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權嵌入”到“政權統合”：中國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關系變遷新動向

戴子薇

摘 要：從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分析框架來看，我國農村稅費改革之后，在鄉村社會出現“政權懸浮”現象，導致鄉村政策資源投入的“懸置”。隨著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關系進入資源的全面輸入與鄉村社會的全面動員階段，實現了由“政權懸浮”走向“政權再下沉”的“政權嵌入”過程。進入鄉村振興階段，黨政力量全面統合鄉村社會，構建了以基層問題為導向，以黨委和政府為組織核心，以社會組織和基層民眾為主體，將政策資源、社會資本、社會組織、基層民眾統合到一起的“基層政權統合”結構。建立這種鄉村社會黨政統合治理結構，旨在以黨政力量激發鄉村內生活力，增強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當然，“政權統合”的實現必須以黨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繼續動員、對全社會各類建設主體的充分動員為前提，同時必須將外在的政策資源和內生的本土資源充分結合，才能真正建構起鄉村振興的創富機制，持續推動鄉村實現共同富裕。

關鍵詞：中國基層政權；鄉村治理現代化；政權嵌入；政權統合；鄉村振興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體系和工作體系?！盵1]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環節。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通過強化組織建設與建構宣傳機制，[2]采用“政黨下鄉”“制度下鄉”“政策下鄉”“行政下鄉”等策略，把一盤散沙的傳統鄉村社會整合為一個組織化程度較高的現代政治社會，[3]建立起國家與村民之間的緊密關聯。[4]國家取消農業稅費以來，農村基層治理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由于鄉村維持秩序的力量不斷弱化，農村基層治理面臨“政權懸浮”的困境。近年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調整，農村基層治理正處于轉型過程中。

農村基層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隨著農村社會的發展和鄉村經濟的振興，政權的統合成為促進鄉村振興的關鍵一環。探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基層的有效實現形式，既是切實的現實需求，也具有宏觀的戰略意義。本文圍繞中國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關系變遷，從“政權懸浮”“政權下沉”與“政權嵌入”三個概念入手，分析鄉村振興階段中國基層政權的最新動向——“政權統合”，并探討其構成要件和基本特征、生成和發生作用的條件等，以期為真正建構起鄉村振興的創富機制，激發鄉村高質量發展的內生源動力提供參考。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意識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基層治理的核心問題。學界的研究已揭示出中國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互動的重要性。20世紀90年代，鄧正來就將西方市民社會理論運用到對中國鄉村的研究中。[5]142艾森斯塔得認為，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協調主要依靠文化規范手段，國家政權沒有必要徹底深入民間和直接控制社會。[6]55而梁漱溟早就提出，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不同，國家須與社會相融。[7]78中國的現代國家政權建設從晚清開始，國家權力下滲使中國基層社會秩序發生了深刻變化。杜贊奇提出，國家政權向下延伸只實現了下層機構的半官僚化。[8]43黃樹民指出，國家在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權力的介入可以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產生積極影響，促使村落實現全面發展和進步。[9]27我國農村稅費改革后，關于村級治理行政化的研究視野更加廣闊。杜春林基于制度變遷理論，探討了政權—鄉村關系從農村稅費改革前的“汲取”轉向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懸浮”的境況。[10]趙曉峰、魏程琳認為，后稅費時代需要構建社會自治協同提升基層行政效力的體制機制，[11]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我國實施脫貧攻堅戰略以來，國家政權經歷了從“懸浮”到“下沉”的過程，學界的關注點也更為集中。郭占鋒等人探討了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從“懸浮型”政權到“下沉型”政權之轉變對基層治理的影響。[12]劉偉、劉遠雯提出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滲透是為了將基層社會整合到國家權力體系之中，從而使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治理從間接轉向直接。[13]我國“三農”工作重心從脫貧攻堅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以來，學界針對中國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關系的論述角度更為多元。劉銳指出，基層治理方式呈現出行政化特征，政府觸角通過壟斷鄉村治理資源向農村社會延伸。[14]李丹陽在“國家—社會”理論和“雙軌政治”理論的基礎上，按照“懸浮—嵌入—融入”的分析策略，構建了駐村干部參與鄉村治理的“雙軌合一”分析框架，[15]為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國家政權嵌入提供了更為具象的理論回應與方案供給。

既有研究從不同的維度論述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形態、特征及變遷，揭示出新時期國家政權下沉和村莊社會變遷對基層治理的影響，認為根本問題在于沒有形成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基層組織并沒有將農民有效組織起來，基層治理依然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且相關研究多集中于理論層面的探討或者是鄉鎮層面的分析。本研究主要從村級治理改革的視角來分析當前國家如何嵌入鄉村社會、政權如何下沉，為從根本上擺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空心化的困境提供方案。村是一個完備的社會和權力體系的最基層單元，是國家和鄉鎮的基礎?；诖寮壍难芯吭谝暯巧喜幌窕谑〖壍难芯磕菢訉挿汉甏?，也能夠提供充裕的田野資料。本文在探討國家與鄉村互動的過程中，按時間線索展開，挖掘村級治理現代化改革的新特征，尋求破解基層政權懸浮困境的對策，嘗試構建“政權統合”的新型治理結構，更好地探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鄉村的聯動性和一體性。

同時，本文基于基層治理轉型面臨的困境及其制度創新，結合三個階段政權概念的變化及特征，提出了“政權統合”的新概念。此前，學界已經提出“政治統合”與“社會整合”[16]的概念。政治統合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政治力量和政治實體的集中和整合過程，目的是實現政治穩定和國家發展。這個過程可以包括政權整合、政黨整合、政治組織整合。政治統合是一個重要的國家治理手段和方式，運用這一方式，不僅可以幫助實現基層政權的穩定和權力的集中，同時也有助于緩解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具體做法是：通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等來規范基層政權的權力行使，加強對基層政權的監督和管理。政治統合成功與否，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是否得當，是否能夠平衡各方利益，同時也取決于社會資本、社會團體和基層群眾是否積極配合。本文的創新點在于把“政治統合”改造為“政權統合”。政權統合不僅涉及政府機構之間的整合，還包括政黨、地方政權、社會團體等各種政治實體的整合，從而激發并促生社會內部的橫向鏈接與相互交往。[17]實現政權的統合，政權實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權力分配是關鍵。

目前學界已經有少量涉及基層治理中統合機制的研究。張丹丹認為，統合型治理是一種能動型的治理機制，能夠實現多元化治理方式的靈活性切換。[18]政權統合的實現必須以黨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繼續動員、對全社會各類建設主體的充分動員為前提，同時必須將外在的政策資源和內生的本土資源充分結合，從而平衡各方權益，建立起一種集“政治、服務（行政）、社會”三種功能于一體的“復合體”，[19]為踐行中國特色家國一體實踐框架下的現代國家建構經驗奠定基礎。[4]本文在歷史比較方法的指引下，對稅費改革、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三個歷史階段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的關系進行考察，把握兩者關系變遷的邏輯和特征，分析政權統合的構成要件和基本特征、生成和發生作用的條件等，以期為從根本上推動鄉村振興階段農村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參考。

二、鄉村治理結構變遷的歷史邏輯

基層政府不斷調整政權下鄉的方式，推動基層治理從“懸浮”到“嵌入”的轉變，形成了類型豐富的治理創新實踐?？v觀21世紀初以來中國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關系的變遷過程，可以發現國家政權與農村的關系呈現為“政權懸浮”“政權下沉”和“政權嵌入”三種樣態。政府在不同階段通過施行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促進了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的良性互動與協調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

（一）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政權懸浮

21世紀初我國進行的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不僅是對以往農業稅政策和農業特產稅政策的調整，也是我國鄉村治理思路和治理結構轉型的重要轉折點。[20]鄉鎮政權在職能轉變中陷入迷失，與農民日漸疏離，成為懸浮于基層社會之上的政權。[21]“懸浮”概念表達出一種地方政府與農民或者村干部與農民相脫節的治理樣態，強調基層組織并沒有將農民有效組織起來。為應對稅費改革后的財政困境，縣級政權合并鄉鎮，鄉鎮政權也普遍實施合村并組。非規范的收費方式和手段導致農村中稅費不分、以費代稅、費重于稅、收費養人[22]等現象十分嚴重。國家權力逐步退出，導致鄉村社會出現了集體衰落、權力失控、對接失敗、治理無效、秩序失調的演化后果。

（二）脫貧攻堅時期：政權嵌入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精準扶貧政策的實踐過程是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實行資源調配的過程，也是國家政權嵌入的過程，標志著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再度緊密起來。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國家權力逐漸向農村基層下沉，農村貧困人口得到精準識別和有效幫扶，農民對國家的認同感進一步提升。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方面，“嵌入”更多地是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一種表述。將其與治理概念相結合，能更好地揭示鄉村治理的內在機制與上述互動關系的復雜性。在脫貧攻堅階段，政權嵌入優化了農村基層統籌整合資源、組織協調各方力量的方式，能夠推動脫貧攻堅工作的全面有效開展，實現貧困地區的脫貧和經濟發展。脫貧攻堅也為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創造了很好的契機。在政權嵌入模式下，村級治理不再是僅僅由上級政權來指導和決策，而是注重發揮村級自治的作用。通過加強村級自治組織建設，增強了村級自治能力，提高了村民自治意識和參與度，讓村民真正成為了決策的主體。

（三）鄉村振興時期：政權統合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23]習近平指出：“要充分發揮好鄉村黨組織的作用，把鄉村黨組織建設好，把領導班子建設強?！盵24]261政權統合，主要是指對鄉村政權進行整合和優化，以黨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充分動員為前提，同時將外在的政策資源和內生的本土資源充分結合起來，將分散的、碎片化的鄉村政權資源整合為一個統一的、高效的政權體系。由于歷史和行政區劃等原因，過去我國鄉村地區的政權布局相對分散，政府部門的職能和權責也存在重疊和不清晰的情況，不利于鄉村社會的發展和治理，也阻礙了鄉村振興的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是由立足于“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而來的，[25]它充分發揮家庭承包經營中“統”的優勢，將分散的、從事同一農業生產的小農戶集中在一起。政權統合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政府、社會資本及基層組織的協同合作和長期努力才能實現。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通過整合政權資源、優化組織架構、完善政策體系、統籌推進應急管理與鄉村治理資源整合、[26]加強專業化隊伍建設等方式來實現。要考慮鄉村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注重因地制宜，靈活運用各種手段和方式，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加強政府與社會各方面的合作和互動，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

三、“政權統合”的構成要件與基本特征

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27]政權統合就是一種以基層問題為導向，黨委領導，政府負責，企業、社會組織、民眾參與，輔之以政策資源而形成的協同治理模式。

（一）組織核心：黨委與政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的治理主體已經多元化，[28]但中國共產黨作為最重要的治理主體，始終發揮著領導核心作用。目前，黨的基層組織已達506.5萬個，[29]它們擔負著領導基層治理的責任。黨的領導不僅體現在國家層面，也貫穿于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涵蓋政策執行、資源整合、基層治理等各方面。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鄉村治理的領導者，[30]通過進行政治動員、執行行政任務和命令的方式，使黨和國家的意志全面迅速地向鄉村社會滲透，從而實現“行政下鄉”。[31]它們既是建設農村、治理鄉村、發展農業的主導者，[32]也是廣大農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者，承擔著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使命。

政府也是基層治理的主要角色。鄉鎮政府是我國的基層政權組織，是鄉村治理工作的組織者，負責制定和執行各項政策、法規以及規劃，管理和調配社會資源，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在基層治理中起組織、協調、監督、服務、傾聽民意、關注民生、解決人民群眾實際困難和問題的重要作用。政府在基層治理中扮演好自身角色，不僅是一種職能和責任，也是對人民群眾的承諾和服務。政府要通過鼓勵和支持基層組織的發展，促進基層自治。黨委和政府作為基層政權統合中的核心領導力量，應當以人為本，保障公民參與權利。在黨委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到2020年底，我國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為同步帶動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多元主體：社會組織與基層民眾

在我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黨與人民群眾、各級政府、社會組織等各方面的合作和協同是中國治理的重要特征。從我國本土化實踐來看，市場合作和民間協調共同嵌入基層黨組織是一種較為有效的農村資源整合機制。[33]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組織框架下，構建以農村村委會、社會組織與村民為參與者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體系，[34]是實現農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在以綠色發展助推脫貧攻堅、引領鄉村振興的進程中，企業作為經濟實體，在基層治理中發揮著提供就業機會、作出稅收貢獻、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它們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參與推動社區建設和公益事業發展。社會組織在基層治理中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代表特定的社會群體參與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提供社會服務和組織公益活動，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引導作用，為基層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促進社會穩定和繁榮。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國內社會組織呈現快速發展態勢，其中民辦非企業單位發展較為迅速，從2000年的22654個迅速增加到2016年的360914個，社會團體從2000年的130668個增加到2016年的335932個，①在數量、領域、功能等方面都有顯著提升。此外，民眾是基層治理最直接的受益者和參與者，普通村民占據鄉村治理參與主體的大多數，是村莊實現自治的核心要素。村民可以通過參與村民議事會等基層組織，表達自己的訴求和意見，還可以通過監督和參與鄉村公共事務，參與社會治理的決策和實施過程，促進鄉村社會公正和公平。

（三）外在供給：政策資源與社會資本

政策資源與社會資本的輸入是政府實現有效基層治理的重要依托。根據資源依賴理論，①資源依賴與融合機制是連接農村基層治理需求與資源供給的關鍵。政府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為基層治理提供規范和指導。這些政策和法律法規可以明確各方的責任和權利，規定各方的行為準則，促進基層治理有序進行。同時政府通過制定政策和制度機制，合理分配資源和權力，通過財政投入、項目引入等方式，為基層治理提供必要的資源支持，確?；鶎又卫磉^程中各方的利益平衡和公平。在新時代，還可以充分利用大數據、多媒體等技術，進一步提升基層供給的效果和效率。2023年4月，中央網信辦等五部門聯合印發《2023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數字鄉村發展工作目標：“到2023年底，數字鄉村發展取得階段性進展?！薄稗r村寬帶接入用戶數超過1.9億，5G網絡基本實現鄉鎮級以上區域和有條件的行政村覆蓋，農業生產信息化率達到26.5%，農產品電商網絡零售額突破5800億元?！盵35]大數據可以為政權統合提供全面、準確的信息支持。通過數據分析和挖掘，政府可以充分了解民意、預測社會趨勢，更好地作出決策和制定政策。此外，大數據和多媒體還可以用于政權統合的監督和評估。通過數據分析和多媒體呈現，可以及時發現政權統合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改進，提高政權統合的質量和效果。

當前，鄉村振興面臨著農村人力資源短缺，人口空心化、老齡化等現實困境。因此，實現鄉村振興，就必須把實現農村人力資源振興放在首位。要堅持引育并重的原則，增強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基層治理隊伍的能力和素質。[36]政策和制度機制的有效運行對于保障基層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所以，必須不斷改進和完善相關政策和制度，使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為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

四、“政權統合”的治理體系與運行機制

在基層治理實踐中，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民眾需要通過合作實現共贏。政府要積極傾聽民意，關注企業和社會組織的需求。企業和社會組織要履行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社會治理，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民眾要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與其他治理主體共同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只有各方主體共同合作努力達成政權統合，才能推動構建良好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并形成強大治理合力，進而推動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

（一）基層黨委實體化：探索黨建新機制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鄉村治理的領導核心。將農村基層黨建與完善鄉村治理結合起來，是因為維持國家與村民的緊密關聯相當重要。[37]基層黨委實體化是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探索新的黨建模式的重要成果。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創新試點本質上是一種區域化黨建，基層黨委實體化運行是從黨政權力統合、黨委下沉、服務下沉[38]等三個方面將基層黨建與鄉村治理結合起來的有效機制。正式成立基層黨委，賦予其對鄉村振興工作的統一領導和決策權力，非常必要。要實現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高效能治理，還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保障機制。[39]此外，還要制定黨委領導下的文化建設機制、質量保障機制、人才供給機制，同時重視第三方組織的質量評價功能，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鶎狱h委的實體化與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提高黨的組織力和凝聚力，進而有力推動鄉村振興。

（二）基層政權整合：構建責任聯動機制

中國共產黨在主導政權與“黨權”嵌入基層的同時，需要大規模地進行社會整合，[40]基層政權整合是構建責任聯動機制的重要環節。通過整合基層政權，可以減少行政層級，提高政府決策效率，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村民利益關系的有效協調。通過整合村委會、村民理事會等基層組織，建立統一的基層政權組織，可以避免決策重疊和資源浪費，有利于提高政府決策和執行效率，把零散的鄉村社會整合為一個組織化程度較高的政治社會。在整合基層政權的同時，要對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職責進行明確劃分，避免職責重疊和責任推諉，確保責任有效落實，進而推動農村基層政權建設?，F代國家建構不僅要實現國家權力的集中與制衡，還要讓國家政權通過有效的策略實現對鄉村社會的高度滲透，以此獲取民眾對國家政權的認同。要建立基層政權聯動機制，加強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建立工作會商制度、信息共享機制等，促進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協作。整合基層政權后，要構建責任聯動機制，并對政府決策和執行進行監督和評估，確?；鶎诱臎Q策和行動符合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求。

（三）干部專職化：建立干部統合機制

村干部作為我國農村獨有的產物，伴隨著我國農村幾次重要制度變革——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制、村民自治制度等，[41]其職能角色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習近平強調：“基層干部離群眾最近，群眾看我們黨，首先看基層干部?！盵42]90村委會是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也是黨和政府密切聯系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有研究者曾對礦產資源整合背景下的湘南某鎮村民進行采訪。當被問及“您認為目前鎮政府領導干部隊伍存在哪些突出問題？”時，分別有78.9%、64.2%、60.0%、69.4%的受訪者認為存在“貪圖享樂、以權謀私”“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能力不足、素質低下”“脫離群眾、公仆意識錯位”等問題。[43]由此可見，促進干部專職化，解決村干部工作作風問題和腐敗問題，是夯實基層工作基礎的重要措施。所謂村干部職業化，主要是指通過制度規范村干部的角色和行為，提高村干部工作積極性，提升基層治理績效，其本質是將村干部對鄉村的治理納入國家行政軌道，以利于貫徹國家各項政策意圖，更好地開展基層治理工作。[44]

村干部專職化改革前，我國村干部的待遇長期較低，村干部多呈“兼職化”狀態，將大部分精力用于處理個人事務，導致服務村民的效率不高、鄉村治理效果不佳、村莊發展緩慢等。村干部專職化改革通過定職數、定職務、定職責，極大激發了村干部為村民服務的熱情。推動干部專職化，加強基層干部培訓，有利于提高干部的專業素養和工作效率，使干部有時間和精力了解最新的農村發展理論和實踐經驗，努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建立干部統合機制不外乎優化干部選拔機制，即建立科學、公正、透明的干部選拔機制，通過考試、評估、面試等方式選拔符合專業要求、能力優秀的干部，同時注重挖掘干部的潛力，為干部提供廣闊的成長空間。一是建立完善的干部培訓體系，注重培養干部的專業素養和領導能力。通過專題培訓、實踐鍛煉、學習交流等方式，提高干部的綜合素質和專業水平。二是實行干部輪崗制度，讓干部在不同崗位上得到鍛煉、積累經驗，增強干部的綜合能力，同時促進干部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提高組織協同效能。三是建立科學的績效評估機制，通過科學考核評價干部的工作成果和能力表現，激發干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四是建立健全干部管理和監督機制，促進干部廉潔自律和提高服務群眾的意識。要選優配強村“兩委”班子，尤其是選好“領頭羊”支部書記，統籌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標準化、規范化、信息化建設。

（四）公共服務下沉：構建服務統合機制

在國家政權對鄉土社會的整合過程中，不僅需要通過制度性整合來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滲透，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服務性整合搭建起公共服務網絡體系，將政府服務與社會服務滲透到基層社會，以提升公共服務來強化民眾對國家政權的認同。[45]166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地方政府各級行政服務中心建設在全國范圍內不斷鋪開，已基本形成縱橫交錯的公共服務網絡體系。[46]2020年6月起，湖北全省104萬余名黨員干部常態化參與下沉農村社區工作，[47]這能讓更多的公共服務資源向鄉村基層延伸，為農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務。一些地區也開始加大對基層公共服務設施的投資力度，建設更多的鄉村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方面設施，確保農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提高公共服務的覆蓋率和便捷性。青海省聚焦本省鄉村振興“八大行動”和農業農村科技需求，成立由8名廳級領導帶隊的聯州聯縣督導組、由120名專家和技術人員組成的40個包縣聯鄉聯村科技服務組、由12名行業專家任組長的首席專家團隊，自2022年3月起開展以“下基層、強服務、解民憂”為主題的服務基層行動，[48]謀鄉村振興之策。有些鄉村建立起農村信息網絡，實現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的信息互通，著力提升鄉村治理數字化水平，包括加強農村黨務政務村務信息化建設、增強農村社會綜合治理數字化能力，為農民提供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等公共服務。農村社區志愿服務在基層治理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日益凸顯。[49]

在服務領域，要整合各部門和各機構的資源和力量，提供一體化、協同化的服務，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鼓勵各部門和機構之間進行合作和協作，共同解決服務中的問題和挑戰。要通過定期召開聯席會議、簽訂合作協議等方式來促進合作，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整合，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有效解決服務中的難題，提升服務滿意度。只有通過公共服務下沉，建立服務統合機制，引導人員下沉、力量下沉、資源下沉，才能讓鄉村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權利和機會。

（五）基層組織動員：培育組織統合機制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其實就是國家和農民共同成長的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和國家相互依靠，既有緊密合作的一面，又有沖突和博弈的一面，二者在雙向互動中促進了國家政權建設，也促進了生產關系的調整，[50]進而推動了國家現代化建設進程。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我國建立了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51]新中國成立后，農民至少為國家工業化建設提供了17.3萬億元。[52]因此，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培育村民的參與意識并做好基層組織動員工作至關重要。只有讓村民深切感受到自己參與鄉村振興的重要性和價值所在，才能形成鄉村振興的強大合力。政府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加強政策宣傳，讓村民了解鄉村振興的意義和目標。要宣傳成功案例和典型經驗，激發村民的參與意愿和自豪感。國家與農民在一定社會結構中的互動關系的核心是利益關系。[53]要通過成立村級合作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為村民參與鄉村振興提供平臺和渠道。村民可以共同商討、決策并實施一些鄉村振興項目和計劃，并最終獲益。還可以通過開展農業技術培訓、創業就業培訓等，提高村民的創新意識和勞動技能，幫助村民增強參與決策的意識和能力，提升村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

組織統合機制是一種有效的鄉村治理模式，具有組織動員和社會動員的雙重功能。組織間的溝通和協作是建立統合機制的基礎。各個組織應當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并與其他組織進行對接和協調，確保整體發展的一致性和協同性。通過正式行政力量引導下的基層組織體系重塑、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以及公共規則的社會嵌入，可以實現對生活主體的內在改造并取得持久的治理效果。[54]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基層是經濟社會發展矛盾的聚焦點，要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55]基層動員是兼具國家性與社會性的簡約治理模式，順應了鄉村治理制度化與規范化的發展趨勢，是新時代鄉村治理的重要發展方向。

五、“政權統合”在鄉村基層實踐的預景

習近平明確指出：“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盵55]在新時代，農村基層黨組織開展高效能治理，還面臨著黨內政治生態構筑中存在認知偏差、依規治黨的保障體系不夠完善、權責不清、職責模糊等一系列制約因素。這些問題也是現代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階段性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面對鄉村社會形態的新變化，國家政權如何更好達到整合鄉土社會的目的，還有待深化研究。政權統合作為當下中國基層治理實踐中現實存在的一種治理模式，是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的一種創新實踐。它以開放、透明的方式，讓農村居民能夠參與農村基層治理的決策、監督和評價，增強了農村基層的民主參與、民主決策和民主實效。要有效實施政權統合的治理模式，就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和系統思維，秉持系統治理、法治治理、協同治理、智慧治理等治理理念，[56]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和完善?？傊?，在鄉村基層黨委、政府、社會組織、民眾的協同合力下，實施政權統合的治理模式，必將有效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

參考文獻：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報，2022-10-26.

徐勇.“政黨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的整合[J].學術月刊，2007（8）.

郭明.互聯網下鄉：國家政權對鄉土社會的“數字整合”[J].電子政務，2020（12）.

郭明，高璇，劉良藝.道德積分制：國家政權對鄉土社會的“柔性整合”——以青島市西海岸新區“德育銀行”實踐為例[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2（4）.

鄧正來，[英]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美]艾森斯塔得.帝國的政治體系[M].閻步克，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黃樹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杜春林.制度變遷、財力變化與鄉鎮治理能力提升——兼論農村稅費改革后的鄉村關系轉型[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

趙曉峰，魏程琳.行政下鄉與自治下沉：國家政權建設的新趨勢[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

郭占鋒，李琳，張坤.從“懸浮型”政權到“下沉型”政權——精準扶貧對基層治理的影響研究[J].中國農村研究，2018（1）.

劉偉，劉遠雯.基于經驗校準的理論重構——近年來城鄉基層“治理重心下沉”話語再審視[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5）.

劉銳.行政吸納社會：基層治理困境分析——以H市農村調查為例[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

李丹陽.鄉村振興背景下駐村干部參與鄉村治理研究

——基于A省X市的調查[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22.

宋學勤.“與民族國家的建構同步”：中共城市社會整合思想與實踐（1949—1957）[J].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3）.

李穎.樞紐型平臺構建中的吸納與嵌入：執政黨基層統合技術的更新[J].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9（5）.

張丹丹.統合型治理：基層黨政體制的實踐邏輯[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5）.

吳曉林.治權統合、服務下沉與選擇性參與：改革開放四十年城市社區治理的“復合結構”[J].中國行政管理，2019（7）.

高軍龍，寇荷超，張海洋.協同治理：“懸浮”化鄉鎮基層政權“軟著陸”的實現理路[J].理論導刊，2015（8）.

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

曹明貴.當前收費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性及基本對策探討[J].社會科學家，1999（5）.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報，2017-10-28.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劉雨萌.“鄉村振興”戰略下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路徑研究[D].蚌埠：安徽財經大學，202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N].人民日報，2022-02-23.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J].新農村，2019（9）.

孫瑩.黨政統合下基層協同治理研究——以四川省N縣的脫貧振興為例[J].理論學刊，2019（1）.

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N].人民日報，2023-07-01.

陳成文，陳宇舟，陳靜.建設“一核多元”的新時代鄉村治理組織體系[J].學海，2022（1）.

徐勇.“行政下鄉”：動員、任務與命令——現代國家向鄉土社會滲透的行政機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5）.

高敏，陳若松.新時代背景下以基層黨建推進鄉村振興的邏輯理路及實踐策略[J].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3（3）.

咸鳴霞，周義程.市場合作、民間協調與基層黨組織資源整合模式創新——基于聯村黨建實踐案例的類型學分析[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5）.

鄧歡.鄉村治理主體多元化：角色定位、現實困局與優化路徑[J].鄉村科技，2022（16）.

2023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EB/OL].http：//www.cac.gov.cn/2023-04/13/c_1683027266610431.htm.

蔡坤.重慶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研究[D].重慶：重慶師范大學，2021.

郭亮.家國關系：理解近代以來中國基層治理變遷的一個視角[J].學術月刊，2021（5）.

張世勇.鄉村振興中的黨建與鄉村治理結構重構——來自山東黨建示范區試點的啟示[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0（4）.

張勇.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高效能治理[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5）.

熊阿俊.組織嵌入：建國初期成都的政權建構與社會整合[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8.

盧晟.鄉村振興背景下村干部專職化建設問題研究——基于宜豐縣的實踐分析[D].南昌：南昌大學，2021.

習近平.之江新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盧愛國.流失與重塑：礦產資源整合背景下農村基層政權公信力建設探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3）.

村干部專職化、行政化趨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EB/OL].https：//www.sohu.com/a/551436822_120840647.

郭明.服務性整合：基層政府行為轉變研究——廣東省容桂改革的案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郭明.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實現對接的一種解釋路徑——以N鎮行政服務中心為考察對象[J].求實，2015（12）.

余冬林，陳常弋，秦媛.鄉村振興戰略下黨員干部下沉服務農村社區路徑優化——基于湖北省黃石市D鎮的實證研究[J].北京農業職業學院學報，2023（4）.

青海省農業農村廳人事處.人才下沉 科技下鄉 高效賦能鄉村振興——省農業農村廳深入開展“下基層、強服務、解民憂”三支隊伍服務基層活動[J].青海黨的生活，2023（4）.

張敏，胡建東.提升農村社區志愿服務質量路徑探究[J].人民論壇，2020（26）.

操家齊.從農民到公民：國家現代化背景下的農民工公民權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2.

劉金海.集體產權變遷中的國家、集體與農民——應用于城市化進程中的團結村[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3.

孔祥智，何安華.新中國成立60年來農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分析[J].教學與研究，2009（9）.

許昀.村民自治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及其調整[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3）.

肖琳.動員式治理：生活轉向下鄉村治理模式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3（4）.

習近平在貴州調研時強調 看清形勢適應趨勢發揮優勢 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發展[N].人民日報，2015-06-19.

唐曉彬，崔茂生，雷諾.大數據背景下中國超大城市基層治理現代化的話語體系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3（11）.

[責任編輯? 張?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