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胎蛋白及凝血酶原時間動態監測對乙型病毒性肝炎肝衰竭治療效果及預后的影響

黃富烽

肝衰竭是由于病毒感染、酒精、藥物、肝毒性物質等多種因素引起的肝臟損害,導致肝臟的合成、代謝和生物轉化等功能發生嚴重障礙、失代償,嚴重者將會引起凝血功能障礙、肝性腦病及肝腎綜合征等[1]。楊紅梅等[2]研究顯示,肝衰竭是臨床較為嚴重的肝病癥候群,具有發病率高、病死率高等特點。目前,我國臨床中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衰竭占比相對較高,由于該疾病臨床病死率較高,如經積極的內科綜合治療和(或)人工肝治療療效欠佳、難以好轉或恢復者,則需要進行肝移植治療[3]。甲胎蛋白(AFP)由新生的幼稚肝細胞分泌,肝衰竭后AFP呈高水平表達,其表達水平可能對疾病的預后具有一定的意義。羥基凝血酶原(DCP)是由肝臟合成的凝血因子Ⅰ、Ⅱ、Ⅴ、Ⅶ、Ⅹ的水平決定,能反映肝臟的合成功能和儲備功能、病變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4]。因此,動態監測AFP與DCP的變化對于針對肝衰竭臨床治療效果的評估及預后具有重要的意義。本研究分析AFP及DCP動態監測對乙型病毒性肝炎以下簡稱為(乙肝)肝衰竭治療效果及預后的影響,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21年7月—2022年5月贛州市第五人民醫院收治的185例乙肝肝衰竭患者為觀察組,其中男121例,女64例;年齡21～68(51.39±7.83)歲;體質指數(BMI)18.5～29.7(21.63±3.29)kg/m2;病程1～9(4.19±1.02)個月;合并癥:高血壓32例,糖尿病18例,高脂血癥29例。觀察組結合檢測結果指導患者人工肝治療,并根據人工肝治療預后分為生存組和死亡組。另選擇同期健康體檢者79例為對照組,其中男45例,女34例;年齡20～71(51.52±4.39)歲;BMI 18.4～30.1(21.82±3.43)kg/m2;合并癥:高血壓4例,糖尿病2例,高脂血癥5例。

1.2 病例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5]:(1)符合《肝衰竭診治指南》(2018年更新版)中乙肝肝衰竭診斷標準,經臨床檢查確診;(2)慢、亞急性肝衰竭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意識清晰,能進行溝通和交流;(3)能配合完成血液標本采集,并完成AFP和DCP水平測定。排除標準:(1)不符合診斷標準、育齡期者;(2)酒精、藥物、毒物等引起的肝衰竭者;(3)除乙肝外其他病毒性肝炎引發的肝衰竭者;(4)遺傳代謝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引起的肝衰竭者;(5)合并其他可能對本研究結果造成影響的慢性疾病者。

1.3 方法

1.3.1 AFP和DCP水平測定:觀察組于入院時及后續治療期間每5天監測1次,采集患者外周空腹血液樣本5 ml,對照組于健康體檢當天采集外周空腹血液樣本5 ml,離心分離血清后置于低溫下備用。采用ACCESS全自動微粒子化學發光免疫分析儀及原裝配套AFP檢測試劑盒、標準液及質控液(美國Beckman Coulter公司生產),以電化學發光法測定AFP水平;采用羅氏診斷產品(上海)有限公司試劑盒,以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測定DCP水平。上述操作嚴格遵循儀器、試劑盒說明書完成[6]。

1.3.2 治療方法及預后影響因素分析

1.3.2.1 治療方法:觀察組患者入院后均常規給予綜合治療,包括:保肝、抗病毒、補充白蛋白及血漿、凝血物質等支持治療,人工肝治療為血漿置換術。人工肝血漿置換術具體方法如下:根據AFP、DCP檢測結果,完成相關參數設定:血漿置換量1 500～2 000 ml/次、置換血流速度80～120 ml/min,血漿分離速度30～60 ml/min,每次置換2～3 h。置換前常規完成管道沖洗,使得整個管道通路肝素化,置換過程中給予地塞米松片(福州海王福藥制藥有限公司生產,規格:0.75 mg)抗過敏,術后常規予硫酸魚精蛋白注射液(上海上藥第一生化藥業有限公司生產,規格:5 ml ∶50 mg)靜脈滴注發揮抗肝素效果[7]。

1.3.2.2 治療預后影響因素:查閱2組病例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臨床分期、并發感染、并發肝性腦病、白細胞計數(WBC)、血肌酐(SCr)、肝功能[包括血清總膽紅素(TBil)、結合膽紅素(DBil)、白蛋白(Alb)]、AFP及DCP等,對患者治療效果及預后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行單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 結 果

2.1 AFP及DCP水平比較 觀察組與對照組均完成AFP及DCP測定(觀察組為動態測定結果平均值),觀察組乙肝肝衰竭患者AFP及DCP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

表1 對照組與觀察組AFP及DCP水平比較

2.2 人工肝治療效果及預后影響單因素分析 根據AFP及DCP測定結果,觀察組185例患者中,行人工肝治療104例(56.22%),治療患者中死亡38例(36.54%)。單因素結果表明:人工肝治療效果及預后與性別、年齡、臨床分期、并發感染、SCr、DBil無統計學差異(P>0.05);與并發肝性腦病、WBC、TBil、Alb、AFP及DCP水平差異有統計意義(P<0.05或P<0.01),見表2。

表2 人工肝治療效果及預后影響單因素分析

2.3 乙肝肝衰竭患者治療效果及預后影響因素賦值說明 對單因素分析有意義的6項危險因素進行賦值,賦值水準α=0.05,對乙肝肝衰竭患者治療效果及預后可能的影響因素完成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見表3。

表3 乙肝肝衰竭患者治療效果及預后影響因素賦值說明

2.4 乙肝肝衰竭患者治療效果及預后影響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并發肝性腦病(β=1.213,OR=3.582,95%CI=2.482～6.313)、WBC(β=1.563,OR=6.413,95%CI=5.682～8.452)、TBil(β=1.454,OR=4.083,95%CI=3.235～4.572)、Alb(β=2.934,OR=1.034,95%CI=0.283～4.394)、AFP(β=1.691,OR=1.593,95%CI=1.241～1.786)、DCP(β=1.336,OR=1.246,95%CI=0.987～1.583)均為乙肝肝衰竭患者效果及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4。

表4 乙肝肝衰竭患者治療效果及預后影響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 論

肝衰竭是臨床上嚴重肝病癥候群,具有發病率高、病死率高及治愈率低等特點。目前,我國臨床中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衰竭占比最高,由于肝衰竭病死率較高,患者經積極內科綜合治療效果不佳者,則需要考慮人工肝、肝移植治療[8]。本研究中,觀察組乙肝肝衰竭患者AFP及DCP水平高于對照組健康體檢者,可見AFP及DCP水平在乙肝肝衰竭患者中呈高水平表達,其表達水平能反映患者疾病嚴重程度,可指導臨床治療。分析原因:AFP是胚胎時期胎兒肝細胞合成得到一種特殊蛋白質,在胎兒肝臟尤其是先天發育異常的胎兒肝臟中表達水平升高。當人體肝細胞損傷后,將會引起AFP水平升高,其表達水平與肝細胞的再生有關。對于乙肝肝衰竭患者,通過肝臟組織學檢查能觀察到廣泛的肝細胞壞死,且患者在肝組織纖維化基礎上伴分布不均的肝細胞壞死,而肝細胞能否有效再生,對患者預后具有重要意義[9]。肝臟是人體內大部分凝血因子合成場所,當肝臟細胞嚴重受損時,必然會影響凝血因子的合成,從而影響凝血功能,導致凝血酶原時間延長,從而引起DCP水平升高。因此,臨床上對于乙肝肝衰竭患者,應加強動態AFP、DCP水平監測,評估患者病情及預后,并根據測定結果指導臨床治療方案[10]。

內科綜合治療是乙肝肝衰竭患者常用的治療方法,但是對于該治療方案效果不佳者,則應給予人工肝治療,利用膜式血漿分離方法,將患者的血漿從全血中分離,并補充等量的新鮮冷凍血漿或人血白蛋白等置換液,從而清除機體內長期存在的各種毒素,改善內環境,促進肝干細胞的恢復生長,為肝細胞的再生提供時間窗[11]。但人工肝治療效果及預后受到的影響因素較多,導致不同患者治療效果存在差異。本研究中,185例患者中104例(56.22%)患者行人工肝治療,其中38例(36.54%)患者死亡;單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并發肝性腦病、WBC、TBil、Alb、AFP、DCP均為乙肝肝衰竭患者治療效果及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從本研究結果看出,加強乙肝肝衰竭患者AFP、DCP水平測定,能指導患者完成人工肝治療。但是,乙肝肝衰竭患者采用人工肝治療預后受到的影響因素較多,不同因素能相互作用及影響:(1)肝性腦病:是由嚴重急性或慢性肝病引起的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紊亂,患者以代謝紊亂為病理生理基礎。伴有肝性腦病的乙肝肝衰竭患者病情相對較重,其預后較差。(2)WBC、TBil、Alb:該指標主要反映患者的肝功能水平,通過肝功能水平能反映患者的疾病嚴重程度;WBC、TBil、Alb水平較高者,治療效果及預后常相對較差[12]。(3)AFP、DCP:通過AFP、DCP能評估患者的治療效果及預后,且動態監測AFP、DCP水平能指導乙肝肝衰竭患者早期治療方案的制定。因此,乙肝肝衰竭患者治療過程中應加強AFP、DCP水平測定,評估患者治療效果和預后,并根據上述影響因素進行預防,鞏固治療效果。

綜上所述,AFP及DCP在乙肝肝衰竭患者中呈高水平表達,能指導患者人工肝治療或肝移植治療,其表達水平能評估患者內科治療效果,預測患者治療預后,應根據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行干預,以鞏固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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