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發現與書寫

摘要：考察古登堡印刷機的發明及其應用，探究印刷機對西方世界個人主義轉向的推動作用。文章以印刷機問世至 16 世紀的歷史階段作為考察背景，通過文獻研究法對史實進行考察，發現印刷機加速西方個人主義轉向的進程，與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兩場思想解放運動密切相關。指出印刷機發揮了作為傳播媒介的工具性作用和自身的文化功能，通過對文字內容的大規模復制生產，樹立了文字與知識的權威，使得對“自我”的發現和書寫向更大范圍內的市民階層擴散，進而推動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潮發生轉向。

關鍵詞：印刷術；個人主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24.00.005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

一、引言

個人主義是西方思想史上以個人作為價值源泉和思考路徑的理論體系，強調個人即目的，將個人視為思考社會問題和進行制度設計的中心。西方個人主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悲劇創作展露出人的自由意志及其對命運的抗爭。伴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歐洲中世紀的序幕拉開，教會大力宣揚禁欲主義，擁有對基督教的絕對控制，壟斷了對《圣經》的代理權和解釋權。在思想高壓和精神鉗制之下，個人主義的生存發展空間受到了嚴重擠壓。隨著文藝復興的興起，個人主義思潮開始涌動并呈破土之勢。憑借自身的技術邏輯和文化邏輯，印刷機成為文藝復興思想先驅傳播思想、啟迪民眾的工具，也成為宗教改革家們進行宗教辯論、思想教化的武器。在這一階段，對“自我”的發現和書寫成為推翻傳統特權、瓦解教會控制的關鍵因素，個人主義迅速覺醒發軔，逐漸成為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經濟財產思想及文化思想的基礎。本文以印刷機問世至16世紀的歷史階段作為考察背景，探究印刷機對西方世界個人主義轉向的推動作用。

二、中世紀的曙光——印刷機的發明與個人主義轉向前夜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開啟了歐洲中世紀的進程。在此背景下，神權得以加冕，基督教成為文明的代理人，中世紀的歐洲在政權方面呈現出“二元”特征?！吧系邸北徽J為是時間和人類生存空間的創造者，代替君主施行統治，政治的四分五裂和信仰的集中統一孕育了歐洲中世紀特殊的政權運行系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基督教在其中發揮了維護帝國統一、承擔學校教化功能的作用，神學色彩遍布歐洲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領域。教會要求人們葆有崇拜的純潔性，希望通過建立普世的信仰實現對社會的維穩。對禁欲主義的大力提倡使得人們終日苦修，蒙昧主義在學校教育中橫行，按照“上帝”指示培育學生統一、去個性化的行事和思考方式，泯滅了人們對個性的追求，阻礙了“自我發現”的進程，文藝復興先驅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將這段時期稱為“黑暗時代”。

歷史上可以將文藝復興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9世紀的加洛林文藝復興、12世紀文藝復興、15世紀至16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而在印刷術問世之前，加洛林文藝復興和12 世紀文藝復興已經為被壓抑已久的“自我”提供了覺醒的土壤，印刷術便誕生于個人主義轉向的前夜。在問世之初，印刷機一方面成為教會大規模印制贖罪券、變本加厲控制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成為知識向市民階層下沉的推動力量，以及文藝復興運動的見證者與助力者，為后續宗教改革家們的抗爭提供了宗教論辯的武器。印刷機誕生于歐洲的思想轉型時期，推動著個人主義的轉向從悄然生發向著蓬勃之勢轉變。

1.禁欲主義對人性的壓抑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揭開了歐洲中世紀的序幕，基督教在其中占據統治性地位，并且變得愈加專斷。在一個沒有皇帝統治的時期里，教會逐漸取代帝國的權威，將基督教作為統一思想的工具，教導人們通過冥想、禱告、禁欲與上帝建立聯系。在教會的高壓統治下，人們的自我意識被禁錮在漫無天日的苦修禁欲之中。[1]在中世紀長期以來的禁欲主義高壓之下，人們在靈修和苦修中找尋身體的承受極限，也形塑了歐洲中世紀對身體的病態審美。文化教育也因禁欲主義對思想的鉗制而趨于停滯——教會宣揚蒙昧主義，認為“不學無術是真正虔誠的母親”。[2] 修道院承擔了學校的作用，其中的學生多是貴族和教徒子弟，他們的思維和行動方式完全遵從“上帝”的指示，呈現出機械復制的麻木景象，難以找到人性覺醒的出口。在個性化被高度泯滅的環境下，人們開始懷念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文明光輝。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作為行政命令，國家開始興辦學校與圖書館。到了12世紀，人們的思想解放意識更具有自發性，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基督教學者開始對古典著作和異教著作進行翻譯，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同一時期，異端運動也在歐洲范圍內進行，神秘主義對個人與上帝直接對話的提倡影響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思想以及之后的宗教改革運動?？梢?，教會的強制施壓已無法掩蓋人們對自由和人性的呼吁。在歐洲正經歷著人文思潮的彌散和個人主義的發軔、思想先驅們以人性和自由對抗宗教統治的時代背景下，印刷機誕生了。

2.喜憂參半的印刷機

1400年，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出生于德國美因茨，15世紀中期，他以鉛銻合金做活字，發明了不同于以往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由于字塊可以隨意排列，印刷的次數不受特定的限制。這項技術的問世使書籍的印刷效率大幅提高，從而帶來供應量的迅速提升和書籍價格的逐漸降低，知識的大門開始向市民階層敞開。與人們被動接受教會教義的時期相比，對書籍的便捷獲取和自主閱讀加速了西方對多元知識體系的渴求和自主思考能力的培養。但是在問世之初，印刷術卻扮演了喜憂參半的角色。教會擔心自己的思想權威受到威脅，下令對書籍進行查禁，印刷機則被用作思想控制制度化的工具，書籍審查制度限制了人們對圖書的自由選擇和獲取。后來，書籍審查制度日益極端化，出版、傳播或閱讀禁書者面臨著被驅逐、坐牢甚至火刑的風險。1448—1450年期間，歐洲共建成1099個印刷所，出版了4萬多種圖書。[3]教會的思想控制也隨著印刷制品的大規模出現而愈演愈烈。

除了對印刷書籍的控制，贖罪券也成為教會欺騙與限制人們的手段和斂財的途徑。1454年印制的“31行贖罪券”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印制的印刷品。[4] 1476年，教皇思道四世宣布贖罪券可以幫助煉獄中的死人靈魂得到解脫，但實際上，發售贖罪券所得的錢財大多都裝入了教堂自己的口袋中。而印刷商們通過贖罪券的印制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非常歡迎贖罪券的發行，并爭相爭奪贖罪券訂單，甚至與教會暗中勾結以拿到更大規模的印刷訂單。1515年，教皇利奧十世為聚斂財富，以修繕圣彼得大教堂為名義發放贖罪券。修士臺徹爾（Johann Tetzel）大肆宣揚贖罪券的功用，旨在讓人們相信上帝已將赦罪的全權交予教皇，[5]這也直接成為宗教改革的導火索。在“唯上帝論”面前，自我意識逐漸被喚醒，個人主義的思潮也在宗教改革中得以落地。

三、文藝復興中的“自我”發現——印刷術促進個人主義的覺醒

中世紀時期，教會對“神權”的絕對擁護使“人權”處在邊緣甚至可有可無的位置，極端的思想壓抑使人們置身于基督教的思想控制下，難以獲得自我覺醒。文藝復興的先驅們率先具備了反抗意識，開始探索個性與自由的真諦。愛森斯坦（Elisabeth Eisenstein ）認為，在文藝復興中，印刷術帶來了“恒久”的復興。[6]36早期文藝復興的先驅帶有“懷舊色彩”，人們不斷追憶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思想光點，而印刷書籍的可保存性彌補了先前文明的易流失性，成為“復興”的關鍵。到了15世紀，文藝復興的倡導者們將目光投向當下，認為追憶過去的價值更在于為我所用，人文主義思潮開始在更大范圍內彌散。文學和藝術在文藝復興運動中成為先驅們啟發民眾、呼吁自由的工具，他們的經典之作通過手抄本的形式得以保存，對“人性”的提倡和歌頌成為文藝復興作品的主題，并在16世紀圖書大規模出版階段成為印刷商們爭相出版之作。在此背景下，作家和印刷商開始通過創作個人作品追逐有別于“他者”的個性，這種自尊的意識也逐漸在市民階層中形成。在對“自我”的不斷發現中，世俗化知識的大門開始向市民階層打開，他們從聆聽型受眾轉變為閱讀型受眾，生發出批判思維，個人主義的覺醒在西方普及開來。

1.至高無上的“人”——文藝出版物對“人性”的歌頌

印刷機提高了印刷效率，打開了圖書出版的市場。16世紀時，歐洲至少擁有2000萬冊書籍，由1000多個印刷廠印刷出版。[7]意大利作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書籍總數占到45%，[8]出版市場上充斥著大量人文主義書籍。在印刷機出現之前，文藝復興的先驅們就創作了大量歌頌“人性”的作品，比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談》中宣揚人人平等的思想，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罪惡和教會的腐化，對中世紀教會提倡的禁欲主義發出了挑戰。1469年，《十日談》在佛羅倫薩首次出版，在15世紀印刷了10版以上，16世紀則印刷至77版之多。[9]但?。―anteAlighieri）在《神曲》中擁護哲人名士，認為他們可以進入天堂，而教皇只能被流放到地獄。1472年，福利尼奧、曼圖亞和威尼斯三個城市同年出版《神曲》，其在文藝復興期間共存有20個版本，[10]還有多種版本的手抄本流傳。除了文藝復興先驅們筆下對“人性”至高無上的贊譽，個人主義也體現在其對于小人物的自我覺醒和抗爭的書寫，以喚起個人對教會虛偽統治的抵抗。比如雨果（Victor Hugo）的《巴黎圣母院》和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都從底層人、普通人的視角刻畫了與宗教的虛偽、封建強權統治相抗爭的英雄形象，以激發人們尋求“自我”的覺醒。印刷機的發明改變了手抄書因為珍稀性而流通受阻的情況，使思想家的作品得以保留和傳承，其中的人文主義精神也因印刷機為圖書帶來的“可保存性”“可復制性”而在文藝復興后期產生了廣泛影響。15世紀，人文主義思潮借助印刷機帶來的巨大生產力和傳播力從意大利向歐洲其他國家擴散，人文主義者重視對語言的復興，古典著作和人文主義者的作品開始以印刷版本流通，[11]如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論責任》《論友誼》、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的詩歌等。立足于印刷機的應用，對人性的書寫和歌頌以標準化的生產邏輯保留和傳播開來，對于個人主義的普遍覺醒起到了啟發作用。

2.“自我”與“他者”的區隔——標準化生產為個性化去蔽

印刷書籍的大規模出版使作者看到了“個性化”的生長空間，將個人作品視作彰顯個人特點的載體，這是一種出于自尊意識而生發出的對“自我”的推崇。手抄書時代，作品極易受到抄書人個人特點的影響，原作者的可見性因為手抄本的珍稀性而被遮蔽。抄書人的個人抄寫風格甚至抄寫錯誤都可能成為手抄本的獨特魅力，內容的原創者卻少有人問津，這種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手寫文化對作者的自戀情緒起到了制衡作用。[6]142而印刷機為創作者的作品創造了大量復制和快速生產的條件，創作風格各異的作者看到了印刷機帶來的“區分性”而迫切地要求“被提名”，開始追求寫作的個性化，并高度重視自己作品的所有權，認為這是自己有別于“他者”的證明。印刷商也借此宣傳自己的作者，出版他們的自傳，利用印刷機將他們的畫像印在書籍的扉頁，使得名家們的面孔逐漸從被遮蔽的陰影中清晰起來，進一步提升了被歌頌者的自尊。同時，自傳的出版給予普通人成名的想象，也激勵著讀者在“看見”他人成就的同時發掘自己的自尊意識，市民階層中各行各業的杰出人士的事跡被寫入傳記，任何人都擁有被注視、被歌頌的權利，市民階層的自尊感也由此生發。14世紀末，《佛羅倫薩著名市民傳》面世，記錄了醫生、教師、藝術家、學者、政治家等各類市民的人物生平。人們在這種基于“自我”的研究中逐漸獲得了身份認同，越來越認識到“自我”的價值，并在這個過程中生發出“他者化”的意識。

3.從聆聽型公眾到閱讀型公眾——世俗化出版物對民眾思想的啟迪

愛森斯坦將16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興盛歸功于早期的印刷商，認為他們的印刷活動造成了廣角式、沒有焦點的知識傳播。[6]31 為了進一步開拓圖書消費市場，印刷商對稿件的審查原則從符合抄書人的抄寫習慣轉向方便讀者閱讀。[6]31文藝復興中的人文主義思潮催生了市民社會對知識的重視和渴望，人們逐漸從冥想和隱居的宗教教化中跳脫出來，開始追求個人價值與意義。16世紀的書市上流通著各種解釋類書籍，比如告訴人們如何創作抒情小曲、如何設計橋梁和建筑，將傳統的課題簡化為“簡單的規則”，讓所有人甚至是兒童都可以通過閱讀進行自學。[12] 自學的效率超越了以往口耳相傳的教誨形式，人們開始選擇性地吸收廣泛領域的知識，對不同領域書籍的選擇也使得人們重新發現了自己的閱讀興趣，而在這些書籍對知識的傳播擴散之下，個人的創造力被進一步激發出來。同時，直觀的視覺輔助手段得到應用，各種圖示和非語音交流形式被迅速開發出來。[6]41 如果說聆聽式的學習方法塑造了雄辯的演說家們的權威，那么閱讀塑造的則是知識的權威。大規模復制的統一文字被裝訂成書，供不同受眾閱讀，而受眾通過帶有個人色彩的解碼對知識進行了再次創造，進而使知識內化于心。在這一過程中，公眾逐漸形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進而衍生出批判思維。此外，印刷商還會接收到來自讀者的反饋，這意味著普通民眾開始直接或間接參與到知識的生產中。[13]在世俗出版物的啟迪下，個人主義開始在更大的社會范圍內普遍覺醒。

四、宗教改革中的“自我”書寫——印刷術推動個人主義的普及

在文藝復興的尾聲階段，宗教改革揭開序幕，乘著普遍覺醒的個人主義思潮東風進行了一場現實實踐，在這場宗教抗爭中瓦解了羅馬天主教主導的政教體系，促進了新教的傳播。文藝復興中的人文主義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宗教改革。比如，伊拉斯謨（ Desiderius Erasmus）的基督教人文思想對宗教改革先驅馬丁·路德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對教會的口誅筆伐激發了馬丁·路德的質疑精神，對《圣經》原義的探索也啟發了馬丁·路德對《圣經》的翻譯。這場宗教思想運動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門前張貼反對銷售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作為序幕，在印刷商的幫助下，其以小冊子的形式進行售賣，在短短兩周之內傳遍了德國乃至歐洲。小冊子形式的印刷物憑借輕便、廉價等易于傳播的特點抵達至散落在德國各地的受眾，使不同身份階級、文化程度的人們都有機會接觸到這一廉價讀物?？梢?，印刷制品是這場運動的開端，并貫穿了宗教改革始終，發揮著助推新教思想傳播的重要作用，也推動了個人主義的進一步普及。馬丁·路德評價印刷機為“上帝至高無上的恩賜，使福音更能傳揚”。在便捷的傳播條件下，馬丁·路德呼吁普通民眾通過自行閱讀《圣經》與上帝展開對話，打破了教會對《圣經》解釋權和代理權的壟斷。由此，大量由地方語言出版的《圣經》流通開來，使長久以來占據壟斷地位的拉丁語《圣經》失去了生長空間。為《圣經》祛魅之后，宗教研究者利用印刷機大規模印制《圣經》作為教科書，與世俗教育展開合作，通過講述正確的《圣經》教義使人們在福音中得到心靈的凈化。在宗教改革對“自我”的書寫中，人們逐漸擺脫對教會的依附，開啟屬于自己的“朝圣”，并在接受世俗與宗教教育的過程中進一步豐富了“自我”。

1.分散的讀者與輕盈的傳播——冊頁裝訂書冊成為宗教辯論的武器

“小開本”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書籍裝幀的獨創形式，這種印刷品質量輕便，通常為一頁以上且不加裝訂，便于攜帶，成為馬丁·路德宣傳宗教改革的利器。愛森斯坦認為，印刷機掀起了宗教爭論的戰火。[6]139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馬丁·路德以一系列充滿諷刺意味的小冊子抨擊教皇的教令，充斥著神學辯論的小冊子成為承載辯論雙方觀點的媒介。1518年3月，因戈爾施塔特大學副校長?？耍↗ohannes Eck）出版了小冊子《奧貝利西》，指責馬丁·路德破壞了教會的規則，將他視為異教分子。同年4月，馬丁·路德以拉丁文小冊子《解答》還擊。據統計，1523年間，德國出版的共約498種印刷小冊子中，馬丁·路德的占據180種。[14]

小冊子不僅成為宗教論爭的“武器”，還憑借自身廉價的經濟屬性在大眾范圍內流通。當時，年收入在24350個格羅生以下的家庭被視為貧困家庭，而一本小冊子的售價僅為1～2個格羅生，[15]這使得承載著宗教改革思想的小冊子能夠遍布德國的各個階層。在此期間，“叫賣書販”為馬丁·路德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穿梭在城鎮和鄉村之間，連接起散落在各地的受眾，使小冊子成為人們了解宗教改革家們思想意志的重要來源。此外，為了保證傳播效果，圖畫被穿插進文字之間，即使是不識字的人們也可以憑借對圖形的解讀實現對內容的理解。木制版畫制作流程簡單，成本低廉，成為各種小冊子的封面或插圖，而印刷機使得版畫生產成為專門的行業，進一步打破了人們的理解障礙，并使得宗教改革的影響范圍從城市向四周的農村輻射，形成了廣泛的傳播。除了小冊子之外，傳單、海報等單頁印刷物也憑借其自身的輕便性在分散的受眾之間傳播，共同塑造了無序但廣泛的傳播格局。

2.從代理的對話到自主的對話——地方語言降低解碼《圣經》的難度

印刷術在宗教改革中的應用使得教會對《圣經》的解釋權和翻譯權逐漸讓渡給普通民眾。通行本《圣經》以拉丁文寫作，由教父哲羅姆（Saint Hierom）于4世紀末翻譯完成。作為基督教的經典之作，誰掌握了《圣經》的解釋權和代理權，誰就擁有了直接與上帝對話的權利。歐洲中世紀時，教會對《圣經》進行著嚴苛的把控，為了保證教會內部的團結和穩定，教會規定只允許使用通俗拉丁文本的《圣經》版本，嚴禁使用地方語言翻譯《圣經》。拉丁語與生俱來的雙語特征決定了其識讀門檻較高，且手抄本的珍稀特性限制了普通民眾對圖書資源的獲取，民眾與上帝的對話只能交由教會代理完成。

中世紀教會的腐敗使其對《圣經》的研究不斷衰落。在此背景下，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重拾對《圣經》的研究。他采取“回溯源頭”的方法研究《圣經》，這也影響了宗教改革先驅馬丁·路德。在埃爾福特大學講授《羅馬書》的過程中，馬丁·路德逐漸形成了“因信稱義”的思想，認為只要人們對上帝懷有虔誠的信仰便能夠在上帝面前被認定無罪，無需通過贖罪券、善功、教皇權威等以彰顯虔誠，其對贖罪券的抨擊也直接拉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開始后，馬丁·路德用德文翻譯《新約》與《舊約》，在加爾文（Jean Calvin）和他的繼任者貝扎（ Theodore Beza）的帶領下，日內瓦成為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圣經》的出版地。從此，教會與拉丁文《圣經》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519—1539年，《新約》路德譯本共發行87種高地德語版本和19種低地德語版本。[16]對語言障礙的克服使人們接受《圣經》教化時無需以教會為中介，而人們在閱讀地方語言版本的《圣經》時，也是一個不斷發現和書寫“自我”的過程。對《圣經》原義的解讀使人們認識到，上帝并非讓人們過一種出世苦修的禁欲生活，而應完成現世賦予自己的責任和義務。[17]當人們發現自己可以跨越教會自主與上帝對話，這形成了新的“賦權”，愛森斯坦稱之為宗教“自助”。[6]235

此外，受到商業利益的驅動，修道院的藏書開始面向更大范圍內的世俗讀者。原本藏匿于修道院的精美手抄本開始被印刷商用來大規模印制發行，刺激了非宗教人士對于相關書籍的需求。

3.從神權壟斷走向教育普及——宗教類教科書的大規模印制

新教的教義和主張都圍繞“因信稱義”展開，[18]人們只有具備閱讀《圣經》的能力，才能自主地與上帝建立對話?；诖?，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者普遍呼吁對教育的普及。15世紀以前，歐洲唯一的教育機構由基督教會掌管，學校由修道院和主教堂附設。教會規定，學生要絕對信仰《圣經》，切忌對所學內容有所懷疑。宗教改革中，新教改革家不僅專注于研究《圣經》，也重視對信徒與公民的宗教教育，在此背景下，印刷機被應用于出版大量宗教教材。在愛爾福特大學學習神學期間，馬丁·路德以伊拉斯謨提倡的“回溯源頭”的研究方法鉆研《圣經》，通過比較《圣經》的希伯來語和希臘語原文與通俗版武加大拉丁語譯本之間的差異，發現羅馬教會的很多教導與《圣經》原文相違背。[19]為了使《圣經》原本的教義抵達人心，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先驅主張在原有教會和學校的體制之外設立新的教育制度，[20]通過對基督教教義原本意義的回溯來教導民眾。馬丁·路德曾說，“要建立世界上最好的學校，男孩和女孩都需要學?！?，[21]并編寫了兩部教義作為學生接受宗教教育的教材。

宗教改革家們將學校教育的責任委以國家，提倡國家應承擔維護學校宗教的使命和管理教育的責任。改革家們提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遴選具有純正信仰的教師來教導學生以傳遞正確的福音，課堂教學也主要圍繞《圣經》開展。他們提倡的教育以新教為基本范本，推崇世俗教育與宗教教育并重的教學方式，一方面通過宗教教育培養公眾內心對上帝的虔誠，另一方面通過世俗教育培養人們的基本技能，并進行知識普及。宗教改革家們將神的“意志”通過教學、印制教材的方式傳遞給受教育者，使得人們在自主閱讀的基礎上加深對《圣經》的理解，并形成自己的判斷。在此情境下，印刷機的作用是承載并傳播這些神圣的思想，而當更多的人以第一視角接觸知識，多元的思想得以萌發。

五、結語

古登堡印刷機誕生于歐洲中世紀向近現代發展的思想過渡時期，推動了人文主義思潮的擴散和宗教改革的實踐，加速喚醒了西方被壓抑已久的“自我”。它不是決定西方個人主義轉向的唯一因素，但是確實加速了這一進程。林林總總的印刷所在歐洲范圍內形成了一個個出版中心，在出版內容方面，關注對“自我”的發現和呼吁，發出反抗教會統治的聲音；在表達方式方面，出版通俗化、世俗化讀物以制造下沉市場，讓知識得以在市民階層傳播普及；在出版形式方面，印刷機的大規模復制催生了裝訂書籍的標準化生產，小冊子等形式的出版物成為宗教改革中的宗教論爭武器，使得“新教”的“福音”遠揚。印刷機的發明打破了口授式傳播的空間限制，實現了知識與信息的跨地域傳播，不僅在兩次運動中發揮了作為傳播媒介的工具性作用，也具有其自身的文化功能，通過對文字內容的大規模復制生產，樹立了文字與知識的權威。隨著公眾從聆聽式地被動接受知識逐漸轉為主動閱讀乃至參與知識生產，自我意識的覺醒從傳統精英階層向著更大范圍內的市民階層擴散。在對“自我”的發現和書寫中，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潮開始悄然發生轉向，沖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思維模式，并深遠地影響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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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and the Writing of Self —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Promoting the Turn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West

WANG Yexuan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utenberg printing press，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promoting the turn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article takes the historical stage from the emergence of the printing press to the 16th century as the background for examination，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act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finds that the printing press accelerates the turn process of Western individualis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wo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inting press plays an instrumental role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plays its own cultural function. Through the large-scale re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of written contents， it establishes the authority of words and knowledge， spreading the discovery and the writing of "self" to a wider range of citizens and promoting the turn of Western individualism.

Keywords： printing; individualism; the Renaissance; the Reformation

Author Affiliation：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引文格式：王燁烜.“自我”的發現與書寫——印刷術對西方個人主義轉向的推動作用[J].出版與印刷，2024（1）：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