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問題到資源:泰國華語語言政策嬗變

趙琪琪

(中央民族大學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081)

華語是泰國華人華僑的母語,與目前泰國政府積極推廣的漢語性質不同。華語是各種漢語方言,如閩方言、粵方言等,漢語則是目前泰國政府積極推廣的漢語普通話。從語言教育性質上看,泰國華人接受的華語教育屬于民族語教育,而目前泰國政府積極推廣的、面向全部泰國人的漢語教育則屬于外語教育。泰國華語及華語教育的發展與華人社會發展、中國國際地位變遷等各種因素相伴相生,是兩國外交關系的“晴雨表”。

一、泰國華語語言政策嬗變簡述

語言教育政策是語言政策的主體,反映了制定者的語言態度。泰國華語教育發展包括以下七個階段[1]:曼谷王朝前的萌芽(1782年前)、拉瑪六世前的自主發展(1782-1910年)、政府溫和限制下的蓬勃發展(1910-1932年)、鑾披汶第一次執政時對華語教育的打壓(1932-1944年)、二戰后華語教育發展的黃金時代(1945-1948年)、鑾披汶再度執政后華語教育的沒落(1948-1992年)、華語教育全面放開(1992年至今)。

泰國華語教育的萌芽出現在阿瑜陀耶時期(1350-1767年)。華人聚居區中開設了私塾蒙館“閣良”,是泰國第一個稍具規模的初級華語學校。此后直到拉瑪六世(1910-1925年在位)繼位前,泰國華語教育都在緩慢、自主發展,并在拉瑪五世(1868-1910年在位)時期出現了一次小的辦學高潮。拉瑪六世繼位后頒布了《民校條例》和《強迫教育實施條例》,以限制全國民校教授本民族語言、推廣泰語。然而,這兩個條例并沒有發揮效力。在政府的溫和限制下,1938年泰國華校數量增長至293所。

1938年鑾披汶上臺,嚴厲打擊華語教育、關停華校,華語教育迅速衰落。1940年,全泰國只剩2所兼教華語的學校;1941年,泰國已經沒有教授華語的華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二戰結束后,華校迎來“黃金時代”。華校數量在1946年達到500多所。不僅前期被查封的華校重新開學,泰國廣大的內陸地區還開辦了新華校。華校的辦學層次和教學質量也均有提升。1948年鑾披汶二次上臺,此后泰國華語教育再次進入寒冬。政府不僅強調華校要遵守上述兩個條例,還出臺了更嚴苛的限制政策。此后,華校要么轉型為泰式學校,要么停辦。20世紀60年代,泰國出現了一種特殊華語教育機構——華語家庭班。華語家庭班多設在家中,每班學生7個以下,是這一時期泰國華語教育的主要形式。80年代后,泰國政府逐漸放松了對華語教育的監管。1992年,泰國政府頒布《放開華文教育限制》,標志著泰國政府正式全面放開華語教育。根據泰國教育部的統計,截止2010年,泰國華校有160余所,在校生2萬2千余人。[2]泰國政府的華語教育政策經歷了包容、限制、取締、限制、放開的曲折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反映了泰國政府兩種截然不同的華語觀:華語問題觀和華語資源觀。

二、華語問題觀的由來

近現代,由于人類交際范圍、廣度和深度的變化,語言可能成為一種引發社會矛盾和國家安全的問題。[3]華語曾被泰國政府視為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威脅,這種觀念可以被稱為“華語問題觀”。華語問題觀的指導下,泰國政府對華語教育采取了限制、取締等嚴厲措施。

(一)華人社會的封閉性

泰國早期華人移民的謀生方式促使華人社區有較強的封閉性。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出現在阿瑜陀耶時期,王城中還建有早期華人社區。華人社區的內部會推舉出少數精通泰語的“首領”,他們負責與泰國政府溝通、為其他華人移民提供工作機會。除“首領”外的其他移民為只會使用漢語交流的青壯年男性勞力,通過完成“首領”交給的任務獲取報酬。泰國早期華人社區的主要特點有:第一,社區內生活設施齊全,可以滿足華人的日常生活需求;第二,社區內部使用華人移民的漢語方言交流;第三,社區內部保留中國人的傳統風俗習慣。因此,絕大部分移民沒有學習泰語的需求。到了吞武里時期(1767-1782年)和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初期,華人移民數量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大批女性移民。此前,移民多為青壯年男性,他們或與當地女子通婚被同化,或最終回到中國。女性移民使泰國出現了大量純粹華人家庭,放慢了華人同化速度,加劇了泰國華人社會的封閉性。

泰國華人社會的形成加劇了華人社會的封閉性。泰國華人依靠所操漢語方言形成不同的宗族小集團。小集團內部團結一致,互相幫扶,全面共享商業、生活等資源。19世紀下半葉,這種以漢語方言為主要區別的小集團開始整合,華人社會走向團結。20世紀初,泰國中華總商會成立,標志著基于共同血緣和文化習俗的純粹華人社會最終形成。純粹華人社會的形成使華人傳承本民族語言文化更便利。華人繼承了中國人吃苦耐勞、善于積累財富、重視后代教育的優秀品質。因此,華人的經濟實力和教育水平均高于泰人,在泰國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泰國華人的人口數量卻遠不及泰人。華人和泰人在社會財富、人口數量上的不平衡狀態一方面加劇了華人社會的封閉性,一方面為未來的華人社會危機埋下了禍患。

泰人與華人的民族矛盾被國際形勢放大,華人社會的封閉性使其成為泰國政府的打擊對象。華人社會的封閉性在20世紀前并沒有引起嚴重的社會危機,也沒有引發泰國政府的危機意識。20世紀早期和中期國際社會動蕩激發了泰國境內的民族歧視和對立,使華人與泰人在民族性格、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各方面的差異被過度放大,延緩了華人自然同化進程。華人社會的高度凝聚力、華人文化的獨特性以及華人對母國的強烈認同感,在泰國政府看來是對泰國國家安全和主權獨立的嚴重威脅。拉瑪五世在位期間不少泰國官員都表達過此類擔憂,拉瑪六世即位后也曾為國內大量說華語的華人兒童深感擔憂。

(二)民族主義思想在泰國的傳播

民族主義起源于17、18世紀的歐洲,[4]19世紀傳播到亞洲,成為影響近代東南亞華僑歷史變遷的一大動力[5]。民族主義在泰國廣泛傳播,激發了華人和泰人之間的矛盾。華語作為華人社會的重要標志,被泰國政府視為一種“有問題的語言”。

母國的拉攏是民族主義在海外華人內部傳播的前提。清朝統治者在國力強盛時曾宣布流寓海外的華人是“天朝棄民”,禁止他們回國。[1]中國人有落葉歸根的傳統,流寓海外的華人渴望獲得母國的認可,重新回到祖國。20世紀初,母國在國際政治和國內經濟的雙重壓力下承認海外華人的中國人身份,并通過發表演講、成立報社、開設華校等方式籠絡海外華人,借助民族主義思想激發海外華人的愛國之心。20世紀以來,泰國華人社團在母國的幫助和指導下,積極創辦華校、報社,富裕的華人家庭還將子女送回中國接受教育,以傳承本民族文化、強化華人身份認同。構成民族的四要素包括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質。[6]泰國華人遠離母國疆土,不能與廣大的中華兒女共享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缺乏明確的維系民族感情的共同宗教信仰。華語作為共同的民族語言,成為維系泰國華人民族認同的重要途徑。

民族主義是泰國政府建設民族國家的重要工具。泰國是一個以泰族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其他人口較多的少數族群有老族、華族和馬來族。自拉瑪六世起,泰國政府就開始在民族主義思想指導下建設以泰族為主體民族的民族國家,通過推廣泰語和宣傳佛教來同化泰國境內的少數族群。生活在泰國東北部的老族內部通用語言為老語,與泰語同屬于壯傣語支,相似性高,因此同化過程順利。與老族相比,華族的同化難度更大,一是華族與泰族共同生活在泰國中部,容易成為同化對象;二是華人社會的封閉性導致華人的語言與文化傳統保持較好,在語言和宗教信仰上與泰族差異較大;三是華人在泰國以經商為生,積累了大量財富。1932年泰國結束君主制,走向君主立憲。此前,泰國政府的民族主義一直都是溫和的,對華人的同化措施也沒有完全貫徹實施。1932年革命后,泰國民族主義開始走向極端。泰國軍事獨裁統治者鑾披汶(1938-1944年、1948-1957年)和沙立(1959-1963年)當政時,政府采取了更為嚴格的同化策略。對內,政府強制關停華校、華人報社,強迫華人子弟學習和使用泰語,加速同化華人;對外,政府通過限制華人入境的方式,降低國內同化壓力。這種措施是有效的,泰國華人社會中形成了“華語斷層”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后出生的泰國華人已經將泰語作為自己的母語,華語反而成了他們需要在課堂上學習的“外語”。

總結起來,華語問題觀的形成有兩方面原因。第一,華人社會自形成之時起就有較強的封閉性,導致華人的泰化速度緩慢。在特殊的國際形勢下,這種封閉性又被進一步放大。第二,民族主義思想在泰國的傳播激發了泰華兩族的矛盾。泰國政府希望借助民族主義思想建設單一民族國家,華人社會則借助民族主義思想為維持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認同。在泰國境內,這種做法必然會遭受泰國政府的打壓。Chammers(1995:7,轉引自悉潔(2020))認為,可以揭示個人認同的元素中語言最少、最難受人操控,是最能揭示個人認同的。因此,華語是華人的“身份證”。泰國政府通過限制甚至取締華語的手段重塑華人身份認同。

三、華語資源觀的由來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泰國政府不再將華語視為一種“問題語言”,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可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傳承泰華文化的語言資源。這種語言觀稱為“華語資源觀”。促使華語問題觀到華語資源觀轉變的動力是泰國國家發展的需要,而非華語本身。

(一)華語是維護國家安全的資源

語言安全是國家安全的要素之一,與領土等國家安全“硬要素”不同,它是一種“軟要素”,容易被忽略。[10]語言安全可以理解為語言本體安全,即語言本身的安全,包括語言是否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以及語言的消亡。[10]語言本體安全是語言交際安全的基礎和前提。[10]泰國華語是一種珍貴的漢語方言變體。泰國華人所使用的華語多為中國南方地區的漢語方言,與泰語長期深入接觸后,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漢語方言變體,是泰國華人的身份標志之一。由于政府大力推廣泰語、限制華語傳播,能夠熟練使用華語的華人普遍在70歲左右,[11]年輕人的華語能力嚴重退化。對于泰國華人而言,母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會使他們對母語的聲譽、地位、發展前景等持悲觀態度。[12]轉用泰語的華人往往會處于兩種語言文化難以兼容的割裂狀態中。這些都會引發泰國華人的不安全感,從而誘發泰國社會和政治危機。

語言安全還可以理解為語言文字使用與國家社會安全之間的關系。語言可以協助政府塑造國家意識、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行從而維護國家安全。泰國政府在20世紀初至70年代嚴格限制華語教育,導致泰國華人社會在70年代出現了“華語斷層”。這完全改變了泰國華人身份認同和語言認同,由原來“說華語的中國人”變成現在“說泰語的泰國人”。隨著中國的崛起和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造成東南亞各國經濟蕭條,泰國調整對華策略,積極與中國發展貿易。在中泰兩國的密切交往中,泰國政府將華語作為籠絡人心、鞏固華人“泰國人”身份認同的工具,以隱秘地維護泰國國家安全。在中泰交往過程中,華語不再是泰國華人重新構建國家認同的工具,只是一種情感交流媒介,政治作用和民族色彩大大降低。泰國華人的立場已經完全改變。劉海濤(2022)[10]將這種現象稱為“換心術”,泰語是這次“換心術”的工具。

(二)華語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資源

語言資源觀認為,合理開發和使用語言資源會為國家帶來巨大經濟效益,以語言產業為主體的語言經濟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封建時期,泰國與中國發展王室貿易,華語是可以為泰國王室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語言資源。20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臺灣迅速崛起,成為國際貿易中轉站。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后,東南亞各國紛紛來到中國投資興業,華語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855年,泰國與英國簽訂《鮑林條約》,西方國家開始與泰國發生貿易往來。此前,封建中國一直是泰國的主要貿易對象。這種貿易被泰國王室壟斷,因此被稱為“王室貿易”,是泰國王室的主要收入來源。華人在王室貿易中有經濟、文化、技術和市場等方面的優勢,[7]被稱為泰國對外貿易界“最好的代理人、商人和航海家”。[8]依靠華人,中泰兩國的王室貿易維持了500多年,為泰國王室帶去了巨額財富。華語是泰國華人社區的主要內部交際工具,是構建華商經貿網絡的重要依靠。對于泰國王室而言,華語代表著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代表著能帶來巨額財富的王室貿易。更重要的是,泰國王室雇傭掌握華語和泰語的華人作為王室貿易的代理人,可以鞏固與封建大國中國的關系,以保障本國國家安全。

20世紀70年代后,泰國對外貿易特別是與華語地區的貿易迅速發展。華語在中泰貿易中起到的交際功能有限。泰國華人使用的華語多為南方漢語方言,如潮州話、閩南語、粵語等,與如今中國人使用的普通話(臺灣省稱“國語”)差異較大。而且,泰國華語沒有經過規范化,沒有標準的書面語格式和文字記錄,不能直接用于現代商業貿易。華語在中泰貿易中主要充當情感溝通的工具?！坝砬?、通心,需要本地區當地人使用的語言……(使用其他非母語語言)只能達意,難以表情,只能通事,難以通心?！盵9]語言是人際交往中最先顯露出來的族群特征之一。華語幫助泰國華人和中國民眾構建了一個“想象中的共同體”,在貿易中共享相同的語言認同和身份認同。華語帶來的天然親近感可以迅速消除貿易過程中的陌生感,拉近雙方情感距離、建立互信、促成合作,是中泰雙方合作、貿易的重要“軟實力”。

(三)華語是傳承泰華文化的資源

華人是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承者和傳播者。中華文化跟隨華人的腳步在世界各地扎根,吸收當地文化特色,形成獨特的海外華人文化。華語是海外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海外華人文化的載體。有間接證據表明,中國人在15世紀前就定居泰國了[13]。阿瑜陀耶時期出現大規模華人移民;吞武里時期(1767-1782年),華裔皇帝鄭信廣泛招攬華人來泰國定居;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初期,華人移民數量持續高速增長。中國人移居泰國有悠久的歷史、龐大的移民規模和源源不斷的移民動力,為泰華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泰國華人積極吸收泰國本土文化,融入泰國社會,在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泰華文化,如獨特的節日民俗、飲食習慣、服飾、信仰等。泰華文化保留了華人傳統文化的精髓,同時又能入鄉隨俗、因地制宜地進行變通,是中華傳統文化與泰國傳統文化成功融合的典型例證,也是泰國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泰國華語是記錄泰華文化的載體。泰國華語與泰語深入接觸,語言面貌早已不同于相應的漢語方言,語言風格也伴隨著濃重的泰族文化特征。[11]

上世紀70、80年代形成的語言資源觀[14]認為語言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社會資源”。[3]泰國政府對華語態度的轉變恰好驗證了“語言資源觀”這一學術觀點的正確性。華語在促進泰國經濟發展、維護泰國國家安全、傳承泰華文化上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從根本上說,華語資源觀的形成原因是泰國國家發展需要借助華語地區的東風。

四、從問題觀到資源觀的內在邏輯

華語問題觀到華語資源觀的轉變,其內在邏輯可以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解釋。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求是有層級的,包括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和歸屬感、尊重、自我實現五個由低到高的層次。與人的需求有層次一樣,國家的需求也是有層次的:安全需求(國家和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安全)是最基本的,然后才是發展需求(經濟、社會的發展),最后考慮形象建設需求。所以,政府在制定語言政策時,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安全問題。當華人不再是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威脅時,華語就不再被認定為“問題語言”。當國家安全得到滿足后,政府開始考慮國家發展需求。華語世界崛起后,泰國政府出于發展需求開始保護華語、將華語視為一種資源。國家形象建設是政府最高層次的追求。重視少數族群的話語權利,可以幫助政府塑造良好形象。

(一)國家安全危機的解除

1932年前,泰國政府雖然開始限制華語教育發展,但舉措溫和,因此,華校依然呈增長態勢。1945年二戰結束后,華語教育又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華校是華語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具有較強的民族色彩,表現如下。第一,華校師生皆為華人,部分華校為保證教學質量,從中國聘請校長和教師。第二,華校內部以華語為主要交際語言,極少使用泰語。第三,在課程設置上,華校完全模仿中國國內學校,向學生傳授中國語言文化知識,以塑造學生對母國的認同。泰國華人社會開辦華校還受到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幫助和指導。民國政府曾專門設立管理海外華語教育的部門、頒布管理條例以規范海外華校的教育行為。華校的發展壯大、華人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民族凝聚力使泰國政府對華人的懷疑越來越嚴重,質疑和擔憂華人到底效忠于誰。華語教育造成了泰國的國家安全危機。

1932年后,尤其是鑾披汶當政期間,泰國政府采取了更為嚴格的措施管理華語教育,限制華校發展。在政府的嚴格管理下,泰國華校面臨資金困難、教學質量下滑等各方面的問題,華校越來越難招生,華校數量銳減。泰國政府的嚴格管理是華語教育沒落的外部因素。1949年后,華人與母國的聯系越來越困難。華人父母考慮到子女的前程,選擇將他們送至教育質量更高的泰式學校就讀,以適應泰國社會發展需要。在泰式學校中,華人子女學習和使用泰語,浸潤在泰國文化中,逐漸認同了自己的泰國人身份。華人的選擇是泰國華語教育沒落的內在因素。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泰國華人群體的華語能力大大降低,甚至出現了華語能力斷層。由于缺乏華語語境,20世紀60年代后在泰國出生的華人普遍華語能力較差,而泰語則是他們的第一語言。

前文提到,語言是塑造個體認同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代華人移民以華語為母語,泰語能力是在移民泰國后學習的。因為華校和純粹華人社會的存在,華人可以在泰國繼續以華語為第一語言。華語作為華人的第一語言和母語,有助于塑造華人的母國認同。政府限制華語教育、華人與母國聯系愈發困難后,華人失去學習和使用華語的動力,泰語成為華人子女的第一語言。泰語作為華人子女的第一語言,成功塑造了他們對泰國的認同。80年代后,泰國華語教育根基基本被摧毀、華人群體中出現華語能力斷層,這些都表明泰國政府的強制同化策略獲得巨大成功。在泰國政府的幫助下,漢語普通話強勢入駐,又進一步擠壓了華語的生存空間。泰國政府同化策略的成功、華人對泰國的認同,使華人和華語不再是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威脅。

(二)國家經濟發展的驅動

冷戰結束后,發展經濟成為各國的主要任務。經濟全球化和區域集團化使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進一步提高。各國均從國家發展利益出發,大力推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泰國國內市場消費力有限,經濟增長對外依賴程度高。泰國政府需要敏銳觀察國際環境變化,以借助外交手段促進國家經濟發展。80年代中期,差猜總理開創“經濟外交”戰略;此后的阿南政府、川·立派政府以及差瓦立政府都承襲了這一外交思路。[15]經濟發展是泰國在國家安全獲得保障后、影響泰國政府決策的首要因素。

泰國政府的語言政策始終是為國家經濟發展服務的。這一點在除英語外的其他外語上表現顯著。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日本成為泰國最大投資國。泰國政府便為日語教育制定利好政策:在基礎教育階段開設日語課、允許社會人士開辦日語培訓機構、為日語等級考試提供便利等。21世紀以來,他信總理提出“進取性外交”政策,重視與東南亞各國的合作,與周邊國家開展睦鄰友好合作。這在語言政策上的影響表現為,泰國政府利用地緣優勢和國內跨境民族優勢,鼓勵邊境學校開設鄰國語言教育。此外,旅游業是泰國的支柱產業。據調查,中國、日本、韓國、俄羅斯、越南、印度是泰國旅游的重要客源國。[16]為了更好地服務各國旅游者,泰國各院校的旅游專業中增加了相應的語言教育,以滿足崗位需求。

回到華語政策上,泰國華語政策由問題觀向資源觀的調整也受泰國經濟發展影響。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放緩,資本主義市場趨于飽和,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此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內市場潛力被釋放出來。20世紀90年代,正在尋找新外部市場的泰國抓住機遇,積極與中國開展對話合作。2001年,他信上臺后將發展與中國的關系作為泰國優先戰略發展方向,依靠中國形成泰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他信的外交策略被此后歷屆政府延續下來。2007年中泰簽署《中泰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劃》;2012年中泰兩國更是將此前的戰略性合作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新水平,泰國成為東盟國家中第一個與中國建立戰略性合作關系的國家;泰國是中國“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泰國政府積極建設東部經濟走廊以對接中國的“一帶一路”。華人是泰國與中國密切經濟往來的使者,華語是泰國經濟發展的“軟實力”。泰國政府在1992年頒布《放開華文教育限制》,這是泰國在國家安全得以保障的前提下,發展經濟的需要。

(三)國家形象建設需要

泰國政府對國內各少數族群實行強制同化政策以維持國家安全。這一政策在泰國東北部、中部地區都取得了良好成效。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后,泰國政府將發展經濟作為工作重點。在21世紀,泰國成為東南亞強國之一。泰國經濟對外部市場有較強的依賴性,政府的良好形象有助于國家經濟發展。在國家安全需求和經濟發展需求都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泰國政府開始將營造良好的自身形象提上日程。政府打造良好形象的途徑之一是關注、保護國內少數族群,通過賦予他們話語權利來保障其語言和文化傳承。話語權利是人權的一部分,指的是公民為了表達思想、進行言語交際而擁有說話機會的權利。在泰國,政府掌握著話語權利分配的權力,并根據國家情況在收縮和分配之間不斷搖擺。對于泰國少數族群而言,話語權利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能否自由開展母語教育以傳承本族語言。

1997年,泰國政府在第八個發展計劃中用“多元化”理念替代“同一泰國”理念,標志著泰國政府結束了自拉瑪六世繼位起開始實行的強制同化政策。泰國政府還將保護少數族群文化寫入了憲法。為了有效保護少數族群文化,泰國政府積極與國際組織合作、在國內少數民族聚居區設立研究機構。一方面,這些做法有助于安撫國內少數族群,從而保障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另一方面,泰國政府保護少數族群文化的舉措塑造了泰國開放包容的國際形象,有助于泰國與其他國家間發展國際貿易和經濟。這些舉措的前提是國家危機解除、經濟發展步入正軌?？偟膩碚f,國家安全危機的解除使政府不再用政治眼光看待華語。國家發展經濟的需求使政府開始重視華語在中泰兩國經濟合作中的作用。國家形象建設需要政府重視國內少數族群的文化傳承,華語是泰國華族的母語,同樣受到保護。

綜上,“語言問題觀”將語言視為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威脅,持這種觀點的人或團體往往主張將這些存在問題的語言消滅掉,以消除其對國家和社會的威脅?！罢Z言資源觀”將語言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資源,承認不同語言的合法地位,尊重語言多樣性,呼吁民眾和政府珍惜和開發語言資源。這兩種觀念恰好對應Ruiz(1984)[17]提出的語言規劃觀概念框架中的“語言作為問題”和“語言作為資源”的兩種取向。泰國政府在華語相關政策上的轉變表明語言問題觀和語言資源觀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可以用于解釋這種轉換的內在動力。國家安全需要是影響國家語言政策制定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一旦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政府會迅速調整語言政策,導致語言觀的變化。國家發展需要是影響國家語言政策調整的第二大因素。國家安全得到滿足后,政府才會從國家發展角度出發適當放松原本嚴苛的語言政策。國家形象建設需求是最高層次的需求,對語言政策調整的影響力最小。需要指出,影響語言政策調整、語言觀改變的因素是多重的、復雜交織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語言政策制定和調整有自己獨特的背景,需要分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