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經筵講義特點及影響賾談

陳汶文　甘桂琴

【導讀】經筵是中國古代專為帝王講經論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經筵制度是一種兼具教育、政治與禮儀功能的制度，而經筵講義是這種制度下的產物。本文以楊時的《論語》講義以及《尚書》講義為例，對楊時在經筵講義中所闡發的儒家思想進行總結，并以此為切入點探究宋代經筵講義的特點及影響。

經筵即經書講席，是中國古代專為帝王講經論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經筵講官身份特殊，既是講讀者又是傳道者。為了增加講授的可行性，經筵講官會將經典文本從書面語編為口頭語，形成文本講義，即經筵講義。經筵制度是一種兼具教育、政治與禮儀功能的制度。因此，從經筵制度形成的文本講義——經筵講義這一視角入手，可以很好地窺測經學時代對經典含義自上而下的發揮。

近二十年來，關于宋朝經筵制度和經筵講義的研究比較多，但研究多以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朱熹《朱子經筵講義》為研究對象，或是從宏觀的角度對宋代的經筵講義進行數量、內容上的整理，再進行總結與歸納。而本文則以楊時所作的《經筵講義》為例，概述其中所闡發的儒學思想，并借此分析宋代經筵講義的特點以及經筵講義會對當下及后世產生的影響。盡管在現存的文獻資料中，他的講義僅有《尚書》及《論語》講義流傳下來，但窺一斑而知全豹，仍可憑此來總結宋代經筵講義形成的背景、特點及影響。

一、宋代經筵講義興起的背景

（一）經筵的緣起

關于經筵的緣起，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早在漢、唐時期，古代帝王便已設置了御前講席。有學者認為最早的經筵制度萌芽于漢宣帝時期的石渠閣會議，并把漢代的石渠閣會議和白虎觀會議作為經筵制度之始。但清代學者秦蕙田對這種說法進行了反駁，認為漢代的石渠閣會議和白虎觀會議是經筵有固定場所的開始，至少在周武王時期已經有類似的儀式存在。若是從經筵內容的角度出發，經筵所講的“經”一般指儒家經典，而在三代時期儒家經典仍不能稱之為“經”，所以經筵的出現只能在“經”“史”成立以后，至少得在秦漢以后。學者張帆從經筵性質的角度出發，認為在漢代的石渠閣會議和白虎觀會議等會議中，皇帝并不是以學生的身份受學，作為召集者，將儒臣召集起來集體討論經義。因此，張帆認為漢代的經筵只有教育帝王的功能，缺乏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性質，不能算是真正的經筵?？偠灾?，雖然古代帝王的御前講席早在漢、唐已有設置，但是史學界一般認為“經筵”之稱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的，開經筵聽講義是宋代皇族的“祖宗家法”。

（二）經筵講義的形成

宋朝在承襲漢、唐舊制的基礎上，形成了相當完善的經筵制度。主要表現為：第一，講官常設。常設的講官有“侍講”“侍讀”“崇政殿說書”等官職，專門主管機構稱“講筵所”，并制定有專門的《講筵儀》；第二，講期固定。講期大致在一年中的二月至端午日，八月至冬至日；第三，有專門的制度和儀節。宋代經筵不僅有“會講”和“日講”，還包括進呈講章等皇帝需要學習的內容。

講義的內容廣泛，學習的書籍教材既有儒家經典、道家經典、前朝政治書籍或史書典籍，也有本朝的政治書籍。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有：第一，宋代帝王重視對經旨義理的體悟，還體現出對經筵官義理解經的偏好。宋朝開國以后，帝王勤學好問，希望從上古圣賢帝王的故事中獲取為君之道和治國之要的啟發，君主自己也學習經學典籍，這促進了經筵制度的完善與帝學的興盛。第二，士大夫經筵講義注疏的進呈。宋仁宗之前，經筵官講學只是口述，沒有文字的記錄。至寶元二年（1039年），開始出現經筵官撰寫講稿或記錄進呈的記載。宋仁宗為了方便學習，要求經筵官將口述的內容整理為“經注具疏”的形式進呈。第三，經筵官由尊“注疏”的學術風尚向尚“義理”的學術風尚轉變。宋朝重視文教，統治者全面推行文治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這極大激發了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以及積極參與國家和地方事務治理的責任意識。這樣一來，就促進了傳統章句訓詁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變。

經筵的講稿則為經筵講義，出現在北宋元豐年間，是適應帝王欲通經史而明治道需求的產物。與這種帝王教育相適應的新經學體例，也是當時學術轉型的結果，并廣泛運用于經筵講學之中。經筵講義為士大夫借助經史義理的詮釋從而影響帝王與政治的行為提供了契機。

二、楊時《經筵講義》中闡發的儒學思想

宋朝時，儒家學者在繼承先秦孔孟道統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以佛學本體論的思維模式建構思想理論體系，形成了宋代理學。楊時師承程頤、程顥，倡二程學術思想，曾多次在經筵侍講。但是根據現存的文獻資料，楊時所作的《經筵講義》只有《尚書》及《論語》講義流傳下來。盡管如此，流傳下來的篇章也足以供我們分析楊時所闡發的儒學思想。

其一為進德與修身。子貢將孔子的修養準則概括為溫和、善良、恭敬、節儉、忍讓五種德性。楊時認為，這五種德性不是靠簡單的表面功夫就能養成的，更多是靠自己的體悟和長期的實踐。溫和指人的性情溫和、溫厚，待人處事就像水一樣，恰到好處；善良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恭敬指處世莊重、思慮周全。一個人平時向他人展示的精神面貌是不可能長期偽裝的，而這樣的精神面貌也不可能通過短期的培訓而成就。

楊時在講義中也就君子應該如何進德修身這一問題進行了闡述。除了自身的自覺規范，也可以以人為鏡，借助他人的勸誡規范自身?？吹綄Ψ缴砩嫌泻玫牡胤綍r，可以告訴他，讓對方發揚優點；注意到對方的不足后，可以勸誡對方改正。政治上同樣適用，賢臣可以通過指出君主的缺點，輔佐君主改過從善，使之成為一代明君。

其二為治國之道。中國古代多以天地為尊，認為天地是萬物的父母。楊時繼承了殷周時期天命神權、敬天保民的思想。講義中提到，人類社會的君主因為足夠聰明所以能夠當天地的繼承者，替天地管理人間的民眾，君主繼承了天地對萬物的責任，在享受萬物對天地的尊榮的同時，也需要對他的子民盡責。這也提醒了君主身在其位，須謀其職，使民眾寒有衣、饑有食。

不僅如此，楊時還將儒家“仁”的觀點與政治相聯系。君子志于儒道，食不追求飽腹，居住不追求安逸，方能安貧樂道。楊時認為，若是刻意追求飲食和居住條件，便會欲求不滿，違背了儒家所提倡的“仁”。君主進德修身，亦離不開儒家所說的“仁”，從這一方面來看，君主的仁需要比普通人思慮得更多，不僅要考慮個人的溫飽，更要重視黎民百姓的溫飽。由己及人才能夠勤政愛民，實現天下大同的美好社會。

楊時作為二程的繼承者，其編寫的講義雖留存不多，但富有層次，內涵豐富，且立于仁義，維護孔孟之道，將經書中的基本觀點與治國治民相聯系，以此勸誡君主勤政愛民，明辨是非，任用賢能。

三、宋代經筵講義的特點

（一）發揮經旨義理

不同于宋仁宗早期的經筵官解經，經筵講義并不拘泥于字詞章句與名物訓詁，而是注重發揮經旨義理。君主學習經學典籍的目的不在于讀書識字，而在于從堯舜之道中得到治理國家的啟示，這就導致經筵官在講解經學典籍時，不能單純停留在解讀字詞、章句釋義的層面，而是要向君主進一步闡明蘊含在經典中的經旨義理，為君主治國理政提供借鑒和指導。

（二）與實際相聯系

經筵講義專為君主所作，因此經筵官在解經時多從君主的角度出發，將經學典籍中的內容與君主面臨的實際相聯系，以此對君主進行勸誡。經筵講官的經筵講義層層遞進，由字詞章句和名物訓詁到經旨義理的闡明，最后再與實際相聯系，事實論據充分，具有說服力。在楊時的講義中曾用商紂王的事例警示君主，若是學習只停留在致知這一層面，而沒能明辨善惡與是非，那么就容易受奸佞小人的影響，國家的安定不會長久。商紂王之例是歷史上慘痛的一次經驗教訓，以此來勸誡君主學習不應只停留在前兩個層次上，能增加威懾力。這樣的經筵講義既將經學典籍與君主的實際相聯系，又能夠影響君主的立身行事，具有針對性和勸誡性。

（三）講義語言通俗，形式自由

經筵講義將經學典籍由書面語轉換為口頭語，并整理形成了文本講義，類似于現今的說書稿，不過更具鞭策性和針對性?！爸v義”便是講論經義、講說義理。因此，經筵講義作為儒家士大夫在經筵講學活動中的教學講稿，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篇章的大意以及蘊含的哲理，而不是用文縐縐的語言講授義理。經筵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經筵講學的形式類似于現今的課堂講學，采用經筵官先講說經義，君主提問，經筵官根據問題再進行進一步的解答和講解的形式。這樣一問一答的方式使經筵講義語言更加偏口語化。

經筵講義形式自由，不受字數、篇幅的限制，講義的篇幅長短也不一，視講解經義的需要而定，有的是九篇，有的可能只有一篇。

（四）經世致用

宋朝開國以來，國家重視文教，全面推行文治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極大激發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經筵官在設置初期，便具有顧問的功能。因此，經筵官在從經學典籍中闡發義理的同時，也會對國家政治積極獻策。楊時的《論語》講義中的“君子食無求飽”章，由君子不注重溫飽而在意精神需求的滿足，引申至君主應該考慮更多人即黎民百姓的溫飽，承擔起源自天地的責任，不讓百姓忍饑挨餓才能穩定社稷。在“貧而無諂”章中，由孔子贊賞貧窮卻樂于道，富裕而又好禮之人，引申到君主雖然擁有天底下最多的財富和資源，但是也不應該驕縱，更要克制自己的物欲，進德修身，以禮待人。這些都體現出經筵講義求索治世、致力社會民生的功能。

四、宋代經筵講義的影響

（一）教育方面

帝王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其學識涵養、品德修養以及思想觀念都會影響國家的興衰。經筵制度作為一種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用講述經學典籍中的哲理的方式，春風化雨般提高帝王的學識涵養和品德修養。經筵講義可以幫助帝王明理去弊?？鬃诱J為，人有“六弊”，這是前幾世留下的習氣，生生世世積累下來的習氣很多，所以要通過學習修正自己，去掉障蔽，恢復本性中的本善。帝王通過對經學典籍的學習可以明白道理，從而去除品德養成的障礙。

經筵講義幫助去弊后，還可以提高帝王的道德修養。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人的弊端，也可以成為人的榜樣。在楊時《論語》講義“夫子至于是邦也”章中，孔子身上所蘊含的溫和、善良、恭敬、節儉、忍讓五種德性，被視為君主的理想品德。在“慎終追遠”章中，楊時又提出孝道不是在父母去世后為未盡之事悔恨，而應在辦喪事時全心全意盡孝。這些經筵講義都能促使帝王形成正心修身和孝悌愛親的品德。

（二）政治方面

經筵是宋代士大夫切入政治的有效途徑，經筵講義則是其闡發義理、建構帝學的重要載體。從經筵講義的特點中可以看出，經筵官在講解義理的同時，也會對國家政治積極進言獻策。第一，經筵官通過對經義的闡發而介入國家政治中。神宗時，針對變法問題，司馬光與呂惠卿在經筵辯論多次。司馬光在講“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尊何故規”時，借用《荀子》的話語闡述“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的觀點，以反對新法的推行。而呂惠卿則借講《咸有一德》，以“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等帝王的故事，闡述“法不可不變”之意，擁護新法的推行；第二，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或牽制君主專權。宋史記載，宋代經筵官除講筵 “開陳經旨”外， 尚有經筵面奏、經筵札子、留身奏事等“救正闕失”的職責。在楊時的《尚書》及《論語》講義中，多次提醒君主要親賢臣遠小人，并且以歷史上亡國的教訓告誡君主敬天保民，承擔起源自天地的責任。除此之外，楊時還將儒家“仁”的觀點與政治相聯系，鼓勵君主為百姓考慮，實現儒家所倡導的大同社會。這些話語間接地對帝王治國理政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帝王從經學典籍中獲取有利于治理國家的哲理，并運用在管理國家的實踐中。

五、結語

在承襲漢、唐舊制的基礎上，宋朝形成了相當完善的經筵制度，發揮著教育、政治以及禮儀等多重功能。經筵講義是一種適應帝王欲通經史而明治道需求而生的產物。宋代的經筵講義具有由章句訓詁向發揮義理的轉變、與帝王的實際相聯系、語言通俗自然、形式自由以及經世致用等特點。經筵講官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君主闡明蘊含在經典中的經旨義理，為君主治國理政提供借鑒和指導。經筵講義作為一種帝王教育制度的產物，可以使帝王明理去蔽，提高自身道德修養。同時，它作為建構帝學的重要載體，可以使帝王從中獲取有利于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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