為互聯網世界為青年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成為賦予青年群體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理想空間，互聯網輿論場成為青年一代社會失意情緒表達和釋放的制度化空間，當代中國青年的地位獲得和地位維持通過網絡話語權實現［49］。

在互聯網賦能青年話語權的同時，網絡暴力再度成為青年網絡越軌行為研究的時興話題。近年來，網絡暴力治理受到網絡管理部門重視。2022 年中央網信辦開展網暴專項治理，并于當年11 月印發《關于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網絡暴力是發生于網絡空間中的一種特定形態的社會行動。網絡暴力行為由關鍵性行為和附隨性群體行為構成，前者由源頭行為人和有影響力用戶實施，后者則為參與群體行為［50］。網暴的泛濫與畸形扭曲的互聯網倫理道德觀念密不可分。充斥著發泄怨懟和彰顯正義感需求的互聯網環境有一套獨特的弱者倫理，不斷撕扯著良性社會價值共識［51］。

當代青年網絡暴力現象的特征及價值基礎在實證研究中得到了清晰刻畫。青年網暴現象的表征可以按照不同發展階段歸納為三方面：第一，以私人化理由為主的起始動機，具體表現為“維權”“守護”和“玩笑”三種話語框架；第二，以網絡社群為依托的動員方式，通過契合成員認同的敘事框架擴大網暴行動；第三，以暴力為目標、主動加碼競賽式的演進趨勢，該趨勢在話語表達和技術實踐兩方面共同展開，根源于不同行動方之間一旦發生矛盾便難以重新平衡的暴力循環。網絡暴力行動得到局部社會行動者所共享的價值觀念的支持，其發生和發展具有“亞道德”基礎［52］。在網絡空間中，青年網民一方面擁有了極大的社交自主權，與多樣化的網絡成員和網絡社群建立社會聯系，另一方面，從自主選擇的社會聯系中確證自我價值，將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社群視為精神歸屬?，F實生存境遇和虛擬生活狀態的碰撞，為青年網絡暴力的發生提供了社會性土壤。

平臺治理應成為解決青年網絡暴力問題的關鍵［53］。鑒于平臺在網絡暴力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可忽視的角色，需要摒棄基于傳統的網絡中立和事后責任而賦予平臺消極角色的思路，在合理范圍內讓平臺承擔某些事前積極作為義務。相關舉措建議包括：對于明顯違法的網絡信息，平臺應主動采取屏蔽、刪除等措施；在符合比例性原則的前提下對平臺設置事先積極預防等合理義務；強化平臺教育功能；對大型平臺應設置某些應對網絡暴力的特別義務。這些對網絡越軌行為治理策略的探討將為青年營造清朗網絡環境提供重要方向。

八、青年工作與政策：全球互鑒與本土實踐的融合發展

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使青年工作與政策研究需要不斷面對新形勢、處理新問題。面對社會流動趨弱、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浮現以及全球競爭加劇帶來的嚴峻挑戰，青年工作應主動回應時代要求和青年需求，把握數字經濟、全球經驗和社交媒體的新機遇［54］。這意味著青年工作與政策研究需要處理好全球經驗和中國經驗之間的辯證關系。

學界積極研究全球經驗，以期為中國青年工作與政策提供參考。在教育和就業問題上，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美、英、澳等國專業學位博士教育在反思性實踐認識論的指導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曹媛媛等提出從培養反映的實踐者、開設反思性實踐課、推進基于工作的學習、開展項目式研究等方面入手凸顯專業博士學位的實踐性特色，提升專業學位博士生的培養質量［55］。這對于我國在研究生數量不斷攀升的態勢下提升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質量具有重要啟發。在婚戀和生育問題上，研究者分析和對比瑞典、法國、德國、日本、新加坡和俄羅斯等國在不同國情下生育支持政策的側重點，并根據總和生育率變動的具體數據分析相關政策的實施效果，在反思國外生育支持政策的基礎上，為我國多方面構建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提供了重要啟示［56］。通過對國際青年發展指數進行分析，可了解和把握國際青年發展特征，為國際青年發展評估和下一步青年政策推進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數據［57］。

除了關注國外青年工作實踐、加強青年研究的互鑒交流外，本土青年工作的探索也為我國青年研究提供更多鮮活素材，成為學術領域新興的關注話題。2022 年4 月，共青團中央聯合中央宣傳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7 部門印發相關意見，開展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試點，讓城市對青年更友好，讓青年在城市更有為。2023 年，在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試點一年多的時間內，青年研究逐步跟進這一議題的研究。單菁菁認為，高質量建設青年發展型城市，要結合青年人的生命周期特點和發展需求，聚焦“創意、創新、創業”，打造“宜業、宜居、宜學、宜家、宜創、宜娛”之城，推動青年創新創造活力與城市創新創造活力相互激蕩、青年高質量發展和城市高質量發展相互促進［58］。許多學者總結介紹了地方試點探索建設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的經驗，不過整體上仍留有繼續加強加深分析研究的廣闊空間。

在如何評估青年發展政策執行過程及其成效的問題上，研究者基于新制度主義視角，提出通過分析社會政策執行過程中“制度環境”與“執行結構”的理論框架［59］。制度環境作為政策執行的外部變量，包括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合法性三個方面的考量。執行結構包括與執行相聯系的組織體系、組織內的執行人員、組織擁有的資源及與組織交流互動的政策對象等要素。為此，學者建議應以更加多元的視角看待青年發展政策的執行差距，建立綜合性、本土化的分析框架，關注政策執行組織權責與資源的匹配性，并注重“人”的因素。從介紹青年工作的本土實踐，到本土實踐的理論總結，再到本土實踐的評估反思等，本土青年工作研究也在逐步走向深入。

九、結語與啟示

青年就業和青年教育始終是青年發展的基礎性問題。2023 年，受到國際局勢、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社會行業變遷等客觀因素的影響，青年群體尤其是高學歷青年群體的失業現象尤為突出。因此，在青年就業問題上，學界格外關注高校畢業生群體的就業和擇業觀念的變化情況。同時，針對青年教育問題，高等教育失配、勞動力過度教育的議題具有額外的現實意義。

青年流動與社會融入、青年婚戀與家庭、青年消費是青年發展進一步向外衍生的社會性問題。隨著國家新一輪新型城鎮化建設鋪開，以縣域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為青年發展提供了新機遇。非中心城市的青年婚戀實踐在更廣闊的社會圖景中為中國人口現代化帶來經驗層面的啟發。在新發展階段，消費市場的主動下沉，使青年消費的未來角色更加豐富。這些研究所在問題域的變化，呈現出我國社會發展與青年發展的協同共振。

青年媒介使用、青年社會心態與觀念互為表里，統一于互聯網應用的社會后果。青年社會心態與觀念深受互聯網環境的影響，青年的媒介使用狀況客觀塑造了其社會心態與觀念的變化趨向。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暴戾的社會心態和畸形的道德觀念又反過來誘發了青年網絡越軌行為，青年網絡暴力問題正是由此產生，網絡治理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對青年工作與政策的內省和提升，是青年研究的現實歸旨。青年研究立足青年問題、描述青年現象、解釋青年規律，最終目的是服務青年發展。青年工作與政策是橋接開展青年研究與實現青年發展的中介。

結合2022 年社會熱點青年問題的總體狀況相比較，不難發現2023 年的青年研究在延續問題關切的基礎上實現了一定的超越。在就業、婚戀、社會流動、社會融入等核心問題上，宏觀研究進一步觸達矛盾扭結的深處，微觀研究通過多元視角覆蓋了熱點問題多個層面，整體上顯示了更精細的顆粒度和更豐富的話語層次。統攬2023 年中國青年研究的觀念取向和學術脈絡，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青年研究對當前復雜形勢下中國青年生存和發展的強烈關切，這種關切形成了青年研究的旺盛生命力。我們也注意到了青年研究在未來有待持續成長和創新的空間?？傮w上，本報告有以下三點判斷和建議：

第一，青年研究對青年角色的想象力有待提升，青年作為研究對象，其角色更多是在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之間重復切換，這就導致既不是大學生也不是新生代農民工的青年群體成為研究相對忽略的盲區。

第二，青年研究就特定現象的理論對話有待加強，長期性、跟蹤性的調查研究仍然稀缺，這其實更需要在不同學科、不同議題之下處于分開探索狀態的學者加強交流互鑒。

第三，青年研究在社會實踐中的角色有待摸索，在宏大敘事下，如何讓青年通過抽象的概念和原則來理解身邊的生活，找到自己的意義感尤為重要。這或許意味著青年研究應該堅持從實踐中來并回到實踐中去，從青年應對生活的實踐經驗中提煉出具體性——而非單純追求描述或闡釋概念，通過呈現具體性的過程中反哺于更廣大的青年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