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智能時代“Z 世代”的工作自主性

■ 賈文娟

進入21 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青年群體尤其是Z 世代的主體性、能動性與自主性獲得了政策界、學術界和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當人們準備將社會建設的接力棒交到Z 世代，尤其是“00 后”手中時，他們不免心生疑問：他們會以前輩那樣的方式工作嗎？他們的工作生活方式是怎樣的？這對他們自身的成長來說有怎樣的影響？各類社會主體又應該怎么對他們進行幫助、引導，以使其在面對未來各種不確定性挑戰時更有韌性？本文便試圖從數字智能時代以Z 世代為代表的青年群體工作自主性的角度入手，對諸如此類的擔憂進行回應。

一般認為自主性是指行為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偏好來行事的動機、能力或特性。鑒于文章將對Z 世代的工作自主性展開分析，所以筆者在此處需要進一步說明何為工作自主性。根據蔡禾的研究，工作自主性是指勞動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自主地決定或安排自己的工作，包括工作內容、進度安排、強度、工作量等［1］。而從組織行為學的意義上看，根據何曉斌所述，工作自主性是“指個體在安排工作、決定工作方式上的自由、獨立性和裁量權”，其包括“完成工作任務的具體方式、決定自我工作的進度安排和衡量考核工作績效標準的自主程度這三個維度”［2］。近年來，還有學者從情感勞動角度指出，工作自主性不能僅理解為自身工作過程是能夠不受他人打擾、干預和控制的，而更應該理解為勞動者能夠策略地、自主地運用自身的知識、情感、能力來推動和構建“富有意義的社會關系”［3］。在工作過程中爭取更多的工作自主性一直以來都是勞動群體的追求，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便曾批判過機器大工業與流水線對工人的異化［4］，布雷弗曼進一步借助“概念與執行”分離的命題批判了20 世紀70 年代的白領勞動者也淪為僅負責執行、承擔簡單指令的去技術化工人［5］。

近年來，新產業、新經濟吸納了大量青年勞動者。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青年》數據顯示，在信息技術服務業、文化體育娛樂業、科技應用服務業等以創新創意為關鍵競爭力的行業中，青年占比均超過50%，一大批由青年領銜的“獨角獸企業”噴涌而出［6］。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青年勞動者的工作方式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隨著時代變遷，不少研究者都發現，相比2010 年廣受關注的新生代農民工，數字智能時代的青年勞動群體在工作中要求更多的自主性。接下來，本文將討論邏輯上相聯、現實中密不可分的三個問題：第一，Z 世代群體勞動工作的時代背景是怎樣的，其如何形塑了當下青年群體的勞動特征；第二，數字智能時代青年群體在其工作中究竟是如何實踐其自主性的；第三，工作自主性與青年群體自身成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诖?，本文從工作自主性角度對數字智能時代Z 世代的勞動實踐、自身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討論。

一、自主工作：數字智能時代“Z 世代”參與生產的新方式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20 世紀末期進行了一個影響極其深遠的模式轉變，哈維將此稱為靈活積累，他指出僵化的福特積累體系被一種更具彈性的即時積累體系所替代［7］。但當下的實踐顯示，所謂“靈活積累”僅是這一模式轉變的開端，其仍然深深地與20 世紀中葉的積累模式聯系在一起，繼而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完全體現出這場“大轉型”背后所具有的深刻意涵。進入20 世紀90 年代后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迅速步入了更高水平的發展階段。在上述背景下誕生的新世代往往被稱為“Z 世代”。Z 世代的勞動狀況與在自動化流水線上遭遇了勞動異化的新生代農民工存在很大差異?；谌缦聨追矫娴脑?，他們獲得了相較于以往勞動者更高的工作自主性。

第一，數字智能時代的產品性質及生產模式發生了不同以往任何時期的重要轉變。數字智能時代的產品不僅包括諸如智能汽車、智能手表、智能臺燈等加載了人工智能功能的物質產品，而且包括各類手機應用、元宇宙游戲、虛擬偶像、短視頻等非物質產品［8］。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認為，非物質產品的生產邏輯與傳統物質產品的生產邏輯完全不同，其要求賦予勞動者很高的工作自主性。揚·布當在《認知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非物質勞動的核心是“通過知識生產知識”，而管理方難以通過傳統勞動分工與工作場所中的科層協調實現這一目的［9］?！巴ㄟ^知識生產知識”要求知識生產者與知識使用者進行跨越空間與時間的共享與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認知產品生產中的知識共享并非簡單地共享數據庫中的客觀知識，而是啟動知識生產與創新的集體行動：這既可能是通過超大數量的積累而觸發使生產力井噴的“涌現”機制，又可能是通過提供創新性的外部環境最大程度地激發出勞動者內在的知識創新潛能。在這種情況下，生產的組織模式本身發生了巨大變革。以等級制為特征的斯密式與泰勒式勞動分工模式因為難以捕捉勞動者的默會知識和創新潛力而逐漸被摒棄。認知分工不像舊的分工要求不同學科、專業的勞動者發揮自身的專長，而是在去專業化和去學科化的基礎上，一方面借助去中心化的數字網絡使各類知識的流通橫向化、大眾化，另一方面通過賦予青年勞動群體更高的工作自主性來提升他們的創造性，最終推進大腦間的合作。在生產模式的轉變下，青年勞動群體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情，其工作自主性大幅提升了。

第二，上述非物質產品的生產需求與資本金融化的趨勢結合在一起，使企業管理方轉變了組織管理模式，這賦予青年勞動群體更大的工作自主性。1980 年以來，在經濟金融化下，就連非金融企業也越來越依賴于信貸、融資與估值，管理方關注如何通過提升股東價值而在金融市場中占據有利地位，并獲取投資者的信賴與青睞［10］。迅速崛起的新經濟與創業企業迅速成為資本市場中的香餑餑。人們熟知的平臺經濟便與金融資本的高流動、高投機、高風險與高回報等特性存在親和性，因為很多互聯網企業的估值在很大程度上與流量價值聯系在一起?；ヂ摼W企業關注的核心不再是可計算、可統計、可預估的市場需求量與產品生產量——后者是以往工業企業與服務業企業所關注的。流量所關注的則是“獨立用戶數量”“重復用戶數量”和“頁面瀏覽量”等指標，其真正在意的是如何喚起受眾的欲望、注意力、共鳴等，制造出引發全民狂歡的“爆款”。然而，此類產品的出現是難以預估與規劃的，進而無法使用科層化的管理方式來實現它。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互聯網企業逐漸摒棄嚴格的KPI獎懲制度、組織內部的升遷制度與僵化的規章制度等，而通過OKR 考核、內部創業制等方式賦予青年勞動群體更多的工作自主性，使其自由運用和發揮自身的技能、經驗、潛能，迸發出更多創意、靈感等，在與他人的合作、協調中，尋找下一個“爆點”。

第三，數字智能技術的迭代與人機交互工具的迅猛發展為青年群體的工作自主性提升提供了條件。第四次技術革命帶來了大數據、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物聯網、增強現實、邊緣計算等新的生產資料與生產工具，重塑人們的生活方式［11］。隨著生產資料的革新與生產方式的變遷，生產中的人機關系也隨之發生了明顯轉變。人工智能的發展改變了存在的境遇，人工智能的展開重新定義了關系的存在，人工智能的主體要求新的社會主體的生成［12］。盡管學界對于人工智能是否會成為超越人類的“主體”，勞動者是否會降格成為機器的“對象物”而被“棄置”存在很多討論［13］，但在實踐中，勞動者并未簡單地被機器逐出生產場所，恰恰相反，基于人機交互的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對勞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為青年勞動群體進行自主工作提供了更優越的條件。比如，青年設計師可以借助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等AI 繪圖軟件來大量生成配圖，他們要做的事情則是在設計階段向AI 繪圖軟件提供自己的創意方案，并對AI 生產的圖片進行篩選和精細化設計。對于從事內容生產、文案寫作的青年而言，ChatGPT 等智能處理軟件可以使他們更有效率地將自己的創意、想法轉變為成熟的文字；近年來AI 自動翻譯的廣泛運用也使青年勞動者可以更廣泛、更高效地對大量國外資源進行高效運用；各類加載了AI 功能的辦公軟件可以協助靈活就業的青年勞動者更好地匹配工作需求、改進日程安排、協助他們進行決策，這為青年勞動群體提升工作自主性提供了支撐。實際上，當下很多內心渴望自由并能夠借助數字智能技術進行遠程工作的青年勞動者已經選擇成為遠離大城市、在青山綠水之間邊旅行邊工作的“數字游民”［14］。此外，即便是簡單勞動，也因為技術水平的提升而向勞動者開放出更多的自主空間。如數據標注這種看似簡單重復的工作，也需要向勞動者賦予較大的自主空間，使其能夠圍繞標注規則進行討論，以提升數據的使用效率?？傊?，數字智能技術的發展正在為青年群體帶來更多的自主性、更多的選擇與更為開放的工作環境。

第四，深受多元價值觀、個體主義、優績主義影響的Z 世代青年群體對摒棄被動僵化的工作方式、提升工作自主性亦提出了要求。Z 世代是指被互聯網等信息科技環繞著長大，將社交媒體作為生活重心，秉持多元價值觀的代際群體［15］。我國的Z 世代成長于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人們的物質生活獲得了極大的豐富，各種消費品琳瑯滿目，國內外信息資訊全面，國內外各類交流頻繁。Z 世代成長的時代還是我國數字信息迅猛發展的時代。1997 年到2000 年間，網易、搜狐、京東、騰訊、阿里、百度等信息科技公司相繼成立。2000 年到2022 年，中國寬帶速度從24Mbps 提升到1Gbps，中國互聯網從web1.0 進化到web3.0。同時，我國青年教育水平得到了明顯提升，1996 年，全國高校畢業人數為83.86萬人，到了2022 年，全國高校畢業人數達到了1076 萬人［16］。這一時期，中國人的經濟社會生活水平迅速提升，普通人也可以享受全球發展的紅利，中國社會文化從單調走向多元、從封閉走向開放、從整齊劃一走向個性鮮明、從刻板僵化走向靈活創新。在這段時間成長起來的Z 世代獲得了更加優渥的社會資源、開闊的視野、多元的信息、豐富的內心，擁有在不同領域探索的機會。Z 世代社會心態呈現出明顯的去保守化、去權威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并形成了獨立、自主、個性、開放、勇敢的人格。與此同時，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優績主義、個體主義、消費主義等思潮對青年群體影響頗大，使其具有了較強的競爭意識。在上述情況下，職場中的Z 世代青年群體對傳統僵化的、科層化的組織管理方式存在明顯的抵觸情緒，并在工作中要求更多的自主性，社會層面甚至出現了“00 后整頓職場”的現象。

綜上所述，我們需要意識到Z 世代群體進入工作場域的時代背景不再是其父輩所處的“世界工廠”時期，用工業時代的邏輯理解他們的行為并不合適。Z 世代青年群體的成長背景是中國迅速發展、實現工業時代向數字智能時代轉型的重要時期。非物質產品的生產方式要求超越傳統的泰勒制生產模式、資本金融化趨勢與互聯網企業的流量思維要求賦予勞動者更多的自主性、人工智能技術為勞動者獲取工作自主性創造了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數字智能時代對青年的工作自主性提出了要求，青年也對工作自主性提出了更多的期盼。

二、“Z 世代”青年群體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實踐

即便工作自主性在工業時代與數字智能時代都不斷被提起，但不同時代的管理方與勞動者的實踐方式卻存在差異。在工業時代，企業借助“精益生產”模式來推動“工人參與”［17］，激勵技術工人針對生產流程的改善、執行效率的提升等問題，向管理方提出建議，與管理方合作。而數字智能時代興起的新管理主義一方面提倡企業成為學習型組織，帶領員工進步［18］；另一方面提倡勞動者提升其工作自主性，進行自我管理。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勞動群體的工作自主性實踐便有了新的體現。接下來，本文將從創意設計自主性、規劃安排自主性、技術運用自主性三個方面對Z 世代青年群體工作自主性的實踐進行闡述。

（一）創意設計自主性

當下，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極為迅猛。2022 年，我國文化產業實現營業收入165502 億元，其中，新聞信息服務、文化消費終端生產、內容創作生產、文化投資運營、文化傳播渠道等行業營業收入比上年分別增長4.0%、2.6%、2.4%、2.0%和0.4%［19］。根據2020 年的《中國人口普查年鑒》的數據，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中51.5%的從業人口年齡在35 歲以下［20］，是一個Z 世代青年人集中的產業。文創產業中的青年勞動者往往從事被稱為創意勞動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們自身的創造力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并將其用于設計、制造、內容生產、表演、寫作等勞動中［21］。文創產業中的勞動者需要通過自主發揮其創意和想象力，來進行文化產業的生產。而文創產業和創意勞動因為自主性高、具有創意、其工作內容新穎，往往被看作是很“酷”的工作。

研究者發現，諸如時尚產業和傳媒產業因為缺乏標準化的職業階梯，他們的工作分層系統比其他組織更簡單，入門和高階之間的層級非常少，這便向勞動者釋放出一種自主和開放的感覺。在這些產業，勞動者以以下幾種方式對創意設計自主性進行實踐：第一，他們通過發揮自身的創意來設計和打造自己的代表作。在以“接項目”為主的工作模式下，無論是時尚模特還是新聞寫手都需要通過“代表作”展示他們能夠適應頻繁變動的技術、符號與社會趨勢。新媒體寫手的代表作經常是經過設計的個人主頁、高點擊率文章或獲獎的報道；而時尚模特的代表作則是其拍攝的“大片”。第二，青年創意勞動者的自主性還體現在進行著各種自我投資上。文創產業中的文化規范是勞動者需要為自己的工作狀況背負責任，所以他們隨時都在投資自己——時尚模特通過練習舞蹈、運動健身來塑形，新媒體寫手則通過閱讀、學習提升自己的知識能力，以等待在下一個轉角處獲得“大單子”。第三，他們積極地構建自己的社交網絡，并無時無刻不在尋找靈感。時尚模特和新媒體寫手常用必須的“閑談”、視頻通話、下午茶等社交來填充其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之間的間隔。他們試圖通過這類工作后的社交來獲取靈感與創意，并據此構建自身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尋找更多的新機會［22］。

文創產業的青年實習生也是一個極具創意設計自主性的群體。弗雷內特指出，企業之所以愿意招收實習生，正是看中了年輕人的活力。他們更了解青年亞文化，愿意向公司提供新點子和新信息［23］。在綜藝娛樂節目制作過程中，節目制作公司在缺乏制度性激勵和經濟激勵的情況下，雇傭了大量媒體實習生進行生產。實習生通過團隊合作的方式，經由各種游戲、表演和儀式，生發出了創意和靈感，并將其用于綜藝節目的臺本制作與視頻剪輯中［24］。

可見，創意自主性的實踐以個體自身的創意發揮與非正式的討論、交流為主，其目的是尋找靈感、生成創意，這需要青年勞動群體進行積極的行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便依賴于青年群體的創意自主性。從網絡寫手到花藝師、從網絡主播到各類設計師，Z 世代青年群體都在勞動實踐中發揮著自身的創意自主性。

（二）規劃安排自主性

除了創意設計自主性以外，青年群體的重要自主性實踐還包括規劃安排自主性。根據愛德華茲的論述，管理權力中的一個方面是“指揮”，也就是“指導工作任務的方法或機制，尤其是需要做什么、以什么順序做、以什么精度來做、在哪個時間階段來做”［25］。在傳統工業生產中，生產的組織、規劃與安排往往由ERP 信息系統等數字化企業管理系統所設定，管理者根據其權限對生產過程進行安排和監督。勞動者只需要根據系統要求執行。但在以知識和創意為發展驅動力的新經濟中，青年群體卻獲得了規劃安排自主性。也就是說，勞動者可以自行安排工作，選擇工作方法，并解決工作中的問題。

青年勞動者的規劃安排自主性在高科技企業程序員群體身上的體現非常明顯。眾所周知，互聯網產業勞動者的年輕化程度非常高。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0 年《中國人口普查年鑒》數據顯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中，35 歲以下青年勞動者的比例為64.6%，其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行業青年員工占比更是高達70.4%。程序員往往受到了昆達所述以公開、平等、自由、合作為特征的“程序員文化”的影響［26］。研究者發現，青年程序員往往采用“互聯網虛擬團隊”的方式進行生產，即“各個實體團隊的不同工種的勞動者以無行政等級的方式，按照技術分工共同推動項目的進展”［27］。筆者在對AI 芯片青年工程師進行調研時發現，項目團隊的一個重要工作方式是“站會”，即組長會與組員共同站在白板前，一邊通過頭腦風暴的方式共同設定技術路線、思考技術問題、安排工作節奏，一邊由組長在白板上記錄技術重點、工作流程、注意事項等，以供大家參考和思考。此外，當筆者問及組長的管理方式時，受訪程序員都指出，組長是和組員一起工作的，沒有說誰管理誰，遇到技術難題也都是大家共同商討、共同決策，基層程序員也被賦予了對自身任務進行規劃安排的自主權。

如果說“站會”是程序員團隊工作自主性的典型體現，那么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勞動者的規劃安排自主性則體現在運用其生活經驗對行駛路線進行合理規劃上。研究顯示，平臺鼓勵騎車探索新的店鋪與路線并上報新的地圖位置，以幫助平臺進行數據采集，進而對數字地圖進行完善［28］。與此同時，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平臺勞動者也可以根據自身需求來規劃接單順序、單量、時間等?？梢?，在數字智能時代，并非只有進行復雜勞動的知識勞動者才能獲得工作規劃自主性，不少進行簡單勞動的平臺勞動者亦可以自主規劃自己的工作。

以上，相比工業生產，在新經濟、新產業中的很多勞動者，無論其教育程度、技術水平高低，在項目制、團隊制等工作方式下，對于自身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自主規劃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按照自身的需求激發、引導勞動者的自主性，或者如何更好地利用勞動者的自主性便成為了雇主的職責。

（三）技術運用自主性

數字智能時代同樣是一個各類新技術不斷出現、迭代的時代。與工業時代中的技術工人相比，Z 世代青年群體的技術運用自主性也呈現出了新的特征。工業時代工人技術運用的自主性體現為通過運用多種知識與生產經驗，對機器等生產工具的自主操作，繼而提升生產效率。而對于數字智能時代的青年勞動者而言，技術運用自主性是指其在工作中，主動地對新技術進行探索、開發、融合和應用。賦予青年勞動群體技術運用自主性，對于各類創新企業和高科技企業推動自身基礎創新非常重要。而青年對其技術運用自主性與創意設計自主性的結合則是促進創新、打造“爆款”的基礎。

技術運用自主性在因特網社區和程序員群體身上得到了非常明顯的體現?？ㄋ固卦凇毒W絡星河》中曾指出，因特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開放源代碼運動，即因特網軟件尤其是軟件的源代碼的公開和自由修正性。一方面，從新技術的探索和開發上看，源代碼的公開發布讓任何人都可以修改代碼、開發新程序和進行應用，這使建立在合作和知識自由流通基礎上的技術創新得到了迅猛增長。比如，Linux 操作系統的產生就是因為大學時期的林納斯·托沃茲想給自己的386 電腦安裝Unix 操作系統，進而使用C 語言來增補設計Unix 的核心要件而設計出來的。在此期間，由于缺乏人手，他將Linux 的源代碼公布在因特網上尋求合作，而這一舉動使代碼得到了廣泛調整與測試，并使Linux 系統得到了普及［29］。又如，2008 年上線的Github 社區已經擁有1 億以上的開發人員，400 萬以上組織機構和3.3 億以上的資料庫，并托管著Java 語言代碼庫和Python 語言代碼庫［30］。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我國年輕的程序員在Github 社區和國外程序員共同開發出比 C++更強大、又比Python 方便好用的Julia 編程語言。另一方面，從創新和應用上看，各類軟件開發人員都能夠自主使用Github 社區中的各類知識，并將開源的代碼模塊和自身工作實際需要結合在一起，進行新應用的開發。例如，不少AI 企業的實際工作核心是被稱為“Debug”的試錯與調試。程序與功能的調試往往由細分模塊的小組長帶領手下成員進行。具體方式則是由程序員自行尋找自己需要的代碼模塊，并按照實際要求對其進行調整和修改。如果遇到技術問題，程序員在社區論壇中提出，甚至可以和其他國家的“技術大?！敝苯舆M行郵件溝通。而遇到個人無法破解的難題時，他們便會與小組其他成員討論。如若仍然無法解決，他們便會向小組長乃至架構師等更高級別的程序員尋求幫助。除了程序員以外，新聞工作者與寫稿機器人進行合作，將自己的創意與寫稿機器人的數據采集能力與信息處理能力進行結合［31］。游戲玩家則能夠通過游戲公司提供的游戲編輯器來設計游戲模組［32］。

此外，不僅高科技產業與文創產業中的青年勞動者對技術運用自主性進行著實踐，各類情感勞動者同樣存在較大程度的技術運用自主性。有學者發現，家政服務業中的月嫂能夠通過積極地調動她們的默會知識，通過構建象征秩序的方式，將自身建構為育兒專家。比如，調動專業知識解決新生兒的濕疹問題、說服家中老人使用尿不濕等，這也使她們獲得了積極的工作體驗［33］。從這個意義上看，青年勞動群體的技術運用自主性不僅包含科技知識運用的自主性，還包括默會知識運用的自主性。

綜上所述，管理方賦予勞動者工作自主性已是數字智能時代生產的基本特征。在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下，自主性勞動廣泛存在于各行各業中，是新經濟、新產業、新企業對勞動者的基本要求。但是，我們不能無視新管理主義是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管理思潮，其雖然帶來了勞動者自主性提升，甚至為勞動者帶來了興趣、娛樂、創新等積極體驗，但迎合的主要是資本積累與股價提升等需求。因此，勞動自主性不一定意味著勞動者能夠脫離異化狀態。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青年勞動者需要怎樣的自主性支持才能走向自主性成長，而非跌入自主性異化。

三、青年勞動群體自主性成長與社會支持

戴維·哈維在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判之時，便提醒人們對諸如“自由”“個體化”等理念進行反思［34］。羅薩發現，在社會加速狀況下，“每當我們既是自愿，卻又違反我們真正的意志在行動時，都可能覺得被異化了”。羅薩所述的異化不同于馬克思的異化勞動，而是在現代加速時代，人同自身進入世界、嵌入社會之中的能力相異化了；這種異化是勞動者在資本加速積累的環境下，為了獲得自我實現或追求自我成就，而主動對自身進行的異化，它是一種自主性異化［35］?？梢?，在當下的政治經濟中，青年群體的工作自主性既可能走向自主性成長，又可能走向自主性異化。如何實現青年群體的自主性成長而避免其陷入自主性異化，是本部分的關注核心。

韓炳哲曾警惕地說道，“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變種，將工人塑造成企業主?！薄熬髑矣押玫臋嗔Σ粫娣磳η鼜男灾黧w的意志，而是打著為他們好的旗號控制他們的意識。它的同意多于拒絕，誘惑多于壓制”［36］。這類觀點在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中也頻有出現。有學者指出，平臺騎手的工作看似是自主的，但平臺通過算法控制、游戲化的激勵方式、顧客反饋機制等，反而能對騎手施加更加隱秘和有效的勞動控制［37］；有學者借助“希望勞動”的概念指出，在高自主性的經紀人勞動中，也存在隱蔽的控制。企業通過構建家政經紀人對大城市精致中產生活的向往，使其愿意忍受當下的高強度與不穩定的工作［33］；還有學者運用CGSS2021 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并發現，工作壓力負向調節了工作自主性對社會階層流動預期的影響及社會階層流動預期在工作自主性與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說，在高工作壓力的情況下，僅賦予青年群體勞動自主性是不夠的，其工作的完成還需要很多稀缺資源和競爭性資源［38］。尤其對于非正規就業人員而言，超時勞動更是會降低其工作自主性與體面勞動感知間的積極關系。也就是說，在收入較低的情況下，工作自主性反而會使勞動者延長其工作時間，增加其工作壓力，最終降低了其勞動滿意度［39］。上述企業方利用青年自主性使其進行自我剝削的管理方式很容易導致自主性異化的問題，即，青年勞動者的工作是在羅薩所述的加速邏輯下進行的，使其與社會生活融合在一起，并對生活進行了侵入與殖民。青年人雖在工作領域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性，卻喪失了生活的自由，甚至出現過勞、孤獨、倦怠等勞動力再生產危機。不少青年勞動者為了避免在35 歲后被企業棄置，要求自身奮力追趕不斷加速的社會需要，使自身精神與心理健康被消耗殆盡，繼而難以積累足夠經驗和身體健康資本獲得長遠發展?？梢?，當下諸多企業的管理目標是對工作自主性本身進行引導，所以表面的“工作自主性”并不一定帶來青年的成長，也可能在短期內耗盡青年的精神與身體健康，或使青年在認清現實后轉變為“摸魚”“躺平”的消極自我。

總之，當下的勞動控制核心實際是對自主性本身的控制，表面的“勞動自主性”并不一定能帶來青年的成長。據此，我們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考慮遏制青年勞動者的自主性異化，而推動其自主性成長：

第一，從法律層面入手，本著推動勞動者成長的目的發展完善勞動法規。法律對于社會環境的塑造有著極強的作用，青年的自主性成長需要獲得法律的支持。我們發現，當下普遍存在的加班與過勞現象，已經成為阻礙青年自主性成長的重要因素。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钡珵榱诉m應數字智能經濟的發展需要，增補了第三十九條“企業因生產特點不能實行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規定的，經勞動行政部門批準，可以實行其他工作和休息辦法?！蔽覀冊谡{研中發現，很多文創和高科技企業都向勞動行政部門申請了“彈性工時制”，以解開束縛其延長工作時間的繩索。面對寬松的勞動法規，深受“優績主義”理念影響的青年群體很容易選擇主動加班。對于雇主而言，“彈性工時制”變相地為施行“996 工時制”提供了便利；對青年而言，過長的勞動時間會消耗其勞動熱情，使其喪失工作的意義感，長此以往則會使其陷入“倦怠”。面對未來，勞動法規的制定、解釋與執行不僅要考慮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應考慮其社會效益，尤其是能夠推動青年勞動群體的自主性成長。

第二，從社會層面入手，著力消除各類歧視與權力霸凌，為青年的自主性成長營造公平友善的社會環境。就業環境對青年群體的自主性成長有著不容忽略的影響。在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青年群體的就業壓力和經濟壓力都很大，企業對青年群體的各種歧視狀況也更容易出現。團隊在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存在第一學歷歧視，并以各種理由拒絕招錄“本科雙非”畢業的學生。還有不少企業存在年齡歧視，認為35 歲意味著工作熱情和工作精力的峰值，35 歲后便開始走下坡路，因而不愿意招募35 歲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而基于性別的就業歧視也令人擔憂，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但不少企業在招聘過程中會過濾掉女性求職者的簡歷。當然，很多企業不會直接以性別為由不予雇傭，而是會對勞動者的工作經驗、技術能力等進行指摘。鑒于上述問題都是社會性的，雖不利于青年勞動群體的自主性成長，但無法單獨通過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努力扭轉。據此，為青年勞動群體自主性成長提供更公平、友善的環境，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其中，工青婦等群團組織應當有所作為，尤其對于工會而言，如何調動資源、匯聚力量，為青年勞動群體營造更公平友善的社會環境，是需要思考與探索的。

第三，從企業層面入手，理順組織內部的工作協調，為青年的自主性成長提供良好的職場環境。筆者團隊調研時發現，有些企業會以賦予勞動者自主性為名，行“選擇性放任”之實，繼而使職場霸凌難以消失。研究發現，數字智能時代的勞動侵害不同于傳統工業生產時代。在傳統工業生產時代，生產場所的侵害往往以打罵、逼迫、工資拖欠、不繳社保等為主，而在數字智能時代，生產場所侵害則往往以羞辱打壓、孤立排擠、情緒暴力、侵犯私生活等為主［40］，青年群體將此稱為“被拿捏”“職場PUA”或“有毒職場環境”。比如，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有些企業高層因對于未來發展戰略舉棋不定，而在組織管理上采取“賽馬”的策略，使偏好不同技術路線的項目團隊進行競爭。在企業資源支持不夠、協調不力的情況下，這種技術路線的競爭卻在基層發展成勞動者個人間的撕扯、敵視、對立等。實際上，工作自主性的提升并不意味著企業可以放任不管，也不意味著企業也可策略性地敲勞動者竹扛，反而對企業層面的組織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業應考慮通過提供資源、制度支持等方式，協助其他部門或外界與青年勞動者共同成長。另一方面，不少創新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承擔了不少屬于工會的職責，基層工會發揮的作用有限，這使得遭遇職場霸凌的青年往往無處申訴，只能選擇跳槽離職。

綜上所述，青年勞動群體工作自主性提升不一定會使其走向自主性成長，還有可能使其陷入自主性異化。不少創新性企業更注重迎合青年勞動群體當下的體驗、內心的喜好和短期的利益，但也有可能忽略了對其職業發展和自我成長的支持與幫助。據此，本文提倡從法律法規支持、社會環境支持和企業組織支持三個方面著手，為青年自主性成長打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提供切實可行的幫助。

四、結論

近年來，文創產業與數字智能產業吸納了大量青年就業。2020 年，中國Z 世代青年群體在第三產業就業占比達47.7%，比2010 年增長了13.1 個百分點，而且大學?？埔陨显诼毲嗄暾纪任幕潭染蜆I總人口比例超過50%，青年勞動群體的教育程度、文化素養比以往更高［7］。Z 世代青年勞動群體不再以20 世紀的國企工人、農民工那樣的方式進行生產［41］。在新產業、新經濟與創新企業中，Z 世代青年勞動群體獲得了三種工作自主性：其一是創意設計自主性，身處文創產業中的青年勞動者以此生產出令人驚艷的文化產品；其二是規劃安排自主性，諸多高科技企業中的勞動者與平臺勞工都能自主地安排與規劃自己的工作任務；其三是技術運用自主性，其不限于對專業知識、科學技術的運用，還包括對默會知識、情感能力的運用?？梢哉f，今天的工作自主性的所指與工業時代并不相同。當下的工作自主性并不是后福特主義或精益生產模式所倡導的勞動參與自主性，而是涵蓋了創意自主性、規劃自主性、技術運用自主性的勞動管理自主性。青年勞動群體不再像被固定在機械流水線上的前輩，他們運用其頭腦與身軀中源源不斷涌現出來的情緒、靈感與創意，構筑起了數字智能時代的大廈。

Z 世代青年群體勞動方式轉變與自主性的提升是嵌入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宏觀背景之下的?！巴ㄟ^知識生產知識”的非物質產品生產體制借助著去中心化的網絡生產模式使青年勞動群體可以自由發揮他們的智力；而以流量為核心追求和以資本金融化為手段的創新產業發展方式要求企業超越刻板的管理方式，令青年勞動群體可以在獨自探索或與他人合作中創造“爆款”；數字智能技術的迅速迭代則為Z 世代青年群體工作自主性的提升提供了條件；同時，Z 世代青年優越于以往代際的成長環境則使其發展出以個體主義、價值多元、優績主義等為特征的個性，繼而對自身工作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梢哉f，青年工作自主性的提升是數字智能時代的特征與要求，繼而是Z 世代青年群體自出生之時就被“拋入”的世界，繼而是其存在的基本狀態。但無論自由還是自主，遠不能簡單被等同于人對其類本質的回歸。

青年自主性并不一定意味著青年的成長與獨立，有些企業對青年工作自主性的利用反而有可能使其處于過勞狀態，或使其跌入孤立、倦怠和無意義感之中，不利于青年群體的職業發展。面對工作自主性的議題，青年勞動群體需要的是長足的自主性成長，而非投其所好地以提供娛樂、體驗、夢想等方式使其步入自主性異化的狀態。當然，青年群體的自主性成長并非依靠其個人就可以完全實現，他們需要全社會的共同支持，即可以從法律層面入手，本著推動勞動者成長目的來發展完善勞動法律法規；從社會層面入手，著力消除各類顯性和隱性的歧視；以及從企業組織層面入手，理順組織內部的工作協調，減少權力霸凌，打造包容、善意的職場文化?？傊?，幫助與支持青年群體的自主成長不僅是青年人自身的要求，也是全社會共同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