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可視化分析

崔向琴 程麗霞

［摘要］基于中國知網1986-2022年的457條文獻數據，借助CiteSpace 61R2 Advanced版可視化軟件，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發展狀況、科研主體的合作情況以及該領域的研究熱點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我國庭審話語研究已有三十六年的發展，共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緩慢發展期（1986-2003）、迅速發展期（2004-2010）、繁榮發展期（2011-2018）和冷靜發展期（2019-2022）；科研主體的獨立科研水平高，科研主體間的合作少，較少涉及跨國合作；我國庭審話語研究的熱點集中在語用學領域，注重庭審話語中的語言本體研究，其中刑事庭審話語尤為引人關注，然而庭審話語的理論創新和權力性別研究不足。

［關鍵詞］庭審話語；可視化分析；科學知識圖譜；CiteSpace

［中圖分類號］D90-05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5-0292（2024）01-0106-09

［收稿日期］2023-06-20

［基金項目］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資助項目“英漢程度副詞演化的歷時比較研究”（DUT21RW202）

［作者簡介］崔向琴， 大連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語用學、語篇分析; 程麗霞，大連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漢語言對比、翻譯。

一、引言

庭審話語作為典型的機構話語，是法律語言學的重要研究主題之一，體現了語言學與法學的交叉與融合。國外庭審話語較早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979年Conley等對法庭證人證詞陳述風格及其對法官和陪審團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1］（P1375-1399），國內庭審話語研究起步較晚，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才有萌芽。早期大多是國內學者對國外相關研究的評介和對國內庭審靜態法律文書的本體研究，例如，王金娟對Malcolm Coulthard的《法庭話語分析》（Forensic Discourse Analysis）進行了評介，指出法庭語篇分析既是話語分析研究領域的擴大，同時也是由理論探討轉向實證研究的進一步發展［2］（P70-73）；王潔對法庭審判司法文書（如起訴書、公訴詞和判決書等）的修辭特點進行了研究與探討［3］。自從廖美珍運用會話分析相關理論系統分析了中國法庭中的問與答［4］，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庭審中各方參與者問答互動的動態話語研究。之后，徐靜、陳海慶開始轉向對國內庭審話語有聲性特質的研究，運用Praat語音軟件對庭審參與者口頭話語的語調特征和信息輸出進行分析［5］（P57-63）?，F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從庭審話語即席性、動態性和有聲性的特質出發多角度、多聲源地研究庭審中的各種語言現象。

關于庭審話語研究早期的文獻綜述很少，大多夾雜在一些法律語言學研究的綜述文章里，把庭審話語作為法律語言學的一個研究方面進行簡介，比如，李詩芳在其法律語言學綜述文章里概述了我國早期對立法語言和司法語言的修辭研究以及實證性研究傾向［6］（P69-72）。而對庭審話語研究專門的文獻述評也不多，江玲從形式與結構、互動研究和權力研究三個角度對國內外庭審話語研究進行了綜述和總結［7］（P71-74），關于庭審話語的權力研究，肖灑、黃曼指出國內庭審話語中的性別研究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需要進一步的發展［8］（P183-190）；Yang & Wang使用CiteSpace軟件對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庭審話語研究的英文文獻進行了科學知識圖譜解讀和概述［9］（P291-322），主要涉及國外庭審話語研究，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提及不多。值得說明的是，CiteSpace是一款強大的文獻計量軟件，目前較少有人使用該軟件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進行科學知識圖譜解讀和可視化分析，因此，我們基于中國知網的文獻數據借由CiteSpace軟件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進行相對系統全面的綜述，幫助相關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國內庭審話語的研究狀況、優勢以及不足。

二、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數據

文獻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以“庭審話語”或“法庭話語”或“庭審會話”或“法庭會話”或“庭審語言”或“法庭語言”或“庭審互動”或“法庭互動”聯合為主題詞搜索文獻，選擇“中文文獻”，剔除書評、會訊、報紙并結合文獻摘要進行人工篩選，共獲得457條有效的文獻數據，其中包括280篇期刊論文，8篇會議論文，165篇碩博論文（143篇碩士論文，22篇博士論文），4本圖書，時間跨度為1986年8月-2022年3月，文獻檢索時間為2022年6月30日。

（二）研究工具

科學知識圖譜是“以科學知識為計量研究對象”，“顯示科學知識發展進程與結構關系的一種圖形”［10］（P149），科學知識圖譜的繪制是分析某個研究領域并將其科學知識可視化的通用過程［11］（P1-40），因此我們借用知識可視化軟件CiteSpace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科學知識圖譜進行繪制，以分析該領域科學知識的發展狀況和結構關系。

CiteSpace由美國費城德雷賽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設計，它提供了多種功能可供研究者選擇，包括施引文獻的合作圖譜（作者合作、國家合作和機構合作）、共現圖譜（特征詞共現、關鍵詞共現和學科類別共現）以及被引文獻的共引圖譜（文獻共被引、作者共被引和期刊共被引）［12］（P242-253）。由于中國知網文獻數據輸出的特點，不輸出被引文獻數據，因此，借助CiteSpace 61R2 Advanced版軟件，我們僅分析施引文獻的年發文量、合作圖譜、關鍵詞共現圖譜和突現詞，進而探討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發展趨勢、科研主體的合作情況以及研究熱點。

三、文獻統計

（一）年度分布與歷時發展

在中國知網，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相關文獻最早可追溯到宋建的期刊論文《略談法庭語言的特征》，作者從法定的專業性和高度的精確性兩方面論證了法庭語言不同于日常話語的特殊性［13］（P36-38）?；谥袊W的457條文獻數據，我們將1986-2022年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每年發文量進行了統計，結果見圖1。根據圖1，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年發文量呈波動趨勢，有升有降，可以將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劃分為四個不同的發展時期：1986-2003年為緩慢發展期，1986-1987年平均發文量為1篇/年，2000年發文量為3篇，2002-2003年發文量為2或3篇/年，1988-1999、2001年知網并沒有相關文獻發表，這一時期國內庭審話語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4-2010年為迅速發展期，平均發文量大約在17篇/年，從2004年的9篇文獻快速攀升到2007年的29篇發文量小高峰；2011-2018年為繁榮發展期，平均發文量大約為33篇/年，2017年發文量為44篇，達到最高峰，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獲得研究者的較多關注，取得相對繁榮發展；2019-2022年回歸冷靜發展期，平均發文量為15篇/年，遠低于繁榮期，趨于相對冷靜發展階段，由于2022年只統計了上半年數據，后續發文量仍有上升的可能。圖1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文獻年發文量

（二）高被引文獻

被引頻次主要表征論文質量的優劣和學術影響力的高低［14］（P119-127），高被引文獻是一個研究領域具有生產力和影響力的高質量文獻［15］（P58-61）?；谥袊W，對1986-2022年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前10篇高被引文獻進行統計與分析，揭示庭審話語研究領域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影響力的相關文獻，統計情況見表1。表1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前10篇高被引文獻

排名 作者（年份） 篇名 文獻來源 被引頻次1 廖美珍（2004） 目的原則與法庭互動話語合作問題研究 《外語學刊》 2002 王振華（2004） 法庭交叉質詢中的人際關系——系統功能語言學“情態”視角 《外語學刊》 1713 杜金榜（2000） 從目前的研究看法律語言學學科體系的構建 《現代外語》 1244 趙軍峰、張錦（2011） 作為機構守門人的法庭口譯員角色研究《中國翻譯》 1065 胡海娟（2004） 法庭話語研究綜論《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 906 廖美珍（2006） 中國法庭互動話語formulation現象研究 《外語研究》 817 廖美珍（2003） 中國法庭互動話語對應結構研究 《語言科學》 778 袁周敏（2013） 身份建構的應用研究述評 《山東外語教學》 739 毛鳳凡（2006） 法庭訊問中的模糊限制語引發的語用沖突及其對法庭審判的啟示 《外語研究》 5210 葛云鋒、杜金榜（2005） 法庭問話中的話題控制與信息獲取 《山東外語教學》 49根據表1，10篇高被引文獻主要來自前三個發展時期：迅速發展期（2004-2010）有6篇，緩慢發展期（1986-2003）和繁榮發展期（2011-2018）各有2篇。作為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廖美珍的高被引文獻有三篇，首先，廖美珍研究了中國法庭審判互動話語的結構特征和分布［16］（P77-89）；隨后，廖美珍提出了著名的目的原則來進行法庭互動話語分析［17］（P43-52），目的原則在語言研究中應用廣泛，不僅適用于庭審話語研究，也適用于日常話語研究，《目的原則與法庭互動話語合作問題研究》成為我國庭審話語研究被引用次數最高的期刊論文；不久，廖美珍對中國庭審話語問答互動中的重述現象進行了觀察與分析，總結了庭審互動話語中重述的類型、功能、特征、互動結構和角色關系［18］（P1-8，13，80）。

此外，高被引文獻仍有關于法庭問答或問話的研究：王振華基于系統功能語言學情態系統分析了美國辛普森案件的法庭交叉質詢環節，試圖揭示法庭交叉質詢中的人際關系［19］（P51-59，112）；毛鳳凡探討了中國刑事法庭訊問中的模糊限制語及其消除手段［20］（P19-22）；葛云鋒、杜金榜研究了中美庭審中法官、公訴人和律師如何在問話中對證人或被告進行話題控制以獲取信息［21］（P42-44）。

其余的4篇高被引論文主題比較多元。在探討我國法律語言學學科體系構建的同時，杜金榜指出司法語言和專家作證可以作為法律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司法文書、法律程序中論辯語言的修辭和語法可以作為法律語言學的研究內容［22］（P99-107）。隨著庭審話語研究的發展，雙語法庭和譯員角色引起了相關研究者的注意，趙軍峰、張錦認為庭審話語的目的性和權力性決定了庭審口譯員的法庭角色，他們既是庭審服務提供者，又是信息控制傳遞者，庭審口譯員要當好機構守門人［23］（P24-28，93）。此外，胡海娟從修辭研究、社會語言學研究、會話分析研究和語用研究的角度出發，對國內外庭審話語研究進行了述評［24］（P8-11），屬于早期庭審話語研究專門的綜述文章；袁周敏對庭審話語中的身份建構研究進行了簡略概述［25］（P38-43）。

四、合作分析

由于所獲取的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文獻的作者全是中國學者，不涉及跨國合作，此處僅探討作者合作和機構合作。兩位作者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可視為作者間的一次合作，機構間的合作也是如此，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文獻集的合作圖譜可以展現作者之間和機構之間的合作程度，幫助研究者挖掘作者之間和機構之間的社會關系，揭示學者和科研機構的學術影響力［12］。

（一）作者合作分析

國內庭審話語研究作者合作可視化圖譜見圖2，CiteSpace軟件以同一篇文獻中兩位作者的共現次數作為合作網絡的依據，在共現網絡中，兩個作者之間的連線代表一次合作，連線的粗細代表合作程度的強弱，網絡中每個節點代表一個作者，節點的字體越大，該作者出現頻次越高。合作網絡中節點N = 340個，連線E = 87個，網絡密度Density = 00015，也就是說，國內庭審話語研究作者共有340個，合作次數有87次，網絡中的合作密度并不高。與其他作者合作次數較多的學者依次為陳海慶、廖美珍、張麗萍、孫炳文、馬澤軍和崔鳳娟，其合作圖譜詳情見圖3，合作模式為兩種：學者合作或師生合作。根據圖3，陳海慶和馬澤軍、時真妹之間的合作屬于學者間合作，與其他作者為師生間合作；廖美珍和羅桂花、孫亞迪以及彭雪之間的合作均為師生合作；張麗萍和丁天會屬于師生合作，與金孝柏、張荷、詹王鎮為學者合作；孫炳文和其他節點作者均為師生合作；馬澤軍除了和陳海慶為學者合作，與其他作者均為師生合作；崔鳳娟和于翠紅、宋艷梅為學者合作。

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前10名高產作者統計情況見表2。最高產的學者為廖美珍（35篇），其次是陳海慶（22篇），再次是張清（17篇）。高產作者的研究關注點各有不同：廖美珍主要研究中國庭審中各方參與者的問答互動、目的原則和目的關系［26-30］（P25-36，P1-10，P5-11，P62-64，P101-109），陳海慶主要關注中國庭審話語中各類疑問句的韻律特征和語用功能［31-32］（P103-112，P82-95），張麗萍［33-34］（P34-39，P74-81）和江玲［35］（P63-71）尤為關注中國庭審中的法官話語，馬澤軍則主要研究中國庭審中的轉述話語［36］（P60-70）。值得說明的是，其他高產作者包括張清、孫炳文、楊銳、吳紅軍和胡桂麗均師從廖美珍教授，國內庭審話語研究作者間的合作也大多為師生合作，這代表了一定的學術傳承和發展。圖2國內庭審話語研究作者合作圖譜 （a）陳海慶、馬澤軍與b）廖美珍與（c）張麗萍與（d）孫炳文與e）崔鳳娟與

（二）機構合作分析

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機構合作可視化圖譜見圖4，合作網絡中每個節點代表一個機構，若機構間有合作則會有連線，反之則沒有連線，機構字體越大，其出現的頻次越高。合作網絡中節點N = 241，連線E = 62，網絡密度Density = 00021，也就是說，機構共有241個，合作次數有62次，機構間合作程度較低。與其他機構合作次數較多的機構依次為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南京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這些機構的合作詳情見圖5。機構合作模式依然分兩種：跨機構合作和機構內合作。根據圖5，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與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文化海外傳播研究中心屬于機構內合作，和其他機構的合作均屬于跨機構合作；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與其他機構均為跨機構合作；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南京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與其他機構也是跨機構合作。

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前10名高產機構見表3，華中師范大學（38篇）、大連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26篇）和大連理工大學（23篇）發文量位列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機構前三，因為CiteSpace軟件只統計相應字段的出現頻次，所以此處大連理工大學發文量不包括該校外國語學院發文量，其他院校情況亦然。高產作者和高產院校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廖美珍主要就職于華中師范大學或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陳海慶和馬澤軍同屬于大連理工大學或大連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張清屬于中國政法大學，廖美珍教授的其他高產碩博生也為華中師范大學或該校外國語學院的發文量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圖4國內庭審話語研究機構合作圖譜

五、關鍵詞共現分析

一篇文獻的關鍵詞代表該文獻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37］（P115-119），兩個關鍵詞共同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稱為一對關鍵詞的共現關系，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相關文獻集內的關鍵詞共現關系進行可視化分析，出現頻次較多的關鍵詞可以視為該領域內的研究熱點。突現詞是指一定時期內突然大量出現的關鍵詞。因此，有必要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共現關鍵詞及其聚類、突現詞進行分析，以期獲得該領域的研究熱點。

（一）共現關鍵詞及其聚類分析

關鍵詞共現時間線圖可以展示不同時間段的關鍵詞及其共現關系，進而展示研究熱點的變化，國內庭審話語研究關鍵詞共現時間線圖見圖6。圖6中，節點N = 463，關鍵詞共有463個，連線E = 671，關鍵詞之間的連線有671條；聚類模塊值Q = 08753，當Q > 03時，聚類社團內部連線較多，聚類的社團結構是顯著的；聚類平均輪廓值S = 09651，當S > 05，聚類合理，當S = 07，聚類是高效率且令人信服的［38］（P24）。圖6中關鍵詞出現頻次越高，其節點就越大，高頻關鍵詞有法庭話語（2002）、庭審話語（2009）、語用功能（2013）、目的原則（2004）、權力（2000）、合作原則（2003）、關聯理論（2008）、庭審語言（2007）、話語標記語（2008）、目的（2005）、庭審會話（2006）、法庭語言（1986）、語調（2012）、法律語言（2002）、會話含義（2004）、機構話語（2005）、語用策略（2003）、人際意義（2007）、評價理論（2020）、法官（2012）等，除去“法庭話語”、“庭審話語”、“庭審語言”、“庭審會話”、“法庭語言”、“法律語言”、“機構話語”這些和文獻搜索主題緊密相連的關鍵詞，剩下的高頻關鍵詞是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具體角度，也就是該領域的研究熱點，研究熱點的數量在迅速發展期（2004-2010）最多。

中介中心性是衡量節點在整個網絡中重要性的指標，中介中心性值越大，節點在網絡中就越重要，高中心性關鍵詞往往是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要節點，因此對高中心性關鍵詞（中介中心性≥009）進行統計，結果見表4。根據表4，高中心性關鍵詞和高頻關鍵詞有重合之處，比如目的原則（04）、權力（035）、關聯理論（034）、目的（017）、合作原則（015）、語用策略（012）和人際意義（009），這些高頻高中心性關鍵詞是國內庭審話語研究重要的研究熱點。除去與綜述本體“庭審話語”、“庭審”有關的近義詞，其他高中心性關鍵詞，包括互動（029）、公訴人（016）、會話分析（015）、刑事庭審（01）、互動結構（01）、問話（009）和沖突性話語（009），也是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重要方向。

關鍵詞共現時間線圖還可以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并顯示聚類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的時間段。聚類標簽詞提取算法采用對數似然率LLR （Log-Likelihood Ratio）算法，標簽名稱來源于關鍵詞，聚類編號越小，所包含的關鍵詞就越多，該聚類所代表的熱點話題在國內庭審話語研究領域的重要性也越高。根據圖6，#0合作原則（2002-2018）的編號最小，所包含的關鍵詞最多，是國內庭審話語研究領域最常用的指導理論之一，#4關聯理論（2008-2021）和#9目的原則（2008-2019）也是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熱門指導理論；#1語境和#2刑事庭審話語（2003-2021）、#16刑事審判（2007-2020）緊密相關，刑事庭審話語是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重要語境，刑事案件情節較為復雜，后果比較嚴重，社會影響較大，有些刑事案件甚至對全球都有影響力，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其中帶有不同庭審目的的各方參與者陣營分明、角色鮮明，不乏有公訴話語、辯護話語、中立話語與沖突性話語的發生；庭審話語作為機構話語之一，有程序性、即席性和互動性的典型特征，研究者對庭審中不同類型的話語或者不同參與者的話語進行#6會話分析（2004-2021）和語用分析，來探討參與者語言使用的#7策略（2005-2017）、參與者之間的#11互動（2003-2020）、參與者輸出信息的#13語調（2012-2019）、參與者之間的#14人際意義（2007-2015）以及參與者使用的特殊語言現象，比如#15打斷（2006-2019），此外，庭審參與者之間的#8權力（2000-2021）研究更關注法官、公訴人、辯護律師、被告人之間的權勢不平等，對庭審話語中的性別權力研究較少。

（二）突現詞分析

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前10名突現詞及其突現時間段見圖7，庭審話語研究的熱門指導理論有關聯理論（2008-2009）、合作原則（2009-2012）和評價理論（2020-2022）。在突現年份中，第一個理論主要指導了庭審中法官的打斷現象研究［39］（P137-139）、庭審會話中話語標記語的信息修正作用研究［40］（P41-46）；第二個理論指導了香港訴訟程序中陪審團指示用語對合作原則的違背及其導致的會話含義研究［41］（P110-115）；第三個理論指導了中國刑事庭審中公訴人反問句的語用修辭功能及其語調特征研究［32］。

六、結論與展望

將中國知網1986-2022年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457條文獻進行數據統計，我們理清了發文量的年度分布和歷時發展情況，結果發現我國庭審話語研究已有三十六年的發展，歷經緩慢發展、迅速發展、繁榮發展和冷靜發展四個發展時期，總體發展趨勢成波動狀，雖然現在處于冷靜發展期，但是后續仍有繼續上升的可能。

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合作網絡進行科學知識圖譜解讀，我們發現比較突出的科研力量有華中師范大學的廖美珍及其科研團隊、大連理工大學的陳海慶及其科研團隊，科研主體的獨立科研水平高，然而學者之間的科研合作較少，大多為師生合作，這或許與我國研究生培養制度有關，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也不多，大陸地區科研機構跨國合作非常少，或許是因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不同而導致的結果，未來我國庭審話語研究不僅要繼續堅持本土化研究，還要推動其向著多學者、跨機構、跨國家/地區合作的方向發展。

對國內庭審話語研究共現關鍵詞及其聚類、突現詞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國內庭審話語的研究熱點如下：第一，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熱門指導理論主要是語用學理論，比如，合作原則、目的原則和關聯理論；第二，國內庭審話語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會話分析、語篇分析和語用分析，探討了庭審話語中語言現象的語用功能、參與主體的語用策略和語用身份、參與者之間的權勢關系和人際意義等；第三，國內庭審話語仍然注重庭審話語語言現象的本體研究，比如問答互動、問句、語調、打斷、轉述話語、話語標記語等；第四，刑事庭審是國內庭審話語研究的重點案件類型，其中法官話語和公訴人話語尤為引人關注。熱點背后也隱藏著我國庭審話語研究的問題與不足：庭審話語研究理論拓展和創新不足，權力研究更多注重參與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對性別權力研究的關注度不夠。

基于CiteSpace軟件對我國庭審話語研究三十六年的發展進行了科學知識圖譜的繪制和解讀，我們希望有志于庭審話語研究的同仁可以從中系統地掌握該領域的發展脈絡、研究趨勢、研究熱點、研究優勢及不足。更有雄心壯志的研究者還可以參閱Yang & Wang的庭審話語研究科學知識圖譜解讀［9］，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國外庭審話語研究的前沿和熱點，結合本研究可以對國內外庭審話語研究有一個相對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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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廖美珍“目的原則”與目的分析（上）——語用研究新途徑探索［J］修辭學習，2005（3）

［28］廖美珍“目的原則”與目的分析（下）——語用話語分析新途徑［J］修辭學習，2005（4）

［29］廖美珍目的原則與交際模式研究［J］外語學刊，2009（4）

［30］廖美珍目的原則與交際模式研究（續）［J］外語學刊，2009（6）

［31］高思楠，陳海慶從庭審有聲特質看特指問句的語用功能［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6（2）

［32］陳海慶，孫潤妤評價理論視閾下公訴人反問句的語用修辭功能及語調特征［J］當代修辭學， 2020（2）

［33］張麗萍從基于庭審圖式的話語理解論法官的言語反應［J］外語學刊，2005（5）

［34］張麗萍，劉蔚銘論法官在審判中立中的困境——來自庭審言語交際的證據［J］語言文字應用， 2006（4）

［35］江玲情態與身份：功能語言學視角下的法官語言分析［J］語言文字應用，2013（2）

［36］馬澤軍，郭雅倩庭審中公訴人轉述話語的語言特征及其建構的語用身份［J］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 2021，44（3）

［37］吳曉秋，呂娜基于關鍵詞共現頻率的熱點分析方法研究［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2，35（8）

［38］陳悅，陳超美，胡志剛，王賢文 引文空間分析原理與應用：CitesSpace實用指南［M］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4

［39］黃萍關聯理論交際觀對庭審中法官打斷現象的解析［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8（6）

［40］陳銘浩，張玥話語標記語在法庭會話信息修正中的作用研究［J］山東外語教學，2008（3）

［41］章文君，程樂香港陪審團指示與語用學合作原則研究［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 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