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視域下兩個共同體的聯動模式探析

楊亞雄, 王 濤

(蘭州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 甘肅 蘭州 730050)

2014年5月28日,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后逐步提出了一系列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論述,旨在建立共同價值追求、共有身份認同、共建美好家園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在俄羅斯莫斯科國家關系學院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彰顯了中國方案的智慧和大國責任擔當。 中國始終將自身發展寓于世界發展潮流之中,“一帶一路”倡議創造性地傳承弘揚絲綢古道的文明精神,在現實中將兩個共同體相連接,表現出極強的聯動屬性。 在當前全球面臨經濟復蘇乏力、局部局勢動蕩、經濟發展不平衡等一系列問題時,中國希望通過自己的主張和行動成為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全球經濟復蘇的貢獻者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者。 本文從“一帶一路”視角出發,通過對兩個共同體聯動模式的分析,探究推動民族復興的時代夙愿和天下大同道義理想實現的互動過程。

一、 兩個共同體理念的價值內核

在構建單一國家認同和天下大治方面,兩個共同體各自蘊含著豐富的自我底色和價值內核,形成了共生共贏的格局。 兩個共同體不僅體現了對傳統天下觀的繼承,也是對全球化命運觀的時代性轉化,具有深遠的世界性意義。

(一) 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核心思想:大一統與和而不同

“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文明的浩蕩長歌、綿延至今的原生動力,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誕生的根基所在。 從“華夷之辯”到“四海一家”[1],從“七雄五霸斗春秋”到“六王畢,四海一”,從“入主中原”到“滿漢通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大一統”思想在潛移默化中渾然一體,成為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歷史自信和文化底色。 歷史證明,“大一統”始終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主旋律和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始終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歷史譜系的生動刻畫。 近代以來,在民族危亡、內憂外患的生死關頭,中華民族共同體實現了“原生自覺”轉向“高度自覺”的自為之變。 在新的歷史方位,面對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與國內外“三股勢力”的暗潮涌動,我們須時刻秉承“大一統”思想,將其作為國家的政策導向和治理依據,凝聚中華各民族的價值共識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內容。

中國各民族的分布特點是大散居、小聚居、交錯雜居,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可兼容性。 在“一體”的前提下呈現“多元”,“多元”又內嵌于“整體”,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與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 “和”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之上,“不同”是“和”的延續表達。 正因為如此,多樣、獨特、變遷的各民族才能始終圍繞在中華民族這個完整的統一體中,真正做到“并育而不相害”,并從根本上影響了我國新型民族關系的構建和平等民族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團結統一是國家的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礎?！盵2]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真正實現各民族“各美其美”。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對“大一統”和“因俗而治”傳統政治的時代融合與超越,展現了和而不同文化傳統的獨特魅力和強大生命力,與西方“同,方能和”的治理模式有著質的差異。 可以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對和而不同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與創新發展。

(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視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中國自古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哲學,具有“大庇天下”的廣闊胸懷。 費孝通先生在杖朝之年道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若能加以哲理深描,至今仍對我們沉思“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深邃的學理啟迪[3]。 所謂“大同之美”,本質上而言是不同美的相互平衡與融合,“美”與“共”相輔相成。 我們認同和欣賞自己的美,也能發現和贊揚別人的美,再到相互贊美,最終達到美的和諧境界,這便是費孝通先生十六字箴言的真諦,可以將這種理念運用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當中。 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掌握歷史主動、解放思想、銳意進取,不僅實現了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還取得了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的歷史性成就。習近平指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盵4]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自由全面發展的“聯合體”和“人類解放”理論,堅持守正創新,創造性繼承和發展了“和而不同”的傳統文化,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追求一致化的標準,也不倡導同質化的世界,更沒有將意識形態作為準繩而區別對待其他國家,而是一種真正維護世界各國的公共利益、破解人類難題、推動多元文化交流互鑒的“天下大同”理念。 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無論是對中國夢的實現,還是對世界夢的關懷,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 兩個共同體的共生共贏格局:雙向互構,內外交融

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雙向互構的內外交融關系。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各民族歷經數千年的持續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錯雜糅的聚合實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別、膚色、民族的人們生存發展的社會共生體。 兩個共同體理念創新性地體現了小我與大我、民族與國家、國家與世界的共生共贏關系。 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可以積極融入、參與到全球治理和發展中去,為多民族國家解決民族問題帶來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同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團結合作、共生共存理念也可以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體建構提供嶄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鑒,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注入動力。 兩個共同體是雙向互構且內外交融的利益、責任、命運共同體,是休戚與共的依存關系,二者之間不應存在國際權力爭奪、利益摩擦和意識形態對立的惡性競爭。因此,兩個共同體只有實現雙向互構的聯動模式,才能實現共生共贏。

二、 “一帶一路”視域下兩個共同體聯動的現實困境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始終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方式推進共同富裕,在規則政策互商互諒深化合作的基礎上,以人心相印相牽增進感情交流,將理念轉化為實踐,將愿景轉變為現實,將“謀篇布局”轉變為“精耕細作”,兩個共同體的聯動實效日益彰顯,取得了沉甸甸、實打實的成就,但其中面臨的潛在或現實困境同樣不可忽視。

(一) 地緣政治挑戰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具有獨特的戰略價值,歷來是大國博弈的主戰場,也是我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重要國際市場。 “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將我國西部地區變成對外開放的窗口與排頭兵,這是我國擴大內需與擴大開放及西部大開發相結合的必然措施,能夠有效實現海陸聯動、南北并重、東西兼顧。然而,“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地緣政治挑戰。 第一,部分別有用心的美國政客和西方媒體將“一帶一路”倡議視為中國對外霸權擴張和利益輸出的手段和理論,“不斷鼓吹‘中國威脅論’‘資源掠奪論’‘債務威脅論’和‘腐敗輸出論’,挑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關系”[5],一部分想要與中國合作但又不明真相的國家和地區陷入猶豫之中。 “一帶一路”倡議不強調對某一域或某一環的控制,而是追求文明共存與價值共享,中國過去、現在、將來永遠都不會有侵略與同化他國的意圖。 第二,中國的地緣環境特點是:三面陸地,一面臨海,與十幾個國家接壤,其中部分國家與我國存在著領土、領海和資源爭端。 如釣魚島主權之爭是中日領土爭端的焦點,針對此歷史經緯問題雙方若無法達成共識,將會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和經略海洋布局的重大障礙。 諸如此類與我國存在地緣政治沖突的還有印度、蒙古國、尼泊爾等國家,如不能妥善和正確處理這些糾紛和摩擦,不僅會損害我國的發展利益和領土完整,還會對周邊局勢產生影響,對與全球各國的良性互動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降溫地緣爭端是兩個共同體增強聯動的較優解。

(二) 經濟安全風險

中國的對外開放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沿海開放的探索階段、加速向縱深推進和全方位開放格局的形成階段、對外開放步入歷史新階段。 中國希望以自身為錨點打通亞歐經濟大動脈,實現中國、亞歐大陸和整個世界經濟的貫通,形成一個全球互利共贏、相互協調的經濟新格局。 “一帶一路”倡議是兩個共同體聯動模式在經濟方面實現跨區域合作的新范式,這是超越平面的立體式人類經濟發展模式新架構,但其中面臨的經濟安全風險不容忽視。 第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工業化水平較低,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嚴重制約了這些國家的發展。 如中亞五國在歷史上是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成員,受計劃經濟弊端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本國經濟獨立發展的自決權,獨立后又缺乏資金與技術的支持,經濟發展緩慢,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第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結構單一,過度依賴資源型產業,經濟結構失衡。 如中亞國家擁有豐富的油氣和金屬資源,貿易主要以出口為主,受制于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抵抗外部風險能力不足,易受到外圍市場的沖擊,傳導至國內造成經濟的劇烈波動,為本國經濟的平穩發展帶來外部風險。第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部分地區政局動蕩,民族、宗教和國家問題交織在一起。 一方面,經濟政治化現象嚴重,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相互交織,政策穩定性差,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民眾生活質量無法得到有效提高,反過來又加劇了局勢的不穩定,陷入“動蕩—貧困—動蕩”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集中于大型基建項目,周期長、投資大、回報率低,這些國家通常背負高額財政赤字,因而中國政府、企業、金融機構需要面對巨大的海外投資壓力。 這為我國的對外投資選擇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延緩了“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使兩個共同體的聯動效益大打折扣。

(三) 跨文化交流障礙

跨文化交流可以增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文化理念、價值觀念的認同,對增強地區民族凝聚力、維護社會穩定具有巨大作用。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內部之間的文明沖突和對抗明顯,難以形成具有長效機制的文化合力。 語言文化差異、文化交叉性區域的“共性文化”缺失和文化對抗性的互信基礎薄弱,嚴重影響了“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語言文化差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涉及的語言有上千種,語言狀況復雜,語種繁多。 在具體的文化溝通與信息、政策傳遞過程中易產生語言上的誤解與偏差,嚴重影響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的價值判斷與情感認同。 第二,文化交叉區域的“共性文化”缺失。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相鄰文化區域內在交往中難免產生文化滲透與碰撞現象,尤其是彼此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的差異使得這種現象愈發明顯。 多方無法在文化、思想、認知方面達成一致和共識,排他性明顯,區域文化交流閉塞,難以形成普遍的文化平等、包容與認同的局面,無法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 第三,文化對抗性的互信基礎薄弱。 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著歷史遺留問題和宗教爭端,在合作中也面臨著利益角逐、分配不均和惡性競爭等問題,且相互間還存在著信息不透明、不對稱和傳播壁壘等問題。 這些觀念和行為上的沖突在無形中破壞著信任的基礎。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民風保守、文化封閉,加之外部勢力的干擾與侵蝕,使其對“一帶一路”的定位缺乏正確、理性的判斷,對于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合作心存顧慮。 這種不信任很容易摧毀各方合作的基石,不利于“一帶一路”市場的開辟和合作的可持續發展。

三、 “一帶一路”視域下兩個共同體聯動的紓解之道

面對“一帶一路”視域下兩個共同體聯動的諸多困境,我們必須堅持戰略思維,從宏觀上入手,加強頂層設計,尋求破解之策,實現兩個共同體的健康聯動,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

(一)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大國特色外交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就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預示著我們的發展之路注定與西方完全不同。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外交政策呈現出世界性、交互性、關懷性的特點。 “一帶一路”倡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大國外交創新的成果,中國愿意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落實。

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一帶一路”的發展愿景。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面向未來建構理想社會的美好理念,“一帶一路”是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愿景變為現實的重大實踐。 “一帶一路”主張在利益合作基礎之上化解地緣政治帶來的挑戰,以利為基又不止于此,從利益—情感—價值—命運共同體依次實現認知和情感的遞增,從而將“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轉變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穩定周邊局勢,妥善處理摩擦,讓“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

第二,共商共建共享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黃金合作原則。 顧名思義,“一帶一路”建設事務將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將由大家共同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成果將由大家共同分享[6]。就其關系而言,共商作為根本和立足點,為合作奠定堅實基礎;共建是核心和手段,為合作提供具體路徑;共享是目標和驅動力,激發持續合作的熱忱。 “在本質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背后聯結的是協調、團結、普惠的價值理念?！盵7]我們鼓勵各國政府、企業和團體組織協商溝通和平等對話,尊重各方意見與合理需求,避免協而不商、商而不決;我們強調在公共產品共建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項目規劃和落地,提高項目質量和建設進度,促進各方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關系上的緊密連接;我們秉持“一帶一路”的經濟、文化成果和社會效益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創共享,同時積極關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第三,正確的義利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價值取向。 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以義先行,義利并進,既不急功近利,也不搞短期主義。 一方面,義利觀中的“義”可以闡釋為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8]。 換言之就是守信念情、堅守正義、敢于擔當,歡迎周邊國家搭便車,將“一帶一路”建設為富有口碑的文明之路,兼顧社會責任和公道民心。 另一方面,可以將義利觀中的“利”理解為“一帶一路”不是簡單的“輸血”項目,而是實現共同發展的“造血”項目,不追求蠅頭小利和一己私利,而是放眼于公利、共利和多方之利,注重的是項目帶來的長期的、無形的收益。 須正確處理“義”和“利”的關系,寓義于利,以利促義,義利互濟。 沒有“義”,“一帶一路”就失去了本來的初心;沒有“利”,“一帶一路”也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只有堅持正確的義利觀,“一帶一路”才能獲得更深層次的政治認同,破解地緣政治博弈的困局。

(二) 以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助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減貧行動

貧困是國際社會公認的“無聲的危機”。 中國在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的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反貧困斗爭提供了鮮活的研究素材。 深挖其原因,其中之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我國的減貧事業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浸潤作用。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體現在政治統一、文化認同上,更體現在經濟發展上。 習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不能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盵9]因此,各民族手足相親、團結互助、共同發展,取得了中國減貧事業的巨大勝利。 “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表達了中華各民族自身發展的愿望,更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人文觀照,中國愿意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并非單純的民族自覺意識的表達,而是民族自信意識的宣言[10]。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他強調:“我們將本著開放包容精神,同愿意參與的各相關方共同努力,把‘一帶一路’建成‘減貧之路’‘增長之路’,為人類走向共同繁榮作出積極貢獻?！盵11]

第一,從“輸血”到“造血”,將“扶貧”與“扶智”相結合。 當前“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主要依靠的是被動接受援助和資金投資的“輸血”模式,對外依賴性高而對內創新力欠缺。 從短期看,可以暫時幫助其解決當下之困,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疑難問題。 “一帶一路”倡議轉變了傳統的幫扶模式,將“扶貧”與“扶智”深度結合,更注重推動受援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與創造更多實質性的就業崗位。 這種新模式強調“授人以漁”,通過激發自身的內生動力促進貧困人口自力更生,從而達到可持續的減貧效果。如充分發揮中國海外投資和建設企業的資源優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領域、各行業、各階層開展多層次的技能提升與就業吸納等教育培訓,提升其人員素質和勞動能力;幫助當地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支持當地旅游業、農業、高新產業的發展,通過“一帶一路”平臺促進技術交流和產業合作,拓展國外市場,不斷提升其“造血”功能。

第二,因地因情因人選擇減貧合作方式。 首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稟賦各不相同,要根據當地的產業基礎、地理位置、市場環境因地制宜地選擇適宜的發展方向。 如針對部分國家油氣和礦產資源豐富的特點,鼓勵、支持、引導其發展加工產業,通過賦能的方式提高產品附加值,可有效擺脫因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還可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和資源可持續利用。 其次,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貧困特征和具體國情選擇不同的援助方式。 如基礎設施較弱和交通不便的國家,應對其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教育水平低和失學率高的國家,需對其加強教育領域的合作、扶持和援助;能源短缺但農業發達的國家,對其既可以提供能源援助,也可以促進與相關國家的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 最后,根據不同的貧困群體選擇人才幫扶路徑。 如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城鄉發展懸殊,需加強對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的技能培訓;弱勢群體缺乏謀生手段的,需為其提供職業生存技能培訓;缺乏高精尖專業人才的,需為其關鍵行業培育急需人才,提供智庫交流平臺。 總之,通過靈活、多元、創新的援助模式與方式,中國可以更加精準有效地開展“一帶一路”減貧行動,這也是我國精準扶貧經驗在他國的具體實踐。

(三) 構建“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

“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盵12]滕尼斯強調人們在相互生活的基礎之上形成個體對群體的認同和歸屬,進而上升為血緣、地緣和精神共同體。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傳承與厚重的人文底蘊,是一個切切實實存在的文化共同體,“一帶一路”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是滿懷人文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 它承載著共同的人文精神,是連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人民歷史文化記憶及現實情感訴求的紐帶。 能否把“一帶一路”建設為民心相通的文化共同體,這決定著“一帶一路”建設能否行穩致遠。

第一,推進語言建設是構建“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的前提。 語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先行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政策宣傳、項目落實、政治交往及溝通橋梁的搭建都離不開語言這一基本要素。 首先,“一帶一路”倡議要優化語言人才培養方案。 堅持教育對外開放,大力培養本土雙語翻譯人才,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來華留學生名額,加快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孔子學院語言傳播機構的建設模式,與各國共同培養復合型、國際性、應用型語言人才,鼓勵扶持境外合資辦學,優化定向語言人才的委培方案,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與智力支持。 其次,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語言互通還需充分利用智能語言技術。 大數據、語音識別和機器翻譯軟件能有效縮小人們的溝通誤差。因此,應精準定位語言翻譯軟件的受眾群體,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數據庫和云平臺的搭建,提供在線、定制化和個性化的語言解決方案,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語言數字設備和語言服務平臺的應用,以數字化賦能語言文化交流互動,以“年輕”的技術使“古老”的語言煥發生機,實現語言文化和數字技術的動態融合,為“一帶一路”的“五通”建設搭建好語言橋梁。 最后,突出“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和政策導向。 加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理論、絲路話語體系的創新,發掘海外僑胞的資源優勢并作為力量補充,從語言交互視角為“一帶一路”人文建設提供具有針對性和戰略性的咨詢意見,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和戰略合作,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語言支持和文化條件。

第二,營造文化共生環境是構建“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的支點。 構建“一帶一路”文化交流之道必須找到彼此文化中共通相融的交叉部分,以此為基準,營造良好的文化共生環境,實現思想上的認同和情感上的共鳴,讓“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認清彼此是共生聯結的統一體,才能彌合共性文化的缺失和隔閡。 例如,“一帶一路”倡議堅持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綢之路”精神,提出了“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新文明觀[13],契合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文化發展的需求,順應了區域經濟合作的潮流,得到積極響應和參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展現氣度與風范,在人類和平與發展、區域之間團結與協作、經貿上自由與公正等涉及多方主體及利益重疊的部分,展現胸懷天下的雅量與諒解包容的氣度。 要避免“灌輸式”交流,多從雙方的角度與立場去考慮,加強雙向話語溝通與雙向情感傳遞,以平等、互助、友善的合作姿態去增進彼此情感,從而打造包容、和諧、共生的文化環境,能有效抵消共有文化缺失帶來的負面效應。 以文明交流互鑒取代文明對抗、文明沖突,把區域多樣性和國別差異性轉化為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平發展的活力與動力。 只有不斷挖掘這些極具代表性和“共主體性”認可的共同文化價值和共生文化環境,才能使之成為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力量,有效構建交融共生的文化共同體。

第三,增進政治互信是構建“一帶一路”文化共同體的保障。 “一帶一路”倡議要取得更為顯著的實效,政治互信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首先要破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猜疑和誤解?！耙粠б宦贰背h不是某一方的獨角戲,而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合唱;也不是哪一國的私家小路,而是所有參與國的陽光大道。 其次是緩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分歧與矛盾,溝通產生認同,理解促成共識。 以人文溝通、合作共贏的構想打造政治互信、經濟共進、文化包容的利益、責任共同體。 最后是要妥善應對好區域外大國的阻撓、反對和抹黑。 弘揚開放包容與和平友好的精神,從原則、目標、路徑多維度不斷革新并完善合作體系,緩解、打消部分國家的疑慮。 講清“一帶一路”倡議的公共性、世界性,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開拓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空間,不搞兩敗俱傷的零和博弈。 樹立扶危濟困的大國形象,讓參與其中的國家都有利可得,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強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信心,增強各國的政治互信基礎,使“一帶一路”倡議獲得更大范圍的支持和更深層次的認同。