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回屯京旗生活述論

魏影

[摘 要] 為解決駐京八旗的生計問題，清政府曾于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幾朝移駐京旗滿洲閑散回屯至東北地區的拉林、阿勒楚喀、雙城堡、呼蘭從事屯田活動。為了使這些京旗更好地適應回屯生活，在乾隆朝移駐初期，清政府給予京旗優厚的待遇，出發前發給置裝銀，到屯后發給立業銀，用于采買衣服、籽種、農具、車輛和碾磨等，但由于京旗素來不知節儉，銀錢到手隨即蕩盡，為此，嘉慶、道光時期，清廷改變了對回屯京旗的管理模式，其所用器物均由吉林地方事先代為準備。此外，京旗到屯后所需的米糧、庭院和住房等也都事先配給齊整，并在回屯區內建有相應的水井、街道、橋梁、驛站等基礎設施。京旗的到來加強了東北與中原地區的聯系，種植棉花和養蠶等技術相繼傳入東北地區，加速了東北地區的開發。

[關鍵詞] 清代；回屯京旗；京旗生活

[中圖分類號] K24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6-2991（2024）02-0001-08

為解決駐京八旗生計問題，實現旗人回歸故土、長養子孫的目的，清政府從乾隆初年開始，歷經嘉慶、道光兩朝，直至光緒朝，運用官方權力和財力組織實施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移民舉措，史稱“京旗回屯”。具體而言，乾隆九年（1744）和乾隆十年（1745），清政府分別移駐750戶、250戶京旗閑散滿洲回屯至吉林將軍所轄的拉林地區（今黑龍江省五常市拉林鎮），共建12所屯莊；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每年移駐500戶，共計2000戶京旗滿洲閑散回屯至阿勒楚喀的海溝、洼渾、西溝、霍濟墨四地（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每地建置8所屯莊；嘉慶十七年（1812），清政府再次下令組織3000戶京旗滿洲閑散回屯至雙城堡（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雙城區），但最后移撥到位的京旗僅為698戶；光緒十年（1884），清朝移撥京旗滿洲閑散9戶至黑龍江將軍所轄的呼蘭（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對于這一持續一百多年的政府性移民問題，目前學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1，但因史料闕如，回屯京旗的生活問題并未見詳細論述。本文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漢文檔案及其他相關史料對回屯京旗的生活狀況進行梳理分析，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回屯京旗的衣服器用等物

乾隆初年，國庫財力豐裕，清廷給予回屯京旗的各項待遇都極其優厚，其衣服器用等物均由朝廷發放銀兩自行置辦。乾隆九年，在京旗移駐籌備之時，清廷即規定，“啟程之前，每戶宜賞銀五十兩，用以置裝；啟程之時，照例撥給口米、馬料外，另給車各二輛；到彼之后，每戶再賞銀三十兩，用以立戶”1。比照清代八旗官員的俸祿標準，這筆賞銀可謂是備極隆渥2。雖然在后來的具體移駐過程中，每戶80兩賞銀的數額未變，然而，由于清廷擔心這些京旗素來不知節儉，在備置車馬、衣服等物時極有可能支用過度，到屯后反將無銀可用，遂將在京應發的50兩置裝銀改為30兩；到屯后應發的30兩立戶銀改為50兩。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變更極為必要。因為很多京旗行至盛京（今沈陽）便已將出京時發給的30兩銀子悉數用盡，無法繼續前行，負責護送的拉林副都統巴爾品無奈之下只好動用原本準備至拉林再行發放的50兩，每戶先發放5兩，才使京旗得以繼續前行。當回屯隊伍行抵吉林將軍首府吉林烏拉時，為購買家用器物，巴爾品又發給每戶15兩立業銀。抵達拉林后，為立家業，巴爾品又發給每戶15兩立業銀，剩余的15兩立業銀暫存于拉林副都統衙門庫內，于來年春耕之時再行分給。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自清朝定鼎中原之后，旗人生活的一切所需均由國家供給，他們早已養成了不知撙節，奢侈成性的陋習。

這些京旗到達拉林后，仍是積習難改，不足一年的時間立業銀兩便被漸次用完。為了維持這些回屯京旗的生計，乾隆十年，巴爾品不得不向朝廷奏請發給回屯京旗每戶每月銀一兩，以補衣用等項。幾經反復，清廷最終批復，每年再撥帑5000兩白銀用于回屯京旗“采買奴仆、置辦牛具及應行酌量補貼之處”3，即每戶京旗每年給銀5兩。雖然這筆帑銀主要用于“采買奴仆、置辦牛具”，但其中“應行酌量補貼之處”則給了巴爾品更為靈活的使用權限。根據檔案可知，其中用于京旗衣服器物上的花費有：“時至五月，滿洲內尚有不得單衣者，經核查后，于八旗極為困難之二百八十三戶，每戶買給大白布二（匹），用銀四百七兩五錢二分”，“冬令滿洲無皮襖者甚多，有的雖有一衣遮體，但子女厚衣不足。經核查八旗無皮襖者五百六十人，遂派官赴吉林烏拉、阿勒楚喀采買粗羊皮襖五百六十件分給之，用銀八百九十四兩九分”，“為給未得皮襖之四百三十三人之子女添置衣服，每人分給七錢七分五厘有零，用銀三百三十五兩八錢九分”4?？梢?，這5000兩帑銀用在貼補衣物上的費用竟然高達1637兩5錢。這一方面是由于拉林地區較京城寒冷，回屯京旗多為貧困之家，冬衣準備不足，更主要的是由于剛開辟的回屯之地所種糧食尚且不足，根本無法種植棉花，更無法織出棉布，所有衣物均需用銀采買。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四年，在2000戶京旗移駐時，清廷同樣規定京旗起程時“支整裝銀三十兩，沿途支給口糧、喂馬草束、車價。到彼支給立產銀五十兩”[1]238，其他所用籽種、農具、車輛、碾磨、喂牛草豆等物，以及蓋造收糧倉房，均照之前回屯1000戶京旗之例辦理。

嘉慶和道光時期京旗回屯雙城堡時，由于朝廷財政困難，更重要的是為了應對京旗銀錢到手隨即蕩盡的陋習，清廷改變了對回屯京旗的管理模式，其所用的器物均由吉林地方事先代為準備，每戶配給“耕牛二條、牛樣二個、籽種谷一石、木輪車一輛（繩套全）、犁杖一副、犁碗子一個、千斤一副、懷爬信子一個、鏵子一條、鋤頭一把、鐮刀一把、镢頭一把、大斧一把、鐵鍬一把、順鋸一把、錛子一把、鍘刀一把（二人合使）、石磙子一個（二人合使）、碾子一盤（四人合使）、石磨一盤（四人合使）、喂牛木槽一個、喂牛黑豆二市石、喂牛草五百束、大小鐵鍋二口、水桶一副（扁擔全）、木锨一把、大缸一口、水瓢一塊、盆子一套、碗四個、盤子二個、鐵勺一把、木勺一把、菜刀一把、案板一塊、笊籬一把、席子三領、大簸箕一個、笤帚一把、口袋二個、竹箸一把、油燈一盞、水柜一頂、條桌一張、杌凳二個、木炭二百斤、火爐一個、小米二十石（合倉石五石）、家雞四只、小豬二口、食鹽十斤、蘇油十斤、盤費錢十千、鐵火箸一副、咸菜十斤”[2]43-44。以上這些器物均由吉林將軍在備用銀兩項下動支。

此外，由于移駐的京旗閑散多為赤貧，加之本身又不諳耕種，初到此地，基業未立，生活不免拮據。道光六年（1826），清廷規定，“每年十二月內每名賞錢十二千文，以為添補農器、衣服之用”1。按照當時的市價1兩白銀可兌換制錢2400文，這“十二千文”就只有半兩白銀，扣除物價上漲等因素，比照乾隆朝每戶給銀5兩，相差很多。當時清廷還規定“每名只給五年，以后各習慣種地，毋庸再給。嗣后陸續裁減”[3]164。但翻檢史料，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此筆費用非但沒有裁減，反而不斷增多。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雙城堡的每戶京旗又可額外領到京錢30吊，一般是在頭年十月內“放給一半，俾及時添補衣履”2。政府一再貼補京旗生活所需，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清政府施行的回屯舉措并未完全實現讓京旗自食其力的最初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京旗的到來，種植棉花和養蠶等技術也相繼傳入東北地區。早在乾隆六年（1741），清廷先期派遣大學士查郎阿等人到東北相度移駐之地，他們曾見到威遠堡邊門以東一帶“除棉花外，凡谷麥、雜糧俱可耕種”3，這說明乾隆初年東北地區仍無棉花的種植，然而到嘉慶末年，在今遼寧鐵嶺地區棉花開始獲得豐收，甚至出現了“南客攜數萬金至彼販運”[2]204的境況。不過，此時雙城堡回屯區內的廣大屯墾官兵穿衣用布仍需至直隸、山東等地販運，為此，深知“十畝之谷，不敵一衣之費。終歲之勤，不得三冬之暖”[2]204的吉林將軍富俊在路過鐵嶺時，便購得棉籽，于官署之后園試種。之后，在雙城堡屯田過程中出力最多的謫官王履泰又帶來了《棉花圖說摘抄五則》一書，其內容包括棉花的種植、汲灌、鋤苗、摘尖和采桃，其法甚詳。富俊立即派人再次赴鐵嶺購買棉籽，并于道光元年（1821）將此植棉法公布于眾。同時，他要求自“道光二年始，各旗將每牛錄所管旗人、各廳將每鄉約所管民人，每年種植棉花若干晌，于秋成后分別具報。惰者罰之，其勤而有功者將奏之朝廷，加以獎勵，小則給以匾額，重則賞以官爵。享其利且榮其身”[2]205。富俊之所以熱衷種植棉花，除棉花可以解決回屯地區兵民的穿衣問題外，還因植棉之利大于種谷，“種谷每晌收五六石以上，價每石一千五百，計之不過得市錢十吊。種棉每晌最少收凈花六七十斤，以中價每斤三百計之，值市錢二十吊上下”[2]205。另外，“棉植打尖、摘桃，一家婦子皆能為之。且棉籽可以打油，其利倍，其事亦甚便”[2]205。

此外，富俊還在回屯地積極發展養蠶業。嘉慶和道光之際，奉天的桑蠶業很發達，此時的吉林卻無放蠶之家，原因就在于旗民不敢私占山場，恐怕觸犯禁例。為此，道光元年富俊特意頒示曉諭：“無論旗民，俱準踩覓放蠶山場，開明四至，旗赴旗官，民赴民官，呈明具報委員查勘無礙者，本將軍、副帥發給印照，準令放蠶，永免租課，以廣農利?！盵2]207隨后，富俊又派王履泰專門督率勸課雙城堡屯丁于隙地種植柘樹，教以蓄蠶織繭。然而，因養蠶較種地為易，隨之出現了回屯京旗等“多有情愿赴山養蠶，屯丁紛紛搖動”[2]173的現象，為此官府又不得不對此加以限制，“撥給兩丁蠶場，應令其具結開墾二十晌地后方給放蠶執照”[2]173，以免舍本逐末現象的發生。在富俊的倡導下，雙城堡的植棉養蠶業逐漸發展起來，當地的旗民開始穿上家織的土布和絲綢衣服。

二、回屯京旗的飲水與口糧

水是生命之源。大量京旗來到東北大地進行屯墾，人畜用水量極大，為此，在歷次的京旗移駐過程中，清廷和地方官員都非常注重供水設施的建設。乾隆七年（1742），清廷在制定京旗移駐預籌事宜時，即規定“每村宜挖井四口”1。乾隆十八年（1753），吉林將軍傅森與拉林副都統滿福等在為京旗回屯選擇地點時，特意強調“其井挖四五丈至十丈不等出水”2。在滿文檔案中也時?？吹皆诰┢斓絹碇?，官府必先將所用之井挖好的記載。如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初八日，洼渾地方官府即已將明年移駐五百戶京旗的“八個村屯每屯計井四口，共計三十二口，均已挖得”3。

在雙城堡京旗到來之前，先由吉林、盛京等地的東北旗丁將生地墾成熟地，而這些旗丁是逐漸到雙城堡的，因此，當地的水井也是逐漸增多的。如《皇朝政典類纂》載，挑派吉林、奉天旗人三千戶為屯丁，“分中左右三屯，為百二十屯，每屯鑿井二，每井給銀十八兩”4。但在《雙城堡屯田紀略》中則記載，最初籌備屯墾方案時定每屯挖井一眼，三十人共用一眼井。[2]39后因每屯屯丁多至一二百丁，再加之官給耕牛及自養驢馬需要飲水，往往不敷使用，于是，“每屯增添井一眼，以裕食用”[3]150。道光三年（1823），因為京旗的到來，每屯再添兩眼井，這樣，雙城堡同拉林、阿勒楚喀一樣，每屯有井各四眼。之后，再未見有增添井眼的記載。

在口糧方面，由于京旗初來乍到，地方官府撥給一定的口糧。不過，在不同時期亦有所變化。750戶京旗于乾隆九年十月到達拉林地區后，按照清廷行糧標準，“以每戶七口計，每日每口發米八合三勺5，按各自到達之日起計，發給一年整十二個月口米”6，以使京旗能食用至第二年秋收。移駐阿勒楚喀的2000戶京旗均于每年二月份到達，所以最初定“每戶以七口計，每口每日給米八合三勺，以伊等到達之月起，至秋收共給八個月口米”7。據檔案可知，在京旗到來之前，海溝八屯先期僅收獲“谷一千六百七十一石零六斗，稗子四十九石七斗，蕎麥八百二十九石二斗。以上三項糧谷，共計二千五百五十石五斗”8。其墾地所獲之谷物遠不能滿足回屯京旗的日常所需，為此，地方官員不得不詳細查明京旗的實有家口數目，發現“七口之戶極少”1，遂決定嗣后移駐之京旗皆宜按實有家口計給口糧，不足之處再從拉林倉儲內動支撥給。嘉慶、道光時期，雙城堡京旗每戶到屯后支給“小米二十石（合倉石五石）、家雞四只、小豬二口、食鹽十斤、蘇油十斤、盤費錢十千、鐵火箸一副、咸菜十斤”[2]44。光緒十年，九戶回屯京旗出邊抵北團林子時，每戶也“籌給小米一石，高粱米一石，粳米五斗，秫秸一千捆，足供半年之用”[2]249。通過這些口米等日用品的發放配給也可以看出清朝對回屯京旗的待遇每況愈下。事實上，這一趨勢與清王朝的衰落相一致。

三、回屯京旗的庭院住房

安居方能樂業，為了京旗的到來，回屯地先期進行了房屋的建造。乾隆七年，清廷派遣欽差戶部侍郎三和、副都統巴靈阿、寧古塔將軍鄂彌達等共同前往拉林、阿勒楚喀地區進行詳細勘查。首先是移駐地點的選擇。他們發現拉林河口東岸一帶地方寬廣，土地肥沃，森林繁密，野獸眾多，魚蝦豐厚，于是決定將移駐拉林地區的1000戶京旗安設在此，以津口為中心順河道劃分左右翼編設十六屯，“左翼四旗自津口迤南編設八個村屯，將右翼四旗自津口迤北編設八個村屯”2，并預計為此等前來之1000戶京旗建造房屋約需時兩年。其次是關于墾地、蓋房情況?！耙岂v滿洲應給之地宜在各屯丈量撥給”3，至于總管、副都統府邸衙署，宜位居兩翼村屯之中，建于高阜之地?！肮鸲婚g，副都統住房三十六間，地十二頃；協領住房十八間，地八頃；京城移駐之一千滿洲住房五千間”4。其建造門窗、覆蓋房頂等匠役價銀，“宜照三兩三錢開工，竣工之時，將實用銀兩數目由該將軍衙門造冊報部核銷”5。最后是建房所需木植茅草的備辦。此項任務應就近擬派建房之伯都訥兵丁300名、三姓兵丁300名于本年十月前往拉林河源處伐木，待來年冰融之時，順拉林河流即可送至建房之處，其茅草即令在拉林津口一帶割刈。至于這些人員的待遇，清廷規定官員“不支糧米，每人每月發給鹽菜銀各二兩；兵丁每人每日糧米、鹽菜折給銀各三分”6。到乾隆八年（1743）時，兵丁已“將應建之副都統衙署、住房，協領住房及千名滿洲十六個村屯，共計五千八十一間住房之木植俱已砍伐，其中七個村屯房木，已從山內拉至建房之地，二個村屯房屋業經搭蓋茅草”7。但因天氣已寒冷，故自九月初一起所有工程俱停。第二年，由于將全部兵力投入墾地當中，因此，只在八月底前建完了副都統衙署、住房及協領住房，于九月初建造完成了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正藍等6旗12屯莊750戶之房屋，如此則房屋不敷原定1000戶回屯京旗的居住，所以，乾隆九年只能移駐六旗的750戶京旗回屯至拉林?？梢哉f，住房問題是乾隆九年未能一次性移駐1000戶京旗的根本原因，這在現有的官書中均無記載。

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四年移駐京旗閑散回屯至阿勒楚喀時，按照計劃，每年春季二月啟程，前一年須將墾地、住房等項備辦齊全。此次京旗最先移駐地點是海溝，籌備工作始于乾隆十九年（1754），十二月開始砍伐建造副都統、京旗閑散滿洲住房和建倉的木植，至次年正月已悉數伐得。因為當年冬季雪小，故事先俱將大的木植用爬犁挽運至建房處。此外，又派工匠前往山里將尚未拉運之檁子、房梁、椽子等細小木植經過加工后，用車運至建房處。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添補的副都統所住官房36間、500京旗滿洲住房2500間均已建成，并驗收合格。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初八日，洼渾地方即已將第二年移駐的500戶京旗住房建完，且驗收合格。乾隆二十一年十月開始砍伐木植建造西溝八屯京旗住房。次年十一月，其2500間房屋丈尺合式，建造堅固，房頂茅草亦厚1。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二十四日，霍濟墨八屯建房所需之木植皆已砍伐完畢，因“設屯之處靠近窩集，且本年雪厚，年前均能全部運至”2。次年十月二十五日，建成了必備的2500間房屋，并都達到了居住標準。

嘉慶、道光時期，京旗到達雙城堡后，他們生產和生活所需的土地、農具和房屋等，均由朝廷代為準備。其中“每戶給房一所計四間，每間寬一丈，進深二丈。墻壁上截外磚內坯成造，草苫房頂。院墻十一丈寬，二十丈長，泥垛砌造”[2]43。光緒十年，移撥京旗之時，只有鑲黃、正紅、鑲紅、鑲藍等四旗10戶、共28口愿往，后因鑲黃旗玉安佐領下護軍興保病故，因此，實際前往呼蘭者僅9戶、共26口。為這9戶京旗建蓋房屋等事項具體由北團林子協領常德及奉派安插京旗修理房間委員佐領音登額置辦。修建的院墻“高五尺五寸，根寬三尺，每戶墻長十六丈，寬十五丈。共計十戶，修墻四百八十三丈”[4]182。

四、回屯區內的道路交通

交通設施是一個社區必不可少的設施之一，出于戰爭需要，清代歷來注重交通設施的修筑。京旗回屯區內的交通設施主要包括街道、橋梁、驛站等，其交通工具主要是牛車。

由于史料闕如，我們不能對乾隆朝回屯地區的街道建設作詳細的論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其房屋、院落、水井均為官府置辦，因此居民區的街道必定是整齊劃一的。在雙城堡三屯初設時，官府規定居民區“每屯街一道，寬五丈。巷一條，寬三丈”3?？梢?，回屯區的街道寬闊筆直。如果所建房屋占道，就要拆毀重建，以確保街巷的整齊。道光元年，查出中屯房屋原定基址東西不平，南北不直，有礙京旗房屋的修建，為了避免影響街巷的平直，官府最后決定將這些屯丁的地基拆挪。[2]157-158此外，在屯與屯之間，每戶屯丁的份地之間，也都留有足夠的荒地作為車道。如在雙城堡屯田之初，官府即規定荒地不得連段開墾，屯丁要在自己的份地四面釘樁，“橫直俱留六尺，荒隔一條”[3]149作為車道，并且在各屯周圍挖溝壑，留有四門，不可攔門橫垅天地，而應“按門留寬車道”[2]203，以方便秋收拉運禾稼及來往車輛的通行。

橋梁的修筑主要是由于在回屯地內有一些葦塘溝，遇到雨天，溝內積水，路人行走、拉運莊稼都十分不方便，為此必須建橋，一般由協領先期調查橋座孔數，并估算所需銀兩，上報后再為修建。

驛站是京旗回屯地另一重要交通設施。由于京旗回屯使得公事較前倍增，文移絡繹。乾隆九年七月，“于拉林多歡、蒙古邊卡兩處，各設一站，每站壯丁各十名，筆帖式各一員，領催各一名”[5]842。蒙古卡倫站向南80里接登伊勒哲庫站，又稱登格爾者庫站，即秀水甸子，兩站間相距70里，后向北不斷延伸，到道光初年又先后設立了3站，即拉林多歡站東北70里的薩庫哩站、65里的蜚克圖站、82里的色勒佛特庫站，其中薩庫哩站“一作沙克哩站，俗稱二道河子站，在拉林多歡站東35公里，北11公里至阿勒楚喀城”[6]56。蜚克圖站，“在阿勒楚喀城東北30公里，靠蜚克圖河”[6]56。色勒佛特庫站，“亦作塞勒佛特庫站，俗稱枷板站。在阿勒楚喀城東北150公里，與三姓副都統界內的佛斯亨站隔松花江相望”[6]56。

雙城堡初設時并無驛站，往來公文全憑兵力遞送。道光五年（1825），因公務繁多，吉林將軍富俊奏請添設驛站?！盎I議于吉林所屬西北兩路三十八站內通融，抽撤宮馬十匹，牛十只，連倒斃、草豆銀兩，一并撥給，仍歸北路監督管理。并據該監督呈報，周近各站窮丁內情愿移駐雙城堡者七戶，照各站設筆貼式一員，即于雙城堡協領處辦事貼寫內挑補，僅給俸米，仍食原餉。由北路站外郎內揀放委領催一名，外郎一名，五年后，遇各站領催缺出撥補。站設于雙城堡南門外，以便牧養，于閑荒內每站丁撥給地二十晌，以資養贍。所有站房及站丁，每戶房三間，以及柵槽鞍轡器具、打井等項，籌款捐辦，不動公項”[3]160-161。這樣，在伯都訥與阿勒楚喀城之間拉林多歡站西北35公里處又增設了雙城站。

近代以來，東北地區邊患日急，清廷不得不在東北邊境布防重兵，這樣“既可屏蔽內地，維護自身安全，亦可伺機主動出擊，對敵對方構成壓力”[7]。這就使得該地區文報日繁，以往由卡倫代傳軍報的情況已無法維持，增設驛站成為急務。光緒七年（1881），經吉林將軍銘安奏請，官府將原來阿勒楚喀城東北65公里處阿勒楚喀圍場界內之腰站擴建為葦子溝站，此站位于蜚克圖站與色勒佛特庫站之間。[8]133

以上這些驛站統歸金珠鄂佛羅站監督管轄。每站每年各支廩給銀500兩?！胺柴Y驛差員，照勘合應付官員一品至九品，每站發廩給銀自一錢二分至一錢八分為止。兵每站給口糧銀六分，一年應付之數約不過五百兩，六月題銷。又例于馬十匹內歲補三匹，牛十頭內歲補四頭，每馬給銀九兩，牛給銀七兩，統歸六月題銷。馬一匹歲領草豆銀十八兩，牛一頭歲領草豆銀十二兩，秋季報銷”[3]44。這些交通設施的修建不僅方便了屯丁與回屯京旗的生活，而且加強了回屯地與其他地方之間的交往，對北連黑龍江，西通內蒙古，南接遼寧，乃至加強整個東北與中原地區的交往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五、結 語

從清政府的初衷來講，用一百多年的時間歷經乾隆、嘉慶、道光、光緒等幾朝，花費大量帑項將京旗滿洲閑散移駐回東北地區的拉林、阿勒楚喀、雙城堡、呼蘭等地進行屯田，就是想從根本上解決那些在京無職無業的滿洲八旗閑散的生計問題。然而，通過各種史料考察京旗到屯后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清政府對被視為國家根本的京旗備極隆渥，移駐初期其衣服、器用、飲用水井、口糧、庭院、住房等均由朝廷置辦，不可不謂齊備，但是，隨著安家、立業等銀兩漸次用盡，部分京旗仍然生計困難。不過，如果單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則清代的京旗回屯舉措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事件。這主要是由于此種舉措一方面可以將京旗繼續置于八旗制度的束縛之下，同時也給了他們一個歸田務農、自食其力的機會，應該說，這是從根本上解決京旗滿洲閑散生計問題的唯一現實而又可行的辦法。后來的事實亦證明了確實有相當部分的京旗子弟及其后裔留在了回屯地，靠自己的雙手解決了生計問題。他們生活上的這一變化，對在京旗人亦頗有影響，道光年間“京旗閑散人等，咸知雙城堡安居樂業，愿往者日漸增多”[9]14。至同治年間，“昔年疊次移居雙城堡及拉林地方旗戶，至今長養子孫，稱為樂土”[10]366。時至今日，拉林、雙城等地的八旗村屯絕大多數仍是名稱未變，呈現出一派人丁興旺的景象。

[參考文獻]

[1]王晶.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文化[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1.

[2]王履泰.雙城堡屯田紀略[M]//李澍田.長白叢書（四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薩英額.吉林外紀：卷10[M]//李澍田.長白叢書初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代黑龍江歷史檔案選編（光緒八年—十五年）[G].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5]中華書局.清高宗實錄：卷221[Z]//中華書局.清實錄：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6]阿城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阿城縣志[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

[7]王孝華，劉曉東.渤海德里府、德里鎮與邊州軍鎮設防問題考[J].中州學刊，2022（7）：125-130.

[8]吉林郵電管理局文史辦.吉林郵驛[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9]中華書局.清宣宗實錄：卷92[Z]//中華書局.清實錄：第3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10]鄭毅.東北農業經濟史料集成：第2冊[G].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On the Life of Beijing Bannerman Returning to Villages in 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o solve the livelihood problems of the Eight Banners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Emperor Jiaqing， Emperor Daoguang and Emperor Guangxu， the Qing government moved? Manchuria in the Beijing Bannermen to Lalín， Alechuka， Shuangcheng District and Hulan. In order to make these Bannermen better adapt to the life of returning to the villag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anlo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gave the Bannermen preferential treatment. Before setting out， the Bannermen were given money， and after arriving at the village， they were given silver for the purchase of property， for the purchase of clothes， seeds， farm tools， vehicles， grinding and other equipment. Because these Beijing Bannermen had never known frugality， the money in hand was soon gone. For this reason， Jia Dao period， the Qing government changed the management mode. All the implements were prepared in advance by the local people in Jilin. In addition， the rice， courtyard， and housing needed by Beijing Bannermen were allocated in advan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 such as wells， streets， bridges， and courier stations were built. The arrival of the Beijing Bannermen strengthened ties between the north-east and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It had not only led to the spread of cotton and sericulture to the north-east， but also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Beijing Bannerman returning to villages；Beijing Bannermans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