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建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協同推進的實現機制

鄭士鵬，于夢薇

（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44）

人從“共同體存在”到“獨立個體存在”的發展質變必然帶來由人所構成的社會組織的變化，即要求人們基于文明發展邏輯重建現代人所需要的生存、生產和生活系統，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以保障人們的自由與發展?，F代國家的轉型與發展不是人為預設的，其扎根于具體、特定的歷史、社會和文化之中，表現出不同的模式?！吧鐣行闹髁x”和“國家中心主義”作為西方現代國家轉型模式，二者分別側重于以社會或國家為主導性力量來支撐現代化發展的基本框架。以中國為代表的外源性后發趕超型現代化國家，形成了“政黨中心主義”的現代國家建設模式，主張以高度組織化的政黨為領導核心來建設國家政權、重塑社會規范、造就現代國家。中國以此國家建設戰略推動社會轉型和整合，推動中國現代化發展和民主化建設的過程中，不僅取得了經濟實力快速增長、發展質量穩步提升、社會大局保持穩定的歷史性成就，也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成功應對了某些西方國家的施壓、制裁乃至封鎖，從而重新獲得在世界上應有的尊嚴和主體地位，沖破了西方現代國家建設模式的邏輯規制，彰顯了中國現代國家建設模式極具潛力的理論和道路力量，成為較為成功的典型案例之一。新時代，基于中西方現代國家建設模式在全球文明視野下處于競爭性并立的時代背景，中國國家建設已順利推進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階段，其成敗將直接關系國家能否全面趨向成熟與定型。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基于中國政治發展邏輯繼續將“政黨建設”與“國家建設”兩個圖景有機關聯起來，探討二者協同推進的內在機理、邏輯建構和價值目標，以證明這一模式與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際進程的契合性，彰顯該模式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前景性，進而增強中國人民對自身國家轉型與現代化發展模式的信心，并在理論上為今后中國的實踐和發展提供必要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支撐。

一、內在機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主動性與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歷史必然性相互促進

在中國發展歷史邏輯與現代政治發展邏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黨與國家相互嵌入、政黨主導型現代國家建設模式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最佳實現路徑。對該模式進行深入剖析需要我們首先從該模式運行的內在機理出發，即通過深入剖析模式背后各政治主體的內在工作方式以及其在一定環境條件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運行規則和原理，來印證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現代化主體力量新模式在政治價值與政治實踐雙重意義上所彰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勢，從而為新時代繼續發揮政黨的引領作用，依靠黨的自我革命塑造精神、改造社會、建設國家提供實踐指導。

（一）秉持歷史主動在反模式化的思考與探索中明確現代國家建設的方向和路徑

肇始于外部異質文明的輸入，中國以失敗者的身份被裹挾到世界現代化潮流之中，面對傳統政治體系全面崩解所引發的生存危機，中國要想在資本絕對權力的支配性關系網格之中贏取民族國家的一席之地，就必須以屬于自己的新的發展范式來完成一場舊去新來的社會轉型，即使國家既有的價值、制度與組織系統實現向現代國家的變革重組。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進理論和先進力量有機結合的政治主體，其從誕生之日起就承擔著解救國家存續危亡、構建理想社會的雙重使命，具有高度的組織性、代表性、主動性和行動力，能夠有效實現社會統合和政治統一，因而其必然地成為推進現代化國家建設的軸心力量。

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和全局的歷史高度，以清醒的歷史自覺、堅定的歷史自信和強烈的責任擔當在遵循現代化國家建設的一般規律和人類政治文明演進一般圖式的基礎上，運用戰略思維、辯證方法、世界視野和歷史眼光，不斷根據新的歷史方位和社會主要矛盾轉換的重大現實，科學制定并及時調整不同歷史階段現代化國家建設的目標構想、戰略規劃和戰略步驟，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從提出“四個現代化”到規劃“三步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從倡導“兩個文明”“三位一體”到明確“四位一體”“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建設圖景的歷史演進，從而凸顯了現代化國家前后相繼、有效銜接、步步遞進的建設特點，彰顯了現代化國家“由點到面”、由“中心”到“全局”的擴展式、全局式的建設邏輯，塑造了現代化國家從國家建構到國家改革再到國家治理的發展趨勢。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通過不斷調適與優化自身治理，確?，F代化建設方案和政策執行的積極性、主動性、穩定性、連續性，保證國家戰略規劃的節節取勝。由此，中國開辟了政黨領導國家建設的政治發展道路。正是“起始于中國共產黨‘政黨意志’的自主訴求”[1]，才能使中國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中把握自身，在對建設什么、怎么建、如何展開、如何最終建成并使其長期鞏固的問題回答中，超越對其他現代國家建設理念和模式的簡單模仿，開辟獨特鮮明的政治發展路徑，實現中國的內在邏輯與人類發展基本邏輯的有機結合。

（二）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邏輯為中國共產黨發揮歷史主動提供行為選擇空間

中國共產黨的政黨自覺和歷史主動為推進現代化國家建設提供了強大力量支撐，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其歷史主動性的發揮必然要受到社會活動中統一性原則的客觀制約，即必須在遵循現代化國家建設發展的一般方向、邏輯進程和終極境界的基礎上發揮作用。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主動性只有與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歷史必然性在方向上保持一致，才能合乎歷史進步性，才具有前途。澄明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歷史必然性，對于未來中國國家建設的方向和議題的確定具有重要意義。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大歷史觀，從更加宏遠的歷史視距和更加多元的歷史視域出發去認識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進而超越歷史認識的客觀時代局限與主觀情感糾葛，以更加科學理性的態度形成關于現代化國家建設發展的歷史規律和歷史趨勢的深刻洞察和敏銳把握。

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線索來看，中國傳統的天下共同體在西方以商品資本、軍事暴力為代表的剛性外力沖擊下逐漸瓦解，中國國家構建歷程的內生發展形態被迫中斷，面臨著民族主體性身份失落與歷史敘事權力缺失的現實挑戰。在此情況下，西方強勢現代文明的競爭壓力和示范效應，使中國現代性國家的構建與成長以生存性危機的方式被迫提上日程，中國別無選擇地走向現代民族國家道路、遵循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和運行邏輯，使傳統國家的構建理念、制度、體制和機制逐步得到調整和改造。這符合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基本規律，也透視了任何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國家在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過程中，都必然要把完成現代化國家建設作為共通視域的歷史必然。同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從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邏輯來說，由西方現代化肇始并推動的現代國家建構尚未徹底完成其歷史使命。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其最終的歷史使命是被“自由人的聯合體”所取代。當前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理論處于馬克思所說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2]52階段，面臨著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超越造成現代異化與分裂的資本邏輯的抽象統治、在新的社會結構中，追求每一個人的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與自身本質實現的現實使命。因此，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歷史必然性，事實上以抽象的邏輯規定了其歷史實際進程的結構性約束條件和最終所要追求的結果，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以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邏輯作為自我規范的行為選擇空間，從而確?，F代化國家建設的歷史實際進程始終與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相吻合。

（三）新時代推進現代化國家建設需要發揮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主動性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推進現代化國家建設已經走過了創造輝煌的一百年，在這百年實踐中中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3]6。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與此同時，中國也憑借自身的天然稟賦和后發優勢，以不可逆轉的態勢進入大國博弈的核心地帶，成為打破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的重要力量。這既讓中國共產黨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也讓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國內外風險挑戰驟然增多。

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說，隨著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西方國家出于維護自身霸權地位、轉嫁本國社會矛盾和選舉政治的多重考量，憑借超強實力和國際社會相對缺乏有效制衡的現實，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指責中國是印太地區的“破壞性力量”，公開否定對華“接觸政策”的有效性，并對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遏制行為：經濟上實行報復性關稅和全面的科技脫鉤政策，政治上高舉“民主國家同盟”的旗幟著力打造聯手制衡中國的一致立場，軍事上不斷加強在中國周邊的軍事部署以遏制中國軍事力量，等等。中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挑戰前所未有。另一方面，為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中國以“并聯式”的發展道路高度疊加發展任務，壓縮發展時間，往往在“上一個階段的發展任務尚未充分完成”[4]的情況下就開啟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任務，出現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如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創新能力無法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城鄉區域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生態環境保護任務艱巨等。國際國內風險挑戰復雜疊加、相互交織。中國要想在此充滿荊棘、險象環生的環境中繼續開拓前進，就必須找尋解決之法，把完善制度作為抵御風險挑戰的重要保障。正是基于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議程，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揮主觀能動性，增強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有效應對復雜的國內外發展形勢，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努力創造更大的奇跡。

二、整體性呈現：黨的建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功能發揮的邏輯建構

在政黨主導型現代國家建設模式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自身建設來領導社會革命和主導國家治理，即以“黨建”來激發國家治理創新發展的內生活力和強大動力，實現“黨的建設”與“國家治理”的互構聯結和高度協調一致。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時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務，中國共產黨從遵循政黨與國家有機互動的內在機理出發，提出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從而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政黨建設和國家治理功能發揮的邏輯建構，有效促進了“政黨-國家”的相互嵌入。即中國共產黨在充分認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對治國理政成效起決定作用的基礎上，通過把黨的建設落實于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之中，來支撐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大戰略，推進和增強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統籌規劃功能、系統推進功能和激勵凝聚功能，進而滿足了國家建設對權威、秩序和廣泛支持力量的需求。

（一）黨的政治領導力為發揮國家治理現代化統籌規劃功能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準確把握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和規律，突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抓住了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盵5]77，78“關鍵”“根本”這兩個關鍵詞，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其無可比擬的強大領導力及領導制度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至關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治領導力是黨的領導力的核心范疇，在黨的所有領導活動中居于最關鍵、最重要、最核心的地位，具有對關系黨和國家方向性、全局性、戰略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作出正確決策部署，制定科學指導思想、工作思路和發展目標的“引擎”功能。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作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使命與新內容。這是中國共產黨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抓綱帶目的科學方法將本國歷史的慣性因子和國情現狀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構邏輯需要相契合所得出的深刻理解和方向指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以不斷增強政治領導力為指引，旗幟鮮明地將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要求全黨必須始終堅守正確的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政治道路，始終保持戰略定力和清醒頭腦，不斷增強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鑒別力和判斷力，增強舉旗定向、謀篇布局、掌舵領航的政治意識，增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正是基于政治領導力的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從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性高度，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對國家治理現代化進行了戰略定位與戰略規劃，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闡釋了分“三步走”的全息圖景和認知坐標，提出了“十三個堅持和完善”的實踐路線，從而在政治上、全局上、戰略上回答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應如何發展的根本問題，把準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方向脈絡，促使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能夠有序不亂地朝著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高效運轉，以期最大化地實現國家治理效能。因此，正是中國共產黨政治領導能力的不斷提升深刻影響著我國國家治理所能達到的戰略高度和實踐圖景，其為發揮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統籌規劃功能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

（二）黨的執政能力為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系統推進功能提供了強大的助推力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構想、戰略規劃和政策設計不能僅僅停留在愿景引領、價值塑造和理念闡發階段，更重要的是以具體有效的措施方法、工具手段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各項部署精準、高效、全面地落實到實踐中。在我國政黨—國家—社會的權力運作鏈條下，執政黨處于各種權力的核心，政黨執政是國家治理的前端環節。因此，規劃落實是否有力，政策落地是否有效，制度執行是否到位，關鍵在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領導核心是否有能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作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大戰略議題并載入黨的十九大所新修訂的黨章中，強調要“把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同提高國家治理水平有機統一起來”[6]106。這表明黨對自身領導國家建設的歷史使命和戰略路徑更加清醒而堅定。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項精細工程，其微觀落實關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多個領域，貫穿從中央到基層的所有層面，需要黨的組織、行政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多元治理主體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協同推進，形成治理合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尊重多元主體不同功能屬性和運行規律的前提下，以合并設立、合署辦公等方式科學設置黨和國家機構體系，優化配置部門機構，明晰各部門職責權限，有效解決機構重疊、職能重復、工作重合、權責脫節等問題；同時，黨根據改革發展的現實需要不斷向市場和社會合理賦權，健全并拓寬它們參與國家治理和公共服務的渠道，減少重“管”輕“治”現象的發生。這有利于充分發揮不同治理主體的內生動力和整體功效，形成高效有序、活力迸發的國家治理樣態，從根本上打通體系化運行中的梗阻，將國家治理的各項工作、各項任務有效推進下去。此外，中國共產黨不斷系統優化黨的組織體系建設，將黨組織深度融入國家政權系統和各類社會組織的領導機關中，通過增強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力，充分發揮其在各主體治理過程中把控國家治理政治方向、發展理念、發展戰略、制度規范和實踐路徑的正確性，進而保障國家治理各領域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統一性和協調性。領導干部是將黨的執政活動落實到微觀操作層面上的直接主體，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中堅力量。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將“干部能力建設”提升到戰略全局的高度，通過突出干部選拔任用標準和加強對干部的教育管理監督來不斷增強其“八種本領”，提升“七種能力”，培養其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和政績觀，增強其黨性修養和公仆意識，著力克服干部隊伍中所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領恐慌現象，確保黨員、干部的素質和能力適應新時代要求、具備領導現代化建設的能力，從而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強大的干部隊伍和人才支撐，促進國家治理的重大決策部署和重大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不打折扣、不做選擇、準確有效地執行。正是黨的執政能力的不斷提高保障了國家治理各領域、各目標、各部署之間不僅在橫向上實現了前后左右聯動貫通，而且在縱向上實現了上下銜接對流順暢，從而為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系統推進功能提供了強大的助推力。

（三）全面從嚴治黨為增強國家治理現代化激勵凝聚功能提供了堅實的精神支撐

從治理主體的視角來看，在浩大艱巨的國家治理系統工程中，怎樣科學有效地集合多元治理主體推動其共同致力于政治秩序的穩定運行是一項必須認真對待的挑戰。政黨可以依靠體系完備、覆蓋面廣的組織體系實現對多元協同治理主體的有效整合與領導。但同時必須注意到，當前我國社會轉型的雙重效應使得利益錯落、階層多樣、訴求差異、取向不一等諸多矛盾日益凸顯。在這樣的復雜情況下，能否維持公眾穩定一致的價值觀共識，強化政黨認同和國家認同，強化對現行國家秩序、治理理念的堅守，是有效維持社會穩定、黏合社會斷裂、推動治理高效運行的重要變量。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充分發揮整合社會價值觀和凝聚治理共識的功能，使各治理主體在統一的政治規范和有序、穩定的關系態勢中，為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足夠的社會信任資本和強大的社會動力。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居于政治體系中心地位和在政治秩序運行中起著核心作用的重要憑借”[7]。全面從嚴治黨是影響此項功能發揮的重大要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全面從嚴治黨有機納入整個國家建設大局之中，成為新的歷史階段國家治理現代化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以消除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轉變黨的作風和形象為基點，秉承猛藥去疴、壯士斷腕的堅強意志和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膽魄勇氣，連續開展黨內集中教育，不斷完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兩手抓，堅持正風肅紀反腐與黨內監督巡視兩手硬，堅持抓住“關鍵少數”與全面覆蓋相協同，不斷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使管黨治黨真正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從而有效清除了黨內存在的嚴重隱患，化解了黨面臨的嚴重政治風險，塑造了一個不忘初心、勇于擔當、與時俱進、執政為民的政黨形象。這不僅使黨得到了多元主體的高度評價和衷心擁護，充分激發了多元主體工作的積極性和行動自覺性，而且也增強了國家治理理念的說服力、生命力和傳播力，使得國家建設目標轉化為對多元主體具有約束力的思想準則和政治規范，進而最大限度地凝聚了社會各方面力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社會各層次利益，有效排除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各種思想障礙和實踐阻力，擴展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策回旋空間，降低了國家治理成本，保障了政治體系的順利運轉。

三、價值導向：黨的建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方向和目標同向性

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建構范式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其原因不僅在于政黨建設和國家治理的內在機理和互構聯結具有邏輯一致的實踐品格，而且在于二者具有目標一致的價值取向，新時代，二者都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基本目標，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整體目標，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根本目標。這是政黨建設和國家治理能夠形成發展合力的內在根源，也是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建構模式能夠持續發揮作用的動力之本。

（一）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基本目標

公平正義是世界人民的集體訴求，體現著人們對發展與人和社會關系等問題的不斷反思和追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就是要在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創造社會財富的基礎上，滿足其對于獲取自由平等的經濟政治文化權利、社會地位與發展機會的價值訴求。這就要求構建“推進以人為本的發展”的制度體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共同富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圍繞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緊密聯系新時代黨的中心任務，科學確定黨的建設主線內容，不斷完善黨的建設總體布局，整體把握黨的建設戰略任務和現實要求，全面加強黨的各方面建設，提高黨的建設質量，進而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適應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發展。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始終將自身作為實現人民利益和滿足人民需求的一種“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使人民享有同社會發展進步水平相一致的高水平、高質量的美好生活。這內在地貫穿著中國共產黨主張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領導核心，將人民立場有機植入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機理之中，確保政黨執政與國家治理的利益同質性。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堅持和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著力推動實體經濟發展，把“蛋糕”做大，同時，又堅持做大做強做優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夯實勞動者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始終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和維護勞動大眾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在此過程中，國家治理現代化從“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8]等多方面多管齊下，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從而著力規避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獲取與今后的自我發展極不平衡的陷阱，努力打破資本主義社會中“形式上的平等”，追求人“事實上的公平和平等”。因此，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取向相契合，二者都追求實現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同社會發展人的目的化的統一，這是中國共產黨科學審視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和無產階級政黨價值立場的智慧結晶。

（二）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整體目標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堅持以制度優勢證明道路選擇的正確性和理論體系的真理性、以制度理性彌補人性以及人的能力的局限與不足、以制度力量為科學發展提供堅強保障。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政道與治道的協同變革，其重點就在于促進制度體系建設適應現代社會權力的運行規律、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要求。政黨建設是建構中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中樞力量，這是由我國政黨主導國家建設的發展范式所決定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不斷增強黨的領導力和執政能力建設，在堅持和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促進三者上下貫通和相互轉化的基礎上，以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既著力破除一切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修改和廢止不適應現實發展需要的舊制度，又從實際出發，繼續加強制度創新，加快建立健全“急需的制度”和“必備的制度”，將成功經驗、成熟做法和改革成果上升為制度規定，進而不斷解決中國制度建設的空白點和薄弱點，強化制度建設的科學性、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稟賦，并助推其轉化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全面效能。此外，中國共產黨也從政治結構空間和要素結構空間兩個維度入手不斷推動黨的建設制度化及其制度改革。黨以自身制度建設的科學化引領和示范國家制度體系的現代化發展，以自身制度的強大執行力帶動國家法律制度的落實和完善，以自身制度建設實踐中的寶貴經驗強化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供給。這充分體現了黨的建設始終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伴隨，二者共同致力于以制度現代化為核心訴求，按照“三步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不斷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整體性、戰略性重構，促進現代制度體系的成長與成熟，最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整體目標。

（三）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根本目標

近代以降，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在堅船利炮的威脅和凌辱下、在“睜眼看世界”的震驚與覺醒中成功擺脫被帝國主義蹂躪瓜分的悲慘命運，成功轉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成功應對現代化浪潮所裹挾的千鈞重擊，成功將世界變局轉化為中國長期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和戰略機遇，確保中華文明始終行進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康莊大道之上，其關鍵就在于中國共產黨抓住了黨的建設的根本，始終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保證黨的內部建設和黨與外部的重大關系建設沿著正確的軌道前行。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強國邏輯把握強黨部署，提出必須抓好黨的六大系統工程，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不斷增強全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保證黨始終具備理論先進、政治堅定、組織嚴密、作風優良、紀律嚴格、制度完善的品質特征，從而努力把黨建設成為能夠有效駕馭大變革浪潮、具有強大自我調適能力、敢于創造民族復興偉業的執政黨。這充分昭示了中國共產黨以“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決心和能力始終將自身建設與黨的歷史使命相貫通、相統籌的智慧和勇氣。政黨治理和國家治理有機統一的政治發展邏輯使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同政黨建設相同的基本行動邏輯。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第五個現代化”，其從制度層面既通過不斷完善國家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來增強國家韌性，提升中國國家戰略承載力，又以創新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制度形態、增強中國制度文明的世界話語權和影響力來為世界制度文明的賡續發展和融合創新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因此，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目的和深層動因是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走向更高級的社會歷史訴求的創造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