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手工棉紡織與女性生活世界的建構
——以山東鄒平為例

李亞妮

在女性與社會性別研究領域，紡織常常被作為資本主義體系中婦女解放與婦女運動研究的切入口。這類研究大多關注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流水線上紡織女工的生活狀況、社會運動或政策帶來的紡織生產運動對婦女個體生命及健康的影響等。即使在手工棉紡織領域，也有很多關于紡織婦女辛苦勞作的民間故事與歌謠等，也就是說，離開手工棉紡織，那就是一種婦女解脫的“愉悅”。所以，這類研究大多是從外部場域開展討論，將紡織僅僅作為一種外在于婦女的勞動形式，而婦女只是紡織勞動的提供者。但是從內部場域來看，手工棉紡織作為一種跨越漫長歷史時期的傳統手工技藝，與女性的生命和命運之間建立了什么樣的內在關聯？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角度。

棉紡織業一直是山東鄒平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自2004 年起鄒平被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評定為全國紡織產業集群試點地區，獲中國棉紡織名城稱號。2015 年8 月，筆者到鄒平某村進行田野調查，一位正在手工紡線的中年婦女吸引了我。我沒想到，在這個高度工業化的棉紡織名城周邊村莊，依然有手工棉紡織的從業者。此后，我多次來到鄒平，走訪了22 個村鎮，訪談對象55 個，年齡跨越20 世紀鄒平社會變遷的各個歷史時期。本文將以近百年來山東鄒平手工棉紡織的發展為背景，以不同時期從事手工棉紡織的鄒平婦女為個案，以內在的視野細描婦女與紡織與社會之間的具體經驗，反觀和探尋她們在歷史變遷中重構自身生計與發展的空間，以及對自我生活世界的建構。

一、研究述評

國內外學者對婦女與紡織進行過很多研究，分布于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和經濟學等領域，從宏觀到微觀多角度討論紡織婦女與國家、婦女在紡織領域的地位與價值以及紡織與婦女日常生活等內容。

一是紡織婦女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研究。紡織婦女的個體需求與國家戰略需求、個體生命價值與國家前途命運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婦女解放與婦女運動研究者關注的重要問題。郭于華、高小賢和美國學者賀蕭（Gail Hershatter）等都通過深入的口述史訪談，具體呈現了在農業集體化時期，婦女在棉紡織勞動中的個體經歷與國家經濟政策的交織，婦女在走向社會的同時如何制造并維持社會性別差異，又如何影響著婦女的生活以及社會記憶。[1][2][3]英國人類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從歷史角度，論述了宋代紡織婦女與國家之間的關聯。在宋代，國家向家庭征收布匹稅，婦女是家庭中布匹的主要生產者，國家通過征收布稅將婦女納入國家的管理體系中。[4]146-147德國學者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以陜西關中農村婦女紡織為個案，分析了1949—1976年農村婦女的紡織生活與國家的關系，認為婦女實際參與了計劃經濟、家庭經濟、黑市經濟和禮物經濟四種類型，從而維持家庭的生活。[5]

二是婦女在紡織領域的地位與價值研究。白馥蘭認為婦女的紡織工作長期以來被經濟史家和女性主義者所忽視，這既與中國婦女研究的理論思想、研究方法有關，也與“女性勞作的意義被家庭生產在中國的持久的重要性所遮蔽”有關。而且，婦女逐步喪失其在技能和知識領域控制的復雜過程，是與儒家倫理和父權制的回應相關聯的。[4]140-142歷史學家李伯重從經濟史的角度討論明清江南農家婦女的勞動方式與勞動力分配問題，他認為棉紡織業的從業者從男性為主到男女并作再到女性為主，明清以后農婦開始成為紡織的主力，這主要是因為“農家婦女從事棉紡織業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勞動報酬，較從事大田農作更高?！盵6]黃英偉等從農業集體化末期農戶勞動力投入的性別差異角度，突出婦女在國家經濟生產中的地位與作用，指出了婦女的貢獻被低估的狀況。[7]

三是紡織與婦女的日常生活研究。這方面主要體現在民俗學者的資料搜集與田野調查研究成果。1918 年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創辦《歌謠周刊》之初，就有大量反映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的歌謠，其中有一些與棉紡織相關的內容[8]63，反映了新文化運動對女性群體作為弱勢群體的關照和扶助。劉經菴的《歌謠與婦女》是其中的代表作，他指出“歌謠的貢獻，多半是婦女們”，而且作為普通農家的婦女，她們不同于有知識的婦女可以去參加女權運動或參政，只能“在月光之下，同排著紡花車兒，一面紡她們的棉花，一面唱和她們的歌兒”。[9]4-5這些歌謠的搜集承載著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責任。20 世紀80 年代隨著民俗學學科重建，有關棉紡織歌謠的搜集與整理更加深入，逐漸增加了具體的手工棉紡織的生產過程和環節，如郭曉敏的《德昌傈僳族火草織布技藝及其文化功能考察與研究》和石莉芬的《水族紡織歌謠研究》等。[10][11]

以上這些研究都從國家政策、社會變革與文化生產等方面分析紡織與婦女的關系，但對婦女從事紡織的內在動因及自我價值方面關注不多。本文將對山東鄒平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時期、農業集體化時期和改革開放后的手工棉紡織進行長時段研究，運用整體研究的范式，試圖解讀在華北農村近百年的社會發展中，女性如何在傳承手工棉紡織的同時，將其作為自己構建與家庭、社會乃至國家命運關聯的內在手段。

二、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時期手工棉紡織的性別分工

山東曾經是中國的植棉大省，自明代中期開始普及發展。民國年間，棉業成為鄒平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支柱。1911—1937 年間，引進美棉，擴大種植。據《鄒平縣志》記載：“1922 年，鄒平縣中部產棉頗多，合計棉田288 頃有奇（合28800 畝），每市畝產棉60 斤，每年計產170 余萬斤。至1935 年，鄒平縣發展到180000 畝，成為省內棉花主要產地?！盵12]401

長期以來，鄒平的手工棉紡織制品都以自用為主。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時期，社會經濟呈破敗狀況，加之國外市場對手工棉紡織的沖擊，手工棉紡織很少作為家庭經濟收益的來源。女性是手工棉紡織的主要承擔者。從紡線到織布的整個流程，包括核心的經線、刷機等環節，都是女性完成，男性極少參與。而棉紡織作為補貼家用的附屬地位，也決定了從事棉紡織的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是附屬地位，同時還會形成一些職業性別隔離的觀念。如有年長的男性被訪者提及，當時男性參與紡織會被認為是有悖于男性氣質的事情，用當地話說就是“挺娘們的”。（ZQZ-01）這些明確的性別標簽對于將男性隔離于日常紡織生產活動之外起到了強化作用。

在當時，農村男性往往擁有正式的職業類型，如農民、木匠、泥瓦匠等，而女性的職業卻沒有明確指向?！芭勇殬I，在鄉村社會中，可說人人一律，除管理家事，紡紗、織布外，農忙時亦去拾麥趕驢，制面拉草，凡小腳婦女人所能為之事，婦女均當為之。故女子職業一項從略?！盵13]可見，婦女并不主要承擔耕種等所謂外出的農田活動，而是以家庭內部的家務勞動為主。筆者在調查中也有男性老人回憶道：“解放前那時候女人參加（田間勞動）的很少，女人差不多就是給送送飯。女人參加勞動那是解放以后的事了?！保↙NX-02）在這種情況下，紡織則是農村婦女承擔的重要的家內勞動之一。社會對婦女紡織也有很高的期待。如1936 年，山東省立十二校師范女生在鄉村建設研究院下鄉實習工作中對448 名農村婦女進行訪談，發現有59.4%的人穿的布是自己織的。[14]可見，手工棉紡織品是家庭用布的主要來源。

為了發展鄉村經濟，1931 年至1937 年間，鄒平鄉建研究院曾成立棉業、機織等不同內容的經濟合作社。[15]47但是，不論是棉業合作社還是機織合作社，其社員或理事等名單中幾乎沒有女性出現。由于這場社會運動時間短暫，紡線織布并沒有分化為家務勞動之外的社會勞動，“自紡自織供給自用者甚多”。[16]62在研究院舉辦的第二屆農民展覽會上，家庭工藝展覽品的內容和出品人信息一覽表中，出現最多的也是男性姓名，而女性姓名寥寥無幾。①該列表中沒有出現“性別”欄，這是筆者從姓名與村落名稱及鄒平起名習俗分析而得，可能會有一定的誤差，但總體狀況可見一斑?？梢?，女性在代表社會勞動場所的合作社中是隱身的，她們無法通過這樣的機制或組織來建立自己的社會關系，只能通過民間的、非組織化的形式來建立或維系自己的社會關系。

一是上集市。20 世紀30 年代，楊慶堃在鄒平市集做調查，發現“在沒有很大的土布市的集上，賣者全都是男人。但在土布和衣服市很大的時候，集上就有一些女性賣者”。[17]121婦女參與市集活動較少，僅限于出售自己織的土布，或購買與織布相關的一些物品，如棉紗等。這不能算作一種職業，因為婦女散集之后仍以家務勞動為主。但是從資料的只言片語中可以感受到，婦女在借助這種自然的市場關系來拓展自己的交往圈。

二是當機匠。由于織布的工序很多，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全部工序。有些高難度技術是掌握在年長的、有經驗的少數農村婦女手里的，比如牽機和刷機。掌握這類技術的人在當地也被稱為“機匠”或“匠人”。（CAL-03）一般情況下一個村落會有兩三個機匠，但也有的村落可能沒有機匠，因此會出現機匠流動的情況。機匠并不只在本村流動，有的還會流動到周邊其他村落，成為半職業化的機匠。

刷機我最遠到了青陽那邊，青陽那邊一個戴莊。從咱這里到青陽得二十來里地。 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在二十歲。 （LXZ-04）

一般情況下，機匠沒有收入，邀請的家庭會提供午飯或送小禮物以示謝意。機匠則通過這種技術流動來拓展自己的社會交往圈。

可以說，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時期，手工棉紡織是小農戶家庭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生產形式，輔助農業生產。農村婦女在手工棉紡織勞作中獲得家庭經濟地位，然而在公共社會勞動中，雖然女性參與社會勞動中的棉紡織勞作，但她們均以隱身方式參與，無法通過組織或機構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或身份認同。在私人化領域，婦女則借助市場或技能建立自己的社會關系和自我價值感。

三、農業集體化時期棉紡織傳統的維系

新中國成立，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革命任務后，國家進入恢復國民經濟和生產建設時期。1953 年，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為了克服能源資源短缺問題，國家實施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計劃收購（統購）和計劃供應（統銷）制度，簡稱“統購統銷”制度。②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1953 年11 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1953 年11 月15 日）等。當時的紡織工業發展面臨原材料嚴重不足的問題。為了保證工業生產建設、軍隊建設及日常生活用棉用布的基本需求，1954 年9 月9 日政務院第224 次政務會議通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實行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實行棉花計劃收購的命令》，規定自當年9 月15 日起，全國實行棉布和棉花的計劃收購（簡稱統購）和棉布的計劃供應（簡稱統銷）政策，標志著棉花棉布進入統購統銷時期。[18]455-458按照當時的規定，除國營農場和試驗站以外，有商品棉的生產隊必須按照國家分配的生產任務，扣除國家規定的自留棉部分（每人平均不超過1.5—2 斤），其余全部由國家統購。無商品棉生產隊的棉花，除按照規定留足自留棉外，其余也由國家統購。[12]596

在鄒平，雖然普通農戶不以紡織為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但是原材料的短缺對民眾用于滿足日常穿衣的手工紡織也產生了影響。手工紡紗織布在當時是被限制或禁止的活動, 農村婦女只能在白天參加完農田勞動之后，利用晚上或冬日農閑的時間“偷偷”紡紗織布。除此之外，黑市交易、民間交換和日常節約也是家庭用布的重要的補充方式。

一是黑市交易。當時存在兩種市場交易并存的現象，一種是利用國家定量分發的布票（棉布購買證）到當地供銷社或合作社等部門購買，另一種是在國家規定的部門之外出現的販賣布票或布匹的黑市交易。即使是黑市交易，有時也需要熟人關系才能買到，特別是機織布。調查中，有兩位男性提到自己結婚時費心托熟人關系買到棉花和棉布的記憶，這種稀缺資源帶動了熟人關系的介入。農村婦女按照家庭成員的需要統籌安排購買棉布，一般購買的粗布主要用于日常的穿衣和床品，而機織布則主要用于儀式，比如過年過節給家庭成員的新衣服或婚喪嫁娶儀式需要的布。有結婚的被子表面是買的花布，被子里是自己織的大粗布。（SXY-05）也曾發生過有的人家將布票攢起來計劃為兒女結婚使用結果發現過期的悲劇。

二是民間交換。當家庭成員急需用布，但國家供應的布票不夠時，家庭主婦就會去向別家（通常也是婦女）“借布”，包括借用布票和借布匹。借布分為儀式借布和日常借布兩種情況，通常都是在婦女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內完成。

儀式借布主要用于婚喪嫁娶等人生儀禮中。國家層面也有相關的政策支持，“機關團體公用布和人民的各種特殊需要，如新生、結婚、死亡和災害等用布，應在提倡節約的原則下，給予必要的供應”。[18]456在鄒平，民間儀式中的用棉習俗體現在生育民俗、婚禮民俗和喪葬民俗的過程中，有的習俗至今一直保留傳承。如生育禮俗中有送布的習俗；結婚的彩禮中少不了“鋪的”和“蓋的”；①鄒平當地，被子稱為“蓋的”，褥子稱為“鋪的”，棉被和褥子中的絮物稱為“胎”或“套”。結婚儀式中則有親朋好友“送帳子”的習俗；②舉行婚禮的當日，把親戚朋友送來的布料，通常是一塊六尺紅布料，一個個掛上去，寫上名字，俗稱“送帳子”“掛帳子”。誰家結婚收的帳子越多，就越有面子。 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收集到馮家村某戶人家2015 年結婚的禮單上，仍有“布料一塊”這樣的記錄。老人的葬禮上，兒女要在入殮時在去世的親人身上撒幾朵帶籽兒的棉花，象征子子孫孫的綿延，當地俗稱“種棉花”。（WZS-06）

統購統銷期間準備嫁妝和彩禮中的棉布資源就是一大難題。解決這一難題依賴于民間的互助系統。訪談中有多人講述過自己結婚時借用別人布票或布料的情況。因為儀式用布主要是機織細布，這需要布票才能購買，而借用的布票是要還的，并且也要還布票，這一點與借錢一樣。借入者會在來年發了布票后去歸還，但當借出者急需而借入者未有新布票時，借入者會到黑市上去購買布票而歸還給借出者。（CCS-07）

日常借布一般發生在家里沒有人紡織或者家中女勞力少、紡織無法滿足需要的家庭，如婦女不會紡織或家里男孩子多的情況。這種家庭會向女勞力多、擅長紡織的家庭借布。借用的主要是制作日常衣物的土紡土織大粗布，而不是借可用于購買機織細布的布票。借布范圍通常發生在大家庭或大家族系統內部，也包括女性姻親圈。但被訪者在陳述借布事宜時，不用“借”這個詞，而用的是“代”或“給”“送”這些非借貸關系的詞。

我母親不織布，我母親的眼睛不好。 那個時候，我姐姐和我母親紡點線，鄰居親戚的，我大嫂子、我二嫂子她們幫著織。 她們織給我們代點布。 （CHX-08）

這種“非借而借，借而不還”的方式是民間常用的一種互惠互利、互幫互助的生活模式。但是，所謂的“借而不還”并非一種利益或道德問題，會用其他的方式替代補償。比如，用幫助對方干農活或借給對方工具的方式來平衡和維持這種互助關系，這與直接將布料作為禮物送出不同?！敖栌谩币话闶窃诜怯貌豢傻馁Y源緊張狀況下借用，而且由借用者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來解決現實問題；“送禮”則是維護社會關系，在資源緊張的統購統銷時期，布料作為禮物送出者極少。但日常因為穿衣而非借不可的現象時有發生。雅各布·伊弗斯在對陜西關中的個案研究中提到農村婦女參與的四種經濟中，沒有關注到這種民間內部的“交換”經濟。從更深一層來理解，正是基于婦女之間的這種“借而不還”“替代補償”方式，在幫助農村家庭克服生活困境的同時，也維系和加強了與大家族，甚至擴展到鄰里之間禮尚往來的互動關系。農村婦女在家庭、家族以及鄰里社會中的重要價值也由此得以實現，尤其是在克服生活困難的時候，這種作用就更為突出。雖然它常常是“不易被看見”的，但對于農村家庭的生活維系和農業社會的穩定卻極為重要。

三是日常節約。除了借用之外，在棉布資源極度缺乏的年代，農村婦女往往遵循節約的優先原則，根據家庭成員的年齡、輩分、性別和身份等，依照男性優先、長輩優先、孩子優先等原則，在粗布、洋布、舊布、新布之間調配與統籌。

為節省棉花資源和勞力，對布進行分類使用。自紡的紗根據棉花的質量，有粗有細，織成的布就分為粗線的和細線的，粗線布又稱為“大布”，主要用來做床單被子等；細線布又稱為“二布”，也有的將細線做經線、粗線做緯線織成不粗不細的布。一般細線布更費工費時，但也更舒適美觀。婦女們會對這兩種布分類使用，細線布主要用于衣服，粗線布主要用于被子里、床單或棉衣里子等。這樣的內外有別的秩序不只是從身體的舒適感出發，而更是遵從體面、美觀的需求。

家庭成員內部的接續使用是節省的主要方式。一般家庭穿新衣的排序是外出者穿新衣、大孩子穿新衣、男性穿新衣、長輩穿新衣等原則優先排序，是按照實際需求而非個人心理排序，有的排行靠后的孩子穿新衣的機會很少。（WXR-9）將布的使用價值最大化，是節約資源的又一習慣。根據布的新舊、長短大小等優化使用，新的布做外套上衣和褲子，磨破的上衣褲子或剪成短袖短褲，或用舊衣服的厚布料做鞋面。大孩子的衣服破了改小給小孩子穿，或者大人的衣服破了改小給孩子穿。（SXY-05）訪談中，一位農村婦女在她十七八歲的時候，正值20世紀60 年代困難時期，家里的女性需要解決全家13 口人的穿衣穿鞋用布問題，這成了她們當時最大的難題。（LXZ-04）

可以說，在農業集體化時期，受到紡織原料的限制及政策的影響，農村婦女承擔的家庭紡織成為一種私領域的、不可見的生產勞動。這既不同于鄉村建設運動時期可自由交易的手工棉紡織，也不同于抗戰時期支援前線或度荒救災的國家號召。為解決全社會紡織品供應不足的問題，農村婦女充分利用家庭和社會關系建立民間交換的方式，緩解了當時緊張的政治關系與衣被資源短缺之間的矛盾，同時也維系了農村社會在村落共同體中的人際關系以及生活習慣和儀式。

四、改革開放后手工棉紡織的重拾

20 世紀90 年代，隨著城鎮化、市場化的進程加快，外出務工的機會增加，農村家庭的經濟水平提高，手工棉紡織一度消失。一方面是手工棉紡織在民國鄉建運動時期和農業集體化時期的維持生存的基本功能已經消失，單純從經濟和實用角度來說，沒有人必須使用手工棉紡織品；另一方面，由于工業化的發展，棉紡織的工業化技術已經完全替代了手工技術，根本不需要手工生產方式。但為什么仍然有人重拾這項技藝呢？

從外在因素來看，是民俗情境的存在。時至今日，農村依然保留著民俗儀式中送布的習俗?！安紬l”“床單”依然是婦女與親友之間社交往來的禮物。只不過今天互送的布從細布變成了粗布，送親友的圈子也在不斷擴大。從直系親屬到姻親親屬，再到沒有血緣關系的朋友圈。受訪者婦女CAL 回憶了她在2015 年至2018 年間用自己親手做成的手工織布饋贈親友的情況。她把自己手工的布織品送給親友，包括姐姐、嫂子、弟媳婦、妹妹、侄媳婦、外甥閨女、孫女等以姻親關系為主的女性親友。（CAL-03）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饋贈都是在沒有現金交易的情況下以禮物的形式送給對方的。同村另一位婦女織的床單也經常送給女兒的好朋友，作為女兒積攢人脈的物品。在流水線上的工業化產品隨處可得的時代，這些帶著溫度的手工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達著真誠和情感，也延續著禮尚往來的習俗。

現在城里的這些人，還很喜歡用粗布當床單。有人認為送蘋果送點心，還不如送床單。 （WXR-09）

美國學者任柯安（Andrew Byron kipnis）曾分析過鄒平送布料的習俗，他認為，送布料或床單是女性之間建立關系的一種方式?！皨D女之間，年長的婦女給年輕婦女送布料，布料就有了進一步的意義。布料需要婦女的勞動力才能變成有用。因此，布料對婦女之間勞動力交換和勞動義務是至關重要的。在很多方面，布料是一個關系建立的媒介，而且幾乎只由女性完成?！盵19]72他強調布料凝聚著女性的勞動，包括其情感勞動在內。任柯安還認為，女性在民俗活動中通過自己的方式建立關系，掌握一定的決策權，與男性將女性隔離于公共空間的政治權力場域之外一樣，女性也在自己的圈子里將男性隔離。[19]83

從受訪者CAL 的送布行為來看，她送給誰、送多少，從來不需要征求男性的意見。從送布的對象來看，主要是在女性圈子內部，而非男性圈子。其他農村婦女的女兒、媳婦也常常用她們織的土布維系自己的關系圈。這與任柯安研究中所強調的“權力”（power）是不同的。雖然女性是在建立自己的關系圈，但這些關系背后的意義，不在于女性要追求自己的獨立或自己的生活圈子，也不在于要與男性圈層相抗衡或對立而爭取婦女權益，而是意在維系與親屬、朋友之間的互助合作關系。這種關系不只是婦女個體間的親密關系，更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鏈接。這一點與儒家文化中女性追求和睦、和諧的家庭觀念相吻合，也與中國文化思想中的“關系”思維有關。在儒家文化思想體系下，婦女用手工織布來建立和維系自己所在家庭與親屬、與朋友的關系，從而獲得認同與尊重。

當下，重拾手工紡織者的身份問題也值得討論。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的青年男女紛紛外出打工，當年未外出打工或者中間雖然偶爾外出打工的女性在達到或者超過了一定年齡之后（50 歲以上），她們回歸家庭，在以操持家務、照看孫輩為主的同時，重新拾起年輕時的手藝。這既是她們對自己生命周期的自主選擇，也是實現自身價值的一種選擇。這一點與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時期和農業集體化時期不同。鄉村建設運動時期以滿足基本需求和附帶的經濟效益為目的，農業集體化時期以滿足基本需求為主，改革開放后的織布行為則以個人選擇為主，而經濟效益和基本需求的滿足是其附加的屬性。

此外，當下農村婦女重拾紡織是基于家庭文化的傳承。她們認識到，這是一種即將消失的技藝。有些婦女會抓緊時間為自己的子女積累這些織品，盡可能留下更多的實物。她們借助帶有溫度和親情的織品，表達自己對家庭、對后輩的愛和祝福。

五、結語

手工棉紡織作為一項物質生產活動，在近百年來的中國華北農村社會變遷中，農村婦女在借助棉紡織手藝解決自己和家人生存困境、生理需求以及精神需求的過程中，構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努力實現人生價值。而在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時期，對農村婦女而言，手工棉紡織是一種基于生存需求的、性別化的規范性的勞動，是被固化的勞動性別分工和勞動體制，具有實用性強、社會性弱的特點。婦女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是隱身的，無法通過正式的、組織化的機制來獲得社會認同或身份，但她們可以通過市場化或技能化來拓展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到了農業集體化時期，在資源短缺及統購統銷政策的影響下，手工棉紡織成為一種“不可見”的家務勞動，婦女的貢獻更是被低估。而女性借助市場交易、民間交換及節約的方式，不僅盡可能滿足家庭用布的需求，而且維系了與家族、鄰里之間的社會關系，緩解了整個社會棉紡織品短缺的緊張狀況。

改革開放之后，手工棉紡織不再是為滿足家庭生活所需的勞動，而成為她們重構與子女、其他親友之間關系的依憑。與前兩個階段類似的是，手工棉紡織并不能帶來顯著的經濟收益，或者即使有收益也往往被忽視，更不能顯著提升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但是，此階段的手工棉紡織卻能成為強化親友間互動往來的黏合劑與潤滑劑，為親友帶來溫情，改善工業化帶來的冷漠感，讓農村婦女及其親友拾回農業時代溫暖的記憶。同時，手工棉紡織不單單是一種家務勞動，還是女性表達自我情感與自我愉悅、自我心理滿足的一種方式?？梢哉f，手工棉紡織對于女性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經濟作用更多轉變為社會作用，社會性增強，而實用性變弱。

回顧20 世紀，我們能看到在不同歷史時期，農村婦女從事手工棉紡織的過程是農村生活的日常，也是與家庭、社會、國家緊密關聯的重要事項。農村婦女作為多元生計策略的行動者，在面臨社會結構性變遷（如合作社、集體化、城鎮化等）時不斷改變著生計策略。她們靠著自身高強度的彈性和極強的適應性，在手工棉紡織的資源利用與生產過程、勞動分工等方面不斷調整，應對各類危機。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農村婦女將這項手藝內化為實現個體生命價值的載體，并借此構建自我的社會關系和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