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莊子·齊物論》“是”與“非”的視角論其清廉思想

夏資強

（安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安徽 蕪湖 241002）

莊子是莊學的創立者、 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對老子學說有克紹箕裘之功。 《莊子》 一書雄厚大氣， 其對問題論述之縝密、 義理發闡之高遠，是同時代哲人難以媲美的。 在中國歷史發展變遷中， 《莊子》 彰顯出其獨特的哲學啟迪與智慧， 尤其是其蘊涵的淡泊名利的清廉思想， 更是其饋贈后人的珍貴精神財富。 在當今社會背景下， 心懷敬畏之心， 頭腦保持清醒， 時刻牢記初心與使命， 在復雜局勢面前做出保有定力的行為， 值得提倡。

一、 “是” 與“非”

（一） “是” 與 “非” 是 《莊子》 中極為重要的論點

“是” 與 “非” 是 《莊子》 的重要論點， 在《齊物論》 篇論述頗多。 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基于對世間流俗觀念和通俗價值觀所引發的諸多問題之深沉反思， 突顯出《莊子》 對回歸本真、 自然之性的崇高追求。 春秋以來， 諸子百家興起， 他們關注的多是社會、 政治、 生存以及倫理問題。 諸子百家中， 推崇仁義禮樂、 力圖恢復文武周公之政者有之； 主張不別親疏、 不殊貴賤、 一斷于法者有之；主張兼愛非攻、 匡扶弱小者有之； 主張辯名析理、推論名實關系者有之。 而莊子則著眼于人生問題，即反省人間世所存在的人我捍格和生存困苦之相狀： 因我見執取而產生的是非之辯； 因價值取向的唯一性而導致的生存空間之狹隘。 換言之， 《莊子》 思想是透過反省與省察是非爭辯之社會現實而逐次鋪陳而來的。

《齊物論》 篇曰： “是非之途， 樊然淆亂， 吾惡能知其變?！盵1]90這是莊子對世間眾人之是非爭論的反省。 在同篇中， 莊子又言：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1]94這是莊子對 “樂生哀死” 這一人間世的常識的反省。 人間世固然有因“是非” 觀念而造成的糾葛紛爭， 亦有對是非的執著和對有用的求取所引發的無窮爭辯， 也有對生死的種種紛雜繁復的情感。 不論是因是非而導致的世間紛亂錯雜之現況， 還是因“樂生哀死” 所引發之情識痛苦， 這些煩惱與是非都是因人所持有之“是非” 觀念而起。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是非成見， 它們只是人們暫時性的一點思緒或一個念頭， 并沒有什么具體的、 事實的依據，是無根之木， 無源之水。 雖然大自然中也有不齊的現象， 但是它卻沒有是非成見， 因此“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風停止吹動， 竅穴內的空氣振動一番也就逐漸停止。 然則人自起是非之念后， “心” 就不會止息， 于是喋喋不休， 論辯無止。

面對同一個事物， 持有不同知見的人， 對它的看法與評價則會有然與不然、 可與不可、 是與不是等諸多是非分別。 就事物本身而言， 是沒有什么分別對立可言的， 這些是非對立都是人們后天附加給事物的， 并不是事物的本來樣貌。 因為“凡物無成與毀， 復通為一”[1]69。 在世間， 事物的外形是不同的， 譬如山間有鼻狀、 口狀、 耳狀、 枅狀、 圈狀等不同模樣的石竅一般； 事物的行為也是不同的， 譬如千奇百怪的石竅會發出激、 謞、 叱、 吸、 叫、 譹等多種多樣的聲音。 物雖然有外形不一、 行為迥異等差異， 但它們都是道的產物， 都有造物主的氣息， 都是自然的天籟。 在“道” 眼中， 它們又都是齊等的， 并沒有任何區別。 然則在世人眼中， 萬物卻存有著功用、 價值等種種差異。 那么世人是從什么角度審視萬物， 并得出萬物具有這些差異的結論呢？ 在《莊子》 這里， “物的問題主要是人與物的關系”[2]51。 在人的視域之下， 物往往有有用性與無用性之分， 物的價值也就在人的尺度下被表現出來， 換言之就是“物的意義的呈現過程實際上置于物與人的關系或者人與物的關系之中”[2]51。 由此可知， 人之所以得出萬物存在著功用、 價值等種種差異的結論， 主要是因為人將自己的價值作為衡定萬物的尺度， 由此在觀念層上斷定萬物具有差異性。譬如在對物持“技” 態度的惠子看來， 大葫蘆就全無價值可言， 這是因為若用其做盛水容器， 則會因質地太脆而易壞， 倘若是用它來做瓢， 則顯得太大而難以使用， 總之都不能滿足人的需求。 大瓠無論是做成盛水容器還是做瓢， 亦或者做成其他的什么東西， 它是否有用（或者說是否有價值） 完全是基于人的價值來決定的。 然則在“以道觀之” 的莊子看來， 大葫蘆有其自己的價值， 它的價值就是自然。 約而言之， 在人的視域中， 事物存在差異的因由， 主要是人為的、 在觀念層產生的結果。

對物持“技” 的態度， 就是對物進行加工、 修正， 以期能滿足自己的目的。 之所以能夠判斷事物于己而言具有有用性， 是因為心中存在著一個價值判準， 這個判準可以稱之為 “機心”， 也可以稱之為 “成心”。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3]344， 相較于以甕出灌， 用槔澆灌農田自然顯得便捷易行且不甚勞累， 也就是子貢所謂“用力甚寡而見功多”[3]344， 然則為圃者卻不用槔而以甕澆灌田畝。 為圃者并不是不知道槔之利， 也不是在排斥使用先進的灌溉技術， 他只是反對像子貢這般以功用的 “機心” 去看待事物， 并且認為這種 “機心”會傷及內在的德性而已。 這種機心就是內在地樹立一個是非的度量標準， 以這個標準去審視外物， 也就是所謂 “師成心”。 在成心的作用下， 有了“是”， 便會在意識層產生與“是” 相對應的“非”；反之亦然。 這樣， 因為成心， 所以世間就產生“可” 與 “不可”、 “然” 與 “不然”、 “是” 與“非” 等無窮的是非爭辯。 “相同的事物， 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人在交流中各持己見， 于是有是非的紛爭?！盵4]44就如同狙公喂猴子芧子一樣， 明明芧子的總數是一致的， 即“名實未虧”， 但猴子們卻產生了不同的喜怒情感， 亦即“喜怒為用”。 由此可知， 人世間復雜淆亂的場景，其根源不在于物而在于心中蘊有的“是非” 觀。

（二） 泯除是非， 人應當聽從自然之安排

“游于羿之彀中。 中央者， 中地也； 然而不中者， 命也?！盵1]166莊子認為， 眾人所生存之人間世譬如羿之射擊靶子。 鄉野眾人因為執著于雞毛蒜皮之小利， 所以就有是是非非之無窮紛爭。 廟堂上的顯赫權柄， 亦如靶子上面的靶心， 而官宦之人對權勢、 榮辱、 是非的爭辯與執著， 鬧得不可開交。 他們“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1]166， 以榮辱得失、 權益與否為著眼點， 彼此爭斗不休。 然而， 他們都在 “弈之彀中”， 一旦觸犯“羿”， 就沒有哪位不會被“羿” 射中、 身受刑戮之苦。 “然而不中者， 命也”， 指的就是時代政治而言， 是對政治生活的反省。 身居廟堂之上的官吏，有是非之見， 便會產生私心。 有私心便會以權謀私、 權錢交易， 貪腐之舉也隨之而起， 輕則暫時未被發現， 重則受到重懲； 貪腐之舉無論是輕還是重， 都是耽于名利、 陷溺于是非之中不可自拔的表現。 倘若對此坐視不理， 最終飽嘗刑法制裁之惡果也是立而可待的。

人何以能來到世間， 并于世間生活呢？ 大抵是命運將人拋在世間罷了。 “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1]196， “大塊” 也就是自然， 人們降生在大自然中， 在大自然中逐一經歷生老病死等諸般人生遭遇。 既然人們要在大自然中生存， 那么就需要遵守自然的規則， 聽從自然的安排， 按照自然常道行事。 當人們偏執是非， 競逐名爵時， 會使得身心疲役， 不得解脫。 因此我們需要泯除是非， 聽任自然的安排。

（三） 由“是” “非” 轉化為“道”

圣人面對因是非造成的無窮糾葛， 采取了“莫若以明”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心齋” “坐忘” 等蕩相遣執的精神修養方法， 來解消是非執念， 回返于 “道”。 此即是圣人認識到道之行， 自然而成； 物之可謂， 亦自然而然。 “是” 與“非”，乃成心造成的， 由此又衍生情識執取的判別， 產生彼是我非的人我、 物我捍格。 因此圣人不走是是非非的路子， 而是采取“莫若以明” 等方法， 不用分別判斷的我見， 彼我和諧共處； 不用執著于心知成見， 直接予以剝除。 倘若執著于是非成見， 執著于功名利祿， 至死不改， 勞神傷形， 真的是很可悲了， 即 “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 悲夫！ ”[5]679這警示我們， 不執迷于我見執取， 不以主觀成見為是非判準， 不陷溺于是非爭辯之中， 從執著是非這一狹隘視域轉換為超越是非從而體會無窮的 “道”， 以寬廣的 “道” 視域看待事物， 從世俗之人轉化為體“道” 之人。

換言之， 《莊子》 的理論邏輯就是一種“上行性的自我轉化”， 并且 “通過上行性的自我轉化，吾人可以從有物有封有是非的意識層次依次上升到有物有封而無是非、 有物無封、 未始有物的意識層次”[6]89， 回返到“未始有物” 的境界， 也就是復歸于“道” 的境界。 當我們持“以道觀之” 的視角去看待萬事萬物時， 萬事萬物在我們的視域中都是均同的， 并沒有什么“是” “非” 可言。 同理， 當我們持“以道觀之” 的視角去看待廟堂之間復雜多變的權勢爭奪現象時， 我們又怎會為權勢所裹挾， 從而執迷于其間不可自拔呢？ 此點在《莊子》 中說解得明白： “死生無變于己， 而況利害之端乎” “死生亦大矣， 而無變乎己， 何況爵祿乎”， 在消解掉我們對是非的執念后， 縱然是死生都不會使內心有所波動， 更何況是為人所規定的功名利祿呢？

世人若能超越俗世之見， 由此而能領悟到世間本無是非區別， 亦無由彼是我執造成的人我捍格，如此才能保持內心諧和， 而有清廉之樣態。 若是單純強調清廉而不重視前期洗滌 “是非” 觀的工夫，那么所推崇的清廉就會墜入“是非” 之泥淖中， 而陷溺于是非對立之中。 由此若欲清廉， 則不能不在心中先進行一番刳心的工夫。 若心能掙脫俗世之干擾， 亦被稱為 “至人” “神人” 和 “圣人”。 這種人格也就是“精神超然物外， 自適不羈”[7]54。 這對陷入功名利祿之爭辯與執著的人們而言， 有助于幫助他們舒緩精神壓力， 保持廉潔心態。

二、 “是非” 與不服從流俗

（一） 不為物所物

在 《莊子》 看來， 人應該保持人之自然本性，使自然本性不因外界是是非非所亂。 心與道冥合，秉持內心純真本性， 不與流俗同流合污。 面對紛紛擾擾的人間世， 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于萬物； 不譴是非， 以與世俗處”[5]936， 既超越世間， 又不離開世間。 之所以能做到處世而超世， 是因為精神主體有超越性， 于人間世不離不染， 能解脫對世間的執著追求和糾葛的桎梏。 “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氣之辨， 以游無窮者?！盵1]18天地的運行，日月的流轉， 時間的變遷， 乃至于云雨霜雪陰陽的運動變化， 都是契合天理的。 人能以精神主體去體悟其道， 適應其變化， 無心間領悟自然的道理， 因此能游于逍遙自得之場。 這就是莊子精神主體超越性的體現。 這一精神主體超越性何以可能？ 則歸結為“至人無己， 神人無功， 圣人無名” 的精神修養工夫， 亦即是“莫若以明”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等具體的內在涵養方法。 透過這些具體的內在涵養方法， 世間是是非非加之于內心的影響則能夠予以消解， 如此不僅可以化解對功名利祿的追求，而且還可以消解對樂生惡死的過度執著， 從而忘卻外物， 不受外物影響， 從而精神逍遙自得， 不受時空約束。 以此觀照萬物， 則不受世俗是非分別所影響， 達到與道同流的精神境界， 提升精神境界， 這樣不再陷溺于俗世的彼是我執， 不再沉迷于物欲之中。

不為物所物， 乃是人們經歷精神修養之后達致的思想狀態。 倘若沒有經過這番消解是非的精神修養， 就要求人們在處理與應對工作與生活中的名利誘惑時， 要淡泊名利， 不為名利所糾纏與牽引， 非但不能使人領悟“不為物所物” 的思想狀態， 踐行清廉思想， 反而使清廉思想浮于表面， 淪為形式，無法發揮清廉思想提撕精神， 使人警醒的作用。 如此， 清廉也不為清廉。

（二） 破除“是非” 對保有定力頗具意義

人間世上， 一切的是是非非及隨之而來的無窮是非爭辯都是我見執取所產生。 在明了這一點后，唯有摒除了我見執取， 回歸人之自然純樸本性， 才能從狹隘的是非視域中解脫出來， 而站在廣闊無垠的“道” 上把握人的存在， 認識并安置人的存在處境， 計劃人的活動。 如果人能夠消解是非對自身的影響， 以一顆淳樸之心看待世間的變化， 無論世界顯得多么紛亂， 發生怎樣的變化， 我們的內心都能始終如一， 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保有定力。 具體到中國而言， 那就是無論境外敵對勢力散布虛假謠言干擾百姓， 也無論國際局勢發生怎樣的變化， 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會變， 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會變， 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不會變。 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地指出： “在這樣的復雜環境中， 保持理論上的清醒，增強政治上的定力是極為要緊的”[8]327， 隨即他又指出：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 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 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9]208。 在歷史上， 致使蘇聯解體、 東歐劇變的原因有很多， 而執政的蘇聯共產黨人在激烈的社會背景中， 逐次喪卻了對馬克思主義、 共產主義的信仰， 是致使危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信仰若缺失， 面對危機就會喪失定力， 致使共產主義事業蛻化變質。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兩則話語， 深刻指明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 面對復雜的國外環境， 我們需要堅持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不動搖， 始終保有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

三、 是非與清廉思想之關聯

（一） 純樸內心， 凈化心靈

莊子主張超越是非， 不因是非內傷其身。 世間所謂的“是非” 對立、 “人我” 之別都是成心分別作用的結果。 萬事萬物原本是個渾圓融洽、 不分彼此的整體， 它們運行的軌跡都符合固有的常道。 萬事萬物在不自覺中率循常道， 于是有著 “十日并出， 萬物皆照” 的相狀。 在此情景下， 世間本不存在分別， 自然無所謂是非、 執著。 然則世人出于心知成見， 以高官上品為是， 以卑流下品為非； 以爵祿多為貴， 以俸祿少為賤， 于是競相追逐于高官、厚祿， 而憎惡卑流、 薄俸。 他們以獲高位厚祿為喜， 以遇卑流薄俸為憂， 卻不知他們以為喜的其實并不足以為喜， 以為憂的其實并不足以為憂。 他們彼此之間為高官厚祿而爭斗不休， 爭奪成功者則沾沾自喜， 失利者則覬覦之心不消， 都耽于是非泥淖不可自拔， 殊不知流俗之見本就有所偏執， 而是剎那乍現的念頭， 以此念頭而作是非之論， 世界樊然淆亂之狀況也在所難免。 故《莊子》 主張在是與非的對立中， 超越人間世因是非而引起的無窮爭辯，轉換是非、 死生、 彼是、 可與不可諸說， 以冥合天道自然恒常之明照與遮覆之義。 是以， 《莊子》“以道觀之”， 率循萬物生成的自然之道， 以此通觀人世間的物論， 從而化解是非爭辯的緣由———成心。 亦即是 “依乎天理， 因其固然”， 能認識到世間萬物雖有差別， 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從而無是也無非。

因此， 當人超越世間因彼是我執所致的是非分別， 就能達致精神契合于自然天道之境界， 就不會有因是與非的無窮爭辯與隨之而來的價值判斷， 因我見執取所導致的人我、 物我捍格。 以順應自然常道之心， 觀照世間萬事萬物， 則無是非之論， 亦無彼此的分隔， 能做到“不譴是非， 與世俗處”[5]939，從而獲得平靜的心境。 平靜之心境， 亦即是 “夫道， 淵乎其居也， 漻乎其清也”[3]325。 道， 就像靜水一般安定， 像深淵那般清澈。 對于水而言， 它不照將照之物， 也不留存已照之物， 它只將當前事物的性質朗現罷了。

淳樸內心， 凈化心靈的一個好處在于， 可以排遣是非執念對人的干擾， 能夠促使人在工作中專心致志， 激發人的創新動力， 從而使人們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職責。 在 《莊子·養生主》 篇庖丁解牛的故事中， 庖丁之所以能夠做到“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于硎”[1]939， 原因在于他做到了“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1]939， 即不依賴于耳目觀感， 只遵循著道來解牛， 故而不受牛體錯綜復雜的骨節干擾， 而能很好地完成解牛的任務。 又如《達生》 篇中的 “佝僂承蜩” 與 “梓慶造鐻”、 《田子方》 篇中的“宋元君將畫圖” 這三則寓言： 駝背老人之所以能夠做到自如地運用竹竿粘蟬， 其行為毫無滯澀感， 是因為他“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3]507； 梓慶之所以能夠制造出一個驚天地、 泣鬼神的樂器， 是因為他在造鐻之前， 有著一番“齊（齋） 以靜心”[3]525的凈化心靈、 排遣雜念的過程； 宋吏之所以被宋元君譽為 “真畫者”， 是因為在宋吏眼中只有作畫，而沒有別的對象存在。 淳樸內心， 凈化心靈讓工匠、 官吏專心致志地聚焦工作， 他們的創新能力得到激發， 呈現在技藝上精益求精， 在工作上盡心竭力， 在官府中勤懇為民。 這對中華文化持續健康發展， 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淳樸內心， 凈化心靈， 也有助于為世人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支撐。 雖然莊子表露出淡泊名利的模樣， 但他內心依舊關切著人間世， 以悲憫的心態審視著人世間的紛紜淆亂， 即 “眼極冷， 心腸極熱”[10]6。 他親眼目睹了世間諸多亂象， 其因皆是世人為了名利， 舍棄自身本有純樸之性去追逐外物，其果則是以自身付出慘重代價而告終。 士人競逐名利而卒于名利， 譬如： “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 東西跳梁， 不辟高下； 中于機辟， 死于罔罟?！盵1]35君主雖然居住在廟堂之上， 但是他們也不得安寧， 譬如： “萬乘之君憂栗乎廟堂之上?！盵3]299對于競逐名利、 渴求名譽者而言， 功名利祿已烙印于他們的骨髓之中， 成為他們生命中不可或缺之部分。 然則在莊子看來， 人的生命不僅僅單是生命一個層次， 只是追求功名利祿而已， 還有“道” 這一層次。 正是對“道” 的領悟與體認， 為清廉之士自守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動力與精神支撐， 從而使《莊子》 清廉思想與眾不同， 為后世所借鑒。

（二） 提升自身趣味， 拒絕貪腐行為

傳承與發揚莊子清廉思想， 持續推進反腐倡廉工作， 可以為新時代新征程做出應有的貢獻。 若欲達致此目標， 則應提升自身趣味， 明晰自然之美，讓貪腐之念無地自容。 “而且說明邪？ 是淫于色也； 說聰邪？ 是淫于聲也； 說仁邪？ 是亂于德也；說義邪？ 是悖于理也； 說禮邪？ 是相于技也； 說樂邪？ 是相于淫也； 說圣邪？ 是相于藝也； 說知邪？是相于疵也?！盵3]296明、 聰、 仁、 義、 禮、 樂、 圣、知這八種喜好與執著， 在莊子看來都不是人的“性命之情”， 都不是人性中所必須具備的藝術。 莊子倡導保全自己的 “性命之情”， 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 而并不是去追求人為設定的屬性。

莊子主張從自然中發現美， 他認為天地之間有大美， 可供人們欣賞。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盵3]601天地之間存在著廣大的美德， 可是他們并不言語， 因此需要我們去主動探尋、 去主動發現 “天地之大美”。 天地的大美， 足以使人“彷徨乎無為其側， 逍遙乎寢臥其下”， 沉迷陶醉其中， 忘卻世間紛紜雜亂的是非爭辯與痛苦。

四、 清廉思想之現實需求及意義

（一） 時代呼喚清廉思想

貪污腐敗是與公共權力運行相伴而生的， 是一個國家政治、 經濟、 文化狀況的側面反映。 如果一個國家腐敗盛行， 那么意味著這個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利益受到侵害， 法律和秩序受到挑戰， 政府就無法行使有效的管理職能， 最終會傷害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 我們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 市場的基本特點是交易， 促成并維護市場交易的公平公正與公開是政府公職人員應盡的職責。 政府公職人員應充當好裁判員的角色， 但自己決不能下場參與市場交易， 侵害國家公共財產和利益， 違反法律或破壞社會秩序。

政府及其公職人員作為市場經濟秩序的“裁判員”， 必須要有一顆公心， 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旦“裁判員” 有了私心成見， 權錢交易等違法亂紀行為也就接踵而至， 腐敗現象就層出不窮， 最終危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與安全。 是故， 政府公職人員要加強自身修養， 強化作風、 紀律和道德修養， 樹立崇高理想、 培育純樸之性， 消解違法亂紀之內在動因、 抵制以權謀私之不良風氣， 堅守初心， 不忘使命， 始終保有一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公心。

當人們生起是非私欲時， 就不會主動止息， 而是不斷競逐權力與錢財， 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由此可見， 貪腐之源在于心中潛伏的是非私欲。 而《莊子》 清廉思想， 就是把控是非私欲的閥門， 能夠凈除欲望對人本心的干擾、 泯除是非執念對人本性的戕害， 從而使我們回返純樸自然之性。 這是提升生命質量的良好選擇。

（二） 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史記·李斯列傳》 載曰： “斯出獄， 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中子， 嘆曰：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盵11]2562李斯少時為上蔡郡小吏， 生活愉悅，公務之余可與子女縱犬逐兔， 其暇逸安樂之情溢于言表， 其素樸天真之性自然流露； 然一日睹溷鼠倉鼠之別， 遂起逐利之心， 雖終得富貴， 但亦為名利所害。 這警示我們不要被是非成見遮蔽了樸素的自然本性， 為名利遮蔽了自己的初心。 樸素是人類最本質的屬性， 是天然的道德。 人若失卻樸素的自然本性， 就會陷入是非的無窮爭辯之中。 此即是《齊物論》 篇所謂： “與物相刃相靡， 其行進如馳， 而莫之能止?！盵1]53這樣一來， “中于機辟， 死于罔罟”之惡果也是意料之中、 情理之內的事。 歷史上的貪腐官員， 他們出仕時欲 “再使風俗淳”， 入朝為官時卻有 “十萬雪花銀” 的貪腐形跡， 最終鋃鐺入獄， 身敗名裂。 前后之對比， 令人觸目驚心， 不可不使人警醒。 這些官員之所以會鋃鐺入獄， 是因為他們全然忘卻了自己的初心。 因此， 倘若“做官時刻反省為官的初心， 就不想貪腐了； 做官時刻記起清廉， 就不愿意貪腐了； 為官不清廉， 想到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不敢貪腐了”[12]76。

《莊子》 清廉思想， 注重保存人們之天真本德、呵護人們的初心。 倘若人能時常秉持自然本性、 堅守初心， 就不會陷溺于名利場屋之中不可自拔， 進而失卻了自己的初心。 這為培育新時代、 新征程的時代新人提供了諸多借鑒經驗與歷史啟迪。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 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致力于培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斗終身”[13]343的社會主義時代新人。

（三） 致力復興， 承擔責任

超越是非， 回歸自然本性， 從而不被 “是非”觀引起的爭辯所困惱與迷惑。 這就是《莊子》 為反腐倡廉提出的警示良方。 思想建設需從屬于一定的政治理想， 我們要加強對黨員的思想教育工作， 努力破除貪污、 受賄等錯誤思想， 努力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祖國統一的宏偉目標而奮斗。勇于承擔歷史使命， 擔當時代責任， 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 正如2012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 時所指出的，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這個夢想， 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 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 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積累也是《莊子》 所注重的， 思想建設同樣需要積累。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盵1]8所以，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必須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 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 民族特性、 時代特性的價值體系”[9]73。

五、 結語

《莊子》 重視清廉， 注重對自然本性的保存。理解《莊子》 清廉思想的關鍵是如何正確處理好是與非的問題。 具體而言， 即如何做到不因彼是我執而有人我、 物我捍格， 始終堅持自然本性， 堅守大道。 《莊子》 清廉思想強調對人自然純樸本性的保存， 是人們在紛紜雜亂的社會環境中保持內心寧靜的一束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