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東北多元文化因素探究

杜有　李滕沛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東北文化；多元文化

[中圖分類號] C9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2-2007（2024）02-064-09

[作者簡介] 1.杜有，民族學博士，延邊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延邊大學校報編輯部副編審，研究方向為民族文化與區域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2.李滕沛，女，延邊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延吉 133000）

東北地區由于獨特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區。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近代以來“闖關東”漢族移民的遷入，更是對一直以來以漁獵文化和游牧文化為主體文化的東北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19世紀中葉以后，東北地區進入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由于東北位于東北亞腹地，俄、日在這里角逐，企圖霸占東北，而亡國的朝鮮移民，為了生計絡繹不絕地遷移到東北來，使東北地區成了不同文化的交匯地。此后，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不斷進行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的東

“闖關東”是指清末至民國時期關內漢族人口在天災人禍的逼迫下大量遷移至東北的移民活動。北文化。學界從歷史學、人口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東北文化的歷史、東北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東北文化產業的發展、東北文化的振興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學界鮮有從鑄牢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視角去分析和闡述東北多元文化因素。本文將從這一角度對東北文化構成進行研究和探討。

一、漢族中原文化

在“中華一體”中，東北各民族在流動中發展，人口流動遷移具有必然性，也加速了文化間的涵化與融合，最終形成了以漢族中原文化為主體的東北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漢族移民做出了巨大貢獻。

漢族移民東北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末?！稘h書·地理志》記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耕作?！盿先秦時期燕擴遼東，秦漢至南北朝時期，是東北漢人急劇增加的時期。漢朝為加強對東北地區的管理，在今遼寧省設遼西郡、遼東郡和右北平郡，在今吉林省設玄菟郡，在今黑龍江省設真番郡。據馬平安統計：“在當時東北漢族的人數達百萬人，是各族中人數較多的一個民族?！盵1]（7-8）隋唐時期，由于社會發展相對穩定，進入東北地區的漢人減少，而且多聚居在東北地區的南部和朝鮮半島，在松花江以北地區也有漢人足跡。[2]（3）宋遼金元時期，東北人口激增，并一直持續到明清，金后期漢人人數比遼代增加了許多倍，約達200萬人[1]（10-11），史書也有記載，“金上京城內為金主晟服役的漢人占半數”[3]（189）。清前期的封禁政策雖然限制了漢人進入東北，但仍有大量的漢人過關，清末以后東北封禁解除，漢人便蜂擁而來[4]（62-69），這個時期遷往東北的漢人至少有2500萬人。

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文化既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特征，又具有流動變異性的特征。前者使一種文化與他種文化相區別，后者又使文化之間有溝通性?！盵5]（36）移民運動也是文化的遷移。漢族移民遷移到東北后，中原文化也隨之在東北地區傳播，中原文化所承載的風俗習慣、生產生活方式逐漸被東北土著民族所接受，中原文化對東北地區的影響涵蓋了從社會結構到個人思想的方方面面，可以說中原文化是東北文化的重要底色。本文從飲食習俗、婚姻習俗、宗教信仰三個方面來反映中原文化對東北文化的影響。

東北土著民族主要以游牧、狩獵為主，因此在飲食方面多以肉類為主，且加工方式比較單一。漢族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遷移到東北后，不僅帶來了加工食物的技藝和工具，還改進了東北的飲食結構。在漢族的影響下，東北地區的土著民族飲食逐漸豐富多樣，肉食漸漸被谷物所取代，土著民族的烹飪技術也不斷提高，煎、炒、溜、炸、燉的烹飪方式逐漸盛行，如清代的“滿漢全席”就是最好的例證?！皾M洲宴客，舊尚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肴饌。然其款式不及內地，味亦迥別”[6]（62）。此外，在端午節、中秋節等重要節日，土著民族也如漢族一般準備飲食，“土人過節，上元湯圓，端陽角忝，中秋月餅，家自為之，店肆亦有鬻者”[6]（62-63）。漢族飲食對東北地區的影響可謂深遠，現如今，山東的大煎餅、河南燴面、魯菜、豫菜在東北深受喜愛并廣泛流傳。

在婚姻習俗方面。東北土著民族大多盛行早婚，“滿洲之早婚，在全國可居第一”[7]（60），在儀式上，滿族早期的婚俗比較簡單，受漢族移民影響，滿族早婚現象逐漸減少，儀式與漢族基本相同，也有六禮之習。如《奉天通志》載：“漢族婚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是也……滿人的婚姻也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須經問名、合婚、相看、放定、迎親等禮儀才能成婚”[8]（2256）；《柳邊紀略》載：“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為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親家叩頭”[9]（258）。近代以來，滿族這些婚俗基本與漢族婚俗無異。正如《沈陽滿族志》所載：“因清中后期的滿漢融合，互相影響，滿族婚俗已經滲入了漢族等其他民族的婚俗成分?！盵10]（277）

在宗教信仰方面。東北土著民族大多信仰薩滿教，“崇奉薩滿教是滿洲信仰風俗的重要特點”[11]（162），在東北“薩滿教未行時，無所謂宗教者。宗教之傳，即薩滿始也”。[12]（79）隨著漢族移民的進入，內地流行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也被東北土著民族所接受并廣泛傳播[13]（197-198），與此同時，漢族移民“把內地的一些民間信仰也移植到了東北地區”[14]（1827），東北土著民族的宗教信仰由原來的單一逐漸向多元轉化，伴隨著信仰的多元化，東北地區的一些廟宇也隨之增多，如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地區“城外有先農壇、萬壽寺、龍王廟、大悲庵等近20所廟宇；城中有城隍廟、土地祠、觀音庵等廟宇”。[6]（23）此外，在漢族移民的影響下，東北土著民族到民國時期的祭禮就開始不再講求復雜，而是與漢族儀式漸同，為了不忘本，土著民族在家里開始供奉先人祖先的牌位，稱之為“家堂”“祖先堂”，并兼有供奉孔子、關公等。[15]（62-150）由此可見，多種宗教信仰習俗在東北地區同時存在，土著民族與漢族在信仰習慣上逐漸融合。

二、滿族八旗文化

滿族作為東北地區的土著民族，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做出了積極重要的貢獻，創造了屬于本民族的文化。滿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歷史上的“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均屬滿族的前身。1616年滿族杰出代表人物努爾哈赤建立后金，創立八旗制度。滿族的八旗文化是指在八旗制度的基礎上，八旗內的滿族、蒙古族、漢族、朝鮮族、錫伯族等多種民族群體長期生活在一起，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化共同體，該文化共同體的主體民族是滿族。八旗文化是滿族的特有文化形式，因而八旗文化的逐步成形其實也是滿族逐步成形并完善的歷程。

八旗是在女真族的基礎上吸納了建州四周一些民族與群體發展而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由女真族而來的群體有了越來越多的外民族成員，因而“女真族”已經不能成為這個群體的代名詞?；侍珮O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并于1635年為這個多民族群體取了一個新名字——滿洲。[16]（129）雖然滿洲之中夾雜了不同的民族與群體的成員，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清代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之下，不同民族在“滿洲”這樣一個共同的名稱之下不斷地交融互動，一個全新的民族共同體就初具雛形了。

這個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基礎是女真族，但這一基礎也是由一些建州附近的不同部落融合而成的。在民族共同體逐漸成形與完善發展的過程中，女真族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其他民族，如漢族、蒙古族、朝鮮族等都慢慢加入到了這個民族共同體之中，這個民族共同體的范圍越來越廣，影響也越來越大。探究這些民族融入女真族為主的民族共同體的原因，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女真族在東北不斷強大并實施了一系列對外侵略擴張的行為，將不少的外族百姓搶掠到自己的勢力范圍之內，使其為自己勞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外來民族人民都被女真族同化了，而他們原本具有的民族色彩也漸漸變淡，慢慢成為了滿族的一部分。第二，在八旗制度推行之后，不少其他民族都在八旗之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們或被安排到其中的某一旗之中，或是被單獨劃分為一旗，雖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自己民族的名稱，但事實上，他們已被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一個民族共同體之中，為滿族與后金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八旗制度可以說是滿族獨創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它不僅將兵與民結合在一起，更是實現了軍政一體。這種特殊的創造是符合當時背景的，因而它對于女真族與之后在女真族基礎上形成的民族共同體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八旗制度最為基層性的組織是牛錄。在原始的狩獵活動之中牛錄就已經發揮作用。當時的狩獵活動多是大家跟隨著自己的部落而進行的，在狩獵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分配到一支箭矢，然后以10個人為單位分成不同的隊伍，隊伍的帶領者就叫牛錄額真，翻譯為漢語即為佐領。這在八旗制度之中的應用要追溯到1601年，當時有不少人歸附于滿族，于是努爾哈赤就將他們以三百人為一組，稱其為牛錄，而這三百人首領的稱謂就沿襲了曾經的額真。[17]（43）之后努爾哈赤又在牛錄的基礎之上，以五牛錄為單位設立了——甲喇，以甲喇額真為其首領名稱，即漢語中的參領。之后又以五甲喇為基礎，設立了固山，首領則為固山額真，即漢語中的都統。固山可以說是八旗制度之中最上層的一種形式，它的漢譯是“旗”，因而都統即為旗主。在八旗制度設立的伊始只有黃、白、紅、藍四旗，但在十幾年之后，就在四旗四色的基礎上另加四色成為八旗。在八旗剛出現的時候，八旗之中共有400牛錄，這些牛錄多以民族來劃分，其中滿蒙牛錄最多，占據了308牛錄，之后依次是76個蒙古牛錄與16個漢軍牛錄。這些牛錄之中并不都是本民族的百姓，其中還包括有朝鮮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等少部分因為人口買賣或戰亂等原因而被收納為滿族一部分的民族，像滿蒙牛錄與蒙古牛錄之中還摻雜了漢族，而漢軍牛錄之中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滿蒙民族的百姓。從牛錄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八旗制度存在的原因就是為了加強對各個民族的控制，八旗制度的本質就是用“旗”這種組織來統治百姓與各個民族。加入八旗的各族百姓都有一個共同的旗主，也被一個共同的統治者——努爾哈赤所管轄。隨著八旗制度的逐漸完善，納入的百姓越來越多，漢軍旗與蒙古八旗也隨之擴充?？v觀八旗制度的發展歷史，雖然后期因為人數增多又增添了漢族八旗與蒙古八旗，但這些八旗人的社會地位都遠高于非八旗人，因而八旗百姓對于自己所屬的八旗的認同遠高于民族認同。

由于滿族共同體有著許多民族，這使得其在形成初期就色彩斑斕，而這也成為了滿族文化的養料。滿族文化就是以女真族文化為底色，同時又博采眾長，汲取了漢族與蒙古族文化中的有益因子，形成了與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同的獨特的滿族文化模式。

第一，女真族作為滿族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它的文化對于滿族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然作為基礎的女真族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與東海女真這三個部落，并且這些部落之間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存在區別，但神奇的是這三個部落卻有著極為接近的穿、住等文化習俗，比如在交往用語上，他們都以女真語作為公共交際用語；在生產上，雖然建州女真與海西女真的農業已經較為發達，但還是以打漁、捕獵、采集為最主要的生產方式，而這也造就了他們的文化以漁獵文化為主；在宗教信仰方面，這些部落的百姓多信仰薩滿教，認為萬物有靈；而在服飾、住房、交通工具等生活細節方面，雖然三者所處的地區不同，但都以穿皮裘、住院子與“萬字炕”和“木馬”、樺木船等為主。從這些相似點可以看出，三個部落之間的相同之處遠大于相異之處，這就是女真族文化之中存在的一種“家族相似性”。女真族不同部落之間都有著相同的文化內核，而這使得不同部落哪怕相距甚遠都能保持最大程度的一致性，而這也成為了滿族文化的一種核心，成為了滿族文化發展模式的一種基本框架。

第二，滿族共同體及滿族文化的發展壯大，這是依存于后金與清政府的建立這一相對穩定的平臺的。同時滿族文化從單一傳統的漁獵文化向多元化轉變，這種轉變的加速化，皆因婚喪禮儀、祭祀儀式、服飾制度等相關習俗的約定被清政府以政令、法律等形式來強制實行。其實從一般情況來看民族文化并不一定會被政權影響，但滿族文化是由多個部落文化聚集整合起來的，所以滿族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后金及清政府的建立。

第三，滿族文化的整合一定程度上對八旗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制約作用。首先，八旗組織強化在旗各民族、各部落的民族認同感，使其民族認同感大大超出了原來基于血緣或地緣的部落意識，從而對滿族文化起到了整合作用。為提高旗人的認同感，旗人不僅衣食無憂，享受著國家給予的官餉，還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其次，八旗組織還對旗人的生活方式等進行了整合，對此前各部落雜亂無章各具特色的部落風俗習慣進行了統一規范，從而形成了特殊的文化類型。

滿族文化在文化整合中體現了對異族文化的強大包容性，這既歸功于初期滿族共同體多元形態的文化基礎，同時也成為了滿族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所以，經過八旗整合的文化就是滿族文化。

三、朝鮮族水田文化

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自古文化交流頻繁，居住在圖們江流域和鴨綠江流域的女真人不僅深受區域內漢族文化的影響，同時也被朝鮮文化所濡染。

近代以來，朝鮮移民越江而至，尤其是中國東北解禁之后，朝鮮移民便大規模遷入。與此同時，朝鮮移民把朝鮮半島的文化帶到了中國東北，尤其是將稻作農耕技術帶到了此地，推動了東北水田文化的發展。

近代中國東北農業主要是以旱田為主，不過此前東北地區是有過水田種植的，且規模很大。如《新唐書》記載，盧州之稻是渤海著名的農產品a。然而，公元926 年渤海被契丹滅亡之后，水田農業在中國東北地區失傳，使得東北地區長期以來維持以旱田農業為主體的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18]（357）19世紀中葉以后，朝鮮移民大量遷入東北b，圖們流域和鴨綠江流域開始小面積種植水稻，在此基礎上東北地區才開始大面積種植水稻。東北地區水田的開發和發展得益于朝鮮移民，朝鮮移民先后在東北地區試種水稻。東北水田的發展方向就是從圖們江和鴨綠江流域的中朝邊境分別向延吉方向、通化方向、撫順方向和熊岳城方向不斷發展。1848年，朝鮮移民在東邊道寬甸地區下漏河、太平哨一帶試種水稻成功，這也是“南滿”地區種植水田的開端。[19]（219）1875年遼寧省桓仁縣下甸子地區朝鮮移民試種水稻成功；1883年吉林通化柳河地區的三源浦周邊朝鮮移民試種水稻成功，[20]（9）1903年永吉縣的山溝里也有朝鮮移民開始試種水稻，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到1905年永吉縣五里河一帶水田開發約300 余坰，1910年以后，永吉縣全縣各村屯皆有朝鮮移民種植水田。[21]（18-19）到民國初年，在遼寧地區的朝鮮移民開始大面積種植水稻并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安東、熊岳、撫順等地的漢族聽說開發水稻有較大經濟利益后，也著手耕種水田，水田種植成為當時“南滿”中部一帶風靡一時的種植業。[18]（360）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東北水田的發展路線大致是：從東部中部開始，逐漸向西移動，其后又從遼寧、興安向北和向西發展。

延邊地區是朝鮮族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它位于吉林省東部邊陲，具備種植水稻的良好條件。最早來到這里的大部分朝鮮移民是朝鮮咸境道人，之所以定居于此，是因為延邊地區與咸境道的自然條件十分相似。他們在延邊地區從事水稻種植業，很少有人遠行。圖們江北岸鐘城崴子（今龍井市境內）在1890年已經開始種植水稻。龍井地區東海蘭江畔的瑞甸平原和智新大教洞附近在1900年試種水稻成功，隨后延邊各地開始種植水稻。[18]（359-361）因為水田所需，農民集體開鑿出一條條水渠，水利灌溉工程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除在平原和盆地種植水稻之外，朝鮮農民遷入吉林后，還在高寒山區試種了水稻，這也獲得了成功?！抖鼗兄尽酚杏涊d稱，1912年朝鮮移民開始在敦化高寒山區涼水泉子種植水稻，至1924年有水田75坰，至1931年后，有水田4434坰。朝鮮移民帶著水稻種植經驗技術和苗種來到了東北地區，開發了水田，改變了東北地區以種植旱田為主的單一種植結構，使近代東北地區沒有水稻種植的歷史得到了改寫，可謂是中國東北地區水稻種植的先行者。所以朝鮮族的水稻種植技術可以說代表了中國東北當時水稻種植農耕技術的最高水平。之后，其他民族也在與朝鮮族相處交流中學會了水稻種植技術。

這種以稻作為基礎的農耕文化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水稻既是朝鮮族移民獲得物質條件的基礎，同時也是他們精神生活的支柱。水稻種植出的稻米是朝鮮族的主食，還形成了獨特的飲食文化，無論是拌飯、包飯還是打糕、米酒，這些都與朝鮮族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人們在勞作和生產過程中相互幫助、相互協作，彼此間的民族情感不斷增強，并形成了一種朝鮮族所特有的風俗習慣。此外，農樂舞及民謠等藝術形式也是受水田文化影響而存在和發展的。

綜上所述，中國朝鮮族的農耕文化與朝鮮移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朝鮮族為東北水田的開發和東北農耕文明貢獻了智慧和力量。

四、日俄文化

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重要的邊陲，也是遠東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地。東北地區富有油氣和礦產資源以及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東北地區就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你爭我搶的重要戰略要地。特別是沙俄“南下政策”和日本“大陸政策”在我國東北發生沖突，東北成為日俄角逐場，1904年終于導致日俄戰爭的爆發。1905年俄日簽訂《樸茨茅斯條約》，共同控制中國東北。從此，兩國不但制定各項經濟、政治政策，還企圖利用文化輸入，加強對當地百姓思想上的控制，以便長期進行奴役統治。日俄兩國將“滿洲”分為“南滿”和“北滿”。

日本在“南滿”建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作為日本對東北進行文化侵略的戰略基地。為了更好地奴化百姓，使百姓從心底相信“大日本帝國”和“皇軍”是無敵的，從心底認可日本所鼓吹的侵略和冒險精神，日本“滿鐵”從學校、語言、新聞、報紙，對日常對話的每一條消息，都小心斟酌，從細微處進行漸進式的文化侵略和文化灌輸?！皾M鐵”的文化侵略涉及面廣，可以說是無孔不入，其特點是宣揚日本人特別是“滿鐵”在東北的功績，鼓勵侵略和冒險精神?！皾M鐵”在東北地區陸續開設小學、中學、?？茖W校甚至是大學，并以此來進行“同化教育”，標榜中日提攜，以日語為主課，排斥中國的教科書。在當時，以“滿鐵”為核心，東北形成了日本人的“滿蒙文化”，日本以此來摧殘東北文化，籠絡人心，從而為他們此后的一系列侵略行動做準備。此外，日本人還在東北地區大肆發行報刊來進行文化侵略，據不完全統計，1912年日本在東北地區發行的雜志就有22種，如《滿蒙事情》《海友》《書香》等。[22]（128-130）193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地區報業的壓制更為殘酷，運用裁撤東北原有報社、成立新報社的辦法，將眾多反映愛國思想的報紙全部取締，同時加大了日文報紙的發行。其中“滿洲弘報協會”發行量最大，占整個滿洲的90%，[22]（215-216）日本及其文化的侵略對東北影響深遠。迄今為止，東北地區還在使用如“磨吉”（一種食用粘糕，日語詞“餅”的音譯）、“榻榻米”（草墊子，多用于指床上用的草墊子）、“腕匣子”（襯衫）等日語詞匯，民國時期從日本傳入東北“味素”、日式的汽水、冰激凌、壽司、生魚片現如今已經成為東北地區常見的食物，并且很受歡迎。

沙俄也不甘落后，在“北滿”地區直接采用了最能控制人心的文化侵略形式——傳教，他們通過信仰來奴役和控制單純的百姓。在1858年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中，沙俄明確要求中國要給予其在中國傳教的特權?？梢娚扯韺χ袊鴸|北地區的殖民文化輸入蓄謀已久。此后，東正教在華的侵略勢力日益發展擴大。19世紀末葉，隨著中東鐵路的建成，東正教的反動勢力也擴展到該鐵路沿線各地，先后在旅順、大連、沈陽、哈爾濱、牡丹江、滿洲里等城市修建了100余處教堂。哈爾濱是中東鐵路的樞紐，東正教為配合沙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侵略，在這里迅速擴大教會組織。1898年，在哈爾濱市香坊建立了第一個教堂——尼古拉教堂，1899年又在哈爾濱市南崗建立尼古拉教堂（人們通稱“南崗喇嘛臺”）。隨后，又建立了10余處教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建成的哈爾濱索菲亞教堂，這是沙俄東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修建中東鐵路時所建的一座隨軍教堂。

此外，俄國人曾在哈爾濱創辦雜志27種，報紙39種，包括這些在中東鐵路沿線共創辦刊物71種，據1909年不完全統計，沙俄僅在哈爾濱就發行了中、俄文報刊近20種之多。其實這些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侵略，因為他們通過這些報刊雜志大肆宣揚一些侵略有功、開發有功的思想。為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文化侵略成果，沙俄在哈爾濱還設立了神學校，培養傳教士，為東正教傳宗接代。沙俄侵略者還廣設學校，如哈爾濱工業大學，最早就是由俄國創辦的，并被他們所壟斷。中學、小學由俄國和其他國家辦的也占半數以上，沙俄把哈爾濱作為侵華和向遠東擴張的據點，對東北進行大規模的文化侵略，俄羅斯文化對東北的影響也較為深遠。時至今日，東北人在日常生活中會經常使用俄語音譯詞匯，如日常吃的“列巴”（大面包）、用的“喂德羅”（鐵皮桶）、穿的“布拉吉”（連衣裙）。哈爾濱紅腸、哈爾濱啤酒等都是受俄羅斯文化的影響，直到今天哈爾濱市內還有很多俄式風格的餐廳，如中央大街的華梅西餐廳、圣彼得堡西餐廳，這些餐廳充滿了濃郁的俄羅斯風情。哈爾濱的城市建筑充滿了俄羅斯風情，因此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便有“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之稱。

總而言之，由于日俄文化很長時間內在東北占據統治地位，所以它們已經廣泛地滲入東北的語言、飲食、建筑等各個方面，其對東北人的風俗習慣以及精神文化的影響可謂是積極與消極并存。日俄文化的滲入使得東北文化呈現出多元性、包容性、混合性的突出特點。

五、地方胡子文化

常言說：山東出“響馬”，關東出“胡子”。[23]（116）這里說的關東就是今天的中國東北。在東北地區，大多把土匪稱作“胡子”。東北“胡子文化”的形成有其一定過程和原因。

“胡子”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因素。第一，是因為西漢以來，中國開始大量實行 “流放制度”，而東北作為中國的邊疆地帶，具有幅員遼闊、人煙稀少、偏僻荒涼、自然環境惡劣、戰亂頻繁等特點。因此，東北地區成為了歷朝歷代流放罪人時的首選地之一。尤其到了清代，沙俄一直企圖侵占中國的東北地區，為了抵御沙俄的入侵，在這期間流放到東北的罪人竟多達10余萬人，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后這些“流人”雖大部分都按照中原的生活習慣在東北農村安家落戶，但也有些不安分的人見東北地處偏遠，中原政權和地方官府都難以管轄，便尋找時機，占山落草，在東北形成了最早的“胡子”群體。

第二，因為滿人是從東北地區闖入中原，打下了江山，在他們入關后，就一直將東北視為清朝的“龍興之地”。同時，在入關時還有一部分旗人留駐東北，這部分滿人并未被漢人同化，保留著滿人的習俗和戰斗力，因此東北也被大清皇族視為自己最后的退路。然而隨著“闖關東”的興起，東北的人口日漸增加，荒地也被大量開墾，使得清朝認為自己的“龍興之地”遭到了破壞，從而頒布了封禁令?？墒沁@樣的禁令，在人們生存的渴望下顯得微不足道，依舊有許多關內人冒死闖入東北，在山中以采集人參、打獵、砍伐木材等活動為生。在清朝對闖關東如此的瘋狂打壓下，闖關東來的人沒辦法繼續在山中謀生，為了活下來，只能落草為匪，從而與清廷對抗。

第三，是因為一直以來東北地區戰亂頻繁。19世紀40年代以來，沙俄就一直急速向東北地區擴展自身的勢力，甚至直接在中國的領土上插上俄國的國旗。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也走上了帝國主義道路，企圖侵占中國東北。兩個國家因在東北的利益沖突直接在東北爆發了戰爭。戰爭結束后，俄國軍隊卻在撤退的過程中一路燒殺搶奪，在日俄兩國的瘋狂傾軋下，東北的百姓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苦不堪言。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卻選擇不作為，一次又一次地出賣自己的百姓。東北人民得不到官府的保護，只能揭竿為匪，拿起武器，尋求一線生機。于是在這期間出現了大批的胡匪，尤其是隨著國內軍閥混戰的開始，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地區的形勢越來越混亂，權力的“真空”地帶越來越多，胡匪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并逐漸呈鼎沸之勢。

此外，東北地區本身的自然環境也為“胡子”這一群體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東北地區多為原始地貌，地勢險峻，易守難攻。這樣的環境為胡匪的生存、躲避官府的追捕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而且山中有豐富的資源，即使只生活在山上也能充分滿足“胡子”們的供給需要，使得胡子人數不斷增多。

清末以來，東北地區的“胡子”以奉天省為最多，吉林境內、哈爾濱境內都有“胡子”活動的蹤跡，尤其是哈爾濱埠內還有許多俄國籍“胡子”[24]（33）。據不完全統計，清末東北地區的“胡子”約占光緒三十三年（1907）東北人口總數的0.07‰。[25]（60-61）民國時期東北胡匪的人數不斷增多，據統計，1924 年至1925年間，東北胡匪約有2萬人，1926年至1929年，東北的胡匪從2.8萬人增加至5.8萬人。[26]（209）根據《東北抗日運動概況》記載和東北行政委員會公安部統計數據，到1948年，“南滿、東滿、北滿、西滿”的土匪總數竟有30萬之多。[27]（38-42）

如今的東北，時過境遷，“胡子”早已不復存在，但作為特定時期東北地區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我們仍然能在很多東北作家的筆下看到“胡子文化”的影子，直觀地向我們展現了“胡子文化”的特征。

第一，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直到如今，一提到東北人，也會立刻想到豪爽、不拘小節、仗義等形容詞。這樣的“豪氣”和“俠義”、粗獷又不失細膩的性格正是源自“胡子”這一群體?！昂印边@一群體形成，雖是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鋌而走險，但即便如此，在東北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復雜艱巨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選擇依舊充分展現了東北人民頑強的生命力和敢于冒險的性格特征。他們雖為匪，卻多多少少都有些被“逼上梁山”的因素在其中，并且有著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們將“俠”與“匪”、“善”與“惡”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他們信奉著自己江湖里的“道”。典型的代表便是張作霖，敢想敢做，喝酒吃肉，快意恩仇，完全就是“胡子”所崇尚的熱血男兒本色。這樣的“英雄氣”也正是“胡子”群體的精神所在。

第二，在許多闖關東的文學作品中都展現過“胡子”這一形象。如在《關東過客》中，慕雨瀟是徹徹底底的義匪，殺富濟貧，堅守底線。又如《遙遠的風沙》中的煤黑子，面對被圍困的局面無懼死亡、勇于擔當，可是面對百姓時也燒殺搶掠、壞事做盡。雖然文學創作中總有虛構和夸大的成分在，但也不難看出，“胡子”這一群體具有兩面性，需要我們辯證地看待和分析。他們既有保護弱小、殺富濟貧、替天行道、奮起抗日的積極一面，也有殺人越貨、不擇手段、血腥暴力的消極一面。這樣下來，到最后早已清濁難辨，善惡難分。這樣的兩面性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會尤為明顯。如抗日戰爭時期，搶占物資的土匪和抵抗日寇的英雄是同一撥人馬，這樣的矛盾性也使得這一群體形成了獨有的歷史文化現象。

第三，“胡子文化”具有歷史性。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人民當家作主，原有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胡子”這一群體也就逐漸走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是“胡子文化”對東北地區的影響卻一直留存至今。在當代，面對“胡子”“土匪”與“英雄”的雙重身份時，文學作品中也許會刻意放大人性中“善”的一面，在作家的筆下凸顯了以生存和生命為主題的“胡子精神”。而透過歷史，“胡子”終究是時代條件下的產物，相對應的“胡子文化”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因此，我們客觀地了解“胡子文化”，了解“胡子”這一群體，對了解東北歷史也起著積極的作用。

“胡子”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復存在，但由此而產生的“胡子文化”卻不會消失?！昂游幕笔且环N與東北文化和東北精神息息相關的精神文化。在東北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這種“存在”所產生的“胡子精神”對東北人及東北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梢哉f，東北的“胡子精神”已經滲透到了東北人的骨子里，對東北人的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都有一定的影響，已經成為東北精神的重要組成。

六、結語

東北文化所展現的內容極為豐富，多元文化因素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促使了東北文化不斷更新?？梢哉f，多民族的發展帶來了多民族的文化，成就了東北地區多民族交匯、多樣式文明交融、多元文化因素并存的地域特色。東北文化不僅影響了東北各族的歷史文化，而且作為文化傳播的一個橋頭堡，東北文化深刻影響了東北亞各國的文化。在全面奔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的今天，我們要從東北文化中汲取營養，加快東北振興的步伐，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

[責任編輯 樸蓮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