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疊模式、土味詞匯與民族語法
——壯語方言與韋其麟的《百鳥衣》

農玉紅，李茂君

（桂林航天工業學院外語外貿學院，廣西桂林 541004）

作家的書寫往往與他的出生地域、民族精神、文化熏陶等因素密切相關。在作家的成長過程中，其民族精神通常依附在方言印記中，遺留在口語表達或書面語寫作中。正如洪堡特所說：“每一種具體語言都帶有某種印記，反映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和特點?！保?］對于少數民族作家韋其麟，也是如此。作為“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天才詩人”［2］，他被譽為“民族的朝圣者”［3］“壯鄉天籟之音的歌者”［4］。韋其麟的敘事長詩《百鳥衣》一問世，就受到各方面的好評，先后在《長江文藝》和《人民文學》上發表，其單行本和改編本累計發行逾一百萬冊。幾十年來，《百鳥衣》已成為少數民族方言寫作的范例。

韋其麟來自廣西橫縣，他在14 歲以前從未離開過出生地校椅鎮，18 歲以前從來離開過家鄉橫縣。直到1953 年10 月，他才因求學而去往武漢。大學四年中，他與鄉土語言暫時中斷了。在創作成名作《百鳥衣》之前的兩年，他在武漢大學度過，是在一個陌生的語言環境下。不過，韋其麟曾有的人生經歷和八桂地域文化已融合在一起，不可能突然分割。壯語方言和文化交織成的一團星云潛藏在他的潛意識中，直到1955年，他復活了家鄉的壯語方言?！栋嬴B衣》的問世見證了他與故土的精神聯系。其較強的戀鄉情結和地域文化意識，讓他在《百鳥衣》中表達了對故鄉的深情眷戀和無比關懷，并通過對方言土語的巧妙運用，創造了大放異彩的鄉土詩歌。

截至目前，對韋其麟詩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詩歌的文本解讀［5］、現代轉化［6］以及女性意識描寫［7］等，對詩歌語言表征整體關注度不夠。雖有一篇語言學角度闡釋，僅涉及詩歌中個別字詞分析［8］，較少談到詩歌中的韻律結構、語序、特殊句式，壯語方言之于韋其麟詩歌創作的意義仍未受到應有重視。本文試圖從語言學角度探討《百鳥衣》韻律形式、方言詞匯、語序特征、特殊句式表征，從而揭示方言韻律、詞匯和語法對韋其麟詩歌語言風格的積極影響。

一、壯語方言與《百鳥衣》的傳承和創新

在作品形成的過程中，母語方言的影響往往不可或缺。對少數民族作家韋其麟來說，更多地是把母語方言當作內心活動的依據，但他并不將自己禁錮在方言的界域內，他不僅把獲得的東西保存下來，還添加了新的對象?！栋嬴B衣》就是在民間故事基礎上，對壯族民歌這一文藝形式進行了借鑒和創造。全詩近千行，無論是具體的敘事內容，還是創作技巧，無論是敘事框架，還是詩歌語言的形式，處處浸染著濃厚的山歌味、泥土味。廣西特產“民歌”，千百年來流傳于廣西各個地區的壯族人們中。作為一種地域性的民歌傳統，其特點是五字句為主，七字句次之。結構嚴謹，多用腰腳韻和勒腳韻。從內容上看，或歌唱愛情，或詠嘆農事生產，既有纏綿悱惻的一面，也有熱情豪邁的一面。自幼浸泡在民歌故事中的韋其麟，對民歌資源的利用和創造，也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百鳥衣》中，既有對現成的民歌傳統的襲用，又有推陳出新的改進。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在移植中提煉、在借用中糅合、在仿效中創新。

（一）在移植中提煉

《百鳥衣》流傳在壯族區域，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個青年叫張亞原，家徒四壁，靠打獵為生。為了補貼家用，張亞原有時候挑著油堆到集市上賣。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撿回一只大母雞。半年后，母雞變成美麗的姑娘，與他結為連理。土司覬覦姑娘的美貌，意欲占為己有，強行把她關在土司衙門。為解救姑娘，張亞原打了一百只鳥，用它們的羽毛做成一件羽衣，送給土司，土司穿上以后發瘋了，于是張亞原將其殺死。最后，張亞原和妻子逃到很遠的地方，隱居起來。韋其麟以該故事為藍本，描寫了青年男女古卡和依娌識破土司的詭計，共同奔向自由的浪漫愛情故事。對照民間故事，韋其麟刪除了原故事中古卡做過小販的經歷，通過描寫古卡的性格，如打死五只老虎，射死十只豹子，唱起山歌，聲音美妙動聽，巧妙烘托了古卡的英俊和勇敢。韋其麟曾說：“古卡成長過程的敘述，原來是很繁雜的打柴、做小販，幾次受別人欺侮……這些情節是可有可無的，有些是不夠合理的，結構松散的、不集中的……作為一個后來成為英雄人物的基礎是不夠的?！保?］這表明在題材內容上，韋其麟在移植民間故事的同時，還善于甄別、提煉、剔除不利于塑造古卡英雄形象的內容。

（二）在借用中糅合

詩人借用、糅合民間故事中的任意句子，或者把民間故事中的詩句作個別字詞的改動。流傳在民間的《百鳥衣》，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頌揚壯族人民反抗強暴，爭取自由的意志。另一類是贊美美好的愛情。韋其麟《百鳥衣》中的兩個母題與此暗相吻合，使糅合民間故事的詩句成為可能。韋其麟在《〈壯族歌墟研究〉序》中說：“作為一個壯族人，又生活在廣西這塊壯族世代借以生存的土地上，在創造中我總希望——也許是奢望，但恐怕亦是應該的理所當然的——多多少少能夠表現我們民族的生活，反映我們民族的悲哀和歡樂、愛憎和向往、精神和命運、現實和追求?！保?0］韋其麟的《百鳥衣》借用壯族民間故事的主題、糅合故事中的詩句，反映“民族題材、民族生活，以及民族的心理和感情”［11］。

（三）在仿效中創新

沙鷗認為：“韋其麟在創作中，并沒有像攝影師似的按原來的樣子照了下來，而是大膽地進行了創造?！保?2］全詩不但在敘事內容因添加土司與父親的矛盾而有所變化，而且整個故事的敘事性都體現了詩人的創造性。由于民歌長于抒情，短于敘事，形式單一，篇幅短小，不能敘述屈折的故事，所以《百鳥衣》中許多細節描寫，是民歌中沒有的。例如，在描寫古卡和依娌面對狗腿的百般刁難的情境時，有一段篩芝麻和綠豆的細節，既運用了地道的民歌的對唱形式，也吸取了壯族古歌的資源。作者比喻新穎、構思巧妙，把二人的聰明、能干表達得細膩傳神。韋其麟取材于民間故事，但在創作過程中加入了自身的元素，這使得詩作本身具備了鮮明的壯族特性。從形式上看，韋其麟的《百鳥衣》仿效廣西民歌的形式，借助對現代漢語的熟練，呈現個人詩歌創作的現代性。一般來說，廣西壯族民歌的句數不定，一般是雙數，如二、四、六、八句，較少有三句、五句、七句。每句字數不定，大多數是單數，如五字、七字。韋其麟的《百鳥衣》，在詩句的字數方面，大部分詩節以五字、七字為主，少部分以六字、八字出現，打破了廣西山歌中字數通篇整齊劃一的特征，呈現出區別于廣西傳統山歌的現代少數民族詩歌形式。在句數方面，韋其麟的《百鳥衣》的詩文主體仍為雙句數、單字數，但少部分詩節打破雙句數、單字數的限制，既體現了他在詩歌創作中仿效的廣西山歌傳統，又表現了熟練運用現代漢語進行的創造性轉化。陳培浩也認為，民間故事經由韋其麟的現代論述，得以脫胎換骨，成為新的審美資源以及知識界賴以自我表述的價值高地［13］。

二、壯語方言的語音重疊模式與《百鳥衣》的韻律和諧

詩歌的韻律是在一定時間間隔里的某種形式的反復［14］。同一個語素、詞、句，或連接、或隔離、或重復地使用，這種重復本身也是語音上規則性的反復出現，是一種加強語氣，使講話行文具有節奏感的修辭法。聞一多也認為“整齊的字句是調和的音節必然產生出來的現象，絕對的調和音節，字句必定整齊”［15］。這種重復顯得相當規則化，重疊詞的使用也是韻律和諧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

彎彎的弓呵/是親親的伙伴；/直直的箭呵，/是親親的兄弟。

“彎彎”“親親”“直直”為漢語疊音詞，由單音詞“彎”“親”“直”重復而得來?！皬潖潯蔽挥谠谑仔械拈_頭，與下一行腰部的“親親”呼應。調整后不僅詩句韻律和諧，句式也整齊。

重疊式也叫詞語的生動形式，是漢藏語系詞類形態變化的一種語法現象。重疊是使某一語言形式連續重復出現的語言手段。韋其麟善用形容詞重疊式，這在現代詩人中比較凸出。通過考察語料我們發現，《百鳥衣》有重疊式61 例，相比之下，《聞一多詩歌全集》40 例，《馮至詩歌全集》58 例，《戴望舒詩歌全集》60 例，《卞之琳詩歌全集》17 例?？梢?，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在詩中出現的頻率，《百鳥衣》的重疊式都高于上述其他詩集。因此，重疊式是韋其麟《百鳥衣》在語言藝術方面值得注意的現象。

韋其麟《百鳥衣》重疊形式主要有AA 式、AAB 式、ABB 式和AABB 式四種。其中，AA 式最多，有29 個；ABB 次之，有23 個；AAB 居中，有7個AABB 用得最少，只有2 個。韋其麟《百鳥衣》詩歌詞句清新、想象豐富、富于變化，尤其講究韻律諧和，之所以如此，與韋其麟詩歌重疊式的運用有關。重疊式的大量使用，依靠的正是語音重復交替出現，構成語言的音樂美。例如：

在風風雨雨里，/青草長得壯又快；/在好心人家里，/生的兒女個個乖。/古卡五歲了，/娘記得清清楚楚，/別人不相信，/說至少八歲也沒錯。

例句中，第一行的“風風雨雨”和第五行中的“清清楚楚”皆為AABB 式重疊，韻尾都是“u”，且二者為雙聲疊韻，韻與韻之間能相互響應，使人讀起來有余音繞梁之感。二者的運用能使語言的節奏呈現音樂美，傳達特定的韻律意義。

大量重疊詞的使用，不僅帶來韻律和諧的效果，而且還能達到描繪情感的目的。詩歌的韻律可以引發無限聯想。例如，疊音AA 式常常引發圖景聯想，韻律的重復將各個圖景聯想變成一個整體圖景。例如：

白圓圓的臉會朝著娘笑了，/烏亮亮的眼睛會認出娘了，/紅扁扁的小嘴會叫娘了，/飛胖胖的手腳會爬地了，/娘看見這些啊，/高興得三天三夜睡不著覺！

例句中重疊式有“白圓圓、烏亮亮、紅扁扁、飛胖胖”，其中，“白圓圓”和“紅扁扁”、“烏亮亮”和“飛胖胖”韻腳相同，夜晚中古卡的成長面貌，其夢幻般的厚實感，全在我們的視覺、觸覺和聽覺內?！鞍讏A圓”引發了英俊的臉圖景聯想，“烏亮亮”引發了眼睛明亮圖景聯想，“紅扁扁”引發了小嘴巴的美好圖景聯想，這些重疊詞無疑引發了全面圖景的聽覺美感。詩歌中的重疊詞從不同的角度呈現了古卡的俊俏、活潑的每一面。

三、壯語方言的“土味”詞匯與《百鳥衣》的地域性

韋其麟《百鳥衣》蘊含著豐富而獨特的地域文化元素。廣西地處云貴高原東南邊緣，山多地少。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四周山地環繞，呈盆地狀，盆地邊緣多決口，中部和南部多為平地。連綿不絕的高山與平地交錯相間，主要以農耕文化為主。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作者選擇的詞語是由他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決定的，韋其麟以其民族身份談論詩歌創作的去向，他認為詩歌不能撇開一個民族在其中生活的環境和物質的生存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給予人們的影響［11］。

韋其麟《百鳥衣》詞匯大量使用壯語。壯語方言中橫縣方言的詞匯較為豐富。橫縣聚居著的12 個民族，通行方言主要有平話、白話、壯語等。橫縣大部分漢族人口說平話，縣城大多人說白話，橫縣壯族人操南部壯語，主要分布在縣境北部。一些詞語，橫縣白話中有，橫縣壯語也通用，這是語言接觸過程中，廣東粵語融入橫縣壯語的結果。橫縣壯語方言有時候也通用鄰接各縣市的少數詞語，這些都使得橫縣壯語方言呈現繽紛多姿的形態。從方言詞匯角度看，《百鳥衣》中，韋其麟所調用的橫縣方言詞匯，大多含有壯族特色，主要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名詞有“包粟、老馬騮、那么佬、賣膏藥的、篩箕”。動詞有“包宴、開山、伐”，請看下面的例子（本文中所舉例子均為單列，無上下文關系，下同）：

娘包好了宴，/放在古卡袋里頭，/古卡上山了，/娘在門口眼淚流。

三月清明木葉青，/是采茶的時候了，/依娌站著采茶，/古卡彎著腰開山。

七月秋來田禾黃，/種田人家收割忙，/古卡在前面割，/依娌在后面伐。

老馬騮你不識羞，/老馬騮你面皮厚，/你逼死我娘身帶孝，/一年里你近我不是死來就是走！

那么佬來了，/燒香又點燭，/喃喃又跳跳，/依娌沒有笑。

土司吼一聲，/故事沒講完，/屁股吃了三百板，/賣膏藥的走了。

山坡上砍條竹，/修成細篾篾，/依娌手藝巧，/織成個篩箕

“包宴”是桂西南的一種習俗，早上出門干活時，為節省時間，用荷葉包好午飯帶過去。詞匯的運用體現了壯族的文化特色?！伴_山”原為壯族葬禮中，師公們送亡靈的儀式。隨著語言的演變，“開山”詞義擴大，這里的開山指的是春天里，用鋤頭在茶山上翻一遍。這里可以看到方言的生命力?！榜R騮”是廣東方言，意思即為猴子，帶有輕視的意義。橫縣壯語方言借用，富于地域特色?！澳敲蠢小奔吹拦?，意為“活躍在壯族民間的神職人員”，富于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百u膏藥的”指的是奔走各地賣藥的人，帶有蔑視的意味?！昂Y箕”是粵方言，體現了地域文化?？傊?，廣西橫縣是一個官話、白話、平話與壯語密切接觸的語言區域，許多詞匯相互借用?？梢?，《百鳥衣》使用方言詞匯使詩歌具有民族意味。

韋其麟不斷嘗試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方言語氣詞，橫縣壯語方言中常用的語氣詞“啊”“呵”“了”“啦”“哩”“呀”在作品中頻頻出現，這些語氣詞的大量運用給詩歌增加了濃郁的鄉土氣韻，例如：

大家贊美古卡：/“天保佑他長??！”/古卡挺起胸脯：/“是我自己長的?！?人家贊美古卡：/“爹在天也安心啦?！?古卡便問娘：/“我為什么沒有爹呀？”

除了文本中的人物對話運用大量的語氣詞之外，描述性或敘事性語言也在其詩中同樣不厭其煩地使用。一方面增加了詩歌語言的口語化，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敘事的語感磁場和節奏，仿佛唱山歌的人在講述自己的生活故事，使詩歌的地域情調和壯族生活氣息十分濃郁。

方言是生活在某地區的人們的無意識保存，是地域經濟、社會長期發展而沉淀下來的文化，彰顯著這一地域的風俗習慣，道德觀念、價值觀念等內容。運用方言詞匯，無疑增加了韋其麟詩歌的地方色彩，突顯所寫的人和事物的地域性。各式各樣的地域性詞語串在一起，在《百鳥衣》中形成地域語狂歡的場面。地域性的詞語入詩，是詩人保持民族文化身份，但又向漢語開放的結果。韋其麟的《百鳥衣》充滿壯族生活氣息的“土味”方言，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口耳相傳的橫縣方言，為我們編織起了一處處富有地域性的生活場景，迅捷而有效地捕捉壯族生活的真切感受。

四、壯語方言的獨特語法與《百鳥衣》的民族性

《百鳥衣》中體現的橫縣壯語語法，也是一個特殊而重要的現象。下面從三個方面來論述：一是“來”“去”的獨特使用方式；二是差異比較句的表達法；三是特殊語序。

首先來看“來”“去”的獨特使用方式。讀韋其麟的百鳥衣，讀者們會有“ 滯重”“繁復”的感覺，原因之一在于運用了大量的趨向動詞“來”“去”，使詩歌語法成分“滿載”。韋其麟大量使用“來”“去”，充分發揮其附加功能，擴充句子的容量?！皝怼薄叭ァ弊鳛橼呄騽釉~和助詞，是橫縣壯語方言的一個特色。趨向動詞一般用在動詞的后面，補充說明動作的趨向。有時候，助詞用在動補詞組之后，表示變成某種狀態、趨向的語氣。在《百鳥衣》中，這樣的例子有十余處，下面不妨摘引出來：

古卡唱山歌，/挑柴下山來，/一只大公雞，/走向路上來。

狗腿醒過來，/馬上追趕來，/趕得再快，/也趕不上古卡了。

土司的龍袍脫下來，/古卡自己穿上了；/古卡的神衣脫下來，/土司自己不會穿。

“爹出遠門去了，/給古卡找寶貝去了，/給古卡找珍珠去了，/爹就要回來了?！?/p>

古卡耍起武藝，/看的人忘記吃飯。/古卡唱起歌來，/歌聲響過十八層高山。

晴天里起了烏云，/山坡上刮起了暴風，/土司的人馬來了，/狗腿要搶人來了。

太陽落了山，/娘在門口等，/古卡下山來，/挑回第一擔柴。

拿起了柴刀，/扛起了扁擔，/古卡打柴去了。

眼淚蒙了眼，/娘眼里看不見，/十歲的古卡，/走進山林里去了。

回頭來望望/白云飄悠悠/娘死去了，/依娌被劫去了。

“爹出遠門去了，/給古卡找寶貝去了，/給古卡找珍珠去了，/爹就要回來了?！?/p>

當“來”作為承接連詞時，連接具有時間順序的兩個分句，表示兩個事件在時間上或邏輯上的前后相繼。例如：

“老馬騮你不識羞，/老馬騮你面皮厚，/你逼死我娘身帶孝，/一年里你近我不是死來就是走！”

土司嬉皮笑臉，/擺著山珍海味，/“進門來就享福，/最好的菜肴給你吃?！?/p>

打獵的后生多又多，/見了依娌誰不唱歌？/唱就唱來放聲唱，/依娌一唱就幾籮。

七月秋來田禾黃，/種田人家收割忙，/古卡在前面割，/依娌在后面伐。

“人人都說你能干，/做件事給老爺看一看：/豆還豆來芝麻是芝麻，/三天分不清頭就搬家?！?/p>

“分了綠豆芝麻不算事，/老爺看你真行還是假，/黑的黑來白的白，/兩天分不清頭就搬家?！?/p>

黑的芝麻重甸甸，/白的芝麻輕飄飄，/黑白倒下清水里，//黑的沉來白的飄。

有時候，“來”在動詞后面或者放在句末，可看作語氣助詞，表示加強語氣。例如：

太陽一落山，/狗腿就來到：/“有蛋交蛋來，/沒蛋交人來！”

“去”充當事態助詞，強調事件的結果或狀態達到的程度。例如：

天亮的時候上山去，/古卡把公雞帶出來，/“公雞你認得路，/就該回主人家了?！?/p>

“娘不要哭了，/我不要書讀了，/我明天打柴去，/幫娘做點活?！?/p>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來”“去”的用法在《百鳥衣》中，比較常見，它們在句中位置靈活，可放在句中，也可放在句末，表示動作的結果、趨向以及事件的結果。

第二，差異比較句的表達法。差異能賦予藝術以意義，人類世界是意義世界，藝術通過差異載體來表達?，F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曾說：“語言系統是一系列聲音的差異和一系列觀念的差異的結合，語言中只有差異?！保?6］差異比較句式是橫縣壯語重要的語義范疇。韋其麟《百鳥衣》通過運用差異比較句式，形成參差錯落之感，避免了詩歌句子形式的單調。

橫縣壯語方言中的差異比較句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比”字句中，“比”是比較標記，句法格式表示為“S+比+S+R”。其中，S1 為比較主體（subject），S2 為比較基準（standard），比較結果（comparative result）用R來表示。例如：

古卡種的包粟，/比別人高一半。/古卡挑的擔，/比別人重一倍。

另一種是在“比……還”字句中，“比”“還”是比較標記，句法格式表示為“S+比+S+還+R”。例如：

冠比花還紅，/尾比葉還綠，/身比金還黃，/公雞越來越美麗了。

八角算最香，/菠蘿算最甜，/聽著依娌的歌呀，/比吃八角還香，/比吃菠蘿還甜。

最后，特殊的語序。語序是壯語重要的語法手段。與漢語相比，壯語的語序存在三個方面的差異。其一，定中結構方面，壯語的中心語在前，定語在后。例如：房子伯父（伯父的房子）。其二，狀中結構方面，壯語的語序是“動詞+狀語”，例如：開會在北京（在北京開會）。其三，動賓結構方面，壯語的語序是“動詞+賓語+結果補語”，例如：洗碗干凈（洗干凈碗）。這種“動詞+狀語”語序的方言句法，在《百鳥衣》中出現：

“古卡呵古卡，/心里別害怕，/你去射一百只鳥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門里”

例句中“找”是動詞，“到衙門里”是狀語，此處狀語后置，為了押韻，有時短語或詞句倒裝。這在古典詩歌中比較常見，用在現代漢語詩歌中，不僅順口自然，還凸顯了民族性。韋其麟《百鳥衣》中的特殊語序，好比“私人釀酒”，方言的語法是其獨特的配方，新的語序內涵被詩人賦予獨特的情思，打上了壯族群體“話語”烙印?？梢?，韋其麟以壯鄉天籟之音的歌者，對民族文化的無意識傳承。

五、結語

韋其麟與壯語方言具有難以割舍的聯系，他的詩歌創作往往浸潤著方言的風情。他認為：“要廣西少數民族作家詩人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來寫作，那是叫人水中撈月。廣西詩人是將自己民族的文學作品翻譯成為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11］。他的詩歌廣泛借鑒了方言的因子，無論是詩歌的語言結構，還是整體的敘事和抒情方式，韋其麟都將方言元素活用其中，有時甚至將方言穿插在詩歌中。韋其麟在《百鳥衣》中“無技巧”地運用橫縣壯語方言，是其詩歌取得較高藝術成就的一部分，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橫縣壯語方言從不同層面影響了韋其麟的思維和語言，《百鳥衣》中自然而然地留下一些蹤跡。韋其麟《百鳥衣》借助壯語方言獲了極大自由，利用壯語方言重疊式的對稱，自覺建構雙聲疊韻的韻律美學；在詩行和詩節中靈活地建構腰腳韻、腳韻、腳頭韻等多種押韻方式，進一步豐富了詩歌韻律的組織方式。大量“土味”詞匯的運用，對詩歌的地域性構型起了重要作用。韋其麟的《百鳥衣》容納不同的語法，可以是“來”“去”的自由使用，多重包孕的差異比較句，可以是方言的風格倒裝句，這些給韋其麟《百鳥衣》的句式帶來空前的靈活，使其句式自由發揮到極致。整首長詩意味深長，呈現了鮮明的壯族色彩和審美價值。

方言反映著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充滿著生機和活力，恰如母親河，滋養著詩歌創作。優秀的詩歌從方言中汲取營養，利用方言的自然樸素，充實了詩歌的民族文化厚度，賦予了詩歌以地域性和靈性。民俗學家鐘敬文曾說：“我們懂得最深微，用起來最靈便的，往往是那些從小學來的鄉土的語言，和自己的生活經驗有無限關聯的語言，即學者們所謂的母舌（Mother tongue）。這種語言，一般地說，是豐富的，有活氣的，有情韻的。它是帶著生活的體溫的語言。它是更適宜于創造藝術的語言?！保?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