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

摘要：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是現存已知較早對陶集進行研究的注本，在陶集研究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注本在湯漢《陶靖節先生詩》的基礎上朝廣度和深度作了進一步開拓，亦有自己的特色。文章試從內容、思想、價值等方面對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進行研究，以期對此注本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關鍵詞：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陶淵明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4580（2024）01-0010-（05）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03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是注陶史上第一部對陶淵明全部詩文進行箋注的注本，在前人注本的基礎上朝廣度和深度作了進一步拓展，不論在內容還是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并未獲得學界的關注，僅有吳國富《略論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刊刻時間》、鐘書林《陶淵明詩<于王撫軍座送客>—對李公煥箋注陶詩的反思》兩篇專題論文問世，對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的箋注內容、思想、價值等缺乏系統的研究，筆者試作一探討。

一、《箋注陶淵明集》對湯漢的繼承和發展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注釋多引用前人的觀點，引文釋義多達500余條。其中引用最多的當屬湯漢注《陶靖節先生集》?！豆{注陶淵明集》對湯漢注解的借鑒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對湯漢注的繼承

《箋注陶淵明集》中原封不動抄錄的湯漢注解和評語數量非常多。比如《讀山海經十三首》中，湯漢根據《山海經》的相關記載，對《讀山海經十三首》的每一首都作了詳細的注解，注解客觀，不帶主觀色彩，李公煥在加注時，將湯漢的注原封不動地抄錄。湯漢作的揭示陶詩主旨或對詩文的評語，李公煥則是有選擇的借鑒，但都標注“湯漢曰”或“東澗曰”。對其借鑒的湯漢的注解和評語，李公煥并未作任何的解釋和說明，也沒有闡釋自己的看法或觀點，顯然是對湯漢觀點十分認同。

（二）對湯漢注的發展

1.在湯漢注本基礎上增補注釋

李公煥之前的陶集本子雖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對陶淵明詩文的整理層面。湯漢雖關注到對陶集詩歌的注解，但重在闡發義理，揭示詩意較少，注釋也比較簡略，李公煥在湯漢注本的基礎上增補了注釋和評語。

其一，李公煥以湯漢注本為基礎，對湯漢的注釋進行了一番整理、取舍。湯漢揭示陶集本意的注釋，李公煥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取舍的同時，將這部分文字以雙行小字的形式附于詩句之下。而對于湯漢闡發其“忠憤”思想的注解，李公煥則將其附于篇末，如卷五《擬古九首·其八》的兩條句下注，李公煥將二者整合、附于詩后，同時增補其他詩人評語，按照作者卒年的先后順序排列，展現了廣闊的學術風貌。

其二，李公煥沿著湯漢注釋在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拓展。湯漢對陶集中字詞的注釋比較粗略，僅僅提供一個方向。如《命子》篇，“天集有漢，眷予愍侯”［1］句中對于“愍侯”的解釋，湯漢注：“陶舍?！倍罟珶ㄗⅲ骸啊陡叩邸すΤ急怼罚洪_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保?］再如“亹亹丞相”句中對于“丞相”的解釋，湯漢注：“陶青?！崩罟珶ㄗⅲ骸靶⒕岸?，陶青為丞相?！保?］顯然，李公煥是在湯漢提供的線索基礎上繼續挖掘，揭示了人物的生平、功績，還順帶對陶淵明的家族史進行了梳理，為讀者閱讀文本提供了較為全面的歷史背景，使讀者更容易體會陶淵明在詩中表現出的家族自豪感。

2.增補詩句、典故之出處

受限于詩歌獨特的文學樣式和審美追求，陶淵明會凝練文字、巧妙地使用典故。李公煥注解在典故出處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注解，如卷四《詠貧士七首·其六》：“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保?］李公煥注：“《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保?］李公煥的注釋揭示了陶詩淵源的同時又暗含了陶淵明之宗尚，為讀者深入解讀陶詩提供了便利。

此外，李公煥也注重揭示《箋注陶淵明集》中涉及到的方言、歇后語，如卷二《贈羊長史》“正賴古人書”句，李公煥注：“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概當時語?；蜃鳌腺?，甚失語意?！保?］卷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一》“再喜見友于”句，李公煥注：“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歇后語也?！保?］由于距離陶淵明生活的年代已久，陶集中的晉人時語、歇后語等會給讀者帶來閱讀障礙，李公煥的注解無疑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二、《箋注陶淵明集》與“甲子”之說

李公煥之前，關于陶集中甲子紀年的問題，眾說紛紜。主要有兩種爭論，一種是《文選》五臣注中認為陶詩的兩種紀年方式是陶淵明有意為之，其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保?］另一種是宋代思悅所提，認為陶淵明用甲子紀年的詩歌僅有九首，且皆為晉安帝時所作，并非作于劉宋時期，用甲子紀年只是陶淵明的一種記事方法，完全否定了前人“晉標年號，唯宋甲子”之說，影響深遠。

北宋時期，兩種觀點各自的支持者眾多、不相上下。南宋因特殊的社會環境，對“晉標年號，唯宋甲子”之說尤為推崇。湯漢以《述酒》詩為中心，極力闡發陶詩之旨微，始從陶集摒棄思悅甲子之辨，受到時人的廣泛推崇。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對湯漢的“忠憤”評語也多有引用。然而，面對這一學術爭論時，李公煥卻舍棄了當時的主流觀點，輯錄思悅的觀點，這足以見得李公煥對待此問題的傾向性。

另外，從李公煥對陶淵明詩作時間的考證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李公煥對“晉標年號，唯宋甲子”的反對。李公煥在卷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后有按語：“是時淵明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已為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保?］李公煥考證出此詩為陶淵明三十七歲時所作，時為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401），但題名中卻用了甲子紀年，顯然不符合“晉標年號，唯宋甲子”之說。同樣的，卷二《游斜川》詩前序言曰：“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保?0］李公煥也標注出了詩歌非劉宋時所作。

《箋注陶淵明集》中李公煥本人考證陶淵明詩文創作時間者不多，卻十分關注對甲子年的考證，說明李公煥并不認同“晉標年號，唯宋甲子”的觀點。

三、《箋注陶淵明集》的理學傾向

古人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雖然李公煥在注解中極力保持客觀，但從其收錄的評語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傾向。李公煥對南宋理學家之語尤為推崇，從理學的角度解讀陶詩，將陶淵明的人品和詩品都推向典范，其評價之高前所未有。如收錄真西山評語：

淵明之所作，宜自為一編，以附于三百篇、楚調之后，為詩之根本準則。［11］

宋代理學家一致將《詩經》《離騷》奉為儒家典范，這里將陶詩的地位與二者并列，將陶詩視為“詩之根本準則”，是從理學的角度將陶淵明詩文經典化，拔高了陶淵明的地位。雖然有刻意夸大的成分，但足以看出南宋人對陶淵明的推崇。

郇義飛：論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

總論中還輯錄葛立方之語：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摛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亦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12］

陶淵明領悟了“道”，所以能創作出優秀的詩文作品，同時將陶淵明自然平淡的詩風歸因于“道”，這是為陶淵明詩風找到理學上的依據。

同樣地，在對陶淵明的人格評價時，李公煥收錄的評語多用理學的道德要求解釋陶淵明的行為。如對于陶淵明的歸隱行為，湯漢作過如下評價：

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矣，惟忍饑寒之苦，而后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于古之人，余未之信也。［13］

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14］

湯漢從儒家角度解讀陶詩，認為陶淵明能夠“固守窮節”“不事異代之節”，認為陶淵明的言行符合儒家正統思想，為其詩文貼上“忠義”的標簽，在南宋時被廣泛稱頌。

此外，劉克莊稱道陶淵明不在意榮辱得失、躬耕田園的高潔品格，所以其創作的詩歌為絕唱而和寡；羅大經高度贊揚陶淵明能歸隱田園、不為外界名利所動的豪邁胸襟，稱其為“知道之士”，將陶淵明視為理想道德的代表，李公煥對這些評語都十分贊同，并將其收錄。

南宋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特殊的時期，它不同于之前的朝代更替。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南宋王朝被迫偏安一隅，退居臨安，它充斥著屈辱和退讓。民族屈辱和社會動蕩無疑給當時的知識分子以沉重的打擊。雖然李公煥在《箋注陶淵明集》中極力保持客觀，多為引用而較少主觀評價。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從箋注對象到輯錄評語的選擇，李公煥都有自己的獨特安排，《箋注陶淵明集》中評語多為南宋人評語，且大多數為理學家或者生活于東南地區的學者，無疑暗含了李公煥對南宋王朝的留戀和惋惜。引用理學家評語雖是當時社會理學思想盛行的反映，但也體現出了李公煥對這些評語的高度認同。

四、《箋注陶淵明集》的價值

《箋注陶淵明集》在體例、注解、評語等諸多方面為后世提供借鑒，影響深遠。

（一）首開陶集注本集校、集注、集評之風

《箋注陶淵明集》采用集注、集評于一體，開后世集注、集評之風，備受后人推崇。郭紹虞在《陶集考辨》一文中說：“此本之長，在于薈萃眾說，于湯漢注之外兼采蔡氏注等，開后世集注之風。宋人詩話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蔡正孫《詩林廣記》，均以薈萃見長。此書頗受其影響，兼采諸家評語，又開后世集評之風。故體例分注、評兩部分，注語加正文中，評語附正文后，即于湯漢之自抒己見者移錄文后。此則李注較湯漢注明了之處，且亦補湯注所未及者。至其所集錄總論，則又開后世輯《淵明詩話》之風，此本流行之廣，當由于此?！保?5］集注、集評于一體的李公煥注本，頗便觀覽和查閱，因而受到后世學者的廣泛推崇和借鑒。如何孟春《陶靖節集注》、詹夔錫《陶詩集注》、吳瞻泰《陶詩匯注》、馬璞輯注《陶詩本義》、陶澍《陶靖節先生集》等明清著名陶集刻本均有學習李公煥注本的痕跡。明天啟五年毛氏緣君亭刻本《陶靖節集詩》還專門設有總評和章評，清代溫汝能《陶詩匯評》在匯集前人諸家評論之后，增加自己對陶詩的評論以“愚按”出之，顯然是在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的體例上的進一步創新。

（二）注解為后世注陶提供參考

《箋注陶淵明集》的注釋詳細，為陶集注本所借鑒。元初陳仁子的《文選補遺》不僅以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為底本，而且大量借鑒其注解，甚至連《箋注陶淵明集》的遺漏、錯誤都一并沿用，由此可見《箋注陶淵明集》的影響力。明清兩代所刊陶集注本，對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的注釋也多有借鑒，明代何孟春《陶靖節集注》就在借鑒了李公煥大量注釋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增補。何孟春在跋《陶靖節集》說“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為述作家也，是故余重為整比之?！彪m然何孟春對李公煥注本頗有微詞，但他還是對《箋注陶淵明集》進行了取舍、整合。最明顯的是，他對李公煥在詩后的注解行了重新整理和分類，如果注解是針對某句詩的，則將這部分注解以雙行小字的形式附于詩句的下面。再如吳瞻泰的《陶詩匯注》、陶澍集注的《靖節先生集》等均以李公煥注本為底本，兼采其他注本編纂而成。陶澍集注的《靖節先生集》更是在李公煥注本的基礎上作了規范和補充。陶澍認為世傳陶集注本，以湯漢、李公煥以及何孟春三家最善，而李公煥學習借鑒了湯漢注本，又為何孟春本所借鑒，由此看見陶澍對李公煥注本的推崇。

此外，清代馬璞《陶詩本義》、詹夔錫的《陶詩集注》、民國時期顧皓撰《陶靖節詩箋定本》、近代古直的《陶靖節詩箋定本》、王叔岷的《陶淵明詩箋證稿》等陶集注本也參考了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的注解。今人對陶集進行校注者，也對李公煥注本有所借鑒，如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就是以李公煥注本為底本而刪去偽作，袁行霈的《陶淵明集箋注》也用李公煥注本作校本。

總之，后世直接借鑒李公煥注本、二次借鑒乃至多次借鑒的注本非常多，貫穿了整個陶集研究史，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成為后世進行陶集研究必不可少的參考注本，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影響和價值。

（三）文獻保存之功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在前人的基礎上，另又采集、輯錄大量前人對陶集的注解和評語，有四十四家一百一十三條。這些前人的注釋、評語有的已經匯編成書，尚有跡可循。但是有很多已經散佚，只能通過后人著作的引用窺探其原貌。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對于這些文獻資料的保存、流傳起到了積極作用?！豆{注陶淵明集》收錄前人未錄入的趙泉山評陶之語十七條、高元之評陶之語一條、定齋評陶之語一條、敬齋之語一條、艮齋之語一條。這些評語的保存為后人進行宋代的陶淵明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根據其在《箋注陶淵明集》評語中的相互關系推斷出生平不可考作家的生活年代。例如：《箋注陶淵明集》中記載的生平資料失傳的趙泉山評語，根據卷三《還舊居》“六載去還歸”的句下雙行小注“韓子蒼云：‘淵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丟官歸。是歲乙巳，故云六載。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韓說蓋誤?！保?6］趙泉山此處的評論否定了韓子蒼的觀點，說明趙泉山生活年代晚于韓子蒼。又據《述酒》詩中趙泉山在注中提及蔡絳，可斷定趙泉山可能與韓子蒼、蔡絳生活于同一時期或者晚于二者。由此可以斷定趙泉山的生卒一定晚于蔡絳和韓駒，因此可以確定趙泉山為南宋人物。從這一點上來說，李公煥的《箋注陶淵明集》為這些作家的生平考察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還有很多評語是李公煥注本首次錄入的，隨著《箋注陶淵明集》地位的逐漸提升而受到廣泛關注，并引發了學術思考。如評語中錄入的陶淵明與白蓮社的故事，為后世所推崇，引發了諸多思考，包括故事發生的時間、故事是否真實、陶淵明與慧遠和尚到底為何種關系等等。

李公煥之前的唐宋社會，隨著佛教的不斷興盛，蓮社的故事、傳說越來越多，《宋史》中專門設有《蓮社十八賢行狀》一卷，北宋陳舜俞《廬山記》記載了白蓮社的由來，提到了陶淵明與慧遠的交往，其曰：“時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合道，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于此?！保?7］南宋《佛祖統記》搜集大量佛教典籍進一步擴充，專門設有“不入社諸賢”，錄入了陶淵明、謝靈運、范寧三人?？梢娞諟Y明與白蓮社的交往在宋代已得到了佛教典籍的確認。但是，陶集注本以及關于陶淵明的序等各種資料中卻沒有提及白蓮社的故事。湯漢注本只是在《擬古九首》中“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18］的句下小注中說：“前四句比而興，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保?9］僅僅提到了白蓮社的名字，并沒有詳細的論述。第一次完整、詳細地描述白蓮社故事的當屬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峨s詩十二首·其六》詩后按語重點講述了白蓮社與謝靈運、陶淵明交往的故事。謝靈運才學為江左之冠，為求入社，鑿二池、植白蓮，最終因心雜未能如愿。與之截然不同的是，遠公十分渴望陶淵明入白蓮社，多次相邀，甚至不惜打破寺律，作詩博酒相待，但陶淵明寧為方外交也不愿進社。白蓮社的故事流露出陶淵明安于隱遁、不慕名利的生活志向。李公煥的注釋為陶淵明與白蓮社的交往找到了證據，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后代學者對陶淵明與白蓮社的故事大多深信不疑。此注解也被注陶家廣泛引用，甚至被寫入詩文、畫成圖畫，影響深遠?？滴跞昴珜毺每痰摹短赵娂ⅰ穼⒗罟珶ǖ陌凑Z進一步提煉、概括成一個簡短的故事。清代陶澍在《靖節先生集》中還作有《蓮社高賢傳·陶潛傳》，他刪除了傳奇性的故事情節，大大擺脫了佛教色彩而重點談論陶淵明的隱逸思想。民國時期顧皓的《陶詩發微》明知陶淵明與白蓮社的故事是“小說”，仍然選擇將其錄入。

李公煥的注解討論陶淵明詩作的時間，將陶淵明的年歲與白蓮社聯系起來，常常被年譜引用當作考證資料。如清代丁宴的《晉陶靖節年譜》用此注考證了陶淵明與慧遠和尚的關系，同時，丁宴還認為《雜詩·其五》中“昔聞長老言”中的“長老”指的是和尚慧遠。他還考證出了慧遠和尚創立白蓮社，劉遺民撰《同誓文》，有多人參加白蓮社的活動，陶淵明和遠公為方外交。此外，清代楊希閔的《晉陶征士年譜》、清代陶澍的《陶靖節年譜考異》、梁啟超的《陶淵明年譜》等等，都在“義熙十年”提到李公煥的上述論斷。

總之，不管后世對陶淵明與白蓮社的故事持怎樣的態度，不可否認的是，白蓮社的故事自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之后，成為陶淵明集中經常涉及的話題。這一話題直接影響了后世陶淵明集以及年譜的編纂，為讀者深入了解陶淵明的生平、思想提供了背景知識。

綜上，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作于湯漢注本的基礎之上，但無論是在文獻搜集還是箋注的水準上都能后出轉精，亦有自己的思想傾向，是宋元之際陶詩研究的集大成者，其體例、注釋和評語為后世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參考，在陶集箋注史上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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