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共同富裕

王認真 劉瑞

［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文章選取2011—2021年30個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從發展性、共享性和持續性三個維度構建共同富裕指數，在此基礎上使用面板回歸模型檢驗了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并通過創業活躍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機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進一步研究還發現，區域異質性結果表明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作用呈現“中部>西部>東部”特征。此外，作用機制分析發現激發大眾創業是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中介渠道?？紤]到內生性問題，在采用工具變量、滯后一期以及其他多種穩健性檢驗后，結論均得到一致可靠的結果。最后，本文提出數字經濟通過加快建設新基建、發展新產業以及提高創業活躍度加快全社會共同富裕的實現。

［關鍵詞］ 數字經濟；共同富裕；創業活躍度；異質性；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6；F279.2 ???文章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563（2024）02-0061-10

DOI：10.13773/j.cnki.51-1637/z.2024.02.008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全面推進共同富裕做出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及一系列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城鄉收入差距大、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貧富兩極分化等現實問題仍然突出，對實現共同富裕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以“兩高三均衡”來積極推動共同富裕，其中兩高就是高質量的發展和高品質的生活，三均衡則是收入、城鄉和區域的均衡（習近平，2022）［1］。數字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經濟的信息壁壘與技術局限，有助于推進基于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等新技術的新型產業模式與業態發展，為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升級和社會環境保護等都帶來了積極作用，有利于新時代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社會創業活躍度是影響市場經濟主體活躍性與市場競爭力、發展力的重要因素，在數字經濟時代社會創業活躍度得以提升，有利于推動社會資本優化配置和帶動產業升級，這對于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實現有一定推動作用?；诖?，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研究數字經濟與創業活躍度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文獻綜述

不少學者就如何實現共同富裕進行了研究。劉培林等（2021）［2］認為應該從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富裕程度入手，縮小生活水平差距，保障底層生活水平，夯實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李實（2021）［3］認為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和加快發展速度，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方面著手，縮小收入、城鄉及地區之間的差距；郁建興和王杰（2021）［4］認為共同富裕是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的統一，在制度設計上遵循激勵相容和制度匹配的原則，優化資源和機會分配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

就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王慶和張丹楓（2023）［5］運用空間杜賓模型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實現區域綠色經濟的協同發展，助力區域綠色經濟增長提質增效；夏杰長和劉誠（2021）［6］認為數字經濟能夠推動宏觀經濟一般性增長，促進區域產業分散化，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化，從而推動共同富裕穩健前行；劉誠（2021）［7］從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了數字經濟如何推動共同富裕，發現數字經濟總體上改善了收入分配關系，但也存在數字紅利被少數平臺壟斷，創新模式化等問題；歐陽日輝（2022）［8］對共同富裕內涵和數字經濟特征和趨勢進行分析，數字經濟為均衡發展提供了共享機制，推動了全社會共享數字經濟紅利；王玉潔等（2023）［9］認為數字經濟是新時代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力量，通過區域協調發展，科學配置數字經濟基礎設施，能夠進一步完善數字經濟發展機制，從而帶動周邊地區實現共同富裕。

綜合上述學者研究，數字經濟能夠實現經濟綠色增長，促進產業區域化，改善分配關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有利于提升社會財富值。數字經濟還能夠有效地惠及全民，讓人民生產生活中都得到更大便利，推動全社會共享數字經濟紅利，促進社會財富的全民共享。因此，數字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但是，在區域差異化的大背景下，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是否能夠有效實現，影響程度如何，應該如何利用好數字經濟促成共同富裕，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直接影響

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保證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從微觀層面上看，互聯網等新型技術能夠幫助企業滿足消費者多樣性的需求，為經濟主體增加有效信息，完善價格機制。從宏觀層面上看，新型技術所帶來的規模效應，能夠將生產資料更為精準地分配在不同部門，從而提高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保證經濟發展的充裕性與持續性。共享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數字經濟通過大數據分析、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方式使經濟結構趨向扁平化，加快跨時空信息傳播，從而降低各類交易成本，有效緩解城鄉和發達欠發達地區之間存在的供需矛盾、經濟活動空間限制、流動性約束等問題（趙濤等，2020）［10］，縮小城鄉“數字鴻溝”，使居民收入區域收斂，促進了機會平等和效率提升，確保不同群體在獲取財富和公共服務時擁有更加公平的權利。

可持續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數字經濟一方面可以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融合發展，推動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能夠賦能傳統工業，驅動低碳行業，實現綠色發展。綜上所述，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背景下，從共同富裕的前提、必由之路和內在要求這三個方面出發，數字經濟均具有直接的促進效果，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的發展會促進共同富裕。

（二）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間接影響：創業活躍度的作用

數字經濟可以通過加快信息交流、知識獲取、思想傳播等途徑進一步豐富創業資源，緩解個體創業的信貸約束，降低信息約束，提高信任水平，從而促進創業活躍度的提升。第一，數字經濟的發展使過去以供給為導向的價值鏈轉變為以需求為導向的新型商業模式（羅珉和李亮宇，2015）［11］，激發消費者對產品多樣化的需求，促進產量的增長和產品市場種類的多樣化，從而為創業活動提供了基礎。第二，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為創業者提供便捷的信息溝通平臺，滿足其信息獲取需求，緩解了融資約束，對創業前的決策支撐和創業后的社會資本積累都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第三，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化產業結構和轉型升級，調整產品的匹配和交易，為創業活動提供了堅實的后臺支撐。

此外，創業活動對擴大就業、改善民生和實現社會公平、機會公平有著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力量。數字經濟的廣泛擴散與滲透有助于貧困或偏遠地區的創業行為，加快信息與知識傳播，促進了創業活動，同時也推動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改變了傳統的高污染、高投資、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經濟的低碳、綠色的高質量發展?；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升創業活躍度促進共同富裕。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檢驗假設1，構建如下基本模型：

Pfa i，t=α 0+α 1Dige i，t+α cC i，t+μ i+δ t+ε i，t （1）

式（1）中，Pfa i，t為省份i在t年份的共同富裕綜合指數，Dige i，t為省份i在t年份的數字經濟指數，變量C i，t代表一系列可能對共同富裕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μ i表示省份固定效應，δ 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 i，t表示隨機擾動項；

除了式（1）所體現的直接效應，為討論數字經濟對于推動共同富?？赡艽嬖诘淖饔脵C制，基于上述理論機制分析，未來進一步探析數字經濟能否通過創業活躍度這一中介機制傳導影響共同富裕發展，構建以下模型，見公式（2）和（3）。

Entrep i，t=β 0+β 1Dige i，t+β cC i，t+μ i+δ t+ε i，t （2）

Pfa i，t=γ 0+γ 1Dige i，t+γ 2Entrep i，t+γ cC i，t+μ i+δ t+ε i，t （3）

其中Entrep i，t為創業活躍度，其他變量含義同上。若α 1，β 1，γ 2顯著，γ 1不顯著，則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應；若α 1，β 1，γ 2顯著，γ 1顯著且γ 1<α 1，則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二）變量的測量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水平的測度

雖然對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及政策的研究很多，但是對建立共同富裕綜合指標的研究卻相對較少。本文將從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出發，在參考已有文獻指標框架的基礎上，結合省級層面可獲得的數據補充并完善相關指標（表1）。指標體系框架包括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三個方面，利用多目標加權函數法對2011—2021年全國30個?。ㄊ?、自治區）的共同富裕綜合指數進行測算，得到共同富裕發展水平，記為Pfa。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

目前相關文獻尚未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形成權威的評價方式，而單一指標又難以反映復雜綜合的數字化特征，故借鑒趙濤等（2020）［10］等構建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以體現數字經濟發展的進程與特征。具體衡量指標如表2所示。通過對表中5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后，采用熵值法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記為Dige。

3.中介變量：創業活躍度

借鑒葉文平等（2018）［12］、韓亮亮等（2023）［13］的衡量思路，通過私營和個體戶企業數和就業人數計算數量效應和就業效應得到省際層面的創業活躍度。

Entrep it=Qua it×Emp it （4）

式（4）中，i為年份，t為省份，Qua it為數量效應，Emp it為就業效應。

4.控制變量

借鑒相關研究，引入產業結構、勞動力水平、對外開放和失業率等作為控制變量。產業結構反映經濟發展的水平，經濟結構的穩定性與風險分散能力。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例來衡量，記為Stu；勞動力水平反映勞動力資源的供給情況，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支持。采用年末常住人口并取對數來衡量，記為Labor；對外開放反應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能否利用外部資源，實現共同發展。采用進出口貿易總額/地區生產總值衡量，記為Open；失業率反映社會就業市場狀況，影響社會穩定與社會問題。采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來衡量，記為Ur。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個省份（市、自治區）①的平衡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原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wind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等，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和灰度預測算法等方法填補。表3是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基準回歸分析

表4提供了數字經濟影響共同富裕的回歸結果。對模型進行Hauseman檢驗，結果顯示p值為0.0000，拒絕原假設，故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如表4所示，OLS估計和逐步回歸結果均表明在固定效應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核心解釋變量Dig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顯著地促進了共同富裕水平發展。此外，在模型（2）加入控制變量后，產業結構與共同富裕水平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可能的原因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有利于淘汰落后產業，使區域內整體產業向高技術、高利潤和高附加值等方向轉型，從而勞動群體工資水平也得以提高，促進共同富裕水平；勞動力水平和失業率的系數值顯著為負，可能的原因是勞動力市場在勞動增收和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不匹配，勞動供給增速水平差距較大、行業之間收益率差別顯著，而失業造成勞動者收入銳減，生活水平下降，故不利于推動共同富裕；對外開放程度的系數為負且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發達地區對外貿易更為頻繁，吸引落后地區勞動力向更為發達的城市集聚，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

（三）異質性檢驗

由于我國東中西地區之間的金融發展水平、互聯網普及程度、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的不同，使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都存在著明顯的區域異質性。按照一般文獻劃分東中西區域，以期揭示數字經濟區域差異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

表5進行了區域異質性的回歸分析，實證結果顯示：東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均呈正顯著，且中部和西部地區相較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更為顯著。因此，可以看出我國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具有區域異質性，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更強，西部次之，東部最弱。究其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產業基礎夯實、經濟水平較高、基礎配套設施齊全、產業較為綠色低碳，三大經濟群輻射效應明顯。由于東部地區產業集聚度高、經濟發展迅速、互聯網及金融服務業發達，因此數字經濟在該區域側重于對相對合理的產業、資源分配進行調整。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得益于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迅速擴散到各個產業、部門和縣域經濟當中，以低門檻、低成本的特點，促進經濟流動、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實現協同發展，加之國家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帶動了欠發展地區的迅速發展和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

（四）中介效應分析

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創業活躍度指標檢驗數字經濟對推動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機制，實證結果見表6。由表6中列（1）可知，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列（2）呈現了數字經濟對創業活躍度的影響結果，顯示變量估計系數為正，說明數字經濟可顯著提升民眾對創業的活躍程度。列（3）中將創業活躍度放到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影響的回歸方程中，結果顯示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正，模型（3）中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系數低于模型（1），說明創業活躍度是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假設2得到證實。

（五）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問題

第一，解決核心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主要辦法是選取合適的工具變量。借鑒張勛等（2019）［14］的做法，選取各?。ㄖ陛犑?、自治區）省會城市到杭州市距離的截面數據并引入具有時間變化的全國數字經濟綜合指數均值構造交互項，作為該年?。ㄖ陛犑?、自治區）數字經濟指數的工具變量。

第二，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為減弱因果倒置的影響，將數字經濟指數滯后一期重新估計。

結果如表7列（1）（2）所示，在考慮了內生性之后，數字經濟對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應仍然成立，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

2.其他穩健性檢驗

采用以下3種方法來進一步驗證結論的可靠性和穩健性：1）替換被解釋變量。將多目標線性加權函數法改為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測算共同富裕綜合指數并回歸，結果如表5列（3）所示。2）縮尾處理。對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前后1%的縮尾處理消除非隨機性和異常值造成的不利影響，結果如表列（4）所示。3）剔除直轄市。由于直轄市的特殊地位以及政策偏向性，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4個直轄市后進行重新估計，結果如表列（5）所示。以上實證結果均表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水平的促進作用具有合理性與穩健性。

五、結論與建議

基于中國2011—202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從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三個方面理解和描繪共同富裕內涵和樣貌，并構建省際共同富裕綜合指數，以此評估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程度。同時，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對數字經濟對促進共同富裕發展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進行了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顯著地推動了共同富裕發展，已成為新時代背景下中國促進共同富裕的強大推動力。在通過工具變量、滯后一期的內生性檢驗以及更換解釋變量和剔除直轄市等多種穩健性檢驗后，仍然能夠支撐以上結論成立；第二，通過異質性結果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明顯強于東部地區。第三，數字經濟能夠通過創業活躍度這一中介變量間接的促進共同富裕，堅實推進“互聯網+”與創新創業相結合，激發大眾創業熱情，對實現我國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發展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首先，應加快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系統，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推進經濟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其次，加快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大醫療教育公共衛生等方面的數字化投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最后，大力推動技術創新，實現效率變革，通過科技創新的擴散效應使新技術應用到傳統行業，帶動其整體創新水平。

第二，根據不同群體、區域之間的異質性制定差異化、層次化的數字經濟發展策略。東部地區應在鞏固現有發展優勢的基礎上，突破核心關鍵數字技術研發，增強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科技成果的落地和轉化；中西部地區應以補短板為主，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加強區域交流與合作，打通數字資源合理流通的途徑，降低數字資源要素流動成本，努力縮小區域差距。

第三，鼓勵大眾創業，優化營商環境，以創業帶動就業。一方面，引導金融企業有效支持和服務創新企業和微小企業的創業融資需求，提供多種形式的數字金融服務和產品以滿足不同的創業需求，切實解決微小企業“渠道少”“融資難”等問題，從而激發群眾創業意愿。另一方面，積極營造高質量的營商環境，政府可以通過降低稅費、提高經商補貼等優惠政策幫助提高企業和個體戶的盈利能力，降低經營風險，以此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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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魏凈］

Digital Economy，Entrepreneurial Activity，and Common Prosperity：

Evidence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WANG Renzhen，LIU R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fei University，Hefei 230031，Anhui）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This article selects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ial-level entities from 2011 to 2021 to construct a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at the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inclusiveness，and sustainability.Based on this，a panel regression model i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as well as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common prosperity.Further research also reveals tha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s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es a “central region > western region > eastern region” characteristic.In addition，the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stimulat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Considering endogeneity issues，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lagged one period，and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the conclusions consistently yield reliable results.Finally，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whole society b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developing new industries，and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heterogeneity；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