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與力場

陳硯丹

摘要：裝裱對書畫作品的意義重大，就其功能而言，主要可以分為兩種。從藝術心理的角度來看，書畫的裝裱作為一種人為設定的框架，一方面它對觀者的觀看行為劃出了邊界，為觀者提供了審美觀照的具體窗口；另一方面它固定了力場的范圍，加強了肉眼對繪畫作品之內容的關注。

關鍵詞：書畫裝裱；框架；窗口；力場

裝裱是中國書畫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它不僅僅是對書畫的一種保護和保存方式，更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通過選用不同材料、應用多種技術，裝裱能夠增強書畫的美觀性和展示效果。在中國書畫藝術中，裝裱的形式和風格各不相同，每一種都體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審美追求。因此，研究裝裱的功能和技法，對于理解和欣賞中國書畫作品的整體魅力至關重要。

一、對中國書畫裝裱之起源的思考

中國傳統書畫裝裱作為一種承載中國文化與歷史價值的藝術形式，其發展歷程與人類認知心理的變遷及審美文化的演化緊密相連。追溯我國先民的繪畫歷程，現有的田野考察證明了早期彩陶繪畫與巖畫是沒有邊界的：1973年出土于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的舞蹈紋彩陶盆，[1]盆上的人物形象沿著盆體的走勢環繞于盆口內側；在內蒙古地區發現的烏拉特中旗巖畫中，大量的人物、動物及行獵工具的圖像被鑿刻在巖壁上，隨著山腰和山頂崖壁的走勢延伸。[2]由此可見，先民們在繪制圖形時并沒有明確意識到圖底關系。但在人類的認知中，對于圖與底的判斷卻不會出錯，就像我們從直覺上會認為盆上的“舞蹈紋”和巖壁上的圖形是“圖”，而不會將盆體的空白面和巖壁上的空白面看作“圖”那樣，如德國學者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所言：“在特定的條件下，面積較小的面總是被看作‘圖，而面積較大面總是被看成‘底?！盵3]這引出了一個問題：既然缺乏明確的框架并不會影響觀看體驗，那為何古人需要創造出裝裱這一形式？這一問題直接關聯到裝裱藝術的起源。

由于先秦文獻資料的匱乏，探究書畫裝裱起源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研究中的一個挑戰。目前學界對此有諸多看法，較為流行的包括以下五種觀點：一是“新石器時代紋飾說”，二是“商代甲骨文說”，三是“戰國時期帛畫說”，四是“蔡侯紙問世學說”，五是“東晉說”。[4]前二者認為，紋飾與文字有了具體的物質載體便意味著裝潢藝術的誕生，其邏輯底色是將文字、紋飾等看成是書法與繪畫的藝術。第三個觀點依據具體的田野資料，1973年湖南長沙子彈庫一號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形制為長方形，其“頂端包竹竿，在其上系棕色絲帶”，[5]與傳統書畫裝裱形式相似，因此戰國時期被認為是書畫裝潢的起源時代。帛畫的概念并不是在古代就有的，是現代人根據古代繪畫所用的絲織物這種物質載體所命名的，至于彼時為何名，目前學界并無確切說法。第四種說法依據的是傳統書畫裝潢所使用的主要材料為紙張和絹綾，所以，紙張的問世才是催生書畫裝裱出現的首要條件。第五種看法也是較為流行的說法。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指出：“自晉代以前，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盵6]由此可知，晉代以前便有書畫裝裱了，只不過“裝備不佳”，至于“不佳”至什么程度，可能是使用材料不佳、裝裱技術不成熟等，目前我們不得而知。這些觀點雖然從歷史角度探討了書畫裝裱的起源，但本文認為，對書畫裝裱的原始考察關鍵不僅在于研究其誕生的具體時期，更在于理解其功能的起源，即厘清傳統書畫裝裱的目的——是為美觀、便于保存，還是有其他目的。因為傳統的書畫裝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人周嘉胄在《裝潢志》中強調：

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織造綾、錦、絹、帛，一、裱板等件，一、抄造紙札，一、染制上件顏色，一、糊料麥面，一、糊藥、礬、蠟，一、界尺、裁板、桿帖，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水晶、珊瑚、沉檀、花梨、烏木，隨畫品用之），一、糊刷，一、鉸鏈，一、絳，一、經帶，一、裁刀。數內缺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7]（《裱背十三科》）

可見，傳統書畫裝裱不僅要求使用多種材料，而且涉及精細的工藝技術。因此，裝裱一件書畫作品不僅是一項技術挑戰，也需要有強烈的目的性來驅動這一煩瑣過程。這一點，無論對于古人還是現代人而言，都是相同的。

二、書畫裝裱的窗口功能

傳統俗語“三分畫七分裱”體現了繪畫和裝裱在一幅國畫作品中的相對重要性，同時強調了優秀的國畫作品需要配以得體的裝裱。后代研究者多從實用角度考察傳統書畫裝裱的目的，指出裝裱后的書畫作品更易于展示、存儲、攜帶和收藏。此外，成熟的裝裱技藝對于古畫修復也至關重要。因此，當代書畫界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古代裝裱技藝的傳承與發展上。旨在延長書畫作品的壽命，這無疑是書畫裝裱的一個重要功能。然而，這種觀點可能屬于“倒果為因”的思維方式。

從藝術心理學的視角分析，書畫裝裱的出現代表著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劃分，甚至強調圖像與背景之間的關系。這可以與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藝術中的繪畫邊框相比較，后者的目的在于將繪畫作品的空間從背景中分離出來，創造出一種視覺上的景深效果，從而在物理空間和繪畫空間之間形成一條清晰的界線。在阿恩海姆看來，在繪畫作品中繪畫空間被想象為無限的（不僅在深度上，也在橫向上），其邊界線象征著構圖的限制，而非所表現空間的實際邊界。在這種理解下，畫框被視為一扇窗口，觀眾通過這扇窗口得以窺見另一個世界。盡管觀察受限于這一觀察口，但所見之景并不局限于此。[8]據此，繪畫作品的邊框至少有兩個功能：一是區分作品與其背景的界限，二是營造一種審美觀察的空間窗口。也就是說，畫框不僅明確了觀眾對作品構圖的識別，而且為他們提供了審美觀照的具體窗口。而人類的視覺和思維之間會形成相互的作用力，即思維會影響對視覺信息的解讀，與此同時，視覺信息也會影響思維過程。[9]這種視覺思維（即視知覺）具有普遍意義，因此，可以想象當古人觀看墻上裝裱完畢的書畫作品時，他們可能會產生類似的感受。在這一層面上，我們可以認為，書畫裝裱的功能在于為欣賞者提供一扇具體而完整的窗口，通過這個窗口，人們不局限于肉眼所能看到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為想象力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正如我們通過房間窗戶看到的風景雖有限，但我們知道窗外的世界實際上是無限的。

如果說傳統書畫裝裱的目的，僅僅局限于提供審美觀察的“窗口”，那么古人便無需對裝裱的材料和工藝投入大量研究，后世對于制作這一“窗口”的興趣也不會如此濃厚。因此，書畫裝裱的意義遠不止于提供一個審美觀照的窗口，其用料的精選和工藝的成熟程度直接關系到書畫作品的生命力。如《裝潢志》所述：“亦必主人精審，于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俾妙跡投胎得所，名芳再世，功豈淺鮮哉？”[10]此言表明裝裱的工藝不僅關系到作品內容的呈現，還對作品的壽命產生影響。概而言之，書畫裝裱的作用在于決定作品的審美價值，同時也影響這種審美價值的持續時間。因此，裝裱的材料選擇和工藝水平不僅是對作品本身的一種襯托和強調，也是對作品本身生命力的一種延續和擴展。

三、書畫裝裱的力場效果

當我們深入探討成熟的裝裱技藝如何為書畫作品添彩時，不可避免地需要考察具體的裝裱形式。清代學者鄒一桂在《小山畫譜》中指出：“軸則花梨、紫檀、黃楊、漆角者為宜，玉石則太沉重。式尚古樸，勿事雕飾?！盵11]這一觀點反映出中國傳統裝裱在輕量化和樣式簡潔方面的審美追求。文人們認為軸身太重會拉扯損傷畫作，裝飾過多則會顯得俗氣，這與中國文士崇雅黜俗的審美追求有關。例如，宋代《人物圖》中的肖像圖軸在裱背、畫帶、畫軸及掛畫等方面均講究精細，從形制、材料到配色都表現出極致的典雅，作品整體給人的效果既穩重又不失簡潔。相較之下，同樣是對肖像畫的裝裱，拉斐爾《椅中圣母》所配畫框，其裝飾華麗、色彩璀璨，使得畫中的人物顯得更加莊重，散發出靜態的力量感。盡管這兩幅作品的框架在材料和風格上大相徑庭，但都有效地增加了作品的畫面效果。若交換兩者的畫框，可能會導致風格混亂，從而影響觀者的觀賞體驗。

因此，從整體性角度看，可以認為裝裱并沒有固定的風格、程序。鄒一桂所提倡的“式尚古樸”的審美趣味僅能代表一種流派，它指向古代文士欣賞書畫的傳統主流趣味，并不能泛化為裝裱增色的普遍準則。裝裱的形式并非書畫作品增色的核心，而是反映了一種特定的審美風格。一個優秀的裝裱匠人在為作品裝裱前，首先需要深刻理解作品的內涵與精神，以便做出恰當的裝裱選擇，從而真正為作品增色。

裝裱所產生的視覺增色效果，本質上源自人類對于“力場”的本能反應，這種反應在多種情境下表現出普遍性。當我們將注意力從裝裱的多樣形式轉移到其本質上時，就會發現裝裱實際上是人為設定的一種作品框架。英國學者E.H.貢布里希（E.H.Gombrich）曾提出：“框架，或稱邊緣，固定了力場的范圍，框架中的力場的意義梯度是朝著中心遞增的?！盵12]在貢布里?？磥?，框架內的“力場”能夠引導觀者的視線和注意力。這種力場效應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例如，演唱會中的歌手通常站在舞臺中央，觀眾自然形成的“框架”強化了歌手的明星地位，使其成為焦點。在觀眾的視覺思維中，這種“框架”效應是本能的。類似的，在重大活動的布局或餐桌擺盤中，主要人物或特色菜品通常被置于中央位置，引導觀眾或食客的視線自然而然地聚焦于中心。在書畫裝裱的領域內，畫框的存在為觀者提供了一個視覺邊界，這個邊界產生了一種牽引力，引導觀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畫作的中心，放大中心人物或主題的特征。因此，裝裱后的書畫作品的審美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力場”是否正確地突出了作品的中心要素。在這個意義上，成熟的裝裱工藝甚至能夠使原本平凡的作品煥發新生，超越其原有的視覺效果。

注釋

[1]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

[2]蓋山林，《陰山巖畫》，文物出版社，1986年。

[3][8][9][美]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滕守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4]舒光強，《傳統書畫裝裱起源諸說》，《中國藝術時空》，2014年第6期。

[5]周志元，《從古代帛畫裝潢看“掛軸”的起源》，《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6][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

[7][10][11]杜秉莊、杜子熊編著，《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

[12][英]E.H.貢布里希，《秩序感》，楊思梁、徐一維、范景中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