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國學界顧炎武研究述評

雷平 曾僑

[摘 要]近十年來，中國學界圍繞顧炎武的生平與交游、著述版本與傳播、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想、經世實學與社會治理思想、學術評價與歷史地位五個主題產生了一批新的學術成果。學界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野考察了顧炎武的學術與人生，“顧學”研究成為清代學術史研究中亮麗的風景。但也應看到顧炎武研究存在重“學”輕“行”的傾向，顧炎武的經學思想、禮學實踐以及《日知錄》等幾部重要著述之外的其他著作也有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關鍵詞]顧炎武；學術史；述評

[中圖分類號]B24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24）01-0048-09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Gu Yanwu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past decade

LEI Ping，ZENG Qi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ten years，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has produced a batch of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ound Gu Yanwus life and social relations，the vers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 writings，the method and academic thought of research，the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thought of social governance，and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historical statu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investigated Gu Yanwus academic life and life with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and the study of“Gu Yanwus research”has become a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study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However，we should also see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of research on Gu Yanwu to emphasize“learning”over“doing”. So besides his Confucian thought，ritual practice and other important works such as Rizhilu，his other works also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Gu Yanwu；academic history；review

作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科全書式”學者，顧炎武早已成為象征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符號”[1]。20世紀以來，學術界對顧炎武的研究一直有條不紊的進行，有關顧炎武研究的學術總結也未曾中斷①。近十年中國學界的顧炎武研究又出現了一些新熱點、產生了一批新成果。職此之故，本文將2013—2023年顧炎武研究分為五個主題，扼要介紹以為顧炎武誕辰410周年紀念之作。

一、生平與交游

學者的人生遭際與交游歷來是學術史研究的主題之一。十年來，學界對顧炎武北游前后人生變故與思想變遷之間的關系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張京華所著《顧炎武與<日知錄>研究》第一章為“顧炎武生平事跡考”，在北游原因的辨析上，張著認為顧炎武殺奴原因在田產之爭，深陷聚訟也因“殺無罪奴”，而非因傳統所說陸恩告發顧氏“通?！盵2]15.17。周可真、許蘇民等學者對顧炎武北游前“抱布為商賈”的經商行為早有從事“布匹貿易”的判斷，但張光華從“抱布”的涵義、顧炎武的交游關系推斷顧炎武從事中藥材貿易[3]。孫雪霄結合清初士人心態與政治環境對顧炎武北游原因進行了再思考[4]；林東海通過顧炎武兩次入獄的歷史過程分析了清初社會環境與士風特征[5]；馬一平以歷代昆山方志、顧氏家譜以及出土墓志碑刻資料為線索，認為顧炎武等人為南北朝時期訓詁學大家顧野王后裔[6]，豐富了學界對顧炎武生平事跡和清初社會環境的認識。

在顧炎武學術交游的研究上，學者們主要以顧炎武的人際交往與學術異同為著力點。周可真以顧炎武與申涵光的交往為中心，梳理了與之皆有交集的路振飛，路澤溥、路澤濃父子，殷岳，孫奇逢，王士禛等人的交游網絡及學術異同，認為顧炎武與申涵光雖有相同的遺民志節，但前者偏重于反心學而后者歸于心學，為理解顧、申二人初投意氣，終釀嫌隙的根本原因提供了新思路[7]。張京華以顧炎武《浯溪碑歌》《王征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三詩為中心考察顧炎武與湖湘文化之間的關系，兼及潘耒在輯纂顧氏遺著過程中對《浯溪碑歌》的刪改及其湖湘經歷[8]。陳友喬對比研究了顧炎武與明末遺民僧人函可的人生遭際、遺民立場以及不同的文化抉擇[9]。劉慶從顧炎武在不同階段的交游、著述及思想變化研究了顧炎武北游時期的諸多學術面向[10]。歸思齊研究了顧炎武北游前后以及晚年時期與歸莊的交游關系[11]。張譯丹以《亭林詩集》為中心論述了顧炎武生平經歷與詩歌創作之間的關系，分析了顧炎武詩學思想及其藝術表現形式[12]。

學界對顧炎武生平與交游的研究主要將其個人命運、思想動因與明末清初的士人心態、社會環境聯系起來作共時性考察。

二、著述版本與傳播

著述版本與流傳研究是顧炎武研究的傳統主題之一。近十年來學界對顧炎武著述研究也有新成果，其中《日知錄》最受關注。趙旸探討了《日知錄》的性質，他強調《日知錄》不僅僅是一部考據之作，更是一部以考據形式彰顯時代精神的史論[13]。張京華通過日本漢學者對《日知錄》的評論分析此書在日本漢學界的影響，為學者開啟了一個《日知錄》研究的國際視野和初步示范[14]；論述了《日知錄》在清代的五種主要版本流傳情況以及2013年前的七種《日知錄》研究著述、民國時期的張繼舊藏抄本、北大圖書館藏本的文獻問題及其價值[15]；還梳理了臺版《原抄本日知錄》的眉批數量及其分布情況[16]以及閣本《日知錄》對原作的校改及其利弊[17]。張京華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于2022年出版了專著《<日知錄>版本研究》，對《日知錄》各版本的編纂體例做出系統梳理[2]。饒益波辨正了《日知錄》中顧炎武對“若子”的兩條誤釋[18]。鄒陽以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日知錄》陳澧批點本為中心，論述了顧炎武學術思想對陳澧的影響[19]。徐正興稱贊了顧炎武生前所刻八卷本《日知錄》的學術價值及其對顧炎武“實學”思想的基礎性作用[20]。

在對顧炎武其他著述的考察上，李軍梳理了《天下郡國利病書》的稿本、抄本、印本流變情況[21]。杜澤遜對顧炎武《九經誤字》中《尚書》所謂“今本”進行考證，認為“今本”即為蔡沈《書集傳》[22]。雷博梳理了《菰中隨筆》的版本流傳情況并推測《菰中隨筆》之“菰中”是顧衍生輯纂此書時取“孤忠”諧音名為“菰中”[23]，此論雖新但要成為定論尚需更多史料支撐。田君評論了《九經誤字》《圣安紀事》《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版本流傳及學術價值[24]。袁媛從江南藏書風氣及顧炎武家學傳統梳理了顧炎武主要的藏書活動，并對顧炎武藏書的來源、流傳、利用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25]。宿國萍梳理了顧炎武著作在中韓兩國的傳播以及版本異同[26]。

要言之，學界對著述版本及流傳情況的研究為分析顧炎武學術思想變遷、考察其學術影響提供了堅實的文本基礎。

三、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想

顧炎武為學尚考證，于清代學術影響至深。盧瑋瑋以《詩本音》《日知錄》及其他著作對《詩經》的所引所論為中心，較為全面地考察了顧炎武的《詩經》學研究及其學術貢獻，闡發了顧炎武崇尚經世致用的經學思想以及對清代考據學的開創之功[27]。郭鑫鑫和汪首豆分別對顧炎武的《春秋》學和《左傳》展開研究，前者認為顧炎武將經學引入史學，結合文字訓詁、天文歷法知識對春秋三轉進行嚴密的考證，以經證史，以史解經，開啟了清代經史互證的先河[28]；后者通過梳理《日知錄》中《左傳》材料的采輯，論述了顧炎武對《左傳》的研究特征與成果[29]。杜澤遜考察了顧炎武對北監本《十三經注疏》的批評與張爾岐禮學思想之間的聯系，認為顧炎武以“唐石經”校正監本的學術方法影響了清朝幾代學人對北監本的認識[30]。華林甫以《日知錄》為中心論述了顧炎武在郡邑沿革、地名方位等地理考證上的突出貢獻，論述了顧炎武重實地考察和重經史互證的為學方法，同時糾正了顧炎武在地理考據上的兩大失誤[31]。司馬朝軍和王獻松以顧炎武《譎觚十事》為中心論述了顧炎武治學原則，總結了顧炎武治學“重古書、重正史、重闕疑、重目驗”的四條正面準則和“輕俚俗、輕佛道、反剿襲、反妄改”的四條負面準則，并評價其學術價值與局限性[32]。黃瑞成以顧炎武“鈔書”治學方法為切入探討了“鈔書”與“保國”“保天下”之間的內在邏輯，其中將顧炎武抄古書理解為“豎抄”，將嚴復諸人翻譯西書理解為“橫抄”的提法也比較新穎[33]。

音韻學是清代學術上蔚然勃興的學術領域，顧炎武在此方面建樹頗多。學界多從語言學角度論述顧炎武的音韻訓詁思想。陳秀然針對顧炎武、江永和段玉裁對上古韻部“幽部”與“候部”的分部處理差異及其原因進行縱向對比，認為江永、錢大昕的韻部分類方法在顧炎武的基礎上漸趨精密[34]；劉忠華和胡安順對比研究了顧炎武與段玉裁在《詩經》押韻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并分析了出現分歧的原因[35]。趙林曉總結出了顧炎武對唐韻中“庚韻”字的分部處理的材料、方法和離析特征[36]；李林芳探討了顧炎武在《詩本音》《易音》中用“小杠”做標識的治學方法的學術意義，認為二書中的“小杠”常常起到提示字韻親疏、“異部韻”的作用，顧炎武以“小杠”標識音韻關系的方法對江永、段玉裁、孔廣森諸人的音學研究啟發甚大[37]。陳鴻儒梳理了吳棫、陳第一脈相承之“補音”思想與顧炎武以“離析唐韻”之法補正吳、陳二人的“韻譜相傳之誤”，由此論述宋代吳棫、明代陳第和顧炎武的古韻學思想[38]。許鎏源、周丙華探討了顧炎武古音分韻的失誤及其失誤原因[39]；田佳鷺和李燁考證了《唐韻正》中“逢”“逄”訛誤問題[40]。盧瑋瑋分類論述了《詩本音》的分類考注的學術特征[41]；陳曉爽梳理了顧炎武《詩本音》“華音敷”音注中存在的被注字與注音字的聲母存在偏差的現象，嘗試探討“華音敷”的語音性質及其來源，以追溯上古方音的變化規律及顧炎武的上古音韻學思想[42]。

在金石學研究方面，李向菲論述了顧炎武與關中金石學術圈的相互影響及其在清代金石學上的學術地位，認為顧炎武的金石學考證方法受到了關中金石學重視田野考察的啟發[43]。陳江認為宋、元、明時期的金石學呈現文物性與藝術性并重，而顧炎武掀起的文獻金石互證的新風尚影響了清代考據學范式的建立[44]。

在詩學思想研究方面，李明軍、朱利俠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的詩學思想為中心，論述了清初儒學風雅詩體系的重建，認為顧、黃、王圍繞“明道”理想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詩學思想，代表了清初學者在重新梳理道統、治統與文統之間內在邏輯的基礎上，有意識地拋棄明代詩學的浮華、放縱的成分，以儒家詩教指導文學創作的詩風轉向[45]。朱可欣以顧炎武紀念謁陵活動的詩歌創作發掘其遺民世界的精神狀態[46]。高曉立從歷史背景、基本特征及其獨特價值論述了顧炎武的詩學思想，認為顧炎武以“博學于文”為學理基礎，以“文須有益天下”為宗旨，嘗試以經學、史學入詩，實踐出了一條不同于白居易“文學反映政治”和韓愈“文以載道”的第三條詩學實踐道路[47]。常曉敏、聶飛都關注到了顧炎武的行旅生活與詩歌創作之間的關系。前者對顧炎武北游期間創作的詩歌進行主題分類，進而分析顧炎武北游經歷與顧炎武詩歌創作的關系[48]；后者主要從顧炎武的行旅足跡與創作、詩歌的審美表達與多維價值分析顧炎武的詩學影響[49]。

顧炎武的理學思想往往被置于哲學視域內探究。歐陽斐論述了顧炎武解構義理先驗本體論，建立“氣一元論”的自然本體論思想的過程[50]。王寅認為顧炎武將“道”分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經之道”的觀點賦予了儒家“道統論”新內涵[51]。趙旸論述了顧炎武與朱熹在學術思想上的繼承與發展關系，認為顧炎武不尚空談，亦鮮談“性”說“理”之論，但并不代表顧炎武否認“理”的存在，朱、顧的學術宗旨決定了前者致力于儒學的哲學化，后者致力于儒學的實踐化，這是朱熹與顧炎武的學術思想的差異所在[52]。何俊以《五經同異》對宋元明及清初經學相關問題的輯錄、評價為中心，從為學宗旨、內容及方法三個角度論述了顧炎武對宋學的取舍分殊[53]。陳丹丹以顧炎武、李颙和張履祥的“恥感”言說為中心，考察明末清初士人群體如何自我教化、自我救贖和自我實現的道德體系重建問題[54]。屠凱從顧炎武“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學術宗旨中提煉出法哲學思想，認為“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不僅僅是顧炎武的學術原則，更是顧炎武關于政治制度、法律規范、秩序建設等法哲學的核心內容[55]。周可真論述了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及其意義，認為從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內容，可見他表達了一種不同于宋明理學“滅私”“滅利”價值觀的“仁愛寓于私情”的新仁學價值觀[56]。舒大剛、汪舒璇以《日知錄》為中心梳理了顧炎武的“忠孝”思想[57]；田豐通過梳理《日知錄》中有關“國”與“天下”差異化表述論述了隱于愛國主義表達背后的顧炎武“仁義”觀，認為顧炎武的“仁義”觀是孔孟、程朱“仁義”理念的繼承與發展[58]。曾留香和謝謙從闡釋學角度論述了顧炎武“鑒往訓今”的闡釋方法對明代“心解”“臆說”闡釋方法的范式轉移，認為這是對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闡釋傳統的回歸[59]。魏朝利則從事實論、本體論、倫理規范等方面論證了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命題的邏輯合理性，并分析了其當代價值[60]。以上研究可謂既兼顧了顧炎武對傳統哲學思想的接引與轉化兩個維度，又嘗試以法哲學、闡釋學等跨學科方式打開顧炎武哲學思想研究的新視野。

顧炎武的禮學思想也受到學界較多關注。李寒光認為顧炎武“無二尊”的禮學原則與顧炎武“國無二君”“無仕二姓”價值選擇有著邏輯上的一致性[61]。毛亦可梳理了新見顧氏軼文《寄子嚴書》的文本流變過程，論述了顧炎武為殤子立后行為的社會影響，認為顧炎武立嗣孫成例對后世“獨子兼祧”“間代取嗣”禮法邏輯的成立產生了重要影響[62]。林存陽總結了顧炎武禮學思想的特征以及“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為學取徑對清代學術的典范意義[63]。高思達以《郡縣論》為中心，論述了顧炎武政治制度改革構想中的“禮義”調和觀，認為顧炎武主張以“親親”“賢賢”禮義精神調和郡縣制下異地任官和吏治無能之弊，是調和禮學的義理性與現實性的一種嘗試[64]。

此外，周亞等以《日知錄》和《顧亭林詩文集》為中心從信息管理學的角度考察了顧炎武的文獻編纂理論與方法[65]。俞建良的專著《顧炎武書法研究》對顧炎武的訪碑活動、書法交游、傳世真跡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66]。宋永祥以“重事輕文”和“經世致用”兩條標準總結了顧炎武的書畫理論，并品評了顧炎武輕視文人畫的局限性[67]。李祥通過梳理顧炎武各種涉及體育活動的觀點和尚武精神提煉其體育思想[68]。肖黎明致力于挖掘顧炎武的教育思想[69]，任鈺月對比研究了傅山和顧炎武的教育思想[70]。

以上學者對顧炎武思想的多元闡發豐富了顧炎武研究的內容，為學界提供了新思路，也是近十年顧炎武研究的一大特色。

四、經世實學與社會治理思想

顧炎武在近代被譽為啟蒙思想家，其求真務實的學風和經世致用的現實關懷一直是學界研究重心所在。孫明柱論述了顧炎武對傳統實學精神的繼承與創造，認為實學精神肇端于孔子，發為實行、實知、實用三個維度，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對此皆有所偏倚，顧炎武則以亡國之思，開顯了實行、實知、實用之三維，提出“明體適用”的實學宗旨[71]。王記錄基于顧炎武的易學思想，提煉出了顧炎武“隨時變易，與世推移”的歷史哲學特征[72]。顧炎武以實學為根基對社會現實予以深切關懷。陸月宏的專著《顧炎武天下經世之學研究》考察顧氏的君主專制批判論以及《天下郡國利病書》對賦役、屯田、軍制、一條鞭法的討論及顧炎武的錢糧論，揭示了顧炎武走向天下經世之學的思想邏輯，并提出《天下郡國利病書》為經世學的“卓越范本”[73]。徐正興從明末清初的政治環境、江南經濟發展態勢、學術范式轉移、顧炎武的家學傳統、明末復社風氣等方面論述顧炎武實學思想的時代背景與主要來源；又從顧炎武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經世觀四個方面論述其基本內容及時代意義[74]。

顧炎武遺留下的精神寶藏正在不斷地被后世學人開采出來，為現實問題提供本土思想資源。其間，顧炎武的“合私為公”論、“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論、“君臣”關系論、對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構想等政治理念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許蘇民將顧炎武的政治理念置于晚明西學東漸的社會背景下考察，認為顧炎武對“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理解以及對“君”“臣”的名實辨析都與西方政治哲學多有契合之處，顯然受到了西學東漸過程中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啟發并結合本土情況進行了創造性詮釋，這是顧炎武回應西方政治學理論的一個重要面向[75]。周可真基于社會學與管理學視角闡述了顧炎武學術思想中對政治、經濟、社會治理的思想內容；此后又從社會治理的哲學、理念、體制、目標、方式五個層面總結了顧炎武的“治道”思想[76]。瞿林東論述了顧炎武的“乙酉四論”及《郡縣論》《錢糧論》《生員論》中有關政治體制、財政、軍政、選官的改革思想，借此探討顧炎武的政治理念和對理想社會的想象[77]。歐陽斐通過梳理顧炎武對“國”與“天下”“君”“臣”“陛下”等概念的辨析闡述了顧炎武的平等政治觀；此后又探討了顧炎武的“公私”理念、“君臣相正”等政治思想中的當代價值[78]。趙旸論述了顧炎武“人盡其才”的國家選才理念，他認為顧炎武將明朝滅亡歸咎于集權制度下人才無法流動，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史論旨在調整君臣協作機制，發揮人才自由流動的效能[79]。沈驊論述了顧炎武“合私為公”理念的三層內涵及其理論淵源，認為顧炎武“合私為公”論上接先秦諸子的“公私”言說，其諸多經世史論正是“合私為公”邏輯下分化為對政治、經濟、社會治理方面的具體言說，指出顧炎武“合私為公”邏輯的漏洞在于肯定人性皆自私的同時，卻忽略了君主亦有私心，這也是他的諸多經世主張長期得不到回應的原因之一[80]。郭敬東則在明清學術范式轉移的大背景下探討了顧炎武對儒家王道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并從“君國相分”觀念上的國家觀念、“天下之權”話語下的權力觀念、“君臣相正”理念下的分權構想三個維度分析了顧炎武王道思想的“近代性”特質[81]。冀運魯、傅華將顧炎武“合私為公”理論與“天下國家”之辨聯系起來，探討了顧炎武對“私”之合理性以及顧炎武“公”觀念對其政治構想的影響[82]。李放論述了顧炎武對歷代政治得失的總結及其“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理念，借此闡發顧炎武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83]。陸月宏認為顧炎武通過考察歷代風俗之變而得出風俗教化為“保天下”之根本的結論，進而主張“保天下”勝于“保國”，提倡士人踐行“行己有恥”之信條[84]。

顧炎武的經濟思想也受到學界關注。顧姝姝、陸月洪、徐林萍合著《顧炎武經濟思想研究—基于治亂循環與全球化雙重視野》一書，對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與《肇域志》中關于賦役與貨幣的論述進行研究，認為在顧炎武時而帶有批判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南經濟在明代中晚期的長足發展；顧炎武雖然關注到白銀沖擊下的經濟變動，但在主觀上仍然秉持較為保守的經濟思想，以穩定社會秩序為思考中心[85]。此著作者具有良好的經濟學知識背景，通過與史學的交叉研究為顧炎武經濟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周可真通過對《日知錄》中有關歷代飲酒政策資料的解讀考察顧炎武的飲酒觀念，駁正了以往認為顧炎武反對釀酒、賣酒、飲酒的觀點，認為顧炎武秉持了孔子“禮先刑后”思想，堅持以教化式“酒禮”為主，以懲戒式“酒刑”為輔的王道酒政觀[86]。吳成皓以《日知錄》為中心，從人性、公私、逐利、民富四個角度挖掘顧炎武的經濟倫理思想[87]。

在顧炎武的科舉思想方面。李光摩梳理了《日知錄》中顧炎武對明代八股文產生與流變的觀點[88]。王祥辰、柳宏從顧炎武“經世明道”的文章理論出發，認為后世學者將顧炎武視為反八股的先驅是對顧炎武的一種誤解，他反對的是“文辭欺人”的虛文[89]。日本學者水上雅晴考察了清代學人對顧炎武《日知錄》有關科舉言說的接受情況，認為顧炎武的科舉觀對清代諸多學人的科舉觀及科舉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清代的官、私政書引用顧炎武的科舉理念也展現了顧炎武科舉思想在清代學術界的生命力[90]。孫達時以《日知錄》“科舉”條為中心考察顧炎武對八股文的評價，認為顧炎武主張以“學有根底，言有所指”的樸素八股創作標準扭轉明代空疏、浮華的八股文風[91]。林昊認為顧炎武對明代科舉官方參考書《書選會傳》和《四書五經大全》的褒貶差異反映了顧炎武“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為學宗旨和“明道救世”的經世意識[92]。陳寶良就顧炎武生員身份的獲得、科舉、出仕、剃發、改服等問題展開考察，論述了顧炎武由科舉之弊的清醒認識轉而以“明道救世”為職志，轉向“學術救世”的轉變過程[93]。

在顧炎武的政治思想方面，賈新奇和竇新穎從顧炎武對人皆有“好名之心”的正當性肯定，探討了顧炎武“以名為教”的社會治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94]。張業康從封建制的權力“發散性”與郡縣制的權力“集中性”特質出發，探討了顧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思想的創造性及其現代價值[95]。郭欽著力挖掘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政治思想中有關懲貪倡廉思想的做法也有一定新意[96]。李富強認為顧炎武將歷史興衰與各時代的世道人心、風俗美惡聯系起來透視國家政治和社會治理的思想，仍然可以對當代社會治理提供一種來自本土思想資源的參考[97]。曹正漢一反以往學界習慣性地從“央地關系平衡論”和“地方自治論”角度解讀顧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常態，而將此論視為協調“統一”與“治理”之間矛盾的理論，強調這種“混合體制論”對于國家統一與治理依然有著來自本土思想資源的參考價值[98]。十年間，中國學界圍繞顧炎武的政治思想還產生了不少于12篇的學位論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研究主題的生命力。例如，歐陽斐研究了顧炎武的政治哲學思想及其社會影響，認為顧炎武超前的政治哲學體現在基于平等的政治理念提出限制君權、平等君臣關系、“合私成公”的分權理念，當然受歷史因素的影響顧炎武的政治哲學影響也是有限的[99]。邵芊蕓研究了明清之際顧炎武“禮教”風俗觀的形成、內容及其特征[100]。檢視近十年來以顧炎武政治思想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其中大都從顧炎武所處的時代背景、理論來源、基本內容、當代價值四個方面展開研究。這也說明學界對顧炎武政治思想的研究有較強的現實關懷，著力挖掘顧炎武政治思想的現代價值，稍有不足的是研究思路略顯僵化，研究內容也呈現同質化特征。

五、學術評價及歷史地位

學術評價及其形象演變是近年來學術史、思想史、觀念史研究的熱門話題。近十年來，學界對顧炎武的學術評價與形象演變的關注度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觀察不同階層對顧炎武學術、形象的接受。

在顧炎武學術評價方面，王培峰以《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四庫總目》）對顧炎武的褒揚與批駁為中心，論述了四庫館臣對顧炎武學術思想的取舍[101]。王獻松以《四庫總目》對顧炎武著述的著錄情況及其評價特征分析顧炎武“清學第一”學術地位的建構[102]。雷平進一步考察了《四庫總目》對顧炎武的評價及其學術形象的歷時性演變，他認為顧炎武的學術地位經過《四庫總目》的定性后，又經歷了一個從“考證學者”到“經世學者”的形象轉變過程，這是學術隨時代而變化的必然結果，同時反映了后世學界對顧炎武實學思想的兩種接受趨向[103]。孫惟軒較為全面地梳理了《四庫總目》中對顧炎武的征引，借此分析四庫館臣對顧炎武的學術認同[104]。張京華根據《四庫全書》對顧炎武著作的收錄、評價以及《清史稿》對顧炎武的歷史書寫，分析清廷對顧炎武學術思想的整體認同[105]。

學術評價關涉學術形象問題。在顧炎武形象的多元詮釋方面，魏朝利、季乃禮多層次探討了顧炎武“不仕二朝”的原因，認為以往研究將顧炎武“不仕二朝”歸結于道德品質的解釋忽視了顧炎武與仕清官員多次接觸的史實，也忽視了顧炎武雖拒絕征辟但對待新朝漸趨和緩的心態轉變，實際上這與他自身的成長經歷以及“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的文化邏輯密切相關[106]。任小青以近現代民族運動中的顧炎武言說為中心，探討了不同形象塑造話語背后的政治立場、社會影響[107]。高惠研究了清代朝鮮士人對顧炎武遺民形象的建構過程。文章論述了朝鮮士人一面贊揚顧炎武不應征辟的遺民志節，一面又對他剃發易服抱有微詞的尷尬心態，隨著朝鮮士人與清朝士大夫的交往，他們開始從顧炎武“天下國家”之辨的角度思考顧炎武行為。咸豐以降，朝鮮士人積極參與“顧祠”紀念活動，在“顧祠”這個記憶場域中繼續書寫以朝鮮士人為主題的中土記憶[108]。吳戩論述了顧炎武、王夫之并稱的歷史過程及其文化意義，認為以顧王并稱是道咸之際湖湘士人首創，意在以顧炎武為參照抬升王夫之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其間反映了湖湘士人身處文化邊緣的焦慮[109]。趙斌以近代文人日記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并稱為中心考察了顧、黃、王并稱與“清初三大家”話語的形成過程，認為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并稱為“清初三大家”是晚清時期才逐漸形成的話語表達模式，正是在這種話語建構的爭論中引出了“船山學”研究[110]?？傊?，學界對顧炎武學術評價與學術形象的研究，是通過觀察不同時空環境下受眾群體對顧炎武的學說、形象的接受差異，反映社會權勢、時代學風、士人心態的變遷，總體上呈現歷時性特征。

學者們也十分重視從學術和文化發展的脈絡著眼評價顧炎武在清代學術史上的歷史地位。陳祖武贊揚了顧炎武對清代學術的開創之功及其思想的價值性[111]；此后又專文探討了顧炎武“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的歷史意義及其當代價值，提示了在現代社會喚醒這一傳統命題的文化意義[112]。王家范贊揚了顧炎武“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放權而治思想，認為這是顧炎武在明朝覆滅后的一種清醒政治眼光[113]。馮天瑜以徐光啟、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例，論述了中國文化近代性轉型的本土思想資源，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性轉型并非完全受西方影響，而是西學與中國自發的啟蒙文化互相激蕩、融合的結果[114]。魏朝利考察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話語的形成與流變過程，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話語經歷了明末清初、清中期和晚清民國時期三個發展階段，形成于顧炎武、凝練于“空空主人”、成熟于“梁啟超”，在不同歷史時期承擔不同的社會情感[115]。陳友喬從顧炎武的人格特質、經世意識、遺民立場等方面贊揚了顧炎武的豪杰人格，但對“豪杰”的概念、特征尚無清晰的界定[116]。王進梳理了梁啟超對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言論的接受背景，對比考察了顧炎武《日知錄》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表達的本義。認為顧炎武的言論偏重于政治哲學，有主張知識分子由虛入實的踐履意識，梁啟超的言論偏重于喚醒國人的社會意識，強調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但都是對各自時代課題的一種回應[117]。潘斌認為顧炎武察歷代風俗流變，識世道人心與國家興衰之變，而將圣人之道歸納為“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八字，貫穿于學術經世的方方面面，對于扭轉明代頹唐學風而入清代考證學風影響深遠[118]。段志強考察了以顧炎武祠為紐帶的晚清西北史地學人的交游網絡，認為顧炎武的西北史地之學對于晚清政局和學風轉變具有重要意義，顧祠在西北史地知識的傳播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119]。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將顧炎武祠的建立、流變及其紀念活動置于晚清政局與學術流變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系統梳理了“顧祠”如何從“紙上祠堂”落實為“地上祠堂”的過程?！邦欖簟弊鳛橐粋€文化場域，各階層的“顧祠”會祭不僅牽動著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晚清變局中的政治走向，也折射了西力東漸背景下的學風之變[120]。孫明考察了1884—1886年清廷對顧炎武、黃宗羲從祀文廟之爭的詳細過程，認為南、北清流集團中的朝臣之爭是顧、黃從祀文廟之爭的幕后推力，揭示了晚清朝堂上政爭與學戰互相糾葛的圖景[121]。范金民則以顧炎武《生員論》為中心，勾勒了明后期江南社會的生員群體畫像，認為明后期江南地方社會的生員群體逐漸腐化是明末政權流蕩不可挽救的時代背景之一，顧炎武亦有“廢天下之生員”之論，直到清初哭廟案、江南奏銷案的整肅后，江南士風才逐漸改觀[122]。

總之，學界始終將顧炎武與清代學術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課題相聯系，呈現“以小見大”的特征。

六、展望

近十年來，學界圍繞顧炎武生平、交游、學術及思想諸層面展開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研究方法和視野也呈現多元態勢，除了傳統的文化史、思想史、觀念史方法之外，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也有廣泛的應用，新視閾、新角度、新方法催生了新成果，“顧學”研究成為清代學術史研究中亮麗的風景。顧炎武作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符號仍然發揮著重要的文化作用。2013年，顧炎武誕辰400周年之際，昆山市文化研究中心編纂《顧炎武研究文集》，王家范在序言中期望顧炎武研究在取得可觀成績之后，還能“以新的問題意識催生新的研究發現”[123]。唯其如此，對近十年來顧炎武研究的現狀提出一些批評和建議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第一，學界關于顧炎武的研究重“學”輕“行”，即注重學術與思想，而對其生平事跡相對較少關注。正如張京華在對顧炎武北游再思考時所說，“學者如果主要沿著當事人的一面之詞而加以敘述，結果常常是為當事人的頌歌”[2]9。顧炎武北游究竟為何原因？除顧氏本人及弟子敘說之外，還需比對和辨析相關當事人的文集、地方志等資料。顧炎武晚年與仕清者游，原因何在？顧炎武又如何同時維系其“遺民”身份？這些均需要發掘更多的史料加以辨析。

第二，顧炎武治學范圍領域廣泛，兼涉經、史、子、集四部，而現代學術研究則以文、史、哲等分科治學的方式展開，在實際研究中就出現因無法隼接而忽視顧炎武某些學術層面的傾向。比如，對顧炎武的經學研究明顯少于對其史學的研究，對其禮學思想的宏觀研究多于對其具體禮儀的考察，這給研究者留下了廣闊的探討空間。

第三，顧炎武著述豐碩，但相關研究多聚焦在《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幾部主要著述上，對其他著述關注較少?！端膸烊珪偰刻嵋酚浽陬櫻孜涿碌闹骱嫌?3種，實際收錄進《四庫全書》的著作為14種，其中大多數著作的版本流傳、內容解析甚至真偽考辨，都尚待研究和探討。

第四，顧炎武身后，其學術形象在不同時代有變遷，究竟是以“經史”，還是以“經世”來標識其學，對此問題顧炎武同時代和清中期的學者在認知上有差異；是否能將顧炎武稱為“啟蒙思潮”代表人物，也是見仁見智。這就啟示研究者應如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所言，要把握好“時代意見”與“歷史意見”的張力，對顧炎武的學術影響和學術形象予以綜合考察。如此，則顧炎武的接受史研究或是值得嘗試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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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