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分析

莊道元 張林 馬衛

摘 ?要：?選取東南亞11個國家2008—2021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雙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及作用機制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降低了東南亞國家的貧困發生率，各國經濟的增長、政府支出的增加、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有效緩解當地貧困；（2）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通過資本形成、貿易促進、技術溢出等機制來實現；（3）基于中國企業微觀投資數據的研究發現，綠地投資與交通投資的減貧效果更為顯著。

關鍵詞：“一帶一路”；直接投資；綠地投資；減貧效應；東南亞

中圖分類號：F279.2；F1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24）01-0001-07

一、引言

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中國作為全球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一直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特別是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推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合作，支持并幫助沿線國家實現減貧發展。在共建“一帶一路”提出十周年之際，中國推動沿線國家的減貧效果如何是一個多方關注的焦點話題。

東南亞是“一帶一路”海路與陸路的交匯點，是該倡議實施的重要依托。中國在該區域建設與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效果如何是衡量“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參考依據。自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對東南亞國家投資已累計達到1167.26億美元。上述投資是否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應？其作用機制如何？有何異質性？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學術界圍繞中國對外投資的減貧效應展開了大量的理論和經驗論證，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投資能有效緩解東道國貧困^[1]。然而，近年來有少數學者從環境污染、經濟依賴等角度指出中國對外投資具有負外部性進而加劇東道國貧困^[2]?；诖?，本文選取東南亞11個國家2008—2021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雙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來實證分析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的減貧效應及其作用機制，以期驗證我國對推動東南亞各國減貧事業的貢獻，并為進一步做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貧工作及實現沿線國家繁榮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減貧的直接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是緩解人口貧困的重要途徑。第一，對外直接投資改善貧困人口的就業。一方面，跨國企業在當地投資建廠，其在生產和銷售等環節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直接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并促進貧困人口增收^[3]；另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擁有健全的員工聘用和勞工保障制度，有助于就業質量的提高。第二，對外直接投資幫助落后國家完備基建體系并改善貧困人口的生存條件。中國深化基礎設施建設，有效縮短了國家間的時空距離，加強了互聯互通并釋放了貿易潛力，進而推動了當地經濟增長^[4]。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1：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直接投資會產生顯著的減貧效應。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減貧的間接影響

1．資本形成機制

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機制有效解決東南亞國家資本匱乏的難題。首先，外商投資通過直接形成機制幫助東道國獲得資本。除母國的資本及以跨國企業為中介的國際資本直接流入東南亞國家外，企業也會將部分利潤用于子公司的擴大再生產，直接增加資本存量。其次，外商投資通過間接形成機制促進東道國資本形成?？鐕髽I對中間產品的高需求帶動上游企業發展，促使生產性投資增加和市場規模擴大；產品銷售至下游企業，幫助其優化升級進而增加資本累積率。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2：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機制發揮減貧效應。

2．貿易促進機制

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貿易促進機制擴大貿易生產需求并增加進出口企業的收益。首先，投資增加有效促進東道國進口。外來資本的流入促進本土企業生產規模擴大，增加了東道國對原材料的進口需求。其次，投資增加顯著刺激東道國出口。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充裕的勞動力吸引外國企業在當地投資建廠，直接促進原材料的加工出口。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3：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通過貿易促進機制發揮減貧效應。

3．技術溢出機制

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溢出機制幫助東道國建立生產能力，有效緩解勞動者的能力貧困。首先，外商投資通過水平性的技術溢出提升東道國行業內勞動力的技能水平，體現在競爭效應和示范效應兩方面。就競爭效應而言，跨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會打破當地的壟斷格局，促使本土企業提高生產率。就示范效應而言，中國對東南亞投資的企業均處于行業前列?？鐕髽I帶來了先進的內部管理理念，便于本土企業學習與模仿^[5]。其次，外商投資通過垂直性的技術溢出提升東道國行業間勞動力的技能水平，體現在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兩方面。就前向聯系而言，當本土企業進入外資企業的下游行業時，外資企業能為其提供高質量的中間產品，可有效控制生產成本并提高生產效率。就后向聯系而言，當外資企業進入本土企業的下游行業時，本土企業作為供貨商會獲得外資企業的技術指導進而實現技術轉移^[6]。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4：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溢出機制發揮減貧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檢驗假設1，本文采用雙固定效應模型，建立如下：

式中：被解釋變量povr_it代表t年i國的貧困發生率，核心解釋變量lnofdi_it代表t年中國對i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對數，controls_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變量，α₀表示待估計系數，α₁表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東南亞國家貧困緩解的總效應，μ_i表示不隨時間改變的個體效應，ε_t表示不因個體而改變的時間效應，λ_it為隨機誤差項。

為檢驗假設2-4，即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貿易促進和技術溢出等機制影響東南亞國家的貧困水平，本文參考溫忠麟等的研究并在式（1）的基礎上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7]：

式中：M_it代表中介變量，γ₁表示中國的直接投資對東南亞國家貧困緩解的直接效應，γ₂表示在控制了lnofdi的影響后中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效應，其余的同式（1）。本文采用逐步檢驗法，當δ₁、γ₂均顯著時，原假設成立；當δ₁和γ₂中至少有一個不顯著時，采用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抽樣法作為替補，觀察間接效應在95%的置信區間內是否包含0。不包含0說明原假設成立，反之則說明拒絕原假設。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從絕對貧困的角度出發，采用貧困發生率（povr）作為度量標準。貧困發生率是指每天收入或消費低于1.9美元（2011年國際價格）貧困線的人口比例，取值越大，說明貧困程度越高。

2．核心解釋變量

考慮到外國資本流入對東道國貧困的影響具有持續性，本文參考李婷等的研究選取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投資的存量數據（lnofdi）作為投資水平的度量標準^[8]，并在實際運用中進行對數處理。

3．控制變量

為避免遺漏變量對計量結果的干擾，本文加入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支出水平、城鎮化水平和教育水平等控制變量。數據在實際運用中均進行對數處理。

經濟發展水平（lnpgdp）。貧困人口能從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中受益，所以經濟發展水平是研究一國減貧的重要因素。本文選取人均GDP來衡量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

政府支出水平（lngov）。積極的政府支出政策能有效改善貧困家庭就業并提升勞動收入和消費水平，切實發揮貧困治理效應。本文選取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的政府支出水平。

城鎮化水平（lnurban）。張博勝等指出經濟城鎮化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既能緩解城鎮就業壓力，又能增加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工資性收入^[9]。本文選取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一國的城鎮化水平。

教育水平（lnedu）。教育在保障低收入群體穩定增收的同時也能提高貧困者的內化能力并降低返貧概率?；跀祿目色@得性，本文選取高等院校入學率來衡量一國的教育水平。

4．中介變量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選取三大中介變量：資本形成機制（lncapi），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例來衡量；貿易促進機制（lnopen），用商品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來衡量；技術溢出機制（lntso），用每萬人專利申請量來衡量。在實際運用中進行數據對數處理。

（三）數據來源與數據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變量、定義及來源如表1所示：

針對上述變量，獲得被解釋變量的基礎數據，運用插值法補齊個別缺失的數據，以被解釋變量的數據匹配各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和中介變量等數據，并進一步構建面板數據。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為驗證假設1，本文通過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方法進行回歸，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擬合優度R²值不斷增大，說明此樣本回歸模型的代表性越強。在模型1中，僅檢驗對外投資與東道國貧困之間的關系，由結果可知，投資的回歸系數為負并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投資對東南亞國家的貧困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在模型2-5中，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在模型5中，其回歸系數為-0.868，說明中國通過持續穩定的投資能夠切實有效地幫助東南亞國家解決發展困境，推動東南亞國家減貧目標的實現。該結果驗證了假設1。

控制變量的結果基本符合預期。人均GDP的估計系數為負并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經濟發展對一國減貧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近年來，東南亞各國依靠健全的經濟體系和逐漸完善的基礎設施提升了國家整體收入水平，優化了社會群體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緩解了貧困。財政支出的估計系數為負并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政府支出對東道國減貧的促進作用明顯。各國政府格外關注財政支出的效果，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開始調整支出結構、增加社會性消費的比例，在維系社會穩定的同時，增強經濟增長動能。城鎮化水平的估計系數為負并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會改善東南亞國家的貧困狀態。自亞洲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的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持續的城鎮化趨勢在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同時也帶來了就業機會、人口流動和城市消費增加等積極效應。高等院校入學率的估計系數為負并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一國教育水平的提升會對該國減貧產生積極影響。教育既提高了當地勞動者的生產技能，增強現有資源的利用效率；又有效避開了“貧困陷阱”，這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相一致。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變量

為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

第一，替換被解釋變量。在前文的研究中，選取貧困發生率來衡量東南亞各國的貧困，僅僅強調了收入對減貧的作用而忽略了發展和貧富差距等因素，因此，本文引入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一國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另外，考慮到基尼系數的測算標準不統一，本文參考陳胤默等的研究^[10]，引入基尼系數市場值（lngini_mkt）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替換變量，它是通過稅前和轉移支付前的收入計算調整的基尼系數，能更好地反映真實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上述基礎上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重新估計，回歸結果見表3的模型6-7。其估計系數均為負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的對外投資對東南亞國家的貧困和收入不平等具有顯著的緩解作用，即基準回歸的實證結果是穩健的。

第二，替換解釋變量。在前文的研究中，選取存量數據來衡量我國對外投資水平。為保證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參考肖建忠等的研究^[11]，使用中國企業對外投資（lninvest）的微觀數據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重新估計，回歸結果見模型8。企業微觀投資的估計系數為負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企業投資同樣具有促進東南亞國家減貧的效果，該結論與前文一致。

考慮到不同投資項目類型減貧效果的差異性，本文基于企業微觀數據將其分為綠地投資與非綠地投資、交通投資與非交通投資，依次作為新的解釋變量并重新回歸，得到模型9-12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綠地投資和非綠地投資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但前者的回歸系數明顯低于后者，說明綠地投資的減貧效果優于非綠地投資。這可能是因為綠地投資涵蓋了融資、建設、運營的全過程，能夠產生更高的投資乘數效應。交通投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也驗證了交通投資的減貧效應。這是因為交通投資屬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一部分，投資增加既提升了地區通達性、增強生活幸福度；又加速了地區間的要素流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另外，非交通投資的回歸系數為正，說明非交通投資的增加反而會加劇東南亞國家的貧困。這可能是因為在企業微觀數據的細分中，非交通投資涉及金融、房地產、娛樂、健康等行業，投資金額和投資次數相對較少，減貧效果可能存在著時滯性，所以，樣本區間內的回歸結果與預期不一致。

2．內生性檢驗

對外投資與東道國貧困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內生性檢驗。

第一，動態面板系統GMM法?？紤]到中國對外投資對東南亞國家減貧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本文將被解釋變量貧困發生率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并使用系統GMM方法對二者進行回歸估計，回歸結果如表4的模型13所示。AR（1）的p值為0.031（小于0.1），AR（2）的p值為0.571（大于0.1），殘差項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不存在二階序列自相關，表明估計結果有效。Sargen檢驗的p值為0.152（大于0.1并小于0.25），無法拒絕工具變量有效的原假設，即工具變量選取是合理的。通過結果可以發現，對外投資的回歸系數顯著且為負，說明結果具有穩健性，中國對外投資對東南亞國家的減貧存在一定時滯性。此外，滯后一期貧困發生率的回歸系數為正，說明減貧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當期的減貧效果與前一期存在密切聯系，在克服內生性的情況下，進一步證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第二，工具變量法。本文借鑒余官勝等的做法采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距離（lnculture）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2SLS）^[12]。文化距離越小，代表目標國與中國的文化差異越小，越有可能獲得來自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文化距離的大小并不會直接影響到東道國的貧困水平，故能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與相關性要求。模型14第（1）列是采用工具變量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可以發現，culture*lnofd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文化距離與對外投資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第一階段F統計量大于10，拒絕了弱工具變量假設。第（2）列為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可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南亞國家貧困水平的影響依然顯著為負，說明在使用工具變量緩解內生性問題后，本文的結論仍然成立。

（三）機制檢驗

根據上文的理論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南亞國家貧困的影響主要通過資本形成、貿易促進和技術溢出等機制發揮作用，這里將逐一檢驗三個中介效應是否成立。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模型15中，對外投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能有效促進東南亞國家資本形成規模的擴大。模型16中，解釋變量lncap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一國資本規模的擴大能夠顯著降低貧困發生率，這說明資本形成在緩解東道國貧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引入lncapi這一中介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γ₁（-0.713），與基準回歸模型5中的回歸系數α₁（-0.868）相比，系數絕對值下降了1/6左右，這印證了資本形成確實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東南亞國家減貧的一個重要渠道。就國際直接投資來看，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金額從2008年的65.5億美元增長至2021年的1436.8億美元，大量物質資本積累彌補了國內儲蓄無法滿足投資增長的需求，為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提供永續動力，促使生產要素得到高效的分配和利用，達到了減貧效果，因而驗證了假設2。

模型17的回歸表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顯著促進了東南亞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同時，模型18中解釋變量lnopen的回歸系數為-4.123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一國進出口貿易水平提高1%，東南亞國家的貧困發生率會降低4.123個單位。在引入lnopen這一中介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絕對值也低于α₁的絕對值，意味著中國對外投資通過促進當地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來緩解東南亞國家貧困。自“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投資貿易合作一直是建設重點，東南亞作為輻射地區之一因此獲益。貿易壁壘的消除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升降低了貨物的出口通關成本，加深了東南亞國家與周邊地區的聯系。貿易活動的高效率進行，促進東南亞國家市場規模的擴大，實現經濟增長并顯著緩解貧困，因而驗證了假設3。

模型19中對外投資的回歸系數為0.250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中國的對外投資越多，越有助于提高東南亞各國的技術水平。模型20中解釋變量lntso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技術水平和創新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東道國減貧。在引入lntso這一中介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性水平明顯降低，系數絕對值也從原來的0.868下降至0.654，證實了技術溢出效應是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發揮減貧效應的有效途徑之一。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在對外投資的同時也為東道國帶來了先進技術和創新成果。以泰中羅勇工業園為例，國內新技術和新材料企業的入駐，不僅彌補了泰國當地相關產業空白，推動當地產業結構提升和科技創新水平提高，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還推動了技術擴散，提升雇員的勞動技能和企業的科創水平，使減貧成果惠及東道國全體民眾，因而驗證了假設4。

五、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2008—2021年東南亞國家的面板數據，從理論和實證兩個維度分析了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及其作用機制，得到如下主要結論：（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降低了東南亞國家的貧困發生率。在替換變量、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以及選用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文化距離作為工具變量處理內生性問題后，結論依然保持穩健。（2）一國經濟增長、政府支出增加、城鎮化進程加快和教育水平提升均能顯著緩解東南亞國家的貧困。（3）基于企業微觀投資數據的研究發現，綠地投資和交通投資的減貧效果更顯著。（4）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貿易促進、技術溢出三大機制發揮減貧作用。

（二）政策建議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各國應當摒棄成見，在“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框架內，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不斷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2）中國應繼續強化國家間的投資合作，號召企業“走出去”，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國際減貧合作進程。（3）各國政府在減貧過程中要注重經濟增長、政府公共支出、城鎮化和教育投入等因素的積極作用。（4）東南亞各國的減貧階段存在顯著差異，在發展方式的選擇上也應具有針對性。落后國家應注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相對發達國家應注重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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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uang?Daoyuan， Zhang?Lin， Ma?W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11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2008 to 2021， and uses the dual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O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s OFDI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in each countr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local poverty; （2）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 realized through capital formation， trade promotion，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other mechanisms; （3） Based on the micro-investment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greenfield investment and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have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overty reduction.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irect investment; Greenfield investme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South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