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融合式治理：城鄉結合部社區生態治理的空間轉向與生成機制

茹 婧

（西南石油大學法學院，四川成都 610039）

一、引言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加劇，生態治理問題已成為超越國家和地區界限的重大全球性治理議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1]作出重大安排部署?！叭伺c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重要特征之一，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提供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基本路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話語和政策實踐代表著新的人與自然的治理理念，是對中國傳統生態觀與西方資本主義生態治理觀的雙重超越，其中蘊含發展理念、國土整治以及社會治理等復雜內容[2]。在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基層治理現代化更應凸顯“綠色”現代化。推進高質量城鄉社區生態治理，是推動國家生態治理現代化的微觀基石。作為城市與鄉村中間地帶特殊空間形態的城鄉結合部社區①周大鳴認為，城鄉結合部社區是指介于城鄉之間的第三種社區類型，兼有城鄉生活方式的特征，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的郊區或農村。詳見：周大鳴，高崇.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研究——廣州南景村50 年的變遷[J].社會學研究，2001（4）。，因長期陷入生態治理與社區發展的張力中，勢必會迎來深刻的空間治理轉型。城鄉結合部社區如何實現以人為本的社區發展治理與生態治理的有機融合，進而推動我國新型城市化高質量發展，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重大議題。

二、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從社區有機體的角度把握空間，一直是社會學基本的研究范疇，由此開啟的“社區研究”也一度成為占據社會學統治地位的分析范式[3]。20 世紀中期，西方空間科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社會—文化”轉向更促成了空間社會學的崛起?？臻g社會學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研究者聚焦于對邊緣城市、近郊的“私托邦”、城市的“門控社區”、都市士紳化等空間社會化重構現象的解析，形成了以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愛德華·W.蘇賈（Edward W.Soja）為代表的空間生產與空間批判等理論學派。在他們看來，空間不是客觀物質環境，而是在支配性社會關系再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場域和工具，充斥著意識形態、資本和權力，“已經成為了巨大對抗的場所”[4]85。第二階段，可視為都市社會生態空間觀的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階段。相對于早期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批判，人文地理學家們“找回自然”的學術沖動[5]意圖推動空間社會學的本體論轉向。以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尼克·海寧（Nik Heynen）等為代表的研究者不再拘泥于用“階級斗爭—革命—解放”模式闡發都市消費、都市社會和都市革命的傳統路徑，更加注重空間生產的生態維度。其中，尼爾·史密斯提出“自然的生產”概念，揭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自然與空間的生產對于城市景觀不平衡發展的重要性[6]69-113。

國內研究者在西方空間社會學基礎上，主要關照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社區變革。相比于城市與鄉村，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空間樣態、轉型動力以及治理邏輯等更加復雜，由此形成了三種主要研究視角。一是空間正義視角，城鄉融合戰略順利實施的前提是要確保城鄉居民平等地占有和分享空間資源的機會和權利，城鄉結合部社區的城鄉二元混合狀態導致空間生產與分配的不均衡現象日益突出①國內有關空間正義視角下的社區研究詳見：袁方成，汪婷婷.空間正義視角下的社區治理[J].探索，2017（1）；熊易寒，曹一然.空間再分配：城鄉結合部治理的政治學意義[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林聚任.空間不平等與城鄉融合發展——一個空間社會學分析框架[J].江海學刊，2021（2）。。二是空間治理視角，治理的目的是營造良好的社會秩序，空間不但是社會秩序的媒介，也是社會秩序構成、維系和改造的具體依托。治理需要多元異質的社區再組織化，建構高度融合的立體性“善治策略”的社區②國內有關空間治理視角下的社區研究詳見：馬學廣.城中村空間的社會生產與治理研究——以廣州市海珠區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10（2）；鄭少雄.草原社區的空間過程和地方再造——基于“地方—空間緊張”的分析進路[J].開放時代，2013（6）；吳瑩.空間變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區基層治理轉型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7（6）；周晨虹.社區空間秩序重建：基層政府的空間治理路徑——基于J 市D 街的實地調研[J].求實，2019（4）；徐宏宇.轉換角色與規范秩序：空間變革視角下過渡型社區治理研究[J].社會主義研究，2019（2）；崔寶琛，彭華民.空間重構視角下“村改居”社區治理[J].甘肅社會科學，2020（2）；于顯洋，郭錫山，張亞鵬.空間轉型與社區治理反思——基于平海市柔河區村居混合社區調研分析[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0（3）；管其平.空間治理：過渡型社區治理的“空間轉向”[J].內蒙古社會科學，2021（6）。。三是空間分化視角，城鄉結合部社區空間意味著自然靜止的空間的斷裂與分化，其功能不再限于農業時代的居住與耕種，“居住空間”與“交往空間”的變革直接導致城鄉結合部社區共同體的社會資本流失、社會記憶離散以及社區關聯斷裂等實踐困境。為此，強化社區治理主體能力、借助市場力量輔助推動、凝練共享型社區“新傳統”等成為再造城鄉結合部社區共同體的應對策略③國內有關空間分化視角下的社區研究詳見：郭明.空間變革中“村改居”社區共同體的式微及再造[J].科學社會主義，2020（3）；呂璟，潘知常.再造居民——社會空間視角下拆遷安置房社區失地農民問題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18（4）。。

總的來看，前期研究注重社區結構分析，對社區生態向度重視不夠，研究視角背后依舊是城鄉二元對立、社會與自然二元對立的預設。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城鄉結合部社區空間研究不能只限于社區本身，而是要將其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框架內深度理解，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進行梳理。本研究試圖突破“社會-自然”二元對立框架，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空間理論為分析基礎，通過對四川省成都市公園社區創新范例F 社區④F社區位于成都市郫都區東南部的A街道中心區域，轄區面積2.34平方公里，全區耕地面積894畝，境內河網密集，是成都市重要水源涵養地。F 社區原為行政村，從2003 年開始土地拆遷整合，于2010 年經市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社區。F社區共有14個居民小組，其中涉農小組5個，共有9個商品房小區，3處劃地安置自建區域和1處涉農散居院落，有居民1876戶，戶籍人口5700余人，外來人口28684人。的個案考察，探析城鄉結合部社區生態治理轉型邏輯，提出“空間斷裂—空間修復—空間適配”的分析框架，框架特點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超越以往社區研究的靜態視角，將其放置于城市化進程不同階段加以解讀，加深對社區空間治理演進的縱深感；第二，空間與人類實踐之間構成辯證關系，人類社會行動在不斷進行空間生產的同時，也實現了自我生產的循環；第三，生態文明背景下，城鄉結合部社區空間治理體現了人與自然、城與鄉以及地方發展與國家治理目標間的合作與沖突，而生態文明建設力圖縫合并超越這種張力，其落腳點在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第四，提出“綠色融合式治理”這一概念，以概括城鄉結合部社區生態治理的生成機制。本研究的材料源于筆者2019—2022年間在F社區所做的追蹤性田野調查，運用了訪談法、觀察法和文獻分析法，試圖勾勒出城鄉結合部社區生態治理的轉型邏輯。

三、從“空間斷裂”到“空間適配”：城鄉結合部社區生態治理的空間轉向

（一）新陳代謝斷裂：城鄉混合的空間失序

“新陳代謝斷裂”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核心概念，用來指稱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自然異化”“物質異化”[7]，意指原本自成體系的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正常的物質與能量循環交換系統被外力打破，進而引發整體性的生態危機。改革開放之前，城市與鄉村空間功能定位明確，其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都相對簡單。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加速了空間的瓦解，原本作為自然的城郊空間逐漸被資本化。地方政府為了GDP 的增長，盤活土地價值，大力推進經營城市戰略，形成了“地方政府-土地-經營城市”的空間治理模式。地處西部的中心城市成都市在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中，將原本作為生態環城控制區的城郊地區邊界不斷擴展，產生擴城速度過快與空間治理技術更新滯后之間的矛盾，城鄉結合部社區的“新陳代謝斷裂”更誘發了區域生態危機。

第一，社區工業化與生計不可持續。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業化運動極大地推動了生產要素的城市化空間集中，但是產業過度集中又導致中心城區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空間治理難題。為修復生態空間，地方政府將產業“轉移”到城市邊緣地帶。2012年，成都市啟動“北改”工程，明確中心城二環路以內現有的批發市場應逐步向外調整或轉變業態。加工行業采取靈活的空間生產策略，轉移到金牛區和新都區、郫都區的交界處。F 社區因交通便利，成為加工廠選址落戶的重點區域之一。2003年起，F 社區陸續被征用土地，只存留了小部分涉農區域。隨著城市產業結構轉移和失地農民生計變化，一種利用城鄉結合部地域特殊性而突破功能局限性的策略性空間實踐得以產生。失地農民將自建房屋或安置房違規改建成集生產、倉儲與居住于一體的“三合一”作坊出租給加工廠?！拔覀儓鲦偵系木用裥〗M，就是因為看著有加工廠的人進來租房，他們修房子的時候就是按照加工廠的需求修的，一樓、二樓是沒有隔斷的，三樓、四樓隔斷起來是用來住宿的?！保ㄔL談記錄：YM20191112）①文中訪談記錄編碼規則：訪談對象姓名（拼音首字母縮寫）和訪談時期（按年月日排序的8位數字）。到2017年，集中于F社區的扣件、成品衣、布料生產等多種產業鏈條的服裝加工廠集群多達300 多家。商業化的城鄉結合部社區日益擺脫自然屬性，成為A街道有名的“淘寶村”之一。城鄉混合空間既成為非正規加工業的物質前提和生產要素，也在客觀上決定了加工生產的限度。地方生態安全管控和全國電商加工市場的劇烈波動性，促使工廠手工業從業者隨時做好開辟新的生產空間的準備。而在工商主導的層級化長鏈市場中，生產空間的流動和出租市場的波動使失地農民的生計充滿風險。失地農民對地方頻繁的環保運動式治理頗為敏感：“還想漲租金呢，一搞環保，房子都不好出租了?！保ㄔL談記錄：PSY20191120）

第二，社區環境污染與生態不可持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的”[8]398，399。由此，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概念，意指人和自然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象化的關系。邁入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伊始，工具理性成為指導地方發展的價值準繩。城鄉結合部社區生產空間的無序發展，加劇了生態資源和空間資源獲取的不平等。盡管A 街道90%的區域于2013 年被劃為環城生態帶，但因加工產業鏈條帶動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態問題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小作坊和工廠普遍存在業態雜亂、從業人員環保意識不足等問題。隨著商業化發展的不斷擴大，靠“環境不斷被系統地剝奪其自然財富得以維持。環境被蛻變成了索取資源地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經常是有毒廢料）的下水道”[9]175，176。沿線的生產、生活污水和垃圾直接被排入河流，造成水體污染嚴重。除失地農民將自建房出租給“散亂污”企業外，社區2 個涉農小組還清空集體用地300 畝，將其轉租給木料加工廠以獲取高額收益。木料場在切割作業過程中，不僅產生大量噪聲和粉塵污染，還經常將廢渣填埋進土里、傾倒進河里，造成土壤和水體污染。此外，散居院落雖設置了垃圾集中點，但生活垃圾和建材垃圾亂扔、亂放的現象十分突出。作為“三合一”場所集中區，A街道及其F社區因此多次接受市級、區級環保部門的督查及責令整改。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空間變遷基本是以巨大的環境成本作為代價的。

第三，生態利益誘發社會關系危機。生態危機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也指向主體間基于生態利益的社會關系危機[10]418，“由人與自然的沖突所導致的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類自身的危機”[11]104。在“三合一”場所環保整治中，利益群體之爭是影響社區生態治理的主導因素?！叭弦弧睆S房的租金收益是自建房群體的主要收入來源，當環境整治影響到自建房群體利益時，他們往往通過聚集聊天、投訴來發泄不滿情緒、表達利益訴求?！耙驗槭У剞r民一年光收房租就是10 萬、20 萬?，F在要徹底整治，他們自然意見很大?！保ㄔL談記錄：YM20191112）從社區發展和社會穩定出發，地方政府更多的做法是督促社區注重常態化的安全檢查。生產方式的變革也同步影響社區居民的人際交往和社區參與程度。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講，“生產本身是以個人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12]25。安置居民的日常交往主要局限于與租客之間的經濟往來；涉農區域的村民受農業生產方式和戶籍制度的制約，對村集體以外的社區公共事務缺乏認同；外來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的聯系較弱，對社區缺少認同感和歸屬感；社區商家對流動人口減少導致的消費經濟不景氣更為關切。社區流動與固化關系的內在矛盾導致社區內部橫向關系很難增強，生態治理在城鄉結合部社區不同利益主體的分割下很難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

處于城與鄉粘連地帶的城鄉結合部社區，形塑出城鄉混合的空間秩序，以生計和生產發展為主的地方發展模式使得生產空間不斷擠壓生態空間和生活空間，進而引發城鄉結合部社區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空間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

（二）空間修復：社區治理的生態轉向

與建立在資本邏輯主導下資本主義的“空間修復”方案不同的是，社會主義的“空間修復”實質是人民至上和生態正義邏輯在城鄉空間中的實踐和貫穿。社會主義國家城鄉發展追求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現，通過城鄉空間重組和協同治理來緩解城鄉內在矛盾和生態危機。

第一，生態文明發展與城市空間體系的重構。如果說改革開放初始階段，工業化發展是對自然空間生產的第一次否定，那么生態治理則是對產業與生態之間矛盾的再否定。2018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成都視察時首提“公園城市”，指出“要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13]。成都市政府開始積極探索從局部“環城生態區”轉向系統性“公園城市”美好生活的營造模式。生態空間體系重構是對國家生態文明戰略的地方能動性回應，通過構建公園城市理念、營建城市新形態的發展新思路，推動生態價值創造性地轉化為新的發展動力源，以此打造“世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中國方案、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未來城市樣板”[14]。由此，生態環城控制區的城鄉結合部社區成為地方政府探索“公園社區”的重要試驗場域。

第二，流域治理革新與生態空間回歸?！八x”是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城市現代化普遍面臨的挑戰。水是生活質量和城市發展潛能的決定因素之一，同時，水資源問題的產生根源和解決路徑依賴于政治經濟要素[15]。F社區地處成都市規劃控制發展的通風口和重要的水源保護帶，流域治理是其社區治理的重中之重。水域治理目標達成的關鍵要素在于城市政府推動了生態協同治理體制改革，以化解“九龍治水”的管理困境。一是市域水生態智能修復。成都市建構以水環境治理、水污染防治、水資源保護、水網體系建設、防洪能力提升等為治理重點的智能化、多元化的水環境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二是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機制。郫都區政府一方面培育生態保護市場主體，鼓勵各類投資進入環保市場，大力推進污水處理等基礎環境設施建設，分級建立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機制，聘請第三方專業公司實行岸上岸下一體化護河管理，構建起“區+街道（鎮、工業園區）+網格員+企業”四級聯動的環境網格化監管體系；另一方面，以項目招標形式引入社會組織參與水環境保護宣傳教育和河長履職情況第三方評估，優化河長制工作機制，推進社區持續開展河渠“清四亂”和水體保潔大排查大整治行動，加大禁漁期巡查工作力度。2017年起，郫都區建立區、鎮（街道）、村三級河長制，構建了以街道河長共商共處機制、河長巡河履職制度、河長能力提升制度、河長考核問責制等為核心的河長制長效管理機制。村（社區）河長每周巡河兩次，將發現的問題上傳到“智慧巡河”應用程序上，街道必須在三天內處理。正是在生態智能化和制度化雙重作用下，河畔驚現“環保鳥”白鷺翩飛的唯美景象。城市中的水循環產生了物理地理意義的物質景觀，也產生了一個具有標志性的文化景觀[16]，這是社會、自然力量的綜合結果。

第三，消防安全整治與生產空間再造?？臻g正義首要是空間生產正義。近年來，受環城生態控制區地理結構的影響，地方政府積極對社區進行生態空間再造。A 街道社區發展治理規劃逐漸由“重發展”向“重治理”轉型，進而重塑了該區域的生產結構。社區治理的首要難題是對社區不平衡發展的“三合一”空間結構進行改造。2019 年，A 街道成立行動工作小組，堅持“生產與住宿絕對分離”原則，會同相關部門、村（社區）對區域內的“三合一”場所開展聯合執法。F 社區“三合一”場所有160 多家完成整改，有180 多家徹底搬離?！耙驗橐笊线吷a、下邊住人，各種生產設備和產品需要搬上搬下，既不方便，也增加了人工成本，再加上受疫情的影響，投錢投貴了的，整治不了的作坊就搬走了，搬到整治得不那么嚴的地方?！保ㄔL談記錄：YM20201120）生態本底要求較高的區域憑借這種短平快的“空間修復”策略解決了環境危機，重塑了現有的社區空間結構。為推動生產空間全面綠色轉型，A 街道要求整改后的加工作坊必須辦理設計證、銷售許可證和生產許可證，引導其轉型為社區的正規企業。F社區也積極促成轄區內的蜀繡企業與加工作坊形成商企聯盟，以推動社區蜀繡產業向生活化轉型。社區“三合一”空間結構從確立、衰落到轉型，印證了“不同類型空間結構的演化，它們的確立、維持、最終崩潰和變化，不只是由勞動過程的特點、積累的要求、生產方式的階段甚至資本的需要所決定”[17]80。社區生產空間的重組，是對生態、政治和經濟的關系變化的能動性反應。

第四，人居環境整治與社區生活空間重塑。只有將生態正義的價值理念與社區參與相統一，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解放和空間上的自由。人居環境臟亂差是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痛點，為此，A街道和F社區根據空間特征采取了不同的環境整治模式。一是上門收取工業垃圾模式。針對加工作坊集中區域，為防止其隨意傾倒工業垃圾到河流沿岸，F 社區專門匹配工業垃圾清運經費，由清運工人定時上門清理。二是購買社會化服務清理生活垃圾模式。社區主干道的保潔和垃圾清運由街道辦事處財政出資聘請保潔公司負責。散居的農民生活區域，最先由F 社區出資雇傭散居農民清掃，但因清掃不徹底和垃圾投放點設置不足，社區便重新規劃生活垃圾投放點，并通過向環保公司購買服務，有效地改善了散居院落的環境衛生。三是黨建引領下的網格化多元協同共治模式。多方協同共治機制是推行社區生態治理的關鍵。社區網格化治理體系的構建，將黨小組、社區干部、專職網格員、專業社會組織、物業公司等多元主體嵌入社區網格，明晰了各參與主體的權責關系。為提升居民對社區生態治理共同體的意識自覺，F 社區每年通過社區保障資金購買社會服務，由社會組織動員小區黨群志愿者、物業、居民參與環境保護志愿服務活動。F小區組建了一個60人左右的志愿服務隊伍，他們時常監督小區環境衛生?！拔飿I以前基本上也是不得力，后來居民強烈要求更換，業委會換了一個物業經理過來進行管理?，F在小區環境也基本上得到改善?！保ㄔL談記錄：LH20201030）通過多元協同共治體系建設，社區人居環境、生活品質得到有效提升。城鄉結合部社區通過流域治理、綜治行動和人居環境整治等生態治理實踐，重新塑造了新的社區空間秩序。

（三）空間適配：“三生空間”的綠色融合

社區空間修復是對生態環境的優化，但更進一步是要實現生產空間、生活空間與生態空間的融合與適配。隨著生態文明建設成為新時代全國乃至全球的“大政治”[18]，政府著力推動城市發展從工業邏輯回歸人本邏輯、從生產導向回歸生活導向，推動社區空間向“融地域、生活、情感、價值等于一體的場景延伸”[19]。

第一，公園社區的空間規劃定位。制度決定了治理策略的選擇，從而規定了空間的樣態及其生活在空間的組織結構與社會關系，但人類的社會實踐又是一個不斷改造空間的過程，空間變革又會促進社會結構的調整與社會關系的改變，進而為孕育新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契機[20]。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政策”[21]52，目的在于通過空間的差異化生產，解決國土資源開發過程中的無序化和過度化等問題。為此，地方政府要解決地方性的生態發展治理問題就“需要創建并實施具有創新特征的引導機制”[22]3。公園社區的空間規劃正是從公園城市的生態系統性和生態完整性視角去重新審視社區發展與生態治理的關系問題。在環城生態區空間修復的同時，郫都區在沿河區域構建“一軸兩環兩帶”開放式、多功能的綠道體系，通過“綠道+”模式，合理規劃設置綠道驛站，增加旅游新業態、新消費場景，形成了全域化大景區大公園基本格局。全區生態空間的凸顯從根本上決定了街道社區發展治理的方向。F社區位于A街道的核心區域，資源優勢明顯，既有得天獨厚的府河水資源、豐富的蜀繡文化資源和公共空間資源，也有良好的組織資源和人力資源，但存在人可進入可共享的生態空間不足、公共服務設施配套覆蓋率低和社區蜀繡產業引領性不足等問題。2020 年，街道推動首批主題社區規劃發布，將F 社區規劃定位為蜀繡產業先導型公園式城鎮生活社區。社區空間的發展定位是生態、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互融的結果。

第二，公園社區的空間適配。構建公園社區正是試圖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整體性視角出發重構城市文明。在空間定位明確后，須從地方資源稟賦出發，以便增加應對機制的“配適性”[23]。地方場景規劃的目的是營造一種新業態，通過生態產業力圖解決城鄉結合部社區生產空間無序、生活空間擠壓和生態空間惡化所造成的非預期后果。為進一步優化空間結構，F社區以“幸福美好公園社區”的建設理念、“黨建引領+社會協同+專業支撐”的組織體系、“政府主導+社區主體+市場邏輯”的運營方式和“政府服務+市場服務+公益服務”的服務方式，從文態、業態、生態、智態四個方面對社區進行空間再造。一是文教傳承公共生活區。社區以蜀繡鄰里聚落為主進行空間營造，黨建引領以社會企業、社會組織、高校師生和社區自組織為補充進行聯合建設，實現公共服務、生活服務和文化傳承效益的統一。依托于社區專項微基金的支持，孵化培育社區自組織積極參與綠色公益，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區插秧節、綠植認養、綠道健步走、環保宣傳等活動。二是蜀繡創意產業園區。重點推動建設蜀繡創意產業園、蜀繡產業IP店為核心的綜合人才培養中心，實現市場和公益效益的雙贏，體現社區沿著生態路徑重構經濟的努力。三是生態生活服務配套區。在居民小區，以服務為基礎、以蜀繡商業為核心，提升綠色消費和品質生活的場景；在高標準農田建設示范區，整治農田生態系統，堅守耕地保護紅線；在示范小區，規劃出戶外運動空間和小區網格化綜合治理服務中心，采取政府主導、社會企業和社會組織低償服務的模式，推動“十五分鐘生活圈”的實現。四是賦能智慧社區。遵循場景驅動、智能協同和多元共治原則，創建智慧社區平臺，上線社區微融媒模塊，創造社區事務公開的新場景。

社區空間適配的關鍵是在重新梳理社區資源的基礎上，以社區生態場景的營造去助推社區產業的轉型升級，以社區生活場景的營造去推動社區社會關系的實現，以社區產業場景的營造去推動蜀繡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力圖實現社區生產、生活、生態“三生空間”的有機融合，生產出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價值導向的新型城市功能單元。

四、綠色融合式治理：城鄉結合部社區生態治理生成機制

基于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生態治理實踐機制，本研究提出“綠色融合式治理”這一概念。融合式治理在國家與社會治理議題中經常被提及，但本研究的綠色融合式治理是在生態文明視域下的城鄉結合部社區空間展開。第一，城鄉結合部社區空間的形態與城市和鄉村社區不同，其生態結構的復雜性決定了治理方式是一個集平面與立體、流動與靜止相交互的綜合體，并非簡單地把“自然”帶回到“治理”之中，而是以“綠色”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第二，綠色融合式治理的“融合”，不限于一般意義上的多元主體的融合，而是在多元主體聯動的基礎上，打破傳統的以街道、社區為單元的空間理念，以新的空間尺度去理解社區，將社區放置于城市整體空間范圍中去思考，進而推動從微觀社區治理到宏觀城市整體式治理相融合，這樣一種新的治理機制凸顯了在生態文明視域下把握社區治理的新視野。第三，綠色融合式治理的“融合”，最終要實現空間資源的融合，進而形成生態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這意味著在具體治理過程中，要以生態建設為指向，重新定義和挖掘社區資源，通過對社區現有資源的活化以及數據資源的介入等方式，實現各種資源相互融合，相互轉化，在原有的基礎上推動生態治理機制的不斷完善。

（一）綠色融合式治理的多元主體聯動

與農業、工業時代的固化空間不同，生態資源的流動性突破了傳統的治理邊界，需要一個更為開放的社區治理體系作為支撐，需要更多的主體積極參與。在城市化初期，城鄉結合部社區在不同部門具有不用的定位。民政部門將其視為居民的生活場域，注重其服務功能，公檢法部門則更關注其穩定和秩序，將其視為管理對象。各部門主體之間缺少協同聯動，社區治理時常讓基層政府無所適從。進入新時代，社區治理更加強調生態價值，這就需要打破傳統社區治理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F 社區的經驗表明，社區治理轉型是政府、社會組織、專家學者與社區干部、居民協同互動的結果。一是街道為社區發展治理規劃定基調，政府、社會組織、社區、社區規劃師等多元主體基于調研對空間規劃建言獻策。二是社區發展治理規劃方案成示范。在區委區政府的指導下，街道與社工機構聯合社區兩委、設計院、社區規劃師和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師生等多元主體，制定成都市首個主題公園式城市生活社區規劃。與街道層面的社區規劃更強調治理的核心功能不同，新的城鄉結合部社區空間規劃方案堅持發展和治理的互構共生關系，明確公園社區既要營造綠色生態，還要兼顧綠色產業發展。從街道層面的社區發展規劃到公園社區空間規劃，顯示出政府職能部門的垂直管理和社會橫向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的實現，充分展現了社區空間生產的專業性、文創性和治理性三種邏輯的統一，也體現了在生態正義視角下協調人與自然、綠色與發展之間關系的理念，強調人與自然積極的互構共生關系，這一目標也只有在多元主體的聯動治理下方能實現。

（二）綠色融合式治理的空間尺度再造

生態空間的流動性、復雜性與不確定性，要求對社區的理解不能只限于社區本身。生態意義上的風險具有“溢出擴散”效應，但社區固定區域的分割化、碎片化的治理模式無法做到系統高效應對。在生態文明視域下，需要打破傳統的社區空間尺度理念，構建起新的治理關系。一是屬地責任與流動生態之間的矛盾問題?？茖又企w系面對的現代城鄉空間是一個精密細化、互動頻率極為高速的系統，組織化程度與社會分工都極為復雜，流動不但重塑了城市的空間生態，打破了原有相對穩定的人口結構與社會關系，而且使社會分化的基礎從行政隸屬、地域分布轉變為收入、消費以及身份認同等，由此形成了持續的多元化社會空間生產機制[24]。但傳統的科層體系由于歷史慣性與路徑依賴等因素的制約，在面對流動的生態治理時反應相對滯后?？臻g尺度再造意味著不再用靜態的、固化的方式理解治理，而是要實現“橫縱雙向”的共治模式。從“橫向到邊”而言，需要構建“社區、政區、跨區”的“三圈空間治理模型”[25]，打破過去的屬地管理模式，依據不同的橫向主體，利用不同生態治理資源構建相應的權責對應體系，進而提升生態空間的治理韌性。而“縱向到底”治理模式的創新在于最大程度實現生態空間與社區個體的利益息息相關，通過加強生態教育、社區參與等形式，把生態文明理念貫穿到社區、深入到家家戶戶。二是將國家治理的生態考核機制與社區結合起來。當前國家生態治理考核體系建設和生態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日益成熟，但生態社區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相對落后。以往的社區生態治理考核更側重于自然環境的優化，而生態社區，也稱為“可持續社區”“綠色社區”等，其基本內涵與根本目標更強調社區“自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社區生態關系的整合與生態服務功能的提升，注重規劃、設計、建設和管理全過程中設計者、政府部門、社區居民、居委會等多主體的參與和協調性[26]。實現社區生態治理到生態社區治理的轉型，需要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態“監測-維護-參與-考核”制度建設。居民應是生態社區治理的中堅力量，構建“權利-義務-責任”合一的行為指導準則，減少社區空間資源無序爭奪，共同構建生態社區。

（三）綠色融合式治理的空間資源重置

一是實現社區空間資源要素解融，這是空間資源融合的第一步。解融即在生態文明理念下重新規劃社區資源。社區發展治理不是一個固化的狀態，而是在不同階段不斷更新的過程。從自然社區到城鄉混合社區、再到生態社區的轉變中，資源要素配置方式也需要不斷更新?？臻g資源需要被重新統攝到生態治理理念之下，最大程度實現農業空間生活化、工業空間利民化、服務空間專業化，將一切有利于生態空間的要素激活，使社區公共空間實現生態利益最大化。解融空間資源后，需要科學地將空間資源進一步融活。解融是融活的前提，融活是構建生態社區的保障。融活意味著將不受重視的社區空間資源盤活，將靜態的空間活化。首先是意義的活化，即社區空間資源被賦予新的意義。生態社區一定是實現了文化再造的社區。社區不僅是一個居住場域，更是一個具有文化、歷史意義的生活共同體。這里的文化再造是指應重視傳統和地方生態智慧的傳承和創新。中國文化基因里流淌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應通過對文化內涵的挖掘、文化符號的再現和場景營造，逐漸形塑居民對生態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其次是產業的活化。讓產業成為要素解融的重要抓手，盡力做好生計與生態的平衡。事實證明，產業與生態之間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要在更高的生態意義層面找到二者的相關性、找尋二者之間的公約數，進而實現以新興產業引領生態發展，以生態發展為產業助力。二是實現數據化的空間資源融合，這是空間資源融合的第二步，是以數據化為基礎實現要素關聯優化。信息是治理決策的依據，生態社區治理的數據融合需要做到對社區生態數據的檢測，對損壞生態和健康的信息進行第一時間識別?？臻g資源要素只有在科學的時空結構及其合理的關聯性中才能發揮出更大的作用。關聯性優化需要建立科學的空間資源鏈接，以生態治理為目標，根據要素的相對空間位置將連接要素匹配到生態時空結構。社區空間要素的關聯性既要做好生態資源存量、流量與增量的辯證統一，也要做好資源解融、融活與融合的辯證統一，合理生產生態要素、科學規劃生態空間單元、優化社區空間治理體系，進而實現生態社區目的的達成。

五、結語

城鄉結合部社區生態治理實踐，證明了以人為本的社區發展治理與生態治理，只有共同嵌入“生命之網”中，才能促使治理效能的最優化和生態正義價值的實現。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生態空間與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相“切割”引發城鄉結合部社區的“新陳代謝斷裂”。為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城鄉結合部社區通過空間修復與空間適配的生態治理實踐，實現了城鄉空間治理從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分類而治轉向“三生空間”適配的綠色融合式治理。

城鄉結合部社區綠色融合式治理是中國生態正義的具體化，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特色，更是世界生態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體現了對西方生態空間觀的全面性超越。一是從資本空間到人本空間的超越。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空間治理轉向實現了從“政治性”“商業性”到“人民性”的轉變，是以“人”為中心的空間治理機制對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治理機制的取代，這一過程體現了中國城鄉社區生態治理過程與目的的辯證法。二是從理性空間到生活空間的超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理性化可能成為美好生活的助推器，但過度理性化則會演化為一種暴力。西方城市空間發展經歷了理性化過度主宰的階段，其弊端是作為人存在的“生活世界”的消失。中國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生態治理不但依賴于理性，還超越理性，注重生態治理與人民美好生活的有機結合，使每一個人都最大程度地融入社區生活之中。三是從工具空間到自然空間的超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顯著區別。近代以來，西方工具化的思維不但加劇了自然空間神圣性的瓦解，同時造成人與自然的雙重異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踐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這一理念，突破了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在更高層面恢復了空間的自然性，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熬G色融合式治理”是中國城鄉社區治理的機制創新，進一步推進了生態正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